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全文

(1)《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2005 年 12 月頁 43-66.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李癸雲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在一九七二、七三年間發生的「現代詩論戰」，是台灣現代詩批評史上的一筆重要紀錄，也是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點。本文認為歷來對這場論戰的討論多集中在七○年代新興詩社與五、六○年代創作主流的歧異、時代環境與民族認同的背景、西方現代主義的誤讀與在地化等外圍的討論，現代詩的本質問題常只是附帶的舉例，並未被專文檢討。因此本文欲從詩與現實的距離為討論焦點，檢視寫實與超越寫實兩方論點如何理解、提出、建構、調整、定位詩與現實最理想距離的過程，整理過往的煙硝，理解當前或未來現代詩書寫與批評的養份來源。本文認為現代詩文體的獨特性，讓它游移在現實與想像之間，當詩人或詩評欲清楚定位它與當下時空的關係時，必然會有相當的困難度和曖昧性，因此，詩與現實最理想的距離，或許是結合寫實與超越寫實兩方的論點。關鍵詞：台灣現代詩. 現代詩論戰. 詩和現實.

(2) 44.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The ideal distance between poems and reality: Review a controversy about Taiwan modern poetry in 1972-1973 Kuei-Yun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about modern poetry in 1972-1973 is an important record in Taiwan modern poetry histor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poetry.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is controversy concern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sing and former poetic groups,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and misreading of Modernism. The issue of poetry character almost had never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distance between poems and reality. To find out how realist and the surrealist establish their own viewpoints and what is the ideal distance between poems and reality. To arrange the criticism on poetry in the past would help to realize contents of poems at present. We think modern poetry is an unique literary form. It could shift from imagination to fact. When poets or critics try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ms and real matters, it will be quite difficult and ambiguous. For this reason, maybe we should combine two sides of discourse and then will know the ideal distance between poems and reality. KEY WORDS：Taiwan modern poetry poems and reality. controversy about modern poetry.

(3)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45.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一、前言在一九七二、七三兩年間，台灣現代詩壇湧起一陣全面檢討之聲，這在台灣的現代詩批評史上是一筆重要的紀錄，也是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其實，早在一九五七、八年覃子豪與紀弦已展開關於現代主義的「現代派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與覃子豪的「象徵派論戰」，緊接其後的是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年五月由言曦〈新詩閒話〉和〈新詩餘談〉所引發的較大規模的「新詩論戰」1。這幾次論戰的爭議主要在於新詩該如何發展的新秩序問題，以及詩的回歸傳統與反傳統、詩的可解不可解以及詩的小眾與大眾等問題上，尤其可見「新詩論戰」的兩方陣營圍繞著詩的創作和閱讀的層面互相指責與回應，誤讀與澄清，可視為單純詩觀點之爭。在經過二十年的創作累積之後，七○年代初登場的「現代詩論戰」，才真正有建立各自詩的「典範」（canon）的意圖，尤其詩的社會使命的議題更指涉出論者如何以「現實」為尺碼衡量詩的價值。「現代詩論戰」2的歷史意義，已有許多學者作過分析，如還在論戰期間，高上秦便指出這次論戰的特殊性：「一方面，它展示了台灣現代詩已開始進入學. 1. 2. 五○、六○年代詩的論戰經過與內容可參見以下文章：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收於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 年），頁 107-121；劉紋綜，〈五○年代末至六○年代初期新詩論戰編目〉，楊宗翰主編，《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台北縣：富春文化，2002 年），頁 181-189。這場論戰主要集中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間，論者彼此指責回應的文章整理，可參見本文附錄。.

(4) 46.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術研究的範疇，不再是詩人自己的事了；一方面，卻也顯現了年輕一代的詩論者、詩作者，對於起步階段的中國現代詩，意圖作一重新評估與認真檢討的試探。」 3 ，以及陳芳明〈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 4 一文先綜述與分析各家的論點與得失，其中兩條主要的論戰路線「為人生而藝術」和「為藝術而藝術」，充份顯出現代詩發展的掙扎跡象，預言將為日後的詩論留下重大的影響力。而到了當代，奚密〈台灣現代詩論戰──再論「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5 一文重新反省，提出它在文學史上的關鍵位置：「一九七二—七三年的現代詩論戰不僅深刻的影響了此後現代詩的發展方向，它更為鄉土文學運動吹響號角，鋪路造勢，是整個台灣文壇七十年代轉向的主要因素之一。」現代詩論戰之後，波濤更加洶湧的「鄉土文學論戰」在一九七七年緊接而來，其中的脈絡發展誠如向陽所言：「在政治威權宰制下，『新階級』試探性地由反西化的『民族的』論述，逐步轉移到反霸權的『現實的』論述，最後辯證地形成了反中國的『本土的』論述之出現。」6現代詩論戰主要議題，簡而言之，是現代詩的歸屬性問題，在時間上圍繞著民族性、傳統性的議題；在空間上，則是反映現實與社會使命的要求。這些議題銜接並發展成日後的鄉土關懷、寫實、本土論述等內容，檢討這場論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筆者認為上述的檢討之文，事實上已深刻的討論了七 ○年代新興詩社與五、六○年代創作主流的歧異、時代環境與民族認同的背景、西方現代主義的誤讀與在地化等等的相關問題，然而詩基本的本質問題卻常只是附帶的舉例，並未被專文檢討，因此本文欲從詩論建構的角度，談談那場論戰對詩與現實的爭議，檢視寫實與超越寫實兩方如何理解、提出、建構、調整、定位詩與現實最理想距離的過程，以此作為當前現代詩書寫與批評的理解基礎。「現實」7，是每個人每日面對的現存時空，所謂現實感即是對此時此地存在實況的一種現實感觸。人與現實的關係緊密，就像果實和樹，不論長成的果. 3. 4 5 6. 7. 高上秦，〈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原發表於 1973 年 6 月，後收入趙知悌編，《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1976 年 7 月），頁 162-171。《中外文學》第 3 卷 1 期（1974 年 6 月），頁 31-53。《國文天地》第 13 卷 10 期（1998 年 3 月），頁 72-81。頁 72。向陽，〈微弱但是有力的堅持──七○年代台灣現代詩壇本土論述初探〉，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 年），頁 365-375。頁 365。此處對「現實」（reality）一詞的意義界定是：現存實體的，事實。.

(5)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47. 實滋味是甜、酸、苦、澀，離枝或垂墜在枝頭，都是樹所孕育出來的「結果」。什麼樹長什麼果子，什麼時代，什麼人。而文學，尤其是跳躍性高的詩，與現實關係較為曖昧，當詩的本質不必然是寫實時，現實實況可能在詩中用不同的面貌示人。因此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有關現實的內容，如關懷現實的思想、現實生活的題材、現實時空的歷史感等，是否在詩中有跡可尋。詩與現實的關係，不僅是詩人創作時要量測精準的心靈尺度，更是詩作被檢驗時的必要觀察視角。即使在八○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批評已漸漸從現代主義與鄉土論述的二元主題轉向後現代、後殖民與女性主義等新興討論，現代詩也熱絡的參與了，「現實與詩」兩者的關連仍是批評者首先必須面對的基本觀測點。直至今日，詩人與詩評家似已理所當然的直接進入詩的世界，即使分歧可能仍然存在，是超現實抑或寫實？已無須再整裝備戰了。因此，回過頭來，重新檢視三十多年前的那場論戰的意義便相對重大，檢討其中「現實」的內涵如何被具體的充實，「詩和現實」的理想關係如何被逐步理解、建構、調整，站在今日肥沃的土地上，重返戰場的煙硝，檢視養份的來源。最後，本文希望提出詩的本質意義，將論戰紛爭中對立的單一觀點，詮釋其可能的交錯性。. 二、戰火延燒的「現代詩論戰」「現代詩論戰」的事件牽涉多個議題，由傳統的銜接問題、外來思潮移植，到現代詩內在語言結構和外在應有的社會責任，甚至討論到時代需要什麼詩，以及討論熱烈的本土意識的覺醒等等。本文為討論方便和避免模糊焦點，只將論述範圍收束在與詩和現實有關的討論文章，也不企圖指涉論戰兩方（現代主義和社會寫實）是截然二分的立場，其中成員的觀點具有某些交互性，在此只以論戰當時呈現的詩觀加以分類討論。. （一）是該論功行賞還是走錯路？──關傑明的發難這場論戰首先發難的是新加坡大學英國文學教授關傑明，他在《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陸續發表了〈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和〈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二文，.

(6) 48.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主要在批評當時的現代詩割斷傳統、惡質西化和缺乏民族風格的問題。關文認為現代詩人是「一種個人與社會脫節的千篇一律的病態傾向，以及必然會因此而產生的偏差──對於生活、愛情、死亡與生命等各種重要現實問題的不當看法。」 8 並且「在智能方面的努力只帶進了一條死胡同」 9 。這樣的論點主要針對當時詩壇「詩人們努力做著籌備工作，要大張旗鼓肯定二十年來現代詩的成就」10的現象。當時張默主編《中國現代詩論選》11、洛夫和余光中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 12以及葉珊在《現代文學》主編「現代詩回顧專號」。這些編選的工作，一方面打著「中國」的正統名號，一方面為現代詩人作詩史的定位。其中最引起嘩然的是洛夫在詩選序中的結語：「除非社會性質與型態起了遽變，我想即使再過二三十年，我們詩壇恐怕難有『新一代』出現。」原因在於「他們的努力仍然只是前輩詩人事功的延續。」 13 關傑明所指出的問題，其實在詩壇早有所感，只是關傑明站在砲火的前端，為現代詩爭論點燃引線，他的意義在於啟發。接下來，論者們才有意識的一一為文展開現代詩的論辯。如化名為「史君美」的唐文標將詩的走向指向社會：「這是時候了，我們來接收這場挑戰！止謗莫如自修，我們希望有良心的作家們，自我檢討，自我批評，希望他們能撕破或被文字埋葬了的社會意識，或被教育僵冷了的他們原有的社會關心。」 14 高準、林梵、周寧、陳芳明等也朝向此方向繼續立論，而劉菲的一篇〈有感於中國現代詩的批評〉暫將詩從社會國家意識轉向審美思考時：「古往今來，純藝術品的創造不是在國家的意識下完成的，「近而是在審美的要求下完成的。」15馬上引來陳芳明為文剪掉此種思考的辮子：. 8 9. 10. 11 12 13. 14 15. 關傑明，〈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2 年 9 月 10、11 日）。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2 年 2 月 28、29 日）。後收入趙知悌編，《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1976 年），頁 137-142。頁 142。趙知悌，〈文學，休走〉，趙知悌編，《現代文學的考察》序（台北：遠景，1976 年），頁 1-13。頁 2。張默主編，《中國現代詩論選》（高雄：大業，1969 年）。洛夫和余光中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台北：巨人，1972 年）。洛夫，〈中國現代詩的成長〉，後收錄於洛夫，《洛夫詩論選集》（台南：金川，1978 年再版），頁 29-60。頁 60。唐文標，〈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中外文學》1 卷 6 期（1972 年 11 月），頁 4-7。頁 7。劉菲，〈有感於中國現代詩的批評〉，《中外文學》1 卷 11 期（1973 年 4 月），頁 96-99。頁 97。.

(7)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49. 年來清醒的批評都強調文學與社會具有密切的關係。國家在最近兩年內迭遭巨變，深深刺激了從事文學的工作者，無論是創作者或批評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回歸到中國的時空。」 16 因此，我們可以說由關傑明所發起的這一連串論辯文章，大致成為現代詩論戰兩方陣營中走向社會關懷的寫實路線這一方的主要立論。. （二）「期待一種文學」──顏元叔的幾點批評在關傑明討論現代詩的傳統與西化、民族性與國際化之時，這場論戰的另一條批評戰線是顏元叔與幾位詩人的論辯。首先他先以〈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來涵括當時現代詩的問題，主要是缺乏嚴謹結構、意象破碎、文白摻雜和題材侷限於死亡課題等等。另外，顏元叔也由現代詩的結構和語言層面討論個別詩人如洛夫、羅門、葉維廉等人的詩，認為洛夫〈手術台上的男子〉意象晦澀：「無論超現實或不超現實，描繪方式與描繪對象之間，必定要有某種相關性。由這首洛夫的詩裡，相關性卻稀薄的很。」 17 ；並以邏輯常理批評羅門的幾首死亡詩對生死的價值混淆，質疑〈都市之死〉一詩「究竟現代都市文明，是否完全代表死亡呢？也許，都市代表死亡卻也代表生命，則片面視都市為死亡，是否太單純了些？也許，採取一種對都市的『反諷』看法，把生死溶入同一結構，比較接近事實。」 18 ；而葉維廉「詩以文字藝術取勝，反過來說，他在題材與主題上，是比較缺乏時代性的。」 19 這些針對詩人的批評自然引起詩人的反駁，洛夫首先攻詰顏文相當情緒化而且比較適合於批評小說，並自釋其詩：「事實上這些意象語都有其密切的關連性，它們的關係是建立在戰爭的荒謬「實在不能站在僵化的觀念中去判視生命，應到人的『心性上。」20羅門也提出：臟』與『脈搏』裡去傾聽生命真實的迴音，去面對冷酷的事實。」 21. 16 17 18 19 20. 21. 陳芳明，〈剪掉批評的辮子〉，《中外文學》1 卷 12 期（1973 年 5 月），頁 92-100。頁 100。顏元叔，〈細讀洛夫的兩首詩〉，《中外文學》1 卷 1 期（1972 年 6 月）頁 118-134。頁 123。顏元叔，〈羅門的死亡詩〉，《中外文學》1 卷 4 期（1972 年 9 月）頁 62-77。頁 77。顏元叔，〈葉維廉的定向疊景〉，《中外文學》1 卷 7 期（1972 年 12 月）頁 72-87。頁 86。洛夫，〈與顏元叔談詩的結構與批評──並自釋「手術台上的男子」〉，《中外文學》一卷四期（1972 年 9 月）頁 40-52。頁 51。羅門，〈一個作者自我世界的開放──與顏元叔教授談我的三首死亡詩〉，《中外文學》1.

(8) 50.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這一條批評戰線不管理性或情緒化也好，至少是貼近詩本身的批評，尚能提出理想的詩的本質探討來彼此回應。即使顏元叔否定當時文學的成績而語重心長提出「期待一種文學」，一種具有社會意識的文學，而「社會意識文學是以超然的地位忠實紀錄人生，分析人生。」22相較於稍後上場的唐文標論點：「僵斃」、「腐爛的藝術至上理論」、「都是在逃避現實中」等全面否定，我們仍能在此戰線找到詩觀的建構與開放性。. （三）「都是在『逃避現實』中」──唐文標事件「現代詩論戰」的高潮是唐文標在台客座結束返美前夕，所投的四篇文稿 ──〈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論傳統詩與現代詩──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23和〈僵斃的現代詩〉24，前兩篇較長的文章由顏元叔首先駁斥而以「唐文標事件」名之。唐文標認為現代詩最大的毛病是「都是在『逃避現實』中」，並細談幾種類型的逃避：「個人的逃避」（指「個人顧影自憐的傷悲」、「逃避歷史與時代」）、「非作用的逃避」（指「小市民式娛樂性的逃避，不帶任何作用指向的文字遊戲」）、「『思想』的逃避」（以所謂「思想」的寫作來逃避歷史上的政治黑暗時代）、「文字的逃避」（指文字的變形來掩飾內心的空虛，以及文字的無作用性）」、「抒情的逃避」（指將抒情的、空洞的風月「詩境」消除和代替他們所處的社會）」、「集體的逃避」（指作者逃避連鎖反應到讀者集體的逃避）25。此文將詩觀帶到「必須為群眾服務」的社會性的顛峰，由此見解，唐文標宣布當時現代詩已經「僵斃」。如此強烈的論點當然掀起軒然大波，兩方陣營加強詩觀的辯護與再疏通。連一向強調文學的社會意識的顏元叔也承認：「唐文標是從社會看文學，而非從文學看社會」 26 ，並反對這種「社會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接下來，余光中、. 22 23. 24 25 26. 卷 7 期（1972 年 12 月），頁 32-47。頁 45。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中外文學》2 卷 1 期（1973 年 6 月）頁 4-7。頁 5。此二文原發表於《文季》第一期（1974 年 8 月），後收入趙知悌編，《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1976 年），頁 46-94，95-118。《中外文學》2 卷 3 期（1973 年 8 月），頁 18-20。〈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頁 69-88。顏元叔，〈唐文標事件〉，《中外文學》2 卷 5 期（1973 年 10 月）頁 4-8。頁 6。.

(9)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51. 傅禺、周鼎紛紛為文攻詰唐文，其中余光中以「詩人何罪」來卸下詩人使命的重擔和「大騙子」的罪名：「就本身的定義說來，『詩人』只要把詩寫好，就已善盡自己的責任了，正如一位獸醫，只要把一頭狗醫好，便已盡了獸醫的責任。要詩人去改造社會，正如責成獸醫去維持交通秩序，是不公平的。」 27 「唐文標事件」在此次論戰中，代表著一種意識型態而非文學內涵的批評視角，無助於釐清或闡述詩的美學觀點，因為其完全否定現代詩的成長，認為二十世紀不是詩的世紀，詩是消閒階級的產物，詩是不需要存在的。但是，唐文標的極端論述卻讓站成兩邊的批評者，一面倒的為文學辯護、捍衛現代詩的存在價值，如顏元叔原本批判了幾位創世紀詩人缺乏社會意識，因此事件，他申言：「現代詩都是脫離了時空的嗎？現代詩都沒有反映當代人生嗎？假使我們睜開眼睛看箇真切，便會發現大量的現代詩正是時代之反映，甚且批評。有些人如余光中，寫得很露骨；有些人如洛夫，寫得十分含蓄；現代人生顯然時常在其念中，在其筆端。」 28 從批判到辯護，我們可以說這場論戰的諸多觀點，不僅是檢討過去二十多年的創作，也是鋪設未來詩觀的理想大道，創作者應該如何寫詩，批評者應該如何看詩，在論戰中彼此修正，逐漸塑形。在此事件之後，詩壇開始為這兩年的論戰作檢討工作的有陳芳明〈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余光中〈詩運小卜〉 29和楊牧〈致余光中書〉 30 ，現代詩論戰至此就算落幕了。. 三、詩與現實的理想距離──詩觀的提出與建構我們的詩人還堅持於乘雲氣御飛龍不食五穀的超然虛幻，造些野馬塵埃般的茫茫傑作……。但願詩人們能夠一貶其仙風道骨，回首凡塵，救救世人，救救詩吧！ ──劉漢初〈敢請詩人一下凡〉31 27 28 29 30 31. 余光中，〈詩人何罪？〉，《中外文學》2 卷 6 期（1973 年 11 月），頁 4-7。頁 6。〈唐文標事件〉，頁 5。《中外文學》3 卷 1 期（1974 年 6 月），頁 2-5。《中外文學》3 卷 1 期（1974 年 6 月），頁 226-231。《中外文學》2 卷 2 期（1973 年 7 月），頁 174-179。頁 179。.

(10) 52.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除真摯性之外，詩中還必須具有一項更為重要的特性，那就是詩的超越性……，所謂「超越性」，就是詩人站在高處來觀察世界，來欣賞生命各種姿態，也就是詩人利用暗示手法，通過有限性以表現無限性。 ──洛夫〈中國現代詩的成長〉32 我們期待的文學，應該是寫在熙攘的人行道上，寫在竹林深處的農舍裡。然而，我們應該提醒自己：社會意識文學是文學，而不僅是社會報導或批評。 ──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33 由上述的現代詩論戰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針鋒相對的論戰雙方，在現實議題上，很明顯的形成寫實／非寫實，個人的／社會的，邏輯語言／非邏輯語言此類的相對立場，雙方各自陳述詩的作用、意義、手法等層面的標準。此節將簡要剖析雙方陣營在詩與現實的距離設定的重要內容。. （一）寫實──語言貼近．思想介入寫實主義（Realism）除了指西方在十九世紀中葉對許多不寫實的傳統 34的一種反動，也著重在寫作者的態度和表達方式上。寫實主義除了特指文學史上的運動外，也可當成一個普遍的文學概念，「指在文學作品中忠實地將生命現象「忠實的」和「生命再現出來（representation）。」35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個問題：現象」，表達方式與題材。在當代文學理論的思維裡，要將主體性從作品中泯除可說是不可能的，任何語言文字都是作者主觀選擇過，意義的傳達不斷指涉作者的動機和意圖。即使是描述性的傳記文學，仍有特意凸顯部分事略來加強效果的現象，標榜全面寫實恐怕流於瑣碎零散，所謂原原本本的描摹實際上是不. 32 33 34. 35. 同註 13，頁 43-44。同註 22，頁 7。指的是哥德式的浪漫故事、流浪冒險的故事與寓言的幻覺故事。可參見衛姆塞特和布魯克斯所著的《西洋文學批評史》（台北：志文，1995 年），頁 417。蔡源煌，〈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1994 年），頁 23-29。頁 23。.

(11)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53. 可能的。既然在忠實的要求無法達成下，那麼「寫實主義這寧可選擇一般常見的日常生活現實。他們認為，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反映現實問題的一個充分條件。」 36 因此，一般常見的生活現實的取材得是寫實的大前提。有趣的是，法國寫實主義者原本是對保守的道德體制的反動，在俄國的寫實主義者卻將表達方式和題材指向社會性的要求：「屠格涅夫，杜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作品，使用愈來愈嚴謹的寫實主義，與社會意識的批評尺度。這些批評家所要求於文學的，是經驗性的真實，歷史的使命，社會與國家的需求，及相應而生的文學的各種責任。」 37不同的寫實文學觀順應了不同的政治社會情況。在「現代詩論戰」中，持詩必須有社會意識觀點的這一方，其主張近似於俄國寫實主義的批評者。這當然牽涉到七○年代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因素的潛在運作，以及新興詩人的成長與民族認同問題，到了鄉土文學論戰，時代與民族認同的議題 38 更加凸顯，本文限於篇幅與焦點集中，無法延伸討論。此處僅將焦點落在已產生的觀點，藉此理解其立場主張。在主張詩應該貼近現實的這一方，認為詩語言表現必須是貼近現實的，林梵在溫任平指其詩過於明朗鬆散，是散文而不是詩時，高喊：「我以為詩應該是赤裸裸的一刀刺中要害！而不必躲躲藏藏在一些失敗的晦澀的表現，以拐彎抹角取勝」 39 ，並認為二十年來現代詩移植的表現手法不是唯一的道路而是死胡同。現代詩晦澀的原因主要在於對日常語言邏輯的破壞，「有些現代詩人以這些破壞當作建設的手段，卻在最後把詩導向怪誕和晦澀，背棄了詩的任務與目標，鑽進了象牙塔裡面。」 40 詩語言表現認知的落差，使現代詩人經常被比成鎖在象牙塔中或鑽進死胡同，這類喻詞影射的便是對現實的背離，自然也是對社會大眾責任的叛逃。. 36 37 38. 39 40. 同上，頁 25。同註 34，頁 411。鄉土文學、本土論述和國族認同等研究至今已有可觀的成果，此處不再贅述，可參考如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自印，1978 年）；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台北：前衛，1996 年）；楊曉琪，《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暨文學場域的變遷》（國立暨南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等完整的論述。林梵，〈從否定出發〉，《中外文學》1 卷 10 期（1973 年 3 月），頁 119-125。頁 121。周寧，〈或許這才是管管應該走的路〉，《中外文學》1 卷 10 期（1973 年 3 月），頁 126-139。頁 128。.

(12) 54.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由語言的否定進而否定現代詩思想的論述比比皆是，又如高準認為二十年來現代詩流行的各種弊病，列舉了八項主要缺失，其中第八項為：「摒絕社會，麻木不仁──由於『強調詩的純粹性』之走火入魔，致於力求成為一種『超脫時空』的『姿勢』，遂使許多的現代詩人之作品不但與民族之歷史命運及社會之廣大人民完全脫節，而且有意的摒絕社會而以服用迷幻藥式的玩弄文字自我陶醉。」 41 其實這裡所提出的純粹性、超脫、迷幻藥式的，都是針對當時現代詩的語言而發，然而語言的批評後來都會走入意識的批評。強調忠實描繪當代現實的論者，常常因為語言表達的認知落差，除了斷言現代詩是與世隔絕的，甚至宣稱現代詩人也是病態的。「現代詩人最大難題，不是他們（超現實主義詩人）的詩──而是他們的人，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詩只是他們的生命在某一時期的表現，所表現的如果真的是病態，也只是他們腦中毒瘤的癥象──這些詩人是活在另一個國度裡。」 42 主張寫實的論者對當時晦澀虛無詩風的批評之後，他們也建構了一種詩觀，如顏元叔提出他的主張：「社會意識文學的創作斷不能但憑所謂的感性，更不能但憑所謂純粹經驗；它必須是以知性領導感性的創造活動，它必須是為人生而創造的藝術；它有一個使命，便是反映與批評人生。」 43 詩的使命觀的提出，讓詩肩負起文學的責任來，詩成為「公物」，既然它必須介入社會，那麼詩便必須對眾人負責，個人孤絕的心靈或個人獨特的表現方式這種私密性便要盡量去除。「讀者、作者，都共同要求現代詩的『歸屬性』。就時間而言，期待著它與傳統的適當結合；就空間，則寄望於它和現實的真切呼應。」 44 詩人必須體認到詩原有的擔負，一旦公開發表，詩人就無法只對自己負責任了。甚至創作過程中，詩的書寫便已隱含實用性：「寫詩，如今是他對國家負責，對社會交代，對其他同時代人服務的工作。」 45. 41. 42 43 44 45. 高準，〈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向（下）〉《大學雜誌》第 62 期（1973 年 2 月），頁 60-71。頁 68。唐文標，〈論傳統詩與現代詩──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頁 117-118。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頁 7。高上秦，〈探索與回顧〉，頁 166。唐文標，同上註，頁 106。.

(13)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55. （二）超越寫實──語言變形．思想抽離在關傑明一文引發各方對現代詩的攻詰之中，劉菲首先由社會意識的要求中反思社會的虛妄性：「不檢討我們社會在新興中的虛飾性，而偏偏去責難在文學領域上具有創造性的現代詩」46，並設法由國家社會意識的籠罩中脫逃出來：「藝術家和詩人不是每秒都在『國家意識』下活動，他必然有超越國家的其他意識，在作為社會人時，詩人和藝術家與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分別，同樣的有某些信念。」 47 主張即使詩人把詩由社會國家的意識中析離出來，也無礙於他作為一個社會人的資格，這觀點將作品與作者品德的問題分開來。在辯護中，我們也可聽到質疑對方文學觀的論點，李國偉建議作者在發揚社會意識之前，必先磨利筆尖並加強識見，否則會有這種現象：「加強社會意識的文學，如果掌握不住深邃的人性，很容易流於淺薄的報導，更糟糕的，甚至有成為政治宣傳品的可能。」 48 李文在此觸發了作者本身識見和文字表達能力的問題，這種藝術性的思考可以余光中的觀點作論證。余光中認為所謂『社會寫實派』的詩人杜甫在三吏三別之類 49 的三四十篇的作品缺乏深厚的個性和高妙的藝術。如果杜甫只寫那樣的作品，那麼「那樣的杜甫只能算是『詩史』，卻不能稱『詩聖』。」 50. 認為杜甫地位之重要取決於深厚的個性和高妙的藝術。在這場論戰中被攻詰的現代詩人主要是所謂超現實主義詩人，再來就是所. 謂逃避現實，遁入禪思、古典或浪漫神思的詩人。前者如洛夫、管管、碧果…… 等人；後者則是周夢蝶、余光中和葉珊等人（唐文標主要攻詰對象）。超現實主義詩人的觀念和語言更是首當其衝，洛夫曾試著解釋超現實主義的基本觀念：「不論是反對邏輯知識的可能性，肯定潛意識中的真實性，或把現代人存在的荒謬性，超現實主義者自始即在扮演一個叛徒。但他們仍有積極的一面，例如. 46 47 48 49. 50. 劉菲，〈有感於中國現代詩的批評〉，頁 96。同上，頁 97。李國偉，〈略論社會文學〉，《中外文學》2 卷 2 期（1973 年 7 月），頁 55-59。頁 58。此處以余光中所引白居易論杜詩的：「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同註 27，頁 127）歸此為「三吏三別」之類。余光中，〈詩人何罪〉，頁 5。.

(14) 56.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在詩的創造上，它有助於詩人心象的擴展，詩的意象之濃縮，詩純粹性的加強等。另一項最大的貢獻就是語言的創新。批評家認為超現實詩人都是奇蹟的創造者，像巫師一樣，在語言的操縱上他們都具有呼風喚雨，指鐵成金的神力。」51 基於此種神力的自信，台灣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詩人在語言上極盡顛覆之能事，欲將詩由表象現實中抽離，進入超越寫實的境界。其中不乏實驗失敗者，因此有怪誕晦澀之譏。辯證的是，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定名由布雷東（Andre Breton）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說：「夢境與現實這兩種狀態似若互不相容，我卻相信未來這兩者必會融為一體，形成一種絕對的現實，亦即超現實。」 52 這段話一方面可察知現代詩為何有「夢囈」之批評，一方面可發現他們相信的是詩中的現實，只是換了角度觀察現實並無背離現實之主張。其實，一九二○年代初期法國這群超現實主義者有多人是激進的共產黨員、社會主義者。當然，西方思潮運動的發展和移植到台灣詩壇上的發展，因引介管道、翻譯誤差和國情不同而有不同，台灣的超現實有自身的塑形與轉化，形成不同的表現模式。但是，西方這股超現實思潮確實影響了台灣詩壇詩觀的建立，尤其是對現實的思考方式。. 四、詩是最危險的語言──現實與詩的鍛接沒有現實就沒有詩人，但寫詩又要從現實中逃脫，詩因此是現實與超現實間的辯證。 ──簡政珍〈詩和現實〉53 立足於二十一世紀的現代詩美學思維，寫實與超越寫實的文學價值並非二元對立，只是語言表達與文類特質的差異問題。雙方各自陳述的詩觀，把詩和現實的美學問題給充實了，論者圍繞著「現實」和「詩」，以不同的期許鍛接兩. 51. 52 53. 洛夫，〈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洛夫詩論選集》（台南：金川，1978 年），頁 83-105。頁 90。柳鳴九主編，《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台北：淑馨，1990 年），頁 145。簡政珍，《詩的瞬間狂喜》（台北：時報文化，1991 年），頁 34-37。頁 37。.

(15)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57. 者，事實上，現實不曾遠離，詩也沒有淪落。以詩來定位詩人的時空，展現詩的歷史意識和社會關懷，這是讓詩得以深厚的基礎，但是超越史實，重整秩序，也是詩的語言魅力的所在。「現代詩論戰」緣起於失衡的個人獨白和語言實驗，在強力補強社會意識與貼切表達的訴求後，筆者認為當代提及詩與現實的關係，已鮮少有偏於一方的論述，思想與語言的尺度已逐漸被修正、校準。奚密曾回頭檢視這場論戰，將其放在現代漢詩發展的歷史語境，澄清本土論者對現代主義的誤解，並試圖為被攻詰的超現實主義詩人辯護：「台灣現代詩中的現代主義和反對它的社會寫實也好、鄉土文學也好，其實是現代性之表現的兩端，現代主義演變過程中的兩股潮流。」 54 她認為「現實」不該是反映現實或寫實那樣狹隘或一元的觀點，「不管是瘂弦、商禽，還是紀弦、洛夫，他們詩中對現代文明的物化異化與道德虛偽的諷刺，對心靈與想像力自由的追求，又何嘗不是對當時現實的回應？」 55 這個論點的確具有翻轉固定文學史觀的意義，超越現實時空的表象，進入心靈的「現實」呈現，也是一種對現實的回應。如果我們再放大對現實的認知，不以社會、事件等具體時空為依，而能擴及人，這些超現實或遁入神思的詩人在當時現實裡這樣寫詩，這不也是一項值得探討的現實現象。以人為現實，觀察並理解其詩的存在方式，未必直接要求社會批判意識或道德倫理，詩人的處境便是一種現實。本文絕非意在重判論戰的勝負，只想從詩和現實的論點爬梳中，檢視雙方提出的內容，希望能釐測兩種對立的論點，置入現代詩的特質中，重新觀察，理解並說明理想距離的非單一性，而詩語言的特殊性也讓論戰雙方即使各執一方，極端卻彼此一體兩面的辯證性。. （一）詩的危險本質詩歌本質的想像性和虛構性，讓二千多年前的西方哲學家柏拉圖就意識到其危險性，反對詩人進入他的理想國。柏拉圖對藝術的要求偏重於內容的道德和教育價值，一切形式的美都要歸於善，善與真則是一體的。在此論點之下， 54 55. 奚密，〈台灣現代詩論戰──再論「一場未完成的革命」〉，頁 76。同上，頁 77。.

(16) 58.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詩歌荒謬、不理性、不合邏輯的表現特質，無益於善與真的發揚。柏拉圖從倫理、實用與教化的角度，批判了悲劇詩歌，卻同時點破詩歌的本體意義。現象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在討論賀德齡（Holderlin）的詩時，提出這樣的看法，寫詩是「一種無邪的工作」，卻又是「一切所擁有的東西中最危險的。」因為「寫詩是完全無傷的，……它並沒有任何行動，而行動卻是能直接把握現實、改變現實。詩是夢境，卻非真實，是文字的遊戲」 56 ，然而，「首先創造了威脅存在，使存在發生了混亂的明顯情景的是語言，而甚至有喪失了存在的可能性，這就是說──喪失存在的危險。」57這其中的矛盾性，在於詩本身被賦予的跳脫現實秩序的文學本質，但是它又僅僅是紙上的混亂。簡政珍轉化此觀點，具體以詩的意象來深刻闡釋：「當客體的形象轉成意象，語言展示了它的生命。意象是詩語言的存有狀況。但由於意象所構築的現實是基於既有現實的重整。詩的語言將帶來現實世界的危機，形象勢必被意象所取代，命名的過程意味許多名詞的塗消。事物在詩行中重組，以另一種面目呈現。」58 詩無力成為社會革命的行動，卻經常以文字構築另一種現實秩序，這種虛構的秩序，因其可能的想像與混亂，又呈現「危害」或「逃離」現實的樣貌。所以，當我們在審視現代詩與現實的關係時，明顯的現實題材與口語表達的詩，當然能輕易的掌握現實的存在，而從當下時空潛逃的主題與斷裂意象的詩，應再尋跡捕捉現實可能的形蹤。我們可以再參酌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的創作場域是主體兩個面向──「記號界」（the semiotic）和「象徵界」（the symbolic）59──彼此分裂、互動、矛盾、角力之處的論述。她的《詩語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觀察了馬拉梅等現代主義詩人的作品，申明：「他們的詩語言力如狂濤巨浪，斷裂性與潛在的躁狂過程都一一譜出……。這些過程都在『凸顯』存在於說話主體活動『內』的『否定性』. 56. 57 58 59. 海德格，〈賀德齡與詩之本質〉，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1991 年）頁 1-28。頁 11。同上，頁 13-14。同註 53，簡政珍〈詩是最危險的持有物〉，頁 44。「記號界」指壓抑在潛意識的慾望，所以有些學者譯為「慾流系統」；「象徵界」則是指主體之外的一種社會功效，透過生理（包括性別）差異與具體的歷史性家庭結構的客觀規範所建立起來的。.

(17)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59. 時刻。」60簡言之，如果詩表現出主體的「記號界」，那麼潛意識裡的許多混亂會奔竄出來，崩解了「象徵界」，同時顯出荒謬的姿態。然而，如果「象徵界」在角力間取得了勝利，詩的語言便能被客觀規範所理解。克氏是肯定詩歌的革命潛質的，因此舉現代主義詩人為例，說明其向象徵的意義秩序挑戰，試圖指出更深層、真實的主體需求。對於穩定的象徵系統而言，詩的斷裂或躁狂可能被視為荒謬或瘋狂，遠離了實存的時空。因此，如果活動在潛意識裡的記號系統完全接管主體，主體可能產生精神疾病，無法與社會溝通，此時主體所寫的詩不是文學的文類，而成了精神分裂語言的紀錄。克氏將主體分裂為二，除了提示象徵秩序與慾望系統的同等重要性，創作場域也成為一個合理的分裂處所，創作的主體必然得分裂為真實主體、敘述主體等多種面向，尤其是具有強烈主觀性、語言自由的詩歌體裁，善用主體分裂的情境為書寫策略，離析出主體內在的異質，抵制外在象徵秩序的成規，自由的形構主體性。觀察以上論述，詩的特質容易被冠以逃避或超脫的罪名，也是晦澀、心靈囈語的潛在因素，我們可以藉此理解當年幾乎被全面圍剿的現代主義陣營，罪名部分源於詩的原罪。然而，我們也必須嚴格的要求詩的品質，完全無法與讀者溝通的詩難以定位為文學，而只是個人心靈的紀錄。在這場論戰之中，兩方的煙硝，都成了今日詩學的養份，寫實陣營的反省，拉回了詩的失衡脫序，超越寫實陣營的申辯又強化了詩本質的內涵。在現實時空的關懷上，兩方也許只是直接與迂迴的不同呈現，在肯定現代詩可以不理性、混亂、重組等不寫實的手法來書寫現實之後，我們回頭觀察雙方現實詩學建構的一體兩面性。. （二）兩種現實書寫 1、忠實反映／跳脫審視當唐文標發問著：「中國現代詩人，能不能把我們這一代充滿詩素材的生活，忠實的描繪出來？」61同時期的論者李國偉也批評了超現實主義詩人是「鴕. 60. 61. Michael Payne 著，李奭學譯，《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台北：書林，1996 年），頁 279。唐文標，〈先檢討我們自己吧〉，頁 7。.

(18) 60.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鳥式的迴避」，但是他說明「忠實描繪」不是對待詩素材生活的唯一方式，「雖然要加強對社會的描述，但並不必然是寫實主義。我們要從人的實存處境出發，分析時代加給他的壓力和他與周圍的掙扎……從各種角度看清現實，才真正能使我們超越現實。」 62 持平討論詩的美學與詩人的獨特性者，大多能看出關懷社會現實未必是忠實反映，其實「忠實反映」所能具體掌握的，大抵是詩是否觸及現實題材為標準 63 ，而觸及的方法便如鏡子或湖面的反射行為，讓讀者立即看出社會現實情況。然而視角若由直接反射轉為折射，那麼反映出的影像必有不同，但不可否認的其仍以現實客體為對象。若不只是視角的轉變，而是超越現實表象黏著的寫實，採用相當距離的觀察來審視現實，所表現的現實是處理過的，但是終究在現實社會的制約中。正像劉菲所提倡「文學藝術雖然不是現實的寫照，但卻從現實中攝取了素材，如果批評者能夠從素材中通過美感的經驗去觀照，必然會產生較作者更超越的視界。……詩人是社會的一份子，在社會變遷和文化的更替中，某種影響必然會投射在作品上。」 64 由此看來，超越現實的表達策略與其看作逃避，毋寧視為現實的隱喻。「跳脫」的說法，關係著語言使用的問題，當欲忠實反映日常事物時，語言的表現層次必有所制約，而跳離之後，語言的線性邏輯打破、意象的組合隨意化，象徵和暗喻大量運用，甚至以夢和潛意識的紛亂來趨近現實本質。因此，重新檢閱超現實詩人們的語言時，批評者或許可以從「死胡同」中轉將出來，進入語言策略性的課題。洛夫在捍衛自身詩作時，呼籲論者：「在作評價之前，至少應具有一份同情的瞭解，盡可能探索作者創作之動機，與他所欲表達的企圖，而不僅限於字面意義的詮釋。」65在這裡，「同情的瞭解」不正是透露所謂跳脫者似有被理解的基礎，評者與被評者實立於相同的出發點。. 62 63. 64 65. 李國偉，〈文學的新生代〉，《中外文學》1 卷 12 期（1973 年 5 月），頁 80-91。頁 89。林亨泰在〈現實觀的探求〉一文中對詩評也有此觀察：「如果評者願意用心去推敲的話，我想必能體會出現代詩人探求『現實』乃至『社會』之苦心與熱誠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評者之討論往往脫離不了一種『惡習』──即一味地僅以詩人對現實乃至社會所作的外在描寫的多寡作為判斷作品中現實觀乃至社會性之有無憑據。」（1994 年，頁 118）。劉菲，〈有感於中國現代詩的批評〉，頁 98。洛夫，〈與顏元叔談詩的結構與批評──並自釋「手術台上的男子」〉，頁 52。.

(19)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61. 2、外在介入／內心探索本文在上節所引證的論述中，可見主張寫實反映者認為文學具社會性、現實性的標準是外在介入式的，是批判式的關懷。詩的作用被向外延伸到具有實際作用的行動性，如楊照所提出新名詞：「七○年代從關傑明、唐文標發難的『現代詩論戰』，到引起整個社會騷動的『鄉土文學論戰』，一脈相承的發展方向是文學的意義不斷被擴大解釋，也一再被附加愈來愈多的行動性格，可以稱之為『文學行動主義』的逐步形成。」 66 在這裡，我們可以再以高準的批評來佐證這種行動性格的現實詩觀：「他們首先則根本否認國父中山先生所揭櫫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之理想，於是又根本否認人生應有追求真、善、美、聖之目標之努力，一心一意的要作醜惡與病態之傳播者而堅拒為建設人類之光明前程及民族之健康前途而盡絲毫之本份。」 67 「服務」和「建設」正說明了其觀察詩的角度是應向外介入現實，並發揮詩的群眾作用，甚至有教化的倫理意義，與柏拉圖的想法不謀而合，超現實主義詩人當然會遭受抨擊。相對於詩向外參與社會建設或改革的現實觀，在超越寫實這一方則表現了詩向內心探索，由個人處境的刻劃來體現現實的詩觀。陳芳明在歸類二十多年來新詩發展的路線時，分析了兩種詩人：「民族詩人關心中國的命運，關心鄉土，關心現實；世界詩人關心人類的命運，藉由自我的心理意識，超越到任何時空之外，這方面以『超現實主義』為其主流」68，而所謂「世界詩人」，是否也可以是「民族詩人」？語言就像風箏一樣，飛得高遠，幾乎看不出地面的風景和放風箏之人，卻不表示這是一個脫線的箏。羅門開放自我創作世界與顏元叔談詩的內涵時說：「一首詩的精神意義與價值，往往只由詩人的心感活動來形成，同時也只能靠靈悟與感知，當然這種具超越性的『感知』，仍是可以歸返到思想世界中去獲得. 66. 67 68. 楊照，〈從「鄉土寫實」到「超越寫實」──八○年代的台灣小說〉，《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 年），頁 179-197。頁 180。高準，〈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向（中）〉，頁 73。陳芳明，〈剪掉批評的辮子〉，頁 97。.

(20) 62.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相當程度的指認的。」 69 超越的高度，可以是一種批判的距離。當他們以內心探索的深度為語言超越的高度，並非是旁觀者或操控者的角度，而是同樣犀利的批判之筆，指向自己。當外在的象徵秩序、社會實象被超越時，介入並非行動，而是透顯一種抵制和否定。 3、脫逃現實的可能？在上述高準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醜惡／光明、病態／健康的二元對立，這個評價部分原因來自於超現實詩人寫作的題材：死亡、虛無、戰爭、荒謬的存在等。「我們必須承認死亡是古今文學的大主題，我們也不能非議讀者的悲劇胃口；但是，假使只願意接受上述的作品為詩，則讀者的胃口未免太狹隘了些。我們應當讓詩在題材上，攏括人生中的一切，我們的讀者應當也能接納悲劇情感以外的作品。」 70相對於五六○年代的反共文學的光明號召，以及寫實訴求的社會關懷題材，悲劇和悲觀的書寫真如奚密所言的「純黑的美學」 71。所有的人生題材都無法脫離人生現實，只是有些詩表達了人道主義的關懷精神，有些詩著眼於時代與人生的荒謬性。超現實主義詩人也許無法認同於光明的、健康的，以及服務性的詩觀，但是可以直擊生命底層的殘酷性，「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 72. 無論如何，詩的位置在哪裡，都無法隱藏其對人生的指涉。在建構完不同詩觀之後，批評者也許可以問，「詩人真能完全脫逃於現實？」. 詩評未必得做出價值評斷，帶著探索的趣味，審視現實兩端的詩作，寫實或超越寫實的手法與策略，理解並探索，這其中有許多絕佳的議題。「奇詭的是，作者雖欲疏離現實，其實完全為現實所模造，這種矛盾本身就是一個絕好的悲劇題材。」 73. 69 70 71. 72. 73. 羅門，〈一個作者自我世界的開放──與顏元叔教授談我的三首死亡詩〉，頁 42。顏元叔，〈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頁 43。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合文學，1998 年），頁 155-179。頁 176。洛夫，〈石室之死亡〉自序，侯吉諒主編，《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台北：漢光，1988 年），頁 196。李國偉，〈文學的新生代〉，頁 84。.

(21)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63. 五、結語走過「現代詩論戰」，必有諸多層面的議題仍待重新檢討，本文限於篇幅只討論詩與現實關係的問題。不可諱言的，文學，尤其是一樁文學事件的產生，背後免不了有政治性的運作，文學不能自外於現實，當然也不能自外於政治現實，如陳芳明所言：「七○年代初期發生的現代詩論戰，一九七七年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基本上都是台灣作家在扭轉偏頗的官方體制而出現的思想鬥爭。…… 在論戰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本土精神與現實主義，也比任何一個時期更明確呈露出來。」 74 說明文學與政治現實的相關性。但是在宏觀的文學史或國族意識與認同的研究角度之外，本文希望以細究的方式，討論「現代詩論戰」內部文學觀點的興衰攻詰，如何化入文學批評思維發展中，以及在炮聲隆隆的事件表象中，是否有許多精闢的論點被逐漸建構，而這些論點在與文類差異交互檢測後，是否能重整觀點，互為表裡。本文認為現代詩文體的獨特性，讓它游移在現實與想像之間，當詩人或詩評欲清楚定位它與當下時空的關係時，必然會有相當的困難度和曖昧性。詩與現實的關係或近或遠，忠實反映或超越抽離，都是一種距離，現實無法全然逃避。或許，詩與現實最理想的距離，是結合寫實與超越寫實兩方的論點，將現實充分在詩中體現出來，既要介入現實，也要忠實的面對時空，但是詩的意象卻具有游離與跳躍的沉澱，並能暗示出一種生命普遍的深度。具現實感的詩，是個人與社會一體，人性與歷史性的連結，語言表達卻不膠著，不是現實的影像，而是心象或意象，詩才具有社會性和藝術性。詩不是工具，詩也不該是與讀者的絕緣體，現實的位置極其微妙，在詩之中，也要在詩之外。七○年代的論戰雖還在拉鋸詩與現實理想距離的課題，到了八○年代，越來越成熟茁壯的創作陸續發展，已經無須再議，詩作就代表了詩學，「八○年代是詩人的意象看世界，經由意象思維使詩體現了『現實詩學』的深度和廣度。這是文本和社會. 74. 陳芳明，〈七○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4 年），頁 222-234。頁 233。.

(22) 64. 《台灣文學學報》第七期. 辯證，美學和哲學辯證。」 75 八○年代以降，更多的外來思潮帶入，影響了批評視角更加多元化，寫實與超越寫實的二元對立雖已歸入文學史的一頁，這場論戰的養份仍值得珍視，台灣現代詩的思想內涵也要至此爬梳脈絡。. 六、附錄發表日期. 發表人和篇名. 原發表地. 1972/2/28-29. 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上下.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72/3. 顏元叔〈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 《現代文學》第 46 期. 1972/6. 顏元叔〈細讀洛夫的兩首詩〉. 《中外文學》1 卷 1 期. 1972/7. 劉菲〈讀「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中外文學》1 卷 1 期後的淺見〉. 1972/9. 洛夫〈與顏元叔談詩的結構與批評──並自釋「手術台上的男子」〉. 《中外文學》1 卷 4 期. 1972/9. 顏元叔〈羅門的死亡詩〉. 《中外文學》1 卷 4 期. 1972/9/10-11. 關傑明〈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上下.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1972/10. 鄭炯明〈批評的再出發〉. 《笠》第 51 期. 1972/11. 史君美（唐文標）〈先檢討我們自己吧〉《中外文學》1 卷 6 期. 1972/11、12. 高準〈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大學雜誌》第 59、60、. 1973/2. 向〉上中下. 1972/12. 羅門〈一個作者自我世界的開放──與顏元叔教授談我的三首死亡詩〉. 62 期《中外文學》1 卷 7 期. 1973/3. 林梵〈從否定出發〉. 《中外文學》1 卷 10 期. 1973/3. 周寧〈或許這才是管管應該走的方向〉. 《中外文學》1 卷 10 期. 1973/4. 劉菲〈有感於中國現代詩的批評〉. 《中外文學》1 卷 11 期. 75. 簡政珍，〈八十年代詩美學──詩和現實的辯證〉，文訊雜誌社主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 年），頁 475-497。頁 476。.

(23)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65. 1973/5. 陳芳明〈剪掉批評的辮子〉. 《中外文學》1 卷 12 期. 1973/5. 李國偉〈文學的新生代〉. 《中外文學》1 卷 12 期. 1973/5. 陳慧樺〈現代詩裡的時代社會意識〉. 《大地》第 5 期. 1973/6. 顏元叔〈期待一種文學〉. 《中外文學》2 卷 1 期. 1973/7. 劉漢初〈敢請詩人一下凡〉. 《中文文學》2 卷 2 期. 1973/7. 李國偉〈略論社會文學〉. 《中外文學》2 卷 2 期. 1973/7. 高上秦〈探索與回顧〉. 《龍族評論專號》. 1973/7. 余光中〈現代詩怎麼變〉. 《龍族評論專號》. 1973/8. 1973/8. 唐文標〈論傳統詩與現代詩──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唐文標〈詩的沒落──台港新詩的歷史批判〉. 《文季》第 1 期. 《文季》第 1 期. 1973/8. 唐文標〈僵斃的現代詩〉. 《中外文學》2 卷 3 期. 1973/10. 顏元叔〈唐文標事件〉. 《中外文學》2 卷 5 期. 1973/10. 傅禺〈一棒子打到底〉. 《中外文學》2 卷 5 期. 1973/11. 余光中〈詩人何罪？〉. 《中外文學》2 卷 6 期. 1973/11. 周鼎〈為人的精神價值立證〉. 《創世紀》第 35 期. 1974/1. 李佩玲〈余光中到底說了什麼〉. 《中外文學》2 卷 8 期. 1974/6. 余光中〈詩運小卜〉. 《中外文學》3 卷 1 期. 1974/6. 凝凝〈舊調重彈──重談「橫的移植」和「縱的繼承」〉. 《中外文學》3 卷 1 期. 1974/6. 陳芳明〈檢討民國六十二年的詩評〉. 《中外文學》3 卷 1 期. 1974/6. 楊牧〈致余光中書〉. 《中外文學》3 卷 1 期.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