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誌教學：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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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教學：

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參與式傳播為例

卜衛

* 投稿日期：2009 年 7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09 年 9 月 21 日 *_{卜衛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 聞系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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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誌教學指的是將民族誌作為一種方法來教學。這篇論文基於2008 年 10 月至 2009 年 6 月系列教學活動「打工文化藝術節的參與式傳播」，描述和分析了民族誌教學的緣由、目的、過程和結果以及批判教育學的理論和方法在此教學過程中的應用，並討論了民族誌教學面臨的挑戰及其應對。研究發現，民族誌教學的主要益處是能夠促進學生對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討論，從局內人的視角來理解所研究的異群體的行動及其關於行動的解釋，並有可能從實踐出發來反省理論的適用性。關鍵詞：民族誌、教學、批判教育學、局內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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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教學指的是將民族誌作為一種方法來教學。民族誌教學究竟有什麼樣的特徵以及會給處於一定情境中的學生們帶來何種變化？這篇論文將基於2008 年 10 月至 2009 年 6 月系列教學活動「打工文化藝術節的參與式傳播」，來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它分為四個部分：1. 民族誌教學的緣由與目的；2. 民族誌教學的理論和方法論；3. 民族誌教學的過程與結果；以及，4. 民族誌教學的挑戰及其應對。

壹、民族誌教學的緣由與目的

為什麼要採用民族誌教學？它的目標是什麼？為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看我們的教學面臨著什麼問題？民族誌教學的特徵是什麼？以及它可能在何種程度上解決這些面臨的問題。

一、教學面臨的問題

我和我的同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為碩士博士開設兩門課程，一門是「傳播學研究方法」（起自 2000 年），另一門是「傳播與社會發展」（始自 2007 年）。在對學生學習的觀察中以及與學生的交流中，發現：第一，學生背誦標準答案的習慣，導致學生所學的傳播學知識大都來自書本，且相信書本知識；第二，書本知識大都來自西方國家和國內「權威」，學生未能從實踐的角度，從一定的傳播情境出發批判性地討論這些知識的適宜性，亦缺少一定的能力對這些知識進行批判性地反省；第三，較少有機會深入學習和討論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方法論，對從經驗出發進行研究的思維模式感到陌生。總之，學生的學習遠離中國傳播情境下的實際情況，用現成的或西方的理論來套用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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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並不少見。但這些問題並不能在課堂上得到有效解決。因此，在九年的傳播學研究方法課程中，我們都設法為學生提供一些實踐研究的機會，在實踐中討論研究方法甚至方法論。在每年的方法課課前調查中，學生們最多的要求也是「希望到實地去做研究」。

二、課題研究的需要

用研究課題來帶研究生的七年經驗顯示，這是一種學習做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2007 年，我們開始一個新的課題研究「邊緣群體與媒介賦權——中國流動人口研究」（簡稱「移民、傳播與賦權」）。在設計這個研究時，我們討論了媒介研究的現狀。例如，有關中國大眾媒介及媒介新技術的研究很多，但缺少從中小階層或邊緣群體視角的研究，缺少移民勞工群體的媒介使用及培力的研究。出版物多以社會主流群體的好惡及城市主流媒介的發展為研究出發點。即便有大眾媒體受眾研究、互聯網線民調查和電子政務研究等方面的新進展，其目的主要是市場佔有或是為了「教育」和「提高」民眾。然而，中下階層尤其是邊緣群體民眾是如何使用媒介進行交流的？他們的媒介觀念如何？哪些資訊管道能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改善他們的現實處境？在實際生活中，媒介培力到底採用怎樣的具體方式？哪些因素對媒介培力起到促進或阻礙的作用？這些問題遠未得到充分探討。因此，這個研究計畫用五年時間，1以流動人口為切入點，通過參與式行動研究試圖探討（1）何種媒介；（2）何種媒介的使用方式和作用方式；以及（3）採取何種行動可以促進移民勞工發聲和通過傳播培力。「移民、傳播與賦權」的研究項目在設計上採用與以往不同的取向：第一，以移民勞工群體及其面臨的實際問題為研究出發點，而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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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媒體技術為中心。凡是他們使用的媒介，無論大小、無論新舊，都將納入本研究的範圍。第二，這個專案將系統採用參與式行動研究。主要的行動是參與式媒介培訓和發展實驗媒體——數字博物館、民眾戲劇、社區報紙或雜誌、獨立影像、新工人文化詞典、博客（漂博）以及打工文化藝術節等。課題研究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現狀的描述與分析（ Mapping），第二階段為行動研究。總共有八位碩士博士生參與了兩個階段的課題研究，其中四位碩士研究生獨立承擔了第一階段的研究課題，他們的研究題目分別是：（1）移民勞工的媒介使用模式與資訊需求研究；（2）性別、身份認同與年輕移民女性的新媒介使用；（3）主流媒介中的關於「討薪」報導的框架分析；（4）中央電視臺 25 年「春晚」中農民及農民工的形象變遷分析等。但是，他們對移民勞工的生活和發展環境及其文化非常陌生。對他們來說，其研究對象幾乎是一個異群體。這就需要我們為他們提供機會去熟悉這一群體。

三、民族誌教學的特徵

「對一群有共用文化模式的人進行研究稱為民族誌。它描述和解釋一個文化或社會群體可被觀察和學習的行為模式、習俗和生活方式」（ Miller & Salkind, 2004: 145）。民族誌長期以來被奉為一種方法或一種理論取向，甚至是人類學內的一種哲學範式，最近被推廣到文化研究、文學理論、民俗學、性別研究、社會學、文化地理學和社會心理學的研究中。無論它被應用到何種領域，都有一個核心假設，即通過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進行親密的和相對長期的互動，相對於採用其他方法，民族誌學者們都能更好地理解他們的研究物件的信仰、動機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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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sley, 1992；轉引自 Tedlock, 2007: 488）。

民族誌現已發展出「批判」的取向。批判性民族誌集中於權力、社會公正、壓迫等社會議題，主張解放社會中的邊緣群體，試圖通過他們的研究起到反對不平等和壓迫的作用。其研究目的是防止所研究的物件被進一步邊緣化。研究者本人也置身於被審視的文本之中，並反思自己的角色（Miller & Salkind, 2004: 146）。

民族誌教學即是將民族誌作為一種方法來進行教學，其特徵來自於民族誌方法本身的特徵： 1. 田野調查是瞭解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的主要方式。它不是快速收集資訊，而是要通過進入特定群體的社會，與他們長期的互動接觸和移情理解來獲得特定人群的語言、行為方式和事件的意義。 2. 從整體論的角度瞭解特定人群及其文化。將特定人群及其文化放置到更完整的背景中去理解。 3. 從局內人的視角去理解他們的經驗及其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誌不是要調查一個特定群體，而是要向特定群體學習。 4. 通過反省研究者身份的轉換即「學者與學徒」（Tedlock, 2007: 491）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如何共同建構事實來不斷地探討研究的客觀性。 5. 批判民族誌挑戰社會現狀，關注權力與控制。以上田野調查、整體論、局內人視角、反省研究者身份及其與被研究者的互動、批判的取向等五個特徵均可能有助於學生較深入地瞭解和理解移民勞工群體及其媒介使用、共用文化和政治上發聲，並能學習反省其研究的客觀性。因此，我們需要帶領學生進入移民勞工的田野，以使學生更廣泛深入的瞭解移民勞工媒介使用模式的背景和勞工文化發展的歷史和現狀，並能結合自己的課題，對主流媒介中對勞工議題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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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批判性的反思。

貳、民族誌教學的理論、方法論和方法

結合研究課題「移民、傳播與賦權」，民族誌教學採用了批判教育學的理論觀點。「培力」是其核心概念之一。如何理解「培力」？Henry A. Giroux 認為，「它是一種批判性的思維和行動的能力。這個概念具有雙重指向，既對個人而言，也對社會而言。個人的自由和天賦能力必須得到最大限度的發展，但個人的能力又必須與民主緊密相連，這是因為社會改善一定是個人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激進教育家把學校看作是社會形式，這些形式應當培養人們具有思考、行動、成為主體和能夠理解其思想所承擔義務的限制的能力。激進教育家相信，社會形式與人的社會能力是這樣一種關係，人的能力在社會形式中逐步受到培養，反過來又向這種形式本身提出疑問。而當今主流的教育哲學想要的卻是教育人們去適應那些社會形式，而不是批判地質疑它們。」（Giroux, 1992: 11）他進一步指出，在教育領域中佔據著統治地位的理論表述，一般都將學校教育的目的功利化了，它們要麼主張給予那些成為主要社會管理者的精英階層以受教育的特權，要麼大大縮小教育的外延，使學校僅僅成為培訓勞動力的工廠。傳統主義者缺少一種有關學校如何在塑造公共生活中發揮主要作用的理論表述（Giroux, 1992: 11-12），這是當今教育最需要反省的問題之一。對學生個人來說，教育學應該考慮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既成為我們自我塑造的主體，又能在任何時候為社會做貢獻？一個人怎樣才能認識自我，怎樣在歷史長河中為自己定位？我們怎樣將知識的問題與權力聯繫起來，我們怎樣認識現有教育機構甚或我們這個時代所具有的局限性？（Giroux,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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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教育是一種包括權力、歷史、自我認同、集體能動性和鬥爭的可能性的問題領域（Giroux, 1992: 88）。 Giroux 指出，社會關係必須在權力範圍內加以理解。教育的首要認為就是幫助學生在權力的框架內理解社會的建構。批判教育學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方法。這一過程的最終目標是賦予學生權力。在他那裡，賦予權力是指一個過程，學生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了批判地運用存在於他們直接經驗之外的知識的方法，目的是加深他們對自身和對世界的理解，並提供更多的可能性，以使人們轉變其對人類生活方式想當然的理解。換言之，當學生獲得了用以改變世界經濟狀況和社會狀況的知識和批判思維方法之後，他們就擁有了權力。賦予權力的核心問題是尋找那些可以消除社會不公正和減少權力不平等的方法（Spring, 1999: 39-40）。作為一種教育方法，批判教學法給予所有參與者表達意見的權力。總的來說，其目的是幫助人們理解自己為什麼會這樣思維。也就是說，此方法是要幫助人們理解知識的社會建構如何決定了人們相信何物為真以及他們如何解釋周圍世界（Spring, 1999: 41）。處於權力關係中的人們，通常在不同的層面上處於壓迫者或被壓迫者的位置。但「被壓迫者並不是邊緣人，不是生活在社會外部的人，他們一直處在內部－處在使他們成為「為他人的存在」的結構內部。解決的辦法不是將他們「融入」壓迫者結構，而是改變這一結構，使他們成為「為自己的存在」（Freire, 2007: 74），這其實就是培力的過程。批判教育學提出要培養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即為學生提供發展批判能力的機會，以挑戰和改造現存社會的政治的形式，而不僅是適應它們。它也意味著，向學生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技能，使他們能在歷史中為自己定位，發現自己的聲音，提供運用公民勇氣、冒險、擴大民主的公共生活需要的習慣、慣例和社會關係所必需的信心和「共情」（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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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88）。

與批判教育學理論相適應的，在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取向（the positivistic or empirical approach）、解釋的或詮釋學取向的（the inter-pretive or hermeneutic approach）和批判的取向（the critical approach）之間，我們更強調批判的取向。批判的社會科學取向是一種質疑已為人們所接受的各種制度和既定假設的特殊態度。面對一個研究問題時，研究者會質疑這個研究問題反映的是誰的視角？誰被展示在這個研究領域中？目的是什麼？他們是行動者還是對象，還是根本就沒有出現？如果出現了，是否以他們的視角和經驗來定義和敍述事實？等等。批判的社會科學將知識與權力聯繫在一起，指出掌握權力的人將知識變成保持現狀的工具。比如，就性別研究而言，要質疑為什麼當男性而不是女性找不到工作時，更容易相信是家庭面臨失業問題；為什麼我們有未婚媽媽的概念，但從沒有未婚爸爸的概念；以及研究家庭內夫妻使用電腦，同時就將一夫一妻合理化，將單親家庭、同性家庭和跨性別家庭邊緣化等等。又如，使用批判的社會科學態度來看媒介素養教育的定量調查結果，你就會問，為什麼所有的人包括流動人口、農民、婦女、兒童青少年、少數族群等都被知識份子的研究證明是「素質低」的？誰來制定關於素質的標準？根據哪個階層人群的經驗來制定的標準？誰從這個標準中獲益？在討論 2009 年金融危機導致大量移民勞工失業問題時，為什麼學者們會提出讓移民勞工返鄉就業？這一政策將有利於誰？將導致誰更多地承擔金融危機的後果？等等。在田野工作時，主要的教學方法是提問和集體討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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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過程與結果：「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參與

式傳播

一、田野描述

田野為研究夥伴「北京工友之家」所在地皮村。這是位於北京朝陽區東五環外的一個村莊，處於北京的一個邊緣地帶。根據村支書，皮村本地人口約 1600 人，外地移民約 5000-8000 人，是一個典型的流動人口聚居區。目前村民大都不種地了，以出租房屋給外地人為主要生活來源之一。「北京工友之家」成立於 2002 年，是一個以傳播勞工文化、宣導勞動價值為宗旨的移民勞工 NGO，其口號是「以歌聲呐喊，以文藝維權」。目前建有中國第一個打工文化博物館、新工人劇團（含原打工青年藝術團）、同心實驗小學、同心互惠商店和勞工維權熱線等。其所擁有的主要媒介包括民眾戲劇、工人音樂專輯、社區報紙、獨立影像（DV 電影和記錄片）、四個網站和兩個博客等。選定皮村作為田野，是因為這裏是勞工文化發生的重要場地之一，師生們可以在這裏結合移民勞工的日常生活，其所創造的具體的文化表現形態重新思考傳播學理論，包括傳播培力、發展傳播學以及文化研究等重要議題。

二、教學的核心內容建構

在這樣一個田野裏，我們應該學什麼？按照批判媒介教育學的原則，教學的核心內容應該建立在學生經驗的基礎上，與學生共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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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與學生／參與者共同建構的核心內容的方法，在批判教育學裏稱為「調查生成主題」，指的是「調查人對現實的所思所為，即人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和人民（他們通常被看作是調查的對象）成為合作調查者（co-investigators）（Freire, 2007: 106），以發現教育的主題。要找到教育的專案內容，我們必須投身到作為人的仲介的現實之中，必須瞭解教育工作者和人民對現實的理解。調查我所說的人民的「主題域（thematic universe）——他們的『生成主題』的集合體——意味著教育對話作為自由實踐的真正開始。調查的方法必須是對話式的，既為發現生成主題創造機會，也為刺激人民有關這些主題的意識提供機會。與對話教育的解放目的相一致，調查的對象不是人（似乎他們是結構上的碎塊），而是人描述現實的思想-語言，他們認識現實的層次，以及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生成主題就存在於其中」（Freire, 2007: 96-97）。Freire 還說明：「我們的任務不應是向人民談說我們自己的世界觀，也不是把這種世界觀強加於人，而要與目前的處境作為問題對話，討論彼此的世界觀。我們必須認識到，他們以種種行為方式表露出來的世界觀，反映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Freire, 2007: 96）。調查的主要方法是提問題和與學生對話。從對話中學習描述他們生活的詞語，這些詞語就構成了老師教授閱讀的基礎。這樣，學生如何閱讀和與學習如何看待世界之間就有了直接聯繫。「問題」要從觀察學生生活開始，從生活中產生（Spring, 1999: 152）。不難看出，這種建構教育核心內容的方法與目前的教育體系有較大的衝突。解決這種衝突的主要方法是：教師要不斷地反思教師與學生的權力關係。田野教學工作的主要做法是：第一，與學生討論他們的相關經驗及看法。他們的家庭、他們生活圈以及他們的研究中都出現過哪些流動人群，這些人群的媒介經驗如何。第二，在田野中我們會遇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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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這些問題進行歸納並提出學習內容的需求。第三，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採用教師授課、互動學習（包括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師生與勞工之間的學習）和集體討論的方法，嘗試解決學生遇到的問題。諸如為完成這個課題我們到底需要什麼知識？如何學習和使用這些知識？並聯繫田野實踐對這些知識進行反思等。 2008 年 10 月以後，學生們開始逐漸熟悉田野。但之前上過的正式課程「傳播學研究方法」與「傳播與社會發展」（二者又以後者為主要內容）並未與他們的田野工作聯繫起來。學生們提出了「打工青年藝術團的實踐與我們所學的傳播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其實就是在一定情境下如何建立實踐與理論的聯繫。我們首先一起在皮村進行觀察和訪問，瞭解移民勞工正在使用哪些媒介，哪些媒介是在主流文化的框架下使用，而哪些媒介可以用來發聲等。然後針對皮村的傳播實踐，我們提供了一門「打工青年藝術團的傳播學研究」課程，內容涵蓋文化研究、發展傳播學、另類媒介、媒介素養教育、ICT 與社會發展、批判的社會科學、研究倫理等。這是一門非正式課程，是在田野課題組會議、影像編輯會議、藝術節傳播策劃以及日常活動中逐漸展開討論的。除了上述內容，學生們被鼓勵相互學習。課題組內的社會性別培訓課程由兩位學生來承擔，她們與所有學生一起討論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性別議題以及大眾媒介如何使女性附屬地位正常化和合法化的。課題組另外一位學生兩年來一直深入研究有關新聞報導的框架分析，他為所有學生講授了「從內容分析到架構分析」的課程，分析了為什麼我們看到的打工文化藝術節與媒介報導的打工文化藝術節如此不同。他說明，圍繞某個社會議題，不同社會行動者根據自己的利益和價值觀，架構他們的話語，並在話語的領域交鋒、對話、爭鬥或結盟，共同構成公共話語，而架構分析（framing analysis）就是要考察某個議題在特定歷史時期的社會行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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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和話語實踐，要求採取各種方法對社會行動者、話語行動、場景、動因或後果採取相互關聯的考察。大眾媒介通過生產象徵符號來框架化（framing）社會現實，並在傳播（或交往）的過程中建構意義，但需要進一步追問：媒介框架具有何種意識形態涵義？為什麼媒介會呈現這些框架（意義體系）而不是別的（哪些框架被遮蔽或凸顯？）？（不同）框架代表的意義體系與其社會－歷史場景和社會群體的利益訴求或文化心理之間有什麼關係？（萬小廣，2009）。無論是正式課程還是非正式課程（提問和集體討論）以及學生互動學習，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主要根據學生研究的需求來進行。目前學生們已經接觸了大量的勞工媒介產品，新的學習需求已經被提出來討論：（1）勞工聲音的敍事分析、話語分析和風格分析（歌詞或劇本分析等）；（2）勞工聲音的代表性、原因和背景；（3）勞工聲音對主流文化的「移用「和符號顛覆等；（4）主流大眾媒體對勞工聲音的「再現「分析和框架分析等；（5）田野工作對自己研究課題的啟發等。這可能是下一輪教學的重點。

三、教學的過程：參與式傳播

2008 年 10 月，北京工友之家啟動了「打工文化藝術節」的系列活動。根據主要發起者，「打工文化藝術節」的目標是要宣導勞動價值，發展打工文化。北京工友之家總幹事在建設新工人劇場時，寫了一首詩「自己搭台，自己唱戲」，說明有了自己的舞臺，就不用到主流舞臺上去「作秀」，去被主流人群自上而下的「關愛」，他們可以在這裏表達自己的聲音，通過批判社會現實和反省主流文化，發展自己的文化，建立文化自信和新工人的文化主體性。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于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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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年期間舉辦（1 月 1 日至 3 日），分為民謠、戲劇、詩歌、獨立電影和勞動文化論壇五個專場。藝術節作為一個系列活動，計畫每年舉辦一次。另外，在每年的六一國際兒童節期間，還為流動兒童舉辦「流動的心聲——新公民文化藝術節」。民族誌教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進入現場以及以什麼樣的身份進入。當時有幾種可能性，包括純粹的觀察者、青年志願者和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影像記錄者等。學生們選擇利用自己的專業技能做影像記錄者，受到了勞工 NGO 的歡迎。影像記錄者的身份可使學生們持久地深入現場，尋找拍攝鏡頭，積極觀察勞工的日常生活，積極思考勞工文化的各種議題，在現場觀察大眾媒介記者的行為和語言等。這對於我們學習如何從勞工的視角看待文化議題，觀察主流大眾媒介如何再現藝術節等非常有幫助。藝術節活動需要我們不斷地跑到皮村或住在皮村。在這個系列活動中，學生們參與了三項與藝術節傳播相關的重要工作：第一，影像記錄；第二，影像編輯；第三，媒體研究和藝術節傳播策劃。影像記錄與編輯持續了 5 個月，已經編輯出版了 4 張 DVD，包括民謠上下集和戲劇上下集。目前已編輯完成詩歌專輯，正在編輯剪輯藝術節記錄片。這個過程是與移民共同工作和討論的過程。在影像記錄中，六位學生和兩名移民手持三台攝像機，從不同的角度拍攝這一文化事件，在拍攝過程中不斷討論諸如什麼是最重要的素材，鏡頭應該從哪里開始，應該對準何種人及何種事件等等。學生們開始學習從移民勞工的視角來看藝術節。比如，在民謠演出、戲劇演出和勞動文化論壇中，移民勞工們討論了「農民工」、「清理外來人口」、「底層」、「弱勢群體」等辭彙，認為是歧視性辭彙。特別是「農民工」的討論甚為激烈。一些移民勞工們指出，「農民工」是主流群體強加給他們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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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裏作工人工作，既不是農民不受農民協會的保護，也不是工人不受工會的保護，這是一個「邊緣我們身份的名詞」。有人提出建議將「農民工」改為「工友」或「新工人」。無論何種意見或建議，學生們可以感受到，文化是通過語言表現出來的，而命名則是一種權力。巴西批判教育學學者和實踐家 Freire 曾指出，說出一個真正的詞，就意味著改造世界（Freire, 2007: 87）。但說出真實的詞不是少數幾個人的特權，而是人人都享有的權利。「對話不會在想要命名世界的人與不想要這種命名的人之間發生，即不可能發生在否認他人具有說出他們的詞的權利的人和說話權利被否認了的人之間展開。那些被否認了說出他們的詞這一基本權利的人，必須首先重新獲得這種權利」（Freire, 2007: 88-89）。在影像編輯時，師生和勞工 NGO 骨幹一起工作了四天加四個晚上，看了幾乎所有的素材帶，共同討論什麼是最重要的素材，什麼事件或何種表演應該得到突出表現以及為什麼應該突出。這個過程勞工 NGO 的視角已被學生們所熟悉，並能在此基礎上加入討論和反省勞工文化的主體性。這一過程也是學習批判的社會科學的過程，大家一起討論歷史、文化和知識是誰的、誰被這個建構的歷史、文化和知識所邊緣化，目前的歷史和文化表述以及知識對誰更有利等等。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之後，學生們所承擔的另一挑戰性工作是為系列藝術節做傳播策劃。學生們首先收集了幾乎所有的有關第一屆藝術節的媒體報導，分析主流媒介對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報導框架，與勞工 NGO 成員一起討論媒介報導的問題。在 2009 年 6 月初舉辦的為流動兒童的「流動的心聲——新公民文化藝術節」時，吸取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教訓，學生們製作了新聞通稿，旨在強調流動兒童的文化發聲而不是流動兒童被自上而下的「關愛」，併發送給媒體。這一通稿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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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多數媒體所採用。這一過程更為複雜，因為學生們開始以移民勞工的身份來與大眾媒介協商製作有利於傳播勞工文化的資訊。學生們不僅學習了如何從勞工 NGO 視角來看待文化，還以此視角採取了相應的文化行動。

四、教學的結果

由於民族誌教學尚在探索之中，討論其成果或成績為時過早，因此只在這裡分析其結果。顯而易見的一些結果是學生們在實地學習了田野調查的方法、參與式觀察和訪談的技術、新聞採訪、為 NGO 公關、影像記錄和編輯技術、專案管理、社會交往以及相關的生活技能等。但下列結果更值得關注和討論。（1）思維方式的改變。應該說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確是非常重要的過程。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學生思考研究問題的方式通常是單向線性思維模式，相信現成答案，崇拜權威並且很少質疑權威。這種變化表現在兩個方面：第一，學習從實踐中選擇研究問題，基本上摒棄了傳統上的自上而下的「宏大話語」的影響，諸如如何將中國大眾媒體打造成「航空母艦」，將媒體「做大做強」等空論，而願意並有能力從現實生活中發現研究問題。第二，在研究過程中學習從整體論的角度看問題，包括歷史地看待研究問題，以及盡可能多地考慮相關影響因素，避免簡單化線性思維模式。與此相關的進步是：「學習質疑權威「和書本知識，「學習多方位思考問題」，並瞭解了從實踐出發的重要性。2 （2）在實踐中學習和反思傳播學研究方法。學生們在課堂上學習研究方法，幾乎很難提出問題。但到了實踐場地，就湧現出很多問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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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論，集中於如何提出一個好的研究問題、局內人與局外人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研究的客觀性的影響、被發現的事實是否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建構的以及研究倫理議題等。這些討論加深了學生對田野工作、民族誌研究取向、參與式觀察和訪談技術的認識，並逐漸體會從實踐出發進行經驗研究的必要性。一位學生曾談到，很多方法老師在課堂上都講過，「但在實際做研究的過程中，還是免不了要走彎路，這並不是說上課的時候我沒認真聽，而是當時聽了明白，等到過後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就忘記了……我覺得，只有經過這麼一個過程（實踐）才能加深自己的印象，對方法才有更清楚的理解」。3 （3）在實踐中反省理論。首先，我們鼓勵學生們關注自己身邊的傳播實踐。通常學生們認為實踐在「他處」，自己是一個要揭示真相的研究者。我曾給歷屆學生留過一個作業，就是去訪問他們的父母，與父母親討論他們年輕時的媒介使用經驗和體會，以將自己家庭的媒介經驗與傳播學學習聯繫起來。與此同時，也鼓勵學生們到皮村通過參與式觀察討論傳播培力移民的議題。這個過程就是要讓學生們對實踐有感覺。其次，從這些中國傳播實踐出發來反省理論。不難發現，大多數有關傳播的理論來自西方，因此理論的來源及其引進在這裏必須得到澄清，應該從中國的實踐出發來看西方理論。學者黃宗智（2007: 447）曾指出，對中國社會類型的認識，不應按照西方的劃分（單一類型理論）理解為目的先導的一個類型轉成另一個類型，從封建主義轉到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轉到資本主義，而應根據中國具體的實踐，認作是一種持久的並存以及產生新穎現象的混合。「怎樣從實踐的認識而不是從西方經典理論的預期出發，建立符合中國歷史實際的理論概念？怎麼通過民眾的生活實踐，而不是以理論的理念來替代人類迄今未曾見過的社會實際來中國的社會、經濟、法律及其歷史」（黃宗智，2007: 454），是我們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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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嚴峻挑戰。我們在與學生的討論中發現，即使是中國大陸學者所作的鄉村傳播研究，仍然以西方的「傳播效果」理論來架構，將所發現的事實填充進去，並在研究的一開始就預設了電視的重要性，將其置於研究的中心位置，然後尋找證據來支持這個假設，沒有將媒介還原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自下而上地發現研究假設或研究問題。這提醒我們，不能先入為主地研究電視或其他媒介對各種人群的影響力量，而是要看各種人群的生活原貌是什麼樣的，電視或媒介在他們的生活中的位置如何，或電視如何契合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使用或利用媒介。總之，作為一種媒體新技術，它不是「從天而降」的「大力神」，如果它有作用，一定是與不同階層的人群的生活有著一定的聯繫，研究就是要發現這種聯繫，才能為新媒介的作用更好地定位。學生們越來越能在不同程度上體會到這一點。一位學生在其田野筆記中寫到：「正確的研究路徑應該是從現實出發，去發現問題和解釋問題，而不是用現有的理論去『套』現實問題……有時候不一定會有成型的理論能夠解釋現實，要看理論背後的 context 和你所關注的現實的聯繫和區別在哪裡，再決定理論的去留與否。我必須承認自己是一個習慣接受而不是質疑的『懶學生』，因為我長期以來所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子，而且我有迷信權威的傾向。我希望從那一刻起，我能從生活和學習中重拾『自己』，找到真正的my answer」。4 （4）促進學生從局內人的視角認識移民勞工的媒體使用經驗、勞工文化以及現代媒體制度。聯繫自己的研究課題，學生們較為深刻地認識到大眾媒介及其所代表的主流文化與邊緣群體的文化之間的鴻溝，以及為何移民勞工 NGO 致力於建立其文化主體性。更為可貴的是，在藝術節現場，學生們發現，移民勞工來自各個地區和不同的族群，有著不同的文化。一位學生在訪談南方勞工以後說明，北方勞工的歌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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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是一家」所涵蓋的工種主要是建築工和家政工、零工和群眾演員等，沒有包括在南方珠三角和長三角工廠流水線上工作的工人。在藝術節上首唱的工人歌曲「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則包含了南方和北方的工人經驗。5此外，性別問題也被提出來討論。這種討論已經超越了我們的「熟悉移民勞工群體及其文化」的最初設想。（5）與移民勞工群體一起工作的經歷促進學生建立社會責任感，更加關注社會公正議題。

肆、民族誌教學的挑戰及其應對

在打工文化藝術節的參與式傳播中，民族誌教學的最大的挑戰是師生們容易完全認同移民勞工的行動及其對行動的解釋，並對此很少加以反省。因為是工人文化藝術表演，我們不僅受到社會公正的影響，也受到「愉悅政治」的影響，6在這個過程中，就常常丟掉了「學者」的角色，而僅僅是個好「學徒」。為平衡兩種角色的關係，作為教師，我曾要求學生做觀察筆記（包括實地筆記、方法筆記和理論筆記），但我發現，除了我以及一位學生，其他同學都全身心投入其中，無暇記觀察筆記。一位學生的田野筆記記述了這一過程：在皮村，我一直沉浸在「革命熱情」之中，「走向另一個極端只注意他們的行動，而沒有及時跳出來回歸研究者本位，連田野觀察筆記都沒有做。雖然有一些理由可以追溯、有一些日記、現場筆記及其他資料，但都難以補救這個重大疏漏。這為以後類似實踐活動留下了教訓。」現在察覺到「質化研究的研究者一方面要深入研究物件的生活場景，體驗他們如何感覺和闡釋現實，但另一方面也不能忘記研究者的本分，適時脫離現場進入理論思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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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翻看已有的資料，我覺得當時的感受跟現在又有了很多不一樣的地方。這個變化不僅因為我們訪問了深圳打工者生活的社區，也因為離藝術節有較長時間，情感的因素逐漸讓位於理性的因素。當我在深圳小小草看到打工青年藝術團的CD 時，我突然覺得，皮村不僅是一個實際的工友社區，同時也是一個製造工友符號的地方，那裡的博物館、電影、樂團，系統化地生產著一種打工者形象，生產著對打工生活各個主題的體系化認識和理解，還有對社會的權利與價值的訴求。這些跟主流媒體的報導存在著很大不同，甚至可以粗略地認為是系統化的差異。北京媒體對皮村藝術節的報導讓我們有幸親身驗證了這一點。那麼，這背後的原因是什麼？存在哪些合理的解釋？怎麼從這一現象以及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中提出有價值的研究問題？」7。應該說明，並不是每一個學生都能這樣反省自己的「學者與學徒」的雙重角色。任何研究都會不可避免地受到價值觀的影響，特別是自以為代表「正義」或「社會公正」的時候。關鍵是我們以什麼方法或技術能夠保持學者或研究者的角色。在記述打工群體的傳播實踐時，我們採用下列建議來應對這種挑戰：（1）保持距離（gaining distance）。（2）訪問各種群體的代表，與受訪者一起對資料的假設進行檢定。（3）遵循研究的程式，比如一定要記觀察筆記等。（4）在定性觀察裏加入定量技術。最典型的是記錄演出現場人數。激動之餘，大家都會說很多人都來參加或現場裏擠滿了人。但最好的方法是每隔一段時間數人頭數，以增加描述的客觀性。（5）檢驗對立的解釋。其目的不是反駁對方，而是尋找並分析支持對立的解釋的支援資料。如果無法支持，自己的解釋就能成立，如果能支持，那麼可替代的解釋是什麼？（6）尋找反面案例（negative cases）。比如，當類別顯現出來的時候，尋找不適合這個的類別的案例。可能它是個例外，但也可能它的出現使我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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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規則，或對規則產生懷疑。（7）自我反省，扮演各種研究物件的角色。以及（8）採用三角測定。在參與式傳播的現場中，上述「應對」都比較難做到。此外，如果沒有特殊的要求，學生學到的東西很難及時地得到系統的整理和思考。教師的學術領域和水準的限制、採用民族誌教學所需要的設備和相應資源等，都共同構成了民族誌教學的困難。但無論如何，經歷了與學生、勞工 NGO 一起工作的一年，我以為，在一定程度上或一定範圍內採用民族誌進行教學，都是非常值得嘗試的努力。

註釋

1 福特基金會資助，2007 年 4 月至 2012 年 3 月實施。 2 摘自1 號學生談話，2009 年 9 月 10 日。 3 摘自2 號學生田野筆記。 4 摘自3 號學生的田野筆記。 5 摘自4 號學生在 2009 年 1 月 2 日晚上的談話。

6 參見Giroux, H. A. (1992).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一書中的「通俗文化與同意：意識形態和愉悅的辯證法」。作者說 明，「過分依賴意識形態的批判，已經限制了我門對人們是如何通過適應、妥協甚至抵抗的過程主動地參與主流文化的理解能力。情感的投入是一個真正的文化支點，在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中，欲望的形成和控制與意義的建構同等重要。欲望的投入有可能漠視意義本身通過意識形態的透鏡而建構的核心概念」（2002: 241）。 7 摘自4 號學生的田野筆記。

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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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y as a Teaching Method:

A Case Study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First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 for and by Migrant Workers as an Example

Bu Wei

*

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in the First Culture and Art Festival for and by Migrant Workers from October 2008 to June 2009,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sis the reason, goal, process and result of the ethnography as a teaching method, and explores the adoption of the theory and the method from the critical pedagogy.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challenge and the respond of using ethnography as a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 advan-tage of using ethnography as a teaching method including encouragement of students’ discussion on thinking patterns and research method,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sider to understand the migrant workers’ action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behavior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hopefully will be as-sessed as well.

Keywords: ethnography teaching, critical pedagogy, insider’s perspective

*_{Bu Wei is a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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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誌教學： 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