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從斷髮到理髮：日治初期台灣的剪辮運動、身體政治與殖
民現代性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1-2410-H-004-104- 執 行 期 間 ： 101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苗延威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凱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
中 文 摘 要 ： 近現代的東亞社會裡，男子髮式象徵著政體變革，也因此， 相關研究大多圍繞在斷髮倡議者有關「新國民」的論述和想 像。然而，「斷髮」做為一種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其鑲嵌的地方政治和物質文化，卻未獲得充分 討論。本研究計畫以日治初期台灣的斷髮運動為中心，討論 以下兩大主題：（1）身體政治與地方政治。本研究首先將以 1910 年代初斷髮團體與保髮團體之間的對立為主軸，剖析本 土菁英之間的地緣連帶與意識型態衝突；接著，本研究將討 論斷髮儀式的多重意含：導引情感共鳴的社會機制、跨入 「文明開化」門檻的通過儀式，以及地方權力秩序與社會網 絡的操練和再現。（2）殖民現代性與身體整飭。「斷髮」是 一種透過身體演示而宣告脫離傳統的集體行動，而這種集體 行動乃是架構在衛生學與病理學化的社會診斷、日報式的資 訊介面、電氣化的感官延伸、重構的移動型態與空間秩序、 以及視覺科技的普及化等等知識／科技元素之中，層層疊疊 地傳遞出「殖民現代性」的聲聲召喚。 中文關鍵詞： 斷髮運動、身體政治、地方政治、殖民現代性、理髮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Ｖ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度報告
從斷髮到理髮：
日治初期台灣的剪辮運動、身體政治與殖民現代性
計畫類別：Ｖ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 1012410H004 104
-執行期間：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苗延威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張凱淇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Ｖ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
【中文摘要與關鍵詞】
近現代的東亞社會裡，男子髮式象徵著政體變革，也因此，相關研究大多圍繞 在斷髮倡議者有關「新國民」的論述和想像。然而，「斷髮」做為一種身體實 踐（bodily practice），其鑲嵌的地方政治和物質文化，卻未獲得充分討論。 本研究計畫以日治初期台灣的斷髮運動為中心，討論以下兩大主題：（1）身體 政治與地方政治。本研究首先將以1910 年代初斷髮團體與保髮團體之間的對立 為主軸，剖析本土菁英之間的地緣連帶與意識型態衝突；接著，本研究將討論 斷髮儀式的多重意含：導引情感共鳴的社會機制、跨入「文明開化」門檻的通 過儀式，以及地方權力秩序與社會網絡的操練和再現。（2）殖民現代性與身體 整飭。「斷髮」是一種透過身體演示而宣告脫離傳統的集體行動，而這種集體 行動乃是架構在衛生學與病理學化的社會診斷、日報式的資訊介面、電氣化的 感官延伸、重構的移動型態與空間秩序、以及視覺科技的普及化等等知識／科 技元素之中，層層疊疊地傳遞出「殖民現代性」的聲聲召喚。 中文關鍵詞： 斷髮運動、身體政治、地方政治、殖民現代性、理髮【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Abstract:
Change of men’s hairstyle in modern East Asian societies symbolized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of polities or regimes. Previous studies on queue-cutting movements eithe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r in colonial Taiwan during the 1910s have usually focused on advocators’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about new nation and new citizens. “Hair-cutting” as a bodily practice and its contexts embedded within local politics and material culture were not sufficiently discussed, however.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two related issues: (1) body 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s. Highlighting debates over the queue-cutting advocacy,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he movement triggere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elites. The queue-cutting rituals and their multiple functions that served as a social mechanism of emotional resonance, a rite of passage into a stage of “civilization”, and a way of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order and social network of local communities. (2) colonial modernity and body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queue-cutting” movement could be seen as a
collective identity-shaping action. Corporal demonstrations like this were
nevertheless framed within experiences of colonial modernity: hygiene and pathology (e.g., various rules and inspections on cleanliness and sterilization), speedy
information flow (e.g., daily newspaper), electrified sensational extensions (e.g., telegraph, telephone, electric light), urban landscape (e.g., broad roads, Western buildings, hotels, railway stations, public parks), automatic machines (e.g., automobiles, steam locomotive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queue-cutting movement; body politics; local politics; colonial modernity; hair-cutting
【研究成果之發表】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在兼任研究助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班張凱淇同學的協助下，已由計畫主持人撰寫為〈稻艋情結與日治初期的身體 改革運動〉一文，投稿至 2013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並獲入選，定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發表。此外，本文亦以尋求刊發於學術期刊為目標，預計於明年年初投 稿。承蒙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補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誌謝。【成果報告內容】
從斷髮到理髮：
日治初期台灣的剪辮運動、身體政治與殖民現代性
一 、 前 言 ： 頭 髮 的 政 治 宣 稱
那人說一陣，眾人呼應一陣。那人的嗓門越來越喑啞，眾人的呼應，倒 是越發的熱切起來。話到激昂之處，台上那個長袍馬褂男子突然從懷裡 掏出一把剪刀，掀了頭上的瓜皮帽，將一根長辮高高地扯在半空，嗖的 一聲就剪了。那截斷了的髮辮如一條砍了頭的蛇，在地上扭了幾扭，就 散成了一團黑亂。那男子將剪刀伸出去，對著台下大喊：「革命從今日 開始，若願意跟隨革命的，就將這把剪刀接過去！」(張翎 2010：272) 這是小說《金山》裡的一幕，情節發生時間是 1910 年，地點在加拿大溫哥 華(鹹水埠)華埠廣東街戲院，描寫的是孫中山(「那人」)到溫哥華宣揚革命的情 景。剪刀出現之後，就如同小說作者張翎接著形容的，原本朦朧曖昧的革命概 念，在剪刀與髮辮之間獲得體現，也使得每一個個人，不論是否心甘情願，都 須選擇「處置」頭髮的方式，並將私人身體轉化為公共政體的活動看板，反映 出一種政治形勢遽變的「切身」迫力： 騷亂的人群突然靜了下來，眾人一時失了方寸。在剪刀出現之前，革命 只是一樣聽起來天衣無縫的好光景，一種叫人心思沸騰血脈僨張的情 緒，革命只是滾動在天邊的悶雷，離眾人的日子還遠。可是這把剪刀一 把剪去了革命和芸芸眾生之間的距離，將革命鐵板釘釘似地釘在了眾人的眼皮跟前，叫人或是逃，或是就，再無中間之路可走。(張翎 2010： 272) 攤開歷史，人們處理頭髮的方式，至少在近現代東亞社會裡，乃是攸關著 政體變化的權力場域。從十七世紀中葉滿清政府的薙髮令，一直到十九世下半 葉日本明治維新的散髮令、朝鮮金弘集內閣的斷髮令、二十世紀初中國共和政 府的剪辮令，以及其間與其後的政治運動與軍事衝突裡的髮式倡議，在在都看 得到髮式做為突顯政治統制或對抗的特性（Godley 1994；Cheng 1998；黎志剛 1998；Rhoads 2000；李汶源 2000；張世瑛 2006、2009；Edwards 2007）。雖然 男子髮式在政治領域中尤其明顯，但在若干歷史場合裡，女性的頭髮式樣，也 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格，例如，清末民初的「革命女傑」和「女學生」，以及 1920 年代加入「北伐」軍旅行列的女青年，即以異於傳統的短髮標誌著她們的政治 主張和集體認同（Gilmartin 1995；柯惠鈴 2003；呂芳上 2006；張世瑛 2006）。 政治性的「變髮」，往往搭配著治性的服式要求，因此，「易服」、「改裝」（或強 調「不易服」、「不改裝」）的倡議經常隨著「斷髮」或「剪辮」的呼籲出現。於 是，藉著視覺符碼的物質操作，個人的身體外觀被收攏和鑲嵌在「宰制／臣服 ／抵抗」的權力關係之中，並且呈現了相對應的社會階序意含。 在上述歷史案例裡，薙髮蓄辮也好，斷髮剪辮也罷，多屬於由上而下的政 治命令或政策指示，即使有民間團體以集體行動的姿態鼓動風潮，多半亦與政 治情勢的變化和國族認同的形塑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以近代中國的髮式議題 而言，即圍繞在清末民初政治改革倡議者關於「新國家」與「新國民」的論述 和想像。日本自從取得台灣的統治權之後，即已將台灣漢族男子的辮定義為「陋 習」之一， 但在殖民統治初期，基於種種考量而未曾使用強制手段來改變這些 文化風俗舊慣。到了 1910 年代初，在中國革命風潮的影響之下，台灣本地菁英 不得不認真面對辮髮去留的問題，他們紛紛舉辦了以「斷髮會」或「剪辮會」 為名的活動，透過公開集會的方式，進行集體剪辮。 由於「辮子」的政治性質是如此地顯著，過往有關這段歷史的解讀，也集 中在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層面，至於剪辮或斷髮做為一項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其鑲嵌的物質現代性、日用經濟和地方政治等面向，則缺乏充分討 論。首先，就「物質現代性」的角度而言，1910 年代台灣士紳菁英的斷髮活動， 做為一種透過身體演示而宣告擺脫傳統形貌要求的集體行動，乃是架構在衛生 學與病理學認知典範下的社會診斷、日報式的資訊介面、電子化的感官延伸（電 報／電話／電燈／電線桿）、現代重構的移動型態與空間秩序（鐵道／旅館／自 動車）、以及視覺科技的普及化（攝影寫真館）等等知識科技元素之中，而這些 元素則層層疊疊地勾勒出現代性和文明性的聲聲召喚。 其次，就「日用經濟」的角度而言，剪除髮辮之後的台灣男子，在日常生
活中，面臨了兩項新選擇。第一，走進理髮屋，還是繼續到剃頭店處理頭髮？ 當時的理髮屋多由日人經營，顧客亦以日本人為主。斷髮風潮帶來廣大人口的 理髮需求，為理髮業帶來巨大利益，台人亦多轉型經營理髮屋以爭奪此一新興 市場，剃頭業則步向凋零。理髮業組合規則和理髮業取締規則的施行，更進一 步地將理髮業的競爭問題檯面化。只是我們對於這段歷史過程依然缺乏足夠的 了解。再者，斷髮導致個人在身體文化符碼上產生了不協調的狀態。雖然運動 者刻意強調斷髮而「不改裝」，免得治裝問題造成斷髮運動的阻礙。但就實際結 果而言，集體斷髮後的台灣市面上，帽子西服皮鞋的銷售確實出現了榮景。斷 髮（一如解纏足）牽涉到的，既然是一系列身體整飭行動，那麼，攸關這些行 動的產業貿易，也就發生了連動效應；擴大言之，十九世紀末以來東亞地區的 集體斷髮現象，亦可以總體經貿的角度來進行探索，因此，「斷髮經濟」所牽動 的全球貿易活動，應是值得研究者持續關注的重要課題。 以上這兩個思索向度，因時間和篇幅的限制，筆者將另文討論。本文的焦 點，主要於考察日治時期台灣的斷髮運動所涉及的身體政治與地方政治，尤其 是從 1911 年間的斷髮不改裝會與一年後出現的保髮會為主軸，勾勒出一些值得 進一步探索的論題。此外，在進入特殊的歷史個案之前，本文也將探討頭髮的 社會學意含。
二 、 論 「 髮 」 的 精 神
頭髮是生命的象徵，由我們的頭上長出，它就像大地上的作物一般，收 割後仍能再長出。(Ackerman 1993:99) 與其他眾多哺乳類(尤其是靈長類)相比，人類體表除了頭頂、腋下與陰部 之外，幾乎全身都沒有猿猴式的濃毛，這也是動物學家 Desmond Morris (1971) 將人類命名為「裸猿」(the Naked Ape)的緣故。有關「人類為何失去體毛」的 退化現象，曾引起許多生物學家的探究(王道還 2003)，尤其是，人類一旦脫去 體毛，就必須面對三項生存挑戰 ── 體表會直接受到陽光照射、皮膚容易散 熱失溫，以及缺乏厚皮保護 ── 這似乎不怎麼符合演化法則。同時，當我們 想要了解人類為何失去體毛時，也就等於要回答脫毛的人類為何還保留著頭 髮、腋毛和陰毛的問題。整體而言，關於這些問題依然有待科學家提出更具說 服力的研究，不過頭髮的保護腦部功能，大致上是受到認可的。只是，頭髮竟 然能夠不停地生長，使得「長髮」成為體毛退化的人類有別於其他靈長類的重 要特徵，這個現象即使從生物學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也很令人納悶，在近幾 年來仍持續引發學術上的爭辯。1 1例如，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 Arthur Neufeld 和 Glenn Conroy 兩位教授於 2004 年在《演化人類學》(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人類頭髮之所
當然，不論如何演化的機制為何，人類似乎很早就意識到頭髮具有一種不 可思議的「生命魔力」。涂爾幹(Emile Durkheim)援引 James G. Frazer 有關圖騰 動物的研究指出，圖騰動物的神聖性「雖然遍布在整個有機體中，但有些特殊 部位則格外明顯。有的器官和組織特別突出，尤其是血和頭髮。」(Durkheim 2006:127)在心理分析學者眼中，頭髮的生命力意味著強盛的性驅力，而剪髮則 會帶來閹割焦慮，是一種在潛意識中壓抑性慾的行為(Freud 1951；Berg 1951)。 即使不從性壓抑的角度來看，約束或處分頭髮生長的行動，在人類社會裡，往 往伴隨著莊嚴的儀式，象徵社會對個人的制節（Leach 1958；Hallpike 1969； Synnott 1987）。 頭髮在巫術儀式裡往往扮演著重要的介質，這顯然也與頭髮的生命力象徵 有關。孔復禮(Philip Kuhn)有關乾隆年間「叫魂」案的研究，便指出了中國人 相信頭髮附有人的靈魂，而一個經過適當訓練的專業者(「法師」或「術士」)， 有能力透過一些特殊的符號程序(「法術」)操控精神世界，而以他人頭髮為媒 介時，則可「攝取」頭髮主人的「魂魄」以為己用(即所謂的「叫魂」)，而受 攝者則會因靈魂受害而招致不幸。2 當頭髮的神秘力量和風水信仰結合時，建 造房屋橋樑的泥水工匠們產生了一種以頭髮或衣襟等介質的「厭魅」巫術，透 過這類巫術，他們可以施行符咒儀式，以保護建築物不邪靈侵犯(「辟邪」)， 但也可能被惡意地運用於殃害主人，成為一種令人聞之色變的妖術。3 在民間 信仰裡，建房妖術可能產生的災殃，包括早夭、草草下葬、死後無人祭掃等等， 反映了一般民眾的日常焦慮，以及對於命運無常的惶惶不安。因此當傳聞有人 偷剪人髮辮，而且嫌疑人又是僧道工匠等普遍被認為掌握了巫術能力的專業人 以不同於猩猩或猿猴的皮毛，乃是由於基因突變，使得抑制毛髮生長的蛋白質失去作用的結 果。包括州立舊金山大學人類學系的 Niccolo Caldararo 教授在內的一些學者不贊同他們的看 法，Caldararo 並在隔年(2005)的同一期刊上撰文反駁，不過，他的批評主要聚焦在 Neufeld 和 Conroy 的觀察基礎有所偏誤，因為大多數的人類並沒有一致的髮式，而且他們的推論大 多歐亞人種為主，忽略了環境的變異性和人類生活形態的發展的作用。因此，Caldararo 認為， 不論是「基因模型」還是「發展模型」，都仍未能有效地說明人類頭髮生長的因素為何。 2 除了之外，中國的傳統醫學和方術也視頭髮為生命的構成要素之一，例如《黃帝內經‧ 靈樞》即認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 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此外，中醫不但強調護養頭髮的重要性， 認為頭髮照顧不周可能招致病恙，也相信頭髮可用於治療種種疾病。有關頭髮與中國方術和 養生傳統的研究，見林富士(2000)和蕭璠(1998)。 3 Frazer(2002)指出，巫術的基本特性是對因果關係的錯誤聯想；根據他的分類，施術者 透過人體部分組織(如毛髮、指甲、血液等等)而產生感應作用的巫術，稱之為「順勢巫術」 (homoeopathic magic)。這是「感應巫術」(sympathetic magic)的一種。另一種感應巫術是「接 觸巫術」（contagious magic），其介質為人體曾經碰觸過的東西，主要施術於腳印、衣物之類 的殘留介質，使之與人體發生感應，以產生負面影響。對於這類泛靈論技術，佛洛伊德 (2005:84-92)指出，乃是出於「對真實事物的錯誤聯想」，以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方式來操縱 真實事物，由此而產生的禁忌與儀式。
士時，便點燃了民眾的恐慌心理(Kuhn 2000)。4 此外，在儒家思維裡，頭髮的位置也極為關鍵。如同儒家啟蒙經典《孝經》 所強調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頭髮和軀體皮膚一 樣，「體現」了原生家庭的直系連帶。5 別具意義的是，「束髮」象徵著接受社 會控制，真正進入成年人的禮教世界，唯有在父母尊長去世後的一段時間，為 了表示子女的哀痛情緒不受克制，須以解除束髮的「披髮」狀態守喪。6 換言 之，守喪時的「披髮」，不僅儀式化了親人亡故的社會情緒，而且，做為身體秩 序裡的例外狀況，由於違反了社會教化的常態，也反映了禮法世界對於未受控 制的人類野性的不安。儒家將「文明教化」之外的「蠻夷」描寫為「披髮左衽」， 則更加令人聯想到面對「死亡」時的恐懼與哀戚。7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 支撐著儒家頭髮秩序的，乃是攸關「生命／死亡」、「控制／失控」以及「文明 ／野蠻」的世界圖像。 頭髮與社會控制相關的另一項特徵是，它也是書寫權力和階級的身體政治 場域。人類學者 Nancy Scheper-Hughes 和 Margaret Lock（1987）在她們極具開 創性的研究論文裡，界定了三種相互關連的「身體」概念(the three bodies)：「個 人身體」是指與身體自我(body-self)的生活經驗有關的現象學式感受；「社會身 體」表示身體做為一種天然符號(natural symbol)的再現式使用(representational uses)；身體政治則是指針對身體而產生的節制、監管和控制。這個分類原則可 以運用到我們對於頭髮的理解：個人的頭髮體驗、社會頭髮，以及頭髮政治 (Miller 1998:281)。個人的頭髮經驗主要指涉個人對於頭髮此一物質身體的反 應，包括頭髮的梳理與清潔。社會頭髮表示頭髮被感知的方式，而前述「生命 力」、「性」、「靈魂」、「孝」、「情緒克制」等概念，即屬於頭髮的符號化使用模 式。最後，頭髮政治的概念是指統治團體或社會階級較高的團體藉由定義頭髮 實踐(hair practices)的文化階序位置而對個人或團體施加的控制或規訓。本文一 4 孔復禮有關「叫魂」案的研究，不僅在於探討民眾恐慌心理的產生，還在於藉由剖析 此一重大社會事件的來龍去脈，勾勒盛清時代專制皇權和官僚體系之間的緊張關係。「剪辮 案」在光緒年間也曾出現，見張詠維(2007)。有關巫師的社會身分和位置，見 Mauss (2001)。 5 佛教僧侶以剃髮儀式代表消除一切牽掛和煩惱，以利專心修行，而當佛教傳入中國之 後，剃髮就更象徵了切斷親情的決心，從此離開家庭生活，因此「剃度」與「出家」在中國 的脈絡下，更具有斷絕與「生命繁衍」相關的一切社會連帶的意含。 6 由於「披髮」代表一種情感自制能力的喪失，在史書中提到發狂發顛、豪放不覊或意 志消沉等極端情緒狀態時，有時也會以「披髮」來強化描寫的力道。例如：《史記．宋微子 世家》描寫箕子勸諫紂王無效，便「披髮佯狂而為奴」；又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描寫 屈原遭到放逐江濱，抑鬱寡歡，「披髮行吟澤畔」。 7 《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披髮左衽」是當時未受漢化的外族 裝扮，但「披髮」卻在漢人禮法裡代表守喪期間，而「左衽」則是死者入歛時特有的壽衣穿 法（《禮記·喪服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除此之外，「華夏」衣 裝一般皆右衽。
開始所提及的種種由上而下的髮式政令，以及以下將要討論的日治時期台灣的 剪辮運動，即為近代歷史中極為顯著的例子。
三 、 日 治 初 期 的 斷 髮 實 踐
華人的辮髮在歷經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人的眼裡，不但是一項「陋習」，同 時也成了反證華人「野蠻性」的身體符號。二十世紀之交，少數台灣本土菁英 如茶商李春生，雖已表示臣服於日本統治，並被殖民當局視為重要的懷柔對象， 但當他到日本訪問時，仍舊受到日本一般民眾譏笑為「豬尾奴」（李春生 1896: 3）。8 他後來就在遊日期間剪斷髮辮、改穿西裝，成為最早實行「斷髮改裝」 的華人之一。在他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1896)裡，李春生剖析了這段心路 歷程： 予素喜西制，嘗慕改妝效顰，以為利便，奈格於清俗，不肯權變為憾。 今者，國既喪師獻款，身為棄地遺民，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 石譭罵之苦，因是決意斷辮改妝，以為出門方便之計。(李春生 1896:10) 因頭上髮辮而受到日本人或其他外國人嘲笑羞辱的不愉快經驗，是許多有 海外經驗的華人的共同記憶。這像是一種心理創傷，可能會在不同的時機發作， 然後在環境配合時，剪去髮辮。例如在 1899 年底，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遠 赴巴黎博覽會推銷台灣茶葉，路經香港時，想起「昔年東遊帝國，甚愧以辮尾 不合於眾，然尚有通商地諸清民，以雜之猶不至驚世駭俗」；這次到巴黎，則不 用擔心中國商旅的問題，「籌思一夜，遂毅然斷髮易裝」。9 當李春生決意「斷辮改妝」之後，便央請旅館主人幫忙找裁縫師為他製作 西服。當西裝送來之後，李春生便當眾試穿，獲得眾人的稱讚，於是他又請人 找來理髮師，為他「行剪辮禮」。值得一提的是，李春生剪去髮辮，改從「西制」 的短髮髮制，但在他的理解，剪辮之後，反而算是恢復了未受滿清政府統治之 前的全髮髮制：「嗚呼！六十載遵守清俗，今又得伸全髮之制。」(李春生 1896:15) 換言之，「辮髮」(「清俗」)與「全髮」的二元區分，使得外來的西式短髮因為 屬於蓄辮的對立面，而得以與傳統漢人的束髮並列為象徵孝道的「全髮」。頂著 新式髮型的李春生，一襲量身訂製的西裝在身，攬鏡自照之下，看到一個脫胎 換骨的自己：「自是，雖知身非歐西族類，然英俠之氣勃然流露，已非昔時孱弱 8 1900 年代的中國留日學生也常常因為他們的辮子而遭到當地社會的揶揄和嘲弄（黃福 興 1983: 109-112）。辮子成為國際笑柄，象徵著中國在世人眼中的羸弱和不堪，關於這個現 象，康有為顯然有著深刻的感觸：「若在外國，為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 斥為豚尾，出入不便」(1974:495)。。 9 《台灣日日新報》1900 年 4 月 13 日，「文秀斷髮」。傴僂之比」(李春生 1896:15)。外在裝扮的改變，讓他產生了一種嶄新的自我認 同 ── 包括新的氣質和新的體魄 ── 而且還他感覺到自己跟「西方」(或強 盛的日本)的距離正在縮小。我們現今所男子短髮的髮式，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 人眼裡，是一種外來的身體形制，李春生透過「全髮」的概念將剪髮詮釋為傳 統古制的恢復，顯然是具有文化挪移的效果，這與天足運動裡主張天足才是傳 統中國的身體實踐的修辭類似，使「現代的西方」和「傳統的中國」接軌，並 存於新身體的誕生過程。10 約當李春生在日本斷髮改裝的同時，中國維新知識分子已相信外形的變 革，是政治改革的起步，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典範。例如，譚嗣同(1977: 79)認為，「日本之強，則自變衣冠始」；康有為(1974: 495)也說，「俄彼得游歷 而歸，日明治變法伊始，皆先行斷髮易服之制」。譚嗣同依他對「腦氣筋」生理 學的認識，將「古今中外」的「處髮之道」分為「全髮」、「全薙」、「半剪」、「半 薙」四類： 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制是也。髮受於天，必有所以用 之，蓋保護腦氣筋者也。全而不偏，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有重腿之 累。曰「全薙」，僧制是也。清潔無累，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無以 護惱。曰「半剪」，西制是也。既足以護腦，而又輕其累，是得兩利。 曰「半薙」，蒙古、韃靼之制是也。薙處邁當大腦，既無以蔽護於前， 而長髮垂辮，又適足以重累於後，是得兩害。孰得孰失，奚去奚從，明 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譚嗣同 1977:79) 中國若要強盛，國人的腦氣筋需得通暢，為此頭髮一要護腦，二要無累。 清制的「半薙」既無法護腦，長辮又累贅，是一種兼有兩害的髮制，自當改革； 傳統的「全髮」雖可護腦，但長髮過重，對腦部造成壓迫，所以也不是適宜的 髮制；僧侶的「全薙」無法護腦，無庸考慮；所以，譚嗣同雖然說處髮之道「聽 人之自擇」，但在他的分類方式裡，唯有西制的「半剪」兼有護腦與無累之利， 是「明者」的最佳選擇。 譚嗣同的生理學論述表明一種「合理性」的要求，對於面對繼續留辮還是 斷然剪辮的華人來說，提供了一個科學的、啟蒙的文化支撐，不過直到 1910 年，「斷髮」在中國仍是觸犯朝廷禁忌的政治主張，實踐者多半身居海外。不過， 即使在 1895 年之後即不屬於清政府管轄的台灣，像李春生和吳文秀這樣在日本 統治前幾年內便已自願斷髮者，仍是極為少數的個案。除了從事出口貿易的商 人之外，剪斷辮子的台灣人，主要是包括基層警察和公學校學生，整體的變化 10 關於晚清的「天足」修辭與全球化敘事，見高彥頤(2007)。
層面並不大。11 殖民統治初期，總督府雖然鼓勵台灣人剪髮，但因島內局勢尚未穩固，避 免使用強制手段。1902 年 7 月的一則報導顯示，總督府非常擔心辮子問題在軍 事行動頻繁的南台灣引發不必要的民變，因此必須再三地解釋政府的放任政策： 總督府自治理台疆以來，諸所經營，大都以新法舊慣兩相參酌，其於本 島人薙髮之道，毫不強制，而且一任人意所擇，實體恤新民之至也。乃 近聞南部阿猴枋藔支廳管內之水底藔庄民，自去月十日經軍隊大搜查之 後，起至本月初一日，其間自行薙髮者有千五六十名之多。該廳以薙髮 人數甚鉅，故飭保正及名望素重者，調查其所起因。旋據保正等稟復云， 從來該庄人民不無乖戾之處，所以此次薙髮者，實即悔悟前愆，以表悛 改之誠也。近日民心亦極稱安靜，固非由勸誘而致也昭昭矣。12 像這樣的報導，除了反應出官方的緊張，以及急欲化解民眾不滿的心情之 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水底寮庄民會因為「悔悟前愆，以表悛改」而自行斷 髮。事實上，將斷髮視為戰敗後的歸降表記，並非無稽之談。除了滿洲入關後 的薙髮政策外，日本人在「理蕃」時，投降的原住民也可能會以斷髮的方式， 向政府表示歸順之意。13 隨著教育體制的建立，學生成為台灣人當中，批判傳 統辮髮最力的群體，他們就跟清末的留日學生一般，也將辮髮視為落伍、不文 明的象徵。截至 1910 年底，總數七百名台灣男學生，約有二百人剪去髮辮（吳 文星 1992: 265），除此之外，台灣男子的髮式基本上仍是以長辮為主，並未發 生太大的變化。
四 、 斷 髮 不 改 裝 會
1911 年 2 月 11 日，曾在 1900 年發起天然足會的黃玉階，如今已是大稻埕 區長，他與《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編輯謝汝詮，共同發起成立了「斷髮不改 裝會」，呼籲同胞剪除髮辮。不過，一套西服，所費不貲，因此，基於經濟上的 考量，他們特地強調，會員可以繼續穿著原來的漢人衣物，不用改換西服。與 天然足會一樣，斷髮不改裝會的組織，也是一種以形成身體改革網絡為主要目 的的行動，會員門檻只有預備剪斷髮辮的決心而己。在斷髮不改裝會成立的同 時，發起人也公布了他們的〈會則〉七條： 11 參閱《台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22 日，「斷髮漸多」；1902 年 3 月 25 日，「斷髮 美談」；1902 年 4 月 3 日，「斷髮笑談」。 12 《台灣日日新報》1902 年 7 月 20 日，「南部薙髮」。 13 《台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1 月 25 日，「歸順蕃人斷髮」。第一條 本會稱為斷髮不改裝會。 第二條 本會以漸循國俗同化母國為目的。 第三條 凡欲實行斷髮者，可報名為會員。其從前已斷髮者，亦可為 贊成會員。 第四條 本會第一回實行，定於二月十一日紀元節。以後入會者，可 陸續實行。每集十人以上，同時實行，則作為一回。 第五條 會員對於本會，惟有斷髮義務而已。 第六條 報名入會者，則以其姓名登報，藉資鼓勵。 第七條 報名處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編輯部或大稻埕區長事務所抑 大稻埕普願街元亨號內陳書紳處。 〈會則〉裡特別強調該會「以漸循國俗同化母國為目的」透露了斷髮行動 的政治風險。在近代中國，由於滿清政權強迫人民薙髮，使得男子髮辮成為二 百多年來象徵臣服或反叛的政治符號；台灣鄭氏歸順時的薙髮，以及太平天國 起義時的剪辮，即為著名的例子。既然髮辮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性，那麼，在 中國鬧得沸沸揚揚的革命風潮，既以剪辮為象徵，會不會挑起台灣人的抗日情 緒，產生連鎖反應呢？就時間點來看，台島的剪辮風潮，的確與中國革命的關 係匪淺，因此儘管斷髮不改裝會的發起人不停地強調，他們乃是基於同化於日 本的目的，日本統治者心中仍有疑慮，擔心台灣人是藉著這個動作，遙遙與中 國的革命風潮相呼應。斷髮不改裝會始式大會時，內務局長龜山理平太到場致 詞，報導中說明了殖民當局心中的顧慮： 於是龜山內務局長登壇訓示。局長態度儼然，言詞敏妙，大旨謂今日斷 髮不改裝會式，本官於臨場一事，有兩躊躇焉。其一為斷髮會之動機如 何？其一為斷髮會之前途如何？動機者，以同化母國為目的也耶？抑效 支那人斷髮風潮，而故為效顰耶？斷髮會之前途，不龍頭而蛇尾乎？果 能克達目的乎？14 雖然在同一段演說裡，龜山也表明了天皇一視同仁、寬大為懷的心意，只 要願意同於母國風俗，「不論其動機之如何，皆可嘉也」，但他特地點出台人斷 髮會與「支那人斷髮風潮」之間的關連性，便足以讓發起士紳戰戰兢兢，絲毫 14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3 日，「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
不敢大意。或許是意識到「斷髮」的政治風險，斷髮不改裝會發起人黃玉階從 一開始就把台灣斷髮運動的比較點，從中國轉移到 1910 年被日本併吞的朝鮮： 「近觀新合併於我國之朝鮮，剪辮續出，我台歸隸，十六星霜，而存此辮髮， 殊為非是。」15 在面對龜山理平太語帶質疑的致辭時，黃玉階亦以朝鮮的例子 來應對，維持一貫的說法：「自隸帝國版圖以來，較朝鮮已多十餘年之久。文明 沾染，日漸維新，奚可反居人後乎？」16 在〈斷髮不改裝會序〉裡，黃玉階就 論說他們發起該會的源由時，再次開宗明義地將台人斷髮的動機扣連到依從日 本帝國的風俗：「為一國之子民，必服從一國之政令，率由一國之風俗，理勢然 也。… 台灣改隸，嚮之為清國子民，應從清俗，今則為日本子民，應從日本之 俗矣。辮髮者清國之俗，剪髮者日本之俗。」17 而該會之所以直到此刻才改從 日俗的剪髮，黃玉階解釋道，乃是因為「日本之寬大，異於清國之嚴厲，不強 為移易風俗，故內容雖為日人，外形則同清人」，如今想要痛改因循的心態，實 是受到朝鮮「兄弟」的刺激，讓台人奮起，務求在競爭同化的道路迎頭趕上：「近 者朝鮮合併，其國人自進而剪髮，以從日本國俗者，接踵而起。若論歸附之次 第，我台序為伯，朝鮮則為仲，而同化竟伯輸於仲，不亦大可恥乎？」18 於是， 台人髮辮與中國髮辮就在這樣一搭一唱的政治雙簧裡分道揚鏢，而與朝鮮椎髻 並列為日本同化政策的函數。 就在台北的斷髮不改裝會成立後不久，台中的林獻堂和張棟梁也共同發起 「中部剪辮會」，於同年的「神武天皇祭日」，即四月初三，在台中公學校體操 場舉行開會式。在會場上，林獻堂指出，該會的發起目的，主要有三點：「其一 在於時勢及台灣之位置如何；其二則以衛生之不宜；其三則以作事之不便。」19 所謂「時勢及台灣之位置」，他解釋道： 若夫辮髮之去留，固人人自主之權。而本會乃至於今日，始舉開會之， 式此中固有種種事情。若謂因受支那斷髮之風潮而後創立，此則未知本 會之旨趣，且未知台灣之時勢矣。夫今日之世界，優勝劣敗之世界也。 萬事萬物，莫之求其進步。然而斷髮者形式上之文明爾，鄙人尤願與諸 君更進而為精神上之文明。20 當天在場觀禮的日本官員包括台中廳的庶務課長和事務官，因此剪髮的政 15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8 日，「倡斷髮會」。 16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3 日，「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 17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5 日，「斷髮不改裝會序」。 18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5 日，「斷髮不改裝會序」。 19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7 日，「中部剪辮會開會式」。 20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7 日，「中部剪辮會開會式」。
治意含亦成為儀式裡的重點。不同於黃玉階迂迴地把朝鮮當做擋箭牌的做法， 林獻堂則把這個大家心知肚明的疑惑挑明了說，不過他的說辭卻是跨過了國 族，直接上綱到「世界」的層次，並將頭髮描述為「形式上之文明」：換言之， 剪髮產生了身體文明性，目的是為了追求「精神上之文明性」，以應「優勝劣敗 之世界」的時勢所趨。誠如黃美娥(2004)指出的，在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 物質與文化等各個面向的快速變化，都帶給台灣百姓一種「維新時代」來臨的 氛圍，而在這個鉅變之下，「文明」與「新頭腦」都是當時新、舊文人和社會菁 英朗朗上口的詞彙；「追求文明」更是維新時代裡的基調。在這個脈絡下，「剪 髮」便成了追求「新頭腦」和「文明頭腦」的雙關語，而且，不僅推行剪髮者 會使用這些詞彙，對於此一改頭換面的舉措不以為然者，也很懂得使用「文明」 一詞反過來調侃倡導剪辮的菁英商紳。例如，詩人王采甫就寫了好幾首「戲贈」 詩： 其一， 大呼世界唱文明，一片隆隆斷髮聲；真箇維新成別調，洋冠洋服盛聯盟。 21 其二， 歐洲習俗暫東漫，風氣維新此一番。避世何須同散髮，憤時可免上冲冠。 文明頭腦今先覺，强毅鬚眉亦壯觀。君獨現身為首倡，不教垂辮長鬗鬗。 22 王采甫是詩社「瀛社」(1909 年創立)的社員，他所「戲贈」的對象，主要 就是斷髮不改裝會的首倡者黃玉階、謝汝詮、魏清德和王毓卿等詩社友人。謝、 魏、林等人不但都是「瀛社」的創社成員，而且也任職於日治時期輿論影響力 最大的媒體《台灣日日新報》的漢文編輯部。斷髮不改裝會成立之後，該報提 供了相當篇幅來報導斷髮活動的相關訊息，並詳列各地「斷髮者」或「欲斷髮 者」的姓名。在報上刊登姓名的目的，就像〈會則〉裡明白表示的，乃是為了 「藉資鼓勵」。有時，報上還會刊登他們斷髮後的「文明髮式」留影。23 斷髮 不改裝會的報名入會地點設於「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大稻埕區長黃玉階 處，及大稻埕普願街元亨號內陳書紳處，「蓋黃、陳二君處，置有電話，如遇有 21 王采甫，〈戲贈友人〉，引自吳文星(1992: 290)。 22 王采甫，〈社友謝汝銓、林湘沅、黃玉階、楊仲佐、魏清德、葉鍊金、王毓卿諸君紀 元節斷髮不改裝書此贈之〉，收入林欽賜選編的《瀛洲詩集》（1933: 155）。 23 例如《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9 日，第 3 版「大昨日實行斷髮」、第 7 版「剪髮 せろ本社記者」；1911 年 2 月 13 日，第 2 版「台北斷髮不改裝會實行員／紀元令節于大稻埕 公黌」。
報名入會者，得迅速通知本報，而為之介紹於報紙」。24 後來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經常刊載地方名人施行斷髮的消息，其內容 大抵類似這樣：「前報艋舺李目君，招集同志十餘名，協議之後，將加入斷髮不 改裝會。現聞其所招者為王安邦、王慶元、黃欄、陳呆狗、林傳定、李清溪等， 刻正妥商，不日或加入云」。25 又由於設有電話通報和報紙刊載的宣傳機制， 使得來自旅館的一通電話，很快就上了新聞版面：「接黃玉階君電話云，昨據鐵 道旅館來電話，謂林木及梁進德二名，決定紀元節日，將辮子剪去，請為報名 入斷髮不改裝會」。26 又或：「昨接大稻埕張培貞電話，謂渠決定紀元節日剪辮， 請為報名入斷髮不改裝會」。27 在 1911-1912 年間的《台灣日日新報》上，像「斷 髮接踵」、「斷髮續聞」之類報導，成為經常性的消息。連續性的刊載，即使每 次人數不多，也足以使得斷髮新聞大量地出現在新聞版面上，造成一種斷髮與 「現代」、「新潮」的想像，使得原來是一項需要莫大勇氣的舉動，似乎逐漸成 為一種稀鬆平常的事務和觀念（Lamley 1964: 408）。然而，倘若以為 1911 年的 斷髮運動一出現就獲得了普遍的響應，那就可能誤讀了《台灣日日新報》帶有 宣傳意味的報導。 事實上，儘管毅然剪髮的人數確實正在增加，但是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於剪 斷髮辮一事，仍然存在著兩極化的看法。大體而言，在殖民政府於 1914-15 年 間逐步地以警察和保甲系統等統治手段施加干預之前，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是留 著祖先們傳留下來的髮式，而且也學會以結團體的方式抗拒剪辮的呼籲。於是， 在眾多有關宣揚「髮斷」的新聞報導裡，我們還是閱讀到了以「保髮」為訴求 的集體行動。
五 、 「 守 髮 誼 」 與 稻 艋 情 結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人既已剪除辮子，因此對於台灣縉紳來說，辮子所維 繫的文化與政治連帶彷彿失去了根源，連方便跟清國人做生意此一曾讓貿易商 吳文秀難以下定決心剪辮的理由，也都一併瓦解了。於是，在台北、台中和台 南的斷髮會相繼成立之後，以及在殖民政府高層官吏的加持和背書之下，許多 本地菁英，尤其是與殖民當局保持良好關係者，都陸續剪去辮子，在地方上成 為時代新風尚「現身為首倡」的指標人物。不過，1911-1912 年間的斷髮者， 24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24 日，「斷髮不改裝會發起人會誌盛」。 25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2 日，「艋舺之欲斷髮者」。 26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4 日，「入髮斷會者之接踵」。 27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6 日，「髮斷不改裝會雜觀」。根據一篇報導所說的，「上中等紳商居多」，但為這些紳商工作的「行商及苦力 役夫」，則「尚守舊制」，而且，不少地方基層社區領袖，包括保正和甲長，「多 有堅守惡習，不肯倡首」；在記者的眼裡，這些地方頭人的影響力頗大，「以致 愚民有所藉口」，對於斷髮的呼籲，反應消極。28 此外，固著於傳統生活習慣的耆老，以及不屑與殖民者及其協力者打交道 而過著退隱或半退隱的生活，對於剪髮之舉，仍視為一種文化叛逆。在台北和 新竹，有些人甚至組成了「保髮會」或「守髮會」以對抗剪髮風潮。斷髮不改 裝會成立之初，社會上頗有不以為然的傳統士紳，不僅自己不願附和，對於他 人的剪髮意念和舉動，亦多所斥責。由於他們是地方望族的長輩，或是擁有前 清功名的「遺老」和「國學鴻儒」，有些人甚至獲頒紳章，是日本殖民政府拉攏 的對象，在社會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在傳統觀念裡，頭髮受之 父母，個人無權改變形制，因此，這是一個在傳統文化上已然賦予長輩們發言 權的議題。例如，前文提到的王采甫贈詩首倡斷髮的幾位瀛社社員中，有一位 王毓卿，他是艋舺的一位保正，曾在一場宴會中與謝汝詮、魏清德等《台灣日 日新報》記者談起斷髮理念，當時便極表贊同，並於當晚就在謝、魏等人的陪 同下，到理髮屋剪去髮辮。由於這個舉動未曾徵行母親同意，所以眾人又陪他 回家，想要「代為陳請」，適值不在，記者們自顧自地寫道，「然想亦無異議也」； 不過記者顯然也猜得到王母的態度，因為同篇報導裡還提到，王毓卿的弟弟王 明卿已加入斷髮會，預備於紀元節剪去髮辮，但因母親反對而中止。29 父母長輩的反對顯然從一開始就困擾著斷髮運動，在一篇標題名為〈反對 斷髮者果何心〉的評論文章裡，《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者用了非常不客氣的措詞 抨擊那些阻撓年輕人髮斷的耆老。文章的批判焦點放在三個層次：首先，耆老 們不惟反對剪髮，還以「可以心服帝國，不須以形骸服帝國」之類的言詞擾亂 人心，「其罪誠難逭也」；其次，這些耆老們並非尋常老人，而是「今之紳士， 有相當地位，頗負民望」，因此他們擾亂人心的話語，對斷髮運動的破壞力更強； 第三，反對斷髮的耆老們多半曾在前清時代捐得功名，「所謂虛銜者，頂戴榮身， 恒以之誇耀里閭」，從而擔心斷髮風潮將危及自己的光彩，因此他們反對斷髮的 動機其實是非常自私的，亦即，「彼之所戀戀者為支那，所引以為榮者為清國騙 人之財之官銜」，而且終將是一場空，因為「今日清國斷髮之風潮，已澎湃而不 可遏矣，是彼之偽官銜、偽制服，終有無可用之一日」。30 文末再以訓斥責駡 的口吻警告耆老們：「彼等尚其早自知悔，己自不為之，惟作木偶人，不言不語 已耳，毋為社會之蠹、國家之賊，而害公益也。以此為當頭之棒喝，如再不知 28《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8 月 10 日，「再勸斷髮」。 29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27 日，「斷髮之行於艋津」。 30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3 日，「反對斷髮者果何心」。
自悔，則以此怪物之真形，暴露於世，亦何不可之有哉？」31 這是刊登於 1911 年 2 月間的文章，也是斷髮不改裝會剛剛成立的時期，從 文中充斥的情緒用語來看，斷髮運動的倡議記者們大概經常受到地方父老和耆 老們的交相指責和干擾，累積了不少怨氣。經過整整一年的動員，斷髮活動所 遭遇到的社會阻力，看起來絲毫未減，因為就在 1912 年的二、三月間，報上又 開始以譏諷語調來批判始終反對斷髮的「頑固份子」，說他們是「守舊者」、「怪 現象」，甚至「塚中枯骨」，而保髮會當然就成了「怪會」。32 那麼，這些文章 罵的，到底是那些人呢？答案可見於 1912 年 3 月 14 日的一篇報導，內容是關 於一場以守護髮辮為名的聚會，即「守髮誼」，於 3 月 10 日在大龍峒偷逸園召 開，共有五十餘人參加。該會的主要訴求乃是「政府尚採用舊慣，未下剪髮之 令，曲體台民之情，姑從舊制，聊作紀念」，所以他們提倡守髮誼，「以仰證政 府曲原美意，候令政府裁奪」。33 這番說詞非常類似「不須以形骸服帝國」，具 有防礙斷髮決心的效果，想來一定使斷髮運動者感到很困擾。不過，這篇報導 最特別之處還不在於保髮者所宣稱的理由，而在於報導竟然以一一點名的方式 告訴讀者，到底是那些它耆老在「守髮誼」： 該守髮誼人員為大稻埕張希袞、陳作淦、張贊堯、陳祚年、何承恩、蔡 宜甫、莊鶴如、葉振榮、龔毯、沈士猪、楊深、林濟榮；艋舺黃應麟、 王純卿、李佩卿、戴克繩、王維新；北投陳邦超；基隆許松英；內湖林 炳煌；八里坌林弼卿；西新庄仔庄張國華、周冠英、周榮華；大龍峒陳 培根、陳曰仁、陳鵷升、陳曰伊、陳曰倚、陳曰位、陳曰仍、陳曰厚、 陳鸛升、陳性章、陳壽年、陳曰安、陳培深、陳曰倘、陳耀堅、張延昂、 陳曰巽、徐阿江、張慶茂、陳培煥、王實海、陳王海、陳賜、周嘉龍、 李北海、陳錫慶。34 在這份名單裡，各地區領銜者多為當地知名的傳統文人，有些人更是著名 的儒學教師，例如張希袞、陳作淦、陳培根、陳鵷升等等。正如吳文星(1992:151) 指出的，在 1910 年代，接受過舊式教育出身的社會領導階層仍占半數，影響力 不容小覻。儘管只有相對少數的舊士紳進行串連以抵制斷髮倡議，但當他們發 言時，對鄰里社區的氣氛，還是很可能產生引導的作用。而且，他們緊扣著政 31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3 日，「反對斷髮者果何心」。 32 《台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14 日，「唱保髮會怪會」，文中說道，發起保髮會的目 的，乃是為了「留此辮子，以見滿皇先帝於地下」；1912 年 3 月 21 日，「保髮效尤」。譏諷不 肯剪髮者，又不願留意現代世界的人，無異於「塚中枯骨」，見 1912 年 2 月 6 日，「塚中枯 骨」。 33 《台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14 日，「守髮開宴」。 34 《台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14 日，「守髮開宴」。
府「曲體台民之情」的論點，這番修辭策略讓斷髮運動者難以直接反駁，同時 又帶有為台灣人請命的味道，「隱隱然與政府命令較勁，試圖尋找統治者與被統 治者間的緩衝地帶」(黃美娥 2006:93)。 除了宿儒耆老之外，名單裡有一個人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黃應麟，他原 為艋舺區的街長，1910 年起擔任艋舺區長，因此既是地方頭人，也是與殖民政 府有密切關係的台人官吏。在守髮誼的名單裡出現艋舺區長，當然就會令人聯 想到大稻埕區長黃玉階，因為黃玉階正好是斷髮不改裝會的發起人，換言之， 稻艋二區雖然同為台北三市街之一，兩區的區長卻在斷髮行動上南轅北轍，這 不得不讓人懷疑，斷髮會的行動，是否挑起了某種「稻艋情結」？的確，在 1911-1912 年間的斷髮運動裡，艋舺的位置似乎顯得頗為曖昧，早在斷髮不改 裝會成立之初，《台灣日日新報》就曾說道，「自斷髮會倡設，各處響應，而艋 舺人士，淡然處之，漠不相關，贊成入會者，絕無其人」。35 三個月後，報紙 再度提及艋舺的無動於衷：「斷髮之風，無微不到，唯艋舺人士拘墟，行之者鮮」。 36 艋舺人對於斷髮的冷淡，還可以對照 1911 年成立的台北解纏會的參與情況。 台北解纏會的名義發起人是台北廳參事洪以南的妻子陳宇卿，以及黃應麟的妻 子施招。洪、黃二人都是艋舺地區的地方領袖，按照台北解纏會的報告，1911 年 8 月時，會員人數達 1,061 人，其中原未解纏足而實行解纏者計 431 人，其 餘為天足及已經解纏者；若再細分，實行解纏的 431 人裡，在艋舺區內者 306 人，佔絕大多數。37 艋舺區在解纏人數的比例，反映了他們在這個地區的勢力， 也意味著台北解纏會其實更像是艋舺地方的社區性活動。 於是，我們知道 1911 年的兩個狀況：(1)大稻埕區長黃玉階發起的斷髮不 改裝會，艋舺人的反應出奇的冷淡；一年後，艋舺區長黃應麟參加「守髮誼」， 為反對斷髮活動的五十名傳統士紳之一；(2)艋舺地方領袖發起的台北解纏會， 參與者以艋舺人為主。儘管在 1914 年底到 1915 年夏天，斷髮和解纏都在行政 系統的介入之後，如火如荼地在全台展開，地域性的區別變得不重要，但是在 1911-1912 年間，先後興起的斷髮和解辮活動，卻似乎出現地域差異，我們應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蘇碩斌(2005)指出，台灣紳商階層在進入日治時期之 後，產生了兩個向度的變化，一是新、舊紳商的區隔化，另一是與政權結合的 新式士紳的出現。這兩點顯然都在斷髮運動中可見端倪，只不過，我們還仍需 要更多的資料才能判讀「艋舺」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獨特性。 35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27 日，「斷髮之行於艋津」。 36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5 月 6 日，「艋舺之實行者」。 37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8 月 16 日，「台北解纏會發會式」。
六 、 結 語 ： 斷 髮 儀 式 與 地 方 政 治
斷髮不改裝會在斷髮儀式的安排上，同樣具有政治表態的意味。首先，黃 玉階與謝汝銓選擇了 2 月 11 日「紀元節」為斷髮大會的日期，這是日本神武天 皇登基建元紀念之日，也是日本的開國紀念日；選擇這個政治節日，或許就是 為了避免殖民政府對於民間集會的疑慮。林獻堂的中部剪辮會選在神武天皇祭 日，顯然也有這個用意。其次，1910 年代的剪辮運動，還有一種「慶典」特質， 這是在天然足會時期原已出現的運動戲碼，如今更顯得儀式化。以斷髮不改裝 會紀元節大會的報導為例：會員從早上 8 時陸續抵達設於大稻埕公學校會場， 剪髮場所在教室一隅，會員到場後，由理髮師剪除他們的辮子，然後入場簽到， 分配任務 ── 包括佈置懸有會名的「高大綠門」於會場門外，預定酒席，並 且裝置「電燈數十百盞，飾酒樓之門前，懸斷髮會式場」巨幅牌額 ── 接著， 迎接下午的典禮： 午後來賓次第臨場。午後四時，會員一同集式場左側攝影。旋入會場， 龜山內務局長適往，盛燃爆竹，四時半舉式，樂隊奏君代歌兩闋，主賓 起立，備極嚴肅。副會長謝汝銓氏述開會辭。會長黃玉階氏述式辭。贊 成員土木部通譯岩崎君為之通譯。38 後面的程序還包括長官祝辭（龜山內務局長和台北廳長）、日人來賓木下新 三郎演說、本地人贊成員代表洪以南演說、朗讀各地祝賀電報，然後由會長黃 玉階致答辭。典禮結束後，主賓共赴酒宴，席間有「本島妓女吹彈雜唱於其間」， 至晚間十時始散。39 就跟 1900 年的天然足會首發式一般，斷髮不改裝會的首 發式的規模，因為參與的殖民官吏層級最高，本地紳商的勢力最大，儀式也最 周全，全台各地後續的斷髮活動就不曾有過如此高規格的典儀。 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的多場斷髮集會，典型的活動場面包括幾項元 素： （1）欲斷髮男子十至二十名以及理髮師：他們是斷髮活動的主體； （2）出席觀禮的社區領袖； （3）特定活動日期：通常是傳統或政治節日； （4）特定活動空間：例如廟宇、學校、醫院、祠堂、公園，甚至派出所； （5）演說：由斷髮者本人、地方殖民官吏，或社區領袖； （6）慶賀布置：宴席、爆竹、布幔、喜慶燈籠，有些富商還會延請歌妓彈唱或 38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3 日，「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 39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2 月 13 日，「紀元節斷髮不改裝會舉行盛況」。文中提到「此 次實行本會會員九十五名」，但未指出其中到式場和酒席的人數。戲班演戲助興，也有人召請攝影師拍照留影。40 「斷髮會」（或「剪辮會」）的召開以及會後的宴飲活動，呈現了有關儀式 展演與情感動員的三層意義：第一、斷髮儀式產生了一種涂爾幹所說的集體亢 奮（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作用，是一種將參者導引至團結氛圍和情感連帶 的社會機制；第二、藉由公開的儀式，斷髮被塑造為男子邁入文明和現代階段 的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使社會變遷與個人生命史產生了共鳴；第三、1910 年代中期各地舉辦了多場次規模較小的集體剪辮活動，而這類社區化的斷髮活 動具體而微地再現了地方社會的政治秩序和權力網絡。 個人身體外貌的改變，成為典禮活動的一環，不僅能讓斷髮者 ── 不久 後還有解纏者 ── 親眼看見他們的支援網絡，從而跨越傳統和家族權威設下 的心理關卡，而且，藉由活動歷程，將自我想像為「集體」的參與者，以「集 體亢奮」的姿態和情緒，完成了一項「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共同獲得了 心靈上的洗滌。當然，斷髮者也如此這般地擁有了詩人口中的「文明頭腦」。
徵 引 文 獻
Ackerman, Diane，1993。《感官之旅》(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莊安 祺譯。台北：時報。
Caldararo, Niccolo, 2005. “Hair, Human Evolution, and the Idea of Human Uniqueness,”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Vol. 14, p.132-133.
Cheng, Weikun, 1998. “Politics of the Queue: Agit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Qing China,” in Alf Hiltebeitel and Barbara D. Miller, eds., Hair: Its Power and Meaning in Asian Cultures. Albany: SUNY Press, pp.123-142.
Durkheim, Emile，200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
Edwards, Louise, 2007. “Dressing for Power: Scholars’ Robes, School Uniforms and Military Attire in China,” in Mina Roces and Louise Edwards, eds., The
40 例如，見《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2 月 22 日，「斷髮續出」；1912 年 1 月 13 日，「斷
髮準備」；2 月 17 日，「斷髮續聞」；3 月 13，「崁津斷髮會誌盛」；3 月 19 日，「斷髮續聞」； 以及《台灣時報》19 號（1911 年 2 月），頁 71-73、22 號（1912 年 3 月），頁 76、31 號（1912 年 3 月），頁 64-5。
Politics of Dress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Brighton, UK: Sussex Academic
Press, pp.42-64.
Frazer, James George, 2002.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Y: Palgrave.
Freud, Sigmund, 1953 [1922]. “Medusa’s Head,” in Collected Papers, vol. 5, James Strachey, ed., pp. 105-106. London: Hogarth Press.
Freud, Sigmund，2005。《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文良文化譯。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Gilmartin, Christina Kelley. 1995.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dley, Michael R. 1994. “The End of the Queue: Hair as Symbol in Chinese History,” East Asian History, 8, pp. 53-72.
Hallpike, C. R., 1969. “Social Hair,” Man, New Series, Vol. 4, No. 2, pp. 256-264
Kuhn, Philip，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陳兼、劉昶譯。台北：時英。
Lamley, Harry Jerome. 1964.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Early Japanese Rule, 1895-1915: A Study of Their Reactions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Subsequent Responses to Colonial Rule and Modern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each, E. R., 1958. “Magical Hair,”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88, No. 2, pp.147-164.
Mauss, Marcel, 2001.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translated by Robert Brain. London: Routledge.
Miller, Barbara. 1998. “Afterword: Hair Power,” in Alf Hiltebeitel and Barbara D. Miller, eds., Hair: Its Power and Meaning in Asian Cultures. Albany: SUNY Press, pp.281-286.
Morris, Desmond，1971。《裸猿》(The Naked Ape)，李廉鳳譯。台北：純文 學。
Neufeld, Arthur H., and Glenn D. Conroy, 2004. “Human Head Hair Is Not Fur,”
Obeyesekere, Gananath, 1981. Medusa’s Hair: An Essay on Personal Symbol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mberg, Lucinda, 2009. “Magical Hair as Dirt: Ecstatic Bodies and Postcolonial Reform in South India,”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Vol. 33, No. 4, pp.501-522.
Rhoads, Edward J. M. 2000.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cheper-Hughes, Nancy, and Margaret M. Lock, 1987.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1, pp.6 – 41.
Synnott, Anthony, 1987. “Shame and Glory: A Sociology of Hai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8:3, Sept., pp. 381-413.
王惠瑩，2008。〈頭髮對校園內青少年的影響〉，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王道還，2003。〈人類為何失去體毛？〉，《科學發展》期 369，頁 78-79。 江紹原，2007。《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北京：中華書局。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 吳怡芬，2008。〈頂上風華──唐朝婦女髮式研究〉，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呂芳上，2006。〈「好女要當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女生隊的創設 （1927）〉，《中華軍史學會會刋》，期 11，（民國 95 年 10 月），頁 183-208。 李玟源，2000。〈朝鮮斷髮令之研究〉，《韓國學報》期 16（6 月），頁 57-67。 李春生，1896。《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美華書局活版。 林富士，2000。〈頭髮、疾病與醫療──以漢唐之間的醫學文獻為主的初步 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1:1，頁 67-127。 林欽賜編，1933。《瀛洲詩集》。台北：光明社。 林曉琦，2002。〈先秦典籍中頭髮文化及相關意象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柯惠鈴，2003。〈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1920s)〉，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高彥頤，2007。《纏足 ── 「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苗延威譯。台 北：左岸。 康有為，1974。《康有為戊戌真奏議》，黃彰健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張世瑛，2006。〈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 文。 張世瑛，2009。〈清末民初的剪辮風潮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國史館館 刊》期 22（8 月），頁 l-56。 張翎，2010。《金山》。台北：時報。 張詠維，2007。〈光緒二年剪辮事件所反應的江南社會〉，《中正歷史學刊》 期 10，頁 67-117。 陳光瑩，2009。《台灣古典詩家洪棄生》。台北：晨星。 陳怡帆，2008。〈個人風格的追尋(身體的風格化歷程)——以美髮行為討論 日常生活美學實踐〉，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俊宏，2002。《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台北：南天。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 想像》。台北：麥田。 黃美娥，2006。〈差異／交混、對話／對譯 ── 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 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中國文哲研究叢刊》期 28，頁 81-119。 黃福興，1983。《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蕭璠，1998。〈長生思想和頭髮相關的養生方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 研究所集刊》，69：4，頁 671-752。 譚嗣同，1977。《譚嗣同全集》。台北：華世。 蘇碩斌，2005。《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 ── 清末至日治時期台北空間與 權力模式的轉變》。台北：左岸。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28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從斷髮到理髮：日治初期台灣的剪辮運動、身體政治與殖民現代性 計畫主持人: 苗延威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04- 學門領域: 社會變遷與發展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苗延威 計畫編號： 101-2410-H-004-104-計畫名稱：從斷髮到理髮：日治初期台灣的剪辮運動、身體政治與殖民現代性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 數 個 計 畫 共 同 成 果、成 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1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其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