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憂鬱情緒、自尊、污名化、自我揭露與求助態度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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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將分別探討研究動機與目的、名詞釋義，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 估計到 2 0 2 0 年憂鬱症是僅次於缺血性心臟病，為第二大造成人類失能之疾病，全世界估計有 34 億人患憂鬱症，憂鬱症因而被稱為「二. 十一世紀的癌症」（ H o l d e n , 2 0 0 0 ）。不幸的是，很多研究都指出，憂鬱症與自殺有率有高相關，例如：被診斷有憂鬱症的青少年中，有超過 50％的青少年有自殺意念 (Lewinsohn, Pettit, Joiner, & Seeley, 2003)；有憂鬱情緒的青少年與自殺危險性有顯著的正相關（王韻齡、許文耀， 2006）。再加上行政院衛生署（ 2 0 0 8 ）公佈 9 6 年國人十大死因的調查研究，發現自殺仍排名第 9 位；而自殺原因排名依序為 1.憂鬱傾向 2.家庭問題 3. 失業或經濟因素。有鑑於自殺率高居不下，而憂鬱傾向與自殺原因的高度相關下，臺北縣政府衛生局自 9 4 年起與教育局合作辦理「學校心理師到校駐點計畫」，希望透過專業心理師到校輔導自殺高危險群學生（例如：憂鬱傾向）、家長及教師，藉以防治自殺行為之發生。衛生署（ 2008）的資料顯示， 96 年臺北縣自殺死亡人數有 659 人，明顯較 95 年的 767 人下降 108 人，其中是否有部份是因為心理師到校輔導自殺高危險群學生，而產生的正向影響，雖無法斷定，但是關鍵是如果心理師到校輔導若真的對. -1-.

(2) 於防治自殺有幫助，前提是學生需要與心理師有所接觸，才可以進行心理諮商。所以研究者以為，如果可以在青少年的憂鬱情緒時更早就積極介入，協助其處理負向情緒，或許可以減少自殺意念出現的機會。但是不管如何積極的介入，目前有關單位的作法都是以問卷調查形式去瞭解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如果青少年不將憂鬱情緒反應在量表上，不容易作到積極介入。因為根據董氏基金會連續五年來的調查，每四個大學生當中，就有一人有明顯的憂鬱情緒困擾，此一比例與過去數年相比，有逐年升高之跡象，如：2 0 0 5 年為 2 4 . 1 %、2 0 0 6 年為 2 4 . 3 %，到了 2007 年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 25.7%的大學生憂鬱情緒需要專業協助（董氏基金會， 2007），與吳元蓉（ 2005）的研究得到相似的數據，大學生憂鬱程度達臨床水準之比率為 25%。可見四個大學生當中，就有一位深受憂鬱情緒所擾，這個數據很值得教育單位、助人工作者深入去關切。再加上青少年憂鬱症會影響其認知及社會功能，而且會損害其學業表現，甚至在復原後很久後，其影響力還在 (Kovacs & Goldston, 1991)；青少年有憂鬱情緒會讓他們在未來更容易經驗到憂鬱情緒，以及在這些青少年過渡到成年人時，也更容易罹患其他非情感的疾患 (Lewinsohn, Rohde, Seeley, Klein, & Gotlib, 2003)。可見憂鬱症對於青少年過渡至成人、未來就業生活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大學生正值於青少年晚期、青年初顯期的發展階段，生活中面臨很多有關教育、生涯、自我統整的問題，他們需要許多的協助、資源去面對這些人生課題。 Neal 和 Heppner(1986)表示大學生從國、高中這些青少年早期過度到青少年晚期階段，在面對人生課題時是否能善用校園資源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並提到大學生若可以善用校園資源可以作為評估大學生人生問題解決能力評估的指標，只可惜那些需要協助的大學生反而更. -2-.

(3) 少使用校園資源。研究者過去在大專院校學輔中心服務的經驗，也感受到憂鬱情緒是大學生很普遍的現象，有些大學生的憂鬱情緒甚至已經達到臨床上的診斷標準 - -「憂鬱症」。但是研究者也觀察到一個現象，有憂鬱情緒的大學生很少主動求助於學輔中心，而會主動到學輔中心尋求心理諮商協助的同學，幾乎都是相關科系（例如：心輔系、社工系）的學生或學輔中心的志工。像是董氏基金會 2 0 0 7 年 5 月至 6 月所進行「大學生憂鬱情緒與求助行為之相關性調查」，主要以大學及獨立學院在學學生為調查對象，分別在北、中、南、東及桃竹苗地區，抽取 58 所學校進行施測，有效問卷為 6,198 份，其中男、女生比例約 1： 1。結果顯示，有 65.2％的受訪者，曾有過持續性的情緒低落（持續二星期以上），包含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失眠或嗜睡、胸悶、痠痛無力，老是想到不好的事情的經驗。當進一步詢問當受訪者在出現情緒低落的症狀時，總是或經常會採取的作法為，「睡一覺就好」最多，佔 5 8 . 4 ％；其次是「向同學朋友求助」，佔 4 2 . 2 ％；第三為「去運動」，佔 3 3 . 1 ％；第四為「找男（女）朋友」，佔 30.1％；僅有 2.3％的受訪者在出現嚴重憂鬱情緒時，會向學生輔導中心求助（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 2 0 0 7 ）。另外， Chang（ 2008)的研究與董氏基金會（ 2007）的研究很類似， Chang 表示台灣大學生求助的管道先以同儕（ 65.5％）與父母（母 41.1％；父： 24.7％）為主，只有 2.2％的大學生會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協助處理壓力問題。可見，國內大學生情緒低落求助對象以朋友為主，很少數的大學生會求助專業的心理治療。基於此，有必要了解為何少數大學生會求助心理諮商的資源，是什麼原因會阻礙他們求助心理諮商，期待發展更積極介入大學生憂鬱的預防策略。為何大學生很少使用學校諮商服務的資源？有研究指出，. -3-.

(4) 會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師協助的大學生，大多都是因為求助無門、之前所求助的資源無效或是問題變得很嚴重時才會求助於專業的心理諮商人員（程玲玲， 1 9 8 7 ；周玉真， 2 0 0 2 ）；另外，在董華欣與鐘思嘉（ 1983）的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不論有無求助經驗，個人對尋求專業心理輔導結果認知性的態度（包含信念與評價）與認知性常模（個人對重要參照對象要它做某種行為的信念以及依從意願）是影響求助意願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之後很多研究也證實了認知因素對於求助有很大的影響，如國內的一些相關研究指出，學生對於校園諮商服務（包含：對諮商輔導功能的認識、對輔導人員的認知）有較多認識與了解者，其求助態度越積極（吳珍， 1995；黃進南， 1994；程小蘋、賀孝銘、李華璋， 1 9 9 6 ； Vo g e l ＆ We s t e r , 2 0 0 3 ）。除了上述認知因素的影響外，還有很多與認知有關的相關因素會阻礙求助於心理諮商。例如： Deane 和 Chamberlain （ 1994）指出會因擔心別人負向的眼光，避免被社會污名化（ social stigma）而拒絕求助心理治療；之後，在一些以大學生為樣本的研究也提到，當大學生對於求助於心理治療的幫助感受到污名化（自我污名與社會污名），會減少他們求助於心理治療（ Komiya, Good , & Sherrod, 2000； Mann＆ Himelein, 2 0 0 4； C h a n d r a ＆ M i n k o v i t z , 2 0 0 7 ），可見個人所知覺到求助於心理諮商的污名化會直接影響個人的求助心理諮商態度。過去社會對於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導致很多人不願意求助於心理治療，研究者好奇生活在現代化社會的青少年，在政府、學校、醫療、民間（例如：董氏基金會）等單位，近幾年不斷加強憂鬱症的心理衛教宣導，像是表示憂鬱症就像「心的感冒」，透過適當的治療痊癒的機會很大等訊息不斷宣導下，大學生是否還會擔心被污名化 ? 如果有，大學生是擔心被社會污名化（ social stigma）、或是自我污名（ s e l f - s t i g m a ）、還是兩者都有。. -4-.

(5) 除了自我污名是影響人們尋求心理諮商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外， Corrigan（ 2004)提到自尊亦是影響個人尋求心理諮商協助很重要的因素，自尊會影響個人對於尋求心理治療的行為，給自己貼上標籤，例如：西方文化普遍認為尋求心理治療的人有低自尊、低自我概念以及低自我效能感，而連結到社會是不歡迎接受尋求心理治療的人。研究者回想與父母親或是長輩們的討論中發現，當他們遇到心理困擾的時候，會先在同儕間尋求支持，若無法解決，進一步主動求助的對象多為「神」，希望藉由神明的指示，來渡過難關，父母輩的想法顯示出心理諮商是神經病的人才需要，所以在台灣對於心理諮商可能還存在著歧見。另外，研究者在學校與大學生工作的經驗，也發現很多求助的大學生是透過朋友、同學、老師鼓勵、或是直接由朋友、同學、老師帶到學輔中心來尋求幫助，很少數是大學生個案覺知自己需要幫助，進而主動求助；若有，大多是輔導志工或是相關科系的學生。研究者與求助大學生的互動經驗，也感受他們覺得到輔導室好像代表自己有問題，自己是不好的，會對自我持負面的態度，若非同學、老師支持鼓勵，就算自覺到很需要幫忙，還是不願意進入輔導室尋求求助。基於此，研究者也想探討憂鬱大學生的自尊因素是否與 Corrigan在 2004年的研究一樣，自尊會影響求助心理諮商。傳統的心理諮商是透過在會談室由諮商師與求助者之間互相對話的方式進行，諮商師透過引導、陪伴、傾聽、同理求助者，協助求助者表達內在心理的想法、感受、痛苦、困擾… 等，協助求助者透過自我探索，整理內在混亂或是宣洩負向情緒等，試圖達到問題解決目的。故求助於心理諮商，需要某種程度的自我揭露，諮商師才有機會與求助者一起探討內在的心理困擾。但是每個求助者對於要在心理諮商時做自我揭露，有. -5-.

(6) 著不同程度的擔心或害怕，例如： Vo g e l 和 We s t e r （ 2 0 0 3 ）發現，害怕自我揭露是求助心理治療的一個阻礙因子。因為要當事人在治療師面前做自我揭露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會對心理治療持較負向的態度，也不會預期可以從心理治療中獲益，故不傾向去尋求心理治療的協助。故，研究者也想要探討自我揭露會如何影響大學生的求助態度。綜合上述，研究者在閱讀相關研究後，發現認知因素對於求助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故將焦點放在大學生憂鬱情緒，與其個人認知有關的因素，包括自尊、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與自我袒露等因素，在大學生憂鬱情緒下，會如何影響其求助態度，所形成的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大學生憂鬱情緒、自尊、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與求助態度之現況。二、探討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其年憂鬱情緒、自尊、污名化（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預期揭露危險、預期揭露利益）之求助態度是否有差異。三、探討大學生之自尊、污名化（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預期揭露危險、預期揭露利益）與求助態度之間的關係。四、探討自尊在大學生憂鬱情緒之污名化（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預期揭露危險、預期揭露利益）對求助態度的角色。五、大學生的憂鬱程度、自尊、污名化（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預期揭露危險、預期揭露利益）對求助態度的預測效果。. -6-.

(7) 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節說明研究變項中「憂鬱情緒」、「自尊」、「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以及「求助態度」在本研究的定義，分述如下：. 一、憂鬱情緒. 本研究所指的憂鬱是一種情緒困擾，並非診斷個體有多少的憂鬱症狀，也與臨床上診斷憂鬱症的目的不同。憂鬱情緒可能發生於對許多情境的一個反應，反應表現在情緒、認知、生理、行為等方面，正常者和病態者都可能出現此現象，只在程度上的差別。在本研究中，憂鬱情緒是以受試者近一週內出現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量表（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CES-D； Radloff, 1977）的分數，並將分數分成四種憂鬱情緒的程度，分別為 0-15 分為無憂鬱， 16-20分為輕度憂鬱， 21-30分為中度憂鬱， 31-60分為重度憂鬱 (楊志偉， 2006)。. 二、自尊. 整體而言，自尊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接納或喜愛的程度。本研究使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1965）測量，分數範圍在 10〜 40 分，總分越高表示自尊越高，對自己接納或喜愛的程度也愈高（ Rosenberg, 1965）。. -7-.

(8) 三、自我污名. L i n k 與 P h e l a n（ 2 0 0 1 ）表示，人們對於因心理疾病而尋求心理諮商一事，內化成負向的認知信念，就是自我污名（ self-stigma）；亦即，個人對於尋求心理治療歷程中，所感知到的負向感受而引發的焦慮或是羞恥感，就是一種自我污名。本研究使用 Vogel、 Wade 與 Haake（ 2006）所發展出的求助自我污名量表（ Self-Stigma of Seeking Help, SSOSH）測量，分數越高代表求助心理諮商的自我污名越高。. 四、社會污名. D e a n e 與 C h a m b e r l a i n（ 1 9 9 4 ）將社會污名（ s o c i a l s t i g m a ）定義為，當一個人有問題而求助於專業心理治療時，會害怕他人對他有負向的看法。亦即，擔心求助心理治療就會被社會貼上心理有問題、是失敗的人之標籤就是一種社會污名。本研究以 K o m i y a、 G o o d 與 S h e r r o d ( 2 0 0 0 ) 所發展出的求助心理治療社會污名量表（ S o c i a l S t i g m a f o r S e e k i n g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H e l p s c a l e , SSRPH)測量，簡稱求助社會污名量表，分數越高代表求助心理治療的社會污名越高。. 五、自我揭露. K a h n 和 H e s s l i n g（ 2 0 0 1 ）表示，自我揭露是一個過程，透過言語對另一個人，展露其個人內在的情緒、想法、信念或態度等，在心理治療的情境中，當事人透過對諮商師的自我揭露，可以增加正向的情緒感受與減少心理痛苦。本研究使用 Vogel 與 Wester (2003)所發展出的揭露預期量表 (Disclosure. -8-.

(9) Expectations Scale, DES)，主要去瞭解人們對於心理諮商師揭露情緒所知覺到危險與利益的程度。有兩個分量表，包含預期危險與預期利益（ anticipated risks and anticipated benefits），分數越高代表對心理諮商會預期到較多的危險或較多的利益。. 六、求助態度. 「求助態度」是指個人尋求專業心理輔導的整體性態度傾向（董華欣， 1993），包含認知、情緒、行為三個面向，在認知面向，如個體對察覺自己需要心理諮商的幫助；情感面向，如個體過去求助經驗的感受、對於心理諮商的污名感受；行為面向，如個人求助的習慣方式。本研究使用 Fischer 與 Farina （ 1995）所發展出的求助心理治療態度量表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Short Form, ATSPPH-SF)，分數越高，代表求助態度越好。. 七、心理師. 人們在遇到情緒或心理困擾的時候，因應這些困擾的方式、策略不盡相同，其中一種方式是求助於專業心理人員，進行心理輔導、心理諮商或是心理治療。國內可以進行心理輔導、心理諮商或治療的專業人員包含了學校輔導老師、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等，這些心理專業人員在本文中統一以「心理師」簡稱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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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共分為五個小節，包含：大學生的憂鬱情緒與求助經驗、求助態度及相關研究、自尊及求助態度的相關研究、自我揭露及求助態度的相關研究以及污名化及求助態度的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第一節. 大學生的憂鬱情緒與求助經驗. 本節探討大學生的憂鬱情緒、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經驗、憂鬱與求助的相關研究、憂鬱的認知理論，最後探討大學生憂鬱的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大學生的憂鬱情緒根據董氏基金會連續五年來的調查，每四個大學生以及每五個青少年當中，就有一人有明顯的憂鬱情緒困擾，此一比例與過去數年相比，有逐年升高之跡象，例如：2005 年為 24.1%、 2 0 0 6 年為 2 4 . 3 %，到了 2 0 0 7 年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 2 5 . 7 % 的大學生憂鬱情緒需要專業協助（董氏基金會， 2007），吳元蓉（ 2005）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數據，大學生憂鬱程度達臨床水準之比率為 25﹪ 。若依照上述研究結果，每四個大學生就有一位的憂鬱情緒達到需要協助的程度。有學者歸類憂鬱情緒的普遍症狀來探討憂鬱情緒，大致可歸納為情緒、認知或思想、生理、行為四方面 (引自陳清泉， 1989)，分述如下：（一）情緒方面：包含明顯的愁眉苦臉、沮喪、悲傷、鬱悶、消沉、情緒低落等，但有些患者會出現煩躁不. - 11 -.

(12) 安、易怒等情形。（二）認知或思想方面：包含明顯的無能、無助、無望、無價值感、悲觀、自責、罪惡感、死亡意念、自殺念頭、思考緩慢等。（三）生理方面：包含興趣減退、食慾降低或上升、失眠或過度睡眠、體重增加或減輕、體力降低、常覺得疲勞等；其他尚有頭痛、頭昏、腸胃不舒服、便秘、胸悶等情形。（四）行為方面：包含話少且語調低、速度慢、動作少且慢，但有時會出現激躁的行為，自殺行為亦是症狀之ㄧ。此外，國內袁之琦與游恒山（ 1993）將「憂鬱」敘述為一種極度悲傷和頹廢的感覺，多數人處在此情緒狀態是短時間的；而藍采風（ 2000）認為「憂鬱」是一種情緒狀態，特質包括高度的悲傷、無力感，或是無法因應壓力來源。依據《張氏心理學辭典》（張春興， 2004）解釋，憂鬱情緒是屬於抑鬱症、憂鬱（ depression）、沮喪，是屬於憂愁、悲傷、頹廢、消沈等多種不愉快的情緒綜合而成的心理狀態，伴隨生理與心理問題，正常者與病態者都可能有此現象，只是輕重之別而已。簡而言之，「憂鬱情緒」指的是一般人都會出現的一種低落、感受不到愉快、沮喪的情緒，每個人都會有心情不好的時候，也都經驗過憂鬱情緒。有憂鬱症狀不代表患有憂鬱症，但要如何區分呢？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 DSM-IV-TR的診斷標準而言，重鬱症之重鬱發作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指的是至少兩週期間內，且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出現，其中一項必須為 1 . 憂鬱情緒 2 . 失去興趣或喜樂。此外，至少還包括下列症狀任四項 3.非處於節食而明顯體重下降或上升（變化量超過 5 ％），或食慾減少或. - 12 -.

(13) 增加 4.失眠或嗜睡 5.精神運動性激動或遲滯（可由他人觀察） 6 . 疲累或失去活力 7 . 無價值感，或過分或不合宜的罪惡感 ( 可達妄想程度). 8 . 思考能力或專注能力減退、或無決斷力 9 . 反覆想. 到死亡或自殺企圖或意念（孔繁鐘、孔繁錦譯， 1 9 9 9 ）。此外，還需注意，就算上述典型的九個憂鬱症狀都俱足，也不能說是臨床上的憂鬱症，還必須持續時間超過兩週才能診斷為憂鬱症，憂鬱症狀產生是一個歷程，經常從輕微到嚴重、短暫到持久或是緩解。以上的症狀是指一般臨床在評估與診斷的典型症狀，在確立憂鬱症診斷之前需要先排除一些可能的精神疾病，像是雙極性情感疾患（ b i p o l a r d i s o r d e r s ）、精神分裂症 ( s c h i z o p h r e n i a ) 、輕鬱情感障礙症 (d ysthmia)、適應障礙症 (adaptation s yndrome) 與焦慮疾患 (anxiety disorders)等（王建楠、吳重達， 2003）。另有研究指出憂鬱症狀產生後會內化成行為問題，例如；憂鬱症狀者在一年內變成低落性情感疾病（ d y s t h y m i c d i s o r d e r s ）是沒有憂鬱症狀者的 4.4倍；變成重鬱症者是無憂鬱症狀者之 5.5 倍（ Horwath, Johnson, Klerman, & Wessman, 1992）。可見，憂鬱症狀若持續，可能會演變成上述精神疾病的危險因子。目前的相關研究，通常都借由問卷或量表來測量憂鬱症狀，並根據症狀的項目計算分數，來解釋個體的憂鬱情緒程度，因此在概念上將憂鬱情緒視為一連續性的分佈，而非僅是疾病的類別。至於國內大學生憂鬱症的特性如何 ?有研究指出，大學生知識水準較高，主要以心理及情緒上的偏差來表達情緒困擾 (陳若璋， 1988)；其他研究亦發現，大學生的憂鬱症狀主要表現在認知及情緒上的偏差為主，包括負向的自我概念、不滿、空虛、罪惡感、悲觀與無助感，以及情緒低落鬱悶等 (陳清泉， 1989；黃惠貞， 2003)。總而言之，本研究所稱「憂鬱情緒」是泛指大學生在憂鬱. - 13 -.

(14) 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行為、認知、情緒及思考方面的症狀，國內大學生的憂鬱情緒呈現主要表現在認知及情緒上的偏差。若大學生的憂鬱情緒持續下去若沒有改善，則很可能會演變成臨床上的憂鬱症，如果有機會透過自助或求助來緩解憂鬱症狀或許就不會變成憂鬱症。基於此，本研究欲探討大學生憂鬱情緒的求助方式？當中如果尋求的是專業心理諮商協助，又有哪些影響因素？首先，先探討大學生的求助方式有哪些。. 二、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經驗國內很多研究都指出大學生在遭遇困難時，比較傾向找朋友、同學、家人或一般老師傾訴或尋求協助，而不是找輔導老師或專業心理師幫忙 ( 李柏英， 1 9 8 5；郭國禎， 1 9 8 6；程玲玲， 1 9 8 7；張虹雯、陳金燕； 2 0 0 4 )；此外，國內最新發表的一個研究也有類似的研究結果，共計 991位大一新生，瞭解他們有困擾的時候尋求協助的方式。研究結果顯示， 316位（ 31.8％）學生表示在過去一個月感受到個人情緒壓力，這些感受到壓力的受訪者中，過去尋求的求助管道，有 207位（ 65.5％）會尋求同學的幫忙， 130位（ 41.1％）會尋求媽媽幫忙， 78位（ 24.7％）會尋求爸爸幫忙， 67位（ 21.2％）會找兄弟姊妹幫忙， 18位（ 5.7 ％）會找親友協助。只有 3 5 位（ 11. 1 ％）有尋求正式的求助管道，當中 18位（ 5.7％）找學校老師幫忙， 7位（ 2.2％）找諮商師， 16位（ 5.1％）找醫生， 4位（ 1.3％）找社區心理衛生機構幫忙， 6位（ 1.9％）尋求宗教的協助（ Chang, 2008)。可知大學生主要求助的對象是家人與朋友，大約 1 ％ - 5 ％的的大學生會求助心理相關專業的協助，到底大學生是如何看待專業心理諮商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有研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該研究深度訪談 57位大學生，瞭解對他們求助於心理健康機構的態度與想法。研究發現五個主題會影響求助於專業心. - 14 -.

(15) 理健康服務 1.個人求助於心理治療的經驗 2.對心理健康服務的知識 3 . 家人對於心理健康服務的討論。當家人可以開放討論有關心理健康的相關議題，大學生對於求助心理治療有更正向的態度與更強的求助意願 4.同儕間對於心理健康議題的討論，例如：壓力和憂鬱的預防與緩解、家庭衝突等，當同儕間可討論時，覺得這樣的討論可以緩解情緒，也相信求助心理治療有更正向的態度與更強的求助意願 5.社會對於求助心理健康服務的看法 (Chandra ＆ Minkovitz, 2007)。雖然目前國內研究不多，但有一個針對國內「大學生對諮商服務的知覺暨影響求助意願因素之探討」研究中，發現 1. 個人思考框架：當個人對求助抱持負向看法時，將越不願向專業求助 2 . 原有社會支持系統的作用：當原有社會支持系統發揮作用時，大學生就不會考慮向心理專業服務求助 3 . 對諮商輔導使用價值的評估 4 . 專業機構的接近性：包括此項專業服務所具備的「吸引力」、使用上的「便利性」、以及對專業的「信任感」等，並表示國內大學生大多依循「逃避－自行調適－找朋友－找心理專業」的路徑處理心理困擾（夏敏， 2000）。在同樣是中國人的相關研究中，郝志紅和梁寶勇（ 2007）探討中國大陸大學生尋求專業性心理幫助態度的預測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對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幫助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的變量，按預測作用大小排序依次是：是否求助過、依賴的自我結構、自我隱藏度、專業、內控性和性別。可知，大學生求助的管道先以同儕與父母為主，只有很少數的大學生會尋求專業心理諮商協助處理壓力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為何現代社會資訊發達，大學學輔中心也積極推廣健康求助的概念，但是卻只有很少數的大學生會尋求專業心理諮商的協助，到底什麼因素在影響大學生的求助心理諮商，這部份將在下一章節好好探討有關求助理論、求助態度. - 15 -.

(16) 與影響求助的因素。本章節接下來將焦點放在憂鬱與求助的相關研究，探討憂鬱與求助之間的關係。. 三、憂鬱與求助的相關研究目前國內對於憂鬱情緒並尋求專業協助的研究並不多，只有零星幾篇。其中，董氏基金會針對「大台北地區在學青少年對憂鬱與憂鬱症認知與現況」的調查研究中提到，當青少年感到憂鬱時，有 54.1%的人會告訴朋友； 36.7%的青少年會告訴同儕； 18%的青少年會告訴父母，但是有高達 28.2%的青少年表示感到憂鬱時「無人可說」，而其中只有 1 . 8 % 的青少年感到憂鬱時會告訴專業的輔導人員（董氏基金會， 1 9 9 9 ）。若根據董氏基金會（ 1999）的調查需要專業服務的青少年佔 27.8％，但是其求助行為中，尋找專業人員協助的只有 1.8％，這樣的落差，值得心理諮商專業人員特別注意。有研究指出大學生憂鬱症狀與求助意願之間存在負相關，亦即，越憂鬱的大學生，其求助心理諮商的意願越低（ Wilson, R i c k w o o d & D e a n e , 2 0 0 7 ），國內同時期一個以 9 6 1 位台灣一年級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心理痛苦指數與求助專業心理諮商態度之間的相關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顯示大學生憂鬱情緒越高，其求助心理諮商的態度越負向，當中女大學生對於求助心理諮商的態度較男大學生更為正向（ Chang, 2007a）。有一研究深度訪談 23位曾經有過或現在有憂鬱症的成年人，此研究主要是瞭解憂鬱症與污名化之間的關係以及求助經驗，結果顯示這些受訪者都感受相當多的污名化，認為他們的憂鬱情緒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關係、且感受到不受周圍人的歡迎以及被視為是有威脅性的人，這些受訪者會選擇對他人隱藏憂鬱情緒，避免被負向對待，因此，也不容易被周圍的人發現其憂鬱情緒，進而無法早期求助（ Barney, Griffiths, Christensen,. - 16 -.

(17) & Jorm, 2006）。前一小節提到大學生遇到問題或壓力時主要會求助朋友或父母，但是在 Barney等人 (2006)的研究中卻發現，受訪者大部分都沒有跟他們的朋友與家人說他們的憂鬱症狀況，因為他們都預期朋友或家人會有負向反應，尤其是男性受訪者更是少，他們表示，社會不認同有憂鬱情緒或是哭泣的男生，認為這樣是娘娘腔。在求助專業人員部份， Barney等人表示人們比較傾向求助於全科醫生，因為在求助過程中可以隱藏憂鬱症的部份，但是對於求助於專業的心理或精神科醫生，會感受到很大的害怕，因為很擔心社會污名化所加諸的各種評價。例如：有位受訪者提到，我可以接受自己必須吃抗憂鬱症的藥來協助自己，但是我無法跟我周圍親近的人表達我正在服用抗憂鬱的藥。一個台灣研究，瞭解學生憂鬱症狀與求助行為的相關研究，共有 1039位大學生，研究發現台灣大學生比較容易抱怨身體不舒服，這種抱怨是一種表達憂鬱情緒的方式。憂鬱情緒較高（ BDI-II＞ 16分）的學生比較少求助專業的心理諮商，表示當學生將不舒服情緒變成身體化症狀時，越不可能會去尋求專業的心理治療 (Chang, 2007b)。此外，Sirey等人 (2001)以憂鬱症的病人為研究對象，發現憂鬱症的青少年或大學生（ 18-24歲）相較於成人憂鬱症患者，對於使用心理健康服務感受到更多的污名感受；以及將心理疾病污名化的學生在尋求專業協助時，有較早中斷治療的傾向；另外，在 Halter（ 2004）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憂鬱情緒和求助專業心理諮商還是會受到污名化的影響，感受到越多污名化的學生，求助意願越低。另一個在英國的研究中，主要是要去了解有心理健康困擾 (包含：憂鬱情緒 )的青少年，影響其求助的因素為何？共計有. - 17 -.

(18) 2721位 14歲到 24歲的青少年。研究結果發現會阻礙求助的因素有 1.缺乏情緒能力 2.負向求助態度 3.對心理諮商沒信心 4. 害怕污名化；相對的，會促進青少年求助的因素有 5.有情緒能力 6.過去有正向的諮商經驗 7.有心理健康的知識 8.有足夠的社會支持系統，並指出求助意願可以顯著預測求助行為 (Rickwood, Deane, Wilson, & Ciarrochi, 2005)。上述討論可知，有憂鬱情緒或是憂鬱症者在現今社會還是很擔心或是感受到社會污名化，進而影響到有憂鬱情緒或是憂鬱症者求助心理諮商的意願。有關污名與求助態度之間更多的相關研究在之後的第五節會做更深入討論。此外，在一項瞭解不同國籍大學生對憂鬱症的知覺與求助行為之研究，發現中國籍的學生比澳大利亞籍的大學生傾向尋求非正式的管道來協助自己的憂鬱情緒，像是針灸、宗教協助、自然療法；另外， 72％的中國籍的學生，表示透過自我閱讀可以幫助自己，但是只有 39％的澳大利亞學生提到可以透過自己閱讀書籍來幫助自己。而在使用藥物治療方面， 70％的澳大利亞學生認為使用抗憂鬱劑可以有效的幫助自己，但是中國籍的學生，只有 46％的人表示抗憂鬱劑是有幫助的 (Hickie-AM, 等人 , 2007)；在其他研究中也有相同的發現，受到中國文化衝擊比較多且在西方社會的中國人，其憂鬱症狀比一般西方人傾向身體化（身體不舒服等），也比較不會覺察到自己有憂鬱情緒，更別說是認為自己有憂鬱症，所以很少尋求心理治療的協助（ P a r k e r , C h a n & T u l l y, 2 0 0 6 ）；另一個以 242位亞裔的美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越堅信亞洲文化的大學生，可以預期其求助專業心理的態度越差，求助意願也越低（ Kim & Omizo, 2 0 0 3 ）。由此可知，相較於西方社會，本國大學生對於憂鬱症知覺偏低也更不願意求助於心理諮商，會先以非正式管道尋求幫助，例如：宗教、自己解決、身體化。. - 18 -.

(19) 由上述可知，有憂鬱情緒的大學生，大部分會先求助朋友或是家人，只有很少數的大學生會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其中憂鬱症狀越明顯求助態度越差；若再考慮性別的因素，女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態度較男大學生好。台灣大學生容易將憂鬱症狀身體化，並會選擇求助全科醫生，隱藏自己憂鬱的情緒，減少污名所帶來的負向感受。此外，影響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因素有很多，像是污名化，個體對憂鬱症的污名越高，求助態度越低。污名對求助的影響中，個人對污名的感受是「主觀」的，每個人的認知感受都是獨一無二，有憂鬱情緒或是憂鬱症者如何去認知周圍的環境，以下介紹憂鬱的認知理論。. 四、憂鬱的認知理論不同學派對憂鬱的解釋各有不同，例如：心理動力學派主要依據 Freud的看法，表示憂鬱是憤怒與不滿情緒的內化或壓抑，而在往後的發展階段中出現憂鬱；特質論的重心在於辨認出具有哪些特質的人比較容易憂鬱。其中，對於憂鬱理論討論最多的是屬於認知行為理論，尤其在治療憂鬱的相關研究上，很多研究都提到以認知治療憂鬱症者有很好的效果，像是 Beck(1997)表示認知行為治療是被研究最多的治療法之一，迄今至少有超過 700個研究探討認知行為治療的效果。 Butler, Chapman, Forman與 Beck（ 2006）回顧了 16篇認知行為治療之統合分析研究，他們表示 DeRubeis等人於 2005年的大型及嚴謹臨床研究，證實抗憂鬱劑與認知行為治療對中度至重度之憂鬱症的效果相當。 Butler等人 ,的回顧確立認知治療對成人、青少年與兒童的憂鬱症、焦慮、廣泛性焦慮症、恐慌症、社交恐慌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療效，且在治療結束後療效仍可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 19 -.

(20) 上述可知，認知治療對於憂鬱症有顯著的治療效果，到底認知是如何影響一個人的憂鬱，若從認知理論來看憂鬱，可進一步了解憂鬱形成過程；再加上吳元蓉 (2005)發現大學生憂鬱程度達臨床水準之比率為 25%，憂鬱症狀反應主要集中於認知類別，以下簡介憂鬱症的認知理論。憂鬱症的認知理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 Beck的認知理論， Beck(1976)根據臨床的觀察，提出了憂鬱認知模式，此模式包含三個重點（引自 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一）認知三角憂鬱的認知三角（ cognitive triad）是憂鬱者對自己、對世界、對未來均持負向看法。分述如下： 1. 憂鬱患者對自己的想法或思考習慣傾向持消極或負向的觀點，他們習慣評價自己是無能的或沒人喜歡的，相信自己欠缺享受幸福的基本條件。 2 . 憂鬱患者習慣性把目前經驗往消極負向的方向解釋，總是把自己與週遭環境的互動視為失敗的，覺得外在世界處處跟其作對，認定自己是失敗者。 3. 憂鬱患者對事件的後果或未來，習慣持負向悲觀的看法，預期未來悲觀、絕望，傾向常沉湎於過去的失敗經驗，而不去正視未來成功的可能性。由於憂鬱者具有憂鬱認知三角，因此在情感、動機及行為會產生憂鬱的缺陷。. （二）負向的認知基模基模是個體對過去經驗所做的推論，而形成一種穩定持久的思考型態或認知結構。負向的認知基模（ negative schemas）是指憂鬱者往往有負向的認知基模或認知結構，在其輸送與處理個人訊息時，易選擇性地只吸收負面不好或. - 20 -.

(21) 不利己的訊息，即憂鬱者在處理認知訊息時常有負向或錯誤的訊息處理歷程。. （三）認知錯誤認知錯誤（ cognitive errors）是指憂鬱者在思想上有系統性錯誤（ systematic errors），使其維持著負向想法的內在信念，即使有相反的證據出現，仍然作出不利己的結論。包括下列六項基本的認知扭曲： 1.斷章取義（ arbitrary inference）：在缺乏證據或證據相左的情況下作決定。 2.選擇性摘錄（ selective abstraction）：選擇性的選取外界訊息，只注意不明顯的細節，而忽略真正具影響力的重點。 3.過度類化（ overgeneralization）：常根據少部分的獨立訊息而下全面性、廣泛性的結論。 4.誇大或淡化（ magnification & minimization）：錯誤的評估事件的重要性，常將壞事誇大，好事淡化。 5 . 個人化（ p e r s o n a l i z a t i o n ）：覺得所有事情都與自己有關，因此自己都應負責。 6.極端化思考：對事物的想法是極端二分法或絕對主義。由於憂鬱者具有上述的憂鬱認知模式，了解憂鬱者習慣性以不合現實的負向觀點來評估自己、環境及未來，而產生悲傷的心情、討厭自己、無助絕望等情緒反應。或許 Barney等人（ 2006）研究中提到的大部份的參與者都表示不願意對別人揭露自己的憂鬱症，是深信當別人聽到自己有憂鬱症會對他們有負向的反應，正是因為憂鬱症者的習慣負向認知後的推論。此外，在憂鬱的持續理論中， Lara和 Klein（ 1999）表示，當一個人因外在事件而悲傷時，負性的記憶結構被活化，並激起其他悲傷記憶，更維持其負性情緒，進一步恢復不愉快的記. - 21 -.

(22) 憶，如此惡性循環，憂鬱的情緒不但增加特殊的負性概念，實際也改變心理結構相互關係的認知次系統，每一個次系統提供資料（ input）給其他次系統，所有的次系統會合成基模模式（ schematic model），而依次產生特殊的情緒及身體的影響。例如：憂鬱者的生活世界總是充滿負向的認知想法，而顯得沒有生氣。 L a r a 和 K l e i n（ 1 9 9 9 ）亦指出，一個人對其憂鬱情緒的反應模式會影響情緒持續時間的長短，例如：在憂鬱情緒中，採用反芻模式（ rumination）的反應者，憂鬱期將增長。反芻模式是指情感行為或想法集中在情緒或憂鬱症狀，及憂鬱的因或果。反芻模式者（ Ruminators）比較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其能力約只有能轉移憂鬱情緒者的一半，而且當他們企圖解決問題時，常傾向於以不在乎或不適應的行為表現。可知，憂鬱者的負向基模若持續解讀訊息，認知很容易陷在自己不夠好，自己是沒有用的人，情緒會持續維持在低落情緒狀態，覺得人生沒有希望，而顯現不出面對問題的行動力。國內並沒有特別調查大專院校學輔中心治療憂鬱情緒大學生的成效研究，但是在美國最近一篇發表於「美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認知行為治療和抗憂鬱劑有相似的長期效果，並提到雖然憂鬱症需治療好幾個月才奏效，但多數青少年憂鬱症患者都能持續改善。此研究包含 4 3 9 個患有憂鬱症的青少年，其中 25%經治療 12週後憂鬱症狀開始減緩；經 9 個月治療，改善比例達 60％ (引自董氏基金會， 2009)。可見，多數憂鬱症患者在治療有很高的比率可以痊癒，反觀之前討論，國內有憂鬱症的大學生接受專業心理治療的人數不到一成來看，如何鼓勵有憂鬱情緒的大學生可以尋求專業心理諮商的協助是刻不容緩的事情。綜觀上述討論可知，憂鬱情緒受到認知因素或是環境的影. - 22 -.

(23) 響，並持續一段時間，可能會演變成臨床上的憂鬱症。其中，個人的認知因素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主張憂鬱者的負向或不適應想法，使人憂鬱並且影響憂鬱期的長短。加上憂鬱症患者若接受專業心理治療有很高的治癒率，為何國內大學生求助的比率很低，大學生的憂鬱認知會導致其害怕求助心理治療外，也會影響其因應憂鬱的問題，因此研究者欲探究大學生所認知的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尊、自我揭露是如何影響其求助心理諮商，這些討論將在後面章節討論。在本章節的最後一小節將探討大學生憂鬱的相關研究。. 五、大學生憂鬱相關研究大學生憂鬱的相關研究有很多可以探討部份，以下就本研究相關的背景變項為主，分成憂鬱與性別以及憂鬱、年級與憂鬱的評量三部份探討，分述如下：. (一 ) 性別西方大規模的精神流行病學研究中，幾乎一致地指出女性憂鬱症患者的盛行率高於男性，大約是男性的兩倍（引自 Lewinsohn et al., 1994）；然而在憂鬱情緒的相關研究中也大多提到，有憂鬱情緒的女性大於男性（楊浩然， 2002；董氏基金會， 200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比例 1： 2的差異是在進入青春期之後才逐漸確立（ Allison, Roeger, Martin, & Keeves, 2001）。此外吳元蓉（ 2005）表示大學生憂鬱情緒上男女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若以年齡族群來探討男女憂鬱的差異，高中生部份，趙芳玫（ 2002）表示台北縣地區高中職女學生的憂鬱傾向顯著高於男生；大學生部份，楊順南（ 1995）表示女性大學生較男性大學生的憂鬱程度為高，且具有憂鬱現象的人數也較多。. - 23 -.

(24) 另外一個針對台灣地區 18歲以上民眾的大型調查研究，顯示有 11.74%的受訪民眾已到達憂鬱情緒嚴重，其中男性有 9.66%憂鬱情緒已經達到憂鬱程度嚴重的等級，女性當中則有 12.74%，女性比例仍較男性為高（葉雅馨、林家興， 2006）。綜合上述可知，大多數研究都支持大學女性憂鬱的程度大於大學男性，以及憂鬱人數也多於大學男性。. (二 ) 年級國內有關大學生憂鬱的年級研究並不多，若先探討青春期早期的高中年紀而言，國外學者 Kashani, Rosenberg和 Reid (1989)的研究結果發現，年齡與青少年的憂鬱是呈現正相關的，亦即隨年齡的增長，青少年的憂鬱程度亦隨之增加。國內方面，蔣桂嫚（ 1993）的研究指出，高三學生在嚴重憂鬱症發生率上，顯著高於高一、高二學生，即高三身心健康狀況較差；郭靜靜（ 2004）以高職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高職三年級學生之憂鬱傾向較高職一年級學生來得多；陳玉芳（ 2005）高年級的憂鬱程度較低年級為高，且高中職青少年的憂鬱常識明顯優於國中青少年。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表示年級與憂鬱程度沒有相關。例如：葉真秀（ 2003）針對高中生之憂鬱及其相關因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級高中生之憂鬱並無顯著差異存在。在探討大學生年級與憂鬱的相關研究中，有不同的研究發現。有的研究提到大學生的憂鬱程度在年級上並無明顯的差異情形（吳元蓉， 2005；康維芬， 2005）；另有研究表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憂鬱傾向上有顯著的差異 (江逢維， 2004)。可見，大學生在年級不同是否憂鬱情緒也會有差異上並沒有一定的結論。. - 24 -.

(25) 第二節. 求助態度及相關研究. 上節探討發現大學生遇到心理困擾時，很少會求助專業心理諮商的協助，到底什麼因素會影響大學生的求助態度，是很值得探討的。本節先定義什麼是求助態度，再探討求助的內涵以及求助理論，最後再整理目前國內外有關求助心理諮商的相關研究。. 一、求助態度的定義 Rickwood, Deane, Wilson和 Ciarrochi（ 2005）將「求助（ d e f i n i n g h e l p - s e e k i n g ) 」定義為：求助是一種積極向他人尋求幫助的行為。當人們遇到問題或痛苦的經驗時，透過與他人互動獲取幫助，包括：被他人瞭解、提出忠告、提供訊息、陪伴與支持，會形成求助行為是因為對他人信任，建立在社會關係與人際技巧的基礎上。 Rickwood et al.也提到求助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非正式的求助（ informal help-seeking），主要求助對象是分正式的社會關係，像是朋友、同事和家人；一種是正式的求助（ f o r m a l h e l p - s e e k i n g ），求助對象主要是通過認證的專業人員，這些專業人員已經受過足夠的心理健康專業訓練，像是老師、諮商師、心理學家、或神職人員。簡而言之，可以將求助定義為遇到問題或困難事件時，尋求與他人互動，藉以得到支持、忠告或協助的行為。然而在探討求助時，需要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亦即求助行為與求助態度。其中，求助行為（ help-seeking behavior）是個人在面對壓力或困擾時的一種因應機制（ c o p i n g m e c h a n i s m ），是一段漫長、複雜、變化莫測與充滿抉擇的歷程。廣義的求助行為泛指個人在面臨問題或困擾事件時，能減緩其緊張狀態、解決個人困擾問題的因應方式，包括有（ 1）運用自我協助：如. - 25 -.

(26) 閱讀自助書籍、漠視或否認等（ 2）非正式管道尋求協助：例如向家人、朋友、師長等尋求協助（ 3）尋求專業協助：正式向心理專業機構尋求協助（張虹雯、陳金燕， 2 0 0 4 ）。可知，「求助行為」泛指所有能減緩個人在面對問題或困擾事件時的緊張狀況或解決個人困擾問題時之因應方式。至於什麼是求助態度（ help-seeking attitude）呢？張春興（ 2004）提到「態度」是指個人對其他人、事、物以及周圍世界，憑藉其認知及好惡所表現的一種相當持久且一致的行為傾向，包含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面向。陳淑娟（ 1999）也表示相同的概念，要瞭解「求助態度」的意義，需要整體性去瞭解求助過程的整體與態度的整體，並深入探究求助歷程及此歷程中所涉及到的認知、感情及行為等因素的相關影響，才能真正瞭解求助態度的意義。董華欣（ 1993）亦表示「求助態度」是指個人尋求專業心理輔導的整體性態度傾向。可知，「求助態度」需從認知、情緒、行為三個面向做全面性的探討，在認知面向，像是個體對察覺自己需要心理諮商的幫助；情感面向，像是個體過去求助經驗的感受、對於心理諮商的污名感受；行為面向，像是個人求助的習慣方式。此外，林幸台（ 1979）表示在求助於心理諮商時，「求助態度」是決定個體是否會求助於「專家（諮商心理師）」的關鍵。然而在各種求助階段中，影響「求助態度」的因素也不相同，每個求助階段所形成的態度都會影響下一個階段求助態度的形成（陳淑娟， 1999）。綜合上述，可知尋求心理諮商協助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歷程，唯有個人從覺察有問題需要專業人員協助，並對於心理諮商的態度是正向認知 / 感受，像是相信透過心理治療可以獲得協助，之後再出現具體求助行為，如下定決心並以實際行動聯繫治療單位，安排諮商會談，才能算是接受心理諮商專業的服務；其中，「求助態度」可視為個人對求助所形成的價值判斷，進. - 26 -.

(27) 而成為一種好惡、持久性的傾向。有鑑於需要求助的人數與實際求助的人數有很大的落差，下節先討論需要求助與尋求服務落差的原因。. 二、求助的服務落差 H i n s o n 和 S w a n s o n（ 1 9 9 3 ）指出，心理治療是人們尋求各種協助中，最後一個選擇的求助方式； L i n（ 2 0 0 2 ）也得到相似的研究成果，提到當人們在其可運用的支持系統都耗盡的時候，才會願意求助於心理治療。但是當所有資源都耗盡而且很需要求助的人，一定會去尋求心理治療嗎？答案是不一定。在一些相關研究發現，雖然很多人需要心理治療的幫忙，但是求助的比率還是偏低，這就所謂服務落差（ service gap）的現象。服務落差的現象是指，個人症狀已達臨床上需要專業人員協助或者是表達接受協助的意願，不能代表其同時有實際的求助行為（ Vo g e l & We s t e r , 2 0 0 3 ）。例如：在挪威的一個全國性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調查有焦慮症與憂鬱症時的求助行為，研究發現達臨床診斷的焦慮症中，只有 25％有尋求專業協助；而達臨床診斷的憂鬱症，只有 13％的人尋求專業協助（ Roness, M ykletun, & Dahl, 2005）；日本 1168位國、高中生，瞭解其求助行為，在這些樣本當中，有 39％的人曾經有過心理健康知識的諮詢經驗，但是只有 10％是求助於心理諮商師，朋友或是學校同學是這些青少年第一時間主要求助的對象（ Takamura, Oshima, Yoshida, & Motonaga, 2008）；此外，在美國一個大規模的流行病學研究中，有心理疾患需要專業心理治療介入的病患中，只有不到 40％的人求助於專業的心理治療（ Andrews, Issakidis, ＆ Carter, 2001）；國內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以心理疾患為例，郭國禎（ 1986）與程玲玲（ 1987）都發現認同心. - 27 -.

(28) 理輔導的成效、有較強的求助需求者，並未實際反應在求助的行為上。這些研究都顯示人們求助心理諮商有著服務落差的現象，亦即真正求助人數少於實際上需要心理諮商介入的人數。 Russell、 Thomson與 Rosenthal（ 2008）解釋為何有服務落差的現象，表示大學生察覺有需求，但是不一定會尋求心理治療的協助，可能的原因為 1.問題還沒到很嚴重的地步 2.缺乏諮商服務的訊息 3.對於諮商服務有懷疑以及感覺不安全。由於求助心理諮商有服務落差的現象存在，讓求助態度無法完全反應在求助行為上，但是求助態度與行為的還是存在高相關，例如：對心理諮商的態度較正向，有更高的求助意願 (Kell y＆ Achter, 1995； Leong & Zachar, 1999; Carlton & Deane, 2 0 0 0； L i n , 2 0 0 2； V o g e l , W a d e , ＆ H a a k e , 2 0 0 6； E l h a i , S c h w e i n l e , & Anderson, 2008)；反之，對心理諮商持負向的態度會減低未來求助心理諮商的意願（ Fischer & Farina, 1995; Cramer, 1999; Vogel & Wester, 2003； Rickwood, Deane, Wilson, & Ciarrochi, 2005）。總而言之，求助態度雖然無法完全反應在求助行為上會出現服務落差的現象，但是很多研究都表示求助態度越好，越有可能出現求助行為，顯示求助態度還是可以預測求助行為。基於此，本研究主要就是探討大學生的求助態度，希望在透過了解影響大學生求助態度的相關因素後，做為未來心理衛生推廣的重要參考依據，增加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正向態度，讓更多需要幫助的大學生更願意尋求專業心理諮商的幫助，減少服務落差的現象。研究者好奇求助服務落差的存在有怎樣的動力在影響，以下就討論求助的動力。. 三、求助的動力到底什麼動力影響人們求助於心理治療？這個問題很難有. - 28 -.

(29) 一個標準的答案，因為探討層面不同會有不一樣的解釋。國外學者 K u s h n e r 和 S h e r（ 1 9 8 9 ）企圖以個人內在心理動力層面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將人們尋求心理治療協助的決定概念化，認為人們尋求心理治療協助是因為「驅 - 避」衝突所引起，「驅」的傾向是因為困擾所產生的痛苦感，希望尋求協助獲得紓解；「避」的傾向逃避尋求協助，避免求助後引發更多的不舒服感受。基於「驅 -避」衝突的觀點， Kushner和 Sher歸納出求助心理治療的促進因子（ approach factors）與規避因子（ avoidance factors）。在促進因子部份，為人們感受到的壓力程度，以及他們渴望要減少壓力的程度，會影響其求助行為，例如：一個人感覺到很大的壓力，而且他很想要降低此壓力，比較傾向於求助心理治療；在規避因子部份，提到六個規避因子，包含 (1) 尋求協助令人覺得困窘 (2) 害怕改變 (3) 害怕治療的負向刻板印象 (4) 過去的求助經驗帶來的害怕 (5) 對於治療者會如何處理自己問題的未知感到害怕 (6) 擔心他人的負向評價，雖然有這些阻礙因素，但是對於想要紓解因困擾所產生的痛苦感的驅力大於上述害怕因素，所以在無法自己解決問題之下，還是願意尋求心理治療。國內夏敏（ 2000）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個人對於求助心理諮商有著「驅 -避」衝突內在矛盾，夏敏表示，對諮商服務持正向知覺者，在遭受心理困擾時不一定會向諮商專業尋求協助，而對諮商持負向知覺者，卻有可能使用諮商專業來協助自己解決困擾。可知，求助的內在動力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歷程，若從「驅避」衝突的觀點來探討，可知促進求助的因子可視為「驅」的力量，企圖透過心理諮商降低痛苦；而阻礙的因子則是「避」的力量，想要逃避諮商的協助，這兩股力量是否同時存在，還是單一向度存在？如果同時存在哪個影響力大？「驅」還是「避」？這一直是很多研究者企圖回答的問題，研究者在回顧. - 29 -.

(30) 相關文獻發現很多研究都是以促進因子「驅的力量」與阻礙因子「避的力量」作為影響求助態度的因素變項，去了解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求助態度或是求助行為，但是最終都趨於片面，難以形成一個具體概念化的圖像去說明「驅 -避」衝突的內在動力。由此可知，「求助」本身是一連串複雜的心理歷程，過去諸多研究如何看到這一連串的心理歷程？所發展出的求助理論為何？將在下節討論。. 四、階段性的求助理論雖然有很多因應逆境的方式，求助心理治療只是其中一個方法，但是很多研究都提到，求助心理治療被認為是有效的因應策略（ Wilson & Deane, 2001； Cusack, Deane, Wilson, ＆ Ciarrochi, 2006）。基於此，很多學者試圖整理出所謂的求助理論，但在眾多與求助行為相關的研究中，有一個很大限制，就是缺乏一致性的研究結論，無法形成求助理論。目前有少許的相關理論，但主要是描述性，並無法具體說明，或只是從巨觀的角度探討，像是社會、經濟的因素對求助之影響。研究者在搜尋相關文獻後，發現 R i ckw o od 等人 ( 2 00 5 ) 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個人與心理因素對於求助行為的影響所提出的求助理論（ t h e o r y o f h e l p - s e e k i n g ）簡單又能清楚說明個人的求助心理歷程。 Rickwood等人表示求助是一個積極歷程，包含個人內在世界的感受與想法，以及與社會關係中的人際情況。求助是在社會中尋求一個可利用的關係，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求助管道，主要目的協助解決個人困擾。求助行為也是極度個人化的，且透過求助行為可以連結個人與他人的人際網絡， Rickwood等人透過這些想法形成一個概念化，亦即，人們需要先有能力覺察自己心理健康問題的狀況，並要有能力向他人清楚表達自己的狀態，而且也願意向他人揭露這些個人狀態。根. - 30 -.

(31) 據這些內容，所形成的求助理論如圖（ 2 . 1 ）：. 覺察和評. 症狀的展現. 求助資源的. 尋求協助和. 估問題. 和需要支持. 可獲取性. 揭露的意願. 圖 2.1求助理論架構圖資料來源： Rickwood, Deane, Wilson, & Ciarrochi (2005). 此外， Saunders（ 1993）將求助行為劃分為四個階段 1.覺察問題存在（ r e c o g n i z i n g t h e p r o b l e m ）：指當事人可以覺察並承認問題或困擾的存在 2.相信治療的可能幫助性（ deciding therapy might help）：指當事人相信尋求心理專業機構對解決問題是有幫助的 3 . 決定尋求治療（ d e c i d i n g t o s e e k t h e r a p y ）：指當事人下定決心尋求治療的協助 4.聯繫心理專業機構（ c o n t a c t i n g t h e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s y s t e m ）：指當事人與心理專業機構聯繫並要求安排諮商晤談（引自張虹雯、陳金燕， 2 0 0 4 ）。 Rickwood等人 (2005)的研究與 Saunders（ 1993）所整理出的求助行為的四階段都是以階段來說明求助的內涵。研究者整理求助內涵大致可以分成注意、知覺、認知到行為階段，以憂鬱情緒來舉例 1.注意階段：個體觀察到自己有憂鬱情緒 2.知覺階段：個體覺察到憂鬱情緒的不舒服狀態持續維持，似乎需要尋求協助才能好轉 3 . 認知階段：個體評估求助與否的可能影響，所形成的求助意願（高或低），評估的向度可能來自於很多向度，像是支持系統、過去求助經驗、污名化、害怕改變、對於求助心理諮商的想法 …等等，最後是 4.行為階段：是否呈現出求助行為。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認知階段扮演著重要角色，這部份與董華欣與鐘思嘉（ 1993）的看法一致，他們表示個體的認知性態度與認知性常模是影響個體求助意願的兩. - 31 -.

(32) 個最重要因素。從求助理論來看，求助是一個階段性的歷程，其中個人在評估是否求助的認知想法會影響未來是否有求助行為，本研究也企圖回答大學生有憂鬱情緒時，在評估求助心理諮商的想法中，個人的自尊、污名感受以及對心理師的自我揭露向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其對求助心理諮商的意願影響。接下來，研究者先整理過去很多關於求助心理諮商的相關研究，讓讀者對目前國內外求助心理諮商的促進與阻礙因子有一個概括的了解，詳如下小節。. 五、求助心理諮商的促進與阻礙因子求助於心理諮商並非人們遇到心理困擾時的首選，甚至到了很需要心理諮商介入的階段，也只有大約一成的人求助於專業的心理師，是什麼樣的因素影響個人求助態度或行為？研究者回顧過去相關的實證研究後，分成求助的促進因子、阻礙因子以及性別與求助的相關研究，探討影響人們求助心理諮商的因素，分述如下：. （一）促進因子在促進因子部份，有研究提到先前的求助心理治療經驗會增加未來的求助意願（ Solberg, Ritsma, Davis, Tata, & Joll y, 1 9 9 4 ; D e a n e & T o d d , 1 9 9 6 ）。可能的原因為之前求助於心理治療的正向經驗，覺得心理治療是有幫助的，未來會更願意再次求助於專業的心理治療（ Ba yer & Pea y, 1 9 9 7； W il s on & D ean e, 2001； Cusack, Deane, Wilson, ＆ Ciarrochi, 2006）。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求助行為，多強調「自我認知的重要性」，亦即個人對於某個特殊症狀的瞭解程度，將決定其求助的方式，症狀被認知越嚴重，越有可能尋求專業服務的. - 32 -.

(33) 協助 ( 張笠雲， 2 0 0 2 )。此外，也有研究提到社會網絡可以增進求助行為，例如：周圍重要他人的鼓勵與支持會增加求助行為（ Rickwood & Braithwaite, 1994）。國外在心理疾病概念與求助態度關係之相關研究上，皆發現對心理疾病概念愈好，求助態度愈正向積極（ L e o n g & Z a c h a r , 1 9 9 9 ; S h e f f i e l d , F i o r e n z a , & S o f r o n o f f , 2 0 0 4； R i c k w o o d , D e a n e , Wilson, & Ciarrochi, 2005），這與 W o o d、J o n e s 和 B e n j a m i n ( 1 9 8 6 ) 看法一致，民眾對心理諮商專業若缺乏正確的認識，會影響求助行為；國內研究也有相同結果，當學生對於輔導工作有越清楚的認知，學生的求助態度越積極（賀孝銘， 1988；董華欣、鍾思嘉， 1 9 9 3 ）。亦即，認知性態度，即對尋求心理專業協助的信念與對信念的評價，仍是影響求助態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有很多研究從心理治療的獲益去探討對求助的影響，例如： Kelly和 Achter（ 1995）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果，在其研究樣本中，將近 20％是因為相信可以從心理諮商獲得幫助與利益，才願意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之後的一些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表示當案主相信心理諮商是可以幫助他們的時候，案主更願意去尋求心理治療協助（ Lin, 2002； Vogel, Wester, Wei, & Bo ysen, 2005）。其他促進求助因素，包括透過向他人揭露個人痛苦情緒或困擾可以獲得撫慰的人，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預測，且其對心理治療的態度愈正向也願意求助於心理治療（ Vogel & Wester, 2003； Vogel, Wade, & Hackler, 2007）。雖然有研究支持心理越痛苦和社會支持愈好的人，愈願意求助心理治療；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結果，表示心理痛苦與社會支持並無法預期求助心理治療的行為（ Kelly & Achter, 1995; Vogel & Wester, 2003）。綜合上述，研究者將促進因素歸類為 7種，包括： 1.有美好. - 33 -.

(34) 的諮商經驗 2.對症狀 /疾病（例如：憂鬱情緒 /憂鬱症）有清楚的瞭解 3. 好社會支持 4.對於心理諮商（治療）有正確的資訊 5. 相信可以從諮商（治療）中獲益 6.對於跟心理師揭露自己的私事有好的預期效果 7.感受到很大的痛苦。. （二）阻礙因子在求助心理諮商的阻礙因素部份，很多研究提到對心理治療感到害怕會阻礙求助（ Deane & Chamberlain, 1994; Deane & Todd, 1996）。求助者在害怕什麼呢？ Kelly和 Achter (1995)研究中提到，有 20％的受訪者提到，在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感覺到實質的害怕，害怕要去說心理內在的痛苦情緒；而在 Komiya, Good,與 Sherrod (2000)研究中提到，害怕在諮商情境中去述說痛苦的情緒，會讓人對尋求專業心理諮商持負向的態度，因為不希望在心理治療的過程再次經歷痛苦的感覺。除了上述的阻礙因素外，研究者回顧相關文獻，整理出會阻礙求助心理治療行為的相關因素還有 12個，包括： 1.太強的個人主義（ Tata & Leong, 1994） 2.低的人際依賴（ Bornstein, Krukonis, Manning, Mastrosimone, & Rossner, 1993） 3.不喜歡自我揭露（ Hinson & Swanson, 1993） 4.傾向隱藏痛苦與負向的個人資訊（ K e l l y & A c h t e r , 1 9 9 5； V o g e l & W e s t e r , 2 0 0 3 ） 5 . 知覺到社會污名化（ s o c i a l s t i g m a ）（ S i b i c k y & D o v i d i o , 1 9 8 6 ； Komiya, Good, & Sherrod, 2000） 6.自我污名化（ Sibicky & D o v i d i o , 1 9 8 6 ） 7 . 低教育水準（ L e a f , B r u c e , T i s c h l e r , & H o l z e r , 1987） 8.治療費用太高（ Leaf et al., 1987； Vogel & Wester, 2003） 9.對於社區心理衛生單位的不了解（ Leaf et al., 1987； Segal, Hodges, & Hardiman, 2002） 10.少數民族的特殊身份（ N ari ki yo & K am eok a, 1 99 2 ） 11 . 想要去隱藏壓力或是個人的隱私（ K e l l y & A c h t e r , 1 9 9 5； C e p e d a - B e n i t o & S h o r t , 1 9 9 8 ） 1 2 .. - 34 -.

(35) 自尊越高，求助態度越負向（ Ye h , 2 0 0 2 ）。上述討論可知，影響求助的因素很多，有個人內在的因素（例如：害怕自我揭露、污名、預期獲益、痛苦感受、對疾病的了解、低教育、自尊 …等），有外在的因素（例如：社會支持、經濟因素、收費問題、社會污名、對心理衛生單位了解程度、少數民族 …等）。然而從促進因素與阻礙因素兩個面向影響探討求助的因素，這部份國外有很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國內的相關研究相較之下只有少數幾篇，國內需要有更多相關研究來探索影響國內大學生求助的因素，這正是研究者的目的，只是求助阻礙或是影響因素很多，研究者在此篇研究將焦點放在認知的角度上，探討自尊、自我揭露、自我污名、社會污名對於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影響，此部份在後面章節會一一詳細陳述。在此之前，研究者先探討性別與求助之間的關係，此部份在下一節先說明。. （三）性別與求助相關研究在探討有關不同性別當事人在求助行為上表現差異的研究中，大多數的研究多關注在男女當事人求助人數上的差異，結果也大多支持女性較男性積極使用心理專業資源（ Rickwood & B r a i t h w a i t e , 1 9 9 4； Y e h , 2 0 0 2； A d d i s & M a h a l i k , 2 0 0 3； C h a n d r a ＆ Minkovitz, 2006； Pederson & Vogel, 2007；周玉真， 1998；郝志紅、梁寶勇，2 0 0 7 ）；一些針對大學生的相關研究中亦指出，大學生男生比大學女生對於心理治療有更負向的態度與較少求助行為（ G o n z a l e z , A l e g r i a , & P r i h o d a , 2 0 0 5 ; M a s u d a , S u z u m u r a , Beauchamp, Howells, & Clay, 2005； Chandra & Minkovitz, 20 06； C h an g, 2 00 7 a； C h an g, 2 00 7 b ），甚至當男性與女性所經驗到的心理痛苦強度是一樣的時候，男性對於心理治療一樣持更負向的態度與較少求助行為（ Kessler, Brown, & Boman,. - 35 -.

(36) 1 9 8 1 ； D e a n e & T o d d , 1 9 9 6 ）。為何男性求助比率低於女性？ Möller-Leimkühler（ 2002）提出可能的解釋，表示男性在情緒問題和憂鬱症狀上求助心理諮商的比率比女性低，可能的原因是社會文化所強調男子氣概，阻礙男性覺察自己的負向情緒，進而阻礙求助專業心理諮商的可能性。意味著男性在無法有效知覺憂鬱情緒時，也不會有想要求助心理諮商的需要。 Addis與 Mahalik(2003)也提到男性一般強調獨立與自我控制，對於喪失自尊會更去注意，所以在遇到一些心理痛苦的事情時，必須要能去掌控事情，主要以自己解決問題為首要選擇。可知，從傳統社交文化脈絡對男性性別角色的期待，多是男性居於主導位置，男性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意味著當男性在遇到問題，要打開心胸去跟另一個諮商師說自己遇到困難，尋求心理治療的協助，是很困難的一件事，這與男性對自己性別角色的認同是相違背的。另一些瞭解男大學生其性別角色與求助的相關研究發現，當這些男大學生更認同傳統男性角色時（例如：非情緒化、獨立自主），相較於其他男性而言，對於尋求心理治療有著更負向的態度（ Good & Wood, 1995； Wisch, Mahalik, Hayes,＆ Nutt, 1 9 9 5 ； B e r g e r , L e v a n t , M c M i l l a n , K e l l e h e r , & S e l l e r s , 2 0 0 5 ）。以求助內涵來探討，有研究指出，因憂鬱而求助專業心理治療，男生少於女生（ McKay, Rutherford, Cacciola, & Kabasakalian-McKay, 1996； Andrews, Issakidis, & Carter, 2001）。此外，在一些研究阻礙男性求助專業心理治療的研究中，發現有兩大類型阻礙 1.避免討論痛苦的情緒（ Komiya, Good, & Sherrod, 2000; Vogel & Wester, 2003; Vogel, Wester, Wei, & Bo ysen, 2005） 2.對心理治療的自我污名化（ Vogel, Wade, & Haake, 2006； Pederson, & Vogel, 2007）。上述研究. - 36 -.

(37) 顯示出，有憂鬱情緒的男大學生相較於女大學生，對求助於心理諮商持更負向的態度。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研究結果，國外學 Boldero與 Fallon (1995)的研究結果顯示出男女兩性在求助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Dafar與 Friedlander (1982) 進行國際性求助態度的比較研究，發現性別與求助態度無相關存在； Vogel與 Wester（ 2003）也表示社會支持的多寡、性別（男、女）、心理痛苦程度在預測求助心理諮商的態度上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此外，國內學者林幸台（ 1979）的研究中，人文社會科的學生於求助態度的表現上無性別的差異；李柏英（ 1 9 8 5 ）、張學善（ 1 9 8 8 ）分別針對大學生及專科生所作的研究亦得到相同結論。這些研究顯示男大學生與女大學生在求助於心理諮商的態度上並沒有差異。雖然性別與求助態度的關係仍未有定論，尤其是在青少年晚期的大學生階段看法多有爭議存在（ Boldero & Fallon , 1 9 9 5 ），這樣的差異或許跟樣本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有關。研究者在回顧文獻後，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有一樣的看法，認為男大學生求助心理諮商的態度比女大學生的求助態度更趨於負向。基於本節的綜和討論，可知認知性態度對於是否尋求專業心理輔導結果之信念與對這些信念之評價有很大的影響力，本研究主要就是將焦點聚焦在認知的層面上，探討自尊、所覺知到的污名（包括：自我污名、社會污名）、自我揭露（包括：預期危險、預期效益）等因素對於求助態度的影響，茲分述在下面各章節。. -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