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2006 年 7 月 頁 177-214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
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吳明益
*提 要
台灣自然書寫相關研究在未來尚有幾個領域可待拓展：第一，原住民作 家書寫自然的模式。第二，小說或詩中潛存的自然觀及生態意象的探索。第 三，科學家的科學書寫。第四，具有特殊主題，或特定題材的自然／環境書 寫。本文即是在第四類研究上的一個初步嘗試。本文試圖採取一種「地理學」 與「文學」、「環境倫理學」並行的思考進路，先回應「文學型態的生成確 實受自然環境影響嗎？人是怎麼認識自然環境，從而表現在文學上的？」 這兩個基源問題。 而在台灣文學研究上，「海洋書寫／文學」這個詞已被普遍接受，相較 之下，台灣同時是多山、多河流的島嶼，「山岳書寫／文學」與「河流書寫 ／文學」相關的文學文本卻常被忽略。但從地理、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 看來，河流對台灣的發展與影響不可謂不大。因此，從地理、經濟、文化層 面論述並建立一個「河流書寫／文學」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是本文的第二個目 標。其次，本文將嘗試定義河流書寫／文學，並舉文學文本為例，對台灣文 學文本中已將河流轉化為「養育者」、「施暴者」與「受害者」這三種基本「認 知地圖」，以及書寫河流所發展出的一種「流域式」、「環境史」的書寫模式 進行嘗試性的詮釋。*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
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
讓我們蹚水過河，到樹蔭下休息。（Let us cross the river and rest in the shade of the trees） 據說是Thomas J. Jackson（1824-1863）將軍面臨死亡時說的一句話
一、自然書寫的越界與遠行
2004
年我曾將博論修正後出版了《以書寫解放自然》（台北：大安），但 這些年來我自我反省，發現該書當時所設定的「暫時限制性定義」，使得論 述台灣自然書寫時缺了詩、缺了小說（因暫時限定在研究非虛構散文）、缺 了原住民文學，甚至缺了部分科學書寫。在那本書遺漏的研究版塊中，至少 有幾個部分是我認為自然書寫第二階段研究應該要拓展的。至少，應該如安邦斯特（
Karla Armbruster
）與華列士（Kathleen R. Wallace
）所編的《超越自然書寫》（
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一書的引言那般詢問自己：“
Why go beyond nature writing, and where to
？”
對於「往何處去」的問題，現階段我以為有幾個方向的研究應予注意： 第一，原住民作家書寫自然的模式。近年原住民文學已成顯學，相關議題已 有學者注意到（如瓦歷斯‧諾幹），應該很快會有系統性的論述出現。第二， 是小說文本或詩文本中潛存的自然觀，也就是自然書寫的「虛構」與「想像 性」較強的文本部分。生態詩與生態小說的部分，已有許多學者開始進行相 關研究。第三部分是科學家的作品。二○○○年以後美國的自然書寫選集開 始把標題的Nature Writing
改成Science and Nature Writing
，而曾在一九九○∗∗ 本文曾經於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舉辦之「第二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
年3月24日至25日）中宣讀，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芳明惠賜高見，修訂後經《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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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編選過極具代表性自然書寫選集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 的羅勃特‧
費奇（
Robert Finch
）及約翰‧艾德（John Elder
），經過十餘年後，重編了一本 Nature Writing: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2002
），將沒有收錄在前版的許多 自然科學家或小說家關於自然的作品收錄進來，1說明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 現象。最後一個可擴充研究的部分，則是主題性或特定題材，或書寫人類生 存環境的文本。舉例而言，在西方與日本，均有山岳書寫（mountain writing
） 與河流書寫（river writing
）這類的研究與選本，在台灣卻只有海洋書寫受到 較大的重視。由於台灣的地理環境屬於山與河的高密度地形，且確實存在著 大量以「某種自然地景」為主要意象的文學作品，這部分的研究也是未來自 然書寫應予嘗試補強的部分。當然這部分不僅於將河流、山岳、海洋視為一 種自然意象，它也應該涉及在文本中所透露出來的，書寫者對人與環境互動 的關注。 凡此種種，都令我開始思考，在研究上研究範圍的擴大，是否也應該將 當時認為適用的名詞及其定義做一番調整，才能更周延地含括進這些議題？ 這 使 我 想 起 墨 菲 （Patrick Murphy
） 的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為了將自然書寫擴大定義，用了「自然導向文學」（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這樣的一個詞，將其意涵再分列為為「自然書寫」（
nature writing
）、「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
）、「環境書寫」（environmental
writing
）、「環境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四個領域，2我在《以書寫解1 一類是原本未必是文學性創作，且在書寫模式上也並無明顯的文學性，卻在科學史上有重
大意義的文章。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另一類是未必採用自然科學的知識，
但卻有思考人與自然關係與處境的作品，有些且是小說。如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丹尼遜（Isak Dinesen, 1885-1962）。參見Robert Finch & John Elder (ed.), Nature Writing: The Tradition in English,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2 參考Patrick Murphy,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在該書中墨菲做了一個表格，來說明此四類書
寫的一些內容（p.11），其中自然書寫包括自然史散文、漫步與冥想、野地生活、旅行與冒
險活動、農耕與牧地生活、自然哲思等。自然文學在詩的方面包括自然詩、自然觀察、牧 歌、農耕與牧地生活輓歌、與動物互動等。小說則包括狩獵採集故事、動物故事與寓言、 地方主義、野地生活、旅行與冒險活動、農耕與牧地生活、科學小說與奇幻小說。環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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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自然》中，曾認為這或有不恰當之處，最主要的是當時我認為環境問題是 自然問題的一部分。但現在回顧當時我的看法，當時我認為研究台灣相當文 本應先把焦點放在自然書寫中的非虛構散文（nonfiction prose essay of nature writing），囿於個人識見，加上受另一些西方研究者的影響，或許對墨菲說法 產生了偏見。這偏見一方面是因為墨菲並未將環境一詞的定義局限於「自然 環境」，另方面是墨菲的分類或許正是為了切割不同層次文字表現的文本而 設限的（將具有虛構性與想像力及強調非虛構與紀實性的作品分開），這和 我當初強調《以》書的「文學基域」研究的目的其實是相同的，易言之，自 然書寫（nature writing）一詞在西方部分學者的定義下既是強調「非虛構」 的文本，當我們的研究要擴充到「虛構」文本（如動物小說、科學小說）時， 用詞似乎也需要隨之調整。這樣一想墨菲的分類就很有幫助，若我們將虛構 文本稱為「自然文學」，將記錄性、強調知識性的散文仍稱「自然書寫」，那 麼當我們的研究「超越自然書寫」時，就不會因原來的定義而感困窘，因為 「文學」一詞可收納那些具想像力、虛構性的文本，讓研究再次遠行。3 這篇文章，則是我一系列越出自然書寫研究的論述之一，主要是針對我 上文提到第四部分的擴充研究，在此我先選擇了河流出發。 不論是自然書寫或環境書寫，其中皆蘊有跨自然科學、環境倫理學、基 礎科學等種種知識的議題，因此採取一種「自然科學」與「文學」、「環境倫 理學」並行的思考進路是必要的。這篇文章一開始，我想先用自然科學研究
寫則包括環境剝削、社區激進主義、野地保護、農耕與牧地的可持續性、環境倫理等。環 境文學在詩的方面包括觀察與危機、農耕價值、另類生活模式等。小說則包括環境危機與 解決、野地保護、文化保護、烏托邦及反烏托邦、奇幻小說等。這個分類包括的範疇很廣， 有些概念則重疊，但也解決了原先嚴格定義自然書寫的困境。 3 讀者或可參照《以書寫解放自然》（2004:17）中我所繪製的一個示意圖。基本上我「自然 史」、「自然科學」、「圖鑑、工具書」等出版是廣義自然書寫的一型，可成為狹義自然書寫 的基礎材料。而文學性的自然書寫則由此基礎材料汲取專業知識，再以文學手法表現。當 然，此處所稱的「自然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中的山水文學、田園文學仍有內涵上的不同， 我將另寫一篇文章來處理這些名詞上的糾葛與界線，並對墨菲的說法提出反省，再重構更 適合於研究台灣自然書寫或其它相當類型書寫的分類框架。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的成就，來解釋一般學者在處理相關議題時，始終略過的幾個問題：文學 型態的生成確實受自然環境影響嗎？人是怎麼認識自然環境，從而表現在 文學上的？我認為，這都是讓談論相關議題不致流於空泛的關鍵提問。
二、文化構築於自然？一個地理參與文化決定論者提
供的可能性
且允許我將話題引向另一個乍看之下無甚相關的議題上。那就是所有文 化相關領域研究者都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人類創作出的「藝術」，或更廣 泛的「文化」種種，果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抑或也是一種「自然物」？ 一個人文學者中規中矩的回答是，兩者都有。但若我們再追問下去，可能得 到的會是一個更籠統的解釋：人類生存於自然，當然也受自然環境影響。我 們有時會看到文學研究者承襲了劉勰這樣的說法：「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 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 助乎？」「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 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 這樣的推測雖說是洞見，但其實在論述上跳躍了「為什麼」的解釋，直接下 了定論。事實上，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文化的發展，我們發現很難光用「邏 輯」與「想像」、「推測」去做解答。但真的有其它解釋的方式嗎？ 讓我試著以一本一九九七年出版，跟文學毫無關係的經典著作─《槍砲、 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來試著談談作者戴蒙給我們的啟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戴蒙與一位新幾內亞的原住民亞力（Yali）談話。 這位聰明非凡的當地政治家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 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麼名堂？」戴蒙記掛了這個問 題二十五年，他也花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去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可以藉這 問題來思考如何中斷人類歷史慘劇（殖民、戰爭）的鎖鍊，批判種族主義。 戴蒙對種族主義不合理的生物學性解釋是：部落社會的生存考驗遠比現代社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會嚴格，因此部落社會在達爾文主義的概念下，勢必留下的是較高智力的後 代。這論述和過去思想家的解讀不同之處，在於思想家往往是以「權利」為 族群平等的倫理學做為基礎，但戴蒙用的卻是採用「演化學」的解釋進路。 這使得族群平等的概念獲得「實存性」的支持，而不僅只是「邏輯」或「概 念」的支持。該書進一步所欲解答的具體問題，則是倘若原始部落人類的基 礎智力不亞於歐洲人，為什麼槍炮、病菌與鋼鐵卻站在歐洲人這邊？ 戴蒙認為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近因」，或種種「小歷史」來說明，但 他採取「大歷史」的解讀方式，進行另一個假設性的提問：遠因會不會是環 境的差異使然？他試著從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地理學、流行病學、語 言學、考古學、歷史研究等學科來追尋答案。在本書第一部分的研究重點是 「觀察」，戴蒙發現了：一、各大洲人類的起步不同。二、因全球的歷史太 過龐大且複雜，因此研究嘗試從一個島嶼的生境與歷史來推測環境「趨異演 化」的過程。三、他發現洲際衝突的歷史，也就是帝國殖民的歷史的期間， 具有工具優勢的族群「絕不手軟」。 戴蒙在第二部分的研究是要回應第一部分「歷史事實」的觀察，從而對 如何形成此歷史事實的推測與解答，得到的結論是：四、認為農牧或狩獵採 集的生活方式選擇，影響了族群的發展。五、而這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涉 及食物生產業的地方差異。六、試圖解答「為何有些地方從漁獵、畜牧過渡 到農耕，有些地方沒有？」的疑惑。七至九、回顧史前農牧業發展，發現可 供馴化的動植物，皆有地理分布的局限性。八、又發現傳播農牧業跟地形有 關，歐亞大陸是東西向，美洲非洲是南北向。東西向的傳遞速度要比南北向 快速。（這涉及了地理景觀與氣候所造成的運輸動線的問題） 第三部分連貫遠因（食物生產工業）與近因（歐洲人征服各大陸）之間 的關係，以及文字的傳播模式。發現文字唯有在農業社會中才得以發展，技 術也是在農業社會中才得以發展。（十一至十四章）第四部分則以將上述理 論運用在解釋各大洲的發展狀況，發現歷史軌跡跟馴化動植物、病菌、定居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的年代、軸線的走向和生態障礙有關。4 在合上這本書之後，我們要詢問自己的是：戴蒙回應了什麼問題？先別 理會他成功與否，做為一個文學研究者，這種「回答的方式」，給了我們什 麼啟示？ 首先，戴蒙為「生物地理學」到「文化地理學」聯繫的關鍵問題，提出 解釋。這本書揭示了文化不只是人創造出來的，而是和環境一起創造出來的 概念。這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依存關係，恐怕比我們想像中的密切。其 次，戴蒙作出一個重要結論，他認為「未來的人類史是一門科學」，各種形 態的科學，將為人類的存在做出更合理的解釋。而人類的存在包括歷史、文 學、藝術……這些「異於動物」的成就。 這些所謂「人文學科」的研究未來史，可不可能也成為一種科學？或至 少，科學成就也成為這些研究的重要進路？再者，如果我們暫時接受戴蒙的 推論：人類的歷史、文化受環境影響而產生了差異，那麼，文學是否也有此 差異性？如果文學也因地理環境而發生了差異性，那麼台灣文學史是否可以 依地理來劃成數個區塊？（或發生區域更為廣大的中國文學史，是否一定要 死板地依照帝國興衰來陳述，或用文學流派的陳述，我們能不能用「較接近 的地理區域」為陳述的「單位」？）5最後，某種特殊的「地貌」，以及用各 種藝術手法對地貌的「指認」，會不會在背後隱藏了更巨大的「暗示性」？
三、河流書寫與河流文學：書寫者以文字建構河流的
心靈圖象
在這裡或許要繼續追問這樣的問題：環境是如何對人的心靈產生影響？ 或我們反過來問，人類是如何在他們的表達中（這裡我專指藝術表達），呈4 以上的標號即等同於該書的章序。 5 這點中國大陸近年已有大量出版區域性文學史（如《楚文學史》），不過就我狹隘的閱讀經 驗來看，其文學特色與地理的結合解釋多半薄弱。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現出他們心靈對環境的反應？我想試著引述人類大腦的相關研究以及環境 心理學等學科來試著回應這個問題。 在《環境心理學》中，貝爾（
Paul A. Bell
）與共同書寫者是這樣推衍人 的感官對環境的認知的：人類感官所接收外在刺激的狀況稱為「感覺」 （sensation
，通常意指感覺系統反應單一刺激的結果，如面對閃電的反應）， 而對外界刺激所產生的更複雜程序的感覺則稱為「知覺」（perception
）。「知 覺」是一連串複雜的生理反應，我們因此會對刺激產生出某些「情緒」，根 據研究，這個「心靈之眼」一般認為位於後腦部分，佔了大腦百分之四十強。 6比方說，我們對某一特定地點的反應（如對濁水溪或玉山），並不僅只於實 際經驗，只要你曾經聽過讀過相關描述，都會對該詞產生不同的知覺。有時 候知覺個別差異會非常大，比方有人認為高山的場景意味著危險的，有人卻 認為意味著壯麗。 在這裡我要先跳過該書所引用的一些心理學研究方法的討論，直接導引 到與本文有關的論述上。7該書解釋，所謂的「環境認知」（environmental
cognition
）意即包括認知（思考）、情感（情緒）、詮釋性與評價性元素，除 了感受到聲音影像外，我們在看到一個環境時還會將我們過去經歷過、閱讀 過 的 地方， 拿 來與此 時 此景進 行 比較。 在 這個過 程 中，「 形 成 習慣 」（
habituation
）及察覺「變遷的知覺」（perception of change
）是兩種環境知覺的主要現象。因此，「習慣」（
habituation
）或「適應」（adaptation
）成為接續 的反應。當然，這又是另一個複雜的現象，不過簡化來說，當我們漸漸「習 慣」或「適應」眼前景物時，會產生「情感評估」，而當中有一個作用不可 忽視，那就是「記憶」。6 聶筱秋、胡中凡譯，《環境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初版），頁78-79。
譯自Paul A. Bell & Thomas C. Greene & Jeffery D. Fisher & Andrew Baum,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6.
7 該書探討了關於知覺反應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或「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該書寫道：「經驗與期望常常會形成我們對環境的認知，過去心理學家 不願意將『認知』視為記憶或心靈的影像，因為記憶是『無法觀察測量』的 對象。但現在心理學家已重新重視記憶與心靈對認知產生的影響」。8 記憶影響了我們對某些地理環境的認知態度，因此，我們對這些在記憶 中有特殊意義的特定地理位置或環境產生了某種「情感評估」。關於這點的 進一步解釋，容我援引該書在第二章提到的一段重要論述： 地緣情結（
place attachment
）指的是人們對某特定的地方存有根的 感覺。如要加以說明，則請想一想住家（house
）和家（home
）之間 的不同。地緣中心態度是屬於個人的、高評價的，甚至可以被視為 一種精神的或宗教的。……地緣經驗是相當個人的，每一個人的經 驗 都 不 相 同 。 許 多 關 於 「 故 鄉 」 的 檢 視 都 是 相 當 現 象 學 的 （phenomenological
），亦即，基於個人對其經歷的主觀描述，因此 和引領行為科學的經驗主義有所衝突。……我們對於故鄉又瞭解些 什麼？對故鄉的感情滲透，部分原因是其美感特質，但也因為它們 在我們的記憶中與事件、個人或情感相關。想一想對您而言具有特 殊意義的地方；也許那是一個您願意和您最親密的朋友前往的地 方。是什麼樣的美感魅力讓它成為一個特殊的地方？是因為您有部 分的感情是基於和那個地方相關所積存的記憶嗎？……一個地方的 意義形成，是來自於個人生命歷程與環境間所累積的互動。地緣經 歷常常會包含某些所有權的感情。此處中的所有權是一種心理現 象，並非指對某一塊土地或建物有正式的法定頭銜，而是人們和某 種特定環境間有一種不尋常的、特殊的關係存在之感覺。這種心理 上的所有權之特質有許多的名稱，可以稱為領土（territory
）、親屬 關係（kinship
），或是以某一景色的局內人（insider
）或局外人（
outsider
）來做區分。（Relph, 1976; Riley, 1922
）雖然許多形成地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緣情結的許多特質是屬於個人的，但群體、甚或整個社區，也會發 展出這種情結。事實上，地緣情結往往是基於特定地區的社會互動 歷史，而不只是獨特的景色或建築特色。此外，地緣的重要性是因 人而異的。不論人們是否和某一特定地方發展出深刻的情感關係， 有部分的原因是基於歷史的反覆無常，但有些人似乎更喜歡發展地 緣情結。隨著研究繼續進行，我們或許將鄉人（
place people
）定義 為一種人格類型。9 強烈重視地緣情結的「鄉人」是一種人格類型，但事實上該書的論述暗示著 這只是一種「程度」的差別，「地緣情結」是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反應。然 而地緣情結是如何在我們心靈裡形構出來？該書陳述的另一個概念便是在 試圖解釋這樣的問題─那就是「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的形構。所謂認 知地圖即是人類對環境認知所形成的「心象」，這個地圖並不精確，是不完整 的、扭曲的、簡化或增添的。通常可以分為地點（place
）、地點間的空間關係（
spatial relations
）及行程計畫（travel plans
）幾個部分。認知地圖的效用在於「找路」（
wayfinding
），這種「找路」的作用，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10 「抽象找路」或許不易了解，這裡容我舉一個台灣文學現象來說明。台 灣文學史上的五○年代，通常被史家認為是「懷鄉文學」的高峰期，即使接 下來的數十年，那些渡海隨國府遷台的作家或他們的第二代，都未停止「懷 鄉」這種情緒的表現。他們被迫移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裡，使得其「認知地 圖」產生適應的陣痛過程，產生了「局外人」之感，只有透過記憶來「找路」， 以求調適。當余光中在〈聽聽那冷雨〉中寫道： 他希望這些狹長的巷子永遠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 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他是廈門人，至少是廣義9 同前註，頁 69-70。引文中粗體字依原書所加。另該書所引述的概念來源我暫時也把它放在 引文中，為避免行文累贅，並不再做原注的相關說明，讀者可自行參閱該書。 10 同前註，頁 95。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的廈門人，二十年，不住在廈門，住在廈門街，算是嘲弄吧，也算 是安慰。……然則他日思夜夢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裡呢？11 在廈門街想像廈門，余光中不就正是在透過記憶影響下的認知地圖去「找 路」？即使未有中國經驗的第二代，也常常憑藉著父、母親給的認知地圖在 書寫中「找路」回去。 另有一種文學上的「找路」模式也頗值得注意，文學家常覆寫、改寫、 重寫過去文學家曾寫過的地景。以本文將開展的書寫「河流」此一內容來說， 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描寫了他初至台灣探勘硫礦沿途行旅的種種情境， 後來西川滿則根據此書改寫為《採硫記》，林海音改寫成《採硫日記》，葉石 濤也改寫了《採硫記》，直至八○年代初，馬以工寫了〈幾番踏出阡陌路〉 一文（收錄於
1982
年出版的同名書中），並花了四天的時間循著《裨》書的 部分行程進行踏查，雖然寫得略顯匆促草率，但卻與前行作者的改寫呈現出 不一樣的「找路」過程。雖然每位作者改寫的意圖不同，但這種書寫者自不 同時代背景對同一地景的描寫，相當值得關注，尤其當作者本身具有實際踏 查經驗時，那種循著文本與現實閱讀地景，重而再書寫成一個記憶與現實的 「找路」文本，是一個未來值得探討的研究議題。 在此我們可以再詢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認知上的找路」是否也有一 種較固定的途徑？該書引到另一位學者林區（Lynch
）的研究，發現有五種 類別的特徵可用來描述及分析認知地圖，分別是道路（path
）、邊緣（edge
）、街區（
district
）、交叉點（node
）、地標（landmark
）。簡單地來說，「易辨識性」（
legibility
）常是這些空間地圖被加深印象的重要特徵。12最後，該書提 出認知地圖常會出現「走樣」（distortion
）的狀況，比方說在某人主觀的認知 地圖裡，某些眾人認識的地標會消失，由其它的一些環境特徵取代，比方說 河流的寬度改變或建築物的位置錯誤等等。該書認為，認知地圖常常不是完11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 第九版），頁 32。 12 Paul A. Bell 等，《環境心理學》，頁 98-99。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美的象徵。它常出現的錯誤有：一、不完整，忽略小細節；二、將東西放大、 縮小或簡化。三、增添（
augmentation
）。13 或許我們可以先留下這樣一系列問題，當一個書寫者選擇性地描寫他的 「認知故鄉」，那些被突出的地名、地景，會不會就是作者希望留給讀者的 「閱讀參考地標」？（或自己書寫時的「找路參考座標」？）而找路時的「走 樣」是否是我們通往那個心靈地圖的「線索」？沒錯，我認為是線索，在環 境心理學學者的眼中看起來是「走樣」，但我寧可認為是「線索」，那些刻意 （或不經意）的忽略、放大、縮小、增添之處，對文學來說，恰足以視為我 們認識「作家心靈」（或我們為了避免「作者謬誤」而改稱為「文本心靈」） 的途徑。這些扭曲的描寫背後往往正如該書告知我們的，那可能是「熟悉度與 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差異」，乃至於年齡、個性等這些個體差異因素的影響」。 14以文學批評的角度觀察，就是我們能提出文本中「空間走樣」的詮釋。 論述至此，我方能初步地回答本節一開始我所拋出的問題：「人類是如 何在他們的表達中，呈現出他們心靈對環境的反應？」人們以記憶熟悉的地 景去對眼前的環境進行適應，同時將其也納入記憶，建立認知地圖，同時在 地圖上留下易於辨識的地標，這些地標含有人們在認知時形成的情感評估。 我們對離開一個已然適應的熟悉之地感到感傷，發現一個與記憶中類似的地 景而情緒起伏，同時在兩個不同時空所構築的認知地圖上的地景疊影時，不 自主地開啟了找路的想像……這些種種環境變遷與心靈（大腦）的聯繫作用 構成了人們對地景書寫的種種原型。 人文地理學者也同意，當環境被識覺（perception
）後，將會類化為「經 驗」（experience
），並進一步形成「概念」（concept
），當人們對概念做出「評13 同前註，頁 105。此外，我曾在《以書寫解放自然》一書中，曾對自然書寫者常以「繪圖」 與文字合構的表現模式，進行探討。當時就提出在自然書寫者的地圖中，往往一些觀光景 點的「地標」會消失，另一些屬於觀察者「獨特視野」的地標會突顯出來。請參考該書上 編第七章。 14 同前註，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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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時，就會再進一步形成價值觀（concept of value）。15這價值觀會產生不 同的「回應」，如有人認為河流危險，因此成為文化中的「禁地」，但也有人 認為河流「撫育生靈」，因此成為「聖地」。而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指出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是「挑 戰與回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這簡單的一句話其實涵攝了人與環境互 動的行為基型。地理上河流此一地形對人生存的「挑戰」，促成人們的回應， 遂演化出不同時空的文化行為模式。這便是上文所提及的，從地理轉化為心 理層面的「認知地圖」，而解讀「認知地圖」中的「找路」、「走樣」的元素， 將是我們追溯「文本心靈」源頭一種探險途徑。 然後就像地圖上的地標如果更明確、更多，我們更不容易迷路一樣，我 想把以上的論述引到另一個問題上。如果建構台灣文學圖像時有一個重要的 參考地標叫「海洋」（現在稱台灣為海洋國家似乎已順理成章），會不會也因 為讓我們過於信賴這個已被提舉出來的標的，而遺忘其他重要的參考座標 （譬如說我們在上一節提到的，在政、經、文化史上都極重要的河流），導 致我們對台灣自然書寫的認知地圖產生太大的「走樣」？ 要進行此一文學探險，首先要確認的是，台灣是否真有足夠豐富的文 本，以「河流」為重要的觀察、象徵、背景描述？如果確實有這類的文本存 在的話，我們可以如何在這些作者以文字素描的「地景」上，去嘗試以各種 方式，讓這些文本以顯露的「認知地圖」，透露出潛在「心靈地圖」的意義。 當然，要尋找文本，首先就應在討論一下「河流書寫／文學」的「邊界」 為何？首先，我認為當我們定義「河流書寫／文學」時，應該擺脫一些量化 的爭議，如河流被書寫的比重應該在該文本中占多大，特別是在該文本是以 文學手法進行表現的時候，量化的分判意義並不大。取而代之的，是應從書 寫的「內涵」著手。我在這裡我先談「內涵」不談「定義」的理由是，當內 涵形構成突出特質的同時，暫時性的定義必會浮現。在尋找本地河流書寫的
15 潘桂成，《地圖學原理》（台北：三民書局，2005 修訂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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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跡之前，或許西方的探索可以成為我們重要的參考。
一九八四年，美國河流書寫者休瑟（
Verne Huser
）編了一本《河流倒影： 河流書寫選集》（River Reflections : A Collection of River Writings
），這本選集 在二○○五年重新出版。書中收錄文章的作者包括了文學家、船夫、探險家、 拓荒者、博物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河川踏查者（river walker
）。該書的引介 說，這本擇選了三百五十年的河川書寫，表達了人們對這些環繞著我們得水 域的依賴與愉悅情緒。該書第一部分選了一些「經典」，包括路易士與克拉 克的考察日誌（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journals
），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所寫的《歐斯托里亞》（Astoria
, 1836
），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
）寫的《在密西西比的日子》（Life on the Mississippi
, 1883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的《野棕櫚》（The Wild Palms
,
1939
），以及約翰‧葛雷夫斯（John Graves
）的《再會大河》（Goodbye to a River
） 等等。第二部分的選文，則包括湯姆‧伯考（Tom Brokaw
）、麥可‧佛羅梅（
Michael Frome
）、諾曼‧麥克林（Norman Maclean
，作品曾被改編成電影《大河戀》）、派翠西亞‧麥克克蘭（
Patricia McCairen
）、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
）、富蘭克林‧布洛夫（Franklin Burroughs
）以及文鐸‧貝瑞（Wendell
Berry
）等作者。16 我們觀察這分「河流書寫典律」名單，第一部分休瑟所謂的「經典作品」， 或為小說或為散文，重點是其中的「河流意象」令人印象深刻。與第一部分 的作品相較，第二部分的作者不再只純文學的作者，河流也不再只是作品中 的一種文學意象，甚且是「觀察對象」。這些作者有的是探險家、國家公園 管理人、歷史學家、博物學家等等，因此作品中也帶有更多的歷史、自然科16 請參考 Verne Huser（ed.）, River Reflections: A Collection of River Writings, 3r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5. 至於日本文學的河流書寫，我還不確定是否有選集出 現。不過河流也一樣在日本文學中是常見的意象，比方如遠藤周作的《深河》，川端康成《伊 豆的舞孃》、德富蘆花《自然與人生》乃至於宮本輝「川的三部曲」─《泥河》、《螢川》、《道 頓堀川》等等。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學知識，這和西方的「現代自然書寫」（
modern nature writing
）演化出來的書 寫模式非常類似。17這樣的標準啟示了我對台灣河流書寫典範的擇選與界義 的一些想法。 首先，如前言所提過的，我想修正一下我在《以書寫解放自然》中的一 些用詞。當時我曾在第一章中對「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定義進行了一番釐 清，並強調該書仍以「文學基域」為研究的主要視野，因此用「自然書寫」 取代「自然寫作」的理由是「書寫」可隱涵「抒寫」的雙關。但其實這樣的 理由跟使用「現代自然文學」一詞沒有太大的差別，重點在分判文本是否具 有「文學性」（即以文學技巧表現，或被文學研究者視為文學文本解讀）。在 衡量中文的用詞與現今西方相關研究的趨勢，以及將虛構性的文本納入討 論，我現在傾向以「書寫」來指涉廣義範疇中自然踏查、日誌、記錄的文本， 而以「文學」來指涉此一書寫範疇中較偏向文學表現，甚且是虛構性的文本。 以「河流書寫／文學」為例，河流文學像休瑟書中第一輯所收錄的作品，通 常也在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定位與價值，河流書寫則是科學家、探險家、博物 學家所寫的較接近「觀察記錄」的文字。也就是說，文學評論者以其專業眼 光判斷，若文本展現了文學表現力，則稱為「○○文學」，這類的作品允許 某種程度的「虛構性」，對「想像力」的容許度亦較大，它被包含在更廣義 的「○○書寫」之中。 過去我也曾提及從事文學研究時，或許「界義」比「定義」更適切些， 那個「定」字太強硬、蠻橫、規矩。「界」則不然，「界」是一個相對柔軟， 具變動可能性的字，比較像河流。事實上，我以為所有具藝術內涵的物事， 都絕難「定」義，因此就像河流會改道一般，界義也會隨著研究的拓展而改 變。在說明過用「書寫」與「文學」用詞的差異後，接著我陳述我對台灣「河 流書寫／文學」的界義的幾個要項，這些要項有待其他願意投入此一議題的17 我在《以書寫解放自然》一書中，談是的就是較類似第二類作品的台灣「現代自然文學」， 強調的是加入了科學知識的寫作模式。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研究者進一步修正、補遺，或者進行再定義，以展開我們對「河流書寫／文 學」此一名詞的「接受」。 第一，「河流書寫／文學」指涉的應是一種以河流為主要題材的文本表 現，它應該是跨文類的。若使用「河流書寫」一詞，較偏向記錄、報導、日 誌、自然書寫等較非虛構性的文本，若使用「河流文學」一詞時，則偏向虛 構性文本。各種不同文本所代表的意義須有賴專業學者加以詮釋。但此處的 「非文學性文本」與「非虛構性文本」應排除「專業論文」及「科學研究報 告」，而聚焦在給予一般讀者閱讀的書寫上。第二，「河流書寫／文學」中的 河流，應該是整篇（部）文本的主要對象，若是文學作品，則至少是該篇（部） 文本中的重要象徵，而不是偶一帶過的背景。第三，「河流書寫／文學」意 味著人對自然的一種觀看姿態，同時也會呈現該地人與河流互動時所產生的 文化（包含環境倫理觀）意義，是一種「心靈的認知地圖」。第四，嚴格定 義的「河流書寫」，應專指如河流踏查者，或對河流生態具有深度關注的文 學作者所書寫的作品；但「河流文學」則可以是作者閱讀相關知識性材料後， 轉化成的文學表現。18第五，當我們在「河流書寫／文學」前冠上「台灣」 時，除開文本中虛構的河流，其書寫的河流應指存在於台灣境內的河流。 當然如以此界義尋找文本，一定會發生「界義邊緣」文本出現的情形。 但本文是一篇以文學基域出發的研究，文學研究的基本精神並不在於歸類， 而在於暫時性歸類時文本被詮釋所產生的意義。「河流書寫／文學」此一名 詞的提出與建立，並非是在「刻意標新立異的樹立議題」，而是希望透過這 類型的文本，讓台灣自然書寫所呈現的「人與自然互動的心靈地圖」，更形 完整。
18 在這裡，我想再請讀者參照《以書寫解放自然》第十七頁的示意圖，其中有對這裡所陳述 的概念，有較清楚的闡釋。另外，若以墨菲的定義來看，「河流書寫／文學」可以屬於自然 導向文學分類下的任一類。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四、台灣是「山島」、「海島」、還是「河島」？─形構
台灣河流書寫的地理環境與文化環境
長時段的地理觀察終於使我們認識到曲折的、極其緩慢的歷史發展。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19 「河流書寫／文學」研究的提出，有兩個應成立的條件，一是該文學區 域內，河流確實是重要地景，且與該地的文化也深切相關。其二是確實已出 現一定數量質量的文本可供觀察。 在台灣文學研究上，「海洋書寫／文學」這個詞已被普遍接受，至今累 積的文本與論述也相當可觀，學者也多半認為，台灣因為四面環海，因此出 現海洋文學有其合理性，而發展海洋文學亦有其必要。相較之下，台灣同時 是多山、20多河流的島嶼，相關的文學文本卻常被忽略。在我狹隘的閱讀經 驗裡，似乎至今仍未有學者專以「山岳書寫／文學」、「河流書寫／文學」」 為探討的主題，甚至連這些作品是否能獨立成就一個書寫系統，都還沒有被 文學批評界肯定。21劉克襄的《北台灣漫遊》以北台灣的山徑為主要踏查的 對象，他在書的序言中說：「不知這樣的登山寫作，是否也有某一角度的良 好視野，貼近台灣山岳文學，側身於此一行列。我是在重新整理時，才有這 種從文學品茗出發的思維，因而也想到早年六、七○年代時，或者更早的山 岳寫作，是否被疏離、輕忽了」。22以「山岳書寫／文學」來說，若將郁永河、19 曾培耿、唐家龍譯，《地中海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初版），頁 94。譯自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 1949.20 台灣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兩百座以上（確切數字學者有不同的說法），同時，山區亦 占全島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 21 這兩個詞在日本與西方都已經出現，除「河流書寫」下文會繼續論述外，日本的許多書店 都把「山岳文學」列為一個分類項目，如井上靖的《冰壁》，被稱為是日本山岳文學的最高 峰。近藤信行則在 2003 年編了《山の旅‧明治、大正篇》與《山の旅‧大正、昭和篇》（岩 波書店）。 22 劉克襄，《北台灣漫遊》（台北：玉山社，2005 初版），頁 5。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鹿野忠雄、鍾理和、徐如林、劉克襄、楊南郡、陳列、拓跋斯‧塔瑪匹瑪、 瓦歷斯‧諾幹、王家祥……等人的作品集聚而觀，書寫隊伍已儼然有百岳之 勢。「山岳書寫／文學」的被忽略，我認為與文學研究者多半很少具備相關 知識可能有關，而熟知山岳知識者，也多半重視工具性書勝過文學表述。事 實上，觀察這類文學往往不若文學界研究僅以文學性與書寫對象的結合，還 暗喻著某種「登山精神」的演替，及以獨特的登山語彙所構築出的特殊美學。 後者對往往在文本解讀時，被一個不熟悉登山活動的評論者輕忽放棄，況且 登山此一行為本身，又有許多知識不是靠「登山書」就可以查閱或理解的。23 而河流呢？ 台灣是高山密集，且集中於中央形成脊樑山系的島嶼，同時因降雨量豐 富，形成河川密度高，並往島嶼兩邊出海的地理特色。西半部河流下流平緩， 遂開展為平原，東半部河流，則會切蝕過中央及海岸山脈才得以出海。臺灣 地區大小河川計一百二十九條，其中主要河川二十一條，次要河川二十九 條，普通河川七十九條，只有兩條稱「河」（基隆河、淡水河，另外，白水 溪有時稱為白河），其餘皆以「溪」命名。這些河川據學者研究發現有幾個 重要的地理特色：「流短水急，流域面積小」。「河床坡度比降大，侵 蝕堆積作用旺盛」。「河川洪枯流量懸殊」。「河川落差大，水能資源蘊 藏豐富」。24而水域是改變地貌的重要因素，在侵蝕、搬運、沖刷、堆積等作 用力的複雜互動下，台灣的地貌每時每刻都在改變。再者，台灣年雨量超過 2500 公釐，超過世界平均值三倍，但河川勢急而流域狹小，因此暴雨季來臨 時岩石與水流衝刷而下，往往造成極嚴重的洪災。25
23 我在進行自然書寫或自然文學研究時，也常發現這種現象。文學研究者往往在這類書寫的 「表面語彙」打轉，沒有嘗試去了解這些自然語彙轉換成文學語言的模式，因此相關研究 常常漏失許多重要訊息。這有點像廖鴻基在初上船時對漁船上語言的「陌生感」，不了解某 個領域的語言脈絡，就不容易了解、進入該領域的真正內在。 24 郭大玄，《臺灣地理─自然、社會與空間的圖像》（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初版）， 頁 55-56。 25 關於台灣河川的水文資料（流量、豐水期與枯水期雨量），可參考經濟部水利處出版的《台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河流的英文 river，來自於拉丁文 Riparia，本義為「岸邊」。而在中文裡， 有各種不同的字彙來稱呼這種「流動的水域」，一般意義上由大至小分別為 「江」、「河」、「溪」。類似的同義或有些微地理差異水域的字還有「水」、「川」、 「澗」等，若再加入人工地景的因素，又有「圳」、「溝」、「渠」等不同名稱。 台灣島嶼多山多河流，台灣農業的開發，和河川密不可分，凡有開圳挖渠之 處，皆成水田，移民人口和耕地面積隨著迅速擴散，水力可說是農地開發的 原動力。因此，台灣許多地名和水域，以及水域所創造出的地理特質有關， 或直接以水域命名：如蘆洲、三角湧、下壩、圳寮、礁溪、二水、三條圳、 溪厝、水尾、下水埔、關渡、打狗等等。這暗示了水域在台灣文化中的演化 歷程扮演的重要地位。以經濟層面來說，台灣過去的主要經濟命脈包括漁 業、農業與伐木業及森林相關產業，都跟河川深切相關。 以文化層面來看，人類文明向來依傍重要河川而發展，文明有可能不依 靠山脈或海洋，但卻不能沒有河流。台灣幾個早期聚落或主要城市皆是沿著 淡水水域發展，河流早已成為台灣各族文化的一部分。傳說中魯凱族因雲豹 才找到隘寮溪上新水源地（即古好茶），西拉雅族與清廷對抗最終壯烈戰死 的場景就在荖濃溪畔，馬卡道族依傍著打狗川（愛河）而生活，甘為霖牧師 在白水溪畔建了「白水溪教堂」，郁永河溯基隆河走進雙溪河谷寫下漢人認 識台灣的新頁，大漢溪運載了黃金般的樟腦與茶葉，活絡了經濟；還有因地 層變動而永遠困住櫻花鉤吻鮭的七家灣溪，支流廣布台北盆地且孕育了圓山 文化的淡水河，造就台灣米倉的濁水溪，以及上演著平埔族、阿美、布農與 漢人勢力消長的秀姑巒，以及撫養噶瑪蘭三十六社的蘭陽溪。這些河流有多 少故事可說？多少書寫者的世界觀依傍岸邊而逐漸成形？台灣文學中描寫 這些水域的文字如果接續起來，可以流淌多遠、多廣，負載多少書寫者的 情感？
灣重要河川》（為一常態出版的年鑑式報告，經常會有修正版）。此外，關於台灣河川造成 的天然災害，則可參考林俊全《台灣的天然災害》（台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一書。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五、地母的乳汁與眼淚：解讀文學家書寫台灣河流的
一種途徑試演
河流既在台灣的地理、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都具有重要地位，那麼出 現在書寫中，就絕非偶然。但正如傅科的《性史》不是僅著眼在性行為本身， 而在呈現關於「性」的話語所衍異出的意義一樣，書寫「河流」或探討河流 書寫，恐怕也不能只是一個把「文本中的河流書寫段落」找出來，分類並舉 而已。 根據本文的定義，我們從較偏向記錄性的「河流書寫」界義追溯，可以 從清代的方志或渡海遊記26或荷、西、日據時期的西方與日本探險家與博物 學家找到相當豐富的文本，27也可以從地理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對 河流所寫的作品中找到偏向知識性的河流書寫，28甚且可由業餘的河流踏查 者的筆下發現另一種介於觀察報告與筆記的書寫類型。29而從日據時期至戰 後直到本世紀的文學家作品，我們也可以找到不少偏向抒情性或意象性的文 本，藉由這些文本的浮現，「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流域風貌遂有可能次 第開展。 由於篇幅與論述策略的設定，本文暫時無意先鋪敘一篇「河流書寫／文 學史」，主要用意是提舉出一個研究領域的可能性與一個文學詮釋語彙的可26 如郁永河《裨海紀遊》對基隆河的描述就很細膩。
27 如馬偕醫師（George Leslie Mackay）的《台灣遙寄》就有不少對新店溪與淡水河的描述。
而史溫侯（Robert Swinhoe）、鹿野忠雄等人雖然重點不在研究河流，但往往在採集昆蟲或 觀測地形時，對探險路徑的河流都加以描寫。 28 如溫振華、戴寶村所著的《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29 如康原所著的《尋找一條烏溪》（台北：常民文化出版，1996）、陳世一與其「參與者土地 關懷工作室」所寫的《尋找河流的生命力─基隆河中游暖暖、七堵段歷史與地景巡禮》（基 隆：基隆文化局，1997），或台大登山社撰寫的《南湖記事─宜蘭大濁水溪流域踏查足跡》 （台北：玉山社，1999），以及赫恪所寫的《大和志─一個村落的誕生》（台北：行政院客 家委員會，2003）。這類的作品有時也可以看到具文學表現力的內容出現。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行性。我曾多次說明，各領域的研究學者皆可在同一文本中詮釋出不同基域 的意涵，而做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在此我想先嘗試以一些台灣文學家書寫河 流的例子來說明文學作者在書寫河流時，所經營出來的「河流的文學意象」， 並且與前文所提到的河流的「地理特徵」進行對照，去了解地理特徵是否滲 透進文學家的文學想像中，成為一種意象的原型，並嘗試探討其間文本所透 露出的「對待河流的態度」。因此，本段論述是為了呼應本文對「河流書寫 ／文學」的界義，試圖做一個初步的詮釋試驗：當我們聚焦在文學家創作的 「河流文本」（有時是觀察日誌，也有是屬於虛構文本的）時，能不能發現 某種「趨向性」的形象轉變？並順著此一議題，帶出台灣文學作者書寫河流 的幾種模式。 在這節的論述中，我暫時排除了一般認知上的「非文學作者」所寫的作 品，是因為求得論述或詮釋時的單純化。再者，被書寫的河流也可能在地理 上不僅限於台灣，那麼意義必然也會有所不同，因此這裡先暫時以書寫台灣 河流的文本為例。此外，以下所舉的例子不討論個別流域的書寫，而先將所 有河、溪、圳視為相似基型的意象。 此外，前文曾提過，「河流書寫／文學」應是一種跨文類的書寫，因此 詩、小說、散文、報導都可見蹤跡，當然它也無關乎作者的族群血緣，因此 原住民文學中也會出現河流書寫的作品。但我在《以書寫解放自然》中曾提 過，原住民書寫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各族之間又有差異），因此詮釋的研 究者最好也具備相關的文化知識，因此關於原住民的自然書寫或自然文學， 我預備另文闡釋。以下論述舉證時或引述各種文類，但基本上先以非原住民 作家的作品為主。30
30 若本文意圖寫一篇「台灣河流書寫／文學史」時，理應就將原住民書寫河流的文本納入， 但前言曾說過本文是一系列我重構、增補《以書寫解放自然》論述之一，因此關於「台灣 河流文學／書寫史」的撰寫、台灣河流詩的詮釋、台灣原住民文學書寫河流的詮釋，或許 是接續本文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特別是我認為詩文本的表現方式特殊，篇幅較短，因此 詩所呈現的環境景觀，往往較是片段的視覺影像，或靈光閃現的心靈意象。如紀弦的〈又 見觀音〉寫的基隆河就是這種「即視之景」：「如今，我獨坐在這靜靜的沙洲上，／看基隆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在此且讓我先以一幅中世 紀 由 德 國 耶 穌 會 教 士 契 爾 學 （Athanasius Kircher）在 Oedipus Aegypticus（1652）這本奇妙的著 作，收錄的一幅有趣的圖做為開 展論述的引子。31圖中埃及的農 業及孕育女神伊希斯（Isis，她同 時是尼羅河神 Osiris 的妻子）站 在尼羅河上，她赤足踩在水裡， 左手提桶，右手轉動著的轉輪， 頭戴以穀物為飾的帽子，帽沿攀 附著蛇。我們怎麼樣解讀這幅圖 呢？ 自有人類文明沿尼羅河建 立幾千年以來，這條長河就在六 至十月間固定泛濫，迫使沿岸居 民不得不遷往更高處暫居，待十 月洪水退去，兩岸覆上一層養分 豐富的腐土，居民遂又再遷回，種植棉花、稻米、小麥等作物。當然，洪水 有時來的急或違反時序，居民未必有機會全身而退，每年一度的尼羅河氾
河是怎樣的轉了個半弧的彎／而徐徐流入淡水河愈益寬闊的下游去─／那銀白閃亮且多漣 漪的迴旋像一大筆觸，／何其有力又何其優美喲！」這是詩語言的特質使然，因此我也認 為或應另寫一篇文章來專論詩中的河流意象。不過詩中亦常有關於河流環境議題的作品， 下文會舉例說明。 31 本圖取自吳國盛譯，《自然之死—婦女、生態與科學革命》（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初版），頁 13。譯自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fic
Revolution, 1990.須補充說明的是這幅作者不詳的圖未必為埃及人所繪，若為西方人所繪， 則應視為西方人對尼羅河與埃及關係的印象，而不是埃及人的想像。但無論繪者為誰，這 張圖都意謂著繪圖者對自然與人與自然關係的想像。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濫，遂成為居民生存與死亡的賭注。這幅畫其實依循了尼羅河的地理特質建 立出伊希斯的「形象語言」：由於我們了解尼羅河的地理特質，遂可以聯想 到那桶子裡的水意味著既帶來傷害也帶來財富的洪災，而右手的轉輪意味女 神操縱著時間的遞變；帽子上的穀物裝飾則暗示對收成的期待，至於會蛻皮 的蛇（蛇在埃及神話中有重生的意義），那理應是象徵著尼羅河周而復始的 生命循環。我們可以說，如果對尼羅河一無所知，這幅圖對我們而言就不容 易理解其背後的文化意義，但當我們了解了尼羅河的特性後，圖裡的形象語 言，便可以發現是從尼羅河的特性而聯想出來的，至少可以找到合理詮釋的 多種可能性。這幅圖給我們的暗示，正是世界上所有物產豐富河川的共同特 性：那條尼羅河，既是埃及人的生命之源，也是埃及人的生命威脅；河流既 是養育者，也是施暴者。32 但河流並非總是住民生死的主導者。正如我在上文提到台灣河流在工業 文明發達後的情境，世界各地的河流在撫養居民成就高度文明後，往往反過 來因住民不當「治水」與充分利用的欲望，反而成為「被殖民」者。住民反 過來箝制、改造這位暴虐的母親，甚或有時毫不在意地將河流視為萬物皆可 消化的墳場，傾倒毒物。然而被虐的河流仍存在著反作用力，尼羅河就因七 ○阿斯旺水壩的建立，雖然不再一年一度泛濫，卻因河水挾帶出海的泥沙大 量減少，導致尼羅河三角洲的出海口不斷後退，造成城市危機。 不僅是尼羅河，世界主要河流幾乎都面臨了污染、被迫改道、改造的命 運，她們從養育與施暴者一變而為受害者，但又常會以那受害的傷口再次反 撲住民。台灣的河川也同時具有的「提供生存空間」、「造成災害」、「被污染」 這三種地理現象，接著我便要嘗試舉證來說明它們在文學中已將河流轉化為 「養育者」、「施暴者」與「受害者」這三種基本「認知地圖」。同時，也帶 出文學家書寫河流時向「環境史」借鑑所衍生出的書寫模式。
32 根據研究，洪水是世界上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最多的天然災害，主要成因有豪雨、高山雪融、 暴潮、地震引起的海嘯及上游水庫的潰堤等等。可參考林俊全著，《台灣的天然災害》，頁 145-156。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黃春明筆下的「青番公」的「歪仔歪」，就是靠著蘭陽溪（小說中稱為 濁水溪是因為蘭陽溪舊稱濁水溪）開墾出來的一片田地。蘭陽溪是這片田地 能種出「長腳仔」稻米的水源，但卻也經常氾濫，奪去農民的生命財產。能 夠側耳聽到稻穗像落西北雨一樣沙沙聲響的青番公，最擔心的就是過去每年 雨季要和濁水溪的洪水「搶」歪仔歪這塊地，就是歪仔歪每逢雨季就會整個 淹到濁水之下。但最後「歪仔歪人的意志，和流不完的汗水，總算又把田園 從洪水的手中搶回來。現在每一塊田都變成了良田了」。33這部小說，若少了 和青番公的意志對抗的「養育者」兼「施暴者」蘭陽溪，以及洪水要來前就 會啼叫的報信鳥「蘆啼」（指的應是竹雞，尚不確定），青番公所收獲的「長 腳仔米」那會如此香甜，故事那會如此動人？「歪仔歪」這塊青番公欲傳給 孫子的顯性「領土」，正是蘭陽溪這個地標所圈繞出來的（因溪水在此轉彎 故取此名），在這塊土地上，居民建立了充滿複雜情感的「認知地圖」。小說 最後，青番公撐篙渡溪，開始對孫子阿明講述關於濁水溪的水鬼故事，這些 自從大橋建起來以後，就很少被人提起的故事，如今又從青番公的口中「水 鬼一個一個又化著纏小足的美人，在溪邊等著人來揹她過水。」一條河流留 給子孫的不只是生長稻米的養育者，還有許多與河纏鬥，對著河想像的故 事，而這正是青番公想傳給孫子的隱性貴重禮物。 有從暴虐轉為馴服的蘭陽溪，也有從賦予生命轉為殺戮者的濁水溪。施 叔青的《行過洛津》（2004），寫的是鹿港一地在清嘉慶年間的興衰史，這興 衰史與鹿港的地貌轉變有絕對的關係。在《行》書中作者一再以「洛津口門 淤廢在即」暗示小說的伏筆，這就跟當時濁水溪的地理變遷有直接相關。34濁 水溪及其支流（舊虎尾溪、虎尾溪、新虎尾溪、東螺溪）形成了台灣最大的 沖積扇平原，濁水溪的改道常造成當地市鎮的興衰，或良田滄海的移易。小
33 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 初版），頁 110。 34 濁水溪的出海口在歷史上曾多次更移，十七世紀末郁永河《裨海紀遊》的記載裡係以東螺 溪（主流南移後又稱大武郡溪）為主要出海口；十八世紀初藍鼎元《東征記》時則轉移至 虎尾溪，成為當時彰化縣與虎尾縣的縣界。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說裡就是這樣形容濁水溪的「哺育」與「暴戾」： 何以這樣一條河——濁水溪，他的先祖引水流滋潤乾旱的農地，哺 育生靈無數的一條河流，一翻臉便成禍害，如此暴戾無常，一下變 成一條狂暴的巨蛇，憤怒的奪路而走，劈開河道迫使堤岸潰決，不 僅造成大水災，使生靈塗炭，沖積而下的泥沙淤積河床，更令大船 進不了洛津港，眼看很快要活生生的截斷港口的生機。 濁水溪已經從溫柔的母親，變成肆虐的暴君。35 施叔青出生時已無緣觀看清代洛津的興衰，她對這個繁華市鎮與濁水溪關係 的理解，很明顯是來自於史冊或其它相關材料的。這些材料影響了她對此地 的環境認知，藉由小說中主人公呈現出來的認知地圖顯非「經驗性」的，而 是超乎經驗之上的一種「地緣情結」，是由作者賦予該地意義的一種手段。 面對自然的力量，文學家確然是無能為力的一群，文字無法阻止災變。 但文字卻可以寄托想像、陳述想法，有時還能以一種柔軟的方式提醒讀者。 於是，當文學家也體認到河流的困境時，文字就不再只擔任「旁白」的作用， 它還是一種暗示、提醒，挑動情感，甚至鼓吹行動的手段。六、七○年代後 台灣的河流的變化已不是如上述兩例的「自然變遷」，而是普遍遭遇水泥化、 優氧化、上游森林消失，河川急遽污染，攔砂壩造成淤塞等等問題。36根據 行政院環保署在二○○四年的河川水質監測結果（二○○五年公布），台灣 河流在監測的 2904.2 公里中，稍受污染或未受污染的有 1860.1 公里，輕度 污染為 284.8 公里，中度污染河段有 537.4 公里，重度污染有 222 公里。但 在十年前，以河川為觀測單位的統計，則是主要河川下游有 59.2%受到各種 程度的污染，只有濁水溪、林邊溪、蘭陽溪、花蓮溪、秀姑巒溪、卑南溪六 條河川未受污染。但比較這十年間的污染狀況，一九九四年共有 27.24%的河
35 施叔青，《行過洛津》（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04 初版），頁 110。 36 河流的受害除了各種廢水排放造成的污染以外，尚有建築攔砂壩、挖掘河砂、開闢耕地等 外力作用造成的破壞。以及外來生物的侵入，或河川動植物被濫捕、殺戮的破壞。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段受到中、重度的污染，二○○四年則是 26.1%，37情況似乎並沒有大幅改善。 許多人類的「重大建設」，卻往往是斷送河流生命的殺手。當養育者淪為受 害者，文學作者的筆下遂常出現不可避免的感傷情緒：記憶中美好的臺灣河 川陷入一種在書寫者（或陳述者）的認知地圖中「沉默迷失」的窘境。河川 的污染事實上是對自然與文化的雙重傷害，當在文化表述裡的「曾經美好」 的河流變成毒水與黑水，河流子民的記憶，遂靜靜沉沒於河底的河底。 面對這種情況，文學或許發揮了另一種形塑河流受害形象，以影響更多 讀者心靈認知地圖的功能。這種「既想親近又深覺羞愧」、「既感傷又希望能 做些什麼」的「情感評估」在八○年代後台灣現代自然書寫中極為常見，劉 克襄早年寫的〈大肚溪口〉（《漂鳥的故鄉》，台北：前衛，1984），就以一種 無力的口吻呈現出面對河流漸死的無奈： 原先適合鳥，現在適合人群 將來什麼也不能棲息 事實上，這種「怨歎」在八○年代後相關書寫中並不少見，但我認為更重要 的是對待河流與河流生態的態度轉變，我們在字裡行間可以發現寫作者已將 人的情感擴展到與其它生命的共感上： 二十年前，當大漢溪上游的毛蟹開始順河下來，準備到淡水河口產 卵時，中途碰到了高大的石門水庫攔阻。石門水庫沒有鮭魚，自然 沒有水道讓毛蟹前進。生態上，毛蟹也沒有陸封型。從此，石門水 庫以上的大漢溪毛蟹絕種了。38 剛從詩人轉為自然觀察者的劉克襄當時行走在大肚溪、大甲溪與淡水河
37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環保署網站。依該網站的資料，環保機關在主、次要河川定期進行水質監 測，並以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氮等四個水質參數評估污染程度。關於環保署 監測水污染的狀況，可參考 http://www.epa.gov.tw/b/b0100.asp?Ct_Code=04X0000598X0000748 中的「監測結果查詢」，以及水體水質年報等資料。 38 劉克襄，《旅次札記》（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 初版），頁 6。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河口，應該是最被河流記憶的旅行者。他的認知地圖顯然和過去的作者完全 不同，那地圖裡還出現了動態標的物：岸鳥、魚群與毛蟹。他放大了其他生 物在河流受傷害時的苦難形象（刻意走樣的認知地圖），促使讀者去瞭解作 者想要指出的那條小路，因而對同一條河川產生了不同的情感評估。這樣的 陳述影響了很多後來的書寫者，至今存在，畢竟，三十年前就被廢五金污染 的二仁溪，現在仍然充滿廢五金，二十年前我們吃了含鎘的河流灌溉出來的 鎘米，至今桃園部分農地長出來的還是鎘米，台灣的河流經過二、三十年還 沒有痊癒（或者說，還在染病）。這使得在這個「河流衰敗」過程中長大的 那一代作家，常常將兩個時期（自己童年與中老年）的河流圖像相互比對， 對那個「未被玷污」的河流產生充滿感傷的「迷路」情緒。 劉克襄之後以更專業踏查的態度面對河流的作者，莫如曾貴海投入之 深。曾貴海曾發起高屏溪的保育運動，寫下了《被喚醒的河流》（台中：晨 星，2000），《高屏溪的美麗與哀愁》（與張正揚合作輯著，台北：時報，2000）、 《留下一片森林》（台中：晨星，2001）等作品，其中多半是一些論述性、 資料彙整的文章，並不能算是文學創作。但書中也有像〈高屏溪的夜晚獨白〉 （《留》）這樣的「擬高屏溪語調」所書寫的文章，別樹一格。特別的是該書 曾貴海寫了一篇〈台灣戰後的環境生態詩〉的論文，其中關於水污染的詩作， 他舉了李敏勇、劉克襄、黃樹根、洪素麗、曾貴海、李勤岸等人的詩作，都 是以河流為主題的詩作。 面對河流的被傷害，阿盛的〈行過急水溪〉，就用另一種「冷的嘲諷」 來寫被人類逼向「暴虐」的急水溪。他用「戲謔之筆」，去寫急水溪旁小城 居民的「小聰明」所造成的「大傷害」。文中一開始就提到八月大水災後急 水溪「拖走了五百頭大小肥瘦不等土豬、四十甲半人高的甘蔗、六千隻番鴨 水鴨、二十甲綠頭殼的稻子。另外，有四個吃稻米長大的人正好趕上農曆七 月打開的鬼門關，其中包括一個學業成績很好的小學生……」但小城居民一 次又一次讓整治急水溪的機會溜走，原因就是那會影響到居民養鴨、種甘蔗
且讓我們蹚水過河：形構台灣河流書寫／文學的可能性 獲得的利益，直到一次又一次的氾濫，急水溪甚至帶走了佛堂裡的骨灰罈， 但小城居民仍然「很快樂地天天吃著急水溪灌溉長成的蓬萊米」，「頂要緊的 是日後能賺大錢」，「小城居民至今仍然沒去注意到，農作鴨兒什麼時候又把 溪畔變得這般擁擠？」39這篇文章用嘲諷的口吻寫急水溪和流域居民的互 動，但嘲弄的其實不是溪，而是那些「小聰明的小城居民」所造成的急水溪 氾濫。 相較於阿盛「冷又沉重的嘲弄」，吳晟的筆調就顯得傷感： 往昔大圳（按：指作者童年家鄉溪州鄉大莊村的莿子埤圳）水雖然 混濁，但乾淨可靠，鄰近住戶的男孩，誰不曾在這條大圳垂釣、玩 水而成長，留下無數戲耍的歡叫聲呢？甚至還有人挑回河水，倒進 大水缸，加些明礬，待泥沙沉澱，可供作食用水。 返鄉任教二十餘年來，每天沿著莿子埤圳圳岸道路上下班，眼見常 有鄉親將垃圾倒進大圳，圳邊常堆積各種廢棄物，河面上常漂浮著 瓶瓶罐罐，聚集水壩處，河水已非混濁而是污濁，已無魚蝦可釣， 也無孩童敢於下水了。這豈是感慨足以形容我的心情。40 吳晟的《筆記濁水溪》善於使用史料、調查報告與實際踏勘的比對，再經由 作者的記憶地圖，重重疊影，對那條「失去的河流」的追憶不言可喻。 值得注意的是，《筆記濁水溪》提醒我們一種全新的寫法。除了養育者、 施暴者、受害者三種形象外，人們認識一條河流除了藉由旅行或觀察的短暫 接觸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歷時性的觀察」。除了水文專家必須以科學性的 手段去監測一條水路的變化外，若作者在某個生命歷程居住河畔、與某條水 系發生了密切的互動（特別是在台灣六○年代至今），往往可以看到河流從 養育者到受害者的變動過程。在自然觀察上，人類認識某種生物、生態現象，
39 阿盛，《行過急水溪》（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 初版），頁 172、179。 40 吳晟，《筆記濁水溪》（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初版），頁 259。
東華人文學報 第九期 記錄下生物／生態在不同階段所被記載、發現的特性與變易，據以歷時性的 陳述，我們稱之為「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而觀察、記錄環境變動並據 以書寫，則是上個世紀七○年代出現的「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研 究。41我們不妨稱這種書寫方式為「河流環境史」的詩化書寫，它應該是「環 境書寫」中的一型。相較於過去側寫河川經驗，或將河川視為養育者、施暴 者或受害者的單一意象，早在吳晟寫出《筆記濁水溪》之前，一些文學作者 早已會將河流的自然史、環境史，連結到個人的成長史上。 陳列著名作品《地上歲月》（1989
）中有一篇〈親愛的河〉，就是典型的 環境史寫法，專注的不是個人經驗，而是將河川與人文、民生的互動，進行 一種「柔化」的陳述。陳列先將河流影響文明的過程做簡單陳述，接著提到 台灣島上的史前住民、原住民、漢人移民如何在河岸建立文化，到河流如何 促成市鎮高度發展、如何肆虐，直到洪水過後，「山裡的孩子則甚至成群商 議盼望著河時再去某個河灣曲流處跳水或潛水刺魚了。……他們的那些小村 落，就像一條蜿蜒著的流水串連起來的褐色珠子。在水邊的土地上，他們慢 慢地成長。」接著作者試圖喚起「我們」腦中那個河流地圖，告訴我們「河 流的風景，因此，往往就這樣成了我們的一種親愛的鄉愁了。」42至此作者 筆鋒一轉，提到現代社會人們對河流的不尊重，呈現出「河流將死」的憂慮。 如此這般的娓娓細訴，彷彿是陳列帶著我們走了一趟河谷的今昔之旅。41 較著名的代表學者是沃斯特（Donald Worster）。他認為，環境史不僅將歷史研究深入人的 社會的各個層面，更深入土地本身。環境變動亦存在歷史之中，且是歷史的一個重要層面。 過去將人的經驗與自然的變動分離敘述思考的歷史，該是修正的時候。人類的歷史不但衝 擊著自然，相對地，自然的力量也約制著人類的生活。環境史的研究大致上探討了三個範 躊的問題：第一，是為了解自然本身在過去如何被人類組織起來，及如何運作，這較涉及 自然科學的部分，或說與傳統自然史的研究關涉極深。第二、探討社會經濟和環境間的互 動；三，探討個人和群體對於自然的觀念、倫理、法律、神話及其他相關的意義結構。二、
三兩個範疇，皆屬於人文社會學科的範疇。Donald Worster,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像環境倫理學是跨自然科學、倫理學的一種新學科，環境史則是介於歷史與自然科學之間 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