閱讀方向和時間認知

過去研究（Fuhrman & Boroditsky, 2010; Oullet, Santiago, Israeli &

Gabay, 2010; Román, El Fathi & Santiago, 2013）建議，文字的書寫方向會影 響人的時間認知。英文和西班牙文是從右到左寫的和看的，因此英文和西 班牙文為母語的人將時間安排從左到右。希伯來語則是從右到左寫和看的，

希伯來語為母語的人將時間安排從右到左。傳統下，中文的排版方式是垂 直的，從上到下，從右到左。在中國大陸排版方式是 1956 年改的（Fuhrman, McCormic, Chen, Jiang, Shu, Mao, & Boroditsky, 2011）從垂直的改成水平的，

所出版的文件是從左到右寫的。在台灣水平的和垂直的排版方式都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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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橫向的偏向，不過，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受試者比較喜歡「左右」的軸 線，阿拉伯語為母語的受試者則比較喜歡「右左」的軸線。

Fuhrman & Boroditsky（2010）進行三個實驗來探討書寫方式對於時間 認知的影響；受試者為英文和希伯來語為母語的人。實驗一請受試者將動

25 者的比較，Fuhrman et al. (2011)認為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的直向偏向來自 於時空隱喻，而不是排版方式的經驗。

中文裡「前後」時空隱喻的比率大約占三分之二，「上下」時空隱喻 的比率只大約占三分之一（Chen, 2007）。不過 Fuhrman et al. (2011)建議，

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沒有顯示矢狀的偏向，只有垂直的偏向。英文為母語

在台灣垂直的閱讀和書寫方式亦十分普遍。因此 Chen & O'Seaghdha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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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美國受試者比起來，中國大陸和台灣受試者的反應方式比較像，

該結果跟時空隱喻有關，而不是跟排版方式。如果，跟台灣受試者比起來，

美國和大陸受試者的反應方式比較像，該結果則跟排版方式有關，而非跟 時空隱喻有關。結果發現，美國和中國大陸受試者顯示橫向的常態效果，

而非顯示垂直的常態效果。台灣受試者則顯示垂直的常態效果，而非顯示 橫向的常態效果。

圖 二-7 平均反應時間和標準差

（轉引自 Chen & O'Seaghdha, 2013, p.12）

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受試者不同的反應方式來自於不同的排版經驗，

而不是不同的時空隱喻。另外，Chen & O'Seaghdha（2013）建議，過去研 究（Boroditsky et al., 2011; Fuhrman et al., 2011）中文和英文為母語的受試 者的不同，亦可能部分地來自不同的閱讀和書寫的方式。

Bergen and Chan Lau (2012)採用動作事件卡的實驗，得到跟 C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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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aghdha（2013）類似的結果，支持文字排版方向影響人的時間認知之 假說：英文母語者、中國大陸的中文母語者和台灣的中文母語者，將動作 事件卡排列從早到晚。動作事件卡顯示生物的成長過程，例如「種子－幼 樹－樹」等等。結果發現，英文母語者將卡片都安排從左到右；中國大陸 的中文母語者顯示橫向的偏向，大部分的受試者將卡片安排從左到右，少 數的受試者將卡片安排從上到下；台灣中文母語者採用橫向和直向的方式。

將卡片安排從左到右和從上到下的人數最多，接著從右到左的方向。該結 果反映各地的文字排版方向，強調排版方向對時間認知的影響。

de Sousa (2012)亦研究語言裡的哪一種空間方面對時間認知是最有力 的，比較不同年齡的廣東話母語者。在香港和澳門傳統的書寫方向是從上 到下，不過 1920 年代，由於歐洲文化的影響，橫向的文字排版方向越來 越普遍。1950 年代之前，主要的橫向排版方向是從右到左，之後橫向的排 版方向逐步地改變，到 1970 年代從左到右的排版方向變成主流。de Sousa 進行兩種實驗：實驗一為動作事件卡的實驗，實驗二實為驗者問受試者時 間的問題，受試者用手來指出。例如，實驗者拿著一顆堅果在受試者的眼 前，告訴他那顆堅果代表現在。受試者拿著兩顆堅果，一顆代表早，一顆 代表晚，要放在代表「現在」的堅果附近。結果發現，出生於 1950 年代 之前的受試者偏向於右／左軸線，出生於 1970 年代之後的受試者偏向於 左／右軸線。雖然受試者的人數不多（總共 10 位），不過結果指出文字排 版方向為影響時間認知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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