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畫，1950-1970

觀察美國──臺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

與教育交換計畫，

1950-1970

趙 綺 娜

*

提 要

從1950 到 1960 年代，有三千多位臺灣人曾經接受美國政府邀請赴 美訪問。本研究找到十四位曾寫下當時訪美見聞或回憶錄者，來探究當 時他們訪美的經驗，並分析他們如何解讀美國文化？美國政府邀訪目的 是否達成？ 本文認為，以國家宣傳而言，美國政府之邀訪大致是成功的。將臺 灣受邀者所描述的美國形象，與當時美國政府對海外宣傳的自我形象相 對照，發現差異不大。臺灣訪客參訪回來之後，多半對美國懷有正面印 象。不過，臺灣訪客觀察美國會受到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經驗的影響，因 此他們解讀美國社會、文化有時會產生曲解或誤解。 關鍵詞：教育交換 冷戰 美國公共外交 美臺關係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email protected]。

一、前言

二、美國在臺灣的教育交換活動

三、訪美見聞

四、受邀者眼中的美國

五、對美國整體印象與美國政府的期望之比較

六、結論

一、前言

1950 到 1960 年代，大約有 3000 多名臺灣人透過「教育交換」 （educational exchange）方式，到美國參觀、訪問或受訓。這些人通常 是由美國駐在臺灣的大使館挑選的臺灣社會菁英，或是在美援計畫下經 過公開甄試的技術人員、教師和青年學生，他們赴美後由美國政府相關 業務部門接待，時間從一個月到一年不等，費用完全由美國政府負擔。 什麼是「教育交換」？「教育交換」一詞衍生自美國國會 1948 年通 過的《美國新聞與教育交換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也就是《史墨法案》（The Smith-Mundt Act）。 「教育交換」其實就是指文化交流。1該法案緣起於 1946 及 1947 年間， 美國許多國會議員到歐洲考察戰後美國在海外的聲望，在考察過程中， 他們驚訝地發現蘇俄在歐洲正進行強勁的文化宣傳活動，也感覺到歐洲 人對美國普遍缺乏了解。一般歐洲人對美國的認知是透過好萊塢的鏡 頭，而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則對美國文化與社會普遍存有誤解與偏見。

1 雖然「教育交換」一詞的意義比「文化交流」狹窄，但是在 1948 年，「教育交換」一 詞顯然比「文化交流」一詞更能為美國國會議員所接受。見 Charles A. Thomson and Walter H. C.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67. 「教育交換」成為戰後美國文化外交的工具，見 Liping Bu,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3:3 (December 1999, London), pp. 393-394.

這些美國國會議員擔心歐洲人對美國的誤解，會讓他們輕易地接受共產 黨對美國誣蔑抹黑的宣傳。為了對抗共黨在歐洲的文宣攻勢，美國國會 在 1948 年 1 月通過《史墨法案》。2 《史墨法案》是個冷戰時代的產物。它是美國有史以來國會第一次 在和平時期，授權聯邦政府運用所有的教育、新聞和宣傳的資源，在海 外進行文化與心理戰。依據此法案，美國政府可以利用人員交換、雜誌、 影片、美國新聞處圖書館、演講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等 宣 揚 美 國 的 理 想 與 生 活 方 式 ， 爭 取 外 國 人 民 支 持 美 國 的 外 交 政 策 。 1948-1952 年期間，在國務院主管教育交換事務的詹士敦（William C. Johnstone）就曾表示，教育交換計畫「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有效的武 器或工具。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這個工作就是把一套思想或事實，放 進一個人的腦袋裡。當我們成功地完成這件事，就會產生有利於美國外 交政策的結果。它可以有助於團結自由國家，邁向和平之路」。3事實上， 許多美國官員認為各種交換計畫是增進美國在海外影響力最有效的工 具，它們看起來是最沒有「宣傳味的」（“propagandistic”），不但可以改 變外國人對美國的態度，更提供了美國政府直接接觸第三世界菁英分子 的管道。4這些計畫雖然標榜「交換」、「合作」與「互相了解」，其實 從動機、經費、運作和影響各方面來看，幾乎都是美國主動地單向輸出 美國文化，塑造美國正面形象，而不是真正與外國文化進行對等的雙向 交流。5

2 Philip H. 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4), pp.

30-34;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65-69; Frank A.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pp. 17-20.

3 轉引自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84.

4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pp. 304-305.

5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歐美 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2001 年 3 月，臺北），頁 122；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美國為何在二次大戰以後擔心世人不了解美國，而急於爭取外國人 對美國懷抱好感？原來美國人認為民主陣營與蘇聯共產集團的冷戰，不 只是一種國際政治權力的鬥爭，也是兩種不同信仰系統、制度及生活方 式在世界各地爭取民心的鬥爭（battle for the mind）。為了圍堵共產勢力 向外擴張，身為民主集團龍頭老大的美國，除了給予盟邦軍事、經濟與 技術援助之外，還要加強彼此文化、社會的交流，增進雙方了解，更重 要的是要說服世界各國的人民：美國的制度與文化比共產制度優越。只 有美國文化爭取到海外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共產思想宣傳， 保持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因此美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 就是美國政府爭取外國人民對美國產生好感的外交工作，是對抗共產集 團的冷戰戰略之一。6 過去學界討論美國冷戰時期公共外交，多集中於《史墨法案》中的 新聞部分，也就是宣傳（propaganda）活動。7他們著眼於美國政府為何 與如何制訂宣傳政策，例如美國新聞總署的建置、華府如何利用媒體為 美國做公共關係、美國要塑造什麼樣的美國形象等等。8近年來也有學者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91.

6 有關 public diplomacy 的定義，可見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p. xiv-xvi.

7 在 1950、1960 年代，美國決策官員對「新聞」與「宣傳」兩詞是互相交換使用。他們 知道「宣傳」與「心戰」等字眼的負面意義，所以在公開場合，他們總是形容所從事的 是「新聞」活動。見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p. 7.

8 早期的研究有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arles Frankel,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Americ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新的研究有 Reinhold Wagnleitner,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Frank A. Ninkovich, U.S. Information Poli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開始從教育交換的角度來討論美國文化輸出的現象，但這些研究還是以 美國檔案為主，探討美國為何、如何對外國進行其教育交換活動。9相較 之下，從接受端（receiving end），也就是從接受美國文化宣傳的外國人 的角度，來探討他們如何解讀（interpret）美國文化的著作並不算多。然 而 1990 年以來，已有一些學者開始檢討二次大戰以後，歐洲人對於美國 文化攻勢的反應。他們不再接受從 1960 年代以來美國對海外進行「文化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 (February 2003; Ann Arbor), pp. 71-99; Marc Frey, “Tools of Empire: Persuas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s Modernizing Mission in Southeast Asia,” Diplomatic History 27:4 (September 2003, Malden), pp. 543-568.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一書中所謂 total war，是指艾森豪總統時代把冷戰視為一種世界戰爭， 要動用全國的資源來對全世界進行意識形態的戰爭，而本書主要是討論美國如何影響 「自由世界」的輿論，而不是對蘇聯的心戰活動；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主要是討論美國宣傳官員如何規劃對海外宣傳

美國的形象。S. R. Joey Long,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55-1961,” Diplomatic History 32:5 (November 2008,Malden), pp. 899-930;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ndrew L. Yarrow, “Selling a New Vision of America to the World: Changing Messages in Early U.S. Cold War Print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1:4 (Fall 2009, Cambridge, MA), pp. 3-45. 這些著作幾乎都是討論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如何及為何制定對外國宣傳政策， 或是美國對外宣傳是要將美國塑造成什麼樣的形象。

9 例如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p. 304-310；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 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歐美研究》第 31 卷第 1 期，頁 79-127；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nd Britain, 1950-70 (Brussels: Peter Lang, 2008). 只有 Liping Bu,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是從二十世紀美國文化向海外擴展之角度，探討美國教育 交換活動。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認為美國長期進行教育交 換活動是蘇聯政權最後崩潰的因素之一。

帝國主義」的說法，而是強調接受者的能動性與選擇性。10 從臺灣與美國的文化關係脈絡來看，過去有關美國對臺灣的影響的 研究，大部分是討論美援對臺灣經濟和醫療制度的影響。11本研究將利 用當年受邀參觀訪問美國的臺灣菁英的著作來探討他們（也就是接受者） 如何接觸美國文化，美國政府如何接待他們？美國政府是否使臺灣社會 菁英產生對美國良好的印象，進而透過他們在臺灣建立美國正面的形 象？他們如何解讀美國文化？在這些當時臺灣社會菁英眼中，美國是什 麼樣子？受邀之訪客不只觀察美國，他們也從個人的角度解讀所看到的 美國社會的各種現象。

10 例如 Rob Kroes, “Ame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ving End,” Diplomatic History 23:3 (Summer 1990, Malden), pp. 463-477.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一書就指出歐洲人並沒有被美國化。Reinhold Wagnleitner 的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則指出，奧地利人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所有美國文化產品，他們熱烈接受美

國的大眾文化，對美國文化官員大力推銷的美國「高級文化」卻不捧場，所以在奧地 利，搖滾樂歌手貓王普利斯萊（Elvis Presley）遠比美國古典音樂作曲家科普蘭（Aaron Copland）更受歡迎。Jessica C. E. Gienow-Hecht, “Shame on U.S.? Academic, 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 24:3 (Summer 2000, Malden), pp. 465-494 一文對此議題有一回顧性的檢討。

11 例如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臺北： 自立晚報社，1990）；吳聰敏，〈美援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88，臺北），頁 145-158; Denis Fred 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 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pp. 138-150; 郭文 華，〈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32 期（1998 年 12 月，臺北），頁 39-82；楊翠華，〈美援技術援助：戰後臺灣工業 化開端的一個側面〉，收入陳永發主編，《兩岸分途：冷戰初期的政經發展》（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楊翠華，〈美援對台灣的衛生計畫與醫療體制之形 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2 期（2008 年 12 月，臺北），頁 91-139。 單德興則從文化外交角度來討論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國文學譯叢對香港、臺灣文學 發展的影響，參見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 與文化政治〉，收入氏著，《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社，2009），頁 117-157。

二、美國在臺灣的教育交換活動

美國政府邀訪臺灣人的活動，主要依據三種相關法案：《傅爾布萊 特教育交換法案》（Fulbright Act）、《史墨法案》和《共同安全法案》（以 下簡稱美援）。12這三種法案在臺灣開始實行的時間並不一致，美援自 1951 年到 1965 年截止；《史墨法案》之教育交換從 1952 年開始進行， 而《傅爾布萊特法案》是在 1958 年才實施。就性質來說，美援部分分成 軍事援助與經濟、科學、技術方面之人員訓練，《傅爾布萊特法案》注 重學術、教育界之人員交換。而在《史墨法案》下，美國政府則設計各 式各樣的計畫，例如「領袖」（Leaders）與「專家」（Specialists）二專 案 是 美 國 與 臺 灣 社 會 菁 英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的 主 要 工 具 。 另 外 還 有 教 師 （Teachers）、學生（Students）、講師及研究學者（Lecturers and Research Scholars）等類別，可以透過公開甄選的方式或邀請臺灣社會菁英赴美參 訪。1961 年，《傅爾布萊特法案》與《史墨法案》整合為一（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史墨法案》的各種教 育交換，如「領袖」、「專家」等專案，被合併成「國際訪客」計畫

12 美援是源自 1948 年 4 月 3 日通過的「1948 年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48） 中第四章（Title IV）的「1948 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與歐洲復興計 畫屬於同一法案。這個援華法案在 1951 年由共同安全法案取代，其中負責執行經援的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A, Mission to China）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 （Mutual Security Agency [MSA], Mission to China）。1953 年 8 月，共同安全總署改名 為國外業務總署（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OA）；1955 年 7 月，又再改名為 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1961 年又再改名為國際 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有些討論美國經援臺灣的論文， 將美援機構簡稱為 AID，其實只有 1961 年以後的美援機構才可稱之為 AID，1950 年代 的美援機構應該以 MSA, FOA 或 ICA 表示才符合史實。參考 Thomson and Lave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92-93, 112；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 271-272。共同安全法案的軍援部分則是由美國國防部與在 臺美軍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負責。

（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此外，軍事人員的交換還是由國防部 經費支應。13 無論是「傅爾布萊特學者」、「領袖」與「專家」專案的受邀者， 教師、學生、研究學者，或在美援計畫下赴美受訓的實習者，都是臺灣 當時或未來的政治、社會菁英分子。美國政府希望透過他們與美國社會 直接接觸，讓他們接受並將美國文化傳播於臺灣社會，也就是使其成為 美國理想或美國生活方式的傳播與宣揚者。因此美國大使館挑選訪美人 士的主要標準，就在於他們回國後是否能可靠（sound）並有效地對臺灣 人民宣揚與傳遞美國制度、文化、理念的優點。14 以「領袖」身分訪美時間是兩個月，「專家」則是四個月。兩者的 差別在於以「領袖」身分受邀者，多半是各國政要，或該國負有重任之 領導人物，不能久離職守，所以訪問期間僅為兩個月。專家則包含範圍 極廣，可以是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以及有較充裕時間 到國外訪問的專業人士。當時受邀者多是臺灣的黨、政決策者（如中央、 地方政府高層官員與國民黨高層幹部），和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如新聞 記者，企業、婦女、文化界領袖人物，以及大學教授）。不過，在實際執 行時，「領袖」或「專家」的定義並不嚴謹，兩種身分是可以互換的。15 此外，為了加強臺灣人民接觸美國資訊的能力，培養合格的英語教 師與改進臺灣英語教學方法也被美國政府視為是教育交換中不可或缺的 重大活動。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時代（1953- 1961）就已經鎖定外國英語教師為傳播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之 一。16從 1952 到 1957 年為止，美國國務院利用《史墨法案》之經費，

13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頁 91、 95；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p. 305.

14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頁 100-101。 15 例如擁有立法委員身分的作家陳紀瀅就指出，美國方面最初是屬意以領袖名義邀請他訪

美的。後來因為他不願意走馬看花，經歷匆忙的旅行生活，才改成以「專家」名義應邀 訪美。陳紀瀅，《美國訪問》（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5），頁 21。

陸續挑選了26 名臺灣中學英語教師赴美國大學受訓三個月，然後安排他 們在美國各地參觀旅行，以了解美國學校系統之運作和教學的方法。17 以教育交換方式赴美的外國人選，通常由兩種方式產生。一是由美 國大使館主動出面邀請的「專家」、「領袖」或「國際訪客」；另一種 赴美受訓或深造者，則由美國駐在外國的大使館、美國新聞處與美援單 位代表組成委員會與我國政府諮商之後，經過考試、甄選產生，向華府 提出推薦名單，經過相關單位審核同意後，再由美國政府各個相關的業 務部門安排參訪、受訓與深造。18一般而言，軍事方面的訪客或深造者 皆由國防部負責接待，透過美援管道的經濟、技術方面的訪客或受訓者 （如高玉樹、楊基銓），則是由共同安全總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SA），以後由國際合作總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CA）負責安排。19如與政治、新聞媒體、經濟事務有關的訪客，則是由 國務院委託的民間團體政府事務社（Government Affairs Institute）負責 安排。如與教育、文化有關的訪客，則由國務院委託民間機構美國教育

17 “Surve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Part VII—Formosa,” December 6, 1957, CU Records。CU Records 係指存放在美國阿肯色大學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校區）圖書館所收藏的美國國務院的教育與文化事 務局之歷史檔案（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該單位在 1959 年 7 月成立，原隸屬國務院，1978 年改隸美國新聞總署（U.S. Information Agency）。在美國政府內，該單位一般被簡稱為 CU（見 Charles Frankel,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p. 11）。本文將該檔案簡稱為 CU Records。

18 例 如 “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84, October 6, 1960, 511.933/10-660,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例如高玉樹（美援技術協助）、楊基銓 （美援技術協助）、齊邦媛（中學英文教師）、雷穎（兵工）、葉昌桐（海軍）等人是 經過我國政府與美援單位考試、甄選出來的。王昇，《訪美散記》（臺北：青年戰士報 社，1956），頁 2；王昇，《訪美紀行》（臺北：中華日報社，1970 第四版），頁 1； 雷穎，《造化遊戲四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49；鄧克雄、 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0），頁 70、98、129。 至於更詳細的資訊，請參考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 一至一九七○）〉，頁94-100。 19 有關美援負責機構名稱之改變，參見註 12。

總署（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負責安排。20 非軍事事務的訪客或受訓者來美後，通常會參加一項美國國情介紹 的活動。例如高玉樹與楊基銓在 1951 年赴美受訓時，美國共同安全總署 特別委託一家「羅德顧問公司」，為這一批從臺灣到美國受訓的 36 位技 術人員，在芝加哥莫里遜飯店安排一星期的「美國生活必知的講習。…… 從美國的國情開始介紹，也對民主政治的定義和實況，作深入淺出的解 釋，同時，對美國的工商業和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哲學觀念及如何與美 國人相處等實際問題，逐一介紹，讓我們初臨斯土的外邦人有所了解， 知所適應」。21另外，據 1961-1962 年訪美的陳紀瀅記載，美國教育總署 會 讓 訪 客 先 到 華 府 報 到 ， 然 後 再 由 該 機 構 的 「 領 袖 與 專 家 委 員 會 」 （Committee on Leaders and Specialists, CLS）依訪客的興趣與需求安排 參訪行程。在訪客尚未到美國各地進行訪問之前，由華盛頓國際中心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enter）負責一周的課程，介紹美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軍事及社會等概況，同時它也負責引導訪客參觀華府名勝 及風景區，舉辦各種交誼性的活動，使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彼此聯歡。 齊邦媛、林海音、侯斌彥、陳紀瀅都曾提到他們到華府報到之後，參加 國際中心約十天有關美國國情簡報的經驗。22高玉樹回憶當年他參加一 星期的講習的印象：「當時以鄉下初來這種高度近代文明國家，尤其是 已經踏進政治圈的年青筆者，實在是張目咋舌，感動萬分。」23由此可 見，這個看似善意的參訪前美國國情講習或簡報，其實已發揮了對新來

20 陳紀瀅，《美國訪問》，頁 25-26。見關吉玉，《訪美見聞》（臺北：經濟研究社，1960）， 頁 2；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文化，1991），頁 99-100。 21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臺北：臺灣東方出版社，2001），頁 83-84；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223-224。 22 陳紀瀅，《美國訪問》，頁 25-39。根據陳紀瀅在本書中所記載，華盛頓國際中心在 1950 年創立，接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有一固定辦公大樓麥里地安大廈（Meridian House） 和常年經費。見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9），頁 356-357； 林海音，《作客美國》（臺北：文星書店，1966），頁 186-187；侯斌彥，《美國行》 （高雄：臺灣新聞報社，1966），頁 34-36。 23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4。

訪客宣傳的作用。 除了美國國情簡介之外，美國政府為來訪客人安排參訪旅程的重要 原則就是自由旅行（freedom of travel）。曾任政府事務社社長的馬因 （Dean Mahin）在 1967 年就表示：「我們相信訪客應該自由自在地對我 們社會的性質得到他自己的結論。我們覺得維持自由選擇和行動自由的 原則至關重要（vitally important），因為我們最終目標之一就在彰顯一 個自由開放社會的概念。」24然而，表面上看起來美方好像是依照訪客 的意願安排參訪的節目與行程，但其實除了個人行動之外，還有美方人 員建議造訪的人士與地方，並由美方人員代為安排接洽各地的接待。比 對幾種訪美見聞錄，可以看到參訪行程中除了華府及附近的博物館、美 術館、圖書館、動物園之外，有一些共同必訪之地，例如田納西谷水利 建設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底特律的汽車裝配廠、鋼鐵廠與 煉 鋼 廠 。 對 種 族 關 係 有 興 趣 者 ， 一 定 會 被 安 排 訪 問 紐 奧 爾 良 （ New Orleans）的黑人活動中心都市同盟（Urban League）及天主教專為黑人 創辦的撒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sity）等。25

美國軍援部分的教育交換計畫，除了傳授軍事專業技術與制度之 外，也有宣揚美國文化，團結自由世界之政治意圖。例如美國海軍在 1956 年成立海軍指揮學院（Naval Command College）的原始目標之一，就是 「讓自由國家派訓的軍官多瞭解美國」。美國政府每年讓自由國家派遣 一名「具有發展潛力」的海軍上、中校級軍官到該學院集中受訓，一方 面「可以使他們瞭解美國文化，並學習其先進的戰術及戰略思想。另一 方面，這些軍官經過朝夕相處的受訓生活，可以產生同志般的情感，將 來回到各自的國家更可促進自由國家間的認識和交流，並可達到和諧相 處、消除歧見的境界」。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上將曾在 1967 年到海軍指

24 轉引自 Giles Scott-Smith, Networks of Empire, p. 96.

25 曾虛白，《東遊散記：遊美見聞錄》（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頁 133-141；陳紀 瀅，《美國訪問》，頁 913-916；吳魯芹，《美國去來》（臺北：中興文學出版社，1953）， 頁 39；王昇，《訪美紀行》，頁 40-45。

揮學院受訓一年。最令葉氏懷念的就是學校安排的三次工業、文化、軍 事校外教學，即「參謀旅行」，由美國海軍派專機全程伴隨行動。當時 該學院除了安排訪問軍事基地之外，也帶他們去參觀美國具「代表性」 的汽車工業裝配線及鋼鐵工廠、鋁業公司，另外還去參觀美國著名的博 物館，到紐奧爾良、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等地體驗美國不同的都市 生活。26 從外國參訪者行程的安排，可見美方運作方式之細膩，每個個案都 經過精心設計，以期達到最好的薰陶與宣傳效果。例如王昇在 1955 年受 邀訪問時，原預期美國方面會趁他赴美參訪時，與他討論美國政府一向 強力反對的國軍政工制度，結果美國政府隻字未提。美國人除了讓王昇 參觀美國軍事學校與部隊，還帶他們參觀煉鋼廠、汽車製造廠、華盛頓 紀念碑及華盛頓家園，與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物園等公共設施， 以及大型音樂、舞蹈表演等場所；除此之外，美方並未特別安排其他節 目。美國人顯然希望王昇親身感受美國自由、民主政治的運作，見識美 國的富強，進而認同美國文化價值，並未直接向他說教或批評臺灣方面 做法的不是。王昇回臺之後，認為美國政府的做法「相當高明」。27 1956 年以中學教師身分赴美接受英語教學訓練的齊邦媛，被安排住在密西根 大學生物系惠勒（Albert Wheeler）教授家中，體驗「美國生活方式」。 惠勒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在密西根州的最早紮根奠基者，1960 年代曾為 諾貝爾生物獎候選人，1970 年代還曾擔任過安那堡（Ann Arbor）市長， 該市有一座公園後來以他名字命名。齊氏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 高文化的黑人家庭。」28她雖未描述惠勒夫婦與她討論黑白種族問題的 內容，但可看出美國政府刻意安排美國黑人領袖家庭接待外國英語教師 的用意，在於展示美國黑人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不輸給白人之印象。

26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130-133、137-138、140-142。 27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頁 212、321-322。 28 齊邦媛，《巨流河》，頁 357。

美國對臺灣的教育、文化交換活動的主要邀訪對象，包括臺灣的黨、 政決策者，以及社會上各種意見領袖及年輕學生，也就是現在或未來的 臺灣領袖人物。他們不但是在臺灣傳播美國文化的主要媒介，也是左右 臺灣當前與未來走向的關鍵人物。美國政府透過教育交換活動邀請他們 訪美，不僅可以增進他們對美國文化、制度的了解，也指望訪美的領袖 人士可以把在美國所觀察、學習到的新知識、方法、理念，在臺灣付諸 實施。29例如 1953 年秋美國政府邀請蔣經國訪美，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接見蔣經國時，就曾特別建議蔣氏觀察美國政 府處理顛覆、叛國及安全問題時，如何在不侵犯基本人權和不違反正當 法律程序的原則下對待嫌犯，希望蔣氏以後能採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臺 灣的國家安全事務。30 從美國駐臺大使館歷年度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官員自認送人到美 國訪問、受訓或深造，對於影響臺灣社會、文化、政治成效卓著。例如 1956 年 10 月一份臺北美國大使館向國務院報告有關臺灣英語教師赴美

29 例如“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67, October 18, 1956, 511.933/10-1856,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30 見 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b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Walter McConaughy, November 13, 1953,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 14, pt. 1, pp. 251-253, 見 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

FRUS/FRUS-idx?type=gallery&entity=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d=FRUS.FRUS19 5254v14p1&posn=curr&curr=FRUS.FRUS195254v14p1.p0281&isize=M&q1=251 (accessed March 10, 2009). 又見傅建中，〈蔣經國會晤杜勒的插曲〉，《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4 期（1995 年 4 月，臺北），頁 81-82。當年隨蔣訪美的沈錡（1917-2004）認為，這次訪 美對早年受蘇聯教育的蔣經國而言，「算是上了真正民主政治的一課，這與他日後出任 總統時，開放報禁黨禁，取消戒嚴，准許國民赴大陸探親，最後在他臨終之前，把中華 民國推上民主政治的大道，有著絕對良好的關係」。見沈錡，〈隨經國先生訪美記（五）〉， 《傳記文學》第 66 卷第 4 期（1995 年 4 月，臺北），頁 80。另外，美國駐華大使藍欽 （Karl L. Rankin，1898-1991）引述一位我政府官員在聆聽過蔣氏回國後於革命實踐研究 院演說的評語，指出邀請蔣氏訪美，「是貴國政府在此地所做的最好投資」。見 “Semi-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Desp.438, February 2, 1954, 511.94a3/2-254,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受訓的成果中指出：「他們是教育交換活動中最熱心宣傳美國生活方式 （way of life）的人。他們在美國受訓期間有機會結識許多『普通』的美 國人。一般而言，這些美國人對中國客人親切、殷勤，對其所代表的國 家也很有興趣。他們提供這些教師一個觀察美國人如何生活、工作，如 何教養孩子的機會。英語教師在美國生活經驗所合成的美國印象是一個 『友善、勤奮、愛好自由的國家』。他們回臺之後，會將這些印象傳遞 給他們的學生。」31美國駐華官員認為，一般曾經受邀訪問美國的人之 視野，都因為訪美時所獲得的新思想、新觀念而擴大。他們訪美回來之 後，幾乎都比以前更為了解美國事物，對美國及其制度懷有好感，美國 在臺官員比較容易接近他們，有些人甚至成為美國官員與臺灣黨、政高 層溝通之管道。32

三、訪美見聞

本節主要是以曾受邀訪美者的回憶錄為素材，挑選的原則是回憶錄 的主人翁曾接受美國政府邀請，或透過美援經濟、技術援助或是軍援等 名目，以公開甄選、招考的方式赴美受訓。另外，他們的回憶錄或口述 史對訪美見聞有所描述者。不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回憶錄，只好割愛。33

31 “Educational Exchange: Semiannual Report,” Taipei Desp.167, October 18, 1956, 511.933/10-1856, Folder 25, Box 316, CU Records; “Surve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Part VII—Formosa,” December 6, 1957, ibid. 32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Taipei A-137, August 25, 1967,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7-June 30, 1968,” Taipei A-840, August 12, 1968, ibi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8-June 30, 1969,” Taipei A-371, August 1, 1969, ibid.;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Republic of China for FY-1970,” Taipei A-301, August 25, 1970, ibid.

33 本研究沒有採用以下回憶錄或口述史，因為它們沒有具體談到訪美見聞。例如王惕吾提 到他在 1963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問美國，見王惕吾，《我與新聞事業》（臺北：聯

因此本文以目前所蒐集到的高玉樹（臺籍非國民黨政治菁英，曾任臺北 市長，1951 年赴美受訓）、楊基銓（臺籍非國民黨政治菁英、漁業專家， 1951 年與高玉樹同時赴美受訓）、吳魯芹（大學教授，1952 年訪美）、 曾虛白（新聞界名人，1953-1954 年訪美）、王昇（蔣經國親信、國軍 政戰系統核心人物，1955 及 1968 年兩度受邀訪美）、齊邦媛（大學教 授、英美文學學者，1956 年赴美受訓）、桂裕（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 1957-1958 年赴美訪問），汪彝定（曾任國貿局長，1958 年赴美訪問）、 關吉玉（財經界名人，曾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1959 年赴美訪 問）、陳紀瀅（立法委員、知名作家，1961 年赴美參訪）、林海音（出 生日本，成長於北平的臺籍女作家，1965 年赴美參訪）、趙聚鈺（蔣經 國親信、臺灣財金與保險業界重要人物，長期擔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會主任委員，1967 年赴美訪問）、侯斌彥（高雄市臺灣新生報社社長， 1966 年赴美訪問）、葉昌桐（前海軍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曾在 1950 年上美艦見習，1952、1955、1960、1966 年多次赴美受訓）等人的著作 為主要研究資料。34 挑選這些人物的相關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曾在 1950 年代及 1960

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 131。許子秋在 1951 年與高玉樹、楊基銓同時赴美受訓， 見林靜靜，《壯志與堅持：許子秋與臺灣公共衛生》（臺北：董氏基金會，2002）；雷 穎在 1952 年經過考試，獲選派赴美國陸軍兵工學校正規軍官高級班接受兵工作業訓練， 見雷穎，《造化遊戲四十年》；張希哲以逢甲大學校長身分，在 1965 年應國務院之邀 赴美考察高等教育，見張存武訪問，李郁青記錄，《張希哲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謝東閔曾在 1957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參觀家 政教育，見謝東閔，《歸返：我家和我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蔣經國（1910-1988）在 1953 年 9 月接受美國政府邀請赴美訪問五週，隨行擔任翻譯的 沈錡將經過情形寫成〈隨經國先生訪美記〉，原文載於《傳記文學》第 65 卷第 6 期到 第 66 卷第 4 期（1994 年 12 月-1995 年 4 月，臺北），後收入沈錡，《我的一生：沈錡 回憶錄（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頁 143-235。由於該文不是以蔣 氏自己名義執筆，無法看出太多蔣氏的觀察與反應。梅可望在 1963 年應美國務院之邀， 赴美考察警政、獄政及警察教育，為期四個月，見梅可望，《從憂患中走來──梅可望 回憶錄》（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 34 這十四人的出身背景、經歷與回憶錄資訊，請見本文附錄。

年代應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之邀請，到美國做短期訪問，或是在美援計 畫下獲選赴美接受技術或軍事訓練。回國之後，他們或將在美國的見聞 寫成書出版，或在回憶錄、訪談錄中記下當年他們對美國的印象。這些 人大多是以「領袖」、「專家」專案，或後來的「國際訪客」身分應邀 赴美。其他如王昇兩次訪問，都由美國國防部及在臺美軍軍事顧問團負 責，應該是國防部及美援經費安排。葉昌桐是在美國顧問團軍援訓練計 畫下，被甄選赴美國軍校受訓、進修。高玉樹與楊基銓是以美援技術協 助計畫，分別以工程和水產行政赴美受訓一年。齊邦媛是本研究目前找 到唯一以英語教師身分赴美受訓半年的人，她第二次赴美是以傅爾布萊 特教育交換法案赴美教學兼進修。35本研究對每一位應邀赴美或赴美受 訓者，都找到至少一本回憶錄做為研究材料。 不過，本研究並未找到可用的企業界人士回憶錄。通常美國是利用 美援經費邀請工商業界人士訪美或赴美受訓。36例如臺籍菁英丁瑞鉠在 1960 年 6 月由美援會安排，赴史丹福大學接受企業管理人員訓練計畫半 年。丁氏曾為大同公司經理與董事，以後轉任臺灣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 心，從美國受訓回來後，轉任台塑企業副總經理，任內推動台塑向美國 銀行貸款，是我國企業界第一個向美國銀行貸款成功之例子。然而，他

35 齊邦媛在其回憶錄《巨流河》中，提到她是 1956 年 9 月以 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赴美進修英語教學及訪問半年。見齊邦媛，《巨流河》，頁 355。但是， 根 據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Taipei: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67), pp. 1, 8, 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在 1947 年進行了第一年的運作之後，就因國共 內戰，大陸局勢不穩定，在 1949 年停頓。一直到 1957 年 11 月 30 日美國駐華大使藍欽 才與我國代理教育部長沈昌煥（1913-1998）重新簽訂教育交換之行政協定，成立美國在 華教育基金會，於臺灣「重新啟動」（“reactivate”）傅爾布萊特計畫。所以，齊氏在 1956 年應是以英語教師訓練計畫赴美半年，而她在 1968 年第二次赴美教學兼進修才是使用 傅爾布萊特計畫經費。

36 “Education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58,”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49, July 29, 1958, 511.933/7-2958,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1986 年出版的回憶錄《懷恩感舊錄》中，並未敘述他在美國之見聞。37 以省籍來分，高玉樹、楊基銓與林海音是本研究中的兩位半本省籍 人士。前兩位是當時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臺籍菁英，林海音成長在北平， 戰後回臺灣，算是半個本省籍人士。美國在與臺灣的教育交換計畫進行 之初，就積極培養本省人對美國的好感。38 1950 年代初期，當中華民國 政府遴選美援技術合作計畫資助赴美受訓、進修人選的時候，美國共同 安全分署官員總是要求維持外省籍與本省籍一比三之比率，以培植親美 的本省籍技術官僚。不過當時臺灣政府執行這個政策並不容易，因為在 日據時代受過高等教育或學過英語的本省人有限，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 主管的本省人也不多。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王蓬就曾向外交部 長葉公超抱怨，由於美國官員對省籍比例的堅持，以致找不到合適人選 出國受訓。一直等到王蓬承諾臺灣政府會儘量提供本省人初步訓練，讓 更多本省人夠資格參加赴美受訓，美國共同安全分署的官員才放寬對省 籍比例的要求。39高玉樹、楊基銓兩位是以美援技術援助計畫赴美進修， 他們正是美國政府拉攏與培養臺籍菁英的代表人物，林海音則是以職業 婦女及作家的身分，以「國際訪客」之名義受邀訪美。 除了企業界之外，這 14 人正是 1950 及 1960 年代來自國民黨、政府

37 見丁氏的回憶錄，丁瑞鍈，《懷恩感舊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86），頁 51-53； 司馬嘯青，《臺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臺北：玉山社，2002），頁 43-47。 38 例如 1950 年代，美國駐華官員認為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有歧視本省人之嫌，所以在 臺灣推動私有企業（free enterprise），藉以提高本省人的政治籌碼，參見 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pp. 146-148.

39 葉曙也提到美援會當時的政策，選派出國進修的人員中，外省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見 氏著，《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再版），頁 157。根據美國政府 的統計，從 1951 到 1960 年，獲得美援技術合作計畫之補助赴美國，或是其他國家受訓 的本省籍人士有 788 人，外省籍 1,143 人（本省與外省之比例是 7：10）。Martin Wong to George Yeh, March 12, 1953, 473.42 經援技術出國人員（一），外交部北美司檔案（臺 北：外交部北投檔案庫）；“Educational Exchange: Congressional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Grantees from Taiwan,”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Desp.184, October 6, 1960, 511.933/10-660, Folder 26, Box 316, CU Records.

單位、新聞界、文化界、教育界、軍方的菁英。他們都是當時臺灣社會 家喻戶曉的人物，經由在美國美援計畫、《史墨法案》、傅爾布萊特交 換計畫赴美訪問，回國之後著書、演講，成了當時臺灣社會美國文化的 媒介之一。 這些人的回憶錄或口述史依照其出版時間，可分成兩類：從美國回 來後不久就集結成書出版的，如吳魯芹、林海音、曾虛白、桂裕、侯斌 彥、關吉玉、陳紀瀅、趙聚鈺、王昇等人的紀錄。另一類是回國後多年 再回顧其訪美見聞或感想者，有高玉樹、楊基銓、齊邦媛、葉昌桐、汪 彝定等人。後一類多是作者晚年回憶之作，雖然無法反映出美國參訪後 的即時印象，但因能傳達出多年後對哪些事物仍然留存的深刻記憶，還 是值得參考。

四、受邀者眼中的美國

從受邀訪美者筆下的訪美見聞，他們對美國的印象，可以整理、歸 納為以下幾個議題：（一）美國人、美國文化與生活、（二）民主政治、 （三）家庭與婦女、（四）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勞資關係與消費 主義）、（五）種族關係、（六）美國反共運動。本節即以這些主題來 討論他們眼中看到的美國。

（一）美國人、美國文化與生活

做為美國政府的客人，臺灣訪客多半對美國人彬彬有禮，對外人友 善、開放的態度印象深刻。例如 1952 年吳魯芹聽到飯館鄰座向侍者要一 樣東西，先說對不起，再連聲道謝的情景，讓他感歎：「我們東方人彬 彬有禮的傳統，何以在東方反要漸漸失傳了？」吳氏在美國各大都市問 路的經驗，讓他體會到「異國的人情味」。每當他佇立在大街上，「若 有所失之際」，就會有人走上來問他是否迷路，需不需要幫忙，讓吳氏

感到身在萬里之外，毫無置身異域之感。吳氏尤其對華府友善之態度印 象深刻。他說：「此城對任何人，不論其膚色、種族、身份，都視同家 人。一個陌生人，不會嚐到閉門羹，不會感到不便。」他獨自參觀或訪 友時，去過不少大小衙門，司閽者或值勤警員的第一句話，與百貨商店 店員用語一樣，都是：「我可以幫助你嗎？」未見有打官腔者，或有先 以不屑眼光，打量來訪者週身一番者。40王昇在 1955 年觀察：「以自由 民主著稱的美國士兵對長官的尊敬如此，實非一般專講放任自由和表面 民主的人士所能想像，在今天，美國是世界第一個強國，但美國青年彬 彬有禮，並無一點驕氣。」41林海音 1965 年在華府街頭手持地圖找路， 結果引來四位男女行人幫忙指點。她在美國各地參訪四個月，都是由各 地志工或志工家庭接待，除了開車接送，陪伴「參觀遊玩」，甚至邀她 在家小住。林氏認為他們的友善與體貼，不但替美國政府省下人力與金 錢，也代美國政府為臺灣訪客做了絕佳的國民外交。42 臺灣訪客也感受到美國官員想要藉安排訪客自由旅行來展現美國社 會開放的器度。1952 年吳魯芹訪美時：「國務院也深恐我這位客人嫌自 由活動的時間不夠，誤會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因此官方的節目，大半只 有半天，另有半天，悉聽尊便。」吳魯芹以「賓至如歸，怡然自得」八 字形容他訪美經驗。43汪彝定談到 1958 年訪美之行，「美國人帶我去看 非常貧困的黑人區與印第安保留區。那些人的貧窮與落後，令人吃驚。 但邀請者，並未有要隱瞞之意，美國的開放性，更令我印象深刻」。44 吳魯芹對於美國人「毫無階級觀念作祟」印象深刻。他說美國人臉 上呈現著「我和你一樣的好」，或許在財富、學問與才能上不如你，但 作為一個人，卻是絕對平等的。擦皮鞋的也好，報販也好，每個人都是 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覺得自己的工作同樣為公共服務，與貴為卿相的

40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5-8、22。 4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4、8。 42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51-52、196-197。 43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3。 44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

人只在職責性質上有差別，並無貴賤之分，所以他們面對高官巨商時談 笑風生，毫無自卑感。他還觀察到在美國人社交場合，主人從不遺忘介 紹在場的僮僕、白丁、司機給客人，人與人之間毫無藩籬。吳氏用「民 為貴」一詞來形容美國社會無階級觀念的情況，他認為這種人人平等的 精神，有助於建立民主政治中最要緊的個人尊嚴原則。45葉昌桐 1950 年 在澎湖馬公美國軍艦上見習時，感受到即使在階級制度嚴明的軍艦上， 艦長雖是官階最高、最具權威的人，但是遇到非專業領域之事，他也不 能不按規章，獨斷專行，沒有「官大學問大」的情況。葉氏認為這是值 得我軍學習之處。46 1967 年訪美的趙聚鈺指出，在美國社會，人與人之間存有高度的自 信與互信。美國公私機構對求職者的學位、經歷、年齡，全憑求職者自 填，求職者怎麼寫，公私機構主管人員就相信，決無「繳驗證件」的形 式和規定。比趙氏早十五年訪美的吳魯芹則認為，對陌生人信任，是美 國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在美國住旅館不用證明文件，只須填上姓名、住 址，姓名真假也聽便。但是同樣的，美國社會很重視信用，一旦被人認 為說謊，後果就很嚴重。47 另外，美國人的守法習慣與公德心，最為臺灣訪客津津樂道。1958 年汪彝定在紐約買報紙，是在轉角一處無人看守的報紙堆上自己取報， 自己丟錢，沒有人會拿一份報而不給錢的。48林海音 1965 年在華府還是

45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22-26。葉昌桐在 1974 年赴美訪問時，遇見一位下班後扮演 小丑以貼補家用的小鎮警局長。該警長絲毫不覺兩種職業有高下之差異，讓葉氏感受到 美國人在職業上未區分高低尊卑，只要是正當職業，他們一律平等待之。見鄧克雄、林 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247。 46 鄧克雄、林海清，《葉昌桐上將訪問紀錄》，頁 67-69。 47 趙聚鈺，《訪美見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頁 222-224；吳魯芹，《美國去 來》，頁 22-26。 48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然而汪氏也提到，1970 年代，紐約街頭已經看不 見讓人自動丟錢、取報的成堆報紙了。到了 1980 年代，美國報紙全鎖在鐵箱內，要投 幣才能開箱。縱使如此，還是有人打破鐵箱偷取那些許零錢。汪氏感歎不過三十年，美 國社會內部已質變並露出敗象。

以同樣的方式買報紙。她在美國逛百貨公司，看到售貨小姐一人要管幾 個攤位，堆積如山的貨物都是大堆擺在那裡，任由顧客自行挑撿，然後 自己拿到付賬臺排隊付賬。她前往米蘇里州馬克吐溫之家鄉漢尼堡訪 問，跑江湖的遊樂團來當地紮營表演，午夜演出完畢，連夜撤走，次日 街上乾乾淨淨，昨夜繁囂已經無影無蹤，沒留下一紙一屑。林海音讚嘆 美國人的公德心已經是一種生活習慣，沒人看到也照做。49趙聚鈺 1967 年在華府一十字路口過馬路，前後左右均無來往車輛，行人路口豎有「停 止」的燈號，無人搶步，靜待「進行」燈號亮了，行人才快步走過馬路； 他參觀幾個規模很大的超級市場，管理人卻很少，貨物全擺在貨架上， 無人看管，未見顧客偷竊之事。另外，趙氏看到美國公園到處都有鴿子， 自由自在地在園內走來走去，毫不畏人的樣子，顯然未曾有為人侵害之 經驗。50臺灣訪客從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觀察到美國人民的公德心。 臺灣訪客認為美國人勤奮苦幹，卻又很會享受生活。例如王昇就指 出：「美國人的生活，是靠他們過去的奮鬥與創造，以及今天的積極與 苦幹所得來的，他們頑的時候是痛快的頑，幹的時候卻拚命的幹。」51吳 魯芹同樣形容美國男女老幼都是「工作時盡力，玩的時候盡興」。52 1953 年訪美的曾虛白也有類似的描述，他認為美國人日常生活，「緊張得出 人意外」，到周末享受生活，「也是拼命地娛樂」。53十四年後訪美的 趙聚鈺作客美國人家庭，覺得他們生活「十分簡樸」，又「相當享受」。 他觀察一般美國人日常生活在衣與食方面簡單不奢華，但在住、行、育、 樂方面卻相當享受。趙氏看到美國一般中上家庭，幾乎家家戶戶有花園、 車房和各種電氣設備，「既重視住，講究住，也懂得住」。行的方面有 飛機與汽車，除了駕汽車兜風之外，還可以駕飛機兜風，讓他不禁慨歎：

49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10、152、185、190-192、226、227。 50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15-226。 5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王昇，《訪美紀行》，頁 186。 52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1。 53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165-166。

「這豈是別的國家國民所能想望？」54 王昇、趙聚鈺、林海音都對美國教育印象深刻。王昇認為美國無論 家庭、學校、社會，都有一個有機體的、脈絡貫通的、自然而有效的教 育整體。在這種教育環境裡，每個人在無形的薰陶中耳濡目染，從小就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今天美國的富強決不是僅呈現於「表面的一些 光怪陸離的物質現象，而是全部依附於潛在社會內層的一般無形的教育 力量」。美國人從小就浸潤在優良的生活習慣和待人接物的禮節教育中。 他在舊金山參觀一所小學，覺得美國學校教育的最大特點為注重「做」 的教育，也就是教、學、做三者聯繫的教育。55趙聚鈺也極為推崇美國 教育，強調其著重手腦並用，培養自己創造事業的精神。他認為美國進 步派的教育思想，是要使「知識和生活不脫節，個人和社會不脫節」。 趙聚鈺很欣賞美國教育重視體育與生活知識，注重養成社會中堅分子， 而不是孤立的個人或新「士大夫」。他對美國教育從初級中學甚至小學 就著重實驗，特別重視生活的知識，不要求學生背誦課文，而是要學生 從活動中、從工作中去學習的教育方式印象深刻。趙氏認為美國教育系 統造就了今日美國的富強康樂和社會進步，也造就美國人「自我造就」 （self-made）的能力，以及「拓荒精神」（pioneer spirit）。56林海音參 觀華府附近一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私立中小學校之後，她報導：「美 國學生不讀死書，才小學三、四年級，已經要寫 report 了，這是訓練他 們的創造性，因此孩子們得像大學生一樣的要找寫報告的資料，到校內 外的圖書館借書看。」57 臺灣訪客注意到美國雖然立國不久，但甚為重視保存歷史文物，也 很積極蒐集世界文物珍品，提倡藝文表演活動。美方為這些臺灣訪客安 排不少參觀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與歷史古蹟等觀光勝地，以及大型

54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26-238。 55 王昇，《訪美散記》，頁 7-8。 56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182-183、271。 57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187-188。

音樂、舞臺表演場所的行程。王昇在 1955 年遍遊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觀光 勝地之後，他感覺美國人： 似乎非常注意去製造光榮的史蹟和發揚自己的文化，整個城市，就 籠罩在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傑弗遜紀念堂，無名英雄墓等 所發出的光輝下，那種光輝，一面在尊崇先哲，一面在啟迪後人， 此外加上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等，使華盛頓十足代表美國的 文化。每年每月，成千成萬的人群，在那裡遊覽、觀光、瞻仰、膜 拜，使得一個物質最發達的美國首都，並不以物質〔取〕勝，卻整 個為文化精神所佔領，全美的社會風氣，也都在這種精神的領導鼓 舞下，蒸蒸日上，振作有為，世人以為美國僅有大腿文化，實在是 一個極大的錯誤。58 其他人對美國人重視博物館、藝文表演也是印象深刻。例如汪彝定 1958 年在華府參觀國家藝術博物館，那原是一位富豪的宅邸捐作博物 館。館內豐富的收藏、精心的照顧，與參觀者之井然有序相得益彰，沒 有囂鬧、吃零食、丟果皮者，每一人都安靜地在名家作品前欣賞。回到 旅舍，汪氏寫信給妻子談到他的感覺：「相信若有天上瑤池，當也不過 如此。」59林海音 1965 年造訪洛杉磯狄斯耐樂園、紐約世界博覽會、林 肯表演藝術中心、洛杉磯的音樂中心之後的感覺，「就是一個字『闊』！ 是錢和智慧的結合」。林氏對紐約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有一專章介紹。她 特別指出林肯中心不同於百老匯歌劇院、電影和音樂演奏處所，乃在於 它不是商業性的娛樂演出場所，而是由民間基金會支持的教育性藝術表 演中心。林肯中心的存在，「是美國人深信藝術的重要性，而慷慨的付 出時間與力量來創造它」。60由洛克菲勒耗費鉅資，前後費時三十多年 修復、重建的十八世紀維吉尼亞州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也讓

58 王昇，《訪美散記》，頁 17-18。 59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頁 100-101。 60 林海音，《作客美國》，頁 21-25、243-244。

趙聚鈺印象深刻。61在他們的描述中，美國是個富而好禮，尊重歷史、 文化、藝術的國家。

（二）民主政治

高玉樹認為言論自由與公平選舉是美國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兩大基 石，缺一不可。他在 1951-1952 年在美受訓期間，正逢美國兩大黨準備 總統大選。他特別留心觀察美國的民主政治，每天都花不少的時間比較 研究各黨各派的報章、雜誌，收聽電臺廣播。62另外，美國政府為高玉 樹等人安排的美國國情講習課上，講師告訴他們在美國沒有言論限制， 也沒有出版法，任何人的任何意見都可以發表，甚至宣傳共產主義，只 要沒有違法行動，在觀念、思想或是講學都不算犯法。高氏曾詢問該講 師，如有破壞分子集團乘機利用、濫用自由，來煽動一般群眾，造成社 會不安，該如何是好？美國講師回答： 言論自由的國家，左右中間，都有各色各種的意見，但人類社會， 尤其民主政治開放的社會，代表極端左右翼的，從歷史上統計，畢 竟是極少數，站在中間而略偏左右的，一定是絕大多數，其曲線一 定慢慢向兩邊下降，最後到達左右派最極端的零點。所以言論完全 自由，其思想的平均，一定是中間稍偏左右的範圍，對國家對社會 絕對無可憂的地方。反之以人為的限制言論自由，很多的主觀思想 在滲進政治權力的結果，往往會偏左偏右而離開大多數民意，而必 須使用更多的政治權力來彌補壓制。所以，美國的開明社會，在民 意思想體系上不需要政治權力來倡議或干涉，其原因在此。63 美國講師還告訴高玉樹說：「美國沒有革命思想，也沒有革命意圖之不 逞份子，因為言論沒有限制，對政治不滿，不管中央或地方，幾年一次

61 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53-259。 62 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7），頁 58-59；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320。 63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9-90。

選舉投票，就可有選擇，更換政權，不必使用暴力。」不過，該講師指 出美國雖然有言論自由，但美國法律體系對名譽毀損、人身攻擊的誹謗 有嚴格的規定，犯者將受嚴格法律制裁。美國連總統都可以自由批評， 人民也可以自由提出相反意見，但不能捏造事實來公開誹謗任何人。高 玉樹認為就這一點而言，「民主開放社會政治，比其他體制政治乾淨而 正直的理由在此」。多年後，高氏回憶這次講習會是「我們了解民主開 明政治的初次機會，印象深刻，記憶歷歷如新」。64 高玉樹還觀察到美國人非常重視公平的道德規範。他指出因為美國 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如果要團結這人種複雜的移民社會，首 重公平公正，否則無法使大家共享共存，建設一個龐大國家力量。因此 美國政治制度之基本選舉，絕對堅持公平競爭，如有作弊行為，一定大 肆抨擊並追究到底。65 美國講師特別強調民主修養是「少數服從多數」和「互相尊重」。 高玉樹認為「少數服從多數」容易了解，但是為什麼「互相尊重」要作 為第二要件不可？高氏認為美國人雖然平素各說各話、吵吵鬧鬧，表面 上看起來很不團結，但兩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在戰場上的效命盡忠 與袍澤之間的相互支援，使世界刮目相看，不敢輕侮。66 至於美國的司法制度，美國講師告訴高玉樹，美國憲法是三權分立， 司法權完全獨立。從地方法院開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案件之審判。憲 法條文解釋等司法相關問題由大法官會議裁決，採多數決終極定論。從 地方法院開始，陪審制度非常普遍，都是聘自士農工商領袖階層的社會 賢達。67講師說任何司法案件要百分之百正確公正判決，是不可能的，

64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0-91。 65 高玉樹口述，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頁 58-59。 66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84-85、91。 67 此處高氏敘述美國陪審團成員產生有誤。美國陪審團的成員不一定來自「社會賢達」或 「領袖階層」。他們通常是由隨機抽選自無犯罪紀錄、具備合理智力的當地成年公民組 成。參考 John W. Reed, “Jury,” Encyclopedia Americana. Grolier Online, http://ea.grolier. com/article?id=0226500-00 (accessed June 18, 2010); Harry Kalven Jr. and Hans Zeisel,

但是多數人之判斷絕對比一個人的判斷正確性高。雖然陪審員不一定有 法律的專門知識，不過憑其豐富的生活經驗、社會閱歷，對被告的申訴、 證人的證言，態度、表情與陳述內容，總有較深的觀察。他們所做的複 雜的綜合判斷，往往比一個法律專家的主觀要正確得多。這種陪審制度 使司法黃牛無從施技，陪審人員普通十一至十五人，打通全部管道根本 沒有可能，因此司法汙染的機會很少。高玉樹讚嘆：「有如此乾淨獨立 的司法制度，美國社會才能公平公正，民無冤情，結仇不深，才能促進 大同團結，國家存亡關頭，自不惜為國犧牲，保衛熱愛國家。」68 與高玉樹、楊基銓同時見證了 1952 年美國兩黨黨內初選總統候選人 過程的吳魯芹，則從選民與政治人物的角度，觀察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平 等、自由與個人尊嚴的原則。他認為一般美國人對政治的興趣比臺灣濃 厚，也喜歡在陌生人面前表達。每一個可以投票的美國人，對他那張選 票看得珍貴之至，一副有了它就大權在握的神情。吳魯芹認為民主政治 在美國，得力於每一公民之「忠於自己，尊重別人」習慣；到必須有所 取捨時，他的指導原則是「吾從眾」。至於「玩政治者」，吳魯芹指出， 不論在朝在野，都不敢得罪人民。「民為貴」之說，在美國顯得特別有 分量，特別能夠發揚光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還不 夠，必得博得人民的歡心與信任，否則四年一滿，休想戀棧。「在美國 凡執政者，沒有不挨罵的道理」，民主第一要能容，要有胸襟。而「民 為貴」的精神，吳氏認為直接幫助了建立民主政治中最要緊的個人尊嚴 原則。69 王昇在 1955 年第一次訪美時，也感受到美國領導者與人民之間沒有 什麼隔閡、距離。他注意到白宮「出人意料之外」的普通，完全不是他 想像中的「偉大而富麗堂皇的建築物」。白宮每週至少有兩天開放，供

“Jury,”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 Academic Edition, http://www. britannica.com/ EBchecked/topic/308620/jury (accessed June 19, 2010).

68 高玉樹，《高玉樹論著選輯四：旅遊文集下》，頁 92-93。 69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4-22。

人參觀，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這座領導民主國家的美國總統的住所。白 宮內部陳設並沒有什麼特殊。此外，國會也可任由人民自由進出參觀， 在布置陳設上，特別強調各州的意義與特點，使得每一州來參觀的人都 有親切感，感覺這是他們自己的議會。這些地方使得王昇不得不佩服美 國領導者「深刻高明的手法」。70

（三）家庭與婦女

臺灣訪客發現一般美國家庭，與他們在好萊塢電影或文學上所呈現 的動輒離婚不一樣。他們來到美國之後，大都有被安排住在志願接待家 庭中的經驗。依照他們近距離觀察，美國婚姻比較自由，離婚的案子很 多，但一般人都非常重視他們的家庭與婚姻。雖然不少婦女婚後仍有就 業，但都將管理家務與養育孩子視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環。已婚的人多 數主張愛情專一，重視夫婦間感情。惟美國大多數夫妻只有一、兩個孩 子，四個以上即屬罕見。吳魯芹訪問的美國人家似乎比較好客，喜歡約 朋友在家裡小聚。趙聚鈺觀察的美國人則視家庭為「堡壘」，不喜歡鄰 居、朋友隨便闖入，下班或工作之餘，只顧關起門，一家老幼靜靜享受 家庭溫馨，不去打擾朋友、鄰居。71 幾位臺灣訪客都注意到美國一般是兩代的家庭，只有父母和未成年 的子女同住，並未包括老一代的祖父母。美國人極其注重培育第二代小 國民。從母親懷孕到嬰幼兒出生，各式各樣的食品、用品、衣服都可以 在市場購買。家庭與政府對兒童衛生、教養都很重視。1959 年訪美的關 吉玉稱美國可謂「兒童天堂」。72然而兒女長大以後，便自立門戶，另 創家庭，各奔前程。美國父母不靠子女養老送終，他們大多數依靠自己

70 王昇，《訪美散記》，頁 18-19。蔣經國訪問胡佛水壩時，沒見到衛兵站崗，他告訴沈 錡，美國社會的開放不是臺灣所能比得上，見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 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238-239。 71 王昇，《訪美散記》，頁 12-13；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9-12、29；林海音，《作 客美國》，頁 48-52；趙聚鈺，《訪美見聞》，頁 231。 72 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91-92。

的保險金和積蓄來維持晚年生活，父母子女之間，有如對待親戚朋友， 偶爾探親，相敬如賓。美國社會雖然有養老制度、退休制度、社會福利 與醫藥健康保險，王昇、林海音、關吉玉卻一致表示，他們並不羨慕美 國老人生活，因為美國老人享受不到中國社會那樣兒孫繞膝、含飴弄孫 的天倫樂趣。關吉玉認為：「老年父母獨守家宅，渡其孤寂生活，此實 為美國生活方式之一缺憾。……就我東方人眼光觀之，殊感子女孝道有 虧，人生意義不夠美滿。」73 吳魯芹與王昇都很欣賞及佩服美國家庭婦女吃苦耐勞。在他們筆 下，美國婦女日常生活非常繁忙，極大多數人家沒有雇人幫忙，一切家 務都由主婦親自操持。她們除了要管理家務、燒飯洗衣、養育兒女，而 且有人還要出去工作，或每星期抽出時間在慈善機構擔任義工。家務雖 有機器幫助，但機器也要人去開動，而且機器也只能處理一部分的工作。 一般美國家庭，無論這位主婦是碩士或博士，是醫生或教師，只要有家 庭就得操持家務。74顯然兩位臺灣男性訪客觀察美國婦女生活，強調的 是美國婦女以家為重，和他們的持家者（homemaker）角色。 然而，曾虛白在 1953 年就觀察到美國女人已經有了改變。曾氏在 《東遊散記》中寫道：「家庭不再是女人的安樂窩，只像她的一個臨時 宿舍。變成她從辦公室到菜館、戲院、跳舞場、俱樂部中間的過夜的歇 腳處所。」二次大戰以後，婦女就業人數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可是居高 位、拿高薪的人數卻少得可憐，他們大半都只擔任書記、招待員、店員、 打字員等工作。現在婦女不再像過去找到丈夫，就鑽進廚房不再出來， 他們就業是為了分擔家庭經濟。然而，美國社會上男女就業不平等仍有 待改善。家庭經濟轉由男女分擔後，家事也變成兩人平均分攤。曾虛白 到美國友人家裡做客，看到男主人下廚房做菜、洗碗是常事。75

73 關吉玉，《訪美見聞》，頁 95、118；王昇，《訪美散記》，12-13；林海音，《作客美 國》，頁 32-35。 74 吳魯芹，《美國去來》，頁 10-12；王昇，《訪美散記》，頁 33。 75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35-38、42-43。

曾氏還觀察到美國婦女的解放，不再限於工作範圍以內。他指出美 國青年女子受到心理學家佛洛依特理論影響，相信無拘無束的性關係是 健全精神的主要因素，因此她們解脫過去畏縮被動的姿態，主動與男子 平分秋色。曾虛白認為美國女子對「性關係澈底解放」之態度，對婚姻 產生嚴重後果。男女雜交變成普遍現象，沖淡結婚的神聖意義，毀滅了 夫妻結合最重要的真情真愛因素。76曾氏觀察婦女解放一事，可以印證 近年歷史學家認為 1960 年代發生的各種社會運動，早在 1950 年代就已 經埋下種子。過去的研究認為，1950 年代的美國婦女皆被困在家庭中， 待 Betty Friedan 的 Feminine Mystique（1963）一書問世之後，才觸發了 美國史上的第二波婦女運動；事實上並非全然如此，婦女在 1950 年代就 已經開始有掙脫社會對她們束縛的跡象了。77 不過曾氏顯然對於美國已婚婦女普遍就業之事不以為然。他認為在 和平時期，美國婦女搶著就業的原因是「錢不夠用」。他指出「在美國 這樣一個社會中，家庭享受是沒有止境的。太太小姐們好勝心特別強， 親戚朋友一比較，總覺得自己的生活水準比別人低，因此，朝朝暮暮的 刺激，逼著她們非自己出去找錢不可了」。他看到美國村鎮的住宅區內， 「孩子滿街跑，沒有人照管是經常看得到的現象」，因此曾氏認為美國 當時的青少年問題（他稱之為「美國十三太保問題」）與夫妻關係的疏 離，忙於自己事業的已婚婦女應負「大部份的責任」。78 林海音在 1965 年訪美考察的重點之一，就是美國婦女與家庭。依照 美國勞工部婦女局國際組主任告訴林海音的數據，1960 年代中葉美國婦 女生活已經發生了一些「革命性」的現象。當時的美國婦女有一半在 20 歲以上結婚，平均在 26 歲生下最後一個孩子。當年的美國女性十之八九 都服務過社會，1965 年左右就有 2600 萬名女性在職，估計到 1970 年可

76 曾虛白，《東遊散記》，頁 44-46。

77 Richard M. Fried, “1950-1960,” in A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America, ed. Stephen J. Whitfiel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p. 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