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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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4 月頁 33-60

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

以龍瑛宗的文藝活動為例

王惠珍

國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理教授 [email protected]

摘要

龍瑛宗因戰前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而慘遭非議，雖然辯稱當時自己在會上的發言如鸚鵡般照本宣科。戰時的帝國對文學者的政治性動員，對他們的文學活動究竟有何影響？因此本文參照當時報章雜誌中有關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報導、訪談和戰後參加者的回憶文，交叉比對，拼貼戰時殖民地作家龍瑛宗如何參與其中，並說明此次訪日經驗對其個人文學經歷的意義。在大會中龍瑛宗以外地代表作家的身分，被授予「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返台後，積極出席在台各地的講演會、座談會等，參與戰時文化建設的論述議題，並鼓吹戰時文化啟蒙的重要性。他在一連串的動員活動中終究以文學家的角色自居，發言謹慎語多保留。最後，筆者檢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理念之一「民族融合」的議題，如何落實在虛構的小說文本中，透過在台作家的「越界」書寫而「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妄性又如何被凸顯而出。關鍵字：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龍瑛宗、大東亞共榮圈、內台融合、越界 ◎ 收稿日期︰2009 年 9 月 1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年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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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龍瑛宗（1911-1999）在衡量個人的生涯規劃後，於 1942 年 1 月毅然決然辭去台灣銀行的工作，自「荒涼」的花蓮返回島都台北，（龍瑛宗，1941）進入隸屬台灣總督府的台灣日日新報社任職，重返台北文壇，同年 11 月以台灣作家代表的身分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隨筆中龍瑛宗對於戰前的帝都經驗多所追憶，但大多集中於第一次的獲獎之旅，（王惠珍，2006：29-58）關於第二次日本之行卻鮮少提及或語多含糊。如戰後初期他憶及：「幾年前我曾訪日走訪秋天的奈良，那東大寺、法隆寺的建築樣式仍保存著唐代的建築到現在。」（龍瑛宗，1946）所謂的奈良之行，其實是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結束後，1942 年 11 月 10 日接受大會招待夜宿奈良飯店，隔日參加奈良市一日遊。文中輕描淡寫記載走訪奈良的見聞，關於參與大會之事卻隻字未提。戰後池田敏雄曾提到：「在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中張文環發表〈感謝從軍作家〉、龍瑛宗發表〈感謝皇軍〉、西川滿發表〈以日語促進民族融合〉、濱田隼雄發表〈下次大會在台舉行〉，各自發言。戰後為此議論紛紛，其中龍瑛宗卻受到強烈的責難。」（池田敏雄，1981：90-102）劉文甫憶及：「事隔多年，我依稀記得他曾告訴過我的兩件事。（中略）另一件事是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被迫唸講稿〈感謝皇軍〉言論之事，儘管在殖民地體制的現實重壓下，無可奈何的去順應當時的時代潮流。父親明確地告訴我，就是以此去指責他，也無話可說。」（劉文甫，2000：87-93）可見，龍瑛宗由於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遭議，成為他日後不願多談此事的原因之一。晚年他也自言：「皇民文學時期的台灣作家們在決戰與皇民化的喧囂中，猶如京劇的小丑般，鼻尖塗白動作滑稽舞動，內心卻暗自啜泣。」（龍瑛宗，1981：86-89）龍瑛宗如其他國外的與會者一樣，來自殖民地或日帝的占領區。出席者的發言內容被印製成文公開流通，歷史的烙印白紙黑字被保存著。當戰後追究社會責任時，他們背負著歷史的重責苦於辯解。因此本文將試圖釐清龍瑛宗第二次訪日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實況，並探討他的第二次帝都之行與日後戰時個人言行反思之間的關係。觀察大會的議程和活動可發現，與會的日本內地、中國、朝鮮、滿州等地的出席者幾乎都是團進團出，無法與其它地域的代表有太多自由對話的空間和機會。龍瑛宗返台後的作品中雖將「東洋精神」、「道義文化」、「八紘一宇」、「肇國精神」、「亞洲合一」等官製的辭彙猶如護身符般頻繁使用，但卻不見陳述個別的與會經驗，或與其他文學者的交流等的紀錄。遲至80 年代後才逐漸在他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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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尋得他第二次訪日的片段。因此，本文將參照當時報章雜誌中有關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報導、訪談和戰後參加者的回憶文，交叉比對，拼貼戰時殖民地作家龍瑛宗如何參與其中？就其個人文學經歷而言，與會的實質意義何在？在大會中龍瑛宗以外地代表作家的身分，被授予「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返台後，積極出席在台各地的講演會、座談會等，參予戰時文化建設的論述議題。在一連串的動員活動中他究竟以何種角色自居？對其創作活動又有何影響？最後，將檢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理念之一「民族融合」的議題，如何落實在虛構的小說文本中，「大東亞共榮圈」的虛妄性又如何被凸顯而出？

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實況

（一）主辦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 在 1941 年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12 月 24 日午後 1 點在大政翼贊會會議室召開文學者愛國者大會。根據這次會議的決議，訂定團結文學者實現強而有力的組織。由於其中部份的組織原為直接隸屬大政翼贊文化部，因而文化部長岸田國士（1890-1954）與部內同仁小場瀨卓三等人協議，另創新的文學團體。 1942 年主要在情報局第五部（文化部）第三課（文藝課）的管轄之下，推動文壇、學界團結的組織化，在社團法人的認可下，由身為官方監督的情報局出資成立外圍團體，依國家的要求，致力於全面宣傳國策，以協助國策的實施與實踐，為此一公益法人的目的。（平野謙，1977：424）組織主要根據文體分成八個部門，各自舉行獨自的活動。會長德富蘇峰（1863-1957）、事務局長由久米正雄（1891-1952）擔任。該會主要的業務在於舉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和文藝報國運動演講等，並選定「國民座右銘」、「愛國百人一首」等。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分別於1942 年 11 月、1943 年 8 月於東京，第三次於 1943 年 1 月在南京舉行。根據《朝日新聞》第一回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57 名（含台灣、朝鮮 9 名）、與會者 74 名，滿、蒙、華21 名。第二回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99 名（含台灣、朝鮮 9 名，亦有報導101 名），滿、蒙、華 26 名。第三次參加者中日本代表 14 名（含朝鮮 1 名），滿、蒙、華代表54 名。第一回大會台灣出席代表為西川滿、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四位，第二次大會則由齋藤勇、長崎浩、周金波、楊雲萍四位代表。（尾崎秀樹，1991：2-57） （二）台灣代表們的產生和出席意義 以下將探討台灣島內的四位代表的產生方式及其出席意義。此次訪日之行又帶給龍瑛宗怎樣不同的文學經歷呢？在《台灣日日新報》（1942 年 9 月 3 日）最先公佈由張文環、龍瑛宗、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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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濱田隼雄四人代表台灣出席文學者大會的消息。1在日的《日本學藝新聞》（1942 年 11 月 1 日）上詳載四人的學經歷。從介紹內容可知，除了龍瑛宗之外，其他三位皆為臺灣文藝家協會理事。龍瑛宗、西川滿、濱田隼雄三人為《文藝臺灣》主要的成員。張文環為《臺灣文學》主編，在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經驗豐富。從個人學歷與文壇資歷觀之，龍瑛宗皆不及其他三人，但由於他曾是《改造》懸賞創作獎得主，並有多篇作品刊載於內地雜誌上，因而在內地文壇是較具知名度者。中村哲認為在當時的台灣作家中這四人的作品最為醒目，（中村哲，1942： 2-6）中山侑則認為台灣文壇中可以寫小說的作家只有這四位。（鹿子木龍，1942）可見，他們的創作實績是他們被拔擢代表台灣文壇出席大會的重要理由之一。總督府情報課在諮詢台北帝大教授們，綜合考量他們在台灣文壇所扮演的角色、文學經歷、創作活動等之後欽定的這四位人選。2 至於四人代表台灣出席大會的意義，矢野峰人認為：「本來只不過是存在於地方的本島文學，由於得到中央的認可而成為日本的文學，除此之外，還一躍得以與鄰邦接觸。」「台灣代表已經不單單是一地方的代表，也非以往『外地』一詞所代表的特殊地域，而是相對於外國代表受到作為日本代表的一員的待遇。這對台灣文學界而言是件意想不到該慶幸的光榮之事，同時，今後為了不讓這榮光與期待落空，意味著將負起更大的責任。」（矢野峰人，1942：6-9）出席大會對於在台日人作家而言或許是「意想不到該慶幸的光榮」，但是對本島作家而言，應該無法天真地接受這樣的光榮吧！當局讓他們出席會議不外是想利用他們的身分提高宣傳效果和確保大會的正當性。亦即大會授與他們「大東亞共榮圈」的大纛，希望他們返回殖民地克盡動員我族的任務。在大會中朝鮮、台灣代表被視為日本外地代表，較日本、中國、滿洲低一個層級，春山行夫認為朝鮮、台灣代表的出席意味著，日本的文學界涵括朝鮮、台灣，除了表示該地域的文學已達某種高度之外，也意味著現代日本文學的規模非得擴及至此不可。（春山行夫，1942）一戶務則認為今後應借力支援這些地方（朝鮮、台灣、滿洲國）的文藝，非讓日本文化的優點和地方文藝的優點交融不可。（一戶務，1942）由此可知，台灣代表是在大政翼贊運動重視地方文化的政策基調下，以「外地文藝」代表者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會議。 1_{〈大東亜の文藝復興へ十一月上旬大東亜文学會議開く〉}_、_{〈臺灣代表候補に張、龍兩氏抱} 負と決意を交々語る〉兩篇報導。在日本内地則於《日本學藝新聞》第138 號（1942 年）的〈藝術と信愛の大交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今秋開催〉記事中首次公開四位台灣代表的名字。（作者未注明，1942a、1942b、1942c） 2_{訪談記錄，受訪者：西川滿，訪問者：川村湊。「西川先生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昭和 17} 年）您出席了吧。」「是的，我和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四位代表。人選是情報課和台北帝大教授們商量後所決定的。」（作者未注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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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四人於1942 年 10 月 22 日從基隆港出發，3在下關登陸，期間為避開美國潛水艇的攻擊而採迂迴航線，半夜甚至還在唐津港靠岸。（龍瑛宗，1981： 86-89）10 月 27 日早上抵達東京車站。受到文學報國會的事業課課長福澤孫三、草川季雄、學藝新聞社編輯高橋亞夫等人與文藝臺灣東京分社人員的歡迎，並進住第一飯店，（作者未注明，1942f）隨後接受日本學藝新聞社專訪。 （三）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當時任職於日本文學報國會事業部企劃課的巖谷大四，憶及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事業部本年度最大的企劃案即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這是久米先前在腦海中所描繪出來的企劃案。當時如破竹之勢席捲日本，邀集大東亞共榮圈各地區的代表文學者三十名到東京來，讓他們認識日本文化的真正面貌，企圖促進共榮圈的文化交流，以資建設新的東洋文化。」（巖谷大四，1958：29-30）在日舉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消息隨即以「大東亞文藝復興／藝術和信愛的大交歡 “大東亞文學者會議” 今秋舉辦」的標題刊載於 1942 年 9 月 1 日的《日本學藝新聞》上並揭示「大東亞戰爭之際深具國際性意義的計畫中，預定與會的人有來自滿洲國、法領印度支那、印度尼西亞、緬甸、菲律賓等六國的文學者代表約有三十名，由於藝術與信愛強而有力的聯歡，讓他們認識日本文化的真貌，皇道永遠不變的真理，一起示誓建設新東洋的文化。」但南洋諸國代表以準備不周為由而缺席。最後，與會者有滿洲國的古丁、爵青、バイコフ、山田清三郎、小松、吳瑛等五位，中華民國代表則有錢稻孫、沈啟旡、尤炳肵、張我軍、周化人、許錫慶、丁西林、潘序租、柳雨生、周毓英、龔持平、草野心平等十二位，蒙古則有小池秋洋、和正華、恭佈札布，其他所謂的「本邦外地代表」則有朝鮮的香山光郎、芳村香道、俞鎮午、寺田瑛、辛島驍五位，台灣西川滿、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四位。（日本文學報國會編，1943）關於議會議程、旨趣、出席者（大會議員、大會與會議員）皆詳細刊載於《日本學藝新聞》第143 號（1942 年 11 月 15 日）上，大會分兩天討論四大主題「大東亞文學精神的樹立」（11 月 4 日上午）、「其精神的強化普及」（4 日下午）、「以文學促進民族國家間思想和文化融合的方法」（5 日上午）、「透過文學達成大東亞戰爭的策略」（5 日下午）邀請各方代表發言。採行主席菊池寬點名的發言方式，各代表針對各自負責的主題在十分鐘內，簡潔表述意見。河田徹太郎回想當時的情景：「文學家的集會與政治家不同，並不意圖有直接具體的決議和一致的形式性意見，因而言不由衷，盡說些無關緊要的場面話。」「最初我們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的國家目的與他們的立場有歧異。滿洲方面大致上沒問題，但對未 3_{1942 年 11 月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船隻的航路和時刻表未被公開報導，所以他們離台} 的確切時間不得而知。但從呂赫若的『當用日記』可知昭和17 年 10 月 20 日「到文環家，他因上京而忙亂。因為他將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21 日「替文環餞別，祝他旅途平安」、22 日「張文環氏今早出發，未能送行。」可見他們應於 22 日出發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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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戰的中華方面其不顧顏面而來的動向，最為警戒。在此種情況下中國人的傲慢和之後可能對政治立場產生的影響等感到擔憂。」（河上徹太郎，1943：56-61）可見，日本主辦當局對於中國與會者的態度和影響顧忌甚多，但為了邀集他們背書為「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背書，又非得讓他們發言不可。 1942 年 11 月 1 日下午 4 點日本代表在東京車站集合，與 45 分抵達的中華、滿洲、蒙古、朝鮮一行人會合，奉拜宮城。其中的山田清三郎記錄著當時景象：日本文學報國會事務局長久米正雄為首，多位出來迎接的人隨即分乘兩部汽車，在瀰漫雨霧之中駛向二重橋前，讓他們躬腰敬禮。對此我很生氣，身為一位日本人感到羞對其他民族的文學者。但結束後又再度乘坐汽車，這次將他們載到明治神宮，在表參道有些昏暗的森林中停車，雨也停了，但卻讓他們邊被從樹上滴落的雨滴滴著，邊參拜明治神宮。無論如何都該將他們領到宿舍慰勞長途之旅，這又是個無情的行為。在此處最能看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性格。對於日本文學報國會的主辦單位要出席者參拜宮城、明治神宮之舉，朝鮮作家最為醒目，恭敬合手禮拜。這時一行人當中只有張我軍轉向別處不行禮，印象深刻。（山田清三郎，1957：126）可見與會者完全在主辦者的要求下被動地配合，大會議程雖只有兩天，「為了讓他們認識我國國體的尊嚴和皇國文化高邁的真正姿態，親自了解在大東亞戰爭進行中，我國國民生活在心理和物質上毫無動搖的實情與實力，以致於挺身協助達到大東亞戰爭的目的。」因此，議程安排了許多參訪、演講、座談會等活動。（作者未注明，1942e）為了招待文學者們主辦單位「包下列車車廂，全員搭乘免費巴士出訪，旅館住最好的房間吃特別的料理。在當時已是食物不足的配給年代，卻因特別配給旅館方面最為開心。」（巖谷大四，1958：31）與會的一行人在11 月 3 日開幕式之後，到 9 日為止都待在東京，期間前往霞浦、土浦的航空隊、文展、帝室博物館、東京大學、文理科大學、東寶拍片場、各新聞社等地學習參訪，並接受新聞社和雜誌社的宴請，因而幾乎毫無自由活動的時間。為此日方的大會議員川路柳虹對這樣的議程提出了批評，直言：「他們的來訪肩負討論大東亞的文學的使命而來，而非一般的觀光客，本來就不必盛宴款待的，也不必安排參訪活動以待。至今是否仍只按照迎賓形式而已的缺陷可略為思考。由於與會的主要人物經常共同行動，而雙方也有幸親近會談，但希望有更多輕鬆愉快的聚會。」（川路柳虹，1942）可見，在官方的運作之下，與會者以東京參訪者的身分，在一連串的設計活動中參與配合「演出」。會中台灣代表的提案內容由西川滿事先統整擬定「企求日華滿文藝的交流」、「設立文學獎」、「普及日語」等七項提案後，再以快件送往事務局。（作者未注明，1942d）可見台灣的與會者並無直接提案發言自主權，仍得接受當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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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篩檢。11 月 4 日的〈日記〉：「晚上在嵯峨野由改造社招待，我們四位也一起出席。在座由於與大會的副議長河上徹太郎氏事先商量，明天西川滿關於日滿華文化交流的預備提案發言變更為，從台灣的立場談日語問題。」可知事前所準備的發言，因會場氣氛之需而遭更迭。龍瑛宗自道：「大會當天的早上，『請你以台灣代表身分發言，這裡有發言稿』。遞給我原稿的人我一時想不起來。我如鸚鵡學舌只是照本宣科。」（龍瑛宗，1981）可見，與會者的發言內容是受到限制的，顯然他們出席的宣示性意義似乎大於發言本身。在滿左翼日本文學者山田清三郎對於自己的發言自道：「雖然知道那是基於討論建設『大東亞文學』的名目之下，即是讓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學者協助日本戰爭為目的的大會，我如魁儡般舞動，並不硬想拒絕。」（山田清三郎，1957：126）可見，出席者無論是否出於自願，但都無法逃脫時代對文學者的邀請。大會會長菊池寬雖期勉與會者「這場會議是我們文學者跨國的朋友同志、志同道合者的會議，有別於外交官會議，因而禮儀什麼的不必拘泥。我們只要展現出對樹立大東亞共榮的熱情與信念，其中表現得一團和氣即可。」但是，對被動員的一方而言，卻如「魁儡般舞動」、「鸚鵡學舌」，會中究竟有幾人由衷抒發己見，實在令人存疑。 （四）發言內容及其會後活動 台灣代表和各地與會代表的發言內容全文皆登於《日本學藝新聞》第143 號（1942 年 11 月 15 日）中，而島內的文藝雜誌《文藝臺灣》（5：3）和《臺灣文學》（3：1），就台灣代表的發言內容加上標題，編製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特輯」，全文刊載於〈大東亞文學者速記抄〉中，其內容與《日本學藝新聞》記事一致。龍瑛宗與張文環發言內容甚為簡短。龍直接援引「感謝皇軍」、「融合」等官方制式性用語，張表示由衷感謝皇軍並贊成派遣從軍作家案。相較之下，西川和濱田的發言較為積極，希望利用此機會介紹台灣外地現況讚揚「大東亞精神」，並對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活動表現熱烈支持的態度。議程結束後，大會安排與會者進行一些參訪活動，參觀霞浦及土浦海軍航空隊、東京帝國大學、講談社、東寶拍片場等地。11 月 6 日在前往霞浦海軍航空隊時，龍瑛宗與宇野浩二對坐，和菊池寬、宇野千代等知名作家同車，關於當時的對話情景，在他晚年的回憶文中卻仍被津津樂道，4擔任大會議長的菊池寬（1888-1948）是當時文壇的泰斗，而戰時的宇野浩二雖對當時的權力路線表面上表示協力，實際上卻顯得毫不關心，此種態度可視為戰時下文學者的模範。（辻 4_{龍瑛宗的晚年回憶：「憶起昭和十九年（民國 23 年），赴霞浦的車廂裏，我與宇野對坐，同時} 還坐著菊池寬、宇野千代等有名作家。宇野聽説我從台灣來，便問台灣的種種情形。宇野還説，雖然他從來沒有到過台灣，但他發表寫過台灣的故事。」（龍瑛宗，1983：178-184）「後來，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竟有機會碰到這些有名的日本作家。與菊池寬會晤時，他告訴我：説你的文章讀過了。又碰到了久米正雄時，他説你的事情有人給我説過。宇野浩二告訴我：雖然我沒有到過台灣，但把台灣地方做題材，寫過文章。」（龍瑛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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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三郎，1979：366）面對戰爭協力態度迥異的作家，龍瑛宗可否洞見他們對戰爭的歧異態度，則不得而知，但與名作家同席而坐的經驗是他所珍視的經歷。 7 日的晚上濱田參加《滿洲新聞》的座談會，西川出席詩人們在京花亭的聚餐，龍瑛宗與張文環則出席於日比谷法曹會館所舉行的「大東亞戰爭與在京台灣留學生動向」的座談會，會中龍瑛宗的發言紀錄僅見，王育霖（東大法學部）問到：「除了文學、評論、讓一般大眾讀的評論之外，還有其他必讀的嗎？」他回應說：「還有日本古典研究、古代日本文學研究。」一語，相較於張文環在會場上的能言善道，龍的存在感顯得很薄弱，同時亦未見與留學生有其它的互動。 9 日之後國外代表一行人轉往關西參訪，11 日的奈良參訪活動中龍瑛宗與中國代表曾有短暫交流，他回憶到：我與張我軍先生的第一次晤面，是民國三十一年的深秋。經張文環兄的介紹才認識，但地點是在於東京或大阪倒忘了，他以華北文學者的身分，參加在東京舉行的文學者會議，然後一同赴京都、奈良、大阪等地。那個時候，我也看過了北京大學的錢稻孫先生，他研究日本文學，尤其是對於《萬葉集》的造詣頗深，到了奈良公園，他仔細觀察公園裏的植物，印證《萬葉集》所出的植物。第一次接觸祖國文學者的風采，覺得確實是和藹可親的學人，雖然他的日本話非常流利，但公式場面發言時卻以中國語發表，給我深刻印象。（龍瑛宗，1980）戰後龍瑛宗自1950 年至 1955 年與返台的張我軍，因編輯合作金庫刊物《合作界》而相識共事，並成為至交，（龍瑛宗，1988）他的〈最初的農倉調查—— 我的台銀時代序章〉（1950）一文，即是張我軍代為翻譯的譯作。日本文學報國會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動員中國、滿洲、日本殖民地等區域的作家，讓他們在公開場合發言，為此理念提供其正當性。同時，為了讓他們體認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和傳統的歷史文化，而安排各種參訪活動。為與歐美「殖民地」體制作出區別，而將台灣、朝鮮以日帝的「地方」稱之，因此台灣代表四人得以台灣地方文壇代表的身分出席在帝都東京舉辦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會發言是事前準備的內容，在會中照本宣科，會後雖遭受非議，但在此文學者聚會中，同時，提供他觀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文壇動向的機會，並引發他思考戰爭對文化、歷史的意義與影響。龍瑛宗出席會議對個人的實質意義，在於與島內作家的交流和私人性的拜會活動。台灣代表抵日後，濱田回故鄉仙台，西川滿住在白目直至11 月 1 日大會開幕之前才與台灣作家會合。5張文環與他因同寢共食前往銀座閒逛，因而有機 5_{西川滿出席第一次大東亞大會時的個人活動，可參見〈紙人豆馬〉一文。}_{（西川滿，}_{194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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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化解彼此的誤會與心結，返台後龍瑛宗將稿件寄至《臺灣文學》。6另外，因廣津和郎於 1940 年曾邀真杉靜枝訪台，他們訪台期間龍瑛宗曾作陪，（龍瑛宗， 1983）因此在這次訪日期間，真杉靜枝也邀他拜訪廣津，關於大會的官方行程、活動等在他戰後的記憶中似乎被選擇性地遺忘，只留下與文學者互動的經驗談。龍瑛宗的第二次訪日經驗與1937 年第一次訪日經驗相較，（王惠珍，2006： 29-58）所停留的時間同樣是一個月左右，但行程卻相去甚多。就時間點而言，第一次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第二次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一年後，因此他的帝都經驗與戰火密不可分。就訪日身分而言，第一次是以改造懸賞作品獲獎者的身分，接受文學桂冠進入文壇；第二次是以台灣文學者代表的身分，以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為任務。其活動範圍，第一次在友人的帶領下在近代化的東京都內及附近的觀光勝地進行私人性參訪活動；第二次則是在文學報國會的安排下進行團體式的參訪活動，並至奈良觀光。文學者間的交流活動，第一次透過改造社、文藝首都社的保高德藏等人的介紹，與文壇的知名作家阿部知二、森山啟等人見面，直接進行交流。第二次則在真杉靜枝的介紹下和廣津和郎再會，並在大會參訪移動過程中與菊池寬、宇野浩二等人有過簡單的對話，並與其他中國文學者亦有短暫的接觸。和朝鮮作家的交流，第一次出發前他曾寫信給張赫宙，但因張返朝，所以未能見面；第二次行程中雖多與朝鮮作家同行，但卻未見他們有私下的交流活動。訪日時與在日台籍人士的互動情況，第一次因為領獎之旅，大都單獨行動，但在同鄉的留日學生帶領下與其它留日學生有所互動，並與楊逵進行對談。第二次的訪日則與張文環的誤會冰釋，並參加在京留學生座談會，並未有太多私人性的交流活動。關於歸台後的活動，第一次返台後台灣文壇因中日戰爭爆發，新聞雜誌的漢文欄廢止，使得台灣文壇顯得蕭條寂寥，因此他只能將多數的稿件寄往日本文壇爭取發表機會，但第二次訪日返台後，因扮演動員戰爭協力的角色，因而在島內積極參於許多文化活動，其具體活動內容，留待下文說明。這兩次的訪日經驗對未能留日的龍瑛宗個人而言，是難得的帝都經驗，只是第二次訪日之旅因蒙上著「戰爭協力者」的陰影，因而戰後他關於第二次帝都之行的追憶，欲言又止而顯得隱晦而複雜。

三、動員與被動員：返台後龍瑛宗的文學活動

1937 年 4 月以作家身份初登場至 1945 年 8 月日本敗戰為止，龍瑛宗總計出席約15 場座談會、會議、演講。7其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行前後的座談會與演講等，共計11 場次。本節將依據龍瑛宗在這 11 場次的發言紀錄，依時序考察他在官方動員下如何協力從事戰爭宣傳，在公共論述空間裡如何闡述文化 6_{「當時，我與張文環之間，有些誤會。爾後，我們共赴東京，夜宿新橋旅舍。膽大地溝通結果，} 我們的芥蒂也消除了。」（龍瑛宗，1987：58-60） 7_{請參閱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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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戰爭的關係？ （一）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的座談會發言內容 以下試就龍瑛宗在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的發言內容進行歸納整理。 1942 年 10 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開幕前，臺灣藝術社在台舉行「台灣代表作家——文藝座談會」，（龍瑛宗，1942：8-11）與會者為台灣代表張文環、濱田隼雄、西川滿、龍瑛宗四人。會中他們針對台灣文學的現狀與希望、在台灣有前途的作家、衷心景仰的作家及其理由、台灣的文化運動和文藝家等議題各抒己見。關於「台灣文學的現狀與希望」龍瑛宗認為「年輕的世代——二十幾到三十幾歲的文學者很少……。」雖然文壇欠缺文學青年層，但他認為「台灣目前也可是說是趨向文化方面，因此我對將來抱著相當樂觀的希望，一定會出現具備才能的作家。現在從事所謂文學的人不多，事實上是一種過渡期，如能渡過，一定會出現。」（筆者註：青年作家）在台有前途的作家，他則認為呂赫若「在《文學評論》發表的〈牛車〉很不錯，他寫作的經歷很久，出發的狀況也很不錯，但是他到最近努力的軌跡未被認可，實在遺憾。」而「名和先生（名和榮一）有些地方太過老練，這一點需要警惕。」關於文學閱讀感想他說到：「這一個月的《中央公論》刊載的石川玄一郎之作〈精神病學教室〉，讀後十分感動。內地作家那麼用功，那麼認真學習，很值得我們台灣作家參考。雖然調查的事情很醒目，但是可預見的，今後日本文學與其說會走向私小說，不如說會趨向客觀性文學，這是日本文學的一大發展趨勢。」「說起梅里美，一般都會提到〈卡門〉。但是梅里美的作品之中還是〈哥倫巴〉最好。」「〈馬帝奧‧法魯可尼〉也不錯，這同樣的題材福樓拜也寫過，以作品來說，梅里美比較優秀。」至於「衷心景仰的作家和其理由」，他自道：「少年的時候是屠格涅夫，再來是果戈里，最近是左拉，這些是我所注目的。」最後，他認為「文藝家的任務，就在於不斷地寫好作品，努力於啟蒙運動亦是很重要的。」可知，台灣文壇後繼者的出現與戰時文化啟蒙運動是他所關注的。 龍瑛宗在 1942 年 11 月 4 日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曾有過以「感謝皇軍」為要旨的發言，其內容部份省略後轉載於《文藝臺灣》（5：3）及《臺灣文學》（3：1）。相較於上述「大東亞戰爭和東京台灣學生的動向」座談會上的寥寥數語，返台後龍瑛宗的發言內容則增加不少，因此以下將考察探討龍瑛宗返台後的發言實況。 返台後，1942 年 12 月 2 日臺灣文藝家協會於臺北市公會堂舉辦「大東亞文 藝演講」，會中龍瑛宗表示「能參與文學者大會非常感動」，但具體的發言內容則未記錄。而〈劃時代的文藝演講〉（作者未注明，1942d：38-39）見：「張文環與龍瑛宗氏分別從各自不同的觀點，道出對文學者大會的感動，以本島作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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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後應該活動的領域表示己見」的記錄。（作者未注明，1942e：26-27） 此外，龍瑛宗以參加文學者大會的經驗為基礎，分別撰寫〈新文化的建設〉 （《文藝臺灣》5：3）、〈獲得可喜的成就〉（《臺灣藝術》4：1）、〈道義文化的優越位置〉（《臺灣文學》3：1）三篇文章。檢視其內容可歸納下述的三點特徵：首先是頻繁引用情報課、軍方新聞部門與會者的發言。如情報課次長奧村喜河郎宣傳「亞細亞是一體的」理念之發言內容（引用兩次）、陸軍新聞部長谷萩那華雄及海軍新聞部課長平出英夫的發言內容、〈大會宣言〉（各一次），原文未改直接援引至三篇文章裡；第二個特徵是反覆提及「八紘一宇」的精神，如「全亞細亞的作家，在文化的部門上非宣揚八紘一宇之精神不可」、「我們的道義文化，在日本是八紘一宇的精神，在支那是四海兄弟的精神」等話語；第三個特徵是強調「新」。文學者大會期間，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致詞表示「為了保衛大東亞進而確立新秩序的戰爭，除了以堅持到底的軍事力量來粉碎英美的非分之想，也勢必同時推動另一面的政治、經濟、文化諸領域之建設大業，非更加充實強化保衛東亞的實力不可」，谷萩那華雄對與會的文學者，主張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唯一目標的「新思想文化建設」之必要性。龍瑛宗呼應上述論調，呼籲作家當「宣傳新亞細亞文化的復興」、「當成為亞細亞新文化之戰士」、「必須創造樹立新的東洋文化」。可見，透過戰時的文字宣傳，確實提供讀者對東亞「新」文化的想像。 總而言之，這三篇文章是身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代表的龍瑛宗為了達成宣傳「大東亞共榮圈」理念的任務，針對台灣島內的讀者所撰寫所謂「符合時局」的文章，尚且不論與會的龍瑛宗當時的實際感受為何，或許如出席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楊雲萍所言「出席本次大會，我感受最深的事件之一，是世人對於文學、文學作家的期許與寄望竟然如許之深。」（楊雲萍，1943）因戰爭動員之需，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文學者的存在感不斷被催化膨脹，藉此機會他趁勢鼓吹「一般人對文化這種東西要有理解，一定得從台灣推出有才能的人」、「表現出更好的人品和學養俱佳的才幹，為台灣、台灣文化彰顯光耀的南方文化的真價」（〈道義文化の優位〉）並抱以「熾烈的希望」。在此，他除了順應決戰時期的文化政策之外，其內在企求提昇台灣文化的願望，亦被不斷地鼓動著。此外，同年12 月 15 日的「大東亞文藝演講」之旅，他在台中教化會館進行演講。此次未見演講記錄，發言內容不詳，只在〈演講旅行〉被記上「龍君亦談及文學論」一筆，（西川滿，1943：38）可見，他除了文學以外不喜多言的一貫謹慎態度。 （二）其他座談會的與會、發言狀況 以下探討返台後，龍瑛宗參與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相關座談會以外的 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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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年 12 月，臺灣藝術社舉辦了「中村哲與龍瑛宗對談會」，（作者未注明， 1943：8-12）會中台北帝大教授中村哲與龍瑛宗針對與台灣文學相關的種種問題交換意見，以下歸納整理龍瑛宗的發言重點。龍瑛宗認為台灣文壇欠缺專業評論家，其中的原因他認為「評論家和作家相較，因為工作知名度低，收入又有限，亦是原因之一。即使是中央文壇，能夠以當評論家維生的，大概也只有青野季吉先生一人吧。其他的狀況全都是另有兼職，一面維持生計，一面進行評論。因此在台灣要以評論家維生，尚有漫長之路要走。」「當然，那種業餘的評論家是有必要的，而對專業評論家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先得有作品，然後才有評論。創作活動活絡的同時，好的批評也會接二連三地出來。現在，竹村猛先生等人都有值得一聽的評論。沒有好的評論，對作家來說是一種不幸。作家也因而容易掉入各式各樣的陷阱中。」文壇欠缺評論人才的憂慮，是龍瑛宗經常提起的問題，認為「島內欠缺理解純文學讀者」。關於文學的世界性問題，他則期待在台灣能出現世界性、普遍性的文學，而不只是東洋的文學或侷限於台灣的文學。而在文學當中追求特殊性，都是因報章雜誌的商業主義在作祟。同時，他認為《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的並存，對全台灣文學界的發展是有其裨益的。並主張作家本該就得有孤高靈魂，但並不意味著因孤高而與社會絕緣。中村認為「台灣的文學好像欠缺了內省性的東西。想要向人炫耀的作品很多。這不只在文學上，在美術方面也有這樣的情形。」他則回應：「文學乃應該是出自於自我的內省。因此，就日本的私小說對日本文學而言，決非是無用的存在。只不過我以為，從私小說到寫正式的小說、客觀的小說才是文學的正道。總而言之，私小說是達到客觀小說之前的一個過程。欠缺自我的確立，是建立不出客觀性的東西的」。關於外地文化，他則認為外地文化的基礎尚未穩固，因此在建立外地文化方面，台灣應該需要更多對文化全體的啟蒙運動。至於文壇後繼無人的問題，他自覺本人亦有其責任，並且期待歸國留學生能投入推動台灣文化的工作。而文化是需要時間的累積的，因為非一朝一夕可成，問題在於得認真地孜孜不倦地建設下去的努力。關於台灣文學的動向，他認為「現在的台灣文學仍非真正的文學，因此回到最單純的問題，應探求更文學根源性和文學原理方面的問題，如我們為什麼要從事文學工作？」另外他論及評論與小說不同，小說的主體是感性，評論則需要憑藉學養與知性系統來進行，並期待楊逵、呂赫若的新作和新人作家的出現。 總之，在這場文學座談中龍瑛宗與中村哲的對話中可歸納以下幾項他所關注 的面向，如台灣文化界正式的評論家的闕如、缺少新人作家及文壇後繼無人的憂心、戰時文化提升與啟蒙的重要性。由於當局對地方文化的關注，他藉著出席文藝性的聚會而大肆呼籲期待「新人奮起」和文藝「批評振興」，「與其叫囂台灣文化貧困，不如以文化之鋤與鍬發掘、耕耘這貧困幼稚的未開拓之地。（龍瑛宗， 1941b：106-107）期待「提昇這塊土地文化的文學」，（龍瑛宗，1941c）出現「台灣的新文化」的創作。（龍瑛宗，1941d）這樣的遠景在他同時期的隨筆、評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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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反覆出現。除此之外，曾積極投稿至中央文壇的他很清楚地意識到日本新聞雜誌的商業主義為了滿足讀者獵奇與異國想像，而對台灣的奇風異俗成特殊題材感興趣，但對殖民地作家而言，書寫被殖民者的現實處境和提升台灣文學的世界性卻才是他著眼的重點。 1941 年 1 月文藝臺灣社「為了台灣文學的榮光與發展」，設置了台灣最早的文藝獎「文藝臺灣賞」。龍瑛宗擔當第二屆（1942 年）及第三屆（1943 年）的評審工作，他在第三屆評審座談會中對八篇參選作品一一進行短評，最後由大和原光廣的〈轉動〉獲獎。他談到：「我不是特別要提拔作者。不過，這是部令人喜愛的作品。雖然作品並非沒有破綻，希望作者能培養出更充滿熱情的作家精神。」（龍瑛宗等，1943：49-50）關於其他作品的評語，僅止於表達對作品之意見，而未嘗多言。 1943 年 11 月 13 日台灣文學奉公會受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及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後援會之邀，在台北公會堂舉辦「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村田義清、神川清記錄，1943：32-38）議題為「本島文學決戰態勢的確立、文學者的戰爭協力及其理念與實踐方針」，在此會議記錄上只見龍瑛宗簡短地陳述：「提出以文學顯現八紘一宇，結果即是融合的文學，在創作偉大的文學之前有必要嚴格地自我鍛鍊。」可見，他仍未自我表態，依舊援引「八紘一宇」、「融合文學」官製語彙作為表態之詞。林房雄以報導班的身分於 1943 年 10 月起至 1944 年 4 月為撰寫《二十年後的大東亞》的資料取材，到南方各地視察。他返國的途中順道來台進行環島旅行。 8_{龍瑛宗應臺灣藝術社之邀與林房雄進行對談，根據會議記錄可知，他為善盡訪} 問者之責，拋出如「對台灣的印象如何」、「過去的文化人」、「東亞諸民族的共同命運」、「南方的文學活動」等問題，但他個人並不陳述己見，以便讓林房雄有更多的發言空間。由於戰時新聞統合的關係在台六大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北）、《興南新聞》（台北）、《台灣日報》（台南）、《東台灣新報》（花蓮）、《台灣新聞》（台中）、《高雄新報》合併成為台灣唯一的報紙《台灣新報》，為強化報社陣容於1944 年 5 月聘請《大阪每日新聞》副社長兼主筆伊藤金次郎（1892-1964）來台。到任之際，由臺灣藝術社主辦此場座談會。出席者包括濱田隼雄、張文環、龍瑛宗、中村哲（台北帝大教授）、植田富士太郎（台灣時報編輯長）、黃得時等人。會場上龍瑛宗只就伊藤「大稻埕的國語普及率如何？」回應說：「全島觀之，大稻埕的國語普及率最好，因處都會地教育較為普及……。」並請教伊藤「大東亞戰爭爆 8_{相關報導可見 1944 年 4 月 9 日，}_{〈南方より還りて文壇の雄・林房雄氏は語る〉}_，_{《臺灣新報》} （南部版）；1944 年 4 月 16 日，〈赤嵌樓上に立ちて林房雄氏來南感想を語る〉，《臺灣新報》；以及林房雄，1944 年 6 月 7、9、10 日，〈臺灣隨想〉（上）、（中）、（下），《臺灣新報》（南部版）連載。（作者未注明，1944a、1944b；林房雄，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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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後，內地的文化人因而大受影響，關於文化人的動向……。」與會者中龍瑛宗的發言相當簡短。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為回應「台灣文學界總崛起」的呼籲，派遣作家 13 名前往台灣各地，以一週的時間觀察描寫台灣島內中勇於戰鬥，提升戰力的島民實況，以資啟發島民。於1944 年 7 月 13 日舉行「從軍作家座談會」，座談會紀錄連載於《台灣新報》（7 月 16-26 日）。龍瑛宗被派遣至高雄海軍團，以此參觀經驗撰寫小說〈年輕的海〉（《旬刊台新》1：4）、隨筆〈戰時下的文學〉（《臺灣文藝》1：4）。在此座談會上他以派遣作家身份觀察高雄海兵團的軍隊，據實地指出水兵的日語問題與游泳技術有待精進的必要。要言之，龍瑛宗以台灣文學者代表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前後參加各式各樣的座談會。但他並不太參與文學以外話題的討論，會中的發言也不甚積極。若是被指名發言，則沿用「八紘一宇」、「融合文學」等官製詞彙作為表述話語，特別在「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與「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等。相較於此，若是座談會中出現與文學相關的議題時，他才會主動具體表述，如「台灣代表性作家文藝座談會」、「中村哲與龍瑛宗對談」的發言情況。由於 1940 年 10 月大政翼贊運動的地方振興案的推動，台灣文壇渡過文學之夜逐漸恢復活力。進入太平洋戰爭後，當局為動員台灣島民而積極動員殖民地作家投入戰爭書寫和協助戰事宣傳。台灣總督府透過各式各樣的文化組織的設立，以整合台灣文化人。1943 年 3 月 19 日設立「大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分部，組織幹部10 名中，台灣人只有張文環、龍瑛宗兩位。1944 年 2 月 26 日所公佈「戰時思想文化」委員會54 位名單中，台灣人只有龍瑛宗、張文環、黃得時、楊雲萍4 名。可見，當局動員作家從事戰爭協力宣傳活動中，龍瑛宗所扮演的角色應是被期待的。皇民奉公會台灣分部為了在台推展皇民化運動，推動了一連串的藝文活動，希望藉此引發民眾對文化議題的關心。龍瑛宗藉由參與新臺灣文藝家協會、皇民奉公會台灣分部、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分部等文化組織的運作，表面上進行擔任日本文化的一翼，致力於台灣文化的提升。但根據其發言內容，可知他深諳戰時下殖民地的戰爭協力宣傳活動，與台灣文化運動推進互為表裏的關係。戰時他在參與公共講演活動時，喚醒民眾的文化意識，同時，亦喚起他們對台灣地方文化的關心。即使於 1943 年張文環仍聲稱「在台灣像文學的文學尚未誕生」、「今日的台灣的文學幾乎是未開墾之地」。（張文環，1943）台灣作家們在服膺當局的文化政策之外，以可用者當用為原則，致力於台灣文化的提升工作。9戰時接受動員的 9 張文環及台灣人受當局何種程度的動員等相關問題，可參閱柳書琴博士論文〈荊棘的道路：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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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瑛宗雖然在當時的座談會、演講中並未積極發言，但他仍利用這些機會呼籲對文化啟蒙的重要性。可見，當今在檢討戰時作家協力態度時，得先將戰時制式性話語剝離，重新檢視作家對戰時文化啟蒙運動與戰時東亞「新文化」的想像。如此方能窺得殖民地作家在總力戰中，作家始終與當局保持著「同床異夢」的微妙關係，及他們爭取自主發展空間的內在欲望。

四、融合的文學：看不見的殖民空間

「族群融合」此一口號是根據 1940 年 7 月 26 日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所發表 的「基本國策綱要」所提倡的概念。松岡洋右外相根據此綱要提倡以日本南進政策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使得「大東亞共榮圈」一語成為公共領域的辭彙，也是日本的對亞政策。為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理想，在他的構想中肯定日本亞洲解放的指導，但其目的是為了取得本國必要資源，因而產生內部的矛盾。（鈴木麻雄，1998：249-265）台灣做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成為日本進出南洋的重要據點，為呼應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1941 年台灣皇民奉公會便提出「台灣一家」的口號，（台灣經濟年報刊行會編，1942：15）「內台融合」成為在台作家被要求處理的文學主題。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議題之一「以文學促進民族國家間思想和文化融合的方法」，這樣的理念如何落實於在台作家的文本中，他們如何描繪看不見的殖民空間？因此，筆者試圖比較在台日人與本島作家對此議題書寫的差異性，而擇選濱田隼雄的〈蝙翅〉（《臺灣文學集》）、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臺灣文學》3：3）、呂赫若的〈玉蘭花〉（《臺灣文學》4：1）、坂口れい子的〈鄰人〉（《臺灣文藝》1：3）等短篇小說，釐清他們如何在個人的生活經驗中找尋題材，借以發揮「內台融合」的概念，以期扣合本論文主標。10 （一）融合的文學濱田的〈蝙翅〉收入於《臺灣文學集》（1942 年 8 月 15 日），是第一篇處理「內台融合」的創作。濱田在出席第一回大東亞文學會議後，為呼應國策而撰寫長篇小說〈南方移民村〉。11之後，作品日趨成熟而多樣化，這時期的作品擺盪於「理想性興趣」和「體制性興趣」之間，呈現二者並存的狀態。（松尾直太， 2002：13-29）日青年的文化活動與文化抗爭——以「福爾摩沙」系統作家為中心〉第六章「前進大東亞」。（柳書琴，2001：278-344） 10_{龍瑛宗為當時少數的客籍作家，對於台灣島內族群關係的觀察有別於其他福佬系作家，關於} 他的「族群融合」文學書寫，請參閱拙著〈龍瑛宗の「原住民発見」——花蓮体験が持ちたした意味〉。（王惠珍，2004：95-114） 11 _{該小說於《文藝臺灣》第}_{3 卷第 1 號起連載 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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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翅〉中濱田以內地人的視角，描寫內地教師河速與在圓環公園麵攤工作的本島陳姓少年間，出自內心真摯情感的交往過程。作品中濱田主要針對內地人，要求他們為了皇民化的推動，應該改變對台意識，從內地人的立場提示應如何達到內台融合，為其小說的核心議題。從中可窺得在台日人作家濱田對台灣人生活的關注，以及試圖理解台灣人心理的態度。龍瑛宗的〈蓮霧的庭院〉是當時少數處理「灣生」題材的作品之一，文中他以本島人的視角，描寫1930 年左右「我」與藤崎一家人親密往來的情形。小說中的「我」雖然對藤崎的女兒美加子懷有好感，但因薪資微薄和家庭因素等考量，而放棄「內台通婚」的念頭。「我」倒述十年前與他們往來的情景，但1940 年左右再會時，文本從個人的美好互動記憶敘述，直接躍至戰時的論述基調，訴諸民族間情感的交融。〈玉蘭花〉中呂赫若以第一人稱「我」回想兒時記憶的方式，展開小說情節的推衍，描寫1920 年代留日返鄉的叔父帶者攝影師日本人「鈴木善兵衛」，如何在台灣傳統大家庭生活空間中與家人互動的情形。這是呂赫若於 1943 年 12 月「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後的第一篇作品，從本島小孩的視點切入，描寫人類共通的純樸情感。在小說的世界裡沒有受殖歧視、語言、年齡等問題，也沒有戰時的慘況和困苦情景，而是描寫在和平的年代裡，富裕的大家族裡日台友人間至善至美的友情。在戰局日益惡化的現實情境下，文本中融合的理想境界顯得突兀而諷刺。〈鄰人〉中坂口以全知的觀點描寫 1940 年代胡秋海一家為了小孩的教育，搬入日本人鄰組的情景。妻子秀梅因擔心受歧視，而害怕與鄰居互動，但在某日的防空訓練中與遠矢忠士的妻子友好，進而產生信賴感。在遠矢一家搬離後，秀梅決意敞開心胸與鄰人往來。坂口れい子 1938 年渡台，1939 年因支氣管炎返日修養，又於 1940 年來台與坂口貴敏結婚。在台文學活動與台中地區的作家（如楊逵）的互動最為密切，《臺灣文學》為其作品主要的發表刊物。小說〈時計草〉因涉及批判當局的理蕃政策，遭檢閱單位刪除原稿百頁，只剩最初與最後兩頁的內容。（垂水千恵，1995： 125-147）而這篇作品寫於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後，在戰況日趨惡化的現實情況下，她不得不轉而要求本島人以內地人為範本，希望本島人改變對內地人的意識。在「融合的文學」的文本空間中，「內台融合」之所以可能實現的條件為何？ （二）殖民地空間的「越界」書寫 在龍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曾將日本人的文化住宅區與台灣人如豬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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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生活空間進行對比性的描繪。出生高雄的在台日人作家新垣宏一（1919-2000）曾回憶，青少年時期在台的生活經驗。因為生活在純日人的住宅街坊，在附近很少遇到台灣人，只有台灣搬運工人、街坊的清道夫、人力車夫等，即是稱為苦力的下層人士，他完全不和他們的孩子嬉戲。（新垣宏一，2002：7）可見，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與日本人是各據一方的生活空間，在現實的殖民空間中相互接觸機會並不多。 如島都台北基本上分成艋舺、大稻埕、城內三各區域，台灣人主要居住於艋 舺、大稻埕，日本人則主要居住在城內，以避免混居。在此殖民空間中民族間的界線是顯而易見的。換言之，日本的殖民經營策略不只反映在政治地位上的差異，同時也反映在空間的區劃上。因此，可知實際的殖民地社會空間中，本島人與內地人是分居在各自的殖民地空間。作家們為了構築「內台融合」的理想圖景，營造出內台共有交融的空間成為首要條件。以下將檢視作者如何進行殖民地空間的「越界」書寫？〈蝙翅〉中寫到：「最近我們班上的學生日記中清楚地寫著，老師到圓公園真下流。」「近來偶而也有面帶好奇的內地女性來，但一靠近我們身旁便坐立難安，感到害羞什麼的。」可見，內地人鄙視本島人生活空間的態度。內地人速河老師和本島陳姓少年原本居住在各自的生活空間，由於速河的「越界」進入本島人的生活空間圓公園，使兩人得以建立親善關係，「圓公園」成為「內台融合」主要舞台空間。〈蓮霧的庭院〉中描述到：「就算那樣，內地人住著本島人房子在我看來，是相當不可思議的。但是他們卻在本島式的門廳沒鋪地板的地方，鋪上榻榻米坐臥其上。」可見，對台灣居民而言，日人入住台灣人的居住生活空間是，相當不可思議的。〈玉蘭花〉則是日本人進入了台灣傳統的宅院空間，是「祖父建造的新屋舍，正身一棟，護龍左右各兩棟共四棟接連一起，因而恐怕有四十多間房間。」鈴木住進護龍末端的客房。作品中身為旅人的日本人鈴木被帶領進入台灣的傳統空間中。〈鄰人〉在十二戶鄰組中，只有胡秋海一戶是本島人。因為只有他們一戶，使得自己無法從被指點為本島人的意識中逃脫。此篇作品的日台融合空間被設定在日本人聚居的鄰組之中。這些作家在時代的邀約下，紛紛將自己的書寫目光投注於「他者」的異族，致力於移動「越界」，打破殖民地現實空間的內台界線，讓小說人物可以跨越民族間的藩籬，建立彼此親愛的信賴感，並突顯他們親愛而美好的交流圖景。殖民地空間對他們的阻絕，隨著小說人物的移動而短暫消解，但殖民地空間中有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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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鴻溝，並無法如此簡單地被填埋。小說的日台親善的情節只不過停留在「個人」的層次，是無法撼動整個既定的殖民體制和消解殖民空間對他們彼此的制約。總之，內地人和本島人共享或同居在一個生活空間內，絕非當時現實社會的普遍現象。 （三）個人情感交流與民族隔閡 在台的殖民政策因中日戰爭的爆發，而由差別政策轉換成同化政策，1941 年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也由「事變的」階段進入「戰爭的」階段，在大東亞共榮圈的言說下，敵軍從「支那中國」轉為「米英鬼畜」。台灣更有其作為南進基地的必要性，「超過台灣的外地地域新加入日本的勢力範圍，為了動員這些新地域，過去台灣作為外地的屬性要揚棄，並進行內地化。」（台灣經濟年報刊行會編，1942：15）領台以來因差別政策，造成日台間的矛盾與距離，以下將探討日台作家如何面對族群間的隔閡，如何構築內地人與本島人的連帶感與親善關係？〈蝙翅〉中陳少年眼見的日本人大都是「不親切而愛耍威風」，而速河老師所見到的內地女性卻恥於置身在本島人的生活空間中，他也經常看到本島人見到內地人時怯生生的樣子。作者透過描繪這些人物的行徑舉止，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遭逢時，彼此尷尬不自然的情境如實地再現，而對於這樣的窘境應如何化解呢？教師速河決意以身作則，與陳姓少年建立真正的友誼，跨進本島人的生活空間，與純真的少年建立親近的信賴感。但對少年受到戰爭情勢的影響，而非得改變生活現狀不可的困境，他卻只能感到鬱悶而顯得無能為力。在文本中的兩人因個人情感的交流，而跨越民族、階級、職業、社會身分、年齡等鴻溝，但個人層級的問題雖可以「真情」超越，但橫亙於他們之間的受殖關係，和戰時帝國動員的現況，卻仍儼然存在他們之間無法超越。濱田的文學作品「政治性越強其文學性則反之越弱，是足以反證的。」（寶泉坊隆一，1943）他為了迎合皇民化運動，而呼籲內地人「所謂的八紘一宇精神，即是熱情包容異民族並同化之，而為此非得深入他們的生活中不可。」融合的前題並非立足於平等關係上，而是上下的位階關係。濱田要求內地人改變態度以消弭日台之間的深壑，以期作為本島人的指導者。以皇國臣民自居的濱田即便理解並尊重本島風俗民情，試圖「越界」，但面對民族隔閡的現況，他仍居於戰時日人指導者的立場，鼓吹皇民化運動的推展。〈鄰人〉中坂口試圖想像本島女性身處日人聚居處的心情與苦惱，描寫本島人和內地人之間的隔閡問題。胡家為了小孩就讀日人的國民學校的問題，而遷入日人的學區，由於學校多屬日人小孩，因此小孩希望「改姓名」，秀梅則因國語能力不足，而自覺負擔很重，有著深怕受歧視的先入想法。文中作者雖然觸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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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化動中本島人所苦惱的「改姓名」和「國語」能力的問題，但並未給予解決之道，而是安排遠矢的妻子作為理解本島人的模範，消解秀梅的不安，在防空演習訓練時，讓她扮演傷患者，在搬送的過程中因備受細微照料，進而對日人的妻子們產生信賴感，並與他們建立連帶關係。作者希望本島人改變對在台日人的態度，要求本島人秀梅向遠矢的妻子學習，和鄰組的太太們友好，並透過本島人的皇民化來消解日台之間的隔閡，以期實踐「台灣一家」的理想。 1944 年 7 月左右的戰況，對日本已更形不利，背負著「日台融合」的秀梅即使想明天之後要與鄰居友好，但「鄰舍是漆黑的，加上現在自家的昏暗，夜更深了。」作家對戰況和未來似乎也深感不安，只能將一切友好的願景寄予不確定的天明之後。誠如上述，濱田與坂口皆對本島社會現況多所了解，在「個人」的層次上，以溫暖的筆調描繪內台友人真摯的往來，並希望藉由皇民化的手段消解殖民地上異族間因歧視而產生的隔閡。但內地人總是位居指導者的地位，進行符合殖民者利益的「內台融合」，如此的思維模式與松岡洋右的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有其不謀而合之處。相對於此，台灣人作家呂赫若與龍瑛宗在宣揚「內台融合」理念之際，更強調異族間的矛盾處。〈蓮霧的庭院〉將時間點雖設在1930 年左右，但撰寫的時間是在1942 年，隨著日本領台時間的增長，在台日人二世的問題亦隨之浮現，1940 年訪台的日本評論家杉山平助來台時曾指出，從內地貧窮地區來台日人的經濟情況若未改善，將使得在台內地人兒童有本島化的趨勢，此為台灣重要的問題。（杉山平助，1940：280-298）〈蓮霧的庭院〉正反映出灣生台灣化的問題，因為藤崎家非上層日人家庭，因而較能與本島人對等互動。但如藤崎少年般的灣生即使台灣化，血統上他仍是純種的帝國臣民，服膺帝國的南進政策時，其內心並無太多的糾葛。相對於此，台灣人未被徵兵，未繳納「血稅」，（周婉窈，2002：131）未盡國民義務，因而本島人與日本人間產生位差。因此，現在的「我」相對於在戰場上的藤崎少年是住在別的次元世界，因而「我」不了解戰地，在藤崎少年的信件上對於戰事或是異域奇俗卻隻字未提。對於「內台通婚」的問題，雖然「我」對藤崎的大姐有好感，因藤崎母親顧及體面反對而作罷。「我」也很清楚若非堅強的女性是難以背負禮俗的問題。「我」從現實生活體認到「內台差別」的社會構造問題，而非憑空想像，也因而深刻地體悟到「我」個人的努力，是不足以消解其中的歧視問題。在描寫溫馨的情節的同時，龍瑛宗仍將殖民地深藏的矛盾關係如實地披露出來，即使小說的最後「我」以「情愛」說作為化解民族矛盾的關鍵。但若以反向思考，殖民地的歧視差別問題若只要有「情愛」就足以化解，那麼「內台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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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可實現的，如果民族的隔閡以「情愛」足以填補差距，皇民化運動便無推行的必要，殖民地支配體制的存在便無正當性可言。〈玉蘭花〉寫於 1940 年代，而小說時間卻設定在 1920 年代，作中人物鈴木善衛兵是位「日本人」（而非「在台內地人」）旅者，與不會日語的小孩「我」的真摯交流。在一次的擁抱過程中化解「我」對鈴木的恐懼感，感受猶如被母親撫愛般的甜蜜，進而產生信賴感，但等到健長大後，竟對於這位日人的容貌表情不復記憶，只殘留一位身穿和服面帶溫和笑容的人物印象。小說最後留下的別離情景，因為年幼的「我」無法登高，而只能抱著樹幹望著在蔗田工作的男女。對台灣作家而言，在台灣現實社會裡的「內地人」似近實遠，缺乏具體實感的存在。因此曾有留學經驗的呂赫若只好將「日本人」引進台灣人的世界，並將人物形象模糊化。這篇作品可以視為描寫溫馨日台友善的小說，但文本中因「日本人」的離開，使得「日台融合」的理想為此幻滅，現實社會中民族間的隔閡依舊實存。〈玉蘭花〉中融合的對象「在台內地人」是不存在的，以別離告終，〈蓮霧的庭院〉雖以浪漫的調性寫成，但內台間的歧視問題儼然亙立在殖民地空間中，在兩人的文本中「內台融合」充其量只不過是一場回憶罷了。雖然戰時體制為試圖動員殖民地的兵源，營造內台融合和諧平等的表象，但殖民地的受殖關係並未因此被解構，在這兩篇作品中並未見到作家為試圖「逃脫歧視」，而積極描寫營造「內台融合」的願景。文本中越是提升「內台融合」的理想高度，反而越加凸顯殖民現況族群隔閡的問題，無論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或是訴諸情感建立連帶感，都不足以化解殖民體制本質上的歧視問題。

五、結語

因總力戰之需，文學報國會於 1942 年 11 月 3 日、4 日在東京舉行了第一回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邀集亞洲各地的文學者群聚帝都，提供他們感受戰時帝國的國力。在井然有序的安排下，讓參與者配合演出，並協助附和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理念，並為此一理念背書，提供日本帝國在亞洲擴大戰事的正當性。但出席這樣充滿政治目的的文學者大會，非日人文學者卻各懷不安，雖以交流為名，但該行程並未提供文學者太多相互深入對談的機會。身為台灣代表一員的龍瑛宗在此次赴日的機會裡，在配合的過程中與其他文學者進行短暫的接觸，為未能留學的他帶來文學經歷上特殊的經驗。龍瑛宗非能言善道之士，因任職於官方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而對於戰時的動員活動，不得不積極投入。相較於文學者大會之前的文學活動，大會結束後他出席多次座談會，在公共論述的場次裡，將陳述的內容聚焦在文學相關議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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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戰時文化啟蒙運動的重要性，並對戰時新文化有所期待。關於戰時文化啟蒙的內容和新文化內容為何，他雖然援引不少戰時官方論述模式，但在論述過程中仍挾帶著提升／建設「台灣文化」的終極關懷議題。其論述觀點看似附和，但此言論模式卻是作家的自我保護策略，看似單調其實卻也真實地反映出戰時體制對於公共論述的壓抑。當時作家的創作題材只能局限於符合國策之需，以鼓舞民心士氣，呼應「大東亞共榮圈」的融合文學。在1942 年的「文藝臺灣獎」的〈鼎談〉（龍瑛宗等， 1942：28-36）座談會上，龍瑛宗提出個人未來的創作方向，希望描寫關於內地人與本島人心理交流的題材，並記錄這個時代本島人的生活和心理，與會的濱田也呼應之，認為那是非得書寫台灣不可。在政策性書寫上在台作家各顯神通，對大東亞共榮圈的願景做出了響應，基於個人民族的立場和實際的生活體驗，想像「他者」而以「內台融合」為主題文本化。在文本中透過「越界」消解在殖民地空間內台各居一方的現狀，描繪個人之間真摯情感的交流，但嚴格的支配關係和民族間的隔閡矛盾並無法輕易地被消解。在台日人作家濱田期待在皇民化運動中，在台內地人應有相對應的態度，以「八紘一宇」的精神跨越民族間的鴻溝。坂口則要求本島人改變對內地人的既定想法，以期達到「內台融合」的理想。相對於此，台灣作家呂赫若重於描繪日本人和台灣人間存在的普遍友情，而現實生活中融合的「在台內地人」卻在文本中缺席。〈蓮霧的庭院〉的「我」雖然與藤崎一家曾有美好的交流經驗，但民族的高牆依舊無法跨越，對「我」而言「內台通婚」只是個遙不可及的夢想。本島作家很清楚地意識到民族隔閡的存在，因此他們以「玉蘭花」和「蓮霧」的地理風景象徵台灣人的生活空間，企圖從中尋求安身立命之處。四篇作品最終皆以「別離」收場，他們所描繪的台日親善的場面，只短暫地停留在個人體驗（想像）的層次，充其量只是虛擬「大東亞共榮圈」族群融和的理想圖景。由於在台作家們在「越界」書寫的過程中，反而更凸顯「我族」和「他族」的差異性和歧視問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上下不容僭越的緊張關係。換言之，文本中為破除殖民地空間的屏障，雖逾越彼此生活空間，但也因而產生二者的緊張關係，最後，作者不得不以「別離」化解二者本質上的矛盾，以「內台融合」為虛晃不實的願景，以期保證「大東亞共榮圈」的正當性。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畢竟不是一個單純的文學家們的聚會，而是充滿政治慾望的大會，文學報國會為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而動員日本國內、殖民地、占領區的文學者，舉辦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日本的文學者身為國民，因愛國心使然，協助日益膨脹的帝國侵略，在道德上的問題似乎不大。但是主辦單位卻將殖民地、占領地的外國文學者也一同捲入其中。讓這些人戰後因叛國、「漢奸」等理由而慘遭清算，有人放棄文學者的身分，有人棄筆不再創作，有人辯解反遭更大的責難，他們皆負起他們該有的社會責任，但積極邀集他們的日方舉辦單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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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者卻未聞受到制裁或社會批判。（大村益夫，1989：783-805）龍瑛宗即是長期放棄文學者身分的一位，保持沉默渡過戰後初期混亂和白色恐怖時期，直至80 年代才選擇以殖民地遺產「日語」在日文刊物《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上為自己辯解，指稱當時權力之手拼命地絞殺發育不全的台灣人的文學。（龍瑛宗， 1981）在訴說的過程中，他不只陳述個人的帝國經驗，同時也不時地召喚台灣人集體的戰時記憶。「記憶」並非實存的，是對照於自己現在的位置，不斷陳述「過去的故事」，只不過是繼續「回想」的活動過程，因此，記憶是經常流動的、被修正的，而且不斷地再被表象化的。同時，持續保有原型也是沿著他日後的經驗，在新的畫面上描摹上一層，猶如複寫本一般，（フレデリク・バートレット著，宇津木保、辻正三譯，1983）但這複寫本隨著個人選擇性的記憶或遺忘，而不斷修正。龍瑛宗戰後的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回想」並非單純的講述「過去的故事」，而是他在經歷國民黨統治的經驗後所複寫的文本，試圖在他的「回想」與當時史料間中來回往返，廓清他的第二次訪日經歷，理解他透過個人的回顧，如何重新建構戰時台灣的殖民地經驗的「集體記憶」，曾被戰火烙印過的殖民地傷痕更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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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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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虛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