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的中國新民族主義敘事──華裔作家的一種身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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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的中國新民族主義敘事──

華裔作家的一種身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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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佳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助理）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現今大多數的中國研究文獻，將中國知識視為科學主義所假定的普遍知識之一環，忽視研究者在知識生產過程中所可能起的作用。本文從離散理論的視角，藉由深入的分析華裔政治學者鄭永年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觀察華裔政治學者身處歐美知識界，但其論述中有特殊的為中國辯護之情，使其有別於西方學者或中國本土學者，唯表現的方式會因為個人決斷與所處情境來選擇回應的方式。顯現出不同身分的研究者看待中國的視野有所不同，身分的差異的確影響著研究者對於中國知識的詮釋。尤其是在跨界社群不斷增加的全球化時代，已逐漸彰顯出主客二元對立知識論的不足。身為研究者應隨時反省自己與研究對象間的關係，避免拘泥於特定的知識論，進而有助 於理解政治知識的深刻意義。 關鍵詞：中國民族主義、鄭永年、身分策略、知識論 * * *

壹、前言

隨著中美關係的發展與大陸的開放，90 年代起在美國任教的中國學者的華裔人數迅速增加。及至世紀之交，中國崛起的印象充斥坊間。據美國僑報報導，2004 年大華盛頓地區自稱專門進行中國研究的學者專家和諮詢人員大約有 700 多人，2007 年已增 * 本文之研究得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與政治學系中國學的知識社群計畫所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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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至 1200 多人。作中國研究的人越來越多。據報導估計，全美最好的 100 所大學內，大約有 300 到 500 位專門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華裔學者。泝這批學者年紀多在 50 歲上下，在中國出生成長，接受基本教育，受益於中國改革開放，80 年代中期後去美國留學，獲名校博士學位，有些已加入美國國籍，經常回中國講學和交流。許多人已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專家，例如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裴敏欣、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李成、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所長呂曉波、杜克大學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丹佛大學的趙穗生、新加坡李光耀學院（原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黃靖等。沴他們的研究與發言都正影響著美國學界與政壇。若問起華人學者在中西方之間扮演的角色，許多學者認為自己扮演的是「橋樑」的角色，不但同時瞭解兩國的背景與語言，且對於中國問題更有理解能力，並善於用對方的語言來陳述論點以更能使對方瞭解。沊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自己是實事求是，客觀地在作學問，沝運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然而實際上這些華裔學者真如他們所說的，中立且客觀地扮演「橋樑」的角色嗎？擁有中國經驗且接收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他們，實際上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他們的外在身分（英語口音加上黃皮膚的美國教授）是混血的，內在身分（認同美國或中國）也是混血的，他們要同時面對兩個國家的壓力與情感，也要面對雙方知識界各自看待他們的標準與期待，這些種種均會影響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書寫。這類似於某種後殖民主義情境，即中國學者同時面對殖民國角色的美國與母國角色的中國，形成夾在中間的現象，其實是自己與自己在對話，後殖民主義者稱之為協商（negotiation），或指稱為國際與本土之間的交換（traffic）。因為國際與本土兩個力量在這些混血學者身上交會，影響所及，時而依附時而抗拒的心理狀態，難免會影響到這些學者的寫作。因此無論是和中國大陸本土作品或是和英美作品比較，我們可以感受到華裔學者面對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時，有不同之考量和需要。於是乎，本篇論文想藉由華裔政治學者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觀點與敘事手法來瞭解他們混血的身分是否使他們對中國的書寫也會有不同的策略？他們的寫作與中國大陸的或西方的學者相較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註泝數據與資料來源參考自「美國『中國研究熱』升溫中國問題專家隨意可見」，中國網，檢索日期 2007 年 5 月 3 日，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4/29/content_8189820.htm。 註沴資料來源參考自「直面美中衝突—中國研究熱華人學者嶄露頭角」，中國評論新聞網，檢索日期 2007 年 5 月 2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6/0/3/10036031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360316。註沊例如幾位學者在受訪時，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說：「華人學者對兩國都很熟悉，善於運用容易讓對方聽眾理解的語言來表述觀點，更容易促進兩國的溝通和交流」。布魯金斯學會的黃靖表示，「中國崛起，華人學者跟著吃香；在美國搞中國研究，最在行、最有潛力的還是有中國文化背景的華人。」裴敏欣認為，「華人學者的中國閱歷和背景，使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感知能力更強，瞭解中國資訊的管道更多樣化，更能理解中國人的視野和思維，同時他們對美國制度運行也有很好的感覺，因而能為促進中美相互瞭解發揮更大作用。」見「直面美中衝突—中國研究熱華人學者嶄露頭角」，前引文。註沝如裴敏欣說：「作為學者，第一出發點是擺事實、講道理，客觀是學者的無形資產，名聲倒了就很難在這個圈子混下去。」見「直面美中衝突—中國研究熱華人學者嶄露頭角」，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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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中國研究的無數課題中，從 20 世紀的 90 年代起，無論是中國大陸本地的暢銷書或是西方出版的中國研究學術專著，皆將 90 年代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現象視為中國研究之中的重要課題。關於中國民族主義，除了研究中國內部政治與外交行為面向之外，將中國民族主義與經濟、社會、全球化等問題結合的次級分析也在整個政治科學領域中擴散開來。翻閱這些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章，不難看出「中國民族主義」並不是固定或是常識性的概念，每個人筆下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往往呈現不同的風貌，進而得出不同的結論沀。有中國學者批判西方學者以歐美的理論與邏輯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無法掌握中國文化的複雜性泞。西方學者亦批評中國學者寫作服務政治的意圖太過濃厚，不夠中立泀。若中國身分的研究者可能不夠客觀，不具有中國身分的研究者卻又可能無法理解中國，那處於這兩者之間，移居西方國家的華裔政治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立場又如何建立呢？他們研究中國時是否也表現出屬於雙重身分者的特殊需要？正由於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隨機性（discursive），使我們更容易觀察出寫作者的寫作策略與目的。本文即欲藉由中國民族主義這個尚未（或無法）理論化的課題，來分析華裔政治學者、前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的著作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現代化與國際關係（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最重要的是，本文分析的目的不是要對鄭永年的著作貼上任何標籤，或是評斷何種寫作策略的正確與否或優劣。而是把中國研究這個領域作為研究反省的對象，希望藉由探討中國研究知識中研究者身分與位置的問題，思考是否存在一套西方科學主義所假定之普世性的中國知識，瞭解知識生產是如何被既有知識論所牽引之問題。

貳、華裔學者的自我定位

所謂的「當代中國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y）有別於漢學研究，是將重點擺在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而從 50 年代開始，以美國為主導，歐洲、日本陸續加入當代中國研究，當時的研究範圍涵蓋中共動員農民的革命方式、成功的條件及文宣的宣導方式等等。此外在革命成功後，歐美又將重點擺在中國大陸是如何被中國共產黨治理。美中關係正常化後，整個中國研究的領域更隨著拓展開來。中國研究者在蒐集資料與所處的當地環境會影響甚至決定研究的方向和興趣，

註沀 Christopher R. Hughes, “Interpreting Nationalist Texts: A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3（May 2005）, pp. 247~267.

註泞如王義桅批判民族主義成為西方隨意指責中國政治文化的歧視性話語或標籤，一種話語霸權，見王義桅，「探詢中國的新身分：關於民族主義的神話」，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6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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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隨著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西方的中國研究會有「一窩蜂」的現象。 1990 年代開始，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在冷戰後開始受到英語政治學界重視。在中國研究的學術市場上，由於中國大陸增漲的民族情緒與表現，我們也看到「一窩蜂」地以民族主義切入中國各種內政外交問題的研究熱潮，而在歐美任教執業的華裔學者在這一波民族主義研究風潮中自然也沒有缺席。華裔政治學者多數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或選擇以區域專家自居。相較於他們的美國同事，他們因為更瞭解中國的語言、歷史、文化等在地元素而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這一優勢卻同樣地也反應一個問題，即是這些華裔學者不具有所謂完全客觀外在的研究身分，相反地，這些跨國的政治學者所組成的社群，雖然居住在不同的國家，卻與中國本地的知識分子擁有某些相似的利益與關涉，但又有別於本土。薩依德把這種認同的兩難處境，稱之於「居間性」（in-between），一種同時屬於兩個世界但又無法完全屬於其中任何一方的立場。洰這樣的特徵正是這些離散在外的中國學者的最佳寫照，在宣揚西方普遍主義的學術環境工作生活，西方社會科學的寫作方法必定是他們論述中國時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但他們的寫作中卻又常有抗拒或游離西方位置的表現，這種顛覆的意圖有時明顯，有時潛藏在文本之中不易察覺，鄭永年和趙穗生的著作中常可見這樣的雙趨特徵，華裔政治學者這種不完全屬於西方或中國任一方的立場下的中國研究，其樣貌十分值得我們探討。泍以西方為首的社會科學理論假設和研究方式已深植今日許多研究者的意識之中，歐美知識界對西方中心的抗拒已有相當成就，以女性主義、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等文化研究者為首的知識社群，他們從西方內部反省西方，試圖解構西方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中那種無所不包的普遍性格。在非西方國家，如伊斯蘭地區或中國，在傳入社會科學新知時亦有這樣對歐美學術的反省（或是「反彈」），現代中國知識界也在大量吸收西方理論的同時，用後現代、後文化主義或後殖民主義等理論作為自己的學術包裝，拒絕源於西方現代性的普遍性。姑且不論這樣抗拒文化霸權是否有達其功效或只是淪為西方中心主義另一種收編的途徑，海外華裔政治學者對社會科學主流概念的檢討卻極為罕見。常見的情形通常是華裔政治學者以區域專家來定義自己，引用西方理論以取得歐美知識界的接納，至少在取得終生職之前，反省與質疑似乎不是華裔學者的生涯規劃。泇由此，研究者在生產中國知識的當下，的確是有其研究策略選擇的空間，反省與否不但牽涉到研究者個人對知識論的體悟，還關係到個人的生涯規劃，這樣的困境對於身在西方的中國學者尤其顯著。本文研究目的即希望通過對鄭永年、趙 註洰轉引自宋國誠，「閱讀左派，四海之內皆過客─霍米．巴巴的『本土世界主義』（下）」，破報，2007 年 8 月 28 日，http://pots.tw/node/2316。註泍關於趙穗生的研究特色，請參考石之瑜、張登及、郭銘傑、孟祥瑞、郭佳佳合著，「替中國辯護的中國學：以中國為中心的知識社群如何可能？」，中國社會科學（北京）（將發表）。

註泇 Andrew Walder 就發覺，現在的中國留學生愈來愈能運用社會科學理論來分析中國現象。Andrew Wal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in UCIAS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vol. 3, article 8（2002）,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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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生兩位華裔政治學者的書寫作為比較基礎，深入分析西方、中國本土和台灣不同社群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認知，來瞭解其人與其文之間的關係，嘗試打破普遍性知識的迷思。

參、鄭永年的社會背景

鄭永年，中國浙江餘姚人，1981 年到 1988 年就讀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系，獲得法學學士和碩士。1988 年到 1990 年任教於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為講師。1995 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科學博士。後在哈佛大學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國際和平與安全研究員。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國際和平與安全基金（SSRC-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 o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梅隆研究基金（Mellon Fellowship）和麥迪遜基金（James Madison）。同年到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作博士後研究員，並一度執教於北京大學。鄭永年於 1996 年 9 月到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東亞研究所基本上是新加坡政府的一個智庫，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向李光耀辦公室提供分析研究報告。2002 年至 2004 年，東亞研究所接受新加坡政府委託做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的研究報告，鄭永年負責這項任務，進行長達兩年的研究工作。2005 年年初，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到新加坡找鄭永年，希望他能夠去該校成立不久的中國政策研究所工作，2005 年 7 月中旬，鄭永年赴英國擔任該所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的主任，他常常到倫敦參加各種智庫會議，甚至曾接受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邀請，就中國政治發展問題提供諮詢，並於 2008 年返回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沰鄭永年以亞洲人的身分擔任研究所主任在英國並不多見。泹鄭永年長年旅居海外，但經常在華文報刊媒體發表自己對時事的評論。他在 1997 年到 2006 年擔任香港信報財經新聞的專欄作家，2004 年到現在（2008 年）仍為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近年來，鄭永年頻繁地和中國國內各界交往，就相關中國問題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2005 年 9 月，他受全國政協的邀請，參加全國政協主辦的「二十一世紀論壇」，受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政協主席賈慶林等人的接見。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大國崛起的大型紀錄片中，他也應邀作為專家接受採訪。鄭永年時常往返兩岸參與學術研討會，在中國大陸的知識界十分活躍。鄭永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區域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註沰以上資訊來源，請參見鄭永年，「鄭永年：為了生我的那片土地」，餘姚日報（餘姚），2007 年 1 月 8 日，或見餘姚市政府網站，http://www.yy.gov.cn:82/gate/big5/www.yy.gov.cn/art/2007/1/9/art_6721_51825. html。

註泹 Robert Ash et al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or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08~11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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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等。

肆、民族主義文本

鄭永年的研究近幾年尤其集中在中國的國家轉型與政治上，以英語出版的個人專 著有四本，與他人合編之著作則有十來本。個人的著作上，第一本是 1999 年出版的在 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現代化、認同與國際關係（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亦是本章要討論的主要著作。2004 年則出版了全球化與中國的政府轉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與中國終將民主嗎？（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一書，2006 年則是出版介紹中共中央地方關係的中國實質上的聯邦制：改革與中央地方關係的動態（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2008 年並發表新著科技賦權：中國的網路、國家與社會（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泏以下將簡單介紹他幾本著作的內容。

在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一書中，鄭永年認為經濟全球化給予了中國領導人重新塑造國家體制以適應市場導向經濟的機會，政府藉由加強對社會的力量來積極回應全球化潮流。對中共領導人而言，全球主義是一種心態（mindset），他們接受了全球化的事實，並選擇性地去採取某些西方國家產物來改革政府體制。鄭永年解釋近代中國發展過程，認為其中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是相容的，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作，鼓勵中國領導人接受全球化，民族主義對中國而言，就是西方產物的一種選擇性輸入，在後毛時代被用來作為追求政治合法性的改革工具。面對全球主義，政府是有意識地去轉變自身的國家體制、官僚體系和經濟制度以維護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在這個國家轉變的過程中當然也在社會階層中產生了不少混亂和衝突，民眾的抗議、社會運動甚至是知識分子的論述都影響並限制了政府政策的選擇性，但另一方面來看，其實加強了領導人改造國家權力的努力與深度。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是鄭永年博士論文改編而出版的著作，相較於其他學者研究中國會不會崩潰的議題，鄭永

註泏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08; Yongnian Zheng,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6; Yongnian Zheng,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60; Yongnian Zheng,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Singapore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December 2006）, pp. 1~460; Yongnian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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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是關注於在中國沒有崩潰的原因。他認為現在中國中央與地方不再只是高壓統治的關係，反而是非高壓的手段在協調中央與地方。因此儘管中國並無法律上的聯邦體制，但 80 年代的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去中心化，與 90 年代的全球化，兩者逐漸促使中央地方的關係邁向實質上的聯邦體制，這樣的體制提供地方快速經濟成長的制度基礎，省可以同時追求地方利益並與中央合作，中央也在防止地方主義與地方利益的維護上進行平衡。作者認為長期來看，更多的改革措施在未來將會使中國從實質上的聯邦制逐漸轉型為法律上的聯邦制。從上述的介紹，可以感受到鄭永年從國家發展或政府統治的角度來書寫中國，現代中國該如何走與往何處走自始至終都是他關懷的焦點，只是運用不同的主題來切入同一個方向。本章要探討的中國民族主義一書自然也不例外。

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上，除了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一書之外，鄭永年還出版了一本中文寫作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泩，另

外還有數篇期刊論文和與其他主題結合討論的單篇文章，但仍以這本以英語出版的著作，較受到其他中西方學者的關注。

在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這本書中，鄭永年強調其目的是為了呈現一種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民族主義。他認為 90 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其特徵不單純只是一種義和團反帝國主義的仇外主義，而是因為中國國內與國外環境因素造就而成的新的中國民族主義。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使其他國家由於擔心自己的地位，進而製造中國威脅論的論述，或是討論對中國的圍堵策略，這些負面的言論使中國各界感受到本國的崛起不受到西方強國的認同，便開始擔心自己的成長是否會遭受到西方國家破壞。再者，經濟改革的成功也改變了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態度，中國知識界和一般社會大眾也重新開始批判來自西方的思想與工具，尤其不滿西方所建構的國際秩序。中國既然不願認同現存的國際規則與規範，國外的壓力接踵而來，自然就刺激了民間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而在中國內部，經濟發展成功雖然暫時舒緩了共產黨政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但經濟改革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且出現「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危機，加上政府的權力衰退與市場經濟的確立，更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逐漸空泛，中國政府的確需要新的意識形態來填補空缺以維繫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80 年代西式的現代化運動造成國家認同與傳統價值的衰落，人民出現認同與信念危機，所謂的新左派論述應運而生，主張只有藉由新民族主義這樣強調中國自身經驗的意識形態，才能拯救中國。鄭永年指出，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民族主義時，往往忽略民族主義具有雙面刃的特色，民族主義固然可以強化民眾認同某種集體對外的身分意識，但也容易失控導致政治或是社會災難。實踐上，北京政府的確把愛國主義作為官方的民族主義內容，訴註泩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1998 年），頁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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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國家認同而非社會主義，強調政治穩定與國家統一，重新定義以「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NP）作為國家利益，取代冷戰時代以國家安全利益為重的想法，他區別官方民族主義與人民民族主義，認為由於官方掌握到民族主義雙面刃的特性，因此會積極控制人民民族主義的發展，避免其擦槍走火危害到中國成長的環境。在國際層次上，鄭永年認為中國實力不足以作一個挑戰者，頂多只是「抱怨」（voice）的程度，並不會試圖建立自己的國際體系。為了更融入國際體系成為真正的強國，他建議要抑制民族主義，除了不使西方反中言論達到目的之外，參與國際事務才能成為積極與建設性的力量。而中國官方政策基本上會繼續追求適應現存的國際秩序，只要西方強國願意傾聽中國的「抱怨」。

伍、鄭永年的問題意識與身分策略

一、問題意識──建立中國中心的中國知識

鄭永年書中最強調的是，要瞭解中國民族主義，需要發掘新民族主義的中國內部力量，因此在第一章中，他闡述著書立說的目的如下，一是要呈現一種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民族主義，二是要檢視這個新民族主義如何由不同的管道來表現，三是解釋新民族主義為何如此表現自己，四是新民族主義對中國國際關係的影響。泑鄭永年這一本以英語寫作的書籍，其基本的立場即是與西方對話，在見到西方學者對中國崛起所創造的威脅論，試圖為被誤解的中國民族主義做出辯解。鄭永年反對目前流行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常常只引用西方的理論來閱讀中國民族主義，例如現實主義以資源分配和權力轉移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崛起，認為中國在經濟成長的驅動下容易對現狀產生不滿，對目前的權力平衡體系產生威脅，或是以國際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下，中國要追求權力地位，才能確保其發展空間。至於自由主義者也是有意識形態的偏見，非民主制度國家或是不願加入國際建制的國家，都是自由主義者懷疑的對象。因此不論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國不是現在就是將來會成為西方的威脅。這樣的分析，鄭永年舉出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再現」與柯保安（Paul A. Cohen）的「族群中心論」的問題，來批判西方學者慣於以西方視野來看待中國民族主義，甚至想像和建構中國民族主義。因此他提出柯保安所說的研究方法，要將中國問題置於中國脈絡中，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方法。炔鄭永年否定的，即是一種歐美中心的知識，所謂歐美中心的中國知識指的是「研究者問題意識來自歐美研究社群所屬的歷史脈絡，亦即根據歐美知識界就歐美社會性

註泑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4. 註炔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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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展開的相關研究，作為研究中國社會的基點，觀察中國社會與歐美社會的距離。距離的測量有賴於指標的設定，這些指標反映了歐美社會對本身最為敏感的問題所在，而不是所研究對象的社會所最關心的議題所在」，炘鄭永年認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常有自己預設的前提與偏見，其研究結果只是一種「建構」與「想像」中國民族主義。鄭永年對這些西方發言的反省，其實已經認知到研究者與知識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而變動的關係，但這樣的關係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知識論，反對歐美研究者以自己的社會發展出的分析概念來研究中國，以為中國知識是客觀存在，且自己是外於中國的主體位置的研究者。對於自己的研究身分，鄭永年雖未直接說明，但若就他所言，要達到一種「呈現一種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民族主義」（ present a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nationalism）之目標，研究者需是中國人或能理解中國立場的人，鄭永年知道自己的身分屬於其中，雖然接受美國的學術訓練，身處西方的學術環境，經常發表英文著作與論述，但中國出生的血緣關係與過去的中國生活經驗使他有別於他的西方同儕，不必經過翻譯的扭曲，有能力藉由中國人的心理、價值、文化來發展出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理論。這種「有意識地從中國身分提煉出問題意識」從事內部的研究，可以看出鄭永年企圖開展出一種中國中心的知識途徑。炅這是鄭永年自己界定的定位。然則，這並不能代表他實際上知識的定位及其知識的意義，鄭永年對於自身的論述是否有同樣的警覺呢？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觀察位置與身分？他的知識身分是中國中心嗎？抑或還是有某種停留在歐美中心的程度？中國是否具有特殊性？這樣的知識論如何影響他的寫作？這些問題需要透過文本的分析，與其他相關的研究者相互比較才能更為確定。以上問題將是之後本節主要的分析核心。

二、身分策略

（一）在定義民族主義上

民族主義的探討有許多面向，鄭永年在導言中表明他在本書中將關注於「民族國家的認同，與民族國家認同將如何影響中國人對中國在民族國家體系中所處位置的認知」炓。他認為民族主義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制度（institution），二是身分認同。由於民族主義總是藉由制度來表達，他引用 Crawford Young 的說法「民族主義只有在藉由現代國家才能成功表達出來」。至於民族認同，他引用 James Kellas 的定義，民族認註炘本文作者之一。註炅關於中國中心的相關討論可見石之瑜的分析，社會科學知識新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8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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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最極端的形式是「人民準備為其民族而死的最極致的忠誠」炆。而民族主義為

Hinsley 所說「一種認為政治忠誠應歸於國家的心境」（the state of mind in which the political loyalty is felt to be owed to the nation）。炄

從鄭永年的民族主義的定義來看，可判斷他並不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上有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之處，他同樣引用西方的民族主義理論來定義與討論中國民族主義。雖然已經是採取非常寬廣的定義，但實際上也無法處理之後書中的內容，因此鄭永年加入了許多新的元素來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如強國情結（strong state complex）等來連結所有事件。炑下列是鄭永年在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書中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主題國家主義 ‧強國情結去中心化與經濟地方主義認同危機 ‧反西化 ‧新左派文明衝突 ‧儒家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中國威脅論新認同與新身分 ‧綜合國力（CNP）上述的主題之中，已擴大了民族主義是「一種認為政治忠誠應歸於國家的心境」的定義。中國民族主義究竟是一個傳統？一種觀念（idea）？還是一種影響？在文中並未著墨。此外，鄭永年將中國民族主義分割為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和人民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官方民族主義就是共產黨政府推動的愛國主義，推動愛國主義是為求政治穩定與國家的統一與富強。而人民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中國威脅論所激發而起，屬於情緒性，擁有反西化的特徵。鄭永年以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到了中國，因為強國情結被國家主權所取代來解釋，這樣的劃分將民族主義區分為國家與社會兩塊，國家是理性的個體，會因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與政府的統治合法性來決定政策，並依此運用民族主義。但社會卻是非理性的群體，容易受到外在的刺激與鼓動，因此需要國家介入去抑制這

註炆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x; James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London: Macmillan, 1991）, pp.1~188.

註炄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xi; F. H. Hinsley,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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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激情避免傷害中國的發展。這樣的區分有助於他說明中國政府在中國民族主義上所扮演的理性角色，並可用人民民族主義來解釋中國新民族主義上情緒化的作為，反抗中國威脅論的目的也順利達成。這樣分割使中國官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作用變為正面積極的，中國政府推廣愛國主義純粹只是為了追求國家統一與發展，人民民族主義的負面情緒是受到國際環境對中國的壓迫所激起的，並非中國政府操作，故政府並非該負責的一方，但政府會努力去壓制太過的激情以免危及國內發展。鄭永年這樣的二分法，並未說明分類的立論，也不免予人懷疑他是否已先有定論。由於強調人民民族主義的非理性面，使政府介入與塑造中國民族主義的角色合理化，再加上所謂強國情結、新左派或新保守派等知識分子的論點，無意產生某種理想化官方民族主義的效果，這點文後會有進一步討論。總而言之，在描述中國民族主義時，鄭永年開展出自己一套的邏輯與方法，但在基礎的定義上，他仍然選擇從西方現有的社會科學知識出發，即使其後的描述內容早已超出最初的定義範圍。不論這樣適當與否，可以確定的是，鄭永年在定義民族主義的最基層，即便他要走中國中心的研究方法，仍然願意使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所熟悉之語言，或許是尋求對話而不得不然，或許只是為了因應學術市場的現實。

（二）以反「中國威脅論」理解民族主義

先看一段鄭永年在餘姚日報採訪中的訪文：鄭永年指出近十幾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加速，引起西方國家的重視，但同時也出現了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他發現這種論調沒有任何堅實的理論和學術基礎，決定進行一項研究，和西方學者就「中國是否會成為威脅」理論一番。因此鄭永年向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麥克阿瑟基金會提出了申請，有了這個研究基金，他選擇哈佛大學去作進一步的進修和作研究。炖上述是來自對家鄉媒體的陳述，據報導他回憶出國深造的原因，是要向西方辯駁中國崛起，炂亦即他去美國唸書的初衷，在外國作學術研究交流「所有一切也都是為了故鄉的那片土地。」炚後來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他以民族主義為題，從海外向西方辯駁中國威脅論，與離散理論中的一種離家的「創傷」若合符節，故不是滿足好奇的旅行或謀生的遷移，而是預設了回歸，因此分離不是情願的。而此種企圖為中國民族主義辯駁之情，也明顯反應在其文之中。鄭永年在書中第一章一開始即強調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民族主義有嚴重的誤解，這樣的誤解反而強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實際上，鄭永年所指稱西方的誤解，其內容並非針對「中國民註炖同註沰。註炂對於尚未出國深造以前的學生而言，這似乎可能性不大，疑為誤植；查鄭永年博士論文課題主要涉及中央地方關係，與西方辯論之要旨並不明確。註炚同註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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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而是針對「中國」本身，內容即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不論西方理解中國的方法是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不論其理由是經濟成長、軍事發展或是文化差異，其描述的都是以中國為對象來辯論中國是否為威脅，而中國民族主義在其中只是一個評量的指標。將「中國」與「中國民族主義」混而一談，作者並未多作描述，但從此處可看出鄭永年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探討上，其關注點總是在中國這個國家身上，而非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容或其本質上。但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威脅論的關係又為何？鄭永年提到，中國新民族主義者常常關注於美國中國威脅論的發言，因而影響的中國新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構成，以美國為首的中國威脅論，使中國學術與政策制訂者逐漸以為中國的國際環境被破壞，中國政府亦相信反中國的理論已在國內加強了民族情緒且可能引起國內的動亂，最可能被西方利用來抑制中國的發展炃，因此他認為中國新民族主義的高漲可歸咎於西方中國威脅論的肆虐。鄭永年在書中亦寫道，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視儒家文明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威脅之一，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以各種反中理論（例如中國威脅論）來理解文明衝突論，所以他們以捍衛儒家文明為其使命。牪事實上，關注於中國威脅論的不只是鄭永年，大陸學界對於反抗中國威脅論的集體寫作幾乎塑造了中國的自我形象，在冷戰後對於中國自我認同的重建上構成極大影響，而中國新民族主義亦同，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框架很大程度依賴於西方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討論，甚至被認為是制約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中國熱衷討論的情況，連英國漢學家 William Callahan 都認為，「中國官方與知識分子通過中國威脅論，以駁斥西方的批評來建立國內的政治認同與民族認同。」狖中國威脅論在中國比在西方更受到熱烈討論，原因當然是其中包含著「崛起」的意義，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自己「強國」的新形象，而面對這個新形象更需要中國人去辯駁其中不善的部分。因此不同的反抗中國威脅論的論述類型，都指向同一個目的論，就是中國是友善的大國，而他會和平崛起。上一世紀末的民族主義，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與中國舊文化的「他者」之間，重建中國主體。狋90 年代增漲的民族意識代表的又是什麼？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在鄭永年和部分學者的描述下，仍然是西方強國壓迫下的受害者，他沒有溯及 89 年代的西方制裁或更早更大的冷戰圍堵，卻只指美國因為發簽證給李登輝或反對中國申辦奧運等事件，就從中國的朋友轉變為中國的敵人，狘「敵人」的界定標準似乎是太過便宜。既然中國實際的外在環境並未有新增的威脅，則對於中國威脅論的隨機指證，是在雙方

註炃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95~100 註牪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77.

註狖 William Callahan，「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1 期（2005 年），頁 35~41。

註狋陳建華，「曖昧與隨機─對中國『新民族主義』論和『後現代』話語的文學讀解策略」，當代，第 22 期（1997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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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互為「他者」的歷史脈絡中發生，如此才能鞏固出一個有主體的民族主義。這種建立在西方反華論述上的中國民族主義，並不是充分的中國中心的研究途徑，不過這樣的對抗，其中似乎又包含著中國人自身的心理需要，誠然這也非一般西方中心論者所能觸及。

（三）中國新民族主義的獨特性

此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鄭永年探討了中國民族主義文化的面向—中國文明的復興，鄭永年綜合多位中國學者盛洪、李慎之、蕭功秦等人的論述來說明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中儒家價值的特色與重要性。鄭永年以盛洪的文明差異論探討西方文明與國際衝突的關係。盛洪以為促進和平與和諧才是文明的表徵，他認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達爾文主義上，以「宗教」為基礎，因此西方國家間的關係是競爭性而非合作，戰爭衝突為其規範與規則。但西方文明的勝利並非靠自由貿易而是先進的武器，其他國家若以此為模範，就只是學習到「武器優者勝」的道理。中國在西力入侵後，接受了這一套觀念，中國成為了核子會員國，也引入了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等西方的規則，對世界與其他文明而言，這代表中國能夠以西方的規則與西方競賽。但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可與西方競爭資源與市場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衝突也更為激烈，中國不得不發展軍事力量，投入世界和平的資源越來越少，進而改變世界權力體系。以西方的標準來看，中國的勝利其實是西方文明的勝利，但我們卻不能說中國文明更進步了。狉因此，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中國雖然靠西式民族主義成為世界強權之一，但若中國欲促進世界和平，就需要回頭找儒家文化。而非再去強化這種「進口」的民族主義。新民族主義的目標就是用中國的力量來復興儒家主義達到世界大同。雖然鄭永年試圖說明的是，中國反西化是因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必須要塑造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來推廣中國文化主義或天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者並不希望中國回到以仇外為特徵的現代民族主義，反西化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將之與傳統的民族主義做區隔。但其文的意義是，西方民族主義是器物層面的，是成為船堅炮利，富國強兵的手段，中國的確藉由西方民族主義達到強國的目標，但這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讓步」狜，對於西方民族主義是一種實用性上的肯定，卻非公平道義上的肯定。就算中國民族主義者企圖以否定西方民族主義來推廣「中國化」「儒家主義」「天下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但其中邏輯是，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包含」或「經歷」了西式民族主義的內容，中國「引進」了西方民族主義、現代化與強國的同時卻也威脅了國際社會，知識分子將中國民族主義中的侵略性格歸咎於西方民族主義的同時，卻也承認了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威脅性的存在，因為今日的中國「尚未」拋棄西方民族主

註狉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78~80.

註狜更多的討論可參考，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1996 年），頁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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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目前的階段只能說是正在鼓吹發展中國化的民族主義。中西兩方民族主義在本質上並無太多的差異，只是未來發展的目標與理想應該不同。因此「新」民族主義的目的是擺脫「舊」民族主義，擺脫「西式民族主義」，由此論調，我們可以說新民族主義就是想創造出所謂「中國人特色」的民族主義，強調出中國性或民族性，中國才有屬於自己特殊性的民族主義。但是按照此一人稱新左派的邏輯，國家發展與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是不相容的，傳統儒家主義雖然可推廣世界和平與和諧，卻不能使中國成為強國，儒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如何整合的問題懸而未決，鄭永年也知道這樣的矛盾，最後結論中甚至還斷定，被自由主義洗腦且看齊資本主義的中國，已經無法改變未來的發展。因此對於西方民族主義的批評，基本上同反抗中國威脅論一樣，也是一種藉以建立自我認同與自我認識以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敘述過程。

（四）未來取決於西方態度

鄭永年提出官方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面向──國家利益，即是官方所稱的「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NP），綜合國力為官方闡述民族主義的核心，因此鄭永年以綜合國力來探討其對中國策略思考的影響。根據官方版本的解釋「綜合國力指的是一國在特定時期經濟、軍事、政治力量的總體，他代表了一國全面發展的程度，與其在國際體系的位置。而經濟力量，包括勞動物質資源與財政能力，是一國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基礎與關鍵。」狒這個 CNP 其實就是國力，而且和一般歐美國家討論的國力內容上並無差異。綜合國力是中國追求國家利益的主要方針，鄭永年欲說明的是，中國現在追求的是平衡發展，其中更以經濟成長為最大優先，也就是為國內發展服務，不同於冷戰時期，中國視國家安全、政治承認、國家主權為最高形式的國家利益，今日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維護國際和平與防止中國介入任何軍事紛爭。因此新民族主義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是被最小化的，而非加強。鄭永年將官方宣傳政策的綜合國力，作為影響新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變項，認為在發展綜合國力的前提上，更能說明中國政府在中國民族主義上扮演一個理性的行為者，而非操縱民族主義情緒與西方對抗的極端主義者。因此中國民族主義表現在國際關係上，鄭永年引用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出走（exit）、抱怨（voice）、忠誠（loyalty）狔來比擬，認為「抱怨」是中國會走的路線，因為中國不會

註狒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114~115. 引用鍾財編，《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 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名詞術語解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1~148。

註狔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140;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 and Stat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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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但也不願意完全接受現在的國際秩序，僅僅想嘗試去改革現存體系，使國際秩序更符合中國的崛起與國家利益，也就是所謂的多極體系，而不是完全被西方霸權所建立的體系所操縱。鄭永年認為，當西方國家能夠尊重中國或看待中國為一個世界強權之一極的事實時，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或獲得滿足並隨之消失。狚此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雖在前頭決心以中國人的話語來檢視中國民族主義，但卻在結論中認為中國的行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束將視西方言論來決定。狌中國民族主義的開始與結束都是對西方的反動，則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是不存在的，此可以解釋何以他關心的從來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而是中國。由於鄭永年的重心偏重於「中國該何去何從」「中國該如何適應世界」，他的中國中心研究途徑，實際上就是以發展中國為導向的研究，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分析雖然有對抗西方的成分，是因為要藉由對西方的反動來看見自己的主體，而其中要求突現本土民族文化特性，則是包含著要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慾望。

陸、結語

一、面對西方的辯解之情

在寫作上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鄭永年，雖然無法割捨對西方理論的依賴與期待，但作為一個研究國家轉型與中央地方關係的研究者，他的關懷和為中國辯駁之情，與中國本土學者有類似之處。鄭永年長期在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此研究所專門替新加坡政府提供中國資訊的解讀，以瞭解中國政府運作、黨政關係、黨務運作等，狑他的工作環境與同儕是新加坡人，他平常的工作就是提供這些「外人」中國的資訊與資料讓他們做為政策的參考。但值得注意的是，東亞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旨在協助新加坡參與中國的發展，對華裔學者極其友善，對中國也絕對親善友好，因此對於鄭永年面對西方採取辯論的研究傾向十分有利，即使這未必不是他前往新加坡的原因。與西方對話是他書寫中國的其一目的，比較他另一本 1998 年出版的中國民族主義 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中文著作，可以發現內容上的不同，不但沒有側重文化民 族主義特性，反抗中國威脅論的辯駁之情更非其重心。除此之外，英文版的內容，沒有見到任何他對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或中國文化的批評，在他筆下的共產黨政府正當性十足且有效地在控管著民族主義。這是他面對西

註狚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p. 156~159.

註狌 Xiaoyuan Liu,“Book Reviews :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na Information, vol. 14, no. 1（2000）, p. 261.

註狑辛翠玲，「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http://politics.ntu.edu. tw/RAEC/act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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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欲塑造的中國理性形象，但這與他在一般中文報刊發表的言論卻不甚相同。他曾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文章中，痛批中國民族主義缺乏民族性與載體，中國官民不重視中國傳統，而官方所謂的愛國主義其實是「不要找政府的麻煩」。一些官員對老百姓自覺組織起來保護傳統的行為不以為然，甚至把此視為是對政治穩定不利，是「非法的」，呈現所謂的「愛國困境」（即愛國的定義權在官方），官方在中文評論中反倒變成遏止民族性的力量。玤刻意不與民主與自由論述對話或許有助於鄭永年凸顯中國中心的視角，但這種對外替中國辯護解釋，對內卻有恨鐵不成鋼的雙趨情感，即使邏輯上不必衝突，但仍因為對同一主題的寫作面向選擇不同，而反映了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身分。

二、對西方反動的中國民族主義

為了鋪展出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鄭永年試圖以中國實際的問題為導向，做為他研究的策略，因此他舉出目前中國國內外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包括國際環境的不友善與國內中央能力衰落、民眾缺乏認同和意識形態等問題。但這些問題有助於判斷中國威脅究竟是否內生於中國的「真問題」，還是外國傳入的「假問題」？故若問，中國威脅論是否實際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或政治發展呢？則如鄭永年所言，一切頂多還停留在懷疑或擔心的階段，即使美國對中國有所謂的圍堵政策，也應誠如他在書中所分析的，是抑制不了中國的前進與成長的，玡並且，只要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改善，中國民族主義就不會再是個問題。一旦所有的問題便落在國內發展與政府統治的層面上，便不至於自然產生可能引發中國威脅的民族主義，則官方民族主義的發生便要藉由程度有限的反抗西方來形成。

三、關懷中國發展的中國中心途徑

開始與結束都是對西方的反動的中國民族主義，是缺乏本質的，但這並非鄭永年主要的關懷，因為他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重心，正如鄭永年其他書籍一樣都是，都從國家發展或政府統治的視野來切入他的主題，因此他的中國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放在中國如何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世界中轉型的國家建設問題，故不是一般西方學者關心的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樣的寫作策略之下，雖然認知到西方社會中，現代民族國家是民族主權與人民主權互動的過程，但西方民族主義中重視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內容，在他的書中幾乎是不存在的。玭鄭永年也未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相反地，他還在概念上切斷註玤詳細內容可見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裡？」，聯合早報（新加坡），2007 年 9 月 25 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925.html。

註玡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159.

註玭唯有在最後一章中鄭永年有提到自由主義，但自由主義頂多是一個影響民族主義發展的變項，而且是一個抑制新民族主義的力量，並非民族主義的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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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人民的聯繫，國家變成民族主義主要的代表者，因為人民民族主義是失控的力量，國家便取得形塑民族主義的正當性。當然，鄭永年無意歌功頌德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的操作，因為運用民族主義使中國轉變為成功國家才是鄭永年主要的關懷，因此他消泯了民族、國家與政府等概念之間的差異與矛盾，重重疊影整合成一個官方民族主義，在這之下，政府擁有合法的權力管理民族主義來發展中國。趙穗生與許多學者在閱讀鄭永年的論述時，都將鄭永年歸類於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為原生、永恆而客觀的一派，玦或許這是因為鄭永年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生成並未多作質疑，而是直接假定為客觀的存在。但在這樣的脈絡中，鄭永年看待的民族主義竟也是非常工具性的。鄭永年最關注的內容是中國在投入全球資本市場後如何運作的問題，「成功國家」不僅要有經濟發展，有效的中央政府，更要有外於西方的獨特文化之處。民族主義是用來加強國民對政府認同、加強中央政府統治力量的一種器具，他並不關心民族主義是否繼續長存的問題，民族主義甚至可有可無，他強調只要西方國家善待尊重中國的崛起，民族主義會邁向終結之路。這種原生論與工具論的混用看似矛盾的結論，就是導因於鄭永年關注於「治國」的面向，民族主義變成只是一種變項，因此變項有無本質與本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變項會如何影響強國的發展與目標。只有檢視他對成功國家的成功標準主要來自資本主義，才能說他不是目的論上的中國中心，但假如成功且被西方接受以後的中國，可以另外建立國家發展的目標，擺脫資本主義的成功標準，那即使現階段暫時接受資本主義的成功標準，也不能算是悖離中國中心。

四、觀察與省思

英語華裔作家早先正是因為中國不夠強大，本身欠缺權力發言，並感受中國總是被壓迫者，這種「欠缺」（lacking），吸引了這些知識分子到西方去臨摩強國之道，看似熟悉了西方文獻中的發言姿態，就儼然也能身在中國之外面對中國，甚至書寫中國民族主義。然而，以西方的姿態面對中國就是他們追求的嗎？面對西方的華裔學者經過西方社會科學教育的洗禮，發言也符合西方學界要求的包裝，使其著作與本土學者產生差異。不過，他們的混血性卻也保留了論述上對中國有所同情的可能性。包括鄭永年在內的諸多華裔學者，都在書中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要「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透過所謂的「內部研究」，即「中國的」問題研究來看待中國民族主義。這種強調點在一般大陸學者的論述中並不常見。英語學者似乎深怕自己的中國性遭到誤解或貶抑，但又不能脫離西方的學術語彙，以免淪為沒有發言資格的研究對象，也陷入一種在文化本質論邊緣進出的話語困境中。離散華人的身分使他們格外關注中國「被看」的角色，對於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抗拒構成他們寫作中引以為賴的反動重心，因

註玦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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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西方辯解中國民族主義的防衛性與務實性便成為他們與其他身分研究者區隔開來的特色。在全球化的時代，「不但大量的華裔學者留在歐美，歐美學者在世界各地流竄到中國、日本等地……。可以說中國學界在英語一統天下的表象之下，正在發生極為大量的跨界流動。同時，做為研究對象的中國，也面臨不斷漂流的論述情境……，主客二元對立的知識論已經越來越不能在移民大量且加速的時代背景屹立不拔。」玢不只是中國大陸裔學者散居世界各地，即使是西方學者，近年來也透過田野訪談、學習中文、常駐中國、甚至通婚等方式，力求由中國本地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知識，已經不再只是以西方的理論來「建構」或「想像」中國。這樣的跨界移動顯示傳統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所強調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相互對立的立場已經改變，客觀知識的標準在今日已經很難達到。本文觀察到研究者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受到他們身分的影響，進而產生相異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主觀的意識與情感實際存在於學者的研究活動中。因此，身為研究者，必須警覺於普遍主義思維對於身分的意義，不能再自視客觀地提出一套普遍的外在結構來解釋研究對象。 2008 年之際，適逢北京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遭遇激烈抗議之後，大陸網站上就開始出現拒買法國貨的言論與要求大家抵制法商「家樂福」的行動，CNN 評論員 Jack Cafferty 口出惡言貶低中國的事件，有如火上澆油，讓這把民族主義的怒火燒得更凶猛。不過中國當局也開始設法冷卻民眾情緒，胡錦濤這次沒有出來向群眾說話，但新華社又再度刊出評論，呼籲民眾把愛國的熱誠轉化為力量，投注在經濟發展上。玠海外華人與留學生透過網路迅速地將他們感受到的反中國偏見進行反擊集合成一股力量。有人認為這是極端民族主義狂潮的再度崛起；玬有人認為這是政府刻意操作，轉移西藏危機焦點以對抗國際上抵制北京奧運的呼聲；玝而鄭永年認為奧運被政治化的這些紛爭是導因於西方反華勢力圍堵中國。瓝1999 年北約炸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所引發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學者對於民族主義的筆戰似乎又在中國大陸上演。各界對於這次的風波如何解讀雖非屬本文要討論的範圍，但又再次顯現出不同對象所陳述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如此迥然有別。不同生活經驗、專業訓練、或意識形態等身分差異都會影響研究者的詮釋，研究者基於自己的考量或情感需要而開展出不同的中國認識。再依據這些不同的中國認識而產生多種的中國知識，這彰顯出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性客觀性註玢本文作者之一。註玠夏明珠，「擔心民族主義失控中國設法冷卻聖火怒火」，中廣新聞網，2008 年 4 月 18 日，http://news. yam.com/bcc/china/200804/20080418052111.html。註玬劉軍寧，「封閉或開放：奧運對中國意義何在？」， BBC 中文網， 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80000/newsid_7383700/7383763.stm。註玝陳破空，「民族主義，救不了北京奧運」，大紀元，2008 年 4 月 26 日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 4/27/n2096452.htm。註瓝鄭永年，「反對『奧運政治化』應抓噪音源頭」，國際先驅導報（北京），2008 年 2 月 18 日， 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8-02/18/content_10058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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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的不足。身為研究者，自應隨時反省自己在建構知識時的地位與角色，瞭解個人內在脈絡的不同，就自己的位置與研究對象間的關係進行省思，能抱持這樣的體悟終可逐漸探究出知識的深刻面向，而不是社會科學理論知識所堆疊出來的空白身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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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Yongnian’s New Chinese Nationalism

as Discourse

－A Possible Identity Strategy

for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Chia-chia Kuo

Research Assistant

Chih-yu Shi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China studies usually conceives of knowledge on China as part of universal knowledge. The mutual constitu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 and the researched is rarely discussed. We tr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identity and his knowledge. By specifically examining Zheng Yongnian’s writing on Chinese Nationalism, we detect a motive to defend China from universal knowledge, which domestic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s might not do. We urge readers to reconsider researchers’ intervention, albeit unintentionally or unwillingly,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ism; Zheng Yongnian; identity strategy;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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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直面美中衝突—中國研究熱華人學者嶄露頭角」，中國評論新聞網，檢索日期 2007 年 5 月 2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6/0/3/100360316.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0360316。「美國『中國研究熱』升溫中國問題專家隨意可見」，中國網，檢索日期 2007 年 5 月 3日，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4/29/content_8189820.htm。 Callahan, William，「中國民族主義的界限—『中國威脅論』：建構認同的一種手段」，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1 期（2005 年），頁 35~41。王義桅，「探詢中國的新身分：關於民族主義的神話」，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6 年），頁 1~13。石之瑜，社會科學知識新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05 年）。宋國誠，「閱讀左派，四海之內皆過客─霍米．巴巴的『本土世界主義』（下）」，破報， 2007年 8 月 28 日，http://pots.tw/node/2316。辛翠玲，「轉型中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1.php。夏明珠，「擔心民族主義失控中國設法冷卻聖火怒火」，中廣新聞網，2008 年 4 月 18 日，http://news.yam.com/bcc/china/200804/20080418052111.html。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戰略與管理（北京），第 1 期（ 1996 年），頁 14~19。陳建華，「曖昧與隨機—對中國『新民族主義』論和『後現代』話語的文學讀解策略」，當代，第 22 期（1997 年），頁 36~48。陳破空，「民族主義，救不了北京奧運」，大紀元， 2008 年 4 月 26 日，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27/n2096452.htm。劉軍寧，「封閉或開放：奧運對中國意義何在？」，BBC 中文網，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80000/newsid_7383700/7383763.stm。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裡？」，聯合早報（新加坡），2007 年 9 月 25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925.html。鄭永年，「反對『奧運政治化』應抓噪音源頭」，國際先驅導報（北京），2008 年 2 月 18日，http://big5.china.com.cn/news/txt/2008-02/18/content_10058373.htm。鄭永年，「鄭永年：為了生我的那片土地」，餘姚日報（餘姚），2007 年 1 月 8 日，或見餘姚市政府網站， http://www.yy.gov.cn:82/gate/big5/www.yy.gov.cn/art/2007/1/9/ art_6721_51825.html。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1998 年）。鍾財編，《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 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名詞術語解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Ash, Robert et al eds.,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or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2)

Hinsley, F. H.,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Dobbs Ferry,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3）.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 and Stat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ughes, Christopher R., “Interpreting Nationalist Texts: A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3（May 2005）, pp. 247~267.

Kellas, Jame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London: Macmillan, 1991）. Liu, Xiaoyuan, “Book Reviews: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Information, vol. 14, no. 1 （2000）, p. 261.

Walder, Andrew,“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in UCIAS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vol. 3, article 8, （2002）,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uciaspubs/editedvolumes/3/8.

Zhao, Suisheng,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Zheng, Yongnian,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Singapore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December 2006）.

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Zheng, Yongnia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Zheng, Yongnian, 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 Elite, 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 （Singapore, London and New York: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鄭永年的中國新民族主義敘事──華裔作家的一種身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