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
追尋「共和」、擴張「帝國」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9-030-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藍弘岳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羿安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17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主要釐清以下三個問題為目的。 (1)亞洲論述與漢文、江戸學術：抵抗「中國」與「西洋」 (2)亞洲論述與藩閥政治、西洋政治思想：追尋「共和」與擴 張「帝國」 (3)亞洲論述的越境：亞洲論述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接受與抵抗 在前述第一個問題意識之下，筆者延續完成前年的研究 構想，撰述、修正〈面向海洋，成為西洋―#8213；「海國」 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8213；〉一文，已被接受刊登於 《文化研究》（14 期，2012)。在計劃期間，也將論文翻成 英文，在葡萄牙的波爾圖大學（University of Porto）舉辦 的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名為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在此文中，筆者將 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 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 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又， 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 代亞洲的擴張之關聯。 此外，在前述第二、三個問題意識之下，已發表〈「共 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8213；從概念 的翻譯到相關政治論述的展開、轉折―#8213；〉一文，目的 修正草稿，吸收新知，準備發表中。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就 日本政治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政體論述，釐清「共和」與其 相關概念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的過程。特別是就 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然後從「政治論 述史」的角度，就幕末樹立雄藩聯合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 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相關政治論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論述 去探尋「共和」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與中國思想史的意 義。 中文關鍵詞： 日本、西洋、海國、共和、亞洲論述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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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
目錄 一 報告內容 1 前言 2 研究目的 3 文獻探討 4 研究方法 5 結果與討論 二 參考文獻 三 計畫成果自評 付錄2 一 報告內容 1 前言 本計劃名為〈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的展開與越境──抵抗「西洋」、追 尋「共和」、擴張「帝國」──〉。本計劃主要是承續、修正去年度的計畫，故與 前計劃内容有所延續，主要從思想史的觀點，聚焦於日本的亞洲觀等問題，針對 十九世紀日本知識人的亞洲想像與論述進行研究。 2 研究目的 近年來，由於東亞共同體等地域整合構想廣被討論，所以不管是在中國語圏 或日本、歐美中，亞洲主義或脱亞論等亞洲論述一直是受到關注的熱門問題，相 關研究亦很多。大多數的相關研究（特別是中國語圏中的研究）集中在討論二十、 二十一世紀的亞洲主義的意識形態性、亞洲想像的政治性等的問題，對於十九世 紀（尤其前半段）之亞洲論述的研究則不多，且多是從當代問題意識投射到十九 世紀而論述、整理的，故常用從連帶到侵略等既有的視角來理解之。但「亞洲」 這一歐洲人發明的概念之所以能成為重要的思想史概念實與江戸後期乃至明治 期的漢學與國學、蘭學等江戸學術的知識交流、交錯習習相關，故本研究將從江 戸思想史出發，儘可能地内在於江戸的歷史與社會、語言，從漢學與國學、蘭學 等知識的交錯過程中，從江戸與明治之連續性的觀點去重新整理、探究十九世紀 日本的亞洲論述之歷史形成過程與其在十九世紀末越境到中國的思想史意義。而 且，在江戸末期與明治初期的亞洲論述中，吾人可看到具侵略性的主張外，更可 見到連帶朝鮮但對抗中國等主張，更有著以亞洲聯合為中程目標以建立世界政府 的諸種主張。可知十九世紀日本的亞洲論述非常複雜，不能僅從脱亞或興亞、侵 略或連帶等既有視角理解之。 故本研究以主要釐清以下三個問題為目的。 (1)亞洲論述與漢文、江戸學術：抵抗「中國」與「西洋」 (2)亞洲論述與藩閥政治、西洋政治思想：追尋「共和」與擴張「帝國」 (3)亞洲論述的越境：亞洲論述在清末民初中國的接受與抵抗 總之，本研究企圖從與竹内好等重要的思想家不同的角度來研究近代日本之 亞洲論述的問題。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十九世紀及其以前的亞洲論述，論證亞洲論 述如何幫助日本與中國相對化華夷秩序觀，成為抵抗「西洋」、追尋「共和」、擴 張「帝國」的思想資源的過程。並且，以之為研究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亞洲論述 之基礎，以深化臺灣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進而以找出可在今日運用的思想資源為 目的。 3 文獻探討 在上述目的意識下，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探討了林子平《海國兵談》、吉 田松陰《幽囚錄》、佐藤信淵《經濟要錄》、佐藤鐵太郎《帝國國防史論》、《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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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報告》福本日南、《海國政談》、福澤諭吉《文明論の概略》、德富蘇峰《大 正の青年と帝國の前途》、Mahan, Alfred Thayer (エ−・テ−・マハン)《海上權力 史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等第一手文獻，論述 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聯（詳細分析，請見附錄論文）。 又，利用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穗積陳重，《法窗夜話》、《横井小楠遺稿》、 《西郷隆盛全集》、《明治文化全集 憲政篇》、《中江兆民全集》、《明治文化全集 自由民權篇下巻》、《宮崎滔天全集》《孫中山全集》（《飲冰室合集》《清議報》等 第一手文獻，釐清「共和」與其相關概念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並越 境到中國的過程。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從出版文化論、翻譯論、政治思想史等觀點，然後從對抗與吸收中 華中心主義(華夷思想)、抵抗與學習「西洋」、追尋「共和」、擴張「帝國」等思 想的交錯來分析日本幕末明治時期乃至中國清末期的政治思想。特別在討論「共 和」問題時，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方法論視角來看問 題。 5 結果與討論 在前述第一個問題意識之下，延續前年的研究構想，撰述 A〈面向海洋，成 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一文，已被接受刊登於《文化 研究》（14 期，TSSCI，請見附件，内容不再重複説明)。在計劃期間，也將論文 翻成英文，並參加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與葡萄牙的波爾圖大學 （University of Porto）哲學系以及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合作，在波爾圖 大學在舉辦的會議。論文名為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
而且已被接受收入“Japan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中，但尚未出版。
在前述第二、三個問題意識之下，擬再撰述〈「共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 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念的翻譯到相關政治論述的展開、轉折──〉一文投 稿發表。實際上，該文已於 2012 年 5 月，以〈「共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之政 治思想──從概念的翻譯到相關政治論述的展開、轉折──〉為名發表完，現準 備投稿中。 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就日本政治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政體論述，釐清「共和」 與其相關概念在日本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的過程。當然，相關問題的研究已 不少，但先行研究中的一部分偏於幕末明治時期的翻譯史與概念史研究 ，另一 部分則偏於討論自由民權運動與共和主義思想間之問題。此文則聯結這兩部分的 研究，並論及「共和」概念與亞洲主義思想間之問題。且是就漢文脈與和文脈等 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然後從「政治論述史」的角度 ，就幕末樹立雄藩聯合
4 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相關政治論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論 述去探尋「共和」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義。 在結論中，筆者主張固然「共和」概念源於古老的中國漢文經典，但不僅當 從漢文脈，亦當從和文脈來理解「共和」概念在東亞思想世界展開的問題，更要 注意其所對應的洋文脈中之概念意義的複雜性。所以，筆者試圖指出從和漢雙重 文脈的觀點解釋，幕末時期的政治論述中之「共和」概念主要指渉的是，從「德 治」觀點理解的聯邦制與代議制混合的政體構想，主要源於對美國政體的想像， 但並無反君主制之意，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共和」理解。明治之後，福澤諭吉等 知識人開始從「民治」之觀點理解，開始強調「共和」所具之反專制與反君主制 之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在中江兆民等人的政治論述中，「共和」則是涵蓋「立 憲君主政體」的政體構想，一種發展自古典意義「共和」與儒家思想的理解方式。 最後，在二十世紀初宮崎滔天的話語中，更出現了反帝國主義的「萬國共和」之 論。 如上，在近代日本思想中，特別在中江兆民之思想中，可看到一種追尋「共 和」（Republic）的思想努力，雖未能開花結果，吾人亦可説，「共和」概念具有 推動十九世紀後期日本新政體想像的意義。然而，不管明治知識人如何理解「共 和」，其政體構想皆不反以天皇為君主。其實，就算歷經了戰敗與美國的佔領，「共 和原理」至今依然無法突破「天皇原理」。這依然是値得質問與思索的問題。其 次，就整個東亞思想史而言，「共和」概念在近代中國的流行與其意義，似乎無 法僅從一國語言對一國語言的翻譯視角來理解，不僅當從中國思想史内在視野來 看，亦有在東亞視野下，從自由民權運動等的思想脈絡來看的必要。這整個過程 極其複雜，但透過雙重的歷史視野來看的話，當更能迫近真相。這是該論文暫時 達到的一個結論，但也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 二 參考文獻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文化研究》 （14 期，2012）。請見附錄論文。 三 計畫成果自評 在本研究計劃期間，本人發表了以下三篇論文。 1 2012 年 10 月(預定出版)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 亞洲論述──〉，《文化研究》14 期，（TSSCI)。
2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19th Century (2011 年 9 月發表，已被收入“Japan Borders, Displacement and Creation. Questioning the Contemporary＂中， 但尚未出版)。
3〈「共和」概念與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之政治思想──從概念的翻譯到相關政治
5 在第一篇與第二篇文章中，本文將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 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 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 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又，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 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聯。事實上，在衆多的亞洲主義、亞洲論述的研究中， 從「海國」想像的觀點論述的不多，本文可謂是首篇完全從「海國」想像觀點來 論述的論文，故可謂論點創新。又本文亦是在中文文獻中，最完整分析日本之「海 國」想像系譜的文章，以及對日本的亞洲論述有一完整説明的論文。這亦可謂是 本文的重要貢獻與意義。相信，不論是「海國」或「亞洲論述」的問題皆具進一 歩發展的可能性。 第三篇文章則就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從日本政治思想 史的發展，特別是就幕末樹立雄藩聯合政權的行動與論述，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 權相關政治論述，乃至亞洲主義相關論述等，釐清「共和」與其相關概念在日本 翻譯、接受與展開、轉折，並越境到中國的過程。在中文文獻中，討論「共和」 概念的論文不少，但完整地分析「共和」在日本思想史中之展開過程的先行研究 則極少。故此文的主要貢獻亦在於對日本思想史中之「共和」概念的分析。此外， 就方法論而言，此文從漢文脈與和文脈等不同文脈間翻譯的角度來論述亦具獨創 性。這兩點將使本研究成果具學術應用之價值。又，除「共和」概念在近代東亞 世界這一問題具進一歩發展可能性外，本論文的方法論亦具開發的可能性。今度， 筆者將進一歩思索此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6 付錄論文 《文化研究》14 期，2012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
洲論述
*Facing the Sea, Becoming the West:
The Imagination of Maritime 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Asia in Japan
藍弘岳** Hung-Yueh Lan * 本文最先發表於在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台灣海洋文化的吸取、轉承與 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5 月）。在此感謝當時的評論人張其賢教授所提出的意見。另外， 劉紀蕙教授、蔡孟翰教授亦在不同場合給予拙文修正的意見。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亦給與中肯 且具啟發性的意見。這些意見皆使本人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再者，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曾獲 日本交流協會招聘至日本短期研究一個月，在此特別致謝。又，本文是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東亞現代性的知識構成與民族國家」及國科會 100-2410-H-009-030 號 計劃的成果之一。 ** 藍弘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7 摘要 本文將從「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構想出發，從 18、19 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文明 的「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而終至失敗的過程。 主要以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識系譜，以及進一歩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 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之關連為論文目的。因為日本從自覺其為「海國」開始， 逐漸不再以「島國」之姿模仿彼岸「陸國」之政治與軍事等的制度，而是改以渡 海而來的西方國家為典範，向其周邊的海洋、大陸與島嶼擴張。就此意義而言， 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是與亞洲大陸的「陸國」差異化，其脱亞意識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展開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有 亞洲的近鄰諸邦而已，是以「海國」的想像、建構與欲成為「海權國家」與「陸 權國家」的亞洲論述纏繞在一起。也就是説，「海國」想像與「脱亞」思想、擴 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等三種思想複雜地交錯在一起。本文欲從思想史的角度，釐清 此一交錯的思想狀況。藉此，希望能對亞洲主義的形成與發展開提供一思考方向。 又，此一複雜的思想狀況當從江戸思想史的内部來探究起的，故本文將檢討林子 平、本多利明等江戸後期思想家的言論，然後探討福澤諭吉等明治思想家與亞洲 主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諸種「海國」想像與其亞洲論述。而且，亦將討論東邦 協會所譯介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與近代日本之亞洲論述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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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European maritime powers occupied most of sea spaces, they began to trade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gradually to colonization of large areas of lan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the meantime, the border was invented in the Asia, and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started to argued about the border of Japan, to recognize Japan’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s a maritime nation（海國）.And they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as a way to make differences from China. So In the 18th century, a few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o imaged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no longer imitat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of continental nations（陸 國，notably China）; rather, they took the Western maritime powers as a model to build the nation and expand territories. In this sense, to imagine Japan itself as a maritime nation was a step, or maybe a turning point, in Japan’s attempt to de-Asianize（Escape from Asia，脱亞）, also, it was a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ism(especially of those expansionist thoughts of Asianism).That is to say, the cultural border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as invented by the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same time, they break the border of the Asian nations to become the west. So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Japan’s imagination of being a maritime na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sianism’s emergence in modern Japan. For this purpose, I will examine the discourse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ed with building up Japan as a maritime nation from the 18th century. And then I will discuss Afred Thayer Mahan’s sea power theory serv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mphasis on military overseas expansion in Japan’s (expanisionist) Asiaism. At last, as China is urging to get the sea power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nt to rebuild China as a maritime nation recently. I will discuss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maritime nations in the border of seas.
9 一、前言 近年來，中國在成為經濟大國後，積極地展開海洋戰略、發展海軍，欲往海 洋發展(McVadon 2009: 374-400)。這亦觸動自認為是「海國」（海洋國家）日 本的神經，認為中國的海洋戰略威脅其在海洋的生存空間（山田吉彦 2005：39 50），使得海底資源、海洋主權等問題常成東亞各國輿論焦點。此一現狀亦促使 吾人不禁去思考日本是何時開始有「海國」意識的？ 如上，釐清日本之「海國」想像知識系譜是本文目的之一。本文另一目的是， 進一歩探究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其在近代亞洲的擴張又有何關連？説到亞洲主 義或亞洲論述，相信很多人會想到竹内好(1910-1977)。他對亞洲主義有一個有 意思且有名的説法。：即他認為亞洲主義是無法客觀限定的思想，欲對亞洲主義 做歷史敘述大概是「中了歷史主義之毒的偏見」（竹内好 1966：262）。誠然，「亞 洲」是歐洲人命名的概念，又不若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不具實體性内容， 需依附於種種思想。然「亞洲」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該概念在近代日本歷史語 境中被稱為一種「主義」（如後述之「亞細亞門羅主義」等），一種意謂合理化日 本在亞洲之擴張的意識形態，一種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理念。此意義的亞 洲主義當是在 19 世紀末，在英美主導的國際政治情勢中逐漸構築而成的。即所 謂的亞洲主義是，在 19 世紀的英國與 20 世紀的美國主導之國際體系中，抵抗英 美之主導而欲建立區域霸權之次體系理念、意識形態（平石直昭 1998：176-177） 1 。但在作為歷史概念的亞洲主義（「亞細亞門羅主義」等）興起前與後，皆有許 多相關思想傾向與論述（概括稱之亞洲論述）存在。所謂的亞洲主義與其前後的 亞洲論述皆具思想史相關性。為分析起見，本文將這些多元且複雜的亞洲論述先 分為「脱亞」論述與「興亞」論述2 ，然後將「興亞」論述再下分為：I.結盟主 義型3 、II.擴張主義型4 、III.理想主義型5 、IV.浪漫主義型6 等四種來理解，而主 要以「海國」想像為主軸來探討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間之思想關連7 。
1 亞洲主義英文通常翻為 Pan-Asianism，當注意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 Pan-movement 的關係(Saaler
2002: 810)。 2 但此兩種思想傾向並非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滲透的（米谷匡史 2006：613），故本文並非將兩 者作為二元對立的概念理解。 3 所謂結盟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將近代世界理解為戰國狀態，立基於日本國家利益與現實主義 世界秩序觀，欲抵抗西洋而以合縱連横之外交手段展開的日清提攜論等亞洲論述（藍弘岳 2011： 100-101)。 4 所謂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立基於日本國家利益與現實主義世界秩序觀，欲在經濟乃至軍 事層面上將其勢力擴張到亞洲其他地區的論述（後述）。 5 所謂理想主義型亞洲論述主要指立基於普世的人道主義、王道理念、民權思想、馬克思主義等， 欲連帶或解放亞洲的論述（如宮崎滔天等人之論）。 6 所謂浪漫主義型亞洲論述是指從藝術或美學觀點，立基於浪漫主義心情、理念等，強調亞洲文 明一體性乃至文化連帶性的論述（如岡倉天心之論）。 7 有關亞洲主義的研究，汗牛充棟，在此不一一列舉。需特別説明的是，研究者對於亞洲主義一 語的理解不盡相同。大抵而言或可分為兩類，一類將之限定為近代日本在國際政治中設定的區域
10 當歐洲國家開始向外擴張、殖民，來到他們命名為「亞洲」(Asia)的空間内 部，進行貿易與土地占取之時，亞洲内部為海守護的日本亦開始面向海洋，認識 到其身為開放的「海國」特質與優勢。明治時期政論家陸羯南曾在一篇社論中説 「島國」與「海國」是「兩語一義」的，但相對於「島國」是「非難之辭」，「海 國」則是「獎勵之辭」8 。明顯地所謂「島國」的意象是封閉、内向的，「海國」 所具的意象則是開放、外向的。 另一方面，「海國」不僅是「島國」之對比概念，亦是與「陸國」差異化的 概念。就地理情況而言，大抵海島國家和海岸線明顯長於陸地邊界的半島國家可 説是「海國」（海洋國家），內陸國家或海岸線短於陸地邊界的國家則是「陸國」 （大陸國家）。關於海洋與陸地這個兩個元素，黑格爾(G.W.F. Hegel)指出，陸地 與家族生活原理有象徵的相關性，具安定與停滯的意象，海洋則與商業有象徵的 相關性，具流動、冒險的意象(Hegel 2001b: 189-190)9 。就此理解，在認識論 的意義上，吾人可説相較於「海國」具依賴於海洋而營生之商業的、冒險的開放 意象，「陸國」具依賴於大地而營生、思考之農業的、重視家族的（或説儒教的） 保守意象。雖然 19 世紀日本知識人當主要是以地理意義來主張日本是「海國」 的，但透過與「山國」等中國觀（後述）的對比，其所謂「海國」亦當含有上述 之認識論意義。故在本文中，「海國」這一歷史概念主要是就地理情況與其所具 之認識論意義來理解的，「陸國」則是相對於此意義的「海國」，使用來概括大陸 國家的概念。所以，「海國」想像意指向海洋開放、擴張之國家想像10 。如後述， 那亦是 19 世紀日本知識人對於跨海而來的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種認識與想像。 再者，在文明國所主導的世界史中，如史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 所説，「世界史是海權國家對陸權國家鬥爭，陸權國家對海權國家鬥爭的歷史」 (Schmitt 1971: 12)11 。此文中之「陸權國家」（陸權，land power）與「海權國家」 （海權，sea power）主要是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説的。史密特與黑格爾一樣， 利用陸地與海洋兩個元素來論述世界史，但他的論述與黑格爾的不同是，並不以 航海為推進世界歷史的主要動因，更重視人類用新元素重組自己生活的能力與啓 主義理念乃至政策構想或運動。在這類的理解中亦有較廣義的理解，將亞洲主義相關的思考傾向 與論述皆包括在内而言之，此類論述常將之上溯至明治初期乃至江戸後期的思想使用，探究其思 想源流。例如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 連鎖 投企》（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 基軸 連鎖 投企）中的用法等。本文中使用的結盟主義型與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皆與此意義的 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連。另一類則是着重於反抗前述區域權理念的亞洲主義相關思想主張，具 反霸權、反殖民主義之意義。如孫文與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或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 等。本文中所謂的理想主義型亞洲論述與其意義的亞洲主義有密接思想關連。至於浪漫主義型亞 洲論述則與上述兩類皆有關連。 8 在他看來，近代日本得以迅速與「先進國」為伍在於具「海國」素養，而得以發達，雄飛為如 歐洲的「海國」（特別指英國）（陸羯南 2007a：409-410）。
9 在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Hegel 2001a: 109)亦有對海洋與陸地之類似説明。
10 因為本文主要討論的是 18 世紀以後的思想史，故不追溯其起源至神話時代或倭寇活躍的時
代。
11 動空間革命的能力，亦重視工業革命等歷史事件的影響(Connery 2001: 190193)。 從這個角度，他用「陸權」與「海權」這組概念來論述世界史。這一組概念與上 述地理意義的「海國」與「陸國」不必然有對應關係，（息息）相關。例如：在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發展史中，英國無疑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俄羅斯則是最 強大的「陸權國家」。其實，上述史密特的 19 世紀世界史敘述即主要針對此二國 而論的。就此意義而言，史密特的世界史構想亦是歐洲中心的。但近代日本帝國 的擴張亦是世界史的一環，只是其帝國主義的發展是後進的、區域性的。近代日 本亞洲論述的歷史意義之一，即在於合理化日本向侵入亞洲的歐洲、新歐洲的「海 權國家」（英國、美國……）與「陸權國家」（俄國）的鬥爭。日本的鬥爭雖是區 域性的，但同時在海洋與大陸上展開。 另一方面，在 19 世紀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從日本的角度看，19 世紀時 的中國是地理與認識論意義上的「陸國」（後述之「唐山」「唐土」「山國」之中 國觀等），但非「陸權國家」。不過，中國是傳統華夷秩序中之核心國家，許多 19 世紀日本知識人依然警戒著清朝中國的軍事力量（松本三之介 2011：7376）， 只是他們逐漸從文明發展史觀來將當時的中國視為固陋、停滯的「陸國」(ibid.: 6063）12 。此種中國觀是致使日本為取得市場與資源而向大陸擴張，欲成為「陸 權國家」的原因之一。總之，從此一「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鬥爭的世界史 構想出發，本文要從 18、19 世紀日本知識人話語中，去看日本如何從一個「島 國」變成向外開放的商業「海國」乃至「海權國家」，及最後欲成為「陸權國家」 而終至失敗的過程。 事實上，如後述，大概從林子平(17381793)自覺日本為「海國」開始，日 本知識人逐漸不再以封閉的「島國」之姿模仿彼岸「陸國」（林子平之語為「山 國」）之政治與軍事等制度，而是改以渡海而來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為典範， 向其周邊的海洋、大陸與島嶼擴張，與其他「海國」鬥爭。就此意義而言，日本 的「海國」想像是與亞洲大陸的「陸國」差異化，是在理念上對歐洲（「海國」、 商業文明）與亞洲（「陸國」、農業文明）間之文化（疆）界的發明，是其「脱亞」 意識的根源之一，亦可謂是其在理念上成為西洋的第一歩13 。這種文化（疆）界 感覺的出現，除與前述之日本從海洋眺望大陸所形成的「山國」等固有地理視角 的中國觀有關外，亦受到西方思想啓發而更加強化14 。雖然在實質地理空間中， 12 當然，中國亦有「海國」的一面。事實上，從「海國」的觀點來理解中國，可得到不同於歐 洲中心世界史敘述中的中國史觀（上田信 2005）。或者更進一步説，中國思想史内部自有向陸地 或向海洋發展的路線競爭問題存在。 13 本文所謂的「西洋」主要是指開啓近代文明、向外貿易、殖民，向陸地與海洋擴張的西方國 家。其中有「海權國家」亦有「陸權國家」，或者兩者兼之。但開放的商業文明國家似乎是18、 19 世紀日本知識人理解西洋的一個主要面向。 14 黑格爾的亞洲觀主要是，結合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以來的「東 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提出的「停滯」(stagnation)
概念，而創造出世界史中停滯的亞洲觀念（植村邦彦 2006：82）。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12 日本是屬於亞洲的（雖是歐洲人定義的），但在文化心理認知的層次，日本可以 不屬於亞洲。此種思考的形成原因之一是，亞洲與歐洲的空間差異在文明發展史 觀中可重構為時間差異，然後文明發展史觀中歐洲與亞洲的差異亦在很大的程度 可置換為「海國」與「陸國」的差異，從而導出「海國」日本當先行「脱亞」的 命題（後述）。但當日本企圖以「海國」之姿擴張之時，其所能擴張的範圍亦只 有亞洲近鄰諸邦而已，是以「海國」想像和建構與亞洲論述纏繞在一起。 也就是説，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一種「興亞」論述）是奠基於「脱亞」意 識、「海國」志向的15 。就此意義，所謂的「脱亞」雖含有脱離與中國傳統密切相 關的儒教的、農本的制度、思想等之意，但更主要的是指向對海洋、商業文明乃 至海外殖民等的擁護（後述）。這一複雜的思想狀況與發展當從江戸思想史的内 部來探究起的。 所以，本文將檢討林子平等江戸後期思想家的言論，以及明治以後的亞洲主 義團體東邦協會相關之諸種「海國」想像與海外擴張主義，説明 18、19 世紀日 本知識人對其「海國」形勢的自覺、各種言論中出現的「海國」想像之知識系譜， 及其與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間的關連。藉此，希望能對近代日本亞洲論述之展開 乃至當代東亞國際政治問題提供一種思考方向。 二、「海國」想像在日本的出現與展開：從防衛到擴張 （一）「海國」想像的出現：以林子平的海防論為主 在日本，朝向成為西洋的「海國」想像與論述大抵始於林子平《海國兵談》 (1791) 16 。子平在寫《海國兵談》前，寫了一本描寫日本周邊地理的《三國通覽 圖說》。該書除「朝鮮」「琉球」外，主要介紹「蝦夷」的生活習慣、周邊地理等。 他論及「莫斯哥比亞」（俄羅斯）已統治「加模西葛杜加」（堪察加半島），進而 有進取千島、蝦夷國之意（林子平 1979b：35、36）。在此推論上，他更説日本 與蝦夷是「唇齒之國」，但他不主張日本當與蝦夷合作，而主張日本當先「招諭」 蝦夷，先開發、占領為日本領土(ibid.: 36-42)。 如上述，《三國通覽圖說》是為防衛俄羅斯而主張之積極的開發論、擴張論17 。 縛了近代日本知識人之思考。尤其需注意的是，黑格爾主要是以中國來理解東亞地區的(ibid.: 79)， 這似乎亦給了近代日本知識人操作的空間。 15 有學者將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侵略朝鮮、滿洲之北進的大陸政策連結在一起看，而與重視海 洋的南進論區別開來（矢野暢 1979：71）。對此，本文的立場是，不論是北進或南進，對於「海 國」的自覺和以海洋為媒介向其周遭區域的擴張正是近代日本亞洲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16 但林子平非第一個使用「海國」概念的人，早在林羅山(15831657)與朝鮮通信使的對話（李 元植 1997：135），及荻生徂徠(16661728)的《政談》（荻生徂徠 1987：82）中即已出現。 17 俄羅斯主要是從 16 世紀後半開始為捕獲毛皮獸而進出東方，在 17 世紀時征服堪察加半島， 從18 世紀時又沿千島列島捕獲海獺等而接近日本。尤其到了 18 世紀後期，俄羅斯人更要求與位
13 相對之，《海國兵談》則是採守勢的防衛論。在此書中他提出一個核心命題。那 就是日本是周邊「四方皆海」的「海國」，不同於「唐山」「韃靼」等「山國」（林 子平 1979a：81）。林子平從此日本觀與中國觀中，提出幾個重要論點。首先， 他説：「從江戸日本橋到唐與荷蘭間是無界線的水路也」(ibid.: 82)。在他看來， 海洋雖是天然屏障，但亦是他國侵略日本的媒介。 再者，他觀察到清朝中國與明朝中國的不同。用他的話説，明朝是滅元而再 興「唐山」者，清朝則是「唐山」「韃靼」「成為一體」者，論道清朝有可能思及 「元之古業」，渡海來侵略日本((ibid.)。又如前述，他對俄羅斯可能侵略日本 的危機感亦是其著述《海國兵談》的重要動機。所以，他既警戒清朝中國，更警 戒俄羅斯。故為防止此二國入侵，他主張海防之重要性，且導出重要論點。即他 認為「海國」日本之軍政本該異於中國，歷代以來以中國兵書為基礎所構築的軍 事原理、技術當要導正，故《海國兵談》的第一篇是論「水戰」(ibid.: 87)。 即在子平看來，今後日本的戰爭對手當非是日本國内對象，而是來自海外的異國 人，海岸防衛、海戰技術和武器等才是重要的(ibid.: 87, 88)。總之，《海國兵 談》標示著日本之學習典範的轉換，即從彼岸的「陸國」轉為近代西方的「海國」。 當然，這一轉換過程是漫長且複雜的。 但後來在 1791 年，子平因出版《海國兵談》一書遭受處罰蟄居自家，該書 之印刻版木亦被没收。諷刺的是，不久後在 1793 年乘載著漂流民大黒屋光太夫 的俄羅斯船便來到日本要求通商（生田美智子 2008：1824），於是年，子平亦 在不得志中去世。隨著俄羅斯與英國進逼日本，海防思潮開始興起。古賀侗庵的 《海防憶測》、會澤正志齋的《新論》等海防論、海軍論等紛紛出現。在此無法 一一論述（真壁仁 2007：284-350）。接下來，將檢討海外擴張論中的「海國」 想像。 （二）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1)：本多利明 本多利明(17431821)與林子平一樣，是具明確國家意識的經世型民間蘭學 者。但與林不同，是個數學家。他以數學為基礎建構一種貿易立國論，展開跨越 海洋的交易論述，主張要以交易取「萬國之力」（本多利明 1970b：160）18 。有 意思的是，他主張海洋貿易乃「國君之天職」中最重要者（本多利明 1970a：32）， 即他主張一種國家統籌管理的海洋貿易。但另一方面，亦因其關心日本國内遊民 與農民餓死等社會問題，才提出海洋貿易論來試圖解決的19 。就他看來，這些社 於北海道南端的松前藩通商。在1771 年時，日本更透過荷蘭商館的館長，收到俄羅斯將侵略日 本的情報。儘管此情報後來證實是個偽情報，但大大刺激知識人對俄羅斯的關心，開始研究俄羅 斯（生田美智子 2008：9、10）。林子平即是其中一人。 18 所謂的「萬國之力」乃指國家欠缺的産物與金銀銅等物質。 19 1782 到 1788 年間日本東北發生史上最慘的天明大飢饉。本多利明在天明七年(1787)至東北旅 行受到極大衝撃，在《經世秘策》中言及有二百萬人餓死之事和許多殺嬰等悲慘的情況（本多利
14 會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於國産之不足。他認為人口的増加將導致生活資源不足，國 内生産力亦必有個限度，故積極主張海外貿易之必要性（塚本晃弘 1970：456 459）。雖其經濟思想基本上是立基於農業的，但欲從與外國交易的海洋商業經濟 來解決本國農業生産不足等問題。此乃其思想特點。 但本多的海洋貿易構想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來自於蘭學的思想資源，來自於 他對「歐羅巴」的理解與想像20 。中國則是其反面教師。對於中國，他認為過去 日本之所以不知積極向海洋發展、開發屬島等是受「唐土」這一「山國」之聖賢 教訓制約所致（本多利明 1970a：32）。故與林子平一樣稱「唐土」是「山國」， 主張「海國」日本不當以中國為模範，而當以「歐羅巴」為模範。在他看來，「山 國」與「海國」之差異不只是地理差異，更有地政學上的優劣差異。即他認為「唐 土」是「山國」，因没有全部被海洋環繞，故是地政學意義上的「惡國」，不如「海 國」日本(ibid.)。 相對之，他雖知歐洲有許多獨立國家存在，但亦將之一體化理解，將「歐羅 巴」理解為歐洲諸國之「總名」（本多利明 1970b：92），或總稱為「西域」「西 洋」(ibid.: 111)。將之理想化為「只用德而治」之國家(ibid.: 98)或將葡萄 牙、英國理解為利用海洋交易並「撫育土人」的「大良國(ibid.: 112)。本多特 別將英國視為日本的模範，主張日本當開發、殖民與英國約略同緯度的堪察加半 島(ibid.: 141, 160)。由於本多欲模仿的對象已轉為具海外殖民地的歐洲「海 國」之故，亦有開發日本北方與其周邊屬島之論，欲建構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圏 （西岡幹雄 2000：121124）。但他欲開發之地不只是日本周邊諸島，更包括南 洋諸島等（本多利明 1970b : 134135），欲將之收編為日本的「屬國」。不過， 本多主張殖民之地皆是文明尚未開化乃至發展之地，故他並非積極主張用軍事侵 略的方法，強調用「撫育」「交易」的手段(ibid.: 148)。 總之，本多利明雖主張發展海外貿易，但他的海外貿易論是國家主導的經濟， 故其日本貿易大國想像與其日本軍事大國想像一體21 。但另一方面，他的對外擴 張思想還是來自於其對日本國内農民之同情與其土地資源有限論等思想。這亦是 幕末明治知識人之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中常見的思考模式。 （三）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2)：佐藤信淵 另一個著名海外擴張論者是佐藤信淵(17691850)。他曾師事於平田篤胤， 明 1970a：27，亦參閲前田勉 2009：217）。 20 本多所參照的書有《阿蘭陀風説書》等第一手情報外，還有《新學藝大辭典》(Egbert Buys)、
《家居纂要》(Noel Chomel)、《奇才秘函》(J.C. Ludemen)等辭書類之書，及其友山村才助《増譯 訂正采覧異言》等介紹世界地理的書（犬塚孝明 1987：2021）。
21 在《經世秘策》最後一段中，他提出的理想目標是再興古代具「武國之高名的大日本國」（本
15 以得自平田的「皇國古道之學」中之「産靈」宇宙論為基礎展開其宇宙論（子安 宣邦 1977）。又再吸收蘭學等，建構其所謂的「家學」22 以解決日本國内外問題。 較之本多利明，佐藤信淵的世界圖像除得之於蘭學外，更得之於國學、儒學（特 別是國學）。他以之為基礎展開海外擴張論，在《混同秘策》開頭便道：「皇大御 國是大地最初生成的國家，世界萬國之根本也。故能經緯根本時，則全世界悉為 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僕」23 （佐藤信淵 1977a：426）。這話説得十分狂妄，然 有其内在的思考邏輯。首先，他要解決的是日本國内「經濟」問題。他所謂的經 濟是「經緯國土、濟救蒼生」（佐藤信淵 1926：665）。那包括減少墮胎、飢饉等 違反生之道（即「産靈」神意）的事（佐藤信淵 1926：668），故其致力於社會 改革與農政經濟學。若僅從此點來看，或可説他是一個農學者、社會主義先驅， 但他又講富國強兵論乃至誇張的日本膨張論。從此點來説，他又可謂是一個帝國 主義者。其思想同時代具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個側面（碓井隆次 1971）。 然而，他的思想中這兩個面向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關鍵在於「經濟」一概 念，他説「垂統」是「經濟」政策中最難的，但那是「讓國家永久全盛」的大法。 在《垂統秘策》中，佐藤信淵論述其整個構想。主要是由所謂的「三台」「六府」 所結構化的統治系統。其中與本文相關的是，他的統治構想中有「融通府」負責 海外貿易，有「水軍府」負責海防與海外的侵略擴張（佐藤信淵 1977b： 501 510）。在《混同秘策》則展開更具體的構想。在他的構想中，「安世界萬國之蒼 生」乃「皇國」統治者之主要任務（佐藤信淵 1977a：426）。且因「皇國」是「世 界萬國之根本」，故只要順從「産靈之法教」則必可順利征伐「蠻夷」，統一萬國 (ibid.)。亦即「征伐」之目的乃是為救濟天下蒼生，此亦是「經濟」的最終目 標。是以在「經濟」概念的思想發展上，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與帝國主義思想 傾向得以共存。 雖信淵之征伐、統一世界的構想極具空想性與強迫性，然那亦是在皇國世界 觀與其對農業生産問題關心之基礎上，在十分自覺到日本是「四邊皆臨大洋」的 「海國」地理形勢情況下發展出來的(ibid.)。他在《混同秘策》中主張首要征 伐的國家是「支那」，並以為「支那既入版圖」的話，世界其他國家便會慕「皇 國」之德，畏「皇國」之威而漸自動臣服(ibid.: 428)。再者，他主張要取「支 那」，必先取「滿洲」而後「韃靼」「支那」「朝鮮」可得(ibid.: 431)。另一方 面，在《防海策》(1809)中，亦主張為防「魯西亞」，當開發「蝦夷地」，攻取堪 察加半島（佐藤信淵 1927a：822），但他認為當更加小心防禦的對象是「大清國」， 故暫且與之交易以「收互市之大利」(ibid.: 825)。亦即佐藤視清朝中國為主要 潛在敵人，但有時又據皇國世界觀，認為日本可攻取之。又，他亦主張為防在南 22 佐藤的著作内容繁多，主要是農業、經濟、軍事、醫學等多方面之著作（戸澤行夫 1972）。 據傳其包括衆領域之「家學」已傳五代二百多年，但許多内容可疑。 23 原日文：「皇大御國は大地の最初に成れる國にして世界萬國の根本なり。故に能く根本を經 緯するときは、則ち全世界悉く郡縣と為すべく、萬國の君長皆臣僕と為すべし」。
16 方的英國勢力，故要殖民、開發「南海之無人島」(ibid.: 826-827)。在《西洋 列國史略》（1808 年著述）中更稱擴張中的英國今後必成「天下之患」(ibid.: 795)。 實際上，佐藤信淵心中認為最需防衛的兩個國家在鴉片戰爭中衝突了。其後， 因見識到大英帝國的強大，轉而在 1849 年發表《存華挫狄論》，認為日本當助「清 國」之復興以為日本之「西屏」（佐藤信淵 1927c：866）。但所謂「存華挫狄」 亦是僅在軍事方面言之，未提出具體計畫。該論的發表並不代表著佐藤之思想轉 變，他只是想利用日本尚可攻取的「滿清」來防衛與日本同為「海國」之「英吉 利亞」而已(ibid.: 939)。鴉片戰爭並未因此改變他基於「産靈」宇宙論所發展 出之皇國中心世界觀與「滿清」大國觀等基本思維，只更確認了英國今後必成「天 下之患」的預測。所以，他與本多利明不同，不將西洋理想化，不將英國視為模 範，而是視之為最大的敵人。更認識到日本與英國雖同屬「海國」，但日本的地 理位置與農業物産更佳，若日本興航海通商之業，其便利性實「世界第一之上國」 （佐藤信淵 1927a：821-822）。亦即信淵不僅認為日本是一個不同於中國的「海 國」，更是可超越同為「海國」的英國。雖信淵之海外擴張論僅止於空想，但他 的妄想的確刺激了海外擴張思想。在幕末時期即有人注意到他的著作。其中之一 就是吉田松陰。 （四）海外擴張論中之「海國」想像(3)：吉田松陰 雖然在吉田松陰(18301859)之前，既有海外軍事擴張的話語出現，但推進 幕末歷史前進的畢竟是參與政治的武士。吉田松陰便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位。他 曾看過佐藤信淵《混同秘策》等書，但對其書評價不高，曾對其書其人説「喜其 雄偉，而嫌其夸誕」（吉田松陰 1986b：197），並説：「觀一疑百，吾之過也，執 一論百，亦百祐（佐藤信淵）之過也」(ibid.)。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態度。 如藤田省三指出的，松陰基本上是個能快速把握狀況之改變而應對者（藤田省三 2003：89）。如許多幕末武士般，其思想皆是對變化中之狀況的反映，故顯得輕 率或欠乏一貫性，但具高度懷疑精神與戰略思維。本來，幕末時期就是個情勢快 速變動，各種想法互相撞撃的時代，身處於其中的知識人常不斷地更改想法。吉 田松陰便是這一個時代精神的代表者。例如：松陰在 1850 年平戸實際參觀過荷 蘭船後，認識到傳統兵學的局限性，轉向學習「西洋」之「大艦巨砲主義」（桐 原建真 2009：31）。 如上述，在海外擴張主義這一問題上，吉田松陰或可説是將佐藤信淵之妄想 再加以更細緻地戰略性論述之人。後來，在 1854 年的《幽囚錄》中，吉田曰：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乗間加摸察 加，奪隩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内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
17 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吉田松陰 1986a： 197） 此論或有受信淵之論的影響，但重要的是區別兩者軍事擴張論之異同。兩者 之同在於，其軍事擴張論皆基於國學之皇國中心世界觀。兩者之異在於，松陰繼 承水戸學基於華夷意識的皇國史觀，即瞭解到「古聖天子懾服蠻夷之雄略」是日 本之所以為「皇國」的原因。故他從古代日本天子征伐四方的歷史記憶來主張日 本中心性及日本作為一個「帝國」的獨立性，而不講來自平田國學那套「産靈」 宇宙論（吉田松陰 1986c：529）。再者，松陰認可日本是「海國」外，更認識到 世界已走入機械時代，機械的蒸氣船（火輪之舶）使得歐洲由如比鄰（吉田松陰 1986a：595-596）。所以，其軍事擴張論並不那麼「夸誕」，是基於其對古代日本 天皇主政的輝煌歷史記憶與機械時代認識、「海國」想像而來的戰略論。 他認為日本為抵抗「西洋」當如西洋諸國般向外擴張，當占取之地大都是位 於日本周邊曾屬於「皇國」之國（朝鮮）或實質上是日本之「屬國」（琉球）乃 至主權未甚明之地（滿州、台灣等）。但等到 1858 年日美通商條約簽定之際，松 陰則轉而強調若要重振「皇國」之「雄略」，當「航海通市」，實行自由貿易（吉 田松陰 1986d：107）。在此，又一次思想的轉變。他認為那是在面對懷領土野心 之西洋列強進逼，在維持「皇國」之獨立目的下的「遠謀雄略」(ibid.)。 如上，吉田松陰的海外雄略論雖具某種程度之空想性，但確也是訴諸於歷史 記憶以展現「皇國」「海國」之姿，去學習西洋、抵抗西洋以期超越西洋之論， 是隨時勢變化且具行動精神之戰略論述。當然，幕末武士中之海外擴張主義者不 只有松陰一人，吾人在橋本左内、島津齊彬等人的著作中亦可看到類似主張（古 川萬太郎 1991：52、54）。但明治維新倒幕派中有許多志士皆松陰之學生，或受 其精神之感召者多。在此意義上，其向外擴張的戰略思維足以代表幕末時期武士 階層亞洲論述的一類型，而成為明治思想之重要基礎24 。 總之，上述三位 19 世紀前期知識人之知識背景、思考邏輯、對西洋之認識 等並不盡相同，但其言論之主要目的皆在於擺脱封閉的「島國」意象，脱離主要 以農業為生的「陸國」狀態，防衛或解決日本内部之經濟問題。亦即他們的論述 皆希望日本往商業文明國家意義的「海國」發展。而且，從以上的論述亦可知這 些追求日本之獨立與擴張的思想皆不免以軍事為手段，且訴諸於海外的殖民。後 述之明治前期的「海國」想像話語大抵亦如此。只是隨著海軍的近代化和其與陸 軍的軍備競賽、對外戰爭的勝利、海外殖民地的實現等歷史事件的發生，軍事擴 張本身將漸被目的化，使問題更形複雜。 三、明治時期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的興起：以東邦協會為主 24 另一類型是結盟主義型亞洲論述（藍弘岳 2011）。
18 由上所述，可知在明治以前，日本知識人已開始從日本的地理特點來想像日 本是個「海國」，以差別化彼岸的「陸國」。接下來，將檢討「海國」想像如何與 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發生掛勾？ （一）征韓論爭與亞洲主義團體的出現 征韓論爭是明治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其思想源流至少可上遡至前述之吉田 松陰海外雄略論（吉野誠 2002：53-78），亦是使之後的擴張主義型亞洲論述得 以成形的契機之一。因明治初期維新外交的基本構想是與王政復古思想連動的， 故朝鮮曾從屬於「皇國」的歷史記憶復活，維新政府以不對等的方式對待朝鮮王 朝，在其對朝鮮的外交文書加上「皇」「勅」等文字，但這被朝鮮王朝以不同於 江戸時代外交形式的理由拒絶了。該結果引發一連串外交折衝與論爭（吉野誠 2002：81-114）。後來發生明治六年政變，促使維新後的藩閥政府大分裂，西郷 隆盛下野、征台之役（出兵台灣）、 江華島事件、以及西南戰爭等明治前期的大 事件發生。 其中，因征韓論爭下野且又為不平武士戰死的西郷隆盛更因之成為後來民間 的不平武士、具天皇中心思維且重國權的右翼思想家與團體所崇敬的對象（松浦 正孝 2010：99102）。其實，征韓論意味著明治初期外交路線之爭。西郷所代表 的就是一種基於天皇中心之王政復古理念（名分條理）的亞洲外交政策路線，該 路線在征韓論後即已告終（吉野誠 2002：206209）。但天皇中心之亞洲連帶思 想並未消失，而是轉入民間。另一方面，在征台之役與江華島事件中，明治政府 成功地以萬國公法處理亞洲事務。這些事件象徵著日本往加入近代西方國家體系 這一目標邁進一大歩（吉野誠 2002：170、171）。之後，在這一外交行動原則主 導下，日本成功成為近代西方國家體系中之一員的同時，亦逐漸在該體系内部構 築一以亞洲太平洋為範圍的區域霸權體系。是以，天皇中心且具擴張主義思維的 亞洲主義思想便在民間與政府的曖昧地帶，以學術團體、民間雜誌等的方式複雜 地展開25 。 在 1898 年明治時期最大的亞洲主義團體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前，已有振亞會 （1877 年設立）、興亞會(1880)、亞細亞協會(1883)、東邦協會(1891)等亞洲主 義團體（狹間直樹 2001）。其中振亞會、興亞會、亞細亞協會在組織、人脈、目 的上皆有著繼承關係。核心人士皆是曽根俊虎、副島種臣等人。其主要目的皆是 在於亞洲内部的日本與清朝中國間的語言教育與通商貿易的發展。相較之，東邦 協會的組織成員雖與亞細亞協會有所重複，但其發起人不同。而且，相對於亞細 亞協會，該會被理解為保守分子居多的團體（《每日新聞》，明治 24 年 7 月 18 25 儘管日本政府並不承認亞洲主義為政府之正式政策，但的確是二戰中與之前的日本政府隠藏 政策原理（山室信一 2001：573578）。
19 日）。不管如何，東邦協會可説是最立基於「海國」想像的亞洲主義團體26 。其共 同關心的領域不只是「東邦」（東洋）亦包括了「南洋」地域。故以下以其主要 成員之活動為中心來檢討明治時期與「海國」想像相關的亞洲論述。但在之前， 筆者想先釐清本文所論及之亞洲論述與「脱亞」思想、「海國」想像等三者間的 關係。 （二）亞洲論述與「脱亞」思想、「海國」想像：以福澤諭吉之論為主 首先，説到「脱亞」，相信大家都會想起福澤諭吉(1830-1901)。但他在提出 〈脱亞論〉(1885)前，在《時事小言》(1881)中提出過亞洲連帶論（一種「興亞」 論述）。其實，兩者並非針鋒相對的兩種論述，福澤諭吉亦非是從亞洲連帶者轉 為脱亞論者。如坂野潤治所指出的，吾人在理解近代日本知識人之外交論述時， 不該將「脱亞」或「亞洲連帶」「日清提攜」等語言表現直接理解為作者之思想， 而是要就當時的國際情勢去分析其對外認識來把握其「思想之實像」（坂野潤治 1977：1320）。而且，他亦認為吾人在討論近代日本知識人之亞洲論述時，他們 對同為亞洲中之「中國」與「朝鮮」之認識當要分開來看，否則往往無法釐清問 題(ibid.: 2529)。如福澤在《時事小言》(1881)中所主張的亞洲連帶論是一種 朝鮮改造論，是與日清提攜論（另一種亞洲連帶論）相對立的主張，而其後的〈脱 亞論〉則是在壬午事變(1882)、甲申事變(1884)後，在基於朝鮮國内親日派失勢 後的現實狀況認識中提出之現狀維持論，而非一般所理解的亞洲侵略思想開端 (ibid.: 2957)。其實，若就其思想是侵略主義與否而言，其〈脱亞論〉前的朝 鮮改造論更具侵略性(ibid.: 57)。 姑且不論〈脱亞論〉是在何種國際情勢中所發的。該論受到重視是在二戰後 的 1950 年代末期，且福澤亦非使用「脱亞」這一概念的第一人，更没有説過「脱 亞入歐」（丸山真男 2009：512）。「脱亞」或「脱亞入歐」之所以在戰後會受到 注目並廣為使用，大抵是因這兩個概念畫龍點睛地表現了明治以後日本的主流思 想發展方向。所以吾人當區別在國際政治情勢中之〈脱亞論〉本身與「脱亞」所 代表的思想傾向。若吾人就思想傾向來理解「脱亞」，「脱亞」之意當如福澤在〈脱 亞論〉中説：「國中朝野無別，一切萬事採西洋近時文明，不僅獨脱日本之舊套， 亦在亞細亞全洲新出一機軸以為主義」、「國民精神既脱亞細亞之固陋，移向西洋 文明」（福澤諭吉 1960b：239）。就此意義而言，早在福澤提出〈脱亞論〉以前， 其以西洋文明為模範改造日本國家乃至「國民精神」之文明論思想就已是「脱亞」 的。其思想内容一方面是指向培養人民智德，改造「國民精神」外27 ，另一方面 26 關於東邦協會之研究文獻不多，除前列之狹間直樹之論外，最全面且基礎的研究是安岡昭男 的研究（安岡昭男 1998），但該文並未從此觀點來論述東邦協會。 27 這是 1875 年初版已出之《文明論之概略》的中心思想。其四、五、六、七章討論的就是「智 德」的問題（福澤諭吉 1959a）。
20 亦是指向進入主權國家體系中，學習「文明」的國際權力政治之規則28 ，並以之 為基礎，成為海外貿易、海運、海陸軍發達的開放「海國」29 。在福澤看來，没 有軍備為後盾，則「萬國公法」亦不可靠，要發展軍備則需資本（福澤諭吉 1959c： 304306）。其中，海軍的整備更是急迫。亦即福澤之「脱亞」思路是朝向成為近 代西方式主權國家、商業文明乃至「海權國家」發展的。是以，「海國」想像包 括在其「脱亞」思想之中。
事實上，福澤諭吉的文明史論受到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近代西方知識人 之文明史論的影響，從而形成落後停滯的亞洲觀（植村邦彦 2006：147）。但對 西洋文明論中之停滯、專制的亞洲觀，福澤是有所批判的，否則他如何能告訴日 本人民，位於亞洲之日本能成為文明國？為此，福澤必須去論述日本與其他亞洲 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差異。他常操作的是亞洲儒教文化與日本武士風俗的差異 對比方式，強調武士風俗對日本文明化的正面作用（松澤弘陽 1993：331342）。 除此之外，文明的商業社會與半開的農業社會亦是另一組可操作的對比概念。 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國」、「半開之國」、「野蠻之 國」（福澤諭吉 1959a）。其中，「文明國」與「半開之國」之國的差異之一即在 「文明國」是工商業發達國家，「半開之國」則是農業之國(ibid.)。若將福澤諭 吉之文明發展史觀中「歐羅巴」與「亞細亞」的差異置換成商業的「海國」與農 業的「陸國」之差異，則可導出地理意義的「海國」日本容易發展為自由貿易的 「海國」，從而徹底成功「脱亞」的命題。雖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没有 積極地從此組概念的對比去論述日本的特殊性，但從上述之福澤的「海國」想像 中，亦可知這樣的思考存在其思想中，且其文明論實際以成為「亞細亞東邊」的 「新英國」為目標的（福澤諭吉 1960a：145）30 。順此邏輯，亦可導出日本當以 亞洲中的先進「海國」、文明國之姿來「興亞」的命題。正是在此意義上，福澤 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史論與「脱亞」思想在明治以後，成為多數擴張主義型亞洲論 述的之思想前提。所以，雖然福澤諭吉非東邦協會成員，且其〈脱亞論〉亦不同 28 初瀬龍平在〈「脱亞論」再考〉（初瀬龍平 1984）一文，就是從此觀點來論述的。 29 福澤在文章中，他數度論及「海國」一詞。如下例文：「我海國の人民は坐してその船の出入 を傍觀するか、或は之に依賴して船客たるのみ。之を海國の恥辱と云うも可ならん」（我海國 人民可坐而傍觀其船之出入，或只可依賴之而為船客而已。此可謂是海國之恥辱矣。）（福澤諭吉 1959b：182）、「海軍の不完全なるに至ては陸軍より更に一層の甚しきものと云ふ可し。四面海 に浜する海國にして海軍の欠く可らざるは其理由を言ふも迂濶なれば唯読者の自知に任じ… …」（海軍之不完備可謂更甚於陸軍。作為四面濱海之海國，言海軍不可欠之理由亦迂濶，唯任 讀者之自知）（福澤諭吉 1959c：319-320）、「四面海に浜する海國にてありながら稀に軍艦の遠 洋に航するのみにして、海外の諸港に向て定期の郵船もなく、貿易は自國の開港場に於て外商 の來るを待つのみにして、……」（作為四面濱海之海國，軍艦卻甚少航至遠洋，亦無航向海外 諸港之定期郵船，貿易只能等待來自國港口的外商……）（福澤諭吉 1959d：149）。綜而言之， 在福澤看來，日本身為「海國」當有發達的海運以展開海外貿易，並有強盛的海軍以防衛國土、 支援海外貿易的。 30 福澤心中理想的政體亦英國的議會内閣制。不過，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將另撰稿論之。
21 於東邦協會之「興亞」論述，但多數東邦協會成員當共有「脱亞」的思想傾向31 。 他們皆希望日本朝「海權國家」的方向邁進。以下，就此理解來探討東邦協會的 亞洲論述。 （三）東邦協會與《東邦協會報告》略論 東邦協會是由小澤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誠（福本日南）在 1890 年 1 月 發起，在小山正武、山口宗義、陸實（陸羯南）、矢野文雄、小村壽太郎、高橋 健三等人的贊同下，在同年 11 月成立的。一開始會長從缺，1892 年副島種臣昇 任會長，直到 1905 年去世為止。之後，近衛篤麿、黒田長成、加藤高明相繼任 副會長。黒田更在副島之後昇任為會長（安岡昭男 1998：217、218、223）。該 會雜誌《東邦協會報告》（以下，略稱為《報告》）32 則開始於 1891 年 5 月，發到 38 號後，在甲午戰爭開始（1894 年 8 月）之時即改名為《東邦協會會報》，直到 1918 年 3 月的 231 號為止（安岡昭男 1998：234）。 東邦協會所謂的「東邦」當是「東洋諸邦」的簡稱，其所指的範圍並不明確， 但當主要指日本在亞洲東方的「近鄰諸邦」，即中國、朝鮮、俄羅斯與「南洋諸 島」等。故《報告》中所謂的「東邦」或「東洋」當包括北從俄羅斯、南到澳洲 的西太平洋沿岸與離島的諸國家，但該《報告》所論的範圍廣大，有時亦論及印 度、波斯等亞洲國家問題。其成立宗旨在於促使明治知識人不只要學習西洋，更 要認知到以「東洋之先進」自任的「日本帝國」需詳知「近鄰諸邦之近狀」，對 外擴張實力，以求與「泰西諸邦」之均衡，故致力於紹介「東南洋」相關事物（東 邦協會 1891a：1-4）。即該會是一個研究亞洲太平洋地理、貿易、歷史等的學術 組織與平台等。但吾人當知，該學術關心的背後有著強烈的政治意圖（東邦協會 1891b：111）。 又，該會成立目的背後，更可觀察到一部分明治知識人對歐洲人已開始研究 「東洋」的危機感與不滿。他們認為「國於東洋」的日本更有資格研究「東洋」， 具「補翼東洋之文化」的任務（東邦協會 1891c：10）。為上述目的與任務，該 會便每月發行《東邦協會報告》。該《報告》第一號第一、二、三編是〈南洋兵 備提要〉、〈濠州航海記事〉、〈東洋及南洋地誌〉，似乎比起東洋諸國，南洋諸島 的狀況更是他們關心的焦點。他們所認識的亞洲亦不是集中於東亞。在「〈東洋 及南洋地誌」〉一文中使用的「亞細亞」大抵與現在認知的範圍差不多，但有意 思的是，他們將亞洲的面積與人口分為「日本帝國」、「支那帝國」、「土耳其帝國」 三大獨立國與「露西亞」（俄羅斯）所統治的「露領亞細亞」與英國統治的「英 領亞細亞」兩大領土國來理解。也就是説，對東邦協會的編者群而言，亞洲當然 31 「脱亞」思想並非始於福澤諭吉，伊藤博文等明治的政治家們或多或少皆有此思想（芝原拓 自 1988：469）。 32 本文利用的是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收藏版。
22 必須包括「陸權國家」俄羅斯與「海權國家」英國在内。他們的亞洲論述大抵將 俄羅斯視為北方防禦的假想敵，故非常注意西伯利亞、千島群島等地的情況及俄 羅斯之海軍的發展等，甚至設立俄羅斯語學校。而在他們有意染指的南洋，英國 便是主要的對手。亦即在 19 世紀後期，日本在向外擴張，成為「海權國家」後， 勢必與英國及俄羅斯直接競爭或與之合縱連横。 如上所述，《東邦協會報告》決不是局限於日中、日韓間關係的議論，更包 括西伯利亞與南洋乃至波斯問題，及日俄、日英乃至日美關係等的議論，亦包括 國際法、歐美各國之外交政策、殖民貿易之事（東邦協會 1891d：139）。在這些 錯綜複雜的議論中，日本被積極想像為一地理位置優越的「海國」。特別是英國 被視為日本之模範國家。實際上，明治日本之海軍制度等即是學習英國的（池田 清 1981：146-156）。在《東邦協會報告》又有許多與海軍相關議題33 。一篇名為 「海軍」的文章更明言若日本欲成為「西太平洋上平和的擔保者」，當擴張海軍 （東邦協會 1891e：1）。除此之外，海運、殖民等亦是其關心焦點34 。 總之，東邦協會所關心的議題五花八門，無法在此一一檢討，其成員的思想 亦不一定一致。但如上述，促進日本政府與知識人對亞洲太平洋的認識乃至政策 的形成當是其主要的目的。雖自稱是學術性組織，其與政治的掛勾的情況明顯。 如副會長近衛篤麿是貴族院院長，後來的副會長加藤高明是促進日英同盟的外相 外，後更官至總理大臣。該會乃至其主要成員對近代日本的「海國」想像與對外 擴張政策的形成當有發揮一定的影響。接下來，檢討其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 與亞洲論述。 （四）東邦協會主要成員的「海國」想像與亞洲論述：福本日南、陸羯南、近衛 篤麿 福本日南(1857-1921)是東邦協會發起人之一。海外殖民是他主要關心的課 題。例如他在 1886 年寫下《樊噲夢物語：一名新平民回天談》(1886)一書中， 異想天開地敘述著日本的部落民移民到菲律賓，然後與菲律賓人推翻西班牙殖民 政權的故事。其内容有得自西洋的民權思想，又有著抵抗西洋以伸張日本之國權 與復興亞洲的思想（福本日南 1886：32-39）。在 1888 年日南撰寫「人口之蕃殖」 一文，更直接表明海外殖民之志。在該文他提出「興地力」、「興工業」、「興移住 殖民之業」這三個解決當時日本人口壓力的方法，但主張只有第三個才能根本解 33 〈海軍比較〉（《報告》3 號）、〈露國の海軍〉（《報告》6 號）、〈現時海軍情勢一斑〉（《報告》 13 號）、〈東洋に於ける露西亞海軍の挙動〉（《報告》16 號）等。 34 在《報告》12 號中有〈吾國海運の沿革〉一文，主張「吾邦振興の策一に海運の隆盛を計る にあり」（吾邦振興之策一在計海運之隆盛）（頁 2）。在〈海國史談〉（《報告》，17 號）中亦主張 「貿易航海は吾邦富強の礎」（貿易航海乃吾邦富強之礎）。
23 決問題，且他認為殖民有助於日本之航海貿易擴張35 。 日南的「海國」論述明顯地繼承著林子平以降的「海國」論述，更有著吾人 在本多利明等人思想中看到的將國内問題移往海外解決的思路。他在 1892 年《日 本》這一報紙上寫了題之為〈海國政談〉的一連串文章，後集結成《海國政談》 （福本日南 1892）。在其中，他就表明是在繼承林子平之志的意圖下寫的。只是 相較於林子平所講的是「海國之兵政」，他要講的則是「海國之財政」。其論述不 只重視軍事防衛，更重視貿易的擴張。他主張「文明之在交通」「富強之本在交 通」（福本日南 1892：4），特別強調海運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海運發展有利於人 與物的流動，乃至有助於貿易權與海軍的擴張。他希望日本能成為一個在經濟上 掌握太平洋霸權的「海國」（廣瀬玲子 2004：310-323）。此外，他同様是以英國 為日本國家發展的模範對象(ibid.: 265-344)。且値得一提的是，福本日南之「海 國」論是在與其他當時的國粹主義者對話、交流中産生的。顯然，在甲午戰前， 有關「海國」的討論既已熱烈展開(ibid.: 123197)。在之後，相關討論，更有 増無減。例如：當時的重要雜誌《太陽》在 1902 年第 8 巻 8 號中制作「海之日 本」特集36 。 但另一方面，後來，日南又從「人道」的觀點，批判導致日本海軍擴張之馬 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海權論中的「制海權」觀念（福本日南 1903），亦反對軍事侵占中國。不過，他支持日本對清開戰，認為對清開戰有助 於使中國覺醒，也從其「海國」視角出發，贊成日本在中國的「商工業之平和擴 張」（福本日南 1900）。也就是説，福本主張一種允許日本經濟擴張的支那保全 論（廣瀬玲子 2004：191-197）。在日俄戰爭後，更主張成立「日英清之三國同 盟」(ibid.: 338-342)。然其論中明顯存在著日本是文明先進國之優越意識與對 清經濟擴張的思考邏輯。 另外，亦是東邦協會會員的陸羯南(1857-1907)亦有類似看法。如本文一開 頭既已言及，陸羯南在 1902 年寫〈島國與海國〉一文，主張日本當發展為「海 國」。對於甲午戰爭，他以「文明」之名正當化之（陸羯南 1894：563)37 ，在甲 午戰後亦與日南一樣，展開海外殖民與海運、海軍論一體的論述。他雖主張日本 當保有朝鮮，但又主張「北守南進」（對俄協調），反對過度的軍備擴張，但贊成 日本在中國之經濟擴張（朴羊信 2008：61106）。在 1998 年的美西戰爭後，更 對原本視為「博愛主義」之國的美國失望，批判引導美國從 19 世紀末開始擴張 的海權論為「野蠻」「紀元前之舊思想」，感嘆「野蠻亦是文明之道理何在」（陸 35 出自《東京電報》，1888/11/8-9。本文轉引自廣瀬玲子(2004: 124,125)。 36 在明治後期，除《海國政談》外，至少有以下以「海國」為名的書籍：《海國急務》（藤川三 渓 1886）、《海國》（曽良鉉三郎 1892）、《海國偉人傳》（石井研堂 1896）、《海國男兒》（江見水 蔭 1901）、《海國史談》（足立栗園 1905）、《海國日本》（伊藤銀月 1905 ）《海國男兒》西尾麟 慶 1910）等。 37 福澤諭吉、内村鑑三等明治知識人之立場亦是如此（米原謙 2002：176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