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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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李若庸

＊

摘要

本文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研究之延續對話。迄今的研究成果強調「合作」為亨利八世朝「官方宗教改革」成功的原因，本文主張在「合作」的面向外，英格蘭社會亦曾對亨利八世的改革政策發出過反對之聲。「肯特郡的聖女」伊莉莎白 • 巴頓在一五三 ○ 年前後發表的「政治預言」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巴頓修女從肯特郡的一隅，透過教會、鄉誼等人際網絡，以口語及文字的形式，將她的反對預言穿越地域、階級，與性別地傳播出去，形成一股強大的異議之聲。亨利八世不久針對巴頓預言展開強力的整肅：除了巴頓與周邊人士被國王處決，所有與巴頓接觸過的關聯人士都遭到傳訊。亨利八世在「巴頓案」的處置展現了他對民間言論的高度掌握與控制。「掌握於事前，嚴懲於事後」，亨利八世對所有異議言論有效地打擊，使它們難以形成撼動王朝的力量。巴頓案展現了英格蘭民間的反對聲音，但也解釋了亨利八世王朝宗教改革的成功。關鍵詞：伊莉莎白 • 巴頓、肯特郡的聖女、政治預言、言論控制、亨利朝宗教改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感謝國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97-2410-H-305-025-MY3），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精闢的建議。本人已於正文與注釋中依據審查意見提出修正與補充說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 2012 年 12 月，頁 28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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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論文是「英格蘭宗教改革」（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辯論

的延續對話。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r.1509-1547

）在一五三

○年代為解除與王后凱撒琳（

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

）的

婚姻關係，脫離羅馬（

Break with Rome

），自立為英格蘭教會領

袖，史稱「英格蘭宗教改革」。「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是由國王

的婚姻問題所引發的「改宗運動」（

conversion

），是以與歐陸的宗

教改革運動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它是一個由「政治問題」而非

「信仰問題」啟動，「由上而下」（

reformation from above

）的改宗

運動。這項差異造成了此項運動特有的辯論傳統：亦即，由「國王婚姻問題」此一「政治事件」所引發的改革運動，在「何時」、「透過何種機制」，轉變成為人民信仰改宗的「宗教事件」？

學界經過了半世紀的辯論至今得到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

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應該分為「官方宗教改革」（

official

reformation

）以及「民間宗教改革」（

popular reformation

）兩個層次來理解。「官方宗教改革」指的是英格蘭透過國王與國會立法，

建立由國王為首的「英格蘭國教會」（

the Anglican Church

）；而

「民間宗教改革」是英格蘭社會放棄傳統信仰，接受新教教義的「改宗」運動。前者關切「教會組織」的改立，後者強調「信仰內容」的轉變。這兩種改革不僅在內涵上有所差距，在完成的時間點上也有先後之別：「官方宗教改革」大約在亨利八世時達成，但「民間改宗運動」卻遲至伊莉莎白時代（

Elizabeth I,

r.1558-1603

）甚至更晚才塵埃落定。1 1_{「官方宗教改革」與「民間宗教改革」在英格蘭宗教改革的辯論傳統中是相對產生} 的概念。當 A.G. Dickens 在一九五○年代末以約克郡為題開啟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研究時，並沒有這樣的區分。Dickens 主張宗教改革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改宗運動，由國王啟動，獲得民間熱烈的迴響，英格蘭在亨利八世朝很快便蛻變「完成」為一個新教國家，此之謂宗教改革的「成功」。 Dickens 的看法在七 ○ 年代面臨「修正派」學者（如 J.J. Scarisbrick、Christopher Haigh 等人）的挑戰。他們提出「『民間』宗教改革」的概念，藉此區隔由亨利八世主導，「改立國王為教會領袖」的「（官方）宗教改革」。「民間」與「官方」這兩個對比的詞彙自此進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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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83 - 學界的共識釐清了此辯論最核心的問題：「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究竟於何時完成？」然而進一步探究我們可以發現，此項結論在邏輯上存在著內部的矛盾：亦即，英格蘭如何可能在缺乏「民間宗教改革」的基礎上完成「官方宗教改革」？更淺白地說：亨利八世如何能在英格蘭大部份民眾仍信奉羅馬天主教會的情勢下，建立起獨立的英格蘭國教會？這兩種改革間的時間落差需要被解決。2 關於這個問題，學界已有部分的觀察，目前以「合作論」（cooperation）的解釋為主流。「合作論」強調「官方宗教改革」的成功為官民協力的結果：亨利八世或者運用英格蘭社會（尤其是「士紳階級」）特有的「忠誠」與「順服」文化，輔以國王的權威讓人民靜默，3_{又或者利用「社會矛盾」、「經濟利誘」等非宗教} 因素，攏絡人們支持國教會的建立。4_{「合作論」的立論基礎是英} 格蘭宗教改革的辯論，並逐漸發展出「先官方、後民間」的宗教改革兩階段論。「官方宗教改革」因此指的就是「亨利朝宗教改革」（Herician Reformation），亦即，建立（或改制為）以國王為首的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見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964; 2nd edn., London, 1982). Roger B. Manning,

“The Spread of the Popula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Sixteenth Century Essays and

Studies, vol.1 (Jan., 1970), pp. 35-52. Robert Whiting, The Blind Devotion of the People: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arisbric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1984). Haigh,

English Reformati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1993). 關於宗教改革的辯論傳統，見李若庸，〈評 Peter Marshall, 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00-1640〉，《新史學》，9：4（臺北：1998.12），頁171-177。

2_{Alec Ryrie}_{曾指出，日耳曼宗教改革提供了英格蘭宗教改革有利的推動條件，他特}

別側重外交（diplomatic）、國內盟友（domestic allies），以及意識型態（ideology）等三項因素。Ryrie 的論點可以補充本論文的背景條件。見 Ryrie, The

Age of Reformation: the Tudor and Stewart Realms 1485-1603 (Pearson Longman, 2009),

pp. 120-129. 關於歐陸政治情勢與亨利朝宗教改革的關係，本人曾以 Reginald Pole

樞機主教的出使有過討論，見李若庸﹐〈十六世紀歐洲強權間的外交角力〉，帝國之禮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2009.1）。

3_{J.P.D. Cooper,}_{Propaganda and the Tudor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Westcoun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參見李若庸，〈評J.P.D. Cooper, Propaganda

and the Tudor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Westcountry〉，《新史學》，16：4（臺北，2005.12），頁221-230。

4_{Ethan H. Shagan,}_{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_{(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參見李若庸，〈評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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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社會並未強烈抗拒過亨利八世的「官方宗教改革」，而這樣立論的歷史依據是，亨利八世朝除了一五三六年曾出現規模較大的「聖寵朝聖行」（

Pilgrimage of Grace

）「請願」運動外，並沒有具有威脅力的反抗行動出現。「合作論」強調「官民協力」促成了亨利朝「官方宗教改革」的成功。5 「合作論」的立論有其證據與啟發，但它「柔化」了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運動：「官民合作」固然成就了部分政策的順利推動，但「官民衝突」卻是不能漠視的歷史現象。無法大規模組織反抗行動或者發出強烈的抗議之聲，可能不是出自人民的心悅順服，而是由於國王的高壓箝制。事實上，當時代的書信、司法檔案，以及修院解散記錄，每每展現亨利八世在遭遇反對意見時殘酷的整肅：他運用各種管道向異議菁英施壓；6_{以威脅逮捕，乃至} 斬首處決的方式迫使全英格蘭的修院解散；他利用人民間的互相偵防，箝制可能危及政權的言論。種種跡象顯示，「合作」與「鎮服」雙管齊下才是亨利八世新教改革成功的關鍵。無法忠實呈現國王在改革過程中展現的強悍面容，就不能真正理解「官方宗教改革」的最終成功。本文便是在這樣的立論前提上以「政治預言」（

political prophecy

）為題，以「巴頓案」為例，揭櫫改革當時英 5_{所謂「成功」的定義，雖然可能有部分保留意見，但學界大致接受} _Dickens _{的論} 點，認為英格蘭於亨利朝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改革。至於改革為英格蘭帶來的外交威脅與內部鬥爭，我傾向將之認定為官方改革的「餘波」，而非「未竟」。我的主要理由是，這些內外因素都未曾威脅到亨利八世國教會的存續（關於當時的國際局勢，請見李若庸，〈十六世紀歐洲強權間的外交角力〉）。而國教會在教階與教義上保留相當多天主教的內涵，並不能被視為「改革尚未完成」的依據，因為在相當程度上，這就是英格蘭國教會的定位（直至今日，國教會（聖公會）仍保有主教制），就如同路德教會與喀爾文教會在「揚棄」天主教的傳統上也有差別，卻不能因此認定其中的一個教會「改革未竟」。此外，「國王至高權」（royal supremacy）的設立是重大的變革，因為它的背後牽涉到「教權」與「政權」正統性（legitimacy）的神學爭議（例如，王權是直接授自於上帝抑或透過教會取得）。

對於許多知識菁英而言，這是無可妥協的信仰立場，John Fisher、Thomas More 等人更不惜以身護道（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知識菁英與亨利八世的對抗及妥協〉，《成大歷史學報》，第38期（臺北，2010.6），頁53-88。）從亨利八世度過重重危機來保全（新）國教會的角度評價，將亨利朝宗教改革定義為「成功」，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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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85 -

格蘭社會流傳的異議之聲，並透過亨利政府在言論控制上的強勢

作為，展現此運動長期為學界所忽視的「鎮服」面向。7

「肯特郡的聖女」（

The Holy Maid of Kent

）在一五三○年前

後的「政治預言」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她的預言不僅在民間普遍流傳，還引起政治菁英，甚至亨利八世本人的關切。肯特郡的聖女預言顯示英格蘭民間存在著自主的反對聲音，這種聲音透過各種人際網絡的連結，突破地域、階級與性別的界限，形成具備規模的民間輿論。本文將透過巴頓影響力的構築、巴頓預言的傳

播，以及湯瑪斯．摩爾爵士（

Sir Thomas More,1478-1535

）的遭

遇為例，揭示民間輿論的力量以及亨利八世對言論的控制。

二、「肯特郡聖女」的政治預言

伊莉莎白 ‧巴頓（

Elizabeth Barton,c.1506-1534

）在歷史上被

稱為「肯特郡的修女」（

the Nun of Kent

），天主教會命之為「肯特

郡的聖女」，而亨利政府的官方文獻則將她定位為欺瞞大眾的「騙

7_{關於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雖然屢被學者提及，但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幾乎未見系統}

的討論。舉例來說，本文所討論的「政治預言」在一五三○年代相當盛行，它對亨利八世政權形成威脅，也成為亨利政府打擊的重點。然而真正以此為研究主題的只

有Sharon L. Jansen 等少數學者。Jansen 在 1991年出版 Political Protest and Prophecy

under Henry VIII（Woodbridge, Suffolk, UK ; Rochester, NY, USA : Boydell Press, 1991）

一書，探討「政治預言」的問題。Jansen 將一五三○年代的民間「政治預言」，視為對亨利八世表達抗議的方式。Jansen 在1996年又出版了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Women and Popular Resistance to the Reforms of Henry VIII（London,

Macmillan, 1996）一書。此書延續她之前的研究，將眼光擴及女性，在基本論點上沒

有太大的改變。Jansen 之後，Diane Watt 編纂了一本討論女性預言者的論文集：

Secretaries of God: Women Prophet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Woodridge: D.S. Brewer, 1997)。此書處理中古以來的四名女性，其中的 Elizabeth

Barton 與 Anne Askew屬於亨利八世時代，與本研究所關切的主題相關。不過 Watt

較關切的是性別、非國教信仰、以及口語及書寫文化的問題。簡言之，在「政治預言」的研究上，Jansen 與 Watt 都是以民間（尤其是女性）輿論的角度出發，著重在預言的文本分析，缺乏對預言傳播及影響力的探討，也完全沒有提及亨利八世對於相關言論的掌握與壓制。補充一提的是，David Loades 在1991年出版個人論文集

Politics, Censorship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 Printer, 1991）。從標題看，

此書與本文關切的「言論箝制」議題關係密切，但 Loades的專長在 Mary Tudor時代，是以他所關懷的是一五五五年 Mary 所發佈的「逮捕異端命令」在言論箝制上的影響，與本文的焦點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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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impostor

）。8_{巴頓因為「聲稱」獲得神啟（}

revelations

_），9_向國王提出警告而遭到處決，但她也博得天主教會的崇敬。

巴頓的早年無從考究。依據同鄉人士德威茲（

Edward

Thwaites

）在一五二七年撰寫的《近來發生在街埕的不可思議事蹟》（A Marvelous Work of Late Done at Court-of-Strete）書中的說法，巴頓是位出身貧寒的孤女。她大約在一五○六年前後出生，

沒有家人，也沒有親友。10

8_{巴頓的相關研究與資料，最為完整的是}_{Alan Neame,}_{The Holy Maid of Kent: The Life}

of Elizabeth Barton, 1506-1534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1)。另外也可參考

J.R. McKee, Dame Elizabeth Barton, O.S.B., the Holy Maid of Kent（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ondon, 1925)，不過此書的內容大多已經被 Neame 參考過。至於比較

零散的記載可見 John Harris, History of Kent (London, 1719), vol.1, pp. 24-25. A.

Denton Cheney, “The Holy Maid of Ken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8 (1904), pp. 107-129. John Strype,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London: Joyn Wyat,

1721), vol.1, pp. 174-176. William Lambarde, A Preambulation of Kent: Conteining the

Description, Hystories of That Shire (1570; rpt. London, 1826), pp. 170-175. Statutes of the

Realm, (London, 1810-1828), vol.3, pp. 446-451. L.E.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58 (1943),

pp. 463-475. 近來關於巴頓的研究，在討論亨利朝宗教改革時偶會提及，但以此為主

題的討論不多，主要為單篇論文或專書中的章節，Ethan H. Shagon 是較重要的學

者。他的“Print, Orality and Cou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一文討論巴頓

預言如何透過文字與口語網絡傳播出去，藉此說明其影響力的建構。Shagon 在文中特別強調中古「聖徒傳」（medieval hagiography）傳統在巴頓樹立聲望過程的重要

性。他在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一書的第二章亦專文討論巴頓

案。此書主要從亨利八世政治操作的角度剖析國王如何度過改革過程中的危機。從這樣的角度出發，Shagon 延續前述論文的基礎，說明亨利八世透過「毀損巴頓名

譽」（discredit）的宣傳，讓巴頓失去聖女光環，藉此瓦解其影響力，化解危機。

G.W. Bernard 亦在其書中以特定章節討論巴頓。他的主要關懷是巴頓預言的真偽，以及其背後是否存在「集團式」的政治陰謀。見 Bernard, The King’s

Reformation: Henry VIII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Church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2. 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u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Journal of Eccleciastical History, 52 (2001), pp. 21-33.

9_{巴頓預言的真假仍有疑問，因此暫以「聲稱」名之。詳請見本文結論。}

10_{A Marvelous Work of Late Done at Court-of-Strete}_{一書一般相信是}_{Edward Thwaites}_在

一五二七年寫作、出版。肯特郡的仕紳 Thwaites 後來受到巴頓的牽連下獄，不過最後被釋放。A Marvelous Work 一書已亡佚，但伊莉莎白時代的古籍商（antiquary）

William Lambarde 將部分內容收在其著作 A Preambulation of Kent. 後文提到

Lambarde 版本寫道肯特郡集結近三千人圍觀巴頓的「靈魂出竅」，指的就是

Lambarde 書中收錄的 Thwaites記載。不過 Ethan Shagon 對於 Thwaites 是否即為 A

Marvelous Work 的作者持保留態度。他認為 Thwaites 可能只是傳抄者，當時有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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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的「傳奇」肇始於一五二五年的一場大病。未滿二十歲

的她當時在坎特伯里大主教韋漢（

William Warham,c.1450-1532

）

的地產管理人（

steward

）寇伯（

Thomas Cobb

）家中幫佣。那一

年的復活節她突然罹患怪病，病勢又急又兇，幾乎奪走生命，但她也在病中發出了第一次的預言。德威茲寫道：大約在復活節之時（四月十六日） … … 一位名為伊莉莎白．巴頓的年輕女性 … … 遭遇了一場大病，好幾次，病症往上發展到她的咽喉，嚴重地腫脹，讓她感到極度痛苦，旁人覺得她所經歷的就是死亡本身，直到症狀消退 … … 就這樣，她有七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斷續地發作。最後，在十一月的時候（當時主人家一名病重的幼兒被安置在她身旁的搖籃中），正經歷新一波發作的她（在巨大的疼痛與呻吟中）詢問，「孩子去世了沒有

?

」負責照護他倆的看護回答：「沒有。」她回應道：「他很快就會走。」話說完沒多久，那孩子就吐了口大氣，靈魂隨之離開了軀體。她的預言能力首次為她贏得旁觀者的敬畏。11 巴頓透過預言主人家幼兒的夭亡首度展現其特殊的能力。因為這場大病，她開始踏上了預言者的道路。12 《聖經》中有許多關於先知的記載，天主教會也有預言者的傳統。然而，預言能力究竟源自於「白魔法」（

white magic

）的上帝，抑或「黑魔法」（

black magic

）的撒旦，需要經過嚴謹的教會認證。巴頓的事蹟很快便傳遍整個堂區（

parish

）。13_{堂區神父麥斯} 特（

Richard Master

）依照教會規定，向坎特伯里大主教上報：「這位伊莉莎白．巴頓在病中說了些崇高且引人注目之事，旁聽

Affair,” pp. 22-29. 關於 Lambarde 的生平，可參考 Retha M. Warnicke, William

Lambarde: Elizabethan Antiquary 1536-1601 (London, 1973). Wilbur Dunkel, William

Lambarde, Elizabethan Jurist 1536-1601 (New Brunswick, 1965).

11_Lambarde,_A_{Perambulation of Kent}_{, pp. 170-171.}

12_Jansen,_{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_{, pp.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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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為驚訝。」大主教指示麥斯特，「徹夜守在旁邊，（將巴頓所言）詳細記錄下來。」14 巴頓在生病期間不斷看見「異象」（

visions

），發出預言，其中又以和她自己療病相關的談話最令人印象深刻。巴頓表示，她必須在某特定日子前往位於「街埕」的聖母堂（

Chapel of Our

Lady

），在那裡透過上帝及聖母的力量獲得療癒。15_{病篤的巴頓如} 言前往聖母堂，並且「奇蹟似」地漸漸康復！巴頓神奇的復原引起了大主教高度的重視，他依照慣例派遣神職人員前往巴頓居住的阿靈頓（

Aldington

）檢驗其「靈魂出竅」（

trances

）的真偽。驗證工作在聖母堂舉行，時值八月二十五日

的「聖母升天節」（

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

）。16_{調查團來訪}

的消息很快就傳遍鄉里。17_{依據蘭巴德（}

William

Lambarde,1536-1601

）的版本，現場大約聚集了近三千名的人眾（亨利政府的官方說法是兩千人）。這在寧靜的肯特郡鄉間是件轟動大事。而巴頓也「不負眾望」：她在踏進聖母堂後不久，便「在聖母座像前陷入不可思議的狂喜狀態（

marvellous passion

），像是被外靈附體般，開始發出雜亂卻押韻的辭語。」18 她的臉驚人地扭曲著，她的舌頭外露；她的眼睛像是被摘出，擱放在腮幫子上。從她的腹部出現一個聲音，像是從酒桶中發出，然而她的嘴唇並沒有太大的動作。整個「靈魂出竅」的狀態延續了三個多小時。巴頓「腹中的聲音」談及「天國的歡樂」時，聲音甜美，猶若天

14_{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5. 亦}

見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43.

15_{此座聖母堂大約距離}_Aldington_{兩英哩。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5.

16_{此日期有特別意義。由於巴頓宣稱是被聖母療癒，所以在與聖母相關的節日裡她的}

感應特別強烈。

17_{調查團的主要成員除了大主教身邊的主計官（controller）沃爾（Thomas Wall）之外，}

還有兩位來自坎特伯里「基督堂」的僧侶，柏金以及哈得萊（William H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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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89 - 籟，「在場者皆陶醉其中」；但這個聲音論說到地獄的可怕時，講得「如此恐怖、駭人，讓聽聞者都深感畏懼。」在預言中，巴頓肯定天主教會的朝聖、彌撒，與告解，而當異象終了，「她又回復為自己，完好無缺。」19 _{巴頓的表現擄獲了所有在場人士的心，} 再也沒有人懷疑她曾經看見「異象」，蒙受「神啟」，巴頓自此成為天主教會正式認可的預言者。前來驗證的「基督堂」（

Christ

Church

）修士柏金（

Edward Bocking

）隨後將她引薦至坎特伯里

的「聖墓女修道院」（

St. Sepulchre’s of Canterbury

）當修女，負責

她的信仰教育。

巴頓成為教會認可的預言者後頻繁地發出預言：她「幾乎每

星期，至多每兩星期」就會看到異象。20_{由於與聖母存在著特殊的}

淵源（在「聖母堂」獲得治癒），因此每到十二月八日的「聖母受孕節」（

The Conce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她就會產生強烈感應，甚至出現婦女懷孕時的不適症狀，無法進食，猶如身受聖母孕育聖子的懷胎之苦。然而令旁觀者驚異的是，巴頓即使飽受折磨，滴食不進，仍然能夠存活下來。巴頓的預言能力使她的聲名遠播，逐漸累積起社會影響力。21 依據後來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默（

Thomas

Cranmer,1489-1556

）的記錄：22 人們在她身上投射了極為完美的想像，國內的各樣人士，身分有高有低，也有不少飽學之人，但尤其是各種宗教人

19_{Henry Jenkyns,}_{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D.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xford, 1833), vol.1, pp. 79-84.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6.

20_Jenkyns,_{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_{, vol.1, p. 80.}

21_{對於巴頓以一介孤女卻能凝聚龐大的影響力，Ethan Shagon} _{認為這大部分要歸功於}

中古的「聖徒傳」傳統。如《黃金傳奇》（The Golden Legend）這類記述聖徒殉道事蹟的文類，在宗教改革期間被援用來宣揚理念。巴頓「神蹟」因為以此種成熟文類為載體，是以輕易為人們所接受，形成風潮。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pp. 28-29. 亦見 Shago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p. 64-65, 74-75.

22_Warham _在 ₁₅₃₂ _{年去世，亨利八世隨即拔擢克蘭默繼任，成為推動離婚案與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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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對她極為信賴，經常向她求教，與她互動緊密，希望透過她獲悉上帝的意旨。23 巴頓的「預言者生涯」在一五二八年出現重大轉折。這一年，亨利八世有意離棄凱撒琳的傳言甚囂塵上，巴頓的預言內容也從宗教事務延伸至政治議題。她的首次政治預言大約在一五二八年的十月出現，示警的對象是當時主政的「烏爾西樞機主教」（

Cardinal Thomas Wolsey,1473-1530

）。那一年，韋漢大主教不尋常地寫信給烏爾西，表示巴頓這位「博人好感的貞潔女性」堅持求見。24_{據說巴頓告訴烏爾西，「他手上握有三把劍（指三樣武} 器）」，要求他善加運用，阻止亨利八世的離婚作為。巴頓後來向烏爾西傳告了第二次的預言；她跟烏爾西表達神譴，預言他的失勢：天使命她去見該位樞機主教，告知他即將垮臺，因為他並未完成上帝透過她

[

指巴頓

]

所傳遞的意旨。25 在巴頓發出預言後不久，烏爾西就失去亨利八世的信任。他在一

23_Jenkyns,_{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_{, vol.1, p. 80. 巴頓的聲名遠播，連流亡在歐}

陸的新教改革家庭戴爾（William Tyndale，1492-1536）都聽聞其名。他在一五二八年出版的《一位基督徒的服從》（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書中，抨擊巴頓的預言不是「造假」（feigned）就是「魔鬼的傑作」（the work of the devil）。庭戴爾力主破除教會的儀式與神蹟傳統，不認同巴頓的預言本屬當然。但他當時流亡在英吉利海峽彼岸的安特沃普（Antwerp），以前輩神學家的身份，遠在海外，竟然對未受過正規教育、無法識字的巴頓修女出言批判，可見巴頓的聲名已引起廣泛的注意。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45.

24_{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_{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21 vols. and addenda (London: Longman & Co., 1862-1932),

vol.4:2, no.4806.（以下稱為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25_{Thomas Wright,}_{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Monast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by John Bowyer Nichols and Son, 1843), p.15.

Wright（1810-1877）為英國著名的作家與古物學家。Three Chapters一書是Wright 為

一八三八年成立於倫敦的 Camden Society 編纂的文獻集。Camden Society專門出版英國早期的歷史與文學資料。Wright 此書蒐羅散置在國家檔案館（當時稱為 Public Record Office，今改為 National Archives）、大英圖書館等地，與英格蘭宗教改革（尤其是解散修院）相關的史料。本書的資料主要集中在1534-1540年，雖然不算齊全，但可信度高，是經常被學界引用的重要史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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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91 - 五二九年被捕，隔年死在獄中。巴頓的「政治預言」不僅針對朝中的大臣，也指向亨利八世。據說巴頓曾經見過亨利八世三次，第一次也是在一五二八年前後。巴頓表示，她見到天使現身，命她覲見國王傳達訊息：命令修女去見國王 … … 告訴他：「我命令他改過遷善」，遠離三件他所鍾意之事；亦即，不從教皇手中拿取他的權利與財產；其次，消滅近來持異議的這些傢伙，以及他們關於「新學」（new learning）的作品；第三，如果他結婚並且迎娶安為妻，上帝的報復將會降災其身。26 巴頓的示警意在阻止亨利八世「謀取」教廷權力、支持新教「異論」、以及迎娶安．葆琳（Anne Boleyn, c.1501/1507-1536）為妻，亦即，巴頓的預言反對國王近來的種種作為。在第一次晉見的幾個月後，亨利八世又再傳召巴頓。27_同時出席的還有巴頓的修女院院長以及僕人。巴頓在會晤中再度傳遞神意；她表示：天使再次現身，要求她向國王示警，告訴他，「上次與陛下會面後，他〔指亨利八世〕更處心積慮地要將計畫付諸實行」，顯示國王並未將警告放在心上。天使要她再次告誡，他的一切作為，上帝都看在眼裡。28 在這次的召見中，當事人的葆琳似乎也在現場。她與亨利以及自己的母親「威特郡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iltshire）分別提出了攏絡巴頓的條件：亨利提議讓巴頓接掌修女院，葆琳主張讓巴頓留在宮中，而「威特郡夫人」表示，巴頓不僅應該留在宮裡，還可以隨侍葆琳，成為親信。29_{巴頓拒絕了所有的建議，而國} 王也沒有留難她，讓她平安地離開。巴頓的第三次覲見發生在一五三二年。這一年，亨利八世迎

26_{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p. 14-15.}

27_{此次的會面較為公開，選在王室位於「漢沃斯」（ Hanworth ）的宅第。「漢沃斯」}

在倫敦東北方的諾弗克郡（Norfolk）北部。

28_{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p. 14-15.} 29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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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葆琳的態度轉趨積極；他在十月時帶著葆琳前往加萊（Calais），國內盛傳兩人將在那裡完婚。這樁婚姻的反對者面臨了成敗的關鍵，而就在此時，巴頓發出了第三次的警示預言。這次的預言較以往更為直接且嚴厲，她語帶威脅地向亨利八世表示：神對於我們的統治君主極為不悅 …… 倘使他不停止該項離婚計畫，堅持再娶，那麼在這項婚姻締結的一個月內，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國王，並且，奉全能的上帝之名，多一天，甚至多一個小時，也不可能。他的下場將與惡棍無異。30 巴頓這次的警示非同小可，她談論的是王位的顛覆：亨利八世如不停止目前的作為，將會失去他的王位以及國家。巴頓的第三次預言已不止是一般的示警，而是點名威嚇，甚至煽動叛亂。巴頓預言亨利八世即將失去王位，這對不滿國王作為的人是莫大的鼓舞：擁有「神啟聖女」的背書，則反叛國王不僅成功的機會大增，而且解除了宗教與道德上的枷鎖，他們不必服從「失去神恩」的國王。31_{巴頓這次預言的傷害遠遠超越先前，} 亨利八世不再緘默坐視。國王在一五三三年七月展開行動。他讓新任的大主教克蘭默召喚巴頓前來審訊，巴頓最後雖被斥回，但此舉的警告意味濃厚。32_{局勢到了九月有了重大變化：葆琳在九月七日產下王嗣，可} 惜不是亨利殷殷企盼的王子，而是後來成為女王的伊莉莎白公主（Elizabeth I）。亨利原本對葆琳產下男嗣深具信心，認為所有的流言與威脅將因小王子的誕生而消失殆盡。然而事與願違，葆琳產下女嗣，各方的反對力量又再蠢蠢欲動。為確保王位安穩無

30_{25 Henry VIII, c.12. (見}_{Statutes of the Realm}_{, vol.3, p. 449.)}

31_{關於服從的神學討論，參見李若庸，〈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臺大歷史學}

報》，第36期（臺北，2005.12），頁317-356。

32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_{, vol. 6, no. 869. 克蘭默的動作顯然是出於克倫威爾與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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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93 - 虞，亨利八世決定動手整肅。33 巴頓與其「同黨」（

accomplices

）34_{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於九月} 中旬被捕，他們被遣送至倫敦塔獄接受密集審問。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全國，甚至驚動了遠在歐陸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

Charles V, 1500-1558

）。查理派駐英格蘭的大使喬比（

Eustace

Chapuys

,

1489-1556

）向他的主人報告巴頓於西敏寺公開受審的情形：國王召集了主要的法官以及許多宗教與世俗貴族，花了三天的時間，從早到晚，商討修女與她的擁護者所犯下的罪狀及迷信行為。漫長的磋商結束後 …… 大法官（

chancellor

）對著來自王國各郡的公眾做了一番演說，講述 …… 這名修女與她的同黨的可恨惡謀，意圖鼓動民眾起叛，散播並編撰她獲得神啟，告知國王很快會被自己的子民羞辱，逐離他的國家。部分聽眾開始交耳私語，叫喊著她應該接受火焚之刑。35

法庭判決巴頓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禮拜日）的早晨於倫敦的聖保

羅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公開懺罪（

public penance

）。36_懺

罪當日，大教堂的臨時看臺聚集了近二千名的群眾。「海德修院院長」沙寇（

John Salcot,

d.

1557

）首先向群眾宣講巴頓一黨所犯下的異端罪行，37_{接著由巴頓發表懺悔聲明：} 我，伊莉莎白．巴頓女士，坦承我是最為卑鄙、無恥之人，是所有禍患的始作俑者。利用謊言，我嚴重地欺騙了在座的各位以及更多的人。這麼做，我大大地冒犯了全能 33_關於_1533-1534_{年此宗教改革關鍵時刻朝中氛圍以及亨利八世政策的轉變，參見李} 若庸，〈忠君或虔信？〉，頁55-56。 34_{此為亨利政府的官方用法，指稱與巴頓一同被逮捕的人士。} 35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45.}

36_{嚴格地說，是在聖保羅大教堂院落的「聖保羅十字」（St. Paul’s Cross）下。這個位}

於教堂外院的地點是許多重要演說的發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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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以及我最高貴的君主，國王陛下。因此，我卑微且滿懷歉意地，請求你們為我的卑劣罪行向全能的上帝祈禱，並且幫助我，替我向我最高貴的君王，懇請他的仁慈與宥恕。38 巴頓等人的公開懺罪具有高度的宣傳意義；亨利八世希望透過這樣的公開宣講，澄清流言，消弭政治預言所帶來的傷害。39 巴頓在懺罪後又被拘禁了數月，亨利一直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顯然，他還沒有決定要如何處置。最後，結論在隔年（一五三四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出爐：亨利八世透過國會決議向全國民眾公告，他將懲處巴頓，以便「犯罪者謬誤且虛偽的犯行能夠廣為周知，民眾能引以為鑑。」40_{事件發展至此，「巴頓一黨」的} 命運大致決定。四月二十日，他們被載到「臺棚」（Tyburn）。41_在跟圍觀群眾發表簡短的遺言後，隨即行刑。巴頓先被處以絞刑（ hanged ），待斷氣後，再施以斬首（ beheaded ）之刑。與她同時受刑的還有五位「同謀」，分別是柏金、德林（John Dering）、高德（Henry Gold）、李奇（Hugh Rich），以及李斯比（Richard Risby）。其中的柏金便是當初見證巴頓「神蹟」，引領他進入修女院的神職人員。加萊守官（ Deputy of Calais ）萊爾大人（ Lord Lisle）的僕人胡塞（John Husee）在寫給主人的報告信中記錄了行

38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72(2).}

39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60. 依據喬比向查理五世的報告：有謠言}

指出，亨利本有意安排巴頓一行在接下來的星期日，走遍英格蘭的各個城鎮，做相同的懺罪聲明，「抹去她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神聖形象」。不過巡迴的懺罪遊行並沒有舉行，但十二月七日的禮拜日，克蘭默帶著他們前往坎特伯里，在那裡重新舉行了一次公開懺罪。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55.

40_{25 Henry VIII c.12.「懺罪」是基督教會的悔過方式，教徒透過「公開懺罪」取得教} 會（上帝）的原宥。從宗教的角度，巴頓等人經過「懺罪」已經獲得赦免。但對亨利八世來說，巴頓一黨還犯下了「意圖鼓動民眾起叛」的非宗教罪行，是以最後再以「叛國罪」論處，懲以極刑。 41_{「臺棚」，今稱「史密斯地」（}_{Smithfield），位在倫敦的舊城牆（City Wall）外，是} 傳統的肉品批發市場，也是處決異端與政治異議人士的地點，蘇格蘭對抗英王愛德華一世的「民族英雄」William Wallace（d.1305）便是在這裡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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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95 - 刑的場景：42 今天，肯特郡的修女與兩位「守規派修士」（ Observant friars）、兩名僧侶，以及一位入世教士（secular priest），從（倫敦）塔獄被提領至「臺棚」，在那裡絞死並斬首。如果這是上帝之所意願，請賜福給他們的靈魂。也就是在這天，本城〔指倫敦城〕的居民都向國王及王后陛下為他產下，以及日後生育的合法子嗣，宣誓效忠。43 巴頓被斬首後，她的首級被掛在倫敦橋上，而同謀者的頭顱被展示在各個城門。亨利八世這樣做的警示意味濃厚：他要倫敦乃至全英格蘭的人民知道，反對國王的下場就是如此！巴頓修女短暫的一生就此落幕。她的下場並不令人意外；巴頓的預言冒犯了國王，觸碰了當時最為敏感的政治議題，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然而，值得探討的是，「巴頓風暴」並未就此打住，它只是個開端。亨利八世在處決巴頓之後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清算：所有與巴頓來往過的人士，不管是朝中大臣、貴族名媛，抑或教會高層，都接到傳喚。在審訊的壓力下，他們被迫與巴頓劃清界線，表態效忠。巴頓案可說是亨利八世「官方宗教改革」「鎮服」政策的發軔，而巴頓案的牽連線索也揭示表面單純的「聖女預言」，在冰山的一角下連結著龐大且複雜的人際網絡。「巴頓預言」的影響力並不只在幾名一起被懲處的「同謀」，而「巴頓案」也證實，在亨利八世的改革過程中，英格蘭國內確曾蘊釀過龐大的反對聲音。

三、「巴頓案」背後的人際網絡

克蘭默在「巴頓案」事後的調查報告中寫道：與巴頓修女互動的人士非常廣泛，他們跨越了性別、地域，與階級，從教會人

42_{John Husee 是 Arthur Plantagenet, Lord Lisle 的僕人。Lisle 長期待在歐陸的 Calais。}

Lisle Letters 是記錄亨利朝事蹟重要的史料。

43_{王后陛下指的是安．葆琳。葆琳在一五三三年九月產下伊莉莎白公主。Let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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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政治菁英，貴族名媛，到教廷代表都有。44_{事實上，巴頓曾會} 面的對象還包括了教廷使節。一五三三年四月，教廷使節達里歐（

Silvestro Dario

）在前往多佛（

Dover

），準備返回歐陸的途中，接到巴頓與他面談的要求（巴頓後來宣稱，她曾就使節的來訪看見過異象）。達里歐接見了巴頓，而巴頓要他嚴正地轉告教皇：「透過他〔指達里歐〕，她傳遞上帝的訊息給教皇：他應當被上帝嚴懲，倘使他未能譴責國王的離婚與再婚。」45_{同樣的訊息，巴頓} 也透過另一名教廷大使普雷歐（

Antonio de Pulleo

）重申。46_依據克蘭默的記載：「她寫信給教皇，以上帝之名，要求他阻止該樁婚事，運用他擁有的崇高且神聖力量。如此，他才能躲過上帝的重擊，上帝早已垂掛在他頭頂上的重擊，如果他抗命而行的話。」47 巴頓支持凱撒琳，反對亨利再婚，這是眾所周知的立場。但她預言者的身份不僅讓她直斥英格蘭的政治領袖亨利八世，連「基督教世界的大家長」羅馬教皇也被她厲言訓示，確實令人驚訝。48_教廷使節的接見顯示巴頓的聲名遠播，不過她最重要的影響力仍然在英格蘭境內。對於「巴頓案」背後牽涉的人際網絡，我們可從幾條史料中得到線索。首先是一五三三年第一波的逮捕名單。依據都鐸編年史家霍爾（

Edward Hall, 1498-1547

）的記載，這次遭到逮捕的共有十人：大約在本季進入尾聲之時，一位新出現的聖徒與聖潔的偽善

者，叫做「肯特郡的少女」（

the maid of Kent

），經由坎

特伯里大主教、克倫威爾大人（

Lord Cromwell

），以及一

44_{見前引文。Jenkins,}_{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_{, vol. 1, p. 80.} 45_Wright,_{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_{, p. 16.}

46_Wright,_{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_{, p. 16.}

47_Jenkyns,_{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_{, vol. 1, p. 80.}

48_{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已無法得知教廷後續如何處理巴頓的示警。不過，可以說，}

有了「先知傳統」背書的巴頓，在某個意義上透過神啟預言已成為（自許為）上帝的直接發言人。而「預言者」在傳統天主教會中的地位也展現在達里歐與普雷歐兩人的對待態度上：他們願意接待並聽憑巴頓發表如此強烈的言論，顯示「聖女預言」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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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97 - 位名為修．拉蒂默（

Hugh Latimer

）的教士……的戮力、劬勞，以及辛苦，讓這位女士的欺騙與狡詐被揭發出來，公諸於世。經過數次的審訊，她與她的追隨者在十一月時被帶到星室法庭。他們的名字如下：第一位，伊莉莎白．巴頓，自稱為「肯特郡的聖女」；理查‧麥斯特，肯特郡「阿靈頓」的堂區神父；愛德華．柏金，神學家，坎特伯里的僧侶；約翰．德林，同樣是坎特伯里的僧侶；愛德華．德威茲，鄉紳；湯瑪斯．勞倫斯（

Thomas Lawrence

），坎特伯里副主教的書記；亨利．高德（

Henry Gold)

，「阿德瑪麗」（

Aldermary

）的堂區神父，神學學士；修．李奇，守規派修士，以及理查．李斯比、湯瑪斯．高德（

Thomas Gold

），鄉紳。49 在第一波的逮捕名單中，除了德威茲之外，50_{其他都是巴頓的忠實} 信徒，他們的大力奔走使得巴頓的聲名大噪。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忠實信徒間存在著一個關鍵的連結，那就是「肯特郡∕坎特伯里」這個特定的地緣。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巴頓修女是先在肯特地方形成一個核心集團（

inner circle

），然後再透過核心成員的影響力將預言傳播出去。51 一五三四年「巴頓案」的判決提供了我們進一步驗證的線索。52_{在判決文中，除了巴頓之外，還有六人被判處極刑，他們分} 別是麥斯特、柏金、德林、（亨利‧）高德、李奇，以及李斯比。53

49_{Edward Hall,}_{Hall’s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 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in Which a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ose Periods

(1548; London, 1809), pp. 806-807.

50_{德威茲是因為出版了關於巴頓的「神蹟」而被捕。他在繳交罰金後被釋放，由此可}

知他並不是真正的核心成員。

51_{對於巴頓預言的傳播網絡，Shagon} _{的文章有初步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與本文}

做比較。見 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pp. 29-33. 類似的論點亦出現在其專書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p. 77-80.

52_{25 Henry VIII,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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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政府調查後認定這六人就是巴頓修女的主要共謀。麥斯特等人是如何進入巴頓的圈子呢？地緣與人脈連結是兩大關鍵。麥斯特是巴頓居住的阿靈頓的堂區神父，也是最早通報、記錄巴頓預言的人。柏金是被坎特伯里大主教指派去驗證巴頓神啟的調查員。德林與柏金同為「基督堂」的僧侶。54_可以說，最初被指派去檢驗巴頓預言的人，最後成了她的忠實支持者。麥斯特三人與巴頓結識的過程很清楚，那麼其它三人又是如何進入巴頓的核心圈呢？「坎特伯里」（或者更精確地說，「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家宅」）是其中的關鍵。高德的身份是倫敦「阿德瑪麗」堂區的神父，但在調任之前，他本是坎特伯里大主教韋漢的祕書。高德畢業於劍橋大學，求學時曾師事知名的「雷諾斯神父」（Richard Reynolds, c.1492-1535）。55_{高德的表現優異，曾在一五} 一六年獲選為聖約翰學院（ St. John’s College ）的創院成員（foundation fellow）。他在一五二二年被指派擔任大學的宣道人（ preachers ），可能因此引起韋漢的注意，最後召入家宅成為祕書。56_{高德如何結識巴頓我們已無法確知，但處在大主教的家宅，} 高德輕易便能接觸到巴頓的事蹟。以他對信仰的虔信，受巴頓修女吸引成為追隨者，是相當合理的結果。相同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在另外兩名核心成員 — 李奇與李斯比—的身上。李奇與李斯比都是方濟會守規派的修士。方濟會於一二二四年首次傳入英格蘭，他們最初在坎特伯里落腳，然後逐 54_{德林畢業於牛津大學的}_{Canterbury 學院。德林家族為肯特郡的望族，世代都有一}

位成員獻身教會。德林的叔父 Edward Dering曾是基督堂的食物管理員（cellarer，跟 Bocking 一樣），是修院中的重要管理階層。德林在1519-1520年間追隨其叔父的腳步進入基督堂成為本篤會的修士。

55_{雷諾斯神父是知名的學者與修士。他因為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最後慷慨殉}

道。

56_{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162. 高德在宗教上相當嚴格，他主要的工作之一是}

代表大主教宣講。高德的講道辭多少讓我們感受到他激烈的性格：他曾大力宣揚聖像與聖徒崇拜的意義，並且將大主教譬喻為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摩西，痛斥坐在臺下的聽眾滿身罪惡。而最具指標意義的事件是他曾因什一稅的繳納以及教民踰矩的娛樂行為等問題，與教民發生糾紛，最後鬧上星室法庭。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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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299 - 漸往倫敦、牛津等地建立修院。方濟會士以安貧（模仿基督的清貧生活）為宗旨，不能擁有財產（教產由所在城鎮托管），以托缽維生。方濟會士安貧的形象獲得很高的敬仰，在英格蘭快速發展。一二四二年時，全英格蘭已至少成立了四十九間會所。然而，隨著修會的擴張，歐陸的方濟修會逐漸出現財富累積等違背建立初衷的現象。是以，部分會士另立「守規派」，以恢復安貧教規為宗旨。可以說，和允許擁有不動產及一定收入的溫和派（

Conventuals

）相較，「守規派」在教規上更為嚴格，在宗教立場上也更為堅持。守規派在一四八二年首度傳入英格蘭，到一五一七年全英格蘭共有六間會所，分別在坎特伯里、格林威治（

Greenwich

）、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里奇蒙（

Richmond

）、

新堡（

Newcastle

）以及紐沃克（

Newark

）。其中，坎特伯里、格林威治、里奇蒙三間修院位在坎特伯里與倫敦地區，與修女有地緣關係。57 「守規派」的聲名遠播，連亨利八世本人都曾多次向教皇盛讚他們是「基督徒安貧、真誠、慈善的理想典範」。58 _{李奇與李斯} 比就分別是坎特伯里與里奇蒙兩處修院的院長（

guardians

）。他們與巴頓所在的肯特郡有地緣上的接近。而該教派的嚴格教規，也可以解釋他們對（撥亂反正）「聖」修女的信仰與支持。從麥斯特到李斯比的背景分析顯示，「地緣」是一個「巴頓核心集團」組成的重要元素：所有成員都與巴頓所在的坎特伯里，以及鄰近的倫敦地區有關。可以說，巴頓的核心成員是以「坎特伯里－倫敦」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我們還可以稍微觀察集團成員間建立聯繫的方式。一五三二年，高德寫了封信給素昧平生的德林，這是很好的例子： 57_{格林威治修院因為就在王宮旁，所以與王室一向關係密切。}

58_{Henry Ellis,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3rd ser. (London: Dawsons,}

1969), vol. 1, p. 165.「守規派」修院後來因為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而遭到強硬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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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德林先生：我向你問候，像不曾謀面但透過我心靈上的姊妹 — 伊莉莎白．巴頓女士 — 的虔誠訊息在心靈上已然熟稔的兄弟般地親愛。基於上述理由，我無法不以熾熱的心愛著你，因為我從經驗知曉 …… 她只會熱誠地接受被上帝所愛且認可的人成為她的知交 …… 因著她對於你以及你對待她的溫柔之心，上帝知道，我只能比對待我其它世間友人（我從他們那裡至今蒙受許多世俗的恩惠）更加熱烈地愛你，渴望同樣獲得你特有的愛，希望你終身為我日日祈福，就像我，依上帝所願，為你所做的一般。在過去的七天，我與上述（也是你的）姊妹在一起，59 在這期間，她收到你的來信。她當時身體健康，感謝全能的主。我打算這幾天就到她身邊待三星期至一個月，依上帝所願，我答應你，親愛的德林先生。 …… 請代我向你的屬靈導師李斯比神父、修女院長女士，以及其它人問好。我寄上一小片花園裡的無花果以及一些葡萄乾給你。你如能親手寫一二句話給我，將會是最好的信物。我的僕人將依你所願停留（以等候你的回信）。別讓他看到我信裡的內容。60 高德的信件傳遞了幾項有用的訊息：他的用字遣詞強烈地展現他的宗教激情以及對巴頓的崇拜。透過巴頓的影響，他主動且熱情地聯繫同為巴頓支持者的德林。高德在信中提到李斯比是德林的「屬靈導師」，這或者說明了李斯比進入巴頓圈子的機緣。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高德在信末特別叮囑「別讓他（送信的僕人）看到我信裡的內容」。由此可知，早在一五三二年高德（又或者說是巴頓身邊的人士）便意識到相關事務的敏感性，刻意將聯絡細節保 59_指巴頓。

(21)

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301 - 密。至此，巴頓核心集團的組成已大致清楚。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巴頓預言如何傳布出去？「亨利八世即將失去王位」這則巴頓最重要的預言是一條很好的線索。這項預言因為深具威脅，是以核心成員被分別審訊；他們的供詞提供我們重建這個傳播網絡重要的訊息。首先，巴頓將預言告訴了幾個核心人物。修女坦承她將與國王統治相關的神啟，也就是他將在迎娶王后陛下後的一個月內失去王位，告訴了柏金博士，她的屬靈導師、羅徹斯特主教以及他的教堂神父阿德森博士（

Dr. Addison

）、亨利．高德先生、德威茲先生、「阿靈頓堂區神父」理查．麥斯特、李奇神父、李斯比神父，和勞倫斯神父。61 接下來，這些人又分別透過自己的人脈網絡將消息傳遞出去。依據一五三三年的審訊記錄，我們得到這樣的名單：李斯比神父將相關的神啟透露給愛塞特侯爵夫人（

lady

Marques of Exeter

）、羅徹斯特主教、摩爾先生、德爾菲先生（

Mr. Delphe

）、一名在漢普敦的守規派入世修士；里奇蒙的李奇神父；路易．威金森神父（

Father Lewes

Wilkinson

）、羅伯．盧弗修士（

Friar Robert Rufford

）、約

翰．凱比爾（

Friar John Kebill

），以及坎特伯里的湯瑪斯．

若取（

Thomas Roche of Canterbury

）；卡爾特派辛尼修院的

威廉．何（

William Howe of the Charterhouse of Sheen

）。

約翰．德林，僧侶，將關於國王統治的神啟透露給克李斯

平先生（

Mr. Crispin

），愛塞特侯爵夫人的教堂神父。

理查．麥斯特先生 …… 透露給奧立弗．威金森（

Oliver

Wilkinson

），他在阿靈頓的教士；威廉爵士、街埕聖母堂

(22)

的教士；約翰．克拉克（

John Clark

）……。柏金博士 …… 透露給高德先生 …… 李斯比修士 …… 德威茲先生。羅徹斯特主教可能看過記錄修女神啟的書，如果柏金博士帶給他的話。他已經將神啟 …… 透露給里茲（

Leeds

）與豪頓（

Horton

）的修院院長……坎特伯里聖保羅教堂的教士、坎特伯里基督堂 …… 的巴尼斯先生（

Master

Barnes

）… … 尼爾先生 … … 羅伯．杭特（

Robert Hunt

）；

湯瑪斯．威爾夫（

Thomas Wilford

）、湯瑪斯．韋漢

（

Thomas Warham

）、湯瑪斯．貝克特（

Thomas Becket

）。修女告訴他，她將與國王有關的神啟告訴了羅徹斯特主教。亨利．高德 …… 透露給倫敦的法官先生、尼爾先生、湯瑪斯．懷特、羅伯 ‧ 道布尼、湯瑪斯．珀西；湯瑪斯．高德跟他的妻子；坎特伯里的勞倫斯先生；李奇、李斯比神父，以及守規修士勞倫斯；辛尼修院的麥可神父（

Father

Michael

）、曼神父（

Father Man

），以及威廉．何修士；

希詠修院的修女院長、告解神父、雷諾斯先生62_{與京斯敦夫} 人；坎特伯里基督堂的柏金博士與德林先生；吉林罕的蘭弗先生（

Mr. Langford of Gelingham

）；史蒂芬斯先生（

Mr.

Stephyns

），跟愛塞特侯爵一起，以及他的其它僕人。柏金博士、高德和德林曾閱讀過摩爾先生寫給修女的信函，李奇修士曾聽聞過。修女也承認有上述的信件。63 在所有核心成員中，傳播網路最廣的是李奇神父。他的供詞寫道：修．李奇，守規派修士，將國王與他的統治的神啟傳給王 62_{即前面提到的雷諾斯神父。}

(23)

子遺孀（

Princess Dowager

）、瑪麗小姐（

lady Mary

）、64_索

爾茲伯里夫人（

lady Salisbury

）、胡塞大人及夫人（

lord and

lady Hussey

）、65_{愛塞特侯爵夫人、羅徹斯特主教、德貝夫} 人（

lady Derby

）、湯瑪斯．摩爾爵士（

Sir Thomas More

）、

亞伯先生（

Mr. Abel

）、國內的兩名教士，姓名不詳。倫敦商人懷特先生（

Mr. White

）、道布尼先生（

Mr. Daubeney

）、珀西先生（

Mr. Percy

）、尼爾先生（

Mr. Nele

）及妻子。倫敦的法官、66_{修．福克納（}

Hugh Falconer

_{）及他的妻} 子、西默先生（

Mr. Seymour

）和他的妻子、希詠修院的告解神父、67_{京斯敦夫人（}

lady Kingston

_{）與在場的其他} 女士。希詠修女院院長、辛尼修院院長、教士代表（

proctors

）、威廉修士、教堂司事、堂區神父、里奇蒙女修道院（

convent of Richmond

）的修士、一些姓名不詳的各教團修士。68_{亨利．高德，教士、湯瑪斯．高德和他的} 妻子。一名來自溫莎（

Windsor

）的教士、兩位聖．阿爾班修院（

St. Albans

）的教士，姓名不詳。柏南修女院長（

abbess of Burnham

）。德林先生，僧侶。貝林翰夫人（

lady Belingham

）、湯瑪斯．愛倫德爵士（

Sir Thomas

Arundel

）、約翰．愛倫德（

John Arundel

）、約翰．凱路爵士（

Sir John Carew

）及他的兄弟。凱撒琳．相波女士（

Katherine Champer

）。他〔指李奇〕的兄弟的妻子，多少也告訴他的兄弟。69 64_{這是在宗教改革後亨利官方給予原王后凱撒琳的稱呼，亦即，將她定位為已故王子} 亞瑟（Prince Arthur）的遺孀。由於審訊筆錄為官方文獻，是以採取此官方立場。同樣的，原來的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也被摘去公主頭銜，成為一般仕女。 65_{John Hussey.} 66_{John Baker.} 67_{John Fewterer.}

68_依_Neame _{的說法，這些人為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即醫院武士會的成}

員。

69_{在這些人士中，Neame}_{確認出36人的姓名。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181-}

(24)

李奇這份長長的名單，除去無法確知人數的「在場的其他女士」、「姓名不詳的各教團修士」等對象，可以確定的聽眾就有四十六人，其傳布之廣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這只是第一層的傳播網絡，這些聽眾還會再將相關消息往外傳遞，加乘之後，獲知訊息的人更多。李奇的這份名單也同時呈現巴頓預言傳播網絡的組成。李奇傳播的對象大致分為三類：首先是以亨利八世的元配王后凱撒琳為核心的宮內人士，裡面包括了王后、瑪麗公主、索爾茲伯里夫人、胡塞夫婦，以及愛塞特侯爵夫人。凱撒琳與瑪麗是母女，索爾茲伯里夫人是凱撒琳的女伴， 70_{胡塞是瑪麗的內侍官} （

chamberlain

），愛塞特夫人是凱撒琳內侍官的女兒，而亞伯是凱撒琳的御用神父，這些人士的關係緊密。71_{除了凱撒琳身邊的人士} 之外，也有一些朝中大臣以及女眷與聞訊息，這包括了知名的「羅徹斯特主教」費雪、摩爾爵士，以及保守派領袖諾弗克公爵（

Duke of Norfolk

）的女兒德貝夫人。李奇的另一類聽眾是宗教人士。除了與巴頓關係密切的高德、德林，以及偶然造訪的教團與修士之外，李奇接觸的名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位於埃爾沃斯（

Isleworth

）的希詠修院與倫敦的辛尼修院。這兩個修院不僅與李奇接觸的人數最多，層級最高，它們也是日後反抗亨利八世新教政策最著名的修院。他們在反抗亨利八世的過程中遭到嚴厲整肅，在反對「官方宗教改革」的異議團體中極具代表性。72_{在宗教人士之後，最後一類的傳播對象是} 地方人士，像是倫敦的商人、法官、以及地方的郡長（

sheriff

）等。73 70_{索爾茲伯里夫人} _{Margaret Pole}_（1473-1541_{）為亨利朝反對宗教改革的知名人士}

Reginald Pole（1500-1558）的母親。Margaret 後來受到兒子牽連而被亨利八世處

決。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66-76。

71_{他們可能在同一場合聽聞到巴頓的預言。但，能被允許同場聆聽敏感的預言，顯示}

與聞者獲得相當的信任。

72_{關於亨利八世對修院的鎮壓，本人將另文討論。}

73_{Sir Thomas Arundel}_與 _{Sir John Arundel 分別是英格蘭西南} _Dorset_{與 Cornwall} _的郡

(25)

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 305 - 克倫威爾在一五三三年寫給亨利八世的報告中，生動地呈現這三群人間的互動：收到勞倫斯修士的密報，從他返回倫敦後，有好幾件事跟肯特郡的聖女有關，他將只對國王報告，不向他人透露。另外，兩名外地的守規派修士最近來到國內搜尋所有相關的書籍與意見等，打算交給佩脫修士（friar Peto）。74_建議採取行動逮捕這些托缽修士，他們現在正跟王子遺孀在一起，他們由一名富有的倫敦商人提供經費。75 克倫威爾的這段話提供了兩項訊息。首先，亨利八世有自己的「情報網」：國王在民間安插了自己的「探子」，如勞倫斯這樣的修士就是其中的成員。他以修士的身份在國內各處走動，打探消息。76_{而值得注意的是，機密消息只向國王一人報告，連克倫威爾} 也不得與聞。這樣的「情報網」運作顯示亨利八世相當在意民間的反應，而且他處事謹慎，聽取報告不假手他人。77_{另一個重要的} 訊息是，在各地托缽傳教的修士是巴頓預言與相關人士重要的聯繫及傳播管道。透過他們的「行走」，原本侷促一隅的消息被傳播開來，而他們連結的人際網絡從倫敦商賈到宮廷內眷，不一而足。可以說，宗教人士是最重要的訊息串聯者。最後要補充一提的是，除了透過人際網絡以口語傳遞的方式傳播巴頓預言外，巴頓的支持者還利用另一個令亨利八世深為警戒的傳播媒介來散佈預言，那就是書籍出版。前面提過的克倫威 74_{William Peto}_{亦為守規派修士。他是凱撒琳王后的懺悔神父，支持王后，反對離婚}

案。見 T.F. Mayer, “Peto, William (c.1485-155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icle/22043, accessed 7 Aug 2012]。

75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369.}

76_{格林威治修院的（}_{John）Lawrence} _{修士是克倫威爾安插在修院中的探子，與另一位}

（Thomas）Lawrence，坎特伯里副主教的書記是不同的人。Lawrence 在巴頓案後曾寫信給克倫威爾，希望讓他取代李奇或李斯比擔任院長。參見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139.

77_{我們難得從這樣的例子一窺亨利八世與克倫威爾間的互動。國王在真正關鍵的事務}

(26)

爾報告信是很好的線索：「兩名外地的守規派修士最近來到國內搜

尋所有相關的書籍與意見。」78_{事實上，巴頓預言出現之初，同鄉}

的士紳德威茲便將她的事蹟編撰成二十四頁的小冊子，記述她的

生平、罹病、以及最早神啟。79_{在德威茲的小冊子之外，柏金也將}

修女的預言撰寫成書。資料顯示克倫威爾在一五三三年九月正追查一本他稱為「修女之書」（the Nun’s book）的出版品。這本書是由柏金編纂，交由倫敦的印刷商史考特（John Scott）出版。依據史考特的供辭，當他被克倫威爾逮捕時，手邊還有兩百冊「修女之書」，而其餘的五百冊他已經交給了柏金。80_{而巴頓集團的判} 決令上也寫道：柏金寫了一本「有關伊莉莎白．巴頓預言的大書」。81 除了柏金之外，德林也寫了一本有關修女神啟的書。一五三四年克蘭默寫給克倫威爾的信中提到：「我最近獲知，德林修士最近編輯且撰寫了一本專著，《關於雙重的靈魂》（ de Duplice Spiritu）。」經過克蘭默「勤奮的（diligent）的審訊」，82_德林承認有這樣的一本書，但他不知道現在流傳到那裡，書的原稿也已經銷毀。克蘭默要求德林憑記憶來重述此書。另外，他也聽說德林給了高德一本，此書「仍在他手中」，建議克倫威爾馬上採取搜索行動。83 除了柏金和德林的兩本書，判決令也指出，還有多本相關書籍存在：修女和她的支持者撰寫了各種書，大大小小都有，有手抄本也有印刷出版。84_{顯然亨利政府儘管全力查禁，但巴頓的相關} 著作已經廣泛流傳。舉例來說，早在一五三○年，遠在英吉利海

78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_{, vol. 6, no. 1369.} 79_{見本文第一節。}

80_{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_{, vol. 6, no. 1194.} 81_{25 Henry VIII c. 12.}

82_{此為克蘭默自己的用詞，藉以顯示自己的努力。克蘭默雖為坎特伯里大主教，但克}

倫威爾才是亨利八世座前的第一人，是以連克蘭默都需要向克倫威爾邀功。

83_Jenkyns,_The_{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_{, vol. 1, pp. 88-89. 坎特伯里的勞倫斯修士負}

責文稿的抄寫。

(27)

峽彼岸的新教改革家庭戴爾（

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

）就曾

經抨擊巴頓預言。他在稍後的一五三一年發表與摩爾神學辯論的

專著《回應湯瑪斯．摩爾爵士的對話》（

An Answer Un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

）書中，85_{更批評巴頓預言者的身份。庭}

戴爾嘲笑地說，這位「神的女詩人」的預言，「一點押韻與邏輯也沒有」。86_{庭戴爾雖然對於巴頓不假辭色，但也顯示他讀過巴頓的} 相關書籍。確實，如詹森（

Sharon L. Jansen, 1951-

）所言，一旦印刷的書籍開始流通，任何接觸到的人士都可能透過抄寫的方式讓著作進一步地傳播。87_{文字傳播能超越口語傳達的限制，在速度} 與數量上更具效果。這也讓亨利八世政府難以完全掌控與封鎖訊息。

四、「巴頓案」的處置

伊莉莎白．巴頓修女的預言透過核心成員的努力，藉由抄寫、出版，以及口語傳播等途徑，穿越了性別、地域，以及階級的藩籬，層層地傳遞出去，這一波波預言所激起的影響與感染力，讓未獲男嗣的亨利八世感到威脅。巴頓集團的下場便是面臨國王無情且嚴酷的懲處。一五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亨利八世召開星室法庭，最後判定巴頓與她的核心成員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

high treason

），需要接受極刑。88

一五八二年，一位名為布契爾（

Thomas Bouchier,

d.1586

?

）的方濟會神父，將李奇與李斯比兩人被處決的事蹟撰寫成《殉道

85_{此書是回應摩爾一五二九年的著作《關於異端的對話》（The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 ）。《關於異端的對話》是以「對話體」（dialogue）寫成，透過摩爾與一位受路德、庭戴爾等新教改革者影響的學子（student）間的辯論，闡述他的宗教理念。

86_{E.J. Devereux, “Elizabeth Barton and Tudor Censorship,”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49 (Autumn 1966), p. 99.

87_Jansen,_{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p. 51-52.}

88_{判決書陳述行刑的程序：「從［倫敦］塔獄拖曳穿過倫敦城，到達處決地點『臺}

棚』。在那裡，由頸項吊懸軀體；在斷氣之前，斬斷繩子，拋擲地上；將五臟六腑掏在面前，一息尚存；再將頭顱擊落，軀體卸成四塊；然後，將頭顱與屍塊懸掛在國王指定的地點。」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