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組織文化為前因實證研究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
之關係：情境資源基礎觀點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6-H-110-014-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高明瑞 共同主持人： 黃義俊 計畫參與人員： 蔡依倫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以組織文化為前因實證研究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之關係：情境資 源基礎觀點 高明瑞 Ming-Rea Kao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黃義俊 Yi-Chun Huang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商務經營所副教授 蔡依倫 I-Lun Tsai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系博士生 摘要 過續許多研究建議企業要重視環境管理，然而 Shelton (1996)的研究卻發現， 許多企業在實施環境管理時，常會受到其他經營單位的抗拒而降低成效。所以 Wolff(1996)建議，企業可透過內部的管理活動，將環境管理整合到企業的整體經 營體系內，或是改善企業對環境的態度、培養主動的環保精神，以有效地推展各 種環境管理活動。Garrod and Chadwick(1996)也認為，企業不能夠只將環保措施 置於原有的經營架構之下，而必須由環境態度的改善開始，進行一種真正綠色的 環保文化。根據資源基礎的觀點，並非所有的資源都是同樣重要的，最重要的資 源乃是策略性的資源，亦即具備稀少性、有價值性且難以模仿的資源（Barney,
1991）。而組織文化基於其形成的認知過程，不易被解讀或被模仿，可成為組織
的競爭優勢的資源（Fiol, 1991）；Epstrin and Roy(1998)認為「組織文化」是促成 企業採行積極的環保策略的內部因素。是故，本研究探討組織文化與綠色創新策 掠採行之關係。
本研究嘗試融入 Hult, Ketchen and Nichols（2002）的組織文化之構念於高明 瑞、黃義俊(2000)的綠色創新的架構，同時結合黃義俊(2001)有關環境績效的研 究，並採用 Lewis and Harrey(2001)的觀點以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項。 期望建構出以組織文化為前因之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關係的分析架 構，並以台灣地區於 2004 年 12 月底獲得 ISO 14001 驗證的化學材料業、化學品 製造業、電子和資訊業以及機電業等廠家為實證研究對象。在 69 份有效樣本中， 本研究發現組織文化中之企業家精神與學習性顯著正向影響綠色創新策略的採 行綠色創新的採行顯著正向影響企業的環境管理績效、作業績效。 關鍵字：情境資源基礎、組織文化、綠色創新策略的採行、環境績效
壹、研究背景
在過去 20 年，環保主義的興盛除了環保非營利組織紛紛成立外，營利組織 因為市場的需求使一些廠商投資於環保商品或服務從而獲利。一些營利的環保或 綠色企業，提供先進的、長期的、環保永續的產品和服務，例如建築公司特別是 環保優良的建築物、污染測量的實驗室、污染測量儀器的製造者或者回收設備的 製造者等、企業使用回收物料於製造過程、顧問公司執行環保衝擊的研究、服務 公司清除油污等均為環保利基(Hendrickson and Tuttle, 1997; Shrivastava, 1996; Stead and Stead, 1996; Hunter and Starik, 1995; Elkington and Burke, 1989)。綜觀企 業的環保議題之演進，自 1970 年代的綠色消費主義運動，漸漸形成一股力量； 在 1980 年代，激起消費者對環境議題的重視；直到 1990 年代，真正綠色世紀的 來臨。企業界重新出發，相對於傳統的管末處理，透過製程與產品的創新，生產 對環境友善的產品，企圖塑造一種綠色的形象(於幼華，民 87; Ramus, 2001;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Shrivastava, 1994; Steger, 1993; Peattie, 1992; Kirchgeorg, 1990)。有關環保創新策略之研究，有 Kirchgeorg(1990) 調查八個產業中 197 家公司 的結果發現，有四種不同的策略選擇，即選擇性的環保導向佔 20%；被動策略佔 30%；內部導向活動佔 27%；環保導向的創新佔 23% (摘自 Tsai and Child, 1997)。 Steger(1993)研究 592 家德國公司，包括服務業、貿易、財務服務與製造業，以環 保策略帶來的市場機會與環保風險為構面，將環保策略分為不變策略、被動策 略、主動策略和創新策略。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 針對 29 家已實施節約 資源的工廠所做的研究發現，以「技術創新」增加「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可以抵消(offset)環保支出，搶先投入創新的廠商，還可以綠色產品取 得較高價格，開創新的市場區隔，甚至販售其環保技術與服務。緣此，展望台灣 的未來，Porter(2001)即強調台灣應升級邁向創新型經濟，而創造對環境有益的產 品需要更尖端的技術，不啻為台灣將來出口市場取得競爭優勢的另一個好選擇。 雖然環境議題受到世人重視，不過在管理的內涵和決策過程中，傳統的組 織理論視環境為社會、經濟、政治、技術而忽視自然環境與組織的互動關係(Hart, 1995; Shrivastava, 1994; Shrivastava, 1995)。因此，比較其他環境導向的學術領 域，學者關注於組織自然環境的研究相對地簡略(Starik and Marcus, 2000)。有關 企業與環境議題的研究自 1990 年起即陸續產生，在 1990 年代中期，有較多的
組織與自然環境的實證研究出現。然而，這些研究大多關注於探討企業為因應 環保法規的日趨嚴格所採取的反應策略，只有少部份探討企業為何而做；尤其 缺乏整合性以及相關的實證研究，國內亦缺少這方面的研究（黃義俊，2001）。 再者，有些研究主張環保法規有強化生產效率與激發創新等經濟績效(Gore, 1992; Porter, 1991;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則強調法規造 成企業財務從基本生產
投資中外溢而使成本無法回收(Gingrich, 1995; Walley and Whitehead, 1994) 因而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誰輕孰重之論戰。欲解決這樣的困境許多學者提出 「創新」的重要（高明瑞、黃義俊，2000; 溫肇東、陳泰明，1997；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Shrivastava, 1994; Shrivastava, 1995）。職此，創新議題尤其是綠 色創新策略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雖然許多研究建議企業要重視環境管理，然而 Shelton (1996)的研究卻發 現，許多企業在實施環境管理時，常會受到其他經營單位的抗拒而降低成效。所 以 Wolff(1996)建議，企業可以透過一些內部的管理活動，將環境管理整合到企 業的整體經營體系內，或是改善企業對環境的態度、培養主動的環保精神，以有 效地推展各種環境管理活動。Garrod and Chadwick(1996)也認為，企業不能夠只 將環保措施置於原有的經營架構之下，而必須由環境態度的改善開始，進行一種 真正綠色的環保文化。回顧組織與自然環境的文獻中，雖然有許多針對生態中 心、生態永續、技術生態中心之組織的價值觀、目標、策略、結構、程序和產出 的觀念性架構(Shrivastava, 1995b; Starik and Rands, 1995)以及永續生態企業組織 的觀念性模式和個案探討(Gladwin, Kennelly and Krause, 1995; Shrivastava, 1995a; 1996)。這些模式中生態中心的價值觀(ecocentric value)是重要的成份，不過其如 何影響企業的環保作為則缺乏相關性之研究。職此，組織文化如何影響綠色創新 策略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Shrivastava(1995c)亦認為企業可以將環保理念納入其產品的設計、包裝中， 以形成產品的差異化；沈介文(1998, 1999)認為企業應將環境倫理(企業的自然生 態觀、生態角色與生態規範)注入到企業的價值體系之內；Jones and Welford(1997) 認為環境管理所需的文化典範，必須和永續發展對未來的看法、價值與行為吻 合。在環保領導者的個案研究中，已確認在形成未來的願景中，個人的環保價值 觀之重要性以及提供激勵和引導環保變革的重要變數(Flannery and May, 1994;
Lerner, 1998; McCormick, 1989; Westley, 1997)。不過尚缺乏實證研究，尤其環保 導向的組織文化與企業的綠色創新策略之間關聯性的研究付之闕如。基於此，本 研究試圖回答下列三個研究問題：1.企業回應環境的綠色創新策略為何？2.影響 企業綠色創新策略之組織文化因素有哪些？3.綠色創新策略對企業的環境績效 影響為何？
貳、研究目的
自從 Schumpeter 提出「創新」與「發明」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並強調創新 在經濟體系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後，「創新」的概念開始獲得學術界的重視。有 關「創新」的定義，許多學者(Daft, 1982; Damanpour and Evan, 1984; Zaltman, Duncan and Holbek, 1973)大致認同為對組織而言是一個新的理念或行為的採用， 因此創新為一種內部所產生或購買的設施、系統、政策、計劃、程序、產品或服 務，對採用的組織而言是新的。而創新對企業與國家的競爭力亦非常重要，因此 Hurley and Hult(1998)認為在市場的動態下，幾乎找不到一種產業不從事創新的活動；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亦認為，企業在動態的環境中競爭，必須不斷創新，才能在競爭者、 消費者和立法者等各方面的壓力之下求生存。
許多學者提出在不同程度的環境變異下，需要有不同程度的策略配適組織資 源以因應產業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Andrews, 1971; Hofer and Schendel, 1978; Mill and Friesen,1983; Jauch and Glueck, 1989）。因此，近來許多學者提出，以情境式觀
點來評估組織的資源與能力的競爭價值（Barney, 2001; Priem and Butler, 2001）， 並且提出以動態的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來因應不斷在變動中的市場（Teece et al., 1997;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Brush and Artz(1999)稱之為「情境式資源 基礎理論」 (Contingent Resource-Based theory )。本質上，主動的環境策略融合了 管理階層的決策判斷以及對環境議題的闡釋（Aragon-Correa and Sharma, 2003）， 而且必須鑲嵌於高階層的學習、共享願景和不斷的精進（Hart,1995; Sharma and
Vredenburg, 1998），以創造因果模糊性與隱喻性的能力，而提昇了組織的競爭優
勢（Aragon-Correa and Sharma, 2003）。因此，主動的環境策略乃是針對具有動態 特質的環境提出因應的策略以使組織能夠跟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配資源。基本 上，創新可視為是一個系統的動態過程，可視為彼此相互作用之參與者(廠商、組 織及政府機構)所構成的一個系統。緣此，本研究視綠色創新策略為一動態的能
力，亦即為組織主動因應環境變化而提出之綠色創新相關的環境策略。
根據資源基礎的觀點，並非所有的資源都是同樣重要的，最重要的資源乃是 策略性的資源，亦即具備稀少性、有價值性且難以模仿的資源（Barney, 1991）。 而組織文化基於其形成的認知過程，不易被解讀或被模仿，可成為組織的競爭優 勢的資源（Fiol, 1991）；Epstrin and Roy(1998)認為「組織文化」是促成企業採行 積極的環保策略的內部因素。基本上，文化的概念被當作內在的組織變項，可在 早期有關組織發展的文獻中發現（Harrison, 1972）；Smircich（1983）亦認為，在 企業文化之研究中，是將文化當作內在變項。Rousseau(1990)認為文化的本質為 共同價值、共同瞭解、信念及期望的型態所構成，而主要的文化元素，由外而內 之層次為人造製品（artifact）、行為型態、行為規範、價值、基本假設。Lorsch（1985） 認為企業文化乃使高階經理者們所共有的一套有關如何管理他們自己、其他員工 與處理事務的信念；這些信念高階經理者通常看不到，但卻對他們的思想及行動 有重大的影響。高明瑞（1993）指出環保導向的企業管理必須有高階管理的支持。 職此，本研究以組織文化為競爭性之策略性資源，進一步探討組織文化對綠色創 新策略之影響。
有關組織文化的類型，Cameron and Quinn（1999）以競值文化架構（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為基礎，歸納出四種組織文化類型：階層式（hierarchy）、市
場式（market）、派系式（clan）以及創意式（adhocracy）。其中創意式（adhocracy） 組織的主要目標乃是提昇適應力、彈性化以及創意化以面對不確定性、模糊性與 資訊超載的情況。對該類型的組織而言，其最重要挑戰是生產創新性的產品與服 務，並且迅速地掌握住機會。Hult, Ketchen and Nichols（2002）以創意性組織文 化為基礎，發展出三個 指標：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創新性（innovativeness）與學習性 （learning）以衡量此類型的組織文化。綜上所述，創意性組織文化較符合於探討 綠色創新策略之形成，因此，本研究將採競值文化的觀點探討組織文化的類型對 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有關組織的環保績效與經濟績效之關係，傳統的觀點認為由於環保法規之規 定，使企業將其有限的資金投資於不具生產性的污染防治設備，少投資於生產性 設備，故而使企業之生產力降低(Conrad and Morrison, 1989)；有些研究顯示環保 績效和利潤之關係沒有顯著性(Fogler and Nutt, 1975; Nehrt, 1998)或環保績效和企
業揭露(disclosure)沒有顯著性(Freedman and Jaggi, 1982; Wiseman, 1982)。不過有 些研究則顯示較佳的污染績效改善利潤(Bragdon and Marlin, 1972; Spicer, 1978a) 和降低風險(Spicer, 1978b)。現代的觀點認為藉由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和減少廢棄 物的產出，可以節省成本(Capon, Farley, Lehmann and Hulbert, 1992; Hart, 1995;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Shrivastava, 1995)。最近的研究顯示，組織的環保 績效和財務績效呈正相關(Judge and Douglas, 1998; Russo and Fouts,1997)。總之有 關環保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關係，迄今尚無定論；不過，許多研究顯示創新與績效 之間存在紮實的正向與直接的關係(Damanpour and Evan,1984; Damanpour, Szabat and Evan, 1989; Han, Kim, and Srivastava, 1998)。所以本研究嘗試探討綠色創新策 略與組織環境績效之間的關係。
在組織理論方面，環境不確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視為組織的中心 問題。雖然，策略性決策與知覺環境不確定性之間已有很好的情境關係之建立。 (Priem, et al., 1995; Eisenhardt, 1989; Fredrickson and Mitchell, 1984)。不過，組織 管理、策略管理、國際企業以及企業與社會的學術文獻很少注意自然環境的議題 (Gladwin, 1993; Starik and Gribbon, 1993)。因此，當 1970 年 4 月的第一個地球日 及 1972 年斯德哥爾摩的環境與發展會議以及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人 類對環境問題的認知、覺醒、反思，喚醒人類重新思考環境議題。所以，在動盪 的環境中，公司知覺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具有優越的市場資訊，而且藉由綠色 管理的策略性決策，展現較佳的反應、處理市場動盪的能力，可以為公司創造競 爭優勢(Lewis and Harvey, 2001)。職是之故，本研究以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為 調節變數，探討其是否可以強化企業的綠色創新策略與企業的環境績效之關係。
基於上述的探討，本研究嘗試融入 Hult, Ketchen and Nichols（2002）的組織 文化之構念於高明瑞、黃義俊(2000)的綠色創新的架構，同時結合黃義俊(2001) 有關環境績效的研究，並採用 Lewis and Harrey(2001)的觀點以知覺自然環境不確 定性為調節變項。期望建構出以組織文化為前因之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 關係的分析架構，並以台灣地區於 2004 年 12 月底獲得 ISO 14001 驗證的化學材 料業、化學品製造業、電子和資訊業以及機電業等廠家為實證研究對象。職此之 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五: 1. 建構以組織文化為前因之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的關聯架構； 2. 驗證台灣產業組織文化與綠色創新策略之間的相關性；
3. 驗證台灣產業之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之間的相關性； 4. 探討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對綠色創新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是否有調 節效果。 5. 比較不同的產業其組織文化、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綠色創新策略、 組織環境績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参、研究架構
從文獻回顧發現，企業面臨環境議題的挑戰，其回應的策略有被動策略、主 動策略與創新的策略 (Steger, 1993; Hopfenbeck, 1992; Peattie and Ratnayaka,1992; Roome, 1992; Hunt and Auster, 1990; Winsemius and Guntram, 1990)。Ramus(2001) 認為創新是企業轉移到永續企業的核心；所謂的環保創新是公司或個人採取行動 以改善公司的環保績效(Ramus, 2001)。因此，主動的公司快速地從順從法規的被 動 策 略 轉 移 到 主 動 的 、 積 極 的 創 新 策 略 上 (Aragon-Correa, 1998;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職此之故，本研究主要在探討 企業因應環境議題所採取的綠色創新策略；在綠色創新的採行的方面，本研究進 一步參考高明瑞、黃義俊(2000)的看法，分為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綠色管理創 新的採行兩構面。 根據資源基礎的觀點，並非所有的資源都是同樣重要的，最重要的資源乃是 策略性的資源，亦即具備稀少性、有價值性且難以模仿的資源，以達到競爭優勢 （Barney, 1991）。當組織文化具有價值性、獨特性及不可被完全模仿的特性時， 則組織文化即為組織創造了競爭優勢。因此可支持本研究以組織文化作為為綠色 創新策略之策略性資源。Varadarajan (1992)指出，環境導向(enviroprenuerial orientation)即企業在尋求環境友善的政策、程序及實務的經營活動，其基本內涵 是: 相對於競爭對手，基於環保需求與企業公民責任，以創新的理念，達到差異 化的競爭優勢。許多公司已將環保價值變成他們公司整體企業文化和管理過程的 一部份(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環境不確定性係指企業所面臨的外界環境之難以預測性，這種難以預測的外 界環境反映出市場環境的隨機變動與難以預測的本質(Williamson, 1989)。基本 上，早期組織與環境的研究，主要在於探討組織面對環境不確定時，組織採行何 種組織結構搭配。而當 1970 年 4 月的第一個地球日及 1972 年斯德哥爾摩的環境 與發展會議之後，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知、覺醒、反思，引起聲勢浩大的環境保 護運動，也喚起人類重新思考自然環境的問題。當社會大眾對於環保議題日漸重
視，甚至於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團體敢公然反對「自然與環境保育」這個議題(高 明瑞，民 81)；漸漸地，環保的議題影響公司各階層的營運(Aragon-Correa, 1998;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Epstein and Roy, 1998 )。對組織而言，創新代表處理外 部環境的動盪之一種方法(Chatterji, 1995; Kitchell, 1995;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Weiss and Heide, 1993; Gupta, Raj and Wilemon, 1986)，在動盪的環境中公司 具有優越的市場資訊，藉由創新展現較佳的反應處理市場的動盪，因此產生較佳 的組織績效。因此，本研究以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數，探討其是否可 以調節市場導向的文化與綠色創新的採行。 基於以上的探討，本研究提出之概念性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概念性研究架構 肆、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綠色創新策略 創新的文獻，關於創新採行與組織結構已有許多的實證研究(Capon et al., 1992, Damanpour, 1991; Dutta and Weiss, Gopalakrishnan and Damanpour, 1997;
組織文化 ● 企業家精神 ● 創新性 ● 學習性 綠色創新策略 綠色技術創新 綠色管理創新 組織環境績效 環境作業績效 環境管理績效 調節變數 知覺自然環境 不確定性
Javanovic and MacDonaald, 1994; Meyer and Goes, 1998 )。不過，綠色創新策略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與組織結構尚不多，國內有溫肇東、陳泰明(1997)以台 灣的綠色組織初探為主題，對國內五家擁有環保標章的企業做個案研究，試著就 組織要素－社會架構、目標、技術、參與者及環境，對於綠色創新的影響做初步 的探討。在人類與環境互動因素方面，高明瑞、黃義俊(2000)已從利害相關人的 觀點研究認為，綠色創新的採行與利害相關人呈顯著正相關。不過，對於綠色創 新與組織文化的研究尚不多見，同時缺乏實證研究。 有關環保創新策略之實證研究，有 Kirchgeorg(1990) 調查八個產業中 197 家公司的結果發現，有四種不同的策略選擇，即選擇性的環保導向佔 20%；被動 策略佔 30%；內部導向活動佔 27%；環保導向的創新佔 23% (摘自 Tsai and Child, 1997)。Steger(1993)研究 592 家德國公司，包括服務業、貿易、財務服務與製造 業，以環保策略帶來的市場機會與環保風險為構面，將環保策略分為不變策略、 被動策略、主動策略和創新策略。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指出，若能以適當的環境標準引導企業創新， 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原料、能源等資源，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價值，而產業也將更 具有競爭力，解開環保與競爭力的僵局。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之理論 為一動態方式，認為如法規嚴格而採取高標準，廠商可以採用創新的技術，而先 動優勢的廠商更具競爭力，且先動廠商會遊說政府提高法規標準以維持優勢，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r(1995) 針對 29 家已實施節約資源的工廠所做的研究發 現，以「技術創新」增加「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可以抵消(offset) 環保支出，搶先投入創新的廠商，還可以綠色產品取得較高價格，開創新的市場 區隔，甚至販售其環保技術與服務。
Shrivastava(1995)從系統的觀點，企業如何從環保技術的發展而獲得競爭優 勢的策略，提出 VITO 模式。所謂 V(Vision) 即公司綠化的願景；I(Inputs) 即生 產的投入；T(Through)即轉換過程；O(Outputs)即產出。而且以 3M 公司為個案 研究，說明該公司從 1972 年為回應環保議題而在 VITO 的實際作為而獲得的優 勢。Hart(1995)指出，未來企業或市場將無可避免受限於且依賴於生態系統，也 就是說未來的策略和競爭優勢 根源於協助環境永續經營的能力。Hart(1995)擴展資源基礎論的觀點，提出 如何由污染預防、產品管理和永續發展三個互相關連的策略組合維持競爭優勢，
他自稱這是自然資源基礎觀點的架構。Nehrt(1998)從資源基礎論的觀點，認為新 的降低污染的方式包括硬體(設備、儀器、製程)及操作方法(原料回收、產品設 計)，在創造市場需求、降低成本的同時兼顧污染防治。此種典範轉移是由管末 處理轉為降低污染的環境技術與具環保導向新思維的員工，在產品及製造製程 中，具備降低成本、提高銷售、降低污染的觀念。 二、組織文化與綠色創新策略 文化是一組基本假設構成的模型，這些基本假設是一群人在適應外在環境， 和解決內在問題的過程中所創造、發現或開發出來的。因此在一個團體內，經由 整合會呈現文化的一致性（Schein, 1990）。然而關於文化的研究，則由於其領域 廣泛，因此不同學門對組織文化的研究觀點與方法皆不同（Schein, 1990），包括 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分析性描述法（analytical descriptive）、民族誌法 (ethnographic)、歷史法（historical）、臨床描述法（clinical descriptive）。Smirch（1983） 依三大向度（研究典範、研究旨趣、研究主題），大致將組織文化歸納為兩種基 本假設：組織文化為組織之變項以及文化為組織之根本隱喻。將文化視為變項 者，主張文化等同於組織內部的其他因素，並需加以改變、整合或干涉，才能達 到組織的目標（鄭伯壎，2001）。而組織成員的行為，受成員所共同抱持的信仰、 價值、和規範所支配。而是文化為組織之根本隱喻者，認為組織文化等同於組織 本身，乃是由所有成員自然浮現的共同詮釋，是難以驅散的共享意義，非領導者 有意識塑造可得（鄭伯壎，2001）。 從人類處理資訊的型態來看，由個體匯集而成的組織有其不同的資訊處理型 態，通常這些資訊處理的取向，日積月累發展成組織中「共同的信仰」（collective belief system），因此組織在資訊的處理態度上，往往發展成具有相同傾向的文化 （江岷欽，1993）。在競值途徑資訊處理的觀點下，Quinn（1999）以強調彈性化、 判斷力與動態，以及強調內部導向、穩定性、整合性兩大構面劃分為四個象限： 內部的專注與整合（internal focus and integration）、外部的專注與差異化（external focus and differentiation）、彈性化與判斷力（flexibility and discretion）以及穩定性 與控制力（stability and control），而將組織文化分為四種類型：階層式（hierarchy）、 市場式（market）、派系式（clan）以及創意式（adhocracy）。其中創意式（adhocracy） 組織的主要目標乃是提昇適應力、彈性化以及創意化以面對不確定性、模糊性與 資訊超載的情況。對該類型的組織而言，其最重要挑戰是生產創新性的產品與服
務，並且迅速地掌握住機會。 Barney（1991）將文化研究拉入策略管理典範中，主張為了讓公司的文化可 以提供競爭優勢，下列三種情況必須加以結合：1. 文化必須有價值性，且可協助 廠商執行有經濟價值的事情；2. 文化必須是稀少與獨特；3. 文化不能完全被模 仿以致於競爭廠商不能輕易變動他們的文化來包含這些必須的特性。因此組織文 化的確可視為策略的競爭優勢來源，然而國內外關於綠色創新與組織文化的研究
尚不多見，Petts, Herd and O’
hEOCHA（1997）研究英國四個有潛在污染的產業-化工、工程、食品製造與紡織業，探討環保態度與企業文化之關係。Heriques and Sadorsky（1999）進一部認為積機的環境管理特徵之一是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參與
環保事務，特徵之二是員工的教育和鼓勵員工參與（員工的環保認知）。
Epstrin and Roy(1998)認為「組織文化」是促成企業採行積極的環保策略的 內部因素，因此本研究將組織文化作為綠色創新策略的前置因素，以競值架構下 之組織文化，採用 Hult, Ketchen and Nichols（2002）以創意性組織文化為基礎所 發展出三個指標：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創新性（innovativeness）與 學習性（learning）以衡量此類型的組織文化。綜上所述，創意性組織文化較符 合於探討綠色創新策略之形成，因此，本研究探討以組織文化為前因之綠色創新 策略與組織環境績效的關聯性架構。 假設 1-1：企業家精神之組織文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假設 1-2：創新性之組織文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假設 1-3：學習性之組織文化與綠色技術創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假設 2-1 企業家精神之組織文化與綠色行政創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假設 2-2：創新性之組織文化與綠色技行政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假設 2-3：學習性之組織文化與綠色行政創新策略的採行呈顯著正相關。 三、環境績效 績效是企業用來衡差異形成之原因在於對組織性質(nature)看法不同所形成 (Goodman and Pennings, 1997) 。 有 關 組 織 績 效 的 衡 量 方 式 ， Seashore and Yuchtman(1967)分析美國 75 家保險公司在 11 年的績效，以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粹取 10 個衡量因素：(1) 營業額 (2) 生產成本 (3)新成員之生產力 (4)
成員年輕度 (5) 營業組合 (6) 人力成長 (7) 重視管理 (8) 維護成本 (9) 成員 生產力 (10) 市場滲透力等，此架構強調沒有單一效標(量其運用資源的結果，對 於組織績效的定義因學者之觀點不同而有差異，其 criteria)能有效且合理的解釋 組織績效。基於此，Steer(1975)整理 17 個研究歸納得到以下之評估標準：適應 力-彈性、生產力、滿足、獲利力、資源獲取、消除壓力、對環境的掌握、發展、 效率、員工留職、成長、整合、開放溝通、生存及其他。有關環保績效與財務績 效之關係，在國外的研究指出，傳統的觀點認為由於環保法規之規定，使企業將 其有限的資金投資於不具生產性的污染防治設備，少投資於生產性設備，故而使 企業之生產力降低(Christainsen and Haveman, 1981; Conrad and Morrison, 1989; Dension, 1978; Norsworthy, Harper and Kunze, 1979)；有些研究顯示環保績效和利 潤之關係沒有顯著性(Fogler and Nutt, 1975; Rockness, Schlachter and Rockness, 1986)或環保績效和企業揭露(disclosure)沒有顯著性(Freedman and Jaggi, 1982; Wiseman, 1982)。不過有些研究顯示較佳的污染績效改善利潤(Bragdon and Marlin, 1972; Spice, 1978a)和降低風險(Spice, 1978b)。現代的觀點認為藉由更有效率的能 源使用和減少廢棄物的產出，可以節省成本(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Hart, 1995;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 Shrivastava, 1995)。
最近研究顯示，企業的環保績效和財務績效呈正相關(Judge and Douglas, 1998; Russo and Fouts, 1998)。Hart(1995)提出自然資源基礎觀點，強調公司越來越受到 自然環境的限制，污染預防能力的的發展導致降低相對的成本與污染排放。Russo and Fouts(1997)研究結果顯示，綠化是需要付出的(It pays to be green)，而且和產 業成長有強烈關係。Judge and Douglas(1998)實證美國公司結合自然環境到正式策 略規劃程序之前因(antecedents)與結果(effect)的關係，研究發現結合自然環境議題 到策略規劃程序的水準與財物的和環保的績效呈正相關。而且，研究發現對自然 環境議題有更多功能單位的涵蓋與更多資源的提供，則有更多的自然環境議題結 合到策略規劃程序中。 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簡金成(1994)利用臺灣地區上市公司中高污染行 業為研究對象，探討污染防治設備投資與財務績效之實證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就短期而言，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對淨值報酬率和每股盈餘有負面的影顯。就長期 而言，補救性污染防治設備投資對企業經營績效指標，特別是淨值報酬率和每股 盈餘，具有不利的影響。然而沒有證據顯示更新性污染防治設備投資會降低企業 的長期經營績效。
由於績效是企業用來衡量其運用資源的結果；但就環境議題而言，需要從 更寬廣的社會觀點來定義(Andrews, 1987; Hart, 1995)，故本研究採用黃義俊(2001) 將環境績效分為作業績效與管理績效，以探討綠色創新策略的採行與組織環境績 效的關係。故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說如下： 假設 3-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企業的環境作業績效呈現正相關。 假說 3-2：企業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與企業的環境作業績效呈現正相關。 假設 4-1：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企業的環境管理績呈現正相關。 假說 4-2：企業綠色行政管理技術創新的採行與企業的環境管理績呈現正相關。 四、知覺自然環境不確定性 在組織理論方面，環境不確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視為組織的中心 問題，March and Simon(1958)定義不確定性為內部控制的缺乏，為了組織的均 衡，因此建議妥適的內部組織結構設計以減少不確定性的衝擊。早期在環境不確 定性的研究，主要探討組織外部之客觀環境特徵的改變和不可預測性(Burns and Stalker, 1994; Emery and Trist, 1965)；此外亦考量環境不確定性的內部來源。 (Terreberry, 1968; Thompson, 1967)。在處理環境不確定性的第一個主要研究是 Lawrence and Lorsch(1967)，因為環境不確定性之客觀量測的困難性，因此他們 的研究主要應用知覺環境不確定性的觀點；他們所提出的方法受到後續其他研究 者的支持(Downey et al., 1977; Anderson and Paine, 1975; Downey, Hellriegel and Slocum, 1975; Miles et al., 1974)。
環境不確定性定義可分為兩種情形：(1) 基於經理人知覺的企業環境；(2) 基 於環境的主觀特徵。Milliken(1987)提出環境不確定性是個人知覺沒有能力真實 預測一些事(企業的環境)，因為資訊的不足或者沒有能力區別相關或非相關的資 料。Miller and Friesen(1983)稱為環境的動態性或不確定性為產業內創新改變的速 率，以及競爭者或消費者的行動的不確定性或無法預測性。在知覺環境不確定性 的研究，過去 30 年 Lawrence and Lorsch(1967)、 Duncan(1972)、Miles and Snow(1978)之環境不確定性的量表受到大家的注意(Buchko, 1994)。不過，這些 早期不確定性量表受到最主要的評論是在觀念和方法的合適性未受到嚴謹的檢
驗(Buchko, 1994; Downey, Hellriegel and Slocum, 1975; Tosi et al, 1973)。
Miller(1993, 1992)的研究使用經濟和產業構念發展環境不確定性的量表，而 且將企業環境分為不同的細項，改進了先前研究所受到的批評。Miller(1993)測 試它的量表於國際公司和發現大部分不確定的量表顯示適當的效度。再者， Werner et al.(1996)也測試 Miller(1993)量表之構面性和內部一致性。他們發現的 構面與 Miller(1993)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多重構面的觀念是一致的。因此，Lewis and Harrey(2001)引申 Miller(1993)衡量環境不確定性的量表發展知覺自然環境不確 定性的量表，經由調查英國紡織產業從 198 份有效問卷中萃取出政府的環保政 策、組織使用的環保資源和服務、環保的產品、市場和需求、綠色競爭、產業內 的環保技術、環保議題的影響、環保利害相關人的影響等七個構面，各構面的α 值均在 0.8 以上，具有相當高的內部一致性。
緣此，本研究採用 Milliken(1987)、Miller and Friesen(1983)的看法，將知覺自然 環境不確定性定義為管理者面對產業內創新改變的速率，以及競爭者或消費者的 行動等企業的外在自然環境，因為資訊的不足或者沒有能力區別相關或非相關的 資料，知覺沒有能力真實預測一些事(企業的自然環境)。Bourgeois(1985)提出管 理者對環境不確定的知覺不同會導致採取不同的策略，因此產生不同的績效。故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5-1：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承諾學習與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5-2：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分享願景與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5-3：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開放心胸與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5-4：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承諾學習與綠色行政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5-5：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分享願景與綠色行政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5-6：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開放心胸與綠色行政創新的採行之 關係。 假設 6-1：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作業績效之
關係。 假設 6-2：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綠色行政創新的採行與作業績效之 關係。 假設 6-3：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管理績效之 關係。 假設 6-4：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可以強化綠色行政創新的採行與管理績效之 關係。
伍、變數操作性定義:
（一）組織文化 1. 操作型定義 文化的概念被當作內在的組織變項，可在早期有關組織發展的文獻中發現 (Harrison, 1972)，Smircich(1983)亦認為，在企業文化之研究中，是將文化當作內 在變項。本研究定義組織文化為組織內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基本假設期望、集 體記憶以及對當下組織的描述。組織文化反映了組織內主要的思想體系，它傳達 給組織成員認同感，並且不需透過言語及文件讓組織成員體會到如何在組織內工 作（Van Maanan, 1997; Quinn, 1999）。本研究中採用 Barney(1986)競值文化觀點， 經競值文化視為透過可觸及的構面所能夠間接評價的策略性資源。並採用 Hult, Ketchen& Nichols(2002) 針 對 競 值 文 化 所 區 分 的 三 個 構 面 ： 企 業 家 精 神 (entrepreneriship)、創新性(innovativeness)、學習性(learning)。企業家精神意指探 詢新市場的機會以及更新組織運作的領域；創新性則是組織內對基於創意與想像 力的改善給予持續性的鼓勵；學習性則是組織內所能夠衍生出足以重新塑造行為 的洞察力。 2.量表來源採用 Sinkula, Baker and Noordewier (1997)所發展出學習導向的量表，該量表區 分為三個構面承諾學習、共享的願景及開放心智，每一構面 6 題，共計 18 題。 3.衡量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分數之分配為「非常不同意」1 分，「不同意」
（二）綠色創新策略 1.操作型定義
企業將新的環境理念融合於產品之設計、製造、行銷及消費過程之中，以
污染預防、產品管理、環境管理系統(ISO 14000, RC, 環境稽核…)等基本原則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Hart, 1995, 1997; 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 Nehrt, 1998; Sarkis, 1995; Shrivastava, 1995, 溫肇東、陳泰明，1997)，對環境影 響減至最小；藉由綠色創新採行，以調整發展方向、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創造 一種優勢。本研究採用技術創新與綠色管理創新兩者為因變數。在技術創新則包 括污染預防、產品管理。在行政管理創新有環境管理系統包括 ISO 14000, RC, 環 境稽核等。 2.量表來源 本研究修正高明瑞，黃義俊（2003）的研究，該量表區分為技術採行(5 題)與 行政管理創新(6 題)，共計 11 題。 3.衡量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分數之分配為「不曾做過」1 分，「偶而做」2 分，「曾經做過但不多」3 分，「經常實施」4 分，「公司日常活動」5 分。 （三）組織環境績效 1.操 作 型 定 義 績 效 是 企 業 用 來 衡 量 其 運 用 資 源 的 結 果，本 研 究 定 義 組 織 環 境 績 效 為 企 業 推 動 綠 色 創 新 的 效 率 與 效 能 。 在 組 織 環 境 績 效 構 面 ， 本 研 究 參 考 黃 義 俊 (2001)的 研 究 ， 將 組 織 環 境 績 效 分 為 環 境 管 理 績 效 與 環 境 作 業 績 效 。 2.量表來源 在組織環境績效方面，本研究參考 ISO 14030，將組織環境績效分為環境管理 績效與環境作業績效。在環境管理績效方面，主要衡量廠商對外改善與社區的關 係以及提昇企業形象上；對內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內部管理與資訊溝通、對法規 的認知與掌握等績效。在環境作業績效方面，主要衡量廠商能（資）源使用的嬌 笑與減少空、水、廢、毒、CO 排放的績效。2 3.衡量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分數之分配為「非常不滿意」1 分，「不滿意」
2 分，「普通」3 分，「滿意」4 分，「非常滿意」5 分。
（四）知覺自然環境的不確定 1.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採用 Miller and Friesen(1983)、Milliken(1987)的看法，知覺自然環境不 確定性定義為管理者，面對產業內創新改變的速率，以及競爭者或消費者的行動 等企業的外在環境，因為資訊的不足或者沒有能力區別相關或非相關的資料，知 覺沒有能力真實預測一些事(企業的環境)。
在構面上，本研究進一步參考 Lewis and Harrey(2001)的研究分為：政府的環 保政策、組織使用的環保資源和服務、環保的產品、市場和需求、綠色競爭、產 業內的環保技術、環保議題的影響、環保利害相關人的影響。
2.量表來源
採用 Lewi& Harvey(2001)修正自 Mill(1993)知覺環境不確定之量表，共 7 題。 3.衡量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分數之分配為「不確定性程度低」1 分，「不確 定性程度中低」2 分，「不確定性程度適中」3 分，「不確定性程度中高」4 分，「不 確定性程度高」5 分。 二、問卷設計與發放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初稿部分由國內外相關文獻獲得，並經由專家學 者就問卷內容及用字遣詞的適切性，進行內容效度的檢核。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台灣地區 2004 年 12 月底前通過 IS 14001 驗證之廠商為抽樣架 構，共區分為四大產業類別。化學產業包括：基本化學產業、合成樹脂與塑膠材 料業、橡膠材料業；化學品製造業；電子和資訊業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資 訊儲存處理設備及通信器材製造業；機電產業包括：電力機械器材與家用。 正式問卷完成後，透過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所提供通過 ISO14001 之廠商資料（共 198 家廠商）），2005 年 1 月寄出 180 份問卷，並請兩周內將將問卷填妥寄回，為 提高回收率隨信附上回郵信封。問卷寄出兩週後並開始進行電話解說與催收，並 補寄第二次問卷。故本研究針對 198 家廠商發出問卷，回收 70 份，有效問卷 6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38.3％。
陸、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收集組織文化、綠色創新、組織環境績效以及知覺環境 不確地性等各構面的資料，故需考慮信度與效度問題。信度方面，本研究以 Cronbach’s檢定問卷指標間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檢定結果顯示，組織文化之 係數為 0.89；綠色技術創新採行之係數為 0.86；綠色行政創新採行之係數為 0.89；組織作業績效與管理績效之係數分別皆為.90、.87；知覺環境不確定性之 係數為 0.83，信度均相當高。效度方面，本問卷採用過去相關研究所使用之量 表，並經過初試修改問卷的內容與用語，使問卷更具有表面效度。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探討台灣產業之學習導向、綠色技術創新採行與行政管 理創新以及組織環境管理績效之情形。本研究採用 SPSS 11.0 for window 統計套 裝軟體進行分析，各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詳如表 1。 表 1 各變數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變數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組織學習導向 X1企業家精神 3.72 .51 X2創新性 3.68 .57 X3學習性 3.81 .61 綠色創新的採行 Y1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 4.28 .53 Y2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 3.84 .62 組織環境績效 Y3環境作業績效 3.91 .56 Y4環境管理績效 3.89 .50 環境不確定性 2.92 .70 一、研究變項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組織文化與綠色創新採行之關連性，由表 2 中 可發現，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與企業家精神的相關係數 0.761 最高，與學習性的 相關係數 0.426 為次高；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同樣也是與企業家精神以及學 習性相關係數較高，分別是.654、.651。綠色創新的採行與環境績效的相關性方面顯示，環境作業績效與綠色行政創 新的採行之相關性（0.519）較高，而環境管理績效同樣也是與綠色行政創新的 採行相關性（0.485）較高。 表 2 各變數相關係數 X1 X2 X3 Y1 Y2 Y3 Y4 X1企業家精神 1.00 X2 創新性 0.761a 1.000 X3 學習性 0.626a 0.588a 1.000 Y1 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 0.545a 0.379a 0.426a 1.000 Y2 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 0.654a 0.548a 0.651a 0.626a 1.000 Y3 環境作業績效 0.443a 0.232a 0.434a 0.493a 0.519a 1.000 Y4 環境管理績效 0.654a 0.196a 0.446a 0.449a 0.485a 0.727a 1.000 二、組織文化對綠色技術創新策略採行之影響 本研究驗證組織文化三構面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之影響，採用複迴歸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由模式 1A 中可發現，企業家精神達統計顯著水準， 故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1-1 獲得支持；創新性與學習性構面則為達顯著差異，因此 研究假設 1-2 與假設 1-3 未獲支持。 模式 1B 以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數，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僅創業家精 神進入迴歸模式，環境不確定性與組織文化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故研究假設 5-1、5-2 與 5-3 未獲支持。 本研究再進一步透過檢查變數間互共線性的方式有檢查各變數的 tolerance 與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以檢查各變數的互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當 tolerance 等於 1，表示完全沒有互共線性存在，其值越小表示該變數與其餘變數 互共線性越大；相對地當 tolerance 越小，則 VIF 值越大。依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建議 tolerance 的臨界值為 0.1，VIF 的臨界值為 10。由表 3 之模 式 1A 與 1B 中，各預測變數的 VIF 值皆遠離前述標準，因此各預測變數共線性 並不大。
表 3 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策略之複迴歸分析 *p<.1; **p<.05；***p<.005 三、組織文化對綠色行政創新策略採行之影響 本研究驗證組織文化三構面對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之影響，採用複迴歸 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由模式 1A 中可發現，企業家精神與學習性達統計 顯著水準，故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2-1、2-3 獲得支持；創新性與學習性構面則為 達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 2-3 未獲支持。 模式 1B 以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數，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創業家精神 與學習性進入迴歸模式，環境不確定性與組織文化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故研究 假設 5-4、5-5 與 5-6 未獲支持。 本研究再進一步透過檢查變數間互共線性的方式有檢查各變數的 tolerance 與 模式 1A 模式 1B
B Std.E t p VIF B Std.E t p VIF 組織文化 創業家精神 .564 .178 3.170 .002** 2.654 .580 .110 5.274 .000 1.000 創新性 -.118 .155 -.764 .447 2.510 學習性 .145 .120 1.213 .230 1.707 企業家精神× 環境不確定性 創新性× 環境不確定性 學習性× 環境不確定性 常數 2.068 2.218 Sig. .000 .000 Durbin-Watson 1.696 1.729 Adjusted R2 .312 .289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以檢查各變數的互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當 tolerance 等於 1，表示完全沒有互共線性存在，其值越小表示該變數與其餘變數 互共線性越大；相對地當 tolerance 越小，則 VIF 值越大。依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建議 tolerance 的臨界值為 0.1，VIF 的臨界值為 10。由表 3 之模 式 1A 與 1B 中，各預測變數的 VIF 值皆遠離前述標準，因此各預測變數共線性 並不大。 表 4 影響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策略之複迴歸分析 *p<.1; **p<.05；***p<.005 四、綠色創新的採行對環境作業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驗證綠色創新的採行對環境作業績效的影響，採用複迴歸分析，分析 模式 1A 模式 1B
B Std.E t p VIF B Std.E t p VIF 組織文化 創業家精神 .428 .177 2.720 .008** 2.714 .512 .419 1.010 .001 1.72 創新性 .023 .150 .154 .878 2.154 學習性 .406 .122 3.336 .001** 1.771 .402 .120 3.359 .001 1.71 企業家精神× 環境不確定性 創新性× 環境不確定性 學習性× 環境不確定性 常數 .430 .423 Sig. .000 .000 Durbin-Watson 2.184 2.319 Adjusted R2 .501 .511
結果如表 5 所示。由模式 3A 可發現，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以及綠色行政管理創 新的採行皆達統計顯著差異，故研究假設 3-1 與 3-2 均獲支持。 模式 3B 以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數，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綠色行政管理 創新的採行進入迴歸模式，環境不確定性與綠色創新的採行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故研究假設故研究假設 6-1、6-2 未獲支持。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檢查變數間互共線性的方式有檢查各變數的 tolerance 與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以檢查各變數的互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當 tolerance 等於 1，表示完全沒有互共線性存在，其值越小表示該變數與其餘變數 互共線性越大；相對地當 tolerance 越小，則 VIF 值越大。依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建議 tolerance 的臨界值為 0.1，VIF 的臨界值為 10。由表 5 之模 式 3A 與 3B 中，各預測變數的 VIF 值皆遠離前述標準，因此各預測變數共線性 並不大。
表 5 影響環境作業績效之複迴歸分析
模式 3A 模式 3B
B Std.E t p VIF B Std.E t p VIF 綠色創新的採行 綠色技術創新的採 行 .273 .143 1.903 .062 1.7 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 採行 .310 .122 2.549 .013 1.7 .459 .094 4.873 .00 1.00 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 ×環境不確定性 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 採行×環境不確定性 常數 1.548 2.128 Sig. .000 .000 Durbin-Watson 2.094 2.199 Adjusted R2 .31 2.65 *p<.1; **p<.05；***p<.005
伍、綠色創新的採行對環境管理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驗證綠色創新的採行對環境作業績效的影響，採用複迴歸分析，分析 結果如表 6 所示。由模式 3A 可發現，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以及綠色行政管理創 新的採行皆達統計顯著差異，故研究假設 4-2 獲支持。 模式 3B 以環境不確定性為調節變數，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綠色行政管理 創新的採行進入迴歸模式，環境不確定性與綠色創新的採行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故研究假設故研究假設 6-3、6-4 未獲支持。 本研究進一步透過檢查變數間互共線性的方式有檢查各變數的 tolerance 與 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以檢查各變數的互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當 tolerance 等於 1，表示完全沒有互共線性存在，其值越小表示該變數與其餘變數 互共線性越大；相對地當 tolerance 越小，則 VIF 值越大。依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建議 tolerance 的臨界值為 0.1，VIF 的臨界值為 10。由表 6 之模 式 3A 與 3B 中，各預測變數的 VIF 值皆遠離前述標準，因此各預測變數共線性 並不大。
表 6 影響環境管理績效之複迴歸
模式 4A 模式 4B
B Std.E t p VIF B Std.E t p VIF 綠色創新的採行 綠色技術創新的採 行 .187 .153 1.447 .153 1.628 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 採行 .286 .011 2.605 .011** 1.628 .384 .084 4.549 .000 1.000 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 ×環境不確定性 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 採行×環境不確定性 常數 1.983 2.387 Sig. .000 .000 Durbin-Watson 2.090 2.078 Adjusted R2 .236 .235 *p<.1; **p<.05；***p<.005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組織文化、綠色創新的採行與組織績效的情況，驗證組織文化與 綠色創新的採行之相關性；探討組織文化對與綠色創新的採行之影響程度；探討 綠色創新的採行對環境績效之影響程度；比較不同產業之間其組織學習導向是否 有差異；並且探討；環境不確定性對組織學習導向與綠色創新的採行是否具有調 節作用。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實證台灣地區 2004 年十二月底前通過 ISO14001 驗證之廠商，產業共包括化學材料業（基本化學產業、合成樹脂與塑膠材料業、 橡膠材料業）；化學品製造業；電子和資訊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資訊儲存處 理設備及通信器材製造業）機電產業（電力機械器材與家用）。在 69 個有效樣本 中，本研究發現： 一、台灣四產業的情形 台灣四類產業在組織文化方面，以學習性的平均值最高（平均值 3.81），不過組 織文化的三個構面在高於「普通」程度。綠色創新的採行方面，綠色技術創新的 採行（平均值 4.28）已達「經常為之」的程度，此研究結果與黃義俊、高明瑞(2003) 研究相符合。環境績效方面則呈現出環境作業績效與環境管理績效平均值相當。 （各為 3.91 與 3.89）。 二、相關性方面 組織學習導向部分構面與綠色創新的採行呈現相關，驗證結果整理如表 7。 由研究結果可發現，綠色技術創新受到企業家精神之影響，而企業家精神與學習 性顯著影響綠色行政管理創新。因此得知「企業家精神」構面對綠色行政管理創 新的採行以及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皆產生影響。Hult, Ketchen& Nichols(2002)將 企業家精神定義為探詢新市場的機會以及更新組織運作的領域，顯示具備探詢新 市場機會之創業家精神的組織較可能採取綠色創新策略。是故，本研究結果顯示 企業家精神為綠色創新的採行之主要影響因素，顯示組織文化中越具備企業家精 神，則越會採行綠色創新策略。 此外，綠色行政管理創新的採行以及綠色技術創新的採行皆對環境作業績效 呈現正相關，此結果與與黃義俊、高明瑞(2003)研究相符合，再次印証自然環境 基礎觀點（Hart,1995）公司越來越受到自然環境的限制，污染預防能力的發展導 致降低相對的成本與污染排放，而事前的防治為進一步從源頭開始解決污染問 題，透過清潔生產作業、綠色行銷活動與主動的行政管理以球持續改善環境績效
（溫肇東、陳泰明，民 86；Berry& rondinelli, 1998； Jenning& Zandvergen, 1995）。 採外，許多研究亦發現，採用是的預防比事後的控制可以獲得較佳的組織環境績 效（高明瑞、、黃義俊，民 86a；Berry& rondinelli, 1998 Berry& rondinelli, 1998； Nehrt, 1998；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Shrivastava, 1995）。
三、在調節效果方面
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對綠色技術創新以及組織環境績效皆未具有調節效果。 Lewis& Havey(2001)指出知覺環境的不確定性對組織採取環境策略的重要性影 響，雖然相關研究將知覺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採行主動的策略視為正向關係 （Miles& Snow, 1978; Miller& Friesen, 1983），然而 Chan(2005)實證研究中卻顯示 出知覺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主動環境策略呈現負向關係。綜合本研究所得到知覺環 境不確定未具調節效果之研究結果，未來研究可針對知覺環境不確定性對環境策 略與綠色創新的採行深入研究，以進一步釐清兩者之關係。 表 7 假說驗證結果總匯表 綠色創新的採行 組織環境績效 自變數 依變數 綠色行政管理創 新的採行 綠色技術創新的 採行 環境作業績效 環境管理績效 組織學習導向 企業家精神 假設 1-1 （獲支持） 假設 2-1 （獲支持） 創新性 假設 1-2 （未獲支持） 假設 2-2 （未獲支持） 學習性 假設 1-3 （未獲支持） 假設 2-3 （獲支持） 綠色創新的採行 綠色技術創新的 採行 假設 3-1 （獲支持） 假設 4-1 （未獲支持） 綠色行政管理創 新的採行 假設 3-2 （獲支持） 假設 4-2 （獲支持） 知覺環境不確定 性 假設 5-1~5-6（未獲支持） 假設 6-1~6-4（未獲支持）
參考文獻
1. 王俊秀 (2000)，「環境荷爾蒙物質的發現與文明的危機：文明中的野蠻」，新環境 月刊，第 116 期，3-11 頁。 2. 天下 (2001)，Porter, 「台灣如何走出困境？」，天下雜誌，第 244 期，別冊 3-34 頁。 3. 江岷欽，(1993)，淨值途徑在組織文化上之應用，理論與政策，第七卷第二期， 126-141 頁。 4. 於幼華 (1998)，環境與人—環境保護篇，台北：遠流出版社。 5. 高明瑞 (1995)，環境保護與企業管理，教育部大專商管科學生通識教育課程規 劃，教育部環境保護小組/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6. 高明瑞、黃義俊 (2000)，「綠色創新的採行與利害相關人關係之實證研究—以臺 灣製造業為例」，科技管理學刊，第五卷第二期，193-220 頁。 7. 黃義俊 (2001)，企業的綠色管理之整合模式的實證研究以化工與機電產業為 例，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未出版博士論文。 8. 簡金成（1994）投資者面對條件性變異數時之風險溢酬調整--以我國外匯市場為 例，會計評論，第 28 卷，129-165 頁 9. 溫肇東、陳泰明 (1997)，「臺灣的綠色創新組織初探」，台大管理論叢，第八卷第 二期, 99-124 頁。 10. 鄭伯壎（2001）：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鄭伯壎、郭建志、任金剛（編）《組織文 化，：員工層次的分析》，頁 63-167。台北：遠流。11. Aragon-Correa, J. A. (1998), "Strategic Proactivity and Firm Approach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5), pp.556-567.
12. Aragon-Correa, J. A. and Sharma, Sanjay, (2003) “A contingent resource-based view of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8(1), pp71-88.
13. Barney, J. B. (2001) “Is the resource-based ‘view’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Y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pp. 41-86
14. Barney, J. B. and Tyler. B. (1991) “The prescriptive limits and potential for apply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in press.
15. Berry, M. A. and Rondinelli, D. A. (1998),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2(2), pp.38-50.
16. Bragdon, J. H. and Marlin, J. A. T. (1972), "Is Pollution Profitable?" Risk Management, 19(4), pp.157-169.
17. Brush, T., and Artz., K. W. 1999. “Toward a contingent resource-based theor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value of capabilities in veterinary medicin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 pp.223-250.
18. Cameron, K. S. and Quinn, R.E. (1999) Diagnosing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 Capon, N., Farley, J. U., Lehmann, D. R. and Hulbert, J. M. (1992), "Profiles of Product Innovators Among Large U. S. Manufacturers", Management Science, 38, pp.157-169.
regulations to the slowdown of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8(4), pp.381-391
21. Conrad, K. and Morrison, C. (1989),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vestment on Productivity Change: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he U. S. Germany and Canada", Southern Economics Journal, pp.684-689.
22. Daft, R. L. (1982), "A Dual-Cor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1(2), pp.193-210.
23. Damanpour, (1991),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3), pp.555-90. 24. Damanpour, F. and Evan, W. M. (1984),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Problem of Organizational La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 (September), pp.392-409.
25. Damanpour,Szabat,K.A.and Evan,W.M.,1989,“TheRelationalBetween Typesof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6, pp.587-601.
26. Dewitt, C. (1991),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ristian: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New Treatment", Baker Book House.
27. Dutta, S.and Weiss, A.M. (1997),"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irm’s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ness and Its Pattern of Partnership Agreements", Management Science, 43(3), pp.343-355.
28. Eisenhardt, K. M., and Martin, J. A. (2000) Dynamic capabilities: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special issue), pp1105-1121.
29. Elkington, J., & Burke, T. 1989. The green capitalists: How to make money-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30. Epstein, M. E. and Roy, M. J. (1998) “Manag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Winter, pp.90-100.
31. Fiol, C. Marlene (1991) “Managing culture as a competitive resource: an identity-based view of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pp191-211. 32. Flannery, B. L., & May, D. R. 2000. Environmental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S.
Metal-finishing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4): 642-662.
33. Fogler, H. R. and Nutt, F. (1975), "A Not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ock 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8, pp.155-160.
34. Freeman, C. (1987),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 from Japan,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35. Freeman, C. (1988), "Japan: A New System of Innovations?" in Dosi, G. et al.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36. Garrod, B., & Chadwick, P. 1996.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Strategy: Towards a New Strategic Paradigm. Future, 28(1): 37-50.
37. Gingrich, N. (1995), To Renew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38. Gladwin, T. N., Kennelly, J. J., & Krause, T. 1995. Shifting paradig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874-907.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5(1), pp.15-28.
40. Gore, A. (1992), Earth in the Balance, Boston: Houghton-Mifflin.
41. Han, J. K., Kim, N., and Srivastava, R. K. (1998),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IsInnovation aMissing Link?”Journal of Marketing, 62 (October), pp.30-45.
42. Hart, S. L. (1995),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pp.986-1014.
43. Hendrickson L. and Tuttle, D. (1997), “Dynamic Manag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nterprise: A Qualit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10(4), 363-382.
44. Hult, G. M., Ketchen, J. and Nichols, L （ 2002 ） ”An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nd order fulfillment cycle time within supply chai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3), pp577-586.
45. Hunter, L. M. and Starik, M. (1995), “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hip: Nature and succes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 532-537. Vienn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
46. Hurley, R. F. and Hult, G. T. M. (1998), "Innov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62 (July), pp.42-54.
47. Jauch, L. and Glueck, W.F.(1989) Strategy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olicy,3rd ed., N.Y.: McGraw-Hill.
48. Johnson, B. (1997), “Institutional Learning and Clean Growth”,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49. Jones, D., & Welford, R. 1997. Culture change, pluralism and participati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127-151.
50. Jovanovic, B. and MacDonald, G. M. (1994), "Competitive Diffu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pp.24-52.
51. Judge, Jr. W. Q. and Douglas, T. D. (1998),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Incorpor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5(2), pp.241-262.
52. Kim, W. Chen and Mauborbne, R. A. (1993), "Making Global Strategies Work", Slon Management Review, 34(Spring), pp.11-28.
53. Lerner, S. 1998. Eco-Pioneers: Practical visionaries solving today’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4. Lorsch, J. W. (1985). Strategic myopia: Culture as an invisible barrier to change. In R. H. Kilmann, M. J. Saxton and S. Serpa (Eds.), Gaining control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s (pp. 84-10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55. Lunduvall, B. A.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7. Meyer, A. D. and Goes, J. B. (1988), "Organizational Assimilation of Innovations: A Multilevel Contextual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1(4), pp.897-923. 58. Miler, D and Friesen, P. (1983) “Strategy-making and environment: the third link:
summa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3), pp.221-236.
59. Nehrt, C. (1998), "Maintainability of First Mover Advantages W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iffer Between Coun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pp.77-97.
60. Nehrt, C., (1998) “Maintainability of FirstMoverAdvantagesW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DifferBetween Countri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pp.77-97 61. Nelson, R. R.(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2. Peattie, K. (1992), Green Marketing, London: Pitman Publishing
63. Porter,M.E.(1991),"American’sGreen Strategy",Scientific American, 264(4), p.168. 64. Porter, M. E. and van der Linde (1995), "Green and Competitiv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pp.120-134.
65. Priem, R. L., andBulter, J. E., (2001) “Is the resource-based ‘view’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pp.22-40. 66. Ramus, C. A. and Steger, U. (2001),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Employees:
Encouraging Creative Idea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3(3), 85-105.
67. Rockness, J., Schlachter, P. and Rockness, H. O. (1986),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Advances in Public Interest Accounting, 1, pp.167-191.
68. Russo, M. V. and Fouts, P. A (1997),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Profit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 pp.534-559.
69. Schein,E.H.(1990).“Organizationalculture.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pp.109-119. 70. Segura-Bonilla, O. (1999), "Sustainable Systems of Innovation: The Forest Sector in
Central America", Competitiveness, Environment and System of Innovation, Aalborg University.
71. Shrivastava, P. (1994), "Castrated Environment: Greening Organizational Stud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15, pp.705-726.
72. Shrivastava, P. 1995a. Ecocentric management for a risk socie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 118-137
73. Shrivastava, P. 1995b. 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in achieving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4): 936-960
74. Shrivastava, P. 1995c.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6: 183-200.
75. Shrivastava, P. 1996. Greening business: Profiting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Cincinnati: Thompson Executive Press
76. Smircich, L. (1983). Organization as shared meanings. In L.R. Pondy, P.J.
Disclosure: An Empirical Study", Accounting Review, 53, pp.94-111.
78. Spicer, B. H. (1978b), "Market Risk, Accounting Data and Companoes’ Pollution Control Record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5, pp.67-83.
79. Starik, M. and Marcus, A. A. (200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Forum on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4), pp.539-546.
80. Stead, W. E., & Stead, J. G. 1996. Management for a small planet,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environment (2nded.). Newbury Park, CA: Sage.
81. Teece, D. J., Pisano, G., and shuen, A.,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pp509-533.
82. Tsai, S-H T. and Child, J. (1997), “StrategicRespons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Environmental Demands,”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23(1), 1-21( Kirchgeorg, M., 1993).
83. Van Maanan, John(1997)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30th.
84. Walley, N. and Whitehead,B.(1994),"It’sNotEasy Being Gree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2(3), pp.46-52.
85. Westley, F. 1997. “Not on our watch”: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 response.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0: 342-360.
86. Wiseman, J. (1982), "An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Made on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7, pp.53-63.
87. Zaltman, G., Duncan, R. and Holbek, J. (1973), Innov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