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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of Finland’s Education System: Competition Replaced by Common Good

Lin, Shu-Hua

Teacher, Taipei Municipal Xiyuan Elementary School Chang, Fen-Fen

Professor & Chair, Department of learning and Materials Design,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ough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domestic studies explor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Finland, few of them examined the ideology supporting that system. .Instead of offering synopsis of Finland’s education system, the study examined the ideas of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policies. After all, the orientation of ideas hidden in them may be more valuable. Through analyzing the ideology of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this study helped the readers gain insight into the unique educational ideals and actions supporting this country’s successful education experience. A key notion here is that for Finnish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ich include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focus is on common good rather than competitions.

This paper comprises three parts. First, the investigators discussed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Finland, starting from the booming of this small nation. In this section, the investigators introduced major education reform policies of Finland chronologically. In the second part, the investigators described characteristics of Finland’s education, comprising good quali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mart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divisions, and an honesty and trust based social culture. In the third part, the investigators analyzed Finland’s anti-competition ideas and actions. The six education concepts reviewed by the investigators were equality, homogeneity, learning, justice, evalu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the last part, the investigators summarized inspirations gained from the Finn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this section included lessons learned from Finland regarding attaining competitiveness from overlooking it, and reflections for Taiwan in terms of the trend of students a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Keywords: Education system, Finland, Accountability,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mmon good

壹、前言

自 1990 年代迄今,英美等國均致力推動各種教育評鑑,加拿大學者 Levin(1998)戲稱這種教育評鑑的風潮與狂熱為「流行病」。此種對公立學校的績 效責任(accountability)考核政策,係出自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管理主義 思維,認為學校教育之所以缺乏效能,乃因科層體制(bureaucracy)的僵化,故 政府應仿效企業經營方式,以績效評鑑及獎懲機制來提升學校服務品質,並將學 校教育市場化,讓消費者選擇,以促進學校之間的競爭。然而,當新自由主義及 新管理主義的風潮席捲各國,英美各國紛紛由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觀點 出發,制訂許多評鑑、考核、測驗的教育政策與措施之際,芬蘭選擇了一條截然 不同的道路。

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趨動了美國的教育體系進行大規模的科技 發展與數理領域的創新。1980 年代之後,美國進行了各種教育任務與計劃,提出 了更堅實的課程要求、全國一致的教育標準、更著重師資競爭,讓校際之間的競 爭加劇,也讓教師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但是過去這二三十年來,美國的師資表 現及標準,卻在國際評比中每況愈下(林曉欽譯,2013),美國強力執行績效責 任,從上到下的干預,市場的機制、自由競爭、標準化的成就測驗等,美國種種 教改政策在過去二十年間,從布希總統時代的「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簡稱

「NCLB 法案」)到歐巴馬總統當政的「Race to the Top」計畫,制定與執行許多 換湯不換藥的內容,重視學生測驗成績的結果,卻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弊端。

2011 年 7 月美國爆發多起學測弊案,全美至少有 44 個學校發生篡改學生成 績的情事(Severson, 2011),有超過 178 位教育人員被控造假,有的是校長指示 教師篡改學生的答案,有的是教師在測驗中直接讓學生抄襲標準答案,這一切皆 為符合「NCLB 法案」中對於學生測驗成績的規定,此即為績效掛帥下造成的弊 端。2012 年 7 月,美國的教師發起了「救救我們的學校」(Save Our Schools)的 抗議活動(甘平治,2011),可知若將績效制視為教育的萬靈丹,將會扭曲教育 本質,導致種種為了績效不擇手段的現象,重績效的競爭,不會帶來共好。

芬 蘭 中 學 生 在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簡稱 OECD),2000 年所舉辦的 PISA1(國際學生評量計劃,簡稱

1 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and Cooperation,簡稱 OECD)從 2000 年起每隔三年進行一次「國際學生評量計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評量項目包含數學、科學、閱讀和邏輯解題等四大素養。從 2000 年開始,有 43 個國家,

共計 25 萬名 15 歲的中學生參與, 2003 年有 41 個國家參加,之後參加的人數有增加的趨勢,

2006 年有 57 個國家參加,2009 年有 65 個國家,2012 年增加到 68 個國家,每個國家正式施測

PISA)測驗中表現得十分亮眼,國際間紛紛注意到芬蘭教育的卓越,也讓人好奇 芬蘭教育究竟有何獨到處?本文探索芬蘭教改之路,看到許多獨特且具啓發性的 觀點。雖然目前台灣介紹芬蘭教育制度的文章已不在少數,但是針對政策所藴涵 的價值觀進行評析的文章卻不多見,本文重點不在介紹芬蘭的教育制度,而是針 對制度或政策背後的觀念與社會文化,做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因為行政並非只有 政策、制度、措施或規定,政策中蘊含的理念觀點往往更具啓發性。本文發現芬 蘭教育制度,對於學校、教師與學生等學習組織或個體,深層藴涵的價值觀皆為

「共好」而非「競爭」。

貳、芬蘭的教改之路

以下分「芬蘭之小國崛起」及「芬蘭之教改政策」兩個部分,介紹芬蘭的教 改之路。

一、芬蘭之小國崛起

芬蘭的國土面積是台灣的 9 倍大,總人口約 550 萬,尚不及台灣的 25%,有 25%領土在北極圈內(維基百科,2013b)。在近代史上,芬蘭是飽受周邊強權侵 凌的國家,瑞典、俄國、德國,都曾在芬蘭留下殖民與戰爭的印記。1950 年代,

芬蘭工業與經濟發展是建構在投資取向的經濟體系上,經濟產品主要是以機械、

工程與森林工業為基礎。1970 年代後期,芬蘭的研究與發展力在 OECD 的評比 一度敬陪末座,到了 1980 年代末期,芬蘭轉向專業化的產品與貿易的研發(國 立教育資料館編,2010),自此逐漸展現了驚人的發展力,進入 21 世紀之後,芬 蘭不但成為國家競爭力排名前茅的國家,在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廉 能效率、志工社群、資訊科技、文化創意、藝術音樂、教育成就等方面,更成為 成為「小而美」、「小而強」的國家。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 WEF)的資料,2002 年 到 2005 年,芬蘭連續 3 年被評比為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全球競爭力評 比中,芬蘭從 2002 至 2006 連續四度世界第一,2009 年到 2010 年的競爭力均名 列前茅,排名全球第 6(WEF, 2010)。同時,芬蘭政府在「國家競爭力」、「資訊 科技能力」、「教育成就」等各項評比上都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這個小國憑藉的 不只是森林及湖泊等天然資源,而是芬蘭人民體認到教育才是社會的核心價值,

教育才是建構國力與延續民族生命力的根基,也因此,芬蘭在教育和研發的投資

的學生人數約 4,500~10,000 之間。

相當的多,這兩筆經費每年佔去 10%的 GDP(OECD, 2010)。

自 2000 年開始,OECD 每三年舉辦 15 歲學生能力評估測驗「國際學生評量 計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芬蘭青少年連 續兩屆在「閱讀能力」與「科學能力」兩項評比摘冠,「解決問題」和「數學」

則位居第二,教育已然成為芬蘭最重要的「芬蘭識別」(吳祥輝,2006)、最成功 的「出口產品」(蕭富元,2008)。美國、韓國、日本、英國、南非等各國教育機 構與領導,莫不遠到芬蘭取經,為的就是汲取「芬蘭第一」的經驗。

二、芬蘭之教改政策

芬蘭今日出色的教育成績,並非一步到位、自此平步青雲的教改結果,而是 經歷了好幾個世代的檢討、革新與調整(洪蘭譯,2008;陳之華,2008a;陳照 雄,2007;許智偉,2002)。芬蘭在 1917 年爭取獨立之前,有將近八百年是處於 瑞典和俄羅斯兩大強國之間,建國後的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對抗蘇聯,讓 芬蘭民族認清要建立堅強的國力,必須從培養人才開始,也唯有教育才能重建社 會、厚植國力。

芬蘭的正規教育體系包含學前教育、國民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芬蘭 的國民教育,在教育改革前採能力分流雙軌制,70 年代推動教改,學校重組並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一貫化(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3a)。中等教 育則分為「普通高中」及「初級職業學校」,16-19 歲的青年學子可以在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後,透過聯合申請系統申請高中或職業學校(張家倩,2007a;張家倩,

2007b)。芬蘭於 90 年代推動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全國成立 29 所技術學院培養勞 動市場導向的高階人力資源(張家倩,2007c)。以下簡要彙整芬蘭重要的教改政 策於表 1,並說明於表 1 之後:

表 1:芬蘭不同階段的教育政策彙整表

年 代 階 段 重要措施 1917 年~

1969 年

鬆動學職分 流的傳統

1. 1964~1968 年擬定分流制度改為九年一貫基礎教育 之決策。

2. 1965 年針對師資培育與在職進修管道進行革新。

1970 年~

1990 年

奠定教育改 革的基礎

1. 1972~1977 年將基礎教育改為實施單軌制的綜合 學校。

2.學校必須依照中央政府制定的課程規範。

1990 年至

邁向平等的 新格局

1.教育機會均等,教育一切免費。

2.教育決策走向地方分權,由中央規劃課程綱要,其 餘措施由各校決定。

3.廢除教科書預審制度。

(一) 1917 年~1969 年:鬆動學職分流的傳統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芬蘭,採行的是德國式的「十歲分流制」,也就 是「學職雙軌制」。所謂的「十歲分流」,是在孩子讀小學四年級時,就必須決定 自己的未來是要升學?還是走向技職?當時芬蘭的社會民主黨派,開始推動改革 學職分流的傳統,選擇遵循瑞典的模式,將舊有雙軌式「菁英」與「職工」自幼 即分流的體制,逐漸改為現代化的九年一貫基礎教育(張家倩,2007c)。

醖釀改革之時所引起的質疑聲浪頗大,一直到 1963 年,芬蘭國會決議推動 基礎教育新學制,全面實施九年基本教育學制一貫化,同時亦針對師資培育與在 職進修進行革新(Aho et al., 2006)。1965 年教育部成立「教師培育改革委員會」,

提出師培基本方針,定位教師的角色為生活輔導者與學習引導者,而非資訊傳遞 者;同時,教師必須藉由進修提升教學品質,維持專業水準(Aho et al., 2006)。

(二) 1970 年~1990 年:奠定教育改革的基礎

1972 年到 1977 年之間,芬蘭逐步廢除了「學職雙軌十歲分流」制,而將國 民中小學改成單軌的綜合學校(The Comprehensive School)(許智偉,2002),綜 合學校取代了八年制的義務教育和文法學校,形成九年制的義務教育,其目的在 使基礎教育更趨向「平等」,讓孩子們都能接受相同體制的教育,一直到 15 歲青 少年階段之後,才需面對「學職雙軌」的抉擇,而綜合學校的改革也意味著芬蘭

1972 年到 1977 年之間,芬蘭逐步廢除了「學職雙軌十歲分流」制,而將國 民中小學改成單軌的綜合學校(The Comprehensive School)(許智偉,2002),綜 合學校取代了八年制的義務教育和文法學校,形成九年制的義務教育,其目的在 使基礎教育更趨向「平等」,讓孩子們都能接受相同體制的教育,一直到 15 歲青 少年階段之後,才需面對「學職雙軌」的抉擇,而綜合學校的改革也意味著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