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學論---白樂晴與黃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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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果報告

□期中進度報告

（南韓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學論：白樂晴與黃皙暎）

計畫類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9－054－

執行期間：97 年 8 月 1 日至 98 年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陳光興教授

共同主持人：

計畫參與人員：蘇淑冠、劉雅芳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論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執行單位：國立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中華民國 98 年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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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樂晴的「超克『分斷體制』」論──參照兩韓思想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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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

Paik Nak-chung’s Theory of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Inter-referencing the two Koreas wi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y Kuan-Hsing Chen

關鍵字：白樂晴、分斷體制、超克、民族文學、第三世界、兩韓、兩岸關係

Keywords: Paik Nak-chung, division system, overcoming, national literature, third world, Two Koreas,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摘要本文為 2008 年台社二十週年會議超克分斷體制組的六篇文章之一，應與其他文章一同閱讀；本文受到的分工在通過白樂晴在兩韓脈絡中發展出來的超克分斷體制論為參照，思考兩岸問題。本文首先根據白樂晴的英文著作及中文翻譯中，追蹤與耙梳他在一九七０年代提出民族文學論如何與第三世界的問題意識相結合，到了一九八０年代因參與民眾運動與回應馬克思主義的挑戰，逐步形成分斷體制的分析概念，一直到九０年代將分斷體制上升到理論建構。以兩韓經驗為基礎，本文進入兩岸問題思想層次的討論，從相互參照中揭示超克分斷體制的困境與契機，主要核心論點在於，兩岸要能走向和解，必須超脫民族主義的史觀，放在世界史與區域史的視野，才能解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動力如何在歷史進程中造成今天對峙的格局。因此，超克分斷體制必須發展成長期的知識計畫，一方面對分斷體制本身的歷史形構進行研究，一方面重建史觀，才能打開既有對於統獨問題窄化的認識。 Abstract

The essa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ix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group in the 2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read along the side of other essays. This specific essay aims at

approaching the problematic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relation by inter-referencing the 1 本文前一稿發表於台社二十週年會議──超克當前知識困境，2008，九月 27-8 日，於台北世新大學。感謝台社超克分斷體制小組成員的討論、回應與支持，以及蘇淑芬、丁乃非、蔡孟哲提供的意見，特別是兩位匿名評審的審查意見對本文修訂有很大幫助。標題中“思想兩岸＂，把思想當動詞的靈感來自於白永瑞教授即將在台社論壇書系出版的《思想東亞》。本文是國科會研究計畫“南韓的第三世界民族文學論：白樂晴與黃晳暎＂(NSC97-2410-H-007-049-) 成果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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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of the two Koreas, as articulated in Paik Nak-chung’s theory of overcoming division system. It traces, in his English writing and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the background in the 1970s for the proposal of a distinctive projec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Third world; in the 1980s, in his engagement in the People’s Movement and responses to the Marxist challenge, Paik began to develop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system”, and then more systematically theorize it in the 1990s. On the basis of Paik’s theory, the essay moves on to unpack the conditions of the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Koreas. It argues that, to move towards reconciliation, we will need to develop a historical worldview, which will

overcome the self-centered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n both sides; by bringing global and regional history to the center of analysis, the dynamic history of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will be able to offer explan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itself. Therefore,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needs to be understood as a long term intellectual-political project,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system, on the one hand, and to reconstruct historiography so that the narrowing tendency of existing ways to understand the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can be overcome.

收稿日期：2008 年 10 月 6 日；接受日期：2009 年 4 月 20 日服務單位：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通訊地址： 30010 新竹市大學路 1001 號交通大學人社二館亞太／文化研究室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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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ruth can be called a genuine truth unless it is realized in daily life. 沒有真理可以被稱為真正的真理，除非能在日常生活中體現。 ----白樂晴（Paik Nak-chung 2005: 19) 1. 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想像 1966 年《創作與批評》創刊（簡稱《創批》），由當時只有 28 歲的漢城大學英文系講師白樂晴擔任首任主編2。在過去的 40 多年間，《創批》這份立足民間的刊物不僅是南韓民族文學開展的主要戰場，與大時代的民主運動同步，也逐步發展成一個獨立出版社。《創批》在過去四十餘年間，不斷以創新來跟上時代的快速變化，作為季刊能夠有超過一萬五千份的龐大讀者群，足以說明他在思想界的重要性，對於有參與獨立刊物經驗、特別是對東亞及國際出版市場有些認識的人來說，《創批》堪稱世界思想界的奇蹟，值得深入研究；我個人的理解是，這與白先生本生的實踐能力有關，他不僅在思想層次上天馬行空，難得地是他能夠將想法落實。本文以《創批》作為起點，是要將白樂晴思想的民間獨立性格擺在前景。白先生雖然長期任教於漢城大學英文系，但是他主要的社會／政治關切大都是在《創批》這個基地上形成與完成的。學院是他的棲身之地，《創批》是他的主要認同、思想工作的空間：作為專業的英美文學研究者，D.H.勞倫斯專家，他有他獨特的立場與成就，開展了有原創性的學術路線，訓練了不少學生3，但是他在學院之外的時間、精力與思考是放在《創批》的寫作、編輯、經營與組織工作上。這或許也是那一代人特有的能量，同時能把不同的事都能作好。從他出版為數有限但是卻是高質量的英文文章來判斷，如果處於“國泰民安＂的時代，白教授會是國際一流的文學研究者，憑他的思想濃度、寬廣的視野，也會是世界頂尖的知識分子，與 Immanuel Wallerstein、Jürgen Habermas、Perry Anderson、 Pierre Bourdieu、Fred Jameson 這些人平起平坐4，但是在很早期起他就做了選擇，扎根於韓半島，以韓文書寫，把他的生命投入他所熱愛的家園。 2 整理不同資料，可以簡單的這樣來描繪：《創批》1966 年創刊時由文友出版社發行，1967 年由一潮閣發行， 1969 年開始獨立發行，此時白樂晴再次赴美完成博士學位，發行人是辛東門，主任編輯是廉武雄。1972 年白先生完成論文後返國，回復編輯人職位。1974 年以創作與批評為名成立圖書出版社。一九七０年代，《創批》及其出版之圖書多次遭到當局查禁，三位主要編輯，白樂晴(1974)、廉武雄、金潤洙的教授職位都受到學校解職的命運，直到 1980 年才復職。1980 年《創批》遭到當局廢刊處分，但是用“韓國文學的新階段＂系列，以書代刊持續發行；1985 年出版社被取消註冊。1988 年《創批》復刊，由白樂晴任主編。1990 年代中期起，由崔元植教授任主編，2005 年起由白永瑞教授接任主編。至今，《創批》以季刊形式出版，發行量約 15000-20000 本，出版的書籍約 1500 種。有關《創批》的簡史，可參照 Kim (2001)。 3 _{有關白教授對於他專業的近期反思，參見他於 2008 年五月 23 日於台北清大月涵堂的公開演講， “Towards} a planetary approach to Western literary canons”。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參見白樂晴（1998），《全球化時代的

文學與人：分裂體制下韓國的視角》，金正浩、鄭仁甲譯，北京：中國文學出版，特別是第三部份的三篇文章：

〈以主體姿態理解西方經典小說〉(1982)，〈小說《苔絲》的現實性〉(1982)，〈再論勞倫斯的典型性〉(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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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 1960 年代的威權時代，在高壓統治下，思想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於是透過文學創作與評論來推展、散播批判思維就變成是主要介入現實的方式。在此意義下，南韓的狀況與台灣 60、70 年代的“鄉土文學＂是有共通性的，不同的是以白樂晴為代表的陣營是以 “民族文學＂為大旗來撐起思想的戰場。從現在的觀點來看，特別是在台灣的現實中，民族是一個麻煩的字眼，但是放在當時韓國的語境中，民族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是一個很自然的稱謂，意味著韓民族的文學。那麼準確地說，什麼是民族文學？在一九七四年出版的〈為了確立民族文學之概念〉這篇重要文章中，白樂晴開門見山提出他的戰略思考。當時南韓正在掀起一波有關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學討論的浪潮，國家機器投入大量的經費想要帶動復古、發揚國粹（類似於台灣的一九六０年代反共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或是一九九０年代由國家動員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站在對立面的白樂晴很敏銳地認為不能因此而把民族文學拱手送給國家，而是要介入提出不同的路線。他認為民族文學的立足點在於：「它是民族的主體生存和其多數成員的福利受到嚴重的威脅之時危機意識的產物，而且面對民族危機的這種正確態度，正好成為決定國民文學本身健康發展的主要原因」(1998: 211)，他緊接著寫到：「如此理解的民族文學概念具有徹底的歷史特徵」 (1998: 211)，也就是在面對當下的歷史處境，因此不會是去歷史的國粹主義。用當代的語彙來理解，民族文學不該是以本質主義的方式來認識，不是五千年來永恆不變的，或是從當下回收過去所有的經典文學放入同一個平台當中，而是在特定的歷史環境中，當民族出現了危機，民族文學的任務就是以在現實中面對、克服危機為前提。這裡所謂“民族危機＂的“徹底的歷史特徵＂，其實就包括了日帝入侵以來的危機，以及眼前直接看到的就是當下南北韓分裂的民族現實5。躲開分裂這個或許太過敏感的字眼，他引用經濟學家的說法類比民族與“國民＂的差異，也就是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國民經濟相對於民族主體是次級概念，民族是整體，停留在國民層次不適當，「只固執純經濟概念，是對民族經濟自主性的嚴峻威脅的忽視，同樣，無視｀民族文學＇概念，也會造成對民族生存和尊嚴的現實性挑戰的後果」(1998: 212)，換句話說，單單用“南韓＂的國民經濟體作為分析單位，是片面的，不能掌握以韓半島為範圍的整個民族危機---這是筆者可以讀懂的翻譯文字中比較早的片刻，在白樂晴思想的深處早已醞釀著“分斷體制＂的草圖6。按照白樂晴對於民族文學的認識是要面對民族的危機，那麼對於文學創作的要求就必然是要貼近民眾生活，方法上也就會親近於所謂現實主義，這些都在這篇早期的文章已經提及，日後成為申論的重點。文中討論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認為指向民族危機的文學創作，不能也不會淪為政治工具，反倒是貼近現實的文學會具有高度的“先進性＂。為什麼這麼說？在分析的層次上，白樂晴賦予民族文學的反殖民任務直接聯繫到他對於西方文學的理解，他認為像卡夫卡與卡謬之類的名作家，其實沒法對殖民主義進行徹底的批判，如果他們不顧一切對自身所處國度的帝國主義行徑提出直接的質疑，就會被孤立起來，與自己社會的民眾脫離關係，也就造成了他們「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停留在表面和枝節上」 (222)。相對而言，「同民眾共呼吸，批判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成為我們傳統中最有價值部份的萬海韓龍云那樣的韓國詩人，即使在極端的痛苦之中，也處在多麼幸福的位置啊」 (222)。他的意思是說，作為被殖民者的痛苦歷史經驗是相當真實的，但是沒有被殖民的位 5 “分斷”是白先生在此時期就開始使用的語彙。至少在一九七五年出版的〈民族文學的現階段〉中就出現了，中譯本雖然譯成分裂，但是譯者加註說明：「所有文章中的原文為分斷」(1998: 6)。 6 白樂晴在 2008 年五月訪台的第一場演講，精準地區分了民族文學與國民文學，後者是以國民國家為單位，如分斷後的南北韓有其各自的國民文學，而民族文學所指稱的是整個韓民族。此次演講在整理當中，將收錄於白樂晴訪期間的演講與回應的專書當中，預定於 2010 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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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來體會這樣的經驗，沒有同胞的支撐來分享、體會這樣的痛楚，西方的名作家們很難能觸動問題的核心，在此意義下，日據時代的韓國詩人有廣大的苦難同胞分享其文學中所抒發的痛楚，其實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他進一步認為光是對帝國主義批判是無法成為先進的世界文學，「因為有意義的批判不只是同強大的外來的勢力的鬥爭，更是同自己本身的鬥爭。它需要有高度的知識和情感方面的鍛鍊，以便在自己民族內部有意無意地識別出迎合殖民統治的勢力並加以批判，進而在自身心靈深處，能夠區分和戰勝封建精神和買辦意識」 (1998: 223)。換句話說，民族文學要具有深厚的自省反思意識，反封建是要克服民族自我中的保守性，反帝、反買辦是要確立主體意識，這樣的雙重任務是極為困難的，與“殖民現代性＂的召喚相互矛盾，亦即，用台灣與中國大陸的經驗來理解，在返古的傳統主義與徹底反傳統的全盤西化兩極之間，要能建立批判的主體性其實是如臨深淵，已經形成的基礎不足，只能踩在薄冰上前進，但是也只有維持這樣的張力，才能重建主體性，也才能確立民族文學的先進性。在此前提下，韓國的民族文學其實正是現代文學的同義詞，它形成的契機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同時也是對抗民族內部貴族階級的封建守舊，所以民族文學不能是那些以貴族為主體、脫離民眾生活留下來的作品。同時，民族文學也不能變成逃避政治現實，躲到過去的鄉愁當中，他用強烈的語氣指出：「真正的民族文學與任何感傷的或政治策略性的復古主義勢不兩立，它也絕不能流為國粹主義」(1998: 244)。白樂晴長期堅定反對國粹派的立場，又同時反對買辦式的全盤西化，是以建立韓民族現代主體性為本，在這點上似乎是與五四以降的魯迅傳統相通的，這也就指向了“背腹兩面受敵＂的第三世界共同經驗。特別要指出的是，白氏所謂民族文學的先進性問題，不是關閉在韓國內部來認知的，在一九七四年〈如何看待現代文學〉一文中，他進一步把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聯繫起來，並且揭示了第三世界文學的先鋒性。他追溯了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文學與批評，認為 D.H.勞倫斯是西方文學危機最終的表現，此後沒有出路，而第三世界文學因為不被這整個系譜所制約，所產生的文學反而超越那些侷限。他以智利的詩人聶魯達（Pablo Neruda, 1904-1973) 為例，認為西歐文學陷入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兩難，而拉美的超現實主義沒有這些包袱，貼近社會現實與群眾；同樣的美國黑人文學也開出了新的路徑，甚至創造轉化了美國文學。亦即，主體位置歷史經驗的不同，提供了突破僵局的可能性：「由處於西方局外的人去體驗、認識和擺脫它也許會容易得多。換言之，同多數大眾一同，作為具體的歷史事實遭受過西方文明的侵略性和非人性的第三世界作家、豈不是可以不犧牲對自己社會日常現實的關心，也不犧牲同自己國家民眾的連帶意識，便以超越西方文學侷限性的作品嗎？如今的第三世界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包括西方文學在內的全世界文學的真正先鋒，其原因正在這裡」 (249)。因此，白樂晴的思想中，第三世界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部份，是客觀的歷史處境促成了第三世界民族文學的先鋒位置。但是這充其量也只是潛在的可能，他提醒我們：「後進國應培養自己的能力、以便主體地適應以西歐為中心地先進產業社會地世界支配性，在這種適應過程的深層，隱藏著後進國容易自告奮勇地被編入先進國地一般性統治體制之中的危險」(249；強調是筆者所加)。白樂晴在這裡的提醒暗示的是一種複雜的心情，或者可以說是一種務實的態度，我們一方面為了追求基本的生存必須“適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所設下的結構與遊戲規則（“超英趕美＂），但是同時又必須要有主體意識的去“超克＂這個體制本身的限制，目的正是在尋找世界的新方向。「適應…超克」爾後構成白樂晴思想方法上的核心，這是在主體位置的思想，是韓國也是第三世界的，是在整體世界戰略位置上的思考，或許這也正是激進派批判對白氏批判的重點，因為“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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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接受現實，而非徹底否定與推翻。白樂晴對於第三世界的認同是長期的，一直到近期的著作中他還是用第三世界來定位韓國7。他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資源來自何方？在檢閱白先生出版的文獻中，筆者認為可能來自於幾個方向。一個是五０年代第三世界主義以降的批判思考風潮，包括六０、七０年代在國際學界影響甚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論。第二個資源來自於他的文學訓練與閱讀，他曾經提及他大概是 1960 年代最早在韓國教授美國黑人文學的人8，這些文學與西歐文學有本質上的差異。第三是韓國本身的殖民地經驗；雖然後殖民主義到八、九０年代才在美國學院登場，他早在 1969 年就發表過〈康拉德文學與殖民地主義〉，在共同的歷史經驗中脫離殖民地，其間的連帶，很難找到比第三世界更好的座標、定位與認同。在 1974 年的這篇〈如何看待現代文學〉近結尾處，法農的〈民族文化論〉是他極為推崇的精神資源，他說：「所謂從殖民地狀態中逃脫出來，不是單純的政治、軍事問題，而是意味著克服殖民地統治下的極端非人性和歧視性的人性文化的再生過程。對於沈浸在西方文化影響之中的知識分子來說，它將成為不陷入單純的復古主義與原始主義，而重新找回民眾連帶性的艱難工作。它只有冷靜地認識殖民統治當事人現代西歐社會的歷史特徵，並積極參加民眾的反殖民鬥爭，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成就。這必然會成為不僅為殖民地知識分子自身，也為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全人類而創造新的歷史的結果」(252)。對他而言，法農的意義不僅在於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也不僅是他個人的政治參與，「他的為主體生存而進行的第三世界鬥爭正是創造人類新歷史的主要課題的主張，僅對韓國文學也不能不帶來極大教誨與鼓勵」 (252)。從他對法農的態度中可以發現白氏基本的想法，特別是回到一九七０年代還是處於相當閉塞的思想狀況中，第三世界的想像與連帶就成為相當重要的精神支柱9。也正是第三世界作為象徵與想像的資源，同時內在也外在的存在，使得對於民族的認識找到了更為寬廣的格局，跳脫了民族主義的關閉性10。（相對於南韓，台灣戰後的批判圈幾乎沒有第三世界的意識及座標，原因何在？與後來發展出關閉性的民族主義是否關連？這些是值得研究與深究的課題。）如果說以上是白樂晴思想在一九七０年代所浮現的基本輪廓，那麼在一九八０年代期間，他部份的工作是放在文學理論的清理上，基本上是透過來自不同立場的挑戰以及回應新的歷史條件去深化民族文學論。1985 年的〈現代主義續論〉，是透過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文學理論的論辯，為現實主義文學在第三世界或是韓國的當前現實意義進行辯護。 1986 年的〈作品、實踐與真理──為提高民族文學論的科學性與實踐性而工作〉，論辯民族文學不能因為民族運動與民眾運動的現實性而丟棄藝術性與科學性。同年，1986 年的〈民族文學的民眾性與藝術性〉，基本上是與八０年代興起左翼運動的馬克思主義理論對話，強調民族文學本來就是民眾文學，同時堅持不能因為服務於階級運動而不顧文學本身的藝術性。1990 年的〈民族文學論與現實主義論〉逆水行舟，再次主張第三世界的現實主義才是最先進的文學，以此立場拒斥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也同時因應新的情勢，開始接觸到北韓時，對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理論進行反思。除了理論工作外，白樂晴持續進行的文學 7

參見 Paik Nak-chung, “Notions of the Third World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2008 年五月台灣演講。 8 2008 年五月 23 日演講後的餐會中提及。 9 白樂晴其他有關第三世界的討論還包括、〈韓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1978 演講)、〈第三世界文學與民眾文學〉(1979)、〈看第三世界文學的視角〉(1982)等。 10 在這個基本立場上，陳映真與白樂晴是相通的，可以看到陳氏在台灣當代思想界的特殊之處。詳見陳光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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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工作，包括了歐美文學的討論，以及韓國本身的民族文學11。這個部份有關文藝理論與文學批評的討論，筆者受限於知識能力不足，無法充分理解，還有待中文學界專攻文學理論與批評的同仁能夠細心處理。對這一節的討論做一個小結。白樂晴的民族文學論是以面對民族危機為前提，也就是日本殖民主義以降到戰後的南北韓分斷為對象，這與世界各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精神一致，具有強烈的第三世界連帶意識，這些在七０年代就已經形成的思想成為他根本的骨幹。 2.面對“分斷＂：突破知識限制的契機白樂晴思想上的一大特點就是與時代的同步性，他的分斷體制論也是在大時代的運動中逐步形成。嚴格的說，他對於分斷體制的討論到了九０年代才因歷史契機的逐漸出現而較為集中，之前零星的論述大都散佈在不同的語境中，要從這些不同的脈絡中才能掌握到分斷體制問題意識的根本關切。在不同的文脈中，白樂晴都明白地表示將分斷體制理論化不該是他的任務，他的分工專長是文學，該有更有知識基礎的人（社會科學、歷史、哲學）去完成12，但是總是等待了半天比他更有知識準備的人都沒有出來呼應，只好自己硬著頭皮繼續談。這個現象看來沒什麼太大的意義，但是其實反應的正是知識狀況出了問題：南韓的學術思想界被既有的（移植來的）知識方式綁住，無法積極的提出根植於在地經驗的歷史解釋，面對韓半島的現實問題（台灣的知識狀況更是如次）。在此意義下，白樂晴的分斷體制論蘊含著突破知識限制的創造力。擴大範圍來說，南韓知識狀況的限制也是第三世界學術發展上共同的問題：當（移植來的）學術思想方式沒有辦法有效解析自己社會的現實問題時，往往就會將所面對的問題視為不具有普遍意義，就這樣輕易的跳過了，或是認為這是政治問題不是知識問題，因而喪失了突破既有知識格局的契機。我個人認為這是當前知識困境的核心問題，在台灣尤其嚴重。在我掌握的文字當中，1975 年的〈民族文學的現階段〉已經提出了分斷的概念，基本上是在呼應歷史學家姜萬吉提及“分裂時代的史學＂，轉放在民族文學的語境中，而白樂晴對於問題的根本認識卻是認為在當時的語境下，“恢復民主、實現國土統一＂是韓民族歷史所面臨的新階段（白樂晴，1998: p. 6）。雖然在分析中他閱讀了像黃晳暎的重要小說〈韓氏年代記〉(1972)，以南北韓分隔所造成的個人生命的失落為主題，但是白樂晴主要的問題意識放在恢復民主的問題上，認為這是 1970 年代民族文學的基調。作為開啟分斷體制論思想的背景，主要的契機出現在對於韓國社會構成的辯論當中，表現在 1985 年的〈民眾、民族文學的新階段〉，這篇文章是 1975 年上述的這篇文章出版之後，面臨新局勢的一次立場更新。從文章的題目大概可以嗅出，這一波的挑戰來自於 1980 年代達到高峰的民眾運動。在南韓當時的語境中，由於政治情勢使然，階級運動的字眼是禁忌、不能使用，會被立即抹紅，也就用民眾運動來取代，簡單的說，七０到八０年代民眾運動有強烈左翼階級運動的色彩。在 1970 年代當民眾一詞在開始被使用時，白氏對於這個曖昧不明的指稱有質疑(1998: 63)，但是到了八０年代中期，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使民眾運動能夠與民族運動結合 11 有關文學評論的部份，請參照白樂晴（1998），《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分裂體制下韓國的視角》，第三部份，重要篇章如〈以主體姿態理解西方經典小說〉，〈禪詩與現實主義〉等。 12 參見 1988 年的〈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1998: 108)；或是(20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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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正是在釐清民眾與階級兩個概念的不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些端倪。白樂晴反駁的對象是鄭昌烈，後者的〈民眾的民族主義〉一文將民眾視為被統治階級，從這個角度來追溯朝鮮王朝，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到現代，過程中意識的變化。白氏認為民眾是複雜的構成，不能被化約為被統治階級，他提出的問題是：殖民時代與分斷時代，與一般資本主義社會有什麼差異？在鄭氏的思考中，資本主義先進社會中，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是相互對應的，構成社會結構的整體，但是在殖民地社會中，上下不對應，因此在人類史上是獨特的。白先生不能同意的是以理論模型來理解現實，以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為標準丈量殖民地，他認為這是“公式主義的誤謬＂(1998: 67)。關鍵在於：要如何在殖民地與宗主國的連結中分析整體的社會形構，才能夠釐清階級位置？在此前提下，民眾、階級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又是什麼？再放入戰後的分斷狀況中又要如何從民族整體來討論兩個社會？請讀者放慢腳步再次閱讀上述的幾個問題，其實是相當難回答的，如果我們簡單的用馬克斯主義上下層的模型集中討論兩韓的下層結構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兩個社會擺在一起時要如何描繪？這些問題不僅關乎分析的知識問題，也暗示了分析後的策略思考：「無庸說，在我們現有的歷史出發點上，這個聯合體的存在同民族統一的大業有直接的關係，而統一大業本身，也只有通過階級和階層不同生活的理解，才能夠完整地發揮現實的力量。那麼，如今我們應該從哪裡去尋找能夠最大限度地團結這種力量，並且使它壯大起來地生活邏輯？」(1998: 68)。正是在與馬派基本分析架構進行對話的時候，凸顯了批判圈知識的限制。這麼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作為一種面對西歐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分析工具，根本上是以“一國＂為分析範圍，不僅無法面對殖民地的複雜狀況，也無法處理非歐陸的“現代＂社會，如戰後韓國社會存在的賤民階層，要如何從階級分析來解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可以用分析工業社會為主要參照的馬克斯主義來直接套用嗎？最為關鍵的當然是一但把兩個分割的社會要放在一個分析架構當中，要如何進行分析？特別是這兩個分割社會千年以來是一體，一個世紀的變化就沒法進行整體分析了嗎？總之，如果前提是要面對理解真實的社會現實，而不是以現成的理論來套用，那麼很顯然地碰到了知識上的障礙。（同樣的挑戰直接衝擊的該是台灣與中國大陸的學術思想界，要如何對兩岸從一體到日據分離，到國共分斷，進行歷史的，整體的分析？）對於現實鍥而不捨的張力在 1988 年〈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中更為激化。這裡，讀者必須注意的是：1987 年的六月抗爭沒有能夠直接推翻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但是換到更多自由民主的空間，使得兩韓議題可以更被公開討論，是在這個新的脈絡下民族文學與民族統一運動進入了場景的前台，與先前緊縮高壓的政治狀況不同，話也越說越清楚。這篇文章的對話對象仍然是階級運動者與馬克斯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白樂晴從民族文學論這一邊提問：「因為常說現代韓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這一命題，但究竟怎麼樣解釋分裂這一點總是不能釋然的緣故」(1998: 108)。亦即，在論爭民族分裂問題是否是韓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時，帶出了一連串的理論問題：南北韓的分裂可以用“兩國關係＂來看待嗎？分裂是內部矛盾？還是內部與外部矛盾的複合體？同時要如何理解整體社會結構？在分裂狀況下，有可能走向高層次的民主化與民族的自主嗎？是在這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中，白樂晴開始被迫集中在對分裂問題的整理與釐清。對照二次戰後不同“部份國家＂的經驗，他將南北韓定位為：通過分裂，成為各自屬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兩大陣營的類型（1998: 113）。參照來看，東西德的經驗沒有韓半島先前的殖民地歷史（這點極為關鍵，德國與日本都是殖民者，但是戰敗後，日本沒有分裂，是將殖民地交還），台灣與中國大陸規模相差太大（後詳），這使得韓半島的經驗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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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特殊。他認為極為迫切的知識任務是要去釐清：「基於新的矛盾的分裂，是如何被南與北各自相異的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而再生，並貢獻於它們矛盾的再生」（1998: 113），這句翻譯文字不容易懂，得耐心齟嚼，雖然分斷體制的理論概念此時還沒有完全成形，但是作為主要的成份，分斷體制造成矛盾的自我再生產的功能（特別是對各自的內部矛盾、相互的外部矛盾、整體的外部矛盾），已經被敏銳的提出，要找到適當的分析概念來統合相關問題成為日後的思考方向。換句話說，這篇文章體現的是比較清楚地在思想的方法上，韓半島應該作為整體來分析已經出現，但是要如何不以“兩國論＂而以整體來分析兩個已經相當不同的社會？他本人知道其中知識的困難度與挑戰的嚴峻，但是不能逃避責任（正如同我們在台灣要思考兩岸問題，但是又對戰後大陸缺乏內在性的充分認識）。下面這句話可以反應他的基本心情：很多人會說，「單是研究南韓社會已經是難以勝任，再加之動輒逮捕，資料殆盡，而同時要搞自由議論受到極度限制的北韓研究，難度可想而知，但不搞則不成嗎！」(1998: 114)。也就是在這樣的知識動力下，分斷體制的理論化工作被提上議程13。以上這篇〈現今的民族文學與民族運動〉是 1988 年發表的，在一年以後出版的〈統一運動與文學〉中，“分斷體制＂儼然已經成為白樂晴論述中的關鍵字。有了分斷體制的分析語彙，他逐步開始把問題定位的更為清楚：分斷體制的根本矛盾不在於南北韓政治體制之間，而是「南北韓民眾與分斷體制之間的矛盾」（1998: 21），這個關鍵的認識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位置，是站在兩韓民眾的視角揭示矛盾，也暗示了超克分斷體制的主體必然會是兩韓民眾。他再次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運動論者對話，因為社會科學家們認為社會科學原理中沒有分斷或是統一的概念，所以認為克服分斷體制的運動排除在科學的思考之外，他認為這樣的講法是因為「尚未觸及到我們生活的分斷時代，分斷社會具體現實的原因」 (1998: 121)。也是在這樣的問題意識下，他對於文學的閱讀多了一對專注的眼睛，例如前面提及重要作家黃晳暎的〈韓氏年代記〉，白氏在七０的閱讀重點在“恢復民主＂，不在分斷問題，但是到了 1989 年這篇文章，黃晳暎的新作《武器的陰影》，一本描述韓國人如何被編入越戰的小說，他已經開始藉此機會對照南北韓分斷與南北越的基本差異：越戰是反殖民運動的延續，是將外來勢力趕出的民族解放鬥爭，而韓國的狀況則是，外來勢力的介入是造成分斷的原因，但是並不直接控制國家機器；在白樂晴的視野中，藉由書寫越戰，黃晳暎把反美、反帝問題帶入超克分斷體制運動的議程。這篇文章的另外一個重要進展，就是將北韓（以及延邊朝鮮族）的文學納入了民族文學的視野，雖然字裡行間這樣新的接觸難免顯現有些隔閡之感，不如他對南韓民族文學的認識來得信心滿滿，但是這樣努力去理解北韓文學狀況的企圖本身，就是在知識實踐上去克服分斷體制。下面這句結尾的期許可以看到白先生當時內心決心已定：「在史無前例的僵化而充滿殺氣的分斷中，南北各自卻創造出令世界震驚的奇蹟的情況下，欲克服這個前所未聞的分斷體制，我們的統一運動如不是與眾不同的創造性的運動，則難以成功」(1998: 153)。白先生知道前途坎坷，但是還是得挺起腰桿，繼續前進。在本節結束前，做一個小結。本節想要呈現的是從一九七０年代中期到一九八０年代後期，“分斷＂是如何有機的存在於白樂晴思想的背景，慢慢的被迫走到前台來。筆者沒有能力全面的掌握時代大環境的客觀變化，也無法充分傳達思想主體在變動中白先生（乃至於南韓社會）精神上的起伏，但是在整理與閱讀中深深體會到白先生不是那種閉門造車、抽象思考的理論家，而是參與到社會脈動，與時代共同呼吸，同時執著於知識論辯的人， 13 在這個方法論的討論中，白樂晴先生以韓半島為整體思考的方法論，與本文所屬的超克分斷體制的這幾篇文章中，趙剛稱之為作為方法論意義下的中國人，意義極為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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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論爭，沒有跟緊時代的結構性變化，也就沒有他充滿生命力的思想。白樂晴在此時已經將七０年代恢復民主為優先的認識向前推進，理解到八０年代後期歷經八七革命失敗後發現南韓民主運動的限制與前景，沒有辦法與兩韓分斷問題分開來討論，將分斷與民主擺在同樣高度的位置是他對思想運動方向的調整，這正是他最具原創性的地方，卻也是最被批判的部份。 3.分斷體制及其超克論在以上追朔形成軌跡的基礎下，討論分斷體制論的時間比較成熟了，說“比較＂的主要原因是筆者本身語言能力的限制，白樂晴 1994 年的《變革分斷體制的學習之道》與 1998 年出版的主要著作《動搖的分斷體制》，兩本韓文著作都沒有完整中譯或英譯，據我所知，後面這本書英譯還在翻譯當中，預定由首爾大學與加州大學共同出版，只有兩三章有英文本，中譯也只有第一章，因而以下的討論是相當片面的，只能從既有的翻譯資源中管窺，期待以後英文版問世後可以再修訂。一九九０年代期間，白樂晴在不同的文章裡開始企圖釐清“分斷體制論＂的內涵，其中包括幾篇重要的英文論文，分別發表在 New Left Review,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以及 Interventions14。在“South Korea: Unific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 (1993b)一文中，他很具體地指出分斷體制的形成，成為兩韓政治領導人相互利用，藉以強化自身威權統治的藉口。在李承晚政權時期，除了“進軍收復北方＂外，根本上禁止談論統一。爾後，民間呼聲強大，使得朴正熙必須跟金日成簽訂 1972 年的聯合公報，卻又被朴正熙利用來鞏固他的地位，變成終身的大統領，同時金日成也藉此機會修訂社會主義憲法，強化權力；兩邊都是以怕被對方吞噬為群眾的心理機制，藉以複製自身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同樣的例子是，1989 年盧泰愚以進入“國家安全階段＂為由，大肆逮捕異議反對份子，這樣的場景在台灣戰後相當熟悉，威權體制以反共的國家安全之名，可以任意剷除異己，或是為了防禦共匪赤化入侵，所以必須鞏固領導中心，云云。簡單的說，分斷體制的存在是打擊民主力量崛起的最佳武器，所以強化分斷的事實是南北兩邊政權不須協商的共識。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分斷體制不是突然一天從天而降，有其歷史過程，白樂晴是透過參照越南及德國的經驗來闡述韓國的歷史背景。他認為越南的分斷源自美國透過戰爭手段，強勢取代法國作為殖民主的地位，所以越戰是反殖民運動的延續，美國輸了，南北越同一。而德國所反應的是全球冷戰結構的在地分斷，一旦冷戰的一方失勢，分斷於是快速解體，強勢的西德統一弱勢的東德。他認為冷戰雖然在韓半島的分斷雖然產生了關鍵的作用，但是主要的動力是美國建立全球霸權的方案，早在冷戰之前，而確立分斷的里程碑是韓戰，北韓受到中蘇共產陣營的強力支持，南韓則有美日資本主義集團為後盾，在此之後，兩邊具有高度敵意、不同性質的國家結構所形塑的社會，慢慢出現有系統的差異，體現在“民族、集團間、半島內＂(national, inter-bloc, intra-peninsular)的衝突當中(1993a: 78)，並且與社會內部矛盾，如階級與性別，交織在一起，如分斷體制中的軍事對抗與父權體制的強化交錯，又如南韓反共國策造成對於以工人運動為代表的民主力量強勢鎮壓。正因為如此，白樂晴看到了民主運動必須以超克分斷為前提 (1993a: 79)。〈為了克服“分斷體制＂運動的“日常化＂〉是把問題說得相當清楚的一篇文章，這 14 參照 Paik (1993a, 1993b, 1996, 199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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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是在一九九七年十月韓國研究國際會議中發表的論文。白樂晴帶有猶豫的心情被迫將分斷體制圖像化，這個以描繪現實的理論，由三個層次所構成的動態關係相互牽制而形成：世界體系、分斷體制與南北兩個社會體系。由兩韓社會體系所組成，分斷體制是世界體系的一部份，三者都不是關閉系統，三者彼此之間存在不同的特定關係，隨著不同的歷史情勢而有改變 (2005: 24)。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作為一種社會體系，所對應的是它的次級體系的南韓社會，由不同的資本主義機構所構成，它本身不是自足的，運作必須與上層的世界體系掛鉤。較有爭議的會是北韓，白認為北韓的社會主義體系不但不獨立於而且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份，透過後者的上層結構──現代國際體系或可譯為列國體系 (inter-state system)，連結起來。換句話說，在白氏的世界觀中，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全球整體的下層結構，國家機器所組成的關係網絡（如聯合國組織）是上層結構。關鍵在於，白氏認為北韓跟南韓一樣，都不是自我完成的體系(self-complete system)，不能簡化的說是由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社會機構所構成，然而橫跨兩個社會、籠罩整體韓半島的分斷體制結構，有形無形中產生了龐大的作用力，在各自的內部與兩者之間，動員了衝突、對立與敵意，效果上複製與鞏固了分斷體制本身。白氏進一步的指出，兩韓的社會參與到世界體系的特定方式與條件不是自主的，直接關乎分斷體制的中介，分斷體制的張力越強，世界體系得以對兩韓施展權力的空間越大。如果把他的說法用兩岸經驗來理解，特別是放在 inter-state 的世界體系層次，大大小小的國家機器因為分斷而有機可趁，因為可以在兩邊的惡性競爭中獲利，兩岸關係越是惡劣，越是如此。因此，他這麼說：「沒有“分斷體制＂的概念作為中間的詞項，南北各自體系的運作沒法被適切的解釋。這不僅僅只是認識論的問題；這也是實踐(praxis)的問題，因為在韓半島上，任何有力的運動都是不可能的，如果它與超克分斷體制的任務分開，不論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各自範圍內尋求在統一或是改善關係，抑或是大規模的對世界體系進行改革或是革命性的變革」(2005: 26)。換句話說，分斷體制是分析概念，透過它我們得以看清部份的與整體的動力場域，同時認清了這樣的事實，它必然也就成為一定要超克的對象，消除分斷體制才能將韓民族取得公平的主體位置。但是同時在字裡行間，我們也清楚地得到了訊息，對白樂晴而言，超克分斷體制不僅是韓半島內部問題，也是對世界體系進行變革，必須由韓半島進行一點突破的任務，這將正是超克運動更為重要的貢獻之所在。前面已經提及“國家安全＂是如何被用來打擊民主、維持政權、強化軍事力量，同時也就再生產分斷體制本身。放在韓半島的語境中，因為慘烈的韓戰經驗，因為相對於兩岸的台海區隔，兩韓是緊密連在一起，國家安全不全然是意識形態的假問題，這是分斷體制得以形成的重要物質與精神基礎，造成很特殊的現象：兩邊的強硬派相互仇恨又相互配合，形成極為微妙的共生關係，共同維護分斷的現實。與此同時存在的尷尬狀況就是強大的韓民族主義，會容許承擔外來勢力介入的指責，特別是美國軍事力量在所謂冷戰結束後仍然遍佈南韓國土。成為各方角力的六方會談，更說明了分斷體制的強大，一方面讓各種外在勢力得以進入，一方面又要藉此來弱化分斷中兩韓的對立強度，這兩者之間的矛盾性張力表露無遺。那麼要如何超克分斷體制這個半世紀以來形成的龐然大物？白樂晴首先的提醒是，雖然分斷體制論設定了基本的兩造，一方受惠於分斷體制，另一方的兩韓民眾是受害者，但是不能因而跳到支持民粹立場，把兩個政權當成敵人，就像兩邊與各自民眾之間的利益是分歧的一樣，國家(state)作為政治力量衝撞的場域，兩邊政權的利益也大不相同。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者必須要在不同的狀況之中，看清楚動力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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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勢，站在民眾利益的觀點來推進。白樂晴用的隱喻是：這是一個多元方程式，其中有兩個國家與一組民眾，這組民眾同時是一也是二 (2005: 29)。這個方程式裡同時包括了世界體系的作用力，所以在局譜中不能夠忽視強國的力量，像美、中、日、蘇，必須充分了解它們自身與彼此之間的利益與差異。他以美國為例，雖然美國從戰後起對韓半島就一直有最大的影響力，但是同時兩韓如果統一，對美國而言又是最不受威脅的，只要資本主義體系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因此超克運動無須對於美國過度的醜化，要把它當成客觀因素，納入動力場域進行分析。如果說民眾是超克分斷的運動主體，白樂晴清楚地認知困難的程度，不僅現況是南北民眾因分斷而相互不理解，而且在未來當統一運動融入生活的層次，差異也會非常大。這裡他似乎仰仗了樸素的樂觀主義：「分斷體制論所設想的是兩韓民眾會在統一的共同目標上結盟，如此將擴大他們在生活上的主導權，雖然兩邊的民眾會在各自立即的需要上以不同的方案進行內在的改革或是變革。因此，他們開始的工作是不同的，但是他們的運動終究將匯聚成一股力量，中期目標在超克分斷體制，長期目標在改變世界體系，因為他們短期的不同方案基本上來自於同一個世界體系的運作，同時由橫跨韓半島的分斷體制所中介」 (2005: 31-32)。就跟所有對社會理論家未來的預測一樣，這是白樂晴分斷體制論最被質疑的地方。兩岸民眾互動已經近二十年，分歧還是相當深，雖然在各自存活的社會中批判自己的政府，但是對自己所在政權的相信力遠遠大於對方，要如何形成雙方民眾的越界結盟確實是難的問題15。有關這部份的問題，白先生寄望透過具體的危機，如北韓的糧食短缺，南韓民眾積極援助，來促進彼此的合作。就像四川地震，台灣民間的主動捐助，這些都是重新建立彼此信任的契機。超克分斷體制無法逃避的問題是對於國家結構的想像，包括如何看待既存的兩個國家機器。白樂晴認為作為維繫分斷體制的要角，兩個國家體制終究是要超克的對象，但是從民眾的視角來看，超克運動不可能支持以戰爭方式一國征服另外一國，而是必須憑藉民眾運動的不斷強化才能超越兩個政權各自的利益。由於和平共存是先決條件，他認為以複合國家（compound state）的鬆散形式所構成的邦聯或是國家聯合(confederation) 是務實的想像16，事實上這樣的方向在 1991 年的兩韓聯合公報，與 2000 年的兩金會談後的共同宣言中，都在往這個方向走 (Paik, 2005: 33-34)。顯然 confederation 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之後該如何走，白認為走一步算一步，無須事先設定，但是未來必須要創造新形式的聯合政府 (federal state)，它的存在是要回應民眾的需求，贏取民眾的支持，也才可能結束分斷。在這篇文章的後記中，他回到文學批評家的位置，用隱喻的方式來描繪兩韓的關係：如果我們採用一對夫妻的隱喻，那麼（再）統一(reunification)不必要被視為兩個年輕人第一次的結合，而是一對老夫妻因為爭吵而長期分離之後的再次結合，他們各自有不同的生活，或許也有其它的愛情關係，但是到最後嘗試重新建立關係，因為他們終於遲遲地體會到這樣繼續的分居下去不切實際。(2005: 71) 這個豐富的隱喻中可以拉出不同層次的分析，婚外情的對象可以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當初的爭吵是年少輕狂各持己見，但是關鍵在於是否兩邊都是緣未盡情未了，在感 15 這些問題在筆者課堂上，與研究生的討論中，都被提出。 16 感謝本文評審之一指出，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將 confederation 譯為邦聯，但是白樂晴所屬的創批集團，對 confederation 更近於複合國家的想法，同屬創批的白永瑞教授更進一步的思考，參見白永瑞(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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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層次上希望復合，如果確實如此，那就不會只是在理性與利益層面的精算，是否需要儀式上的再婚都已經不是重點，甚至離婚後的再次同居都是可以用很彈性的方式來生活在一起的。白先生後來在 2004 年的一場演講中表達的很深刻：我建議改變我們對統一的概念，丟掉單一型國民國家這一“完全統一＂的固定概念。在南北雙方確定在聯合制與處於較低階段的聯邦制之間能夠找出了這樣一個點來實現了南北間的首次統合的時候，我們需要一種能夠進“第一階段統一＂實現的新思路。換言之，首先我們應該放下什麼是統一，何時統一的問題，轉而從多方面入手，和平地促進南北的交流和實質上的統合。如果，有那麼一天，南北雙突然商量說“哦，原來已經統一的差不多了，我們一起向世人宣告統一吧＂，這才能稱得上是我們自己特有的統一17。簡單的說，白樂晴認為統一的過程該是漸進，共存，不是德國或是越南模式，由一邊合併另一邊，而是在民間的自由往來中化解敵意，走向和解，這樣的統一是實質的，本身的互動就是在創造新的統一形式，不是在學理上先發明準確的政治體制，而是有機的形成合於雙方的互動機制。將統一議題放回超克分斷體制的問題意識來看，白樂晴一再提醒超克分斷體制的意義遠遠超出民族統一的意涵：「韓半島的統一不能被認知為民族的再統一而已，而是在剷除作為世紀體系關鍵的次級構成的分斷體制」(Paik, 2000: 73)。換句話說，摧毀分斷體制的目標與內涵，遠遠大於一般對於統一運動的理解。作為務實的唯物主義者，白樂晴不會忘掉經濟問題，他認為要能夠超克分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維持南韓在全球經濟的競爭力，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但是他注意到，南韓戰後快速經濟發展的因素，如低工資、高工時等(也包括伴隨而來對美國的政治與軍事的依賴）已經過去，消除分斷體制的重要性就是在強化競爭力。同時，拆除分斷體制必然會是在韓半島的範圍內，建立更好的社會，放在世界的範圍內也會是走向改革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一大步。這個部份他不是停在喊口號上，其實有很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分斷體制的存在使得北韓無法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無法使南韓實行真正的自由民主，雖然兩邊都聲稱自己是，其實與真實之間距離很大；在此同時，必須要認識到所謂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都已經暴露了很大的問題，必須要在統合的過程中去思索另類的、適於韓半島的民主形式與經濟機制 (2005: 74-75)。所以超克分斷體制也必然意味著超克對於既有自由、民主、市場、社會主義等的想像，分斷社會間的差異在不斷互動、交融中必須能夠產生新的形式與邏輯，這才是白樂晴認為韓民族對於世界最有貢獻的可能之所在。白樂晴很清楚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不能光靠理論家的空想，整篇文章的後半部是在跟階級、環境與性別三大社會運動對話，把這些運動的關切與分斷體制的問題意識連結在一起，企圖遊說他們將超克分斷問題納入運動的藍圖，能夠推動民眾在日常生活的層次上積極參與。我們很難判斷個別的運動團體，是否會接受他的遊說，個個團體有其自身關切的優先性，除非有內外因素的壓力大到要進步力量聯手才能克服危機，否則分斷運動很難找到廣泛、深刻的施力點。以上試圖在白樂晴的思考脈絡中理解分斷體制論，現在用我自己的語言去概括。兩韓分斷體制的誕生是歷史的產物，有其形成的過程，立即的過程是以韓戰為分水嶺的東亞冷戰結構的形成，但是如果我們把過程拉長，把冷戰當成是全球殖民帝國主義的延伸，在東 17 參見白樂晴(2004)，〈6．15 時代的韓半島與東北亞和平〉。（中文譯稿尚未出版）

(15)

亞戰後由美國取代日本殖民帝國的霸權位置，藉由東西冷戰對立的機會進入東亞18，這是一個不是兩個過程，那麼分斷體制的長期過程必須追溯到日本對韓半島的殖民開始，不能切割開來理解；更直接地說，沒有封建體制的腐敗，碰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內外兩種條件的交錯，後來民族分裂的可能性會相對減低：日本四十年殖民韓半島，使得韓民族喪失主體權力，造成二戰後日本撤出時，正當民族開始有條件自我重建又沒有實力，美蘇兩大集團才有機可趁。因此，超克分斷體制必然意味著重新清理封建王朝體制、戰前殖民主義與面對戰後新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歷史關係。在世界史的籠罩下，韓半島分斷體制所組裝的三層運轉結構是相互穿透、牽制、嚇阻、搭配：世界體系（包括資本主義系統與國際體系）權力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分斷體制本身的權力平衡（如社會主義陣營在八０年代末期的倒台，造成蘇聯的力道減弱，相對而言中國在韓半島的影響力上升；日本在七０年代、中國在九０以後的崛起，也都會變化美國的結盟關係）；作為社會體系核心構成，兩韓國家機器（包括軍事對峙、國安體系、思想意識形態教育等）內部的變化，如南韓的政黨更替、北韓領導班子的取代，南韓經濟力量的增加等，也直接關係到分斷體制的穩定性與平衡關係。雖然分斷體制本身是變動的，與世界體系與兩韓社會體系的關係也是變動的，但是在結構的層次上，已經形成了相對自主、自我再生產的機制。把話說的更清楚些，因為分斷，因為分斷體制的存在，兩韓社會的自主性與主體性，在東亞區域乃至於世界政經體制中，是相當有限的，相對於非分斷社會，它必須更依靠外力，或是讓外力有更多可趁之機，也就必須承擔主權的不完整所帶來的民族尊嚴受損（如美軍基地駐紮國內），南韓有世界上最大的反美運動，但是也可能是最對美國化主動開放的地區，對於美式現代性的追逐反過頭來歧視北韓社會的落伍，這些矛盾的表現正是分斷的結果。如果說分斷體制是長時期的形成，它的效應深入人心，那麼超克分斷的運動必然不能只是在看得見的體制層次進行消解，白樂晴呼籲要將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日常生活化，就是要在社會主體性的層次操作，更何況運動的主體就是民眾本身。 4.思想兩岸本文一開始就強調，白先生本人認為分斷體制的概念是在掌握南北韓的分裂狀況對於其他地方如台灣與中國大陸並不適用，南北韓兩地體積大致相當、實力大致均衡，而兩岸規模差距甚大，接近於“部份國家＂ (1998: 113)，進一步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看來，台灣所代表的與其是如朝鮮半島上的分斷，不如更是中國在 1949 年隨著蔣介石軍隊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因而統一（中國大陸）之後，一項還未解決的事務。因此，這當然不是一種由大約對等的對抗雙方，所構成的真實分斷。」(2008: 212)。白先生提出兩岸的不對等性的論點確實是重點，提醒我們在看待兩岸問題時要堅持平等對待，但是不要太大頭病，妄想台灣的體積與地圖可以隨時放大縮小。但是兩岸關係又不屬於 partition 的類型，如印度與巴基斯坦，馬來西亞與新加坡，這兩個案例是雙方同意分離，相互承認，以各自的身分進入 inter-state 體系，而二戰後國共彼此都拒絕分離，雙方都堅持一個中國，而自己是代表全中國，但是同時正是因為實力與體積的龐大差異、長期的分治，特別是在 inter-state 的競爭上形成你死我活的零和遊戲，提供給不同的國際勢力見縫插針的機會；到了民進黨政權期間，國共之間的“共識＂顯然不存在，分離主義的移動方向，卻使得冷 18 詳細的論證，參見陳光興(2006)。

(16)

戰鬆動後已經弱化的“親美反共＂重獲生機，強化兩岸之間的對抗。這整套長期形成的機制要用什麼比分斷體制更精準的理論概念來描繪？如同白先所言，任何地方的歷史經驗說到後來都是特殊的，無法用簡單的理論類型來完整的解釋，關鍵在於相互的參照中是否能夠使問題浮現的更清楚，產出更具生產性的知識。那麼，白樂晴的超克分斷體制論，以韓半島為對象，對思想兩岸問題可以起有什麼樣的參照作用？分斷體制論在方法論上最為關鍵的原則就是要以兩韓在韓半島所形成的整體狀態為分析的立足點，因此在討論兩岸問題時要關注各自的狀態，兩造的關係，以及整體的歷史過程。這個思想的方法有其分析上的重要性，因為它貼近於真實的歷史過程，但是說來容易做來難，它也預設了分析者必須對兩邊的歷史狀況與變化有充分的研究與認識，特別是能在歷史的實質關係中聯繫起來19，目前來看知識準備不夠，確實很難做到，以下的討論還是基本上建立在對於台灣的認識多於對於大陸的理解，乃至於想像。兩岸的分斷歷史較韓半島來得更久，如果兩韓是以 1953 年韓戰結束為切割點，那麼兩岸分隔則是以 1895 年中日甲午戰爭後台灣的割讓為起點，比南北韓長了近六十年，至今超過一個世紀，時間的長遠差別意味著主體意識上的距離感更為疏離；兩韓以看不見的北緯 38 度線相隔，台灣海峽卻是物質性的隔離，空間與時間的加成作用，使得兩岸的分斷更為深厚，也更為複雜，不利於重新整合。雖然兩韓與兩岸都必須追溯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但是兩韓的日據經驗基本相同，而兩岸則有全然不同的經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大陸重來沒有受過日本統治，面臨的是列強割據的半殖民地命運，歷史經驗的不同造就的不只是日後島內的族群衝突，更成為兩岸難以相互理解的藩籬20。白樂晴指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統治，相對於對台灣，是相當慘烈的，造成的民族統一的動力也就相對強烈；對照來看，相對溫和的統治使得台灣沒有迫切的需要快速統一 (白樂晴，2008)，但是，南京大屠殺在大陸的人民記憶中卻又構成重大的中日之間民族仇恨。換句話說，戰前不同的歷史經驗，乃至於認知的差距，成為兩岸分斷日後得以深化的重要前身，這在兩韓基本上不存在。戰後雖然南韓與台灣一樣，在冷戰對抗中，九０年代之前沒有開啟討論日本殖民主義的空間，而在大陸與北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略是現代史最重要的民族問題。這裡浮現的差異意味著：知識上，兩岸要想要超克分斷，戰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八年抗戰的經驗必須重新整理，不能輕易跳過。更具體的說，大陸的現代史觀如果將重點擺在八年抗戰，不是甲午戰爭，台灣的史觀因為已經分隔而去除對八年抗爭的理解21，這樣兩造對歷史理解的分斷會持續分化。同樣的問題存在於“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問題，不同的是南韓在 1980 年光州事件後已經逐步形成的共識是南北韓的分斷與美國在全球冷戰結構的霸權位置直接相關，而台灣戰後從未形成大規模的文化思想運動，挑戰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統治期間，美國帝國主義介入的正當性問題22。擴大來說，在知識上超越兩岸既有不論是官方還是民間的史觀是關鍵23。這個史觀不僅需要以整體的現代中國的歷史變動為背景，同時必須在方法上把兩岸分斷放入世界史與區域史的動力場域中來解析，才能不陷入台灣中心主義與中國中心主義的窠臼。 19 參見瞿宛文，〈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台社二十週年論文，是在方法上將戰前中國與戰後台灣聯繫起來的具體實踐。 20 詳細的討論，參見陳光興(2006)，第三章。 21 進一步的討論參見陳光興(2006)，第三章。 22 參見陳光興(2006)，第四章。 23 這個部份基本上還在起步，台社同仁瞿宛文、鄭鴻生、趙剛在二十週年會議的文章，都嘗試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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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大格局史觀的重建是超克兩岸分斷的前提，那麼在台灣的語境中可以看到客觀條件使得問題格外的困難與艱鉅。誠如論者指出，不僅兩岸之間存在著台灣獨立問題，這是兩韓沒有的，同時，“台灣的民族主義／民族文學，除了日據作家和少數例外，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不明顯的，與左派的歷史淵源也不深，因此很難從整個東亞、或是亞洲格局來思考兩岸問題，沒有這個寬廣的架構與視野，兩岸恩怨情仇很難消解。只有把百年來台灣的苦難擺在帝國與殖民的脈絡中，台灣民族主義者才能看到中國的苦難，才能比較同情地看待中國，也才能夢想未來、建構未來。這種史觀在台灣極度缺乏＂24。的確如此，在大的思想與生存環境長期是普遍的“親美反共＂，要如何建立具有進步意義的反帝的世界史觀？還別說這樣的史觀要能夠深入人心，才有可能突破既有的歷史認識，從當下來看，幾乎是不可能的任務。但是，絕對的悲觀主義也是與事實有落差的，雖然台灣的反帝思想傳統較南韓來得薄弱許多，然而香火也卻從來沒有完全斷過；像台社這樣的批判性學術思想團體，必須要能夠自我鞭策，扛起責任，縱使我們充分體認困難的程度，也要面對問題。與史觀直接相連的是分斷體制在兩岸之間的歷史形構要如何展開研究？問題不在於分斷體制的概念是否適用於兩岸，問題的前提在於兩岸之間至少在戰後的國共分治狀況中，是否確實形成了有系統的運作機制所構成的對立體系，在各自社會的內部、兩個統治機器之間、inter-state 體系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層次上產生效果？這是值得辯論的問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算在所有的層次上操作的特定性都不會與韓半島的邏輯一致，那麼這樣的歷史研究必須展開，或許在過程中會提煉出較“分斷體制＂更為貼近兩岸真實狀況的分析概念，換句話說，如果有人提出更具歷史解釋力的概念，我們沒有一定要堅持使用分斷體制的概念。我個人目前的想法是，不僅僅白樂晴所提到南北韓分斷體制的各種作用大致都能在兩岸問題上看到對位，同時回顧台灣在戰後形成的親美反共的威權政體與社會與大陸形成的親蘇反蔣政權，都無法離開兩岸的分斷現實來解釋，這些長期塑造的社會人格效力持續存在，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高度不信任與疏離，並沒有因為台灣所謂民主化而解除，這些深入社會身體肌理的歷史效應遠遠超出國家體制能夠控制的範圍中。特別是在 inter-state 的層次上，兩岸在國際舞台的競爭上，從戰後至今從未停止，所謂的金錢外交或是行賄外交，是兩岸共同的機制。2008 年曝光的巴布亞紐幾內亞行賄建交弊案，以及陳水扁的濫用祕密外交經費等，都是明顯的案例；如果把兩岸對抗性最強的軍事預算納入考量，分斷的圖像會更為清晰。換句話說，如果有類似分斷體制的分析概念出現，可以把各種機制與力道統合在一起，讓我們會更為清楚地看到分斷的運轉邏輯，也就更容易辨識出誰在這個體制中得利與受害，也才可能找到超克分斷運動的主體與結盟對象。簡單的說，我個人認為分斷對兩岸問題是具有分析性、解釋性與運動性的概念。毋庸置疑，白樂晴超克分斷體制論的前提來自於推動韓半島的民族統一，直接關連到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這在韓半島不是問題，在中國大陸或許也不是問題，但是台灣的語境中一定會遭來疑慮，甚至引發（感情上的）統獨論爭，雖然統獨問題本來就是分斷體制的後果，當然是要被超克的對象。再次使用評論者的來說，“兩岸與兩韓另一個很不一樣的地方是，台灣內部有藍綠問題，而藍被綠認為是中國的代理人。換句話說，在台灣、兩岸問題與藍綠問題是一個共構的狀態，解決任何一個問題必須以解決另一個問題為前提。也就是說，兩層次的問題必須同時解決＂25。那麼暫時將問題集中在最具爭議與焦慮的問題：分斷體制的分析與超克的討論在兩岸問題上是否必然就指向統一？我個人的體會是超 24 引自本文初稿評審意見，2009 年一月。評審人說得非常中肯，很有見地，在此整段引用。 25 再次引用同一評審人的意見，將問題釐清的更為精準。

(18)

克分斷體制運動的內涵，遠遠大於過去理解的統一運動，也就不能簡化成統一運動，例如，它包含了社會內部的去軍事化、去法西斯化，對於民間自由往來與流動權利的爭取，也包括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挑戰。這並不意味著我們可以閃躲統獨問題，但是要強調的是不能將統獨孤立來討論，要放在包括社會權利與超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語境中來辯論，這也會使既有的統獨問題具有更高的視野，亦即，辯論的前提都必須充分認知與論證，統一與獨立都需要當成是過程，不能在此結束，而需要被視走向社會自主、去帝國與消解資本主義剝削的一步。同時，如果前提在於是否承認分斷體制的存在與對其超克，因為受害者為兩岸民眾，那麼不論持統獨立場都應該不能否認其必要性。換句話說，白樂晴的分斷體制論一旦進入分析的層次，放在兩岸的語境中，不必然是設了統一的目的論26，就算是朝向統一的方向也是為了民眾之間的和解，是超克分斷的形式與手段，而不是終極目標。亦即，統獨問題要從絕對化走向相對化，要從神聖化走向歷史現實化。把超克分斷體制論等同於統一論，或是認為它在白樂晴對兩韓的論述預設了主觀期待韓半島的統一，在兩岸的語境就也必然如此，這種論調不僅是化約主義，也是本質主義的推論，是在窄化問題，以慣有的國家主義思考方式迴避整體共構結構的各種問題。在不同的脈絡中筆者曾經提出，兩岸問題當然關乎民族情感，但是不只是，必須要放在亞洲區域整合的前景來想像，亞洲能走向獨立自主才能推進區域和平與世界權力的均衡27。我們充分理解統獨問題很難辯論，因為在台灣的長期政治動員中基本上已經深化成道德問題，更是深層的情感問題。但是作為批判性的知識分子，縱使在壓力下，我們有必要冷靜面對問題。我個人長期往來於亞洲各地，深刻的感受到，除了日本的右翼，幾乎沒有地方支持台灣獨立，無論是否會引發戰端，台灣會要把自己孤立在自己屬於的地理環境當中嗎？這樣的情勢有利於民眾嗎？熟悉 inter-state 體系運轉邏輯的人都會知道，就算是台灣要以加入聯合國的方式取得獨立的身分，沒有中國政府的支持，這是不可能的，因此縱使要向這個方向走的前提也在與中國大陸能夠和解，爭取其民眾與官方的支持28。過去十幾年從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權推動的加入聯合國運動，變成是凱子外交，花下大筆金錢來滿足內部心理需求，不僅是在愚民，效果上更是在強化分斷體制下兩岸的競爭與敵對，從超克分斷的視野來看，這一個政治走向證明是錯誤的，是自欺欺人的歧路。那麼反過來說，維持現狀是否是最合理的方向？任何維持現狀都是接受既有的格局，不尋求改變，也就是讓問題延續，受害的還是民眾。白樂晴看到南北韓的分斷已經在動搖之中，相對而言兩岸民間從八０年代起開始互動，而南北韓的互動十餘年後的今天也還沒有正式的展開，近來兩岸的分斷更是快速地被鬆動，2008 年的兩岸直航標示出分斷體制已經在動搖當中，因此維持現狀不會是超克運動的戰略選擇，站在民間的立場要如何更為積極的提出行動方案才能使運動向前推進，例如超克分斷體制的運動要讓兩岸民眾充分認識到，如果把相互對抗的國防、軍事、情治、祕密外交等龐大經費投入民生經濟與社會福利，兩岸社會與民眾生活該會有更大的改善，同時也是在逐步弱化分斷體制所依賴的力道。如果超克運動的主體是民眾，而民眾不是抽象的理論位置，而有其在地歷史的屬性，這裡就必然會聯繫到所謂“民族問題＂。值得探究的是，對照韓國來看，白樂晴使用民族一詞不是有那麼大的爭議，指稱的就是韓半島歷史上孕育出來的韓國人，民族所暗示的不是一個平面的國籍，而是一個有歷史縱深的主體群，但是放在中國大陸與台灣的語境，問題就變得極為複雜。當白先生在台灣演講時用民族文學一詞時，必須開始意識到“民族文 26 更為深入的論證，參見卡維波，〈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社二十週年會議論文。 27 參見《去帝國》第五章〈亞洲做為方法〉。 28 詳細的論證，參見卡維波，〈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社二十週年會議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