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運動、非營利組織、與社區意識的興起* 徐世榮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Tel: 02-2938-7649 Fax: 02-2939-0251 Email: srshiu@nccu.edu.tw 論文摘要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由於對於科技及效率的過度信賴，使得社區的發展正 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然而，社區居民基於對於生長的鄉土及周遭歷史、人文、自 然環境的認同，一股自覺自發、由下而上的社區民意導向已經積極介入公共領 域，由此進一步來聯結及重建人與人或人與地之間的關係，創造新的社區意念， 並且改變社區原本的實質及外在風貌。無疑的，社區營造將對台灣的政治及社會 生態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它對於台灣未來的永續發展也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隨著全國性非營利組織的成立，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之中，往往可見非營利組織的 參與，它們或是主導或是協助社區內的活動，一方面向地方社區伸出援手，形塑 運動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則有可能接受政府的邀請，參與政治體系的運作，藉此 表達地方社區及民間社會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張，因此，非營利組織似乎是介於 政府及社區之間的重要橋樑，對社區的營造也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在這眾多的非 營利組織當中，主婦聯盟的表現就顯得特別的突出。因此，本文乃嘗試由新社會 運動的角度來審視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內涵，及其對社區意識興起的影響，並以主 婦聯盟為個案的分析。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新社會運動，社區營造，主婦聯盟，共同購買。
Keywords: Not-Profit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munity Building,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Co-op.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之初步成果報告，計畫名稱為「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營造關係之研究－
New Social Movem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Taiwan
－The Case of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by
Shih-Jung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Community building has gradually received great support in Taiwan’s society. Incited by their identity to the land, history,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create a new vision for their community. The feeling of alienation in some communities has gradually been reversed, and people try to reconnect themselves inside their communities.
Nowadays, a few communities in Taiwan do have a substantive change becaus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ir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etal environments in Taiwan have also been progressively altered because of the power coming from the bottom---commun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have joined in the processes of community building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NPOs can, on the one hand, supply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local communi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ceive resources from local communitie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local communities’ assistance, NPOs can be invited by the state to join the op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e grievances, discontents, or intentions from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civil society therefore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NPOs in their contact with the state. They can exchange
information received both from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from the state and become the important mediators. The NPOs therefore seemingly to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building. Above all,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are employed in this paper, which also tries to apply a case study on the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in Taiwan to describe the impact of it on the community building.
Keywords: Not-Profit Organizations,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munity Building, Homemakers’ Union and Foundation, Co-op.
一、前言 本文由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角度來審視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內涵，及探討其如何 促成社區意識的興起。本文認為目前在台灣受到重視的社區營造及非營利組織的 社會參與，可能不能再由舊的社會運動理論來理解，而是必須由新社會運動理論 來思考。而由這個角度切入，比較能夠觀察出社會典範遞移的現象，及解釋社會 運動發生的原因。本文的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回顧及個案分析，內文共分為六個部 分：第一為前言，第二為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崛起，第三為都市社會運動的理論建 構，第四為社區所面臨的時代課題及都市社會運動的實踐意義，第五為非營利組 織的介入與社區意識的興起－以主婦聯盟為例，第六為結論。 二、新社會運動理論的崛起
時序漸近，社會運動理論在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1之後 也有新的創見，論者將之稱之為新社會運動理論(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主要是先起源於歐洲學者的研究心得。此理論的重點及關心的議題可大約敘述如 下：首先，Fisher(1992)認為新社會運動理論大底是注意於人們的生活品質及文 化認同，他說，老的社會運動是關心經濟及物質的獲取或重新分配，但是，新的 社會運動則是強調價值(values)，向科技的目的(ends)及環境的遭受破壞進行挑 戰，同時也反對社區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及生活品質的降低。無獨有偶的， 根據 Klandermans(1986)的觀察，新社會運動已經不再接受社會必須無條件接受 經濟成長的這個假設，此運動的成員質疑資本主義的傳統價值，並且尋求建構與 大自然、異性、工作及消費的另外一種新的關係。 因此，新社會運動非常強調其意識型態，而這也就是新社會運動為什麼被稱 之為「新」的社會運動的主要原因(Dalton, Kuechler, & Burklin 1990)。如同 Milbrath (1984)所言，新社會運動所追求的可能是一個新的社會典範。Milbrath(1984)以 Kuhn(1970)的典範(paradigm)觀念將現時代的發展意念及行動分成兩個不同的典 範，一為傳統形態的支配社會典範(Dominant Social Paradigm)，它大略的主張為 經濟成長的位階應該是高於環境保護之上，而且科技至上及市場的自由運作是造 成經濟向前邁進的主要關鍵，另外，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應該要掌握在少數專家 及 政 治 菁 英 的 手 裡 。 然 而 ， 相 對 於 這 一 典 範 概 念 的 則 為 新 環 境 典 範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它給予自然環境高度的評價，認為人類必須與自然和 1 根據 Jenkins(1983，528)的分析，資源動員論具有下述之主張：1)運動的發生主要是考量了成 本及收益，因此運動是理性的，參與者也是理性的；2) 運動的目標是由體制內權力關係所造成 的利益衝突，來給予界定；3)由衝突所帶來的不幸或冤情(grievances)，是無所不在的，它無法 解釋運動發生的原因，相對的，資源的擁有及團體組織的形成，才是運動能否發生的原因；4) 中央集權、階層分明的組織，在取得資源及發動持續性抗爭方面，是比分權式、非正式結構的 組織來的有效；5)運動的成功與否，是決定於政治過程中策略的運用。
諧相處，而且環境保護應該是優於經濟成長，在這個典範底下，以往被我們所尊 崇的科技將不再具有相同的地位，因為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是兼有好壞的可能性。 同時，這個典範也不再是強調市場的自由運作，而是著重於良好的規劃，此外， 在政治上也不再是重視專家的領導，而是要求儘量的開放及民眾參與，其中，民 眾參與則非常強調民眾利用直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主張。其實，值得一提的是， 縱然是舊的社會運動，也有許多面向是對於對於舊的支配社會典範提出質疑與挑 戰，具有新社會運動所提倡的許多特質，只是往往被忽略了。 其次，新社會運動不再是以工人及資本階級為劃分的標準，此運動的社會基 礎已由以往的工作地點轉移至社區，例如 Fisher(1992)就是抱持這個主張，他認 為社會運動是建基於地理社區或具有共同利益的社區。以往被資源動員理論學者 所 忽 視 的 社 區 於 是 又 重 新 獲 得 重 視 ， 例 如 資 源 動 員 理 論 的 一 位 主 要 學 者 Tilly(1978)就主張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的集體行為是有明顯差異的，十七世紀時 是著重社區的反抗，組成的成員主要是村民、家庭、及當時的同業公會(guilds)； 可是到了十九世紀，過去的社區反抗則是被具有組織型態的抗爭(associational protest)所取代，集體行為主要是來自於工作地點、政治或是利益的結盟，因此政 黨、商會、及利益團體已成為運動的主要份子。然而，Lo(1992)就指出這種立論 是不完全正確的，他說，縱然是在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由社區所發起的 抗爭仍然是四處可見，而且這種抗爭並不只是侷限於反應式(reactive)的行動，它 並且是進行積極式(proactive)的要求，因此過去資源動員理論學者對於社區的忽 視必須給予修正。另一位學者 Melucci(1988)也指出，欲瞭解社會動員就必須先 由人們原先存在的的社會網路(preexisting networks)下手，而這也就是說直接的抗 議行動(direct action)其實是深植於社區的日常生活之中。 至於新社會運動的組成成員主要是來自於兩個團體，由於現代化之後帶來了 許多社會問題，那些受到這些問題影響的團體即是其第一個主要組成份子，這些 團體並不是由社會階級所聚集而成，而是因為他們面對了相同的問題，如核能電 廠或是垃圾焚化廠的興建地點，這並不是侷限於某一個特殊階級的特有問題。再 者，由於社會一般價值及需要的改變，部分團體對於現代化之後所帶來的社會問 題特別敏感，這些團體主要是來自於中產階級，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及就職於服 務業的年輕人。直接的抗爭行動是這些團體表達他們政治主張的一種方法，而且 根據 Klandermans(1986)的研究，他們比較喜愛小規模、分散式及非階層式的組 織，他們對於代表式的運作方式比較不熱衷，他們所強調的是自力救濟(self-help) 及自己組成的團體(self-organization)。 三、都市社會運動的理論建構
都市社會運動是新社會運動研究之中的主要建構者之一2，其理論的主要貢 獻者是 Castells(1983, 305)，他認為都市社會運動是一種集體的行動，其目的是要 改變並創造新的都市意義，使它不再由統領階級(dominant class)來決定其邏輯、 利益及價值。他認為地方的社會意涵(social meaning of places)已經是逐漸地喪 失，因為統領階級在全球的生產秩序底下，為了追求利潤，已經使得人們與他們 的地方失去了關聯，城市及其社會意義已經不再由居住於那裡的人來決定或是控 制，許多人們也因此而流離於不同的地方，此類的發展模式已經受到被統領階級 (dominated class)的抵抗，居民們欲透過集體的行動來重建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Castells(1983, 319-20)認為都市社會運動具有三個主要的目標：第一，都市 的重要性應該是建築於其使用價值(use value)，並讓社區的居民能夠來參與並掌 控其意涵，它反對都市的生活及服務僅是一個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這個使用價 值包含範圍非常廣闊，可以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住宅、歷史建築物的保存、或是 公共空間的需求，而且這種服務的提供不應該是以居民所得的高低來給予區分， Castells 將之稱之為集體消費需求(collective consumption demands)。第二，使得 社區居民重新尋求文化上及歷史上的認同，並希望經由這種認知，能夠獲得地方 文化的自主性。Castells 認為資訊(information)已為資本或政府主控的大眾傳播媒 體所壟斷，使得居民無法認識地方文化並進而對地方社區產生認同，然而，社區 居民透過了面對面的交往及溝通來對抗資訊的壟斷，並保護社區的社會意涵。第 三，Castells 認為在新的科技年代裡，有朝向政府集權(state centralism)的傾向， 都市及社區的重要性都因此被忽略了，而這個趨勢是為主張地方自主及自我管理 的地方民眾所反對的。因此，相對於過去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情況之下，都市 社會運動在政治上造成的效果則是要求權力的分散，使得權力能夠回歸於地方政 府及社區組織，而這也就是所謂的市民運動(citizen movement)，期使創造出政治 上的新的治理結構(governing structure)，更為體現民主參與的精神。 Castells 特別注意都市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指出，社區鄰里 的動員及其之所以轉變成為社會運動，政黨的行動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政 黨也往往會意圖把社會運動吸納入其結構及策略之中，而這也時常會帶來參與運 動成員之間的衝突及緊張，並進而使得社會運動的瓦解，因此，社會運動如何一 方面造成政治上的變革，另一方面又能在政治團體之間維持自己的自主性就是一 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 而也由於這個問題的思索，Castells 更進一步提出社會運動的另外一個重要 主張，他認為都市社會運動並非是與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運作於同一個層
2 根據 Fisher (1992, 236)之研究，介紹新社會運動理論之研究者包含了 Alain Touraine (1981,
1985), Manuel Castells (1983), Alberto Melucci (1980), Clark Boggs (1982), 及 Russel J. Dalton & Manfred Kuechler (1990).
次。因為政治體系的目標是在於政府，因此也必須倚賴於政府，並且成為政府的 一部分，所以在某種程度之下，政治體系必須制度化某種社會控制，並接受某種 程度的妥協或交易。可是，另外一方面，社會運動則是生存及發展於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它並不像政治體系一般，必須受限於遊戲的規則，或是拘泥於制度化 的主流價值及標準。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運動是社會革新的主要來源，而政黨或 政治聯盟則是社會談判或交易的工具。然而，對於社會變遷而言，社會運動與政 治體系並沒有層級(hierarchy)的差異，倘若沒有社會運動，就沒有來自於民間社 會對於政府所建構出來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及財產權進行挑戰。可是另一方面， 如果沒有政黨的支持及一個開放的政治體系，那麼那些由社會運動所創造出來的 新價值及新的須求不僅會消退，而且也無法促成社會的改革及制度的變遷。 基於上述的體認，Castells 因此認為社會運動的研究必須是著重於民間社 會，而不是政治體系。研究者所著重的議題應該是在於人們如何及為什麼(how and why)來挑戰統領階級，而不是政治體系之間的妥協及交易。對於 Castells 而 言，都市社會運動的發生乃是由於社會在於生產、文化、及權力的變遷方面皆已 面臨了死胡同(stalemate)，必須藉由都市社會運動的挑戰才足以促成改變。而這 也 就 是 說 在 社 會 運 動 的 理 論 方 面 ， 我 們 必 須 對 於 傳 統 及 制 度 的 行 動 (conventional-institutional actions) 與 非 傳 統 及 非 制 度 的 行 動 (nonconventional-noninstitutional actions)加以區分。資源動員理論學者往往將其混為一談，並且要 在抗爭與傳統政治兩者之間建構出一個共同的理論，例如 Zald & McCarthy(1987) 就將集體的抗爭行為納入於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中一起來對待，也就是這個原因 使得資源動員理論學者沒有將利益的競爭者(contenders)與挑戰者(challengers)予 以區分(Lo 1992)。因為，利益的競爭者在贏得挑戰並鞏固其地位之後，除了可以 制訂那些有利於他們的規則之外，並且可以因此限制挑戰者獲取政治資源，所以 規則的訂定對於擁有權力的消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當那些規則變成法律或是 行為準則之後，原來的競爭者就因此在政治權力的運作之中享有特權，在這種情 況之下，挑戰者也就無法在正常政治體制內表達他們的意見，唯一剩下的途徑就 是透過抗爭的方法來對抗鞏固者。這也就是為什麼 Piven & Cloward(1992)認為抗 爭或者是社會運動是在一般政治之外(outside of normal politics)，並且是反對一般 政治(against normal politics)的主要原因了。
四、社區所面臨的時代課題及都市社會運動的實踐意義 1. 資本流動、市場效率、及社區的衰敗 由於資訊科技的創新及國際分工的形成，跨國企業能夠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 來分散生產及管理的地點，如此一來，資本的流動能力大為加強，城市及社區就 宛如商品一般，當它不再擁有被剝削或利用的價值之後，就會如同商品一樣的被 丟棄，至此，城市及社區被強調的仍然為其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而不是其
使用價值(use value)，當它失去其交換價值時，或許也就是它走向衰敗的時候了， 而這可能也是目前許多歐美國家大都會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在此種思維之下，城 市及社區的重要性被忽視，不管是人、工作、或資本皆必須透過市場機制來運作， 對於那些已經不再具有市場上優勢或競爭力的老舊城市或社區，論者主張 (Hanson 1983，Hicks 1983，Savas 1983)，就必需須讓它們自然的凋萎，任何政 府的拯救舉動都將是徒勞的。而當政府為了增進市場效率所作的決定，雖然那將 會傷害及老舊城市及社區，但因為其終究會為整個國家帶來利益，因此居住於那 些城市的居民是不應該反對的，反而應該順應市場的潮流。 目前在台灣，企業出走的情形也是愈來愈嚴重，「產業空洞化」也已成為讓 人憂心的一個問題，為了吸引企業的投資，中央政府正使出渾身解數，提出許多 優厚的辦法，企圖讓企業界根留台灣。可是相對的，城市及社區的重要性被忽視 了，資本的重要性已經是凌駕於城市及地方社區之上，城市及地方社區已在國家 經濟政策底下消失了(Barnekov et al. 1981，Logan 1983)，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央 政府可以順理成章的進行完全的掌控，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都市及社區政策了 (Kantor 1988)。 然而，根據 Warren(1990)的研究，這種完全著重於市場考量的政策反而更是 促成都市進一步衰敗的原因，資本的優越性將使得社區更遭到摧殘。根據過去的 經驗顯示，都市及社區政策不應該是以追尋資本積累為唯一的要務，嚴格言之， 資本積累或是市場效率皆僅是手段罷了，都市及社區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應該是 以社會正義為主要的價值考量，而不是以市場效率為標的，因此，Tabb(1982)主 張，一個合適的都市及社區政策其先決條件應該是使投資能夠滿足社區民眾的須 要，而以往僅考量私人利潤極大化的策略也應作適度的修改，社會成本及社會需 要均必須列入考慮(Glickman 1983，Friedland 1983)。在這種情況底下，相對於中 央政府(national state)的地方政府(local state)及地方社區必須擁有相對的自主性 (relative autonomy)，否則市場效率及資本積累理念仍然將凌駕於民間對於社會公 理及正義的追求。而這種著重於地方社區相對自主性的理念也已獲得許多學者的 支持，如 Smith & Judd(1984)就指出這種重新體認地方社區重要性的想法，將在 資本迅速積累的情況下來保護社區，另外，Harvey(1987)也認為權力的分散 (decentralization)及關心地方社區的生活品質，將會營造出一個新的政治氣氛，使 得地方社區重獲生機。 根據 Castells(1983)的想法，都市社會運動將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政治治理結 構(governing structure)，新的治理結構將可以更為體現民主參與的精神，而民眾 參與的層次也有可能跨及至公私部門的資本層面。Tabb(1982)及 Glickman(1983) 延續這種立論，更進一步提出了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的觀念，欲用民 主的方式來參與資本的管理，而工人、經理人員、及政府之間的關係皆必須進行
重 組 。 Harvey(1987) 更 進 一 步 的 強 調 社 區 及 工 人 的 聯 盟 (community-worker coalition)，一起來決定服務的提供及工業界的生產決策。彼等認為這種著重於社 區、使用價值、及非由中央政府所控制的都市政策，將使得社區更充滿活力，並 給都市注入新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Offe(1984)指出，政府也不應再與以往一樣，為了成就工業界的 資本積累而來犧牲社區民眾的利益；相反地，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該站在 社區民眾的立場，以追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為自許，如此也才能鞏固其施政的正 當性及合法性。而由民眾所建構出來的都市社會運動可能是目前中央政府及工業 界一味追求經濟效率的有力反擊，它不僅能夠促進地方社區的自主性，重拾地方 社區對於使用價值的信念，它也為經濟民主提供了實踐的基礎。 2. 科技掛帥、技術官僚、及社區的缺乏民主 科技往往被賦予價值中立的角色，它是超脫於現實污穢不堪的政治利益衝 突，況且從工業革命之後經濟成長的歷史視之，科技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其客 觀及非人性化的立場，必須是為社會各界所共同服膺。持此論者對於經濟成長伴 隨而來的社區環境嚴重污染問題，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仍然是以科技為思索方 針，彼等深信經過人們自由的選擇科技，環境污染或是所謂的外部性將可獲得解 決(Rosenberg 1972)。因此，每當政府或是大企業面對著嚴峻的環保抗爭時，科 技理性已成為它強而有力的辯護武器，解決環境污染的根本辦法就是科技不斷的 創新及改進。在這種思維底下，政治及社會方面的價值觀，如民主參與、社會公 平、環境及生態的均衡發展等，都被置之一旁而無暇顧及了。換言之，社區的價 值及其社會意義已在科技決定論的意識型態底下，被摧殘的支離破碎。 然而，這種科技決定一切的論點正受到社區民眾的強烈反對，不斷惡化的生 存環境已促使基層民眾群起抗爭，積極要求參與政府制定決策的過程，所謂的科 技中立之說及科技是純粹追求事實而不考慮任何後果的立論，已經為環保工作者 所拒絕(Freudenberg & Steinsapir 1992)。同樣地，由 Goldsteen & Schorr(1991)對於 美國賓州三浬島核電廠附近社區的研究顯示，作者除了接受上述論點之外，更進 一步的發現原來在社區裡被尊重的一些價值觀念已經逐漸地被科技及大公司所 破壞，社區居民一方面被教導著要相信建築於科技的理性抉擇，可是另外一方 面，他們的權利也被踐踏，所關心的事物完全未被接受。在社區生活品質嚴重惡 化之際，居民們終於憤怒的理解科技並不是一個他們所可以倚賴的對象。科技， 一個被工業及資本社會所肯定的中立物質其實隱藏著許多重要的價值選擇。 為 了 保 持 科 技 至 上 及 經 濟 效 率 第 一 的 價 值 觀 能 夠 支 配 整 個 社 會 ， Edelstein(1986/1987)指出，政府技術官僚經常想出辦法來避免科技及市場的運作 遭到民眾參與的干擾，行政程序的設計是為了要避免市民的參與，即使有些市民
被邀請來參加，他們也只是代表著象徵的意義罷了。另一方面，Freudenberg & Steinsapir(1992)也表示，政府及企業界通常把那些原本是政治的事件轉變成科技 的問題，因此，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要仰賴專家而不是民眾的民主參與。 在 Nelkin(1974)的研究中，她說，技術官僚們通常根據一套僅能實現侷限目標的 規劃及程序來發展科技計劃，大部分的決定都是取決於特定科技的可能性，對於 那些因擴大民眾參與而有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或是不可預測性則是缺乏容忍的 能力。 然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市民被排除於民主決策過程之外的現象並不能 為許多社區所接受，許多草根性的環保抗爭或是社區運動不斷的風起雲湧，他們 用直接的抗爭行動來表達他們內心強烈的不滿。因此，由某一個角度視之，這些 抗爭行動可以被理解為民眾想要向官僚體系取回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重拾一個 自己能夠治理的社區，而這也就是 Goldsteen & Schorr(1991)所強調的，在決策過 程中，當民眾面對環境風險時，民主的參與是絕對有其必要，科技的決定必須要 併入民主的過程當中。而當正規的政治管道無法容納他們的參與時，來自於民間 社會的直接行動或許就成為市民不得不採行的手段。 五、非營利組織的介入與社區意識的興起－以主婦聯盟為例 社區營造已逐漸獲得台灣社會的重視，人們基於對於生長的鄉土及周遭歷 史、人文、自然環境的認同，一股自覺自發、由下而上的社區民意導向已經積極 介入公共領域，由此進一步來聯結及重建人與人或人與地之間的關係，創造新的 社區意念，並且改變社區原本的實質及外在風貌。無疑的，社區營造將對台灣的 政治及社會生態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而且它對於台灣未來的永續發展也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與此同時，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非營利組織也紛紛成立，它們以追 求社會公益為職志，關懷社會中特殊或弱勢的團體，及參與特定的議題。隨著非 營利組織的成立，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之中，往往可見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它們或 是主導或是協助社區內的活動，一方面向地方社區伸出援手，形塑運動的價值 觀；另一方面則有可能接受政府的邀請，參與政治體系的運作，藉此表達地方社 區及民間社會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張，因此，非營利組織似乎是介於政府及社區 之間的重要橋樑，對社區的營造也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在這眾多的非營利組織當 中，主婦聯盟的表現就顯得特別的突出。 對於台灣而言，1980 年代不僅是個政治大幅度轉變的時候，也是個環境運 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來自於社區及當地社會的自力救濟抗爭更是時而有聞，成為 社會各界注視的焦點。就在這個時候，一群主婦認為社會環境的惡化已經到了她 們必須站出來的時候，她們於 1987 年 1 月 6 日成立「新環境主婦聯盟」，並且 隸屬於當時的「新環境雜誌社」，其主要的目的是要「結合社會人士的力量，共
同關心台灣地區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公共衛生安全及改變生活品質、提昇婦女 素質（王俊秀及王采薇，1999）。」「新環境主婦聯盟」以環境保護為首要的工 作目標，並鼓勵參加的會員能夠「勇於開口，敏於行動，向您的鄰居、朋友、親 戚介紹和灌輸環保觀念及可行的環保行動。督促民意代表和政府有關機構，共同 為環境保護而努力（「新環境主婦聯盟」簡介；引自王俊秀及王采薇，1999）。」 從此之後，「勇於開口，敏於行動」這八個字一直都是主婦聯盟成員自勵自勉， 並且對外宣傳的強而有力的用語，由此也可見主婦聯盟對於實際行動的重視。 主婦聯盟對於社會的關懷是多面向的，它所關心的議題相當的廣泛，例如環 保、婦女、教育、消費、與社區等，因此，在組織上，除了董事會外，設立了秘 書處及五個不同的委員會，這包括了環境保護、教育、婦女成長、消費品質、及 自然步道3等，另外，以主婦聯盟成員為班底，卻隸屬於不同組織的共同購買中 心，也相當值得重視，然而這兩個組織目前有逐漸合流的趨勢4。在意識型態方 面，主婦聯盟展現出相當豐富的內涵，足可以被納入前述之新社會運動。例如， 陳慈美就對於主流社會典範及科技主義提出批判： 環境問題的根源，要追溯到我們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因此，若要 根本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針對科技時代工商業社會主流的世界觀(dominant world-view)和生活方式做出深刻的反省批判，並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 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以取代這些導致環境破壞的罪魁禍首。… 從十六、七 世紀以來隨著近代科學的發展，牛頓式宇宙論所描述機械化的封閉宇宙觀和 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觀念，結合希臘二元論(dualism)的思想，塑造出現 代科技社會的世界觀。… 這些世界觀和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與自然界運作方 式(how nature works)背道而馳的思考方式之上，所以，它們和環境的破壞有 非常密切的關係。 （1995b，【主 99】5，23）
陳慈美在另外一篇文章也提出「科學的偏見」，她說：「科學家客觀性的迷信， 使我們相信透過科學方法取得的資訊或事實，必定是客觀的。可惜，即使我們所 擁有的科學知識是透過客觀而準確的過程得到的，我們還是必須承認，『事實』 通常未必能涵蓋全部的真理(the “facts” seldom tell the whole story)。甚至，即使所 憑藉的是十分嚴謹的科學知識，假如它無法給我們一個全面性的解釋(a complete explanation)，那仍然是很危險的（1995a，【主 95】，4）。」 3 根據與主婦聯盟成員的訪談得知，自然步道委員會即將脫離主婦聯盟。 4 這乃是兩個組織之成員及刊物皆已經於 1999 年 5 月合併。主婦聯盟之刊物－「主婦聯盟會 訊」，與共同購買中心的刊物－「生活者主張」合併之後，新刊物之名稱為「主婦聯盟綠主張」。 5 主婦聯盟與共同購買中心雖然是屬於不同之組織，然而其成員則是大量的重疊，所出版之刊 物也是互相支援。主婦聯盟之刊物為「主婦聯盟會訊」，共同購買中心之刊物為「生活者主張」。 本文在內文中凡引用「主婦聯盟會訊」時，以【主】為簡稱；凡引用「生活者主張」時，則以 【生】為簡稱。
主婦聯盟對於商品化的現象也提出質疑，並欲藉由「共同購買」的實行，打 破由資本主義所架構的消費型態。如翁秀綾就表示：「我們的社會確實出現了一 些問題。在資本主義講求『經濟效益』與『刺激消費』，從生產到消費之間經過 了層層的分工，每一個人都只是經濟活動中的一個環節，消費不再是生產的目 的，消費成了『再生產』的工具（1994a，【主 84】，10）。」針對這個問題， 「主婦聯盟由國外經驗得到環境保護一個很好的靈感－共同購買。藉由共同購買 重新思考『消費』的價值觀，透過與生產者直接接觸，鼓勵其生產安全及對環境 傷害最少的產品；以購買力協助經濟弱勢者（翁秀綾 1994b，【主 90】，3）。」 而所謂的「國外經驗」主要是來自於日本，在翁秀綾介紹由她所翻譯的「我是生 活者」一書時，有底下之論述：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戰敗國的窘困，短短四十年已躍居世界經濟大 國，尤其產品所向批靡，這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因素，為其家庭主婦所主導的 消費者運動，社區中的主婦們以各種型式的小團體相互凝聚、學習，並表達 共同得意見，如此發揮出龐大的督促力與社會力。… 這其中我觀察到一個團 體特別具有反省與行動的活力，神奈川生活俱樂部合作社，它是由成千上萬 個「班」組成，每個班有五到十戶家庭，二十年前這些家庭主婦們開始「共 同購買」生活必需品，依其對產品安全性、環保、人性化的理念與生產者訂 定生產契約，不盲目地跟從資本主義式社會造成的過度消費。 （1992，【主 61】，17） 而在主婦聯盟所翻譯的另一本書－「從 329 瓶牛奶開始」，在其序言之中，蕭新 煌指出共同購買是種市民生活改造運動，它「企圖把『生產優先』（和主宰）的 資本主義制度平淡回歸到以『消費本體』為主導的人性社會生活本質。… 透過掌 握消費的自主權，不但改變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權力關係，也轉變了市場中流通 和販賣過程中的成本和價值觀，也更可降低從生產開始到消費為止，所產生的可 能廢棄和污染程度（1996，11）。」除此之外，透過共同購買班的成立，不僅可 以跟市民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也可以進一步的活化社區，並與社區的活動串 聯。 此外，主婦聯盟在組織型態上，也相當吻合上述對於新社會運動的描述。主 婦聯盟不採取中央菁英領導的組織模式，為了讓成員皆有參與感，並發揮其原創 力，主婦聯盟所採取的是「網絡型組織」，其內涵為「分權式的網狀＜核心－周 圍＞交織的關係，以有別於垂直式上下指揮的關係。在這裡，每個人可以依其生 涯階段決定其要在核心或周圍的位置。這是一種參與式的民主，而非承包或委託 型的；是一種講求合作、互補的做事態度（翁秀綾 1995，【主 100】，33）。」 而在行動哲學方面，主婦聯盟相當偏愛於直接的行動，而不是僅在於紙上作業，
或者是口頭理念上的宣示，多年來不論是在於環境保護、教育、婦女成長、綠色 消費、及自然步道的推廣方面，主婦聯盟都留下相當豐富的紀錄（王俊秀及王采 薇，1999）。而葉為欣根據主婦聯盟多年來之會訊，整理出其主要的工作內容如 下： 1987：倡導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爭取婦女平等工作權。 1988：購物袋運動，保衛森林運動，清除色情、救援雛妓，主張男女合班， 關心學校教育問題，古蹟文化導覽。 1989：反核，開辦主婦學院，持續環境教育的工作。 1990：禁煙，持續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 1991：參與消費者運動，參與婦女運動，自然步道的解說工作，反核，森林 保育。 1992：關切面向更深入到主婦權與問題研究上，並且開始發展共同購買。 1993：反高爾夫球場興建，關心水資源。 1994：關心保育議題包括野生動物、溼地保育的問題，空污費徵收，福利事 業的發展，輻射屋的問題，婦女保護與訓練。 1995-1998：重點放在共同購買、社區經營上，關切婦女與社區的各項問題， 另外企業環保也是她們的工作重點。 （1998，74） 由此可知，主婦聯盟過去的工作重點是以公害防治、生態保育和環境教育為主， 近年來則將關懷的重點延伸到共同購買以及社區合作之上。共同購買已於前述， 至於社區參與方面，主婦聯盟則是透過其個別會員，深入影響其社區的成員及社 區的活動。例如，潘偉華表示，「近年來，社區基層組織逐漸興起（例如：社區 發展協會、學校家長會、里辦公室等），社會改革之聲浪此起彼落。單一社團或 組織的訴求，已經引不起政客們的興趣，他們有興趣的是能動員群眾的訴求。身 為社會運動的先軀者之一，主婦聯盟可以轉型為基層組織的領導者（1997，【生 27】，1）。」陳曼麗也指出，「主婦聯盟初成立時有一句口號：『坐而言不如 起而行！』透過社區關懷與參與，從大的地方看問題，從小的地方解決問題，而 不是眼高手低，積怨成怒。市民以理性成熟對公共事務表達關注，督促政府提供 更好的服務品質。讓大家一啟動起來，可使小市民的無力感轉化成一股強勁的力 量，不再被忽視（1995，【主 95】，12）。」陳曼麗本人後來更參與里長的選 舉，因為「我到處去鼓勵婦女出擊，然而，我卻沒有把我的住家區域活絡起來， 心理有些慚愧。我問自己：要不要跳進來做，真正將理念落實到我的社區？答案 當然是肯定的（1998，【主 127】，5）。」 基於相同之想法，多位主婦聯盟會員都將其在主婦聯盟所學習到之理念，應 用在她們所居住的社區裡，如李貴燕之於台北市興家社區，林秀琴及陳曼麗之於 台北市的五常社區，另外，還有許多類似的社區參與個案皆與主婦聯盟的會員有
關。在此簡單介紹興家社區及五常社區兩個個案。李貴燕談及其參與興家社區活 動的經驗時，表示： 主婦聯盟那時候正在辦環保小奇兵營，我想我們社區也可以辦，因此就跟萬 芳國小的校長商量。那時候台北市剛好第一年做資源回收，校長也知道我在 社區想推廣環保、環境教育，校長非常的配合，並給予相當多的支援。所以 我們在社區辦了環保小奇兵，請我們主婦聯盟這邊的媽媽過來支援課程並帶 活動，而校長那邊也出了暑假作業，其主要內容為：怎麼做資源回收？… 辦 這個活動的時候，媽媽都不放心嘛，都來看孩子上課，因為我們要煮點心給 孩子吃，也要帶孩子出去參觀，那些媽媽們就坐了下來，大家彼此聊天，培 養了感情，後來這些媽媽大多都成為了我們的環保媽媽。 （李貴燕訪問稿） 藉由小孩子的參與活動，媽媽們也都來了，大家坐下來一起聊天，建立了感情與 互信，漸漸地，這些媽媽們後來幾乎都變成了社區環保及愛心媽媽，有幾位還加 入了主婦聯盟。有了環保媽媽的支持之後，李貴燕進一步成立了「興家社區環保 義工隊」，她如此紀錄她們的努力經過： 社區的環保媽媽們為了社區環境的髒亂點太多，在半月來深入至社區住戶中 挨家挨戶的拜訪、調查宣導，讓社區的居民了解整個社區的環境要靠大家來 維持。環境要整潔、乾淨、必須要做好垃圾分類、垃圾減量、資源回收，讓 大家了解資源是可以再生利用、她不是垃圾。… 環保媽媽們們發起了住戶自 救運動「狗大便是狗主人的責任」。… 環保媽媽們一心一意要做好社區的環 保工作，在近日內要發動社區居民自己動手來整理社區的環境－社區大掃除 運動。 （1993，【主 73】，1-2） 社區大掃除的效果除了增進社區環境衛生之外，也改變了社區的人際關係。李貴 燕表示，「（社區大掃除）真的很有用，大家真的感覺到社區改變了，人際關係 也因此改變了，因為他們出來活動之後，認識了不同巷弄的人（李貴燕訪問稿）。」 除了推動社區環境的整潔之外，李貴燕也成立了「讀書會」；發起成立了「景美 溪綠化推行委員會」，並且積極的參與「興家社區發展協會」。透過李貴燕及其 他環保媽媽們的共同參與，興家社區發展出了不同的面貌。而李貴燕特別指出主 婦聯盟是在背後支持她的主要團體，「一方面她（主婦聯盟）替我背書，因為我 做的事情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我還要替團體負責，我不能做對不起主婦聯盟的事 情；相對的，她也為我背書（李貴燕訪問稿）。」 至於在五常社區方面，主婦聯盟的會員們也將她們在主婦聯盟所學習到的事 務引介到社區裡面，例如林秀琴就表示：
我們大概就是回到社區，就是把學到的東西帶回來，剛開始是把環保觀念及 資料帶到學校去，把資源回收及垃圾分類帶給家長及老師，我就經常到學校 去對學生及老師宣導，然後再帶入一點家長會的觀念，讓家長會的運作正常 化，這都是主婦聯盟在走的路。因為有些社區媽媽不見得有時間到主婦聯盟 去，我們既然已經參與了，就把它帶進來。 （林秀琴訪問稿） 而在這過程當中，主婦聯盟的資源則是可以提供給社區，如林秀琴就表示：「主 婦聯盟的所有資源它都可以提供，我們也都可以來使用，也就是說資源可以共 享，主婦聯盟願意扮演一個支援中心的角色（林秀琴訪問稿）。」林秀琴及熱心 的媽媽們積極從事社區的改造工作，例如榮星花園的改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榮星花園在改由市府處理園地之後，由於產權的糾紛，連帶使得園內的設施老舊 不堪使用，以往的美好風光已經不復再現，由於缺乏積極的管理，使得榮星花園 反成為社區的「治安死角」。在陳淑鈴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載： 1997 年 5 月 20 日，五常學區成立治安委員會，居民就榮星花園造成的治安 死角，提出建議案，強烈要求相關單位改善。7 月底，榮星花園靠五常街的 方向，多了幾盞照明路燈，如此一來，除了讓夜歸者不必走在黑暗的人行道 上，也讓園內變得明亮多了，居民可以不必害怕晚上的花園，甚至能在小徑 悠閒地散步呢。8 月底，社區中一群熱心的媽媽參與都發局「地區環境改建 計畫」，舉辦「榮星花園改造案」公聽會，召喚居民一同關心榮星花園的明 天，居民參與最大的意義是提供一個空間，讓生活型態各異的社區居民，透 過較為正式的社區議題討論、相關活動運作，看見彼此，相互溝通了解。 （1998，【主 127】，6-7） 除了「榮星花園改造案」之外，社區媽媽們目前也積極參與殯儀館的環境改造及 社區內治安死角的整治。例如，在一連串婦女受暴力傷害之後，社區媽媽們與彭 婉如基金會合作，於 1997 年 5 月 20 日在五常學區召開第一場治安會議。林秀琴 表示，在會議召開之前：「學區內的媽媽們分工勘查學區內街道、巷弄、角落、 公園，將學區內的環境中對兒童、青少年、婦女及一般居民不安全的地方，列為 治安的死角，將其拍照、編號說明、裝訂成冊，一份送函警察局轄區派出所，希 望警察就居民認定的治安死角加強巡邏，以改善學區內治安（1998）。」而這個 活動也得到五常國中校長的大力支持，使得活動辦的相當有聲有色6。另外，林 秀琴也聯絡幾個熱心的媽媽們成立了「台北市榮星婦女協會」，將關懷社會的視 野擴大。 6據聯合報 1999 年 6 月 28 日台北市版（18 頁）的報導，五常國中校長蔡麗華「首創社區治安， 利用義工媽媽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與警方合作，消除社區治安死角、規劃學生上下 學安全路線、成立庇護學童的愛心商店，帶動社區關心鄰居下一代的風氣。」
由上述兩個個案，可以了解主婦聯盟成員們對於自己居家社區的努力及貢 獻。然而，她們的努力並非是沒有碰到阻力，而阻力當中，最主要的是來自於里 辦公室的冷漠或是不合作，也就是說，當主婦聯盟的成員在推動社區工作時，往 往會與社區裡的政治權力結構發生衝突，使得社區意識受挫，讓以往辛苦累積下 來的成果可能毀於一旦。由此引發另外一個非營利組織參與政治體系的重要課題 （徐世榮 1997），至於這個部分將另文論述。 六、結論 新社會運動及都市社會運動是來自於民間社會，它質疑資本主義的傳統價 值，並嘗試要建立起人與大自然、異性、工作及消費的一種新的關係，它背後隱 含的是社會典範的遞移。而且，新社會運動不再是以工人及資本階級為劃分的標 準，此運動的社會基礎已由以往的工作地點轉移至社區，是建基於地理社區或具 有共同利益的社區。因此，以往被社會運動理論學者所忽視的社區於是又重新獲 得重視。再者，直接的抗爭行動是這些新社會運動團體表達他們政治主張的一種 方法，他們比較喜愛小規模、分散式及非階層式的組織，他們對於代表式的運作 方式比較不熱衷，他們所強調的是自己直接的行動。而主婦聯盟成員所強調的「勇 於開口，敏於行動」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新社會運動的主要成員，是具有比較高知識水準的非營利組織，及原先已存 在於社區的關係團體。她們所追求的是集體的消費需求、社區文化的認同、及政 治上的自我管理。在她們的努力之下，已經共同開創出新的政治治理結構，使得 人們更能參與政治事務，實現更為民主的生活。本文藉由理論的探討及對主婦聯 盟的個案分析，得知非營利組織在新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社區的意 識也因非營利組織的介入而得以興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主婦聯盟的個案 分析也得知，新社會運動是否能夠持續的推展，與社區的權力結構具有相當緊密 的關係，如何調和兩者，使其不會互相衝突，相當程度決定了新社會運動的後續 發展。至於這個部份則是本文尚未深入探索之處，很值得後續的研究。 【後記】本文之撰寫完成除了要特別感謝主婦聯盟成員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外，並 且要謝謝主婦聯盟及共同購買中心提供歷年來之「主婦聯盟會訊」及「生活者主 張」刊物。另外，本文作者也要衷心感謝匿名評審人對本文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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