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的虛與實

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的

虛與實

China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 Paper Tiger

A Roaring Hoax?

魏 艾（Wei, Ai）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內閣府日前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今（2010）年第二季日本國內生產 總值（GDP）為 1.288 兆美元，同期中國大陸 GDP 總值為 1.337 兆美元，中國 大陸超越日本，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大陸 GDP 總值居 世界第二，固然是長期以來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但是在此一傲人的經濟成就 下，大陸經濟卻也面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有諸多的經濟瓶頸有待克服。與 此同時，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促使世界經濟格局特別是亞太地區的產 業分工發生鉅大的轉變，並使大陸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國 際間更普遍興起全球經濟權力向亞洲轉移的說法，並對中國大陸有更多的期待 和要求。面對著內外在複雜因素的糾纒，中共當局固然對此一經濟成就感到欣 慰，惟卻也對此一形勢的發展充滿憂患意識。此種虛與實纒繞的情勢對中國大 陸經濟具有何種政經意涵，頗值得加以探討。 壹、經濟「總量」與「均量」的鉅大落差 自 1978 年年底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呈 現快速的增長，30 年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 9.8%，GDP 逐步趕上並超越了加拿 大、義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每超越一個國家，便引起國際社會普遍的關 注，並對大陸經濟在世界經濟所應扮演的角色給予重新的詮釋。此次依經濟數 據顯示，大陸經濟超越穩坐 40 多年世界第二把交椅的日本，自然引來國際社

會高度的注意。 中國大陸能維持長期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原因為：第一，大陸土地遼濶， 人口龐大，以致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勞動工資，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透過國際 產業分工，大陸成為「世界工廠」，出口貿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 第二，中共透過「國家力量」和「市場驅動」的雙重運作進行經濟發展規劃和 宏觀經濟調控，此種經濟運行機制固然使「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受到限制，並 使經濟運行缺乏應有的「經濟效益」，但是對於防制國際經濟波動或經濟危機 的 衝 擊 ，卻 能 發 揮相 當 的 作用 。 第 三， 中 共 對外 開 放 政策 的 實 施， 再 加 上 1990 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全球正在進行產業分 工的重新調整，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產業分工重整更為激烈，使大陸成為外商投 資和熱錢流入的主要地區，推進大陸經濟的繁榮。 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以美元計算的各國 GDP 總值受到近年來各國經濟 增長率以及對美元滙率變動的嚴重影響。自 2005 年 7 月中共採行滙率形成機 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滙率升值 21%，再加上 2009 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 影響，歐美和日本經濟均出現負增長，而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卻達 9.1%。 透過經濟增長率的差異和滙率的相對變動，自然也會影響以美元為計算標準的 各國 GDP 總值的走向。 但是，GDP 總值居世界第二的輝煌總量，若除以龐大的 13 億人口，便出 現另一個令人焦慮的人均 GDP 的數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公布的 數據，2008 年中國大陸人均 GDP 只有 3,200 美元，排名第 105 位，位於中低 收入的開發中國家之中。2009 年，中國大陸人均 GDP 達 3,677 美元，但是中 國大陸還有 1.5 億人未達到聯合國一天 1 美元收入的標準，還有四千多萬人在 中共自定的人均收入 1,300 元人民幣的貧困標準線之下。 如果與日本相比，更凸顯兩國經濟在人均標準上的鉅大落差。2009 年日 本人均 GDP 為 39,731 美元，中國大陸只有 3,677 美元，是日本的 9.3%。此 外，2010 年第二季中國大陸的人均 GDP 為 3,911 美元，而日本已達到 40,927 美元；中國大陸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僅相當於日本 1974 年的水平。 貳、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的嚴重矛盾 三十餘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確實為中國大陸經濟帶來國民所得的提 昇、農村經濟繁榮、對外貿易拓展等積極的效果，並使中國大陸經濟逐漸與國 際經濟體系相融合，但是卻也帶來所得分配不均、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區域發

展失衡、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第三產業落後於世界水平、公共衛生嚴重落後、 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健全、文盲人口仍占相當高的比例……等不利的後果。很顯 然的，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大陸經濟正面臨了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嚴重制 約的發展瓶頸。 由於 GDP 代表一個國家的發展速度和一定的經濟實力，多年來一直被中 共作為衡量地方政績乃至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然而，由於 GDP 增長率 指標主要偏重於速度，並未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生產效率、技術創 新、經濟福利以及人民生活素質。 就現行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而論，經濟增長主要仍然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的 推動力量，相對的，中國大陸國民消費支出對 GDP 增長率的貢獻較小。具體 而言，中國大陸每年 GDP 的增長中，有相當的成分是來自政府對城市建設和 建造公路、鐵路等基礎建設，以及透過國營企業針對產業進行的投資。固定資 產投資規模巨大容易導致出現經濟過熱與產能過剩現象，甚至引發通貨膨脹， 嚴重影響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和降低國民生活素質。相較於固定資產投資對 GDP 的作用，國民消費支出則能反映經濟體制中自發性的牽動力量，避免固 定資產投資所帶來的幣端，並且也能反映出國民生活水平和素質的提高；但是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在 GDP 增長中的貢獻率大約只在 30～ 40%之間。這顯現出中國大陸經濟體系的缺失，也反映出廣大的國民無法從經 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受益的事實。 在經濟結構方面，中國大陸經濟在第一、第二產業集中過多的勞動資源， 技術創新不足、城鄉發展差距日益擴大、區域發展嚴重失衡，而所得分配不均 更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問題。具體言之，第三產業在中國大陸經 濟整體中的比重雖已達 46.6%，但仍遠低於美國的 80%左右，甚至低於印度的 60%左右。此外，根據中共所公布的資料，2008 年中國大陸的基尼係 數為 0.415，高於法國、瑞士、美國，也高於印度、馬來西亞等中等收入國家。在 貿易結構方面，中國大陸產品的科技含量，知名品牌擁有的數量等，均與已開 發國家有相當的差距，基本上，中國大陸仍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出口中消 耗資源和人力的貨品貿易比重過大，技術和知識含量高的服務貿易比重小。這 些經濟和產業結構的缺失絕非短期能改善，也將使龐大的經濟總量喪失了它應 有的光彩。 參、經濟威脅論、貢獻論與責任論

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也改變了國際經 濟的格局，並造成國際經濟權力的擴散和轉移。 事實上，有關國際經濟權力擴散或轉移的討論並非始於今日。在這之前， 從 1990 年代以來便已經開始，其觸發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亦即：在政治 方面，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及其世界領導能力的衰退；在經濟方面，中國大 陸、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經濟的復興，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格 局。 以全球各主要集團或國家在全世界 GDP 總值所占的比重加以說明顯示， 1970 年代中期，七國集團（G7）是全球經濟的領導國家，1976 年 G7 占全世 界 GDP 的 61.9%，其他國家則占 38.1%。到 1990 年代，尤其是蘇聯解體之 時，G7 在全世界 GDP 所占的比重達 66.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新興經 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G7 以外的二十國 集團（G20）成員國占全世界 GDP 的比重已達 24.3%，其他國家則占 9.5%。 隨後，由於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的崛起，特別是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使 G7 在 全世界 GDP 總值中所占的比重明顯下降。2008 年 G7 在全世界 GDP 總值所占 的比重下降為 52.8%，G7 以外的 G20 成員國占全世界 GDP 總值的比重增加為 24.3%，其他國家則占 12.6%。很明顯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金磚四 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舞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取 得更多的話語權。 儘管中國大陸經濟在世界經濟扮演日漸重要的角色，然而國際社會卻對它 存有「中國經濟威脅論」、「中國經濟貢獻論」以及近來受到關注的「中國經濟 責任論」的不同看法。 「威脅論」者認為大陸經濟的崛起勢將對世界各國構成重大的威脅，因此 在包括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內的國際經濟協商或談判，便 主張應給予中國大陸更多的限制；「貢獻論」者認為，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 和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大陸經濟相對穩定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支撐力 量，尤其是 2009 年在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出現負增長時，中國大陸 等新興開發中大國保持大幅成長，對世界經濟復甦貢獻突出。國際金融危機發 生後，中共迅速採取應對危機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方案，經濟回穩效果顯著，並 拉動已開發國家的出口，並帶動世界經濟回暖。中國大陸在應對此次國際金融 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至於「責任論」者則認為，中國人儲蓄太多，以低利率借錢給美國，導致 美國一個歷史性的消費狂潮和房地產泡沫；人民幣被嚴重低估，至少應該升值 40%；中國大陸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將賦予中共操控美國國內和外交決策的工 具；中國大陸將吞噬全球能源；中共破壞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成為全球 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最大障礙等。明言之，「責任論」者認為中國大陸是造成 所有世界經濟動盪的罪魁禍首，中共必須承擔所有的責任。 肆、中共在國際經濟舞臺的話語權 2008 年秋季所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引來全世界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所未有 的矚目，說明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此同 時，也引發國際社會要求對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的聲浪，其中針對國際貨幣基 金會（IMF）的改革更成為焦點。在目前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主要重點之一便 是將投票權重新分攤，開發中國家的投票權比重將由 40.5%提高至 42.1%。中 國大陸、印度、韓國、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將在改革中得益，其表決影響力將得 到提升。 儘管開發中國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顯現了其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事務決策 的權力和話語權，但是由於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惰性，歷經幾十年 和兩次世界大戰英鎊才失去超級貨幣地位；儘管歐元誕生之日起，關於歐元是 否會挑戰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爭論就一直没停過；再加上目前 以歐美已開發國家為主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仍難以撼動等因素的限制，因 此，於此時斷言國際經濟權力和體制的根本改革，似乎為時尚早。但是，無可 否認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各地區逐步加強區域 經貿和金融整合，對區域內各個國家亦將產生相當的影響。 以亞洲為例，儘管亞洲國家距離建立統一的貨幣—亞元，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是亞洲國家金融和貨幣領域合作的加強，勢必削弱美元在亞洲的影響和 地位。尤其是在 2008 年引爆的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在亞太地區以中國大陸為 核心的金融機制快速發展，以及人民幣區域化的逐步推展，這是亞洲聲音的再 度展現，不容加以忽視。 最後，對於國際社會有關「中國經濟責任論」的看法，中共定然持有不同 的意見，但是如何在人民幣滙率、大量持有美國國債、能源消費，以及全球氣 候暖化等議題，在國際社會增加話語權，並使這些問題不致成為中國大陸經濟 發展的包袱，將是中共必須真實面對的問題，也才能展現作為全球第二經濟體 應有的實力和應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