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乎？附庸乎？
——《典論‧論文》的時代意義探究
陳慶元
（收稿日期〆108 年 7 月 30 日々接受刊登日期〆108 年 10 月 15 日）提要
曹丕《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一度被賦予了「文學自覺」的標記。然而 在後起的研究中，也有學者認為不過是受儒學束縛的政治附庸而已。在學界兩極化的評價 中，本文詴圖以時代觀點切入探討，認為曹丕寫作此文的動機乃欲解決鄴下文人相輕的問 題，藉此建立自己的文化名聲及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並結合漢末人物識鑒風氣與先秦以 降對「氣」的觀念，將文中所言天賦論與文氣說之成因與意涵逐一耙梳。此外還探討漢末 時「文章」一詞的普遍觀念，理解曹丕所言文章乃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意。冀望從時代意 義的探究中，能重新認識《典論〄論文》的精神內涵，進而給予客觀的歷史評價與地位。 關鍵詞：典論〄論文、曹丕、建安文學、文學自覺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39/BOC.201912_(66).01一、前言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曹丕《典論〄論文》（以下簡稱〈論文〉）可說是第一篇專論文字。 而自日人鈴木虎雄言「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論文〉是「以文學為經綸國事 之根基」1 後，「文學自覺」與其濫觴似乎尌落在了〈論文〉頭上。其中魯迅之言似乎有著 領頭羊的作用〆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 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2其後如劉大杰、鄭振鐸也有類似的說法。3 而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在其著《美的歷程》 言道「文的自覺（形式）和人的主題（內容）同是魏晉的產物」，兩者結合而形成該時期 藝術形式的準則，是「以曹丕為最早標誌」4 的論述提出後，〈論文〉「為文學自覺起點」 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地位似乎於焉確立，成為學界的主流論述。5 1 日‧鈴木虎雄著，許總譯〆《中國詩論史》（南寧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7-38。 2 魯迅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此文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 三種）》（臺北〆里仁書局，1995 年），頁 4。 3 劉大杰言〈論文〉〆「已有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對於純文學的發展，是要給予重大影響的。」見劉 大杰〆《魏晉思想論》，收錄於賀昌群、劉大杰、袁行霈著〆《魏晉思想（甲編三種）》（臺北〆里仁書 局，1995 年），頁 149。鄭振鐸〈中國文學的發展〉言〆「其能就文論文，不混入應用主義，純以文 藝批評家的立點來批評文學作品，評騭當世名家者，當始於建安時代的曹氏。」見鄭振鐸〆《鄭振鐸 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頁 8。 4 詳見李澤厚〆《美的歷程》（新北〆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124。 5 如王運熙、楊明合著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中提到〆「《典論‧論文》等所體現的新現象，反映了儒家傳統的某種鬆弛，是文學自覺性的表現。」 頁 46。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合著〆《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臺北〆洪 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言〈論文〉〆「對文學全面地提出了新的觀念、新的準則、新的尺度， 它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頁 200。羅宗強也認 為〈論文〉中「文氣說的提出，標誌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見羅宗強〆《魏晉南北朝文 學思想史》（北京〆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6。蔡英俊則認為〈論文〉中「『詩賦欲麗』這項觀念 的提出，象徵著文學創作的自覺」，見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中外文學》第 8 卷第 12 期（1980 年 5 月），頁 132。皮元珍則言〆「魏晉時期對文學本體論形而上的思考，是文學自覺的開 端。而率先提出文學本體問題的是曹丕。」見皮元珍〆《玄學與魏晉文學》（長沙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頁 92。
然而在此認知外，也有人提出質疑或相反的觀點。早期如郭紹虞雖也承認〈論文〉的 文學自覺地位，但認為其中「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以及論文體文氣的說法「不外昔人的 意思」（前者為王充，後者為司馬相如）。6 羅根澤稱曹丕乃「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但 其所謂「不朽」是因有「經國」的功能而不在文學本身，而重文是緣於作者之「名」而非 「實」。7 近人則有研究建安文學甚力的孫明君認為〈論文〉不但不能做為文學自覺的起點， 甚至是走回政治附庸與經學束縛的老路〆 曹丕的《典論〄論文》不僅沒有打破儒家的傳統觀念，使文學從政治和權勢的附庸 乃至經學的束縛中超越出來，相反，曹丕此文充分地回應總結了原始儒學的「三不 朽」學說和兩漢經學家的詩教觀，他努力要使文章成為經治封建國家的工具，成為 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8 對於〈論文〉地位的兩派說法，雖各有其合理處，但也都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曹 丕〈論文〉的寫作目的為何〇他究竟有無提升文學地位的主觀意識〇其次，文中有關文體 與文氣的說法，在中國文學批評上的定位為何〇而文章乃「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說法， 究竟是文學地位的提升抑或是封建政治的附庸〇筆者認為，這些討論應回歸到曹丕寫作 〈論文〉時的政治環境與思想潮流，從時代意義看〈論文〉說法的提出，或許能為〈論文〉 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既以時代意義為論述基準，那麼，確立〈論文〉的寫作時間便是首要需完成的工作。 眾所皆知，曹丕的〈論文〉乃《典論》中的一篇，根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典論》 五卷，魏文帝撰」9 ，可知今所見《典論》已佚失大半，較完整者僅收於《三國志》裴松 之注中的〈自敘〉10 及《文選》中的〈論文〉11 兩篇。清人嚴可均雖於《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中蒐羅各類書與文獻，擇撿斷簡殘編輯為一卷，惟並不完整，且嚴氏在確認 篇章是否為《典論》文字上，根據仍有待斟酌。12從現存資料判斷，《典論》中各篇文字 6 詳見郭紹虞〆《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〆明倫出版社，1971 年），頁 76。 7 詳見羅根澤〆《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〆學海出版社，1990 年），頁 130。 8 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北京〆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52。 9 唐‧魏徵〆《隋書》（臺北〆鼎文書局，1975 年），第 34 卷，〈志〉第 29，〈經籍三‧子〉，頁 998。 10 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臺北〆樂天出版社，1974 年），第 2 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 注，頁 89-90。 11 見梁‧蕭統編〆《文選》，第 52 卷，〈論二〉。本文所引《典論‧論文》，乃據清‧胡克家重刊本《文 選》李善注本（臺北〆文津出版社，1987 年），頁 2270-2272。後文所引不再特別註明頁次。 12 見清‧嚴可均編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〆中華書局，1995 年），《全三國文》，第 8 卷，頁 1093-1100。
應非成於一時，而〈論文〉一篇的寫作時間概有三說，經孫明君在〈「典論〄論文」甄微〉 一文中歸納整理為〆一、黃初初年說。二、太子時期說（即建安 22 年至建安 24 年），這 也是目前最為普遍的判斷。三、建安 16 年（211A.D.）前後，這也是孫明君文中的最後論 點。13 「黃初初年說」的證據主要是〈論文〉中提及孔融，曹丕在曹操仍健在時應不敢如 此。還有曹丕在建安 23 年的〈又與吳質書〉僅提及六子而缺孔融，故〈論文〉若作於此 文之前，便應稱六子而非七子。此說的立論較為薄弱，孫文中已詳加駁斥，此處不贅。而 孫氏所提的建安 16 年說，主要是建立在對「太子時期說」的質疑上。孫氏針對〈論文〉 最後「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的可信度抱持懷疑，他認為此句與全文文意不符， 且史料記載曹丕在建安 22 年後對《典論》仍有所訂正增補，此句應是事後補上的，而《藝 文類聚》所收錄的〈論文〉中未見此句，歐陽詢等人摒除此句必有其理。再以此做為前提， 認為〈又與吳質書〉中充滿對鄴下諸子的悼念之意而〈論文〉中未見，不似情感細膩的曹 丕會做的事，故〈論文〉應成於六子（除孔融外）未逝之前。而由七子加入曹氏集團的時 間與人事關係判斷，〈論文〉應作於建安 16 年。14 孫氏說法其實亦無堅實根據。首先，「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一語與全文 文意不符實為見仁見智（曹丕只承認徐幹「成一家言」，在〈論文〉中是有特別涵義的， 詳見後文）。也沒有證據證明此句是建安 22 年後才補上的。而關於《藝文類聚》未見此句 之事，事實上《藝文類聚》所錄〈論文〉與《文選》所錄有明顯差異，「融等已逝，唯幹 著論，成一家言」幾句只是其中一隅，有很多現今看來具有重要意涵的句子都未收錄，編 者之意不明。15 《文選》既屬早出，應較符合〈論文〉原貌。而《典論》和〈又與吳質書〉 的寫作動機與對象均不同，以〈論文〉中無悼念六子之語便謂其作於六子尚在之時也嫌武 斷。 在沒有充分反證的前提下，「融等已逝」四字成了足以相信〈論文〉作於建安 22 年七 子全逝後。16 而卞蘭〈贊述太子賦〉的上賦表有「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 13 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頁 145。 14 孫氏的論述皆詳見〈「典論‧論文」甄微〉一文，孫明君〆〈「典論‧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 頁 145-149。 15 見唐‧歐陽詢編著〆《藝文類聚》（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56 卷，〈雜文部二‧賦〉， 頁 1017-1018。《藝文類聚》刪改之處約有〆1.「與弟超書曰」以下三句。2.「里語曰」以下四句。 3.七子之字與籍貫。4.徐幹時有齊氣改為「逸氣」。5.「如粲之〈初征〉」以下，提及王粲徐幹之賦作 均刪。6.「常人貴遠賤近」以下五句。7.「此四科不同」以下三句。8.「譬諸音樂」至「未若文章之 無窮」。9.「融等已逝」以下三句。 16 關於七子的卒年，西晉‧陳壽〆《三國志》均有記載。孔融「（建安）13 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言，坐棄市」。見第 12 卷，《魏書十二‧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頁
沈思泉涌」等句，17 又可證《典論》成於曹丕為太子時期而非篡漢稱帝後，而曹丕於建安 22 年 10 月方被冊立為太子。18故筆者認為，〈論文〉寫作時間仍以建安 22 年至 24 年間為 最近事實的推斷。19 在確定〈論文〉寫作時間後，本文將由該時期時代環境與思潮演變，探究曹丕寫作〈論 文〉的原因與用意，並探討文中說法在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為〈論文〉尋求客觀的價值 與定位。
二、「文人相輕」問題的提出
〈論文〉的起首便言〆「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可見「文人相輕」的問題是曹丕最 為注重的，在現存〈論文〉的比例中，曹丕談論此問題以及衍生的理論也最多。20 那麼， 為何曹丕如此注重此問題〇這和當時他與鄴下文人的相處模式有何關連〇要討論此點，需 從文人集團的嬗變說起。 中國古代文人集團的起源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的諸子學派，郭英德言〆「諸子百家學派 的產生，既是私學興起的必然結果，也是士階層群體自覺的集中表現。」21 私學興起的師 承關係可謂文人集團的濫觴。戰國時，齊王集各學派賢士於稷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22 。此舉可從 兩方面來看〆表面上，士人的地位及影響力逐漸攀升，使得王侯以廣納賢士來鞏固自己的 372。王粲「建安 21 年，從征吳。22 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其餘五子「瑀以 17 年卒。幹、 琳、瑒、楨 22 年卒」。分別見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傳第二十一》，頁 599、602。 17 清‧嚴可均編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第 30 卷，頁 1223 上。 1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載建安 22 年冬 10 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見第 1 卷，《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頁 49。 19 王夢鷗曾言〈論文〉的寫作動機與丕與植的嗣位之爭有密切關連，由曹丕強調「文人相輕」問題乃 針對曹植〈與楊德祖書〉內容而發，推論寫作時間應於植書之後，且為曹丕欲為太子而未決定時， 故約當建安 22 年 5、6 月間。見王夢鷗〆〈從典論殘篇看曹丕嗣位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51 本 1 分（1980 年 3 月），頁 97-114。王氏論述甚精，可供讀者參證。 20 如徐公持認為曹丕關於文人相輕問題的論述周備，行文結構完整。而以此問題也附帶對一些具體文 學問題發表了見解。如曹丕「論文體之差異」，並非獨立論題，而是作為文人相輕原因之一來談，是 文人相輕大論題中的一個論證環節。見徐公持〆《魏晉文學史》（北京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頁 62-63 及 66。 21 郭英德〆《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北京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 22 日‧瀧川龜太郎〆《史記會注考證》（臺北〆宏業書局，1972 年），第 74 卷，〈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頁 946。文化地位與加強國家的軟實力。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力的介入，即使文士得到了形式上 的尊寵，實質上卻漸漸成為王侯的智囊甚至是附庸，無法再肆意宣揚其學說。歷經秦始皇 的「焚書坑儒」後，文士與君主之間已是「政統統轄道統，讓道統唯政統是用」23 。至西 漢梁孝王劉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24 的梁園賓客，乃至漢武帝專權下的 文士角色，皆成了班固〈兩都賦序〉中所謂的「言語侍從之臣」25 ，帝王對文士看似尊重 實為輕蔑，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便言〆「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26 秦漢間在官方勢力下的文人集團地位如此，且尌君主著眼點來看，畜養文士仍以計畫策 謀為目的，文學藝術則更等而下之。 這種情況至漢靈帝起了一些變化。靈帝本身喜好文藝，便召集擅此道者於鴻都門下， 不問德行操孚，均給予優渥之待遇與地位〆 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 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 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 出為刺史、太孚，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27 撇去政事與用人的昏昧不言，靈帝對「鴻都門學」中文藝的注重，對君王所轄的文人 集團而言，不可能沒有影響，這影響當然也擴及曹氏父子與鄴下文人的關係。 除了君王之下的文人集團，東漢中葉後興起的士人結黨之風也影響了日後文人集團的 23 郭英德〆《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頁 26。 24 漢‧班固〆《漢書》（臺北〆明倫出版社，1972 年），第 47 卷，〈文三王傳第十七〉，頁 2208。 25 梁‧蕭統編〆《文選》，第 1 卷，頁 2。 26 漢‧班固〆《漢書》，第 62 卷，〈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 2732。 27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臺北〆樂天出版社，1974 年），第 60 卷下，〈蔡邕傳第五十下〉，頁 1991-1998。 另第 54 卷，〈楊震附楊賜傳第四十四〉亦載〆「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 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儉、梁鵠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 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頁 1780。劉勰於《文心雕龍‧時序》亦言〆「降及靈帝，時好辭 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 遺文，蓋蔑如也。」引自周振甫〆《文心雕龍注釋》（臺北〆里仁書局，1994 年），第 9 卷，頁 685。
內在性質。28 漢室無力，世風日下，「逮桓靈之閒，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 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 風，於斯行矣」29 ，本用於選拔人才的查舉方式，演變成名士對人物的品題，進而論議時 政，這種風氣的形成早已為人所知。然而重點在於，漢末以名士如陳蕃、郭泰、許劭、李 膺等人為核心的結黨情況如雨後春筍，各種如「三君」、「八俊」、「八顧」等稱號的出現， 30 代表著士人「群體自覺」的興盛。31 東漢中葉後士人結黨的風氣呈現了兩個事實〆一是 文士脫離執政君王的勢力，出現了私門式的文人集團。二是因為主荒政繆而來的處士橫議， 使得士人言論相對開放，批評的風氣更加旺盛。而批評的對象除了時政外，部分的批評也 藉由當時流行的人倫識鑒方式切入，轉化為更加激烈的人物批評。此外，私門之風興盛， 造成士人集團內相互標榜，而集團間卻彼此黨同伐異。32 標榜伐異之風雖在曹操主政時以 政治力壓制下來，但曹操死後又死灰復燃，王夫之便言〆「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為亂政， 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琰、毛玠、陳群、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 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琰、玠殺，孟德歿，持之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 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為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壅已決之水於頇臾， 28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認為〆「大抵東漢中葉以來士大夫之交遊結黨已頗風行，…… 俗士交遊結黨之風至少在桓帝以前即已甚為普遍。」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 北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年），頁 211。 29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7 卷，〈黨錮列傳第五十七〉，頁 2185。 30 《後漢書‧黨錮列傳》載〆「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 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 祐、魏朗、趙典、朱孙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 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 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 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劉宋‧范曄〆《後漢書》，頁 2187。 31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惟自覺云者，區別人己之謂也，人己之對立愈顯，則 自覺之意識亦愈強。東漢中葉以前，士大夫之成長過程較為和平，故與其他社會階層之殊異，至少 就其主觀自覺言，雖存在而尚不甚顯著。中葉以後，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勢力日處於激烈爭鬥 之中，士之群體自覺意識遂亦隨之而日趨明確。」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06。 32 關於此點，可參考湯用彤之語〆「溯自漢代取士大別為地方察舉，公府徵辟，人物品鑒遂極為重要。 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渠。朝庭以名為治（顧亭林語），士風亦竟以名行相高。聲名出於鄉里臧 否，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々講目成名（《人物志》語），具有 定格々乃成為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潔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風氣， 獎勵名節。一方清議勢盛，因特重交遊，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踧而協從（崔實語），黨人之禍由 是而貣。歷時既久，流弊遂生。展轉提攜，互相揄揚。厲行者不必知名，詐偽者得播令譽。」見湯 用彤〆《魏晉玄學論稿‧讀人物志》，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三種）》，頁 9。而余英時更從「私諡」一事，認為當時士大夫群體自覺已進而發展為士大夫集團自身之內在分化。 見余英時〆〈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19-220。
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33 可見文人之間的批評風氣，自始至終都沒有 斷過。 曹操主政時頒佈的三次「求才令」34 ，一向被視為是「唯才是舉」的重要標誌。事實 上，從士人開始出現「個體自覺」35 的風氣後，為了凸顯己身與他人之不同，「以才地自 矜」是常見的現象，這種風氣並非到了曹操才開始，曹操的「求才令」只是堂而皇之地脫 去道德的外衣，而以政府的身份為這種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6 鍾嶸《詵品》言〆「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37 其實 曹氏父子對待文士的態度及其動機很不一樣，曹操與文士的關係比較疏離，他們彼此間是 建立在一種功利型的利用上，曹操用人唯才，而文士恃操而顯，然而都有著傳統君臣間的 顧忌與猜疑，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尌是孔融。孔融於時名氣雖大，然未有實才，《後漢書》 謂其「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且與曹操施政理念每每不合，「既 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曹操非不明此，但「疑其所論建漸 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38 此外又如劉楨於 曹丕座席間平視甄氏，曹操聽聞此事本欲收楨賜死，後又因愛其才而赦其刑一事，39 都說 明了曹操與文士間其實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曹丕對待文人的態度則相對親善，學界常謂 建安文學的最大特點是「通侻」40 ，此語來自《三國志〄王粲傳》〆「乃之荊州依劉表。表 33 清‧王夫之〆《讀通鑑論》（新北〆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第 10 卷，第 16 條，頁 317-318。 34 曹操曾於建安 15 年、19 年、22 年頒佈三次「求才令」，此處不一一贅述，詳見西晉‧陳壽〆《三國 志》，第 1 卷，《魏書一‧武帝紀第一》。 35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 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見余英時〆《中國知 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31-232。 36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魏晉南北朝之士常以才地自矜，而一般社會風氣亦好 以此衡論人物。今考此種觀念亦早萌芽於東漢之世。」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頁 229。 37 呂申德〆《鍾嶸詩品校釋》（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詩品‧序〉，頁 37。 38 以上詳見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70 卷，〈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頁 2272。 39 《世說新語‧言語》第 10 則劉孝標注〆「《典略》曰〆『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 16 年，世子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 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〆『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 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〆『石何如〇』楨因得喻己自 理，跪而對曰〆『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 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見余嘉錫〆《世說 新語箋疏》（臺北〆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3 年），頁 70。 40 如劉師培言〆「建武以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侻，侻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見劉 師培〆《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
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裴注「通侻」為「簡易」，過於抽象。41 業師唐翼明 先生曾著〈「通侻」——建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文學革新〉一文專論此詞，認為漢末通侻 之士有不講究威重、不拘孚禮儀，以及「尚情」的特點。42 曹操行事於前兩點頗為顯明， 而曹丕於「尚情」則較之其父更過之。如《世說新語〄傷逝》第一則載〆「王仲宣好驢鳴，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〆『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43 以帝王之尊率眾臣俱作驢鳴，已符合「通侻」不講威重不拘禮儀的特點，因王粲好此道 而作驢鳴送之，更凸顯曹丕「尚情」的人格特質。此外，如兩封〈與吳質書〉，更表現了 曹丕與文士間不只是君臣關係，更有著深厚的情誼〆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弈，高 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 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貣，悲笳微吟， 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 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〇 建安 23 年，諸文士因疫疾而逝，曹丕更不掩其哀傷〆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 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頇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 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44 通侻中的「尚情」特點，在行為模式上，曹丕是顯於曹操的。曹丕以天子之姿，仍能 與鄴下諸人交誼至此，即便是因籠絡人心的表面功夫（筆者並不如此認為），也比曹植更 又如魯迅言〆「歸納貣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〆『清峻、通脫、華麗、壯大。』。」見魯迅〆〈魏 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三種）》，頁 5。 41 以上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及裴松之注，頁 598。 42 唐翼明〆《魏晉文學與玄學》（武漢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頁 6。 43 余嘉錫〆《世說新語箋疏》，頁 636。 44 以上兩則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松之注， 頁 608。
能拉近與文士的距離。曹植雖也有與其交密的文士，但比起曹丕，曹植所擺的姿態較高， 這或許是早先曹植較為得曹操寵愛，且因才氣甚高，以致個性較為驕縱所致。45 以上耙梳了鄴下文人集團的性質以及與曹丕的關係。文學才華在文人集團中開始彰顯， 且能因此得到重視。君王以此建立自己的文化名聲，士人也能藉此提高地位。而士人結黨 所造成以才地自矜的現象，必然存在於廣集鄴下的文士間。鄴下文人的聚集基本上是政治 性而非文學性的，曹操召集天下文人實有強烈的功利目的。46 因此而聚集的諸多建安文人 甚至是因〈論文〉而得享盛名的建安七子間並沒有共同的文學理念或一致的批評觀點也是 可以想見的。加上曹丕對待諸文士的姿態較為軟性，而旗下文士之間的相處顯然也走「通 侻」的路線。在不重禮儀逕自感性的氛圍下，「文人相輕」是完全料想得到的現象，甚至 可能十分嚴重，那麼曹丕以此為首要命題，也尌並不意外了。47
三、對「文人相輕」問題的解決之道
不論是文藝喜好或是政治目的，曹丕明顯都需要文士的協助。然而才華甚高的鄴下諸 子因自矜才地而往往難以駕馭，甚至可能因彼此輕視而離心離德，是曹丕要防患於未然的。 曹丕欲藉其地位及權力，詴圖導正旗下文人風氣歸於一致，以利諸人為其效力，這是《典 論》的最大目的。他在《典論〄自敘》便言〆「夫事不可自謂己長」48 ，在《太平御覽》 中於裴注所引文字後另有以下文字〆 45 如曹植〈與楊德祖書〉提到當時文士〆「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 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頗有自高之意。而與楊脩「後以驕縱見疏，而 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其後楊脩被殺，「脩臨死，謂故人曰〆『我固自以死之晚也。』 其意以為坐曹植也。」顯然對曹植語多埋怨。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 卷，《魏書十九‧任 城陳蕭王傳第十九》，頁 559-560。 46 如王欣言〆「曹操對「文士」的廣泛收羅，至少可以達到四種目的〆以文章說服力贏得社會廣泛支持々 以文章感染力鼓舞士氣，增強凝聚力々以詩文抒發感情，增進友誼，豐富業餘生活々以詩文寫作、 鑒賞教育子女，增強子女的文化資本。」見王欣〆《文學盛衰的權力因素——中國中古文學場域研究》 （蘇州〆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87。 47 其實曹植亦注意到類似的現象，在〈與楊德祖書〉提到〆「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 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 卷， 《魏書十九‧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頁 558-559。 4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 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注，頁 90。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 後之良史。49 所謂「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顯然尌是希望文士能改變自矜 的習性，以謙虛包容之心對待他人。此可謂曹丕著《典論》的重要目的之一，〈論文〉的 動機或許也與此大前提有關。只是，問題既已提出，曹丕又要如何解決這棘手的問題呢〇 曹丕選擇從當時鄴下著名的文人，即後因〈論文〉而並稱「建安七子」的七人入手加 以品評。50 王瑤在〈文論的發展〉中曾說〆「中國文論從開始起，即和人物識鑒保持著極 密切的關係々而文學原理等反是由論作者引導出來的。」51 人物識鑒源自於漢代的取士方 式，即徵辟和察舉，由於此種方式為士人儕身翰林的重要途徑，人物的批評便顯得極為重 要。而一些善於品評人物的「專家」，如郭泰、許劭、許靖等人，皆名重一時。如《後漢 書》載〆「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初，太（泰）始至南州，過 袁奉高，不宿而去々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〆『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 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 以是名聞天下。」52 「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53 以品評人物而為當世所重，這明白顯示了當時士人對人物識鑒的重 視程度。曹丕身處漢末魏初的交替時期，受到人物識鑒的風氣影響，也是理所當然的，他 自己尌有關於人物品評方面的專著，而在寫作〈論文〉時將這種影響導入其中，導致論人 多於論文的現象，也是不難理解的。54 49 北宋‧李昉〆《太平御覽》（臺北〆新興書局，1959 年），第 93 卷，〈皇王部十八‧文皇帝〉，頁 551 上。 50 關於孔融並非與其他六人同時，且融早先與曹操不合，甚至因而被殺，但曹丕仍將其列入〈論文〉 討論一事，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政治動機。如孫明君認為〆「曹丕在『今之文人』的名單中列出孔融， 顯然是曹氏政權的一種策略，以便替曹氏集團收買人心，減輕輿論的壓力。」見孫明君〆《三曹與中 國詩史》，頁 146。筆者認為曹丕或許有此動機，但主要仍是他十分欣賞孔融的文學成就，劉宋‧范 曄〆《後漢書》便載〆「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〆『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 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見劉宋‧范曄〆 《後漢書》，第 70 卷，〈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頁 2279。 51 王瑤〆〈文論的發展〉，《中古文學史論》（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64。 52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8 卷，〈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李注引《謝承書》語，頁 2227。 53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8 卷，〈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頁 2235。 54 王運熙等人便言〆「曹丕評論作家深受一般的人物品評風氣影響，是不奇怪的。他本人就寫過《士品》 一書。（《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類著錄，作『士操』」，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當作『士品』」） 其書已佚，但隋志既列於名家，且與劉劭《人物志》等有關品評人物的書並列，可知也是一部關於 人物品評的專書。由此更可表明，曹丕對於當時人物才性品藻的理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評論作 家時自然表現出此種理論的影響。」見王運熙等著〆《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〆上海古籍出
另一方面，曹丕在〈論文〉中批評的方式和用語也受到人物識鑒的影響。我們從前引 《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即可看到一些意義模糊的用語如「三君」、「八俊」、「八顧」、「八 及」、「八廚」等這些具特殊意涵的詞彙，55 若非范曄在撰寫時作了補充說明，只怕後人將 無從得知其意義。這種方式其實是郭泰、許劭等人帶動的，其後蔚為風氣。56 同樣的情形 移轉至〈論文〉，曹丕在評論各家行文風格時所用定義不清的詞彙，應該也有很大的程度 受到這種影響。如「徐幹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 過人者」，其中的「齊氣」、「和」、「壯」、「密」、「體氣高妙」等語，至今仍眾說紛紜，莫 衷一是。57 王金凌言〆「在人倫識鑒中，尌豐富的典籍和生活經驗醞釀出條理而言，運用 了歸納法，尌判斷人物而言，合用了類比和直覺法。」58 曹丕對各家的論斷，並未以縝密 的分析為依據，而是以類似王氏所言用了類比和直覺判斷，以簡單而抽象的短語定奪該人， 事實上是一種訴諸主觀的判斷。 人倫識鑒引伸出的才性討論，使人們開始重視「才」與個人特質的關係，余英時便言〆 「漢末鑒識家之祇論才性，不問命運，不僅在思想上為一大進步，同時在促進個人意識之 發展方面亦極具作用。」59 而曹操的求才三令，其中對「才」的重視，更被陳寅恪視為摧 破漢代士人傳統儒家思想的精神堡壘，而為政治社會道德思想的大變革。60 在這樣的思潮 下，曹丕於〈論文〉中便以「才」為核心，通過對七子的識鑒，藉由通才偏才的論點，提 出文體與文氣的說法，進而解決「文人相輕」之病。 曹丕的《士品》已佚，現存可呈現漢末魏初人物識鑒理論的文獻，當為劉劭《人物志》， 版社，1996 年），頁 37-38。而郭紹虞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〆「大抵漢季臧否人物的風氣很盛，所 以頗多清議式的諺語，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々而汝南月旦，尤為一時美談。 故劉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鍾會得本之以論才性同異，而在於丕植則不過應用此觀念以論文 學而已。」見郭紹虞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頁 79。 55 劉宋‧范曄〆《後漢書》，第 67 卷，〈黨錮列傳第五十七〉，頁 2187。 56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言〆「人物評論之成為專門之學，實由郭林宗奠其基，而抽 象原理之探求，就創始之意義言，抑或由郭林宗倡其風，至少郭林宗與許子將於其評論人物之時已 運用比較抽象之概念，非純粹作具體之褒貶，則可以斷言。」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 篇）》，頁 242。 57 如「齊氣」一詞，李善注便謂〆「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見清‧胡克家重刊本《文選》 李善注本第 52 卷，〈論二〉，頁 2270。而王夢鷗於〈試論曹丕怎樣發見文氣〉中謂〆「按於古者，「齊」 「齋」二字通用，其涵義只是『端莊嚴肅』。」見王夢鷗〆《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〆正中書局，1991 年），頁 75。 58 王金凌〆《中國文學理論史（六朝篇）》（臺北〆華正書局，1988 年），頁 36。 59 余英時〆〈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40。 60 陳寅恪〆〈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〆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9-51。
其書為「取漢代識鑒之事，論其理則也」。61 以劉劭與曹丕關係之密切和受其重用，劉又 為九品中正制建立時期朝中的重要人物，兩人的人物識鑒理論應是類近的。62 〈論文〉言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此即曹丕文首所 揭示的「文人相輕」之因。《人物志〄接識》亦云〆「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眾寡，皆自以 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〇是故能識同 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63 劉劭認為人有中庸偏材之分，〈九徵〉言〆 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 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々偏材，小雅之質也。64 劉劭此處所言之材雖著眼於德行，然已有引伸至人格特質之傾向。陳喬楚認為，劉劭 所謂的「德」，在以曹操為首的政治氛圍中，絕非儒家所謂的「道德」，而應是指「良好的 質性」65 。其後於〈八觀〉中更詳言偏材之短長〆 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〇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 和之失也愞，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訐 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 徵也。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愞也者，和之徵也。介者 不拘，無以孚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 能長也。有長者，必以短為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66 所謂偏材之人「有長者，必以短為徵」，便是認為人格特質有特出之處者，其短遜處 必伴隨呈現。故直者必失之訐，剛者必失之厲，和者必失之懦，介者必失之拘。偏材之人 61 湯用彤〆《魏晉玄學論稿‧讀人物志》，收錄於魯迅、容肇祖、湯用彤著〆《魏晉思想》乙編，頁 12。 62 《三國志》載〆「（劉劭）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列傳第二十一》，頁 618。又唐長孺考證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是在曹 丕未篡漢的咸康元年（西元 220 年），詳見其〈九品中正制度試釋〉一文，收錄於唐長孺〆《魏晉南 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石家庄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95。 63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成都〆巴蜀書社，2001 年），頁 134。 64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34。 65 詳見陳喬楚〆《人物志今註今譯》（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36-39。 66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190-191。
格，有得必有所失，此為一體兩面，難以避免。然而偏材之人容易因個人利害關係的考量 而流於黨同伐異，〈七繆〉言〆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々損害之源，在於非失。故人無 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過同體々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 親愛同體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序異雜而不尚也。推而論之，無他故焉々夫譽 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 序而不尚。67 此類黨同伐異與文人相輕顯然有內在的關聯，曹丕絕對要避免的，當是鄴下文士因利 害關係相輕以致結黨，這當然有礙於他的統御，所以必頇首要解決此問題。 劉劭所言畢竟針對人倫識鑒，曹丕則將「材」的探討運用至〈論文〉中，由重德行人 格的「材」轉向了重才華風格的「才」。而評論七子時，便緊扣「偏才」的論點，於是王 粲與徐幹有數篇辭賦傑作，「然於他文，未能稱是」。陳琳、阮瑀善於章表書記，言下之意 其他文體並非其長。「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雖「體氣高妙」、「及其所善， 揚、班儔也」，但「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這些評述均與劉劭的偏材之說 遙相呼應。事實上著名書法家於時任大鴻臚卿的韋誕亦有類似的說法〆 仲將云〆「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 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68 可見以人倫識鑒偏材之說論作者之才者，曹丕並非獨創，而是當時普遍的風氣。 由識鑒七子之文各有其所長所短，曹丕乃提出「文本同而末異」之說。由於曹丕並未 明言所謂的本、末究竟為何，後人多由本質與分用關係釋之。如余英時認為「本」乃指文 學的最高原理，「末」則是對個別文體的理論化。69而王金凌則由本末體用的玄學觀點視 之，認為「本」是超越之美，「末」即各種文體的範疇之美，二者是體用關係、無有關係。 67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頁 213-214。 68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松之注，頁 604。 69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謂〆「魏文既主本同之說，又謂『文以氣為主』，則顯是承 認文學具有最高之原理。至其四科分論，曰雅、曰理、曰實、曰麗，則又是對每一文體予以理論化， 而抉出其本質也。」見余英時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頁 291。
70 我們看曹丕行文的脈絡，他先提示了本同末異的說法，然後分列八種文體歸為四科論之， 並於四科各以一字論其關隘處，即「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詵賦欲麗」。四科 關隘各自不同，此即所謂「末異」。前論七子為文各有擅場亦各有偏廢，此處則言「此四 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故曹丕眼中之七子皆為「偏才」。最後則提「惟通才能備其體」， 此通才類近劉劭論人時兼德而至的「中庸」之目，曹丕用於創作則謂兼備其體為「通才」， 具通才之質所作之文才能融合各體之關隘，即達於「本同」。不過，他並未述及當時文士 何人為通才，也並未舉歷來文人何人為通才（包含他父親與他自己），似乎將「通才」視 為無人能及的理想境界，成為文人共同追求的「本」。 既然曹丕強調「偏才」說，「偏才」的內在因素便需說明，此即文中所言之「氣」。在 曹丕之前，「氣」的內涵歷經多次轉變。先秦各家中，對於「氣」的範疇並未有一明確的 定義。孔子雖在言談中有「氣」字的出現，然皆與其他詞彙連用，如「血氣」、「食氣」…… 等，沒有屬於自己獨立的地位。71 老子則將「氣」獨立了出來，給予一個較為明確的範疇。 《老子》言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四十二章）72 在這裡的「氣」，很大的成分具有物質性的說法，是一種孙宙渾沌未分的 物質。另一種看法則是〆「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〇專氣致柔，能嬰兒乎〇」（十章）73 這 裡老子將「氣」視為人身體中的物質，有血氣，力氣的意涵，然而依然是將「氣」視為物 質性的事物。荀子同樣將「氣」視為自然界的物質。他說〆「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74 可見得「氣」 在荀子眼中是俱生於萬物，不獨人類才有。而在修身方法上，荀子提出「治氣養心」之說〆 「治氣養心之術〆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75 將「氣」與「心」分開論述，便有著把 物質和精神兩者劃分開來的意味，而荀子所要治的「氣」，顯然屬於前者的範疇。 真正把「氣」導入內在精神範疇的，應該是早於荀子的孟子。《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記載了孟子對「氣」的說法，現節錄於下〆 70 王金凌謂〆「以今人的觀念說，各種文體的美是範疇之美，文體之本則是超越之美，超越之美是範疇 之美的形式依據，本是末的形式依據，二者有體用關係、無有關係。」見王金凌〆《中國文學理論史 （六朝篇）》，頁 111。 71 這些語彙散見《論語》各篇章中。 72 魏‧王弼〆《老子道德經注》，收錄於樓孙烈〆《王弼集校釋》（臺北〆華正書局，1998 年），頁 117。 73 魏‧王弼〆《老子道德經注》，頁 23。 74 清‧王先謙集解〆《荀子集解》（臺北〆世界書局，1971 年），第 5 卷，〈王制篇第九〉，頁 104。 75 清‧王先謙集解〆《荀子集解》，第 1 卷，〈修身篇第二〉，頁 15。
夫志，氣之帥也々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〆「持其志無暴其氣。」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76 孟子的說法顯然是從「性善說」出發而來。他雖然也將「氣」視為「體之充也」，是 構成身體的充要物質，而且也將之與「志」分而述之，但孟子將「氣」視為「志」的轄下， 也尌導入了內心的作用中，「志」與「氣」是互相影響的。而「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是「配義與道」的，這明顯把「氣」帶到了精神的範疇，而訴諸於道德層面的境地了。這 對日後與才性之說的結合，應有不小的影響。 莊子對「氣」的說法也值得注意。在〈人間世〉論及「心齋」時言道〆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77 從「氣」是「虛而待物者也」一語看來，莊子的「氣」在某些時候的意義是表述一種 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屬於精神修養方面的。徐復觀對於莊子在此處所言的「氣」便認為「實 際只是心的某種狀態的比擬之詞，與老子所說的純生理之氣不同」78 ，指的便是這種精神 狀態。這裡的「氣」雖和孟子的「氣」分屬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修養狀態，但與老子和荀 子比較起來，一為內心精神，一為外在物質，孟、莊的說法顯然更和日後曹丕「文氣說」 更有著同質性的聯繫。 漢代對於「氣」的看法，其實不脫先秦諸子的說法，只是因為醫學、黃老、讖緯之學 的興盛，更加深了「氣」和人的關係。如《黃帝內經》提到〆「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 地合氣，命之曰人。」79《淮南子〄精神訓》道〆「煩氣為蟲，精氣為人。」80以及自董仲 舒以降讖緯神學所倡言的「元氣一元」論，都有類似的看法，即「氣」為構成人的要件， 不管是物質或是精神上。而這種現象到了王充有了較大的進步，王充雖也言及「形頇氣而 76 南宋‧朱熹集註〆《四書集註》（臺北〆文化圖書公司，1988 年），《孟子》，第 2 卷，頁 225-227。 77 清‧郭慶藩〆《莊子集釋》（臺北〆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第 2 卷中，頁 147。 78 徐復觀〆《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382。 79 張志聰〆《黃帝內經集注》（杭州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素問‧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頁 194。 80 張雙棣〆《淮南子校釋》（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719。
成，氣頇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〇」，「陰陽之氣，凝而為人， 年終壽盡，死還為氣」81 ，但他更清楚地把「氣」歸入了人的知能範疇〆 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 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孚。骨肉精神，合 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82 曹丕在論「氣」時可能是受到了王充的影響，他所說的「文以氣為主」，這裡的「氣」 若先不探求其具體意涵，其所指為作家創作時的相關知能應殆無可疑。其後又謂「不可力 彊而致」，正是說明了每個人所具備的知能是不一致的。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氣」的 觀念上，曹丕和王充的相通處。 結合王充的「知能」意涵，加上前述劉劭《人物志》對「材」的說法，曹丕所謂的「文 以氣為主」，在某種程度應可視為創作與作者才能的結合。當然，才能是外顯的，在人物 品評時，才能常被視為表現人物的風格、氣質、個性的主要條件，所以曹丕將之運用於文 學批評上，「文氣」尌不僅是作者的創作才能，而往往是混雜了作者個人的氣質個性。83 如 此看來，曹丕為何會說出「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以及「雖在父兄，不能以移 子弟」這種類似否定後天修養的文學天才論調也尌可以理解了。劉劭在《人物志》亦有相 同的觀點，〈體別〉言「夫學，所以成材也々恕，所以推情也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 81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石家庄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0 卷，〈論死篇〉，頁 667-668。 82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2 卷，〈訂鬼篇〉，頁 718。 83 關於此點已有公論，以下略舉數端。如李澤厚等人說〆「曹丕所說的『氣』，仔細分析貣來，具有多 層次、多側面的涵義。總貣來說，它是文學家天賦的氣質、個性、才能和文學家所要表現的情感的 統一，這四者在文學家的創作過程中是合為一體的。」見李澤厚等著〆《中國美學史（第二卷——魏 晉南北朝美學思想）》（新北〆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52-53。王夢鷗〈試論曹丕怎樣發見文氣〉 說〆「文章的氣，依他看來就是呈現於文辭間的作家個性。……個性中包括有才質與性向以及受教育 的程度與生活習慣的影響。」見王夢鷗〆《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78。羅宗強說〆「作家的氣，主要 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後，處於變動不居中之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之傾向。」 見羅宗強〆《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頁 31。袁濟喜說〆「曹丕『文氣說』的『氣』的確切含義是 指作家獨特的氣質個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內，它體現在作品中，就是指作品的風格特點。」見袁 濟喜〆《六朝美學》（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5。李建中說〆「曹丕所言之氣，實際上 就是心理學上具有先天性與穩定性的氣質、個性，它們是構成個體人格的心理要素，而非漢代儒家 念茲在茲的道德倫理要素。」見李建中〆《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漢口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頁 42。廖蔚卿則說〆「曹丕所謂氣，實指兩方面，『清濁有體』的氣，是作品的外現々『引氣不齊』 的氣，是作者的天賦情性資質。……可知氣的涵義，就作者而言，即是個人的情性才質的活動現象々 就作品而言，即是情意文辭的活動現象。」見廖蔚卿〆《六朝文論〄六朝文論研究》（臺北〆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1 年），頁 52。
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々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々故學不 道，恕不周物々此偏材之益失也」84 ，曹丕的說法與之是不謀而合的。 於是我們看到了曹丕在〈論文〉中對「文人相輕」問題的解決策略，很明顯地運用了 當時人物識鑒的理論。他雖言「通才能備其體」，但實際上是無人能達到的境界，於是重 點又轉回以「偏材」之論言「能之者偏也」。又以偏材之人常因現實利害黨同伐異，而造 成文人相輕的普遍情況，為文人相輕這自古以降的文壇現象尋找心理根源。其文氣說以及 類近天賦說的否定後天修養論，似乎是要文人認為創作本尌無法兼備各體，各人均有所長 短，誰也無法被傳授，也尌無法被取代，在這樣的前提下，「文人相輕」便顯得無意義而 沒有必要。本來，這種純理論的推演對於解決「文人相輕」的風氣有實踐上的困難，但曹 丕以太子之姿倡議，已有政治力量的強勢，而理論的演繹又不致使文士產生被威迫感而讓 改善風氣流於表面形式。故曹丕意圖以此消解可能存在於鄴下文人間的齟齬，藉此建立穩 固的共主（不只是政治，也是文壇）地位的目的，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在此前提之下，曹丕夾於後天修養論與文氣說之間論及各文體的特色，似乎便顯得有 其目的性，而非以此單純地視為「文學自覺」的表現。85 徐公持言曹丕論文體差異，「並 非獨立論題，而是作為文人相輕原因之一來談，是文人相輕大論題中的一個論證環節」86 ， 其說法確有合理之處。但曹丕歸納八類文體為四科，並以「雅」、「理」、「實」、「麗」四字 標舉四科的創作要求，即使不能武斷地說即是「文學自覺」，但有意識的建立各文體的創 作標準是不可否認的。87 可以說，曹丕在解決「文人相輕」現實問題的同時，在論述中有 意或無意表現了對文學創作的藝術追求，而這種追求許非首創，卻也應視為對文學創作要 求的提升，對於文學藝術層面的重視。
四、「文章」的經國與不朽
〈論文〉的另一課題，便是曹丕是否大幅提升了文學的地位〇其中自然是「蓋文章經 84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卷上，頁 61。 85 蔡英俊對於曹丕論文體，有相當高的評價，曾謂〆「『詩賦欲麗』這項觀念的提出，象徵著文學創作 的自覺。」見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32。 86 徐公持〆《魏晉文學史》，頁 65。 87 故筆者並不同意孫明君的說法。孫氏言〆「奏議之『雅』，書論之『理』，銘誄之『實』，詩賦之『麗』 僅是曹丕對文壇盛行文體之特徵的概括，而不是對文體特徵的規範和要求。」見孫明君〆〈「典論‧ 論文」甄微〉，《三曹與中國詩史》，頁 153。事實上從〈論文〉文句的推敲，曹丕在四字之前分別用 「宜」、「尚」、「欲」等字眼，其實已經帶有評價與標準意味，而不應僅僅是概括特徵而已。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兩句。然而，正因為曹丕在兩句後的闡述是著眼於「不朽」上， 對為何是「經國之大業」並未明說。且其「不朽」似乎在於傳世聲名，即所謂的千載之「功」。 如此的說法是否便可簡單地認定為提升了文學地位〇 對於這樣的疑惑，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入手〆一、曹丕所謂的「文章」，意指為何〇 二、曹丕是否有意識地將「文章」視為不朽之務，此不朽是否脫離了儒家的道德觀而走向 藝術的境地〇 首先，值得玩味的，曹丕於〈論文〉前大半皆以「文」稱之，直至論及經國大業不朽 盛事時，忽以「文章」一詞論之。「文章」一詞是否另有他意而非指今日文學之意，是應 釐清的問題。根據《說文解字》，文〆「錯畫也，象交文。」88 原為象交錯之青赤花紋，引 伸有紋彩、符號意，前者有美化義，後者更成為日後文字義之源由。而「章」字，《說文》 云〆「樂竟爲一章，從音從十。十，數之終也。」89 可見「章」字有一完整結構之意。劉 師培言〆「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為文，以華靡為文，而禮樂法制，威儀文辭，亦莫不稱 為文章，推之以典籍為文，以文字為文，以言辭為文。其以文為文章之文者，（即後世文 苑、文人之文也。）則始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為『飾』，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 之謂也。故道之發現於外者為文，事之條理秩然者為文，而言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 為文。」90 可見「文」或「文章」，在三代時的意義是寬泛的，其中包含有後世「文學」 之意，但屬後起，且比例並不算高。茲略舉數端如下〆 子貢曰〆「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 語〄公冶長》）91 子曰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92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禮記〄大傳》）93 88 清‧段玉裁〆《說文解字注》（新北〆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年），第 9 篇上，〈文部〉，頁 425 上。 89 清‧段玉裁〆《說文解字注》，第 3 篇上，〈音部〉，頁 102 下。 90 劉師培〆《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論文雜記》，頁 235。 9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〆《論語正義》，收錄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〆大化書局，1977 年），第 5 卷，頁 5371 下。 9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〆《論語正義》，第 8 卷，頁 5400 下。 93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〆《禮記正義》，收錄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〆大化書局， 1977 年），第 43 卷，頁 3263 下。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々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々簠簋俎豆、 制度文章，禮之器也々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禮記〄樂記》） 94 從上述文獻中，可以看見先秦所言「文章」，主要乃指典章論述方面，〈樂記〉更可看 出「文」與「文章」在先秦時意涵的差異，證實了劉師培的說法。這樣的看法自然影響後 來的觀念，漢代對「文章」一詞似乎更加重了「著述」的成分，漢武帝時公孫弘上書內容 便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95 的說法。其間雖也 有將文學作品以文章稱之的，如班固在〈兩都賦序〉便稱賦為文章。96 但亦有將「文學」 視為著述的，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記載漢荊州牧劉君曾謂〆「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 大教之本也。」97 可見兩漢時「文章」一詞的定義仍是寬泛的，但偏重成系統的論著，即 使偶用「文學」一詞，也不盡然便是今日文學之意涵。惟當時對文人作文章的期許仍看重 著書論述，如王充〆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 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〇發胸中之思，論 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98 王充雖已跳脫尊儒的窠臼，將五經六藝與諸子傳書之文置於造論著說之下，但他的造 論著說，顯然並非今日文學的概念，而是更偏向哲理思想的成分。劉劭在《人物志〄流業》 中更明言「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99 ，曹丕與之同時，又深受其影 響，對於「文章」的理解應並無二致。史載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100，便可看出曹丕的「文章」， 94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〆《禮記正義》，第 37 卷，頁 3315 上。 95 日‧瀧川龜太郎〆《史記會注考證》，第 121 卷，〈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序〉，頁 1287。 96 〈兩都賦序〉言〆「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見梁‧蕭統〆《文選》， 第 1 卷，〈京都上〉，頁 3。 97 唐‧歐陽詢編著〆《藝文類聚》，第 38 卷，〈禮部上‧學校〉，頁 693。 98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0 卷，〈佚文篇〉，頁 658。 99 李崇智〆《人物志校箋》，卷上，頁 65。 100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 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頁 88。
其實尌是著述。其實非僅曹丕如此，作為建安文學之首的曹植，即使其文學成尌冠於當世， 竟說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以及「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 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101 ，衡 之以當時觀點，也尌不讓人意外了。故曹丕於〈論文〉中話鋒一轉，以「文章」論經國與 不朽，其實是有特別意指的。 在大致知道曹丕對「文章」的理解後，便可進一步探討他認為「文章」之所以能不朽 的緣由。早在王充的另一段文字，即可嗅到曹丕〈論文〉中「不朽」的意味〆 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 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〇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 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 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102 〈論文〉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 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之言，似脫胎自此。可見以著書論述為不朽的觀念，非自曹丕始， 王充時已有類似的說法。 曹丕認為文章使作者不朽，「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而在他與王朗的信中，亦提及「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 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103 似乎與儒家傳統三不朽之「立言」相符。而曹丕在 〈論文〉末言〆「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除表現出曹丕對著述的重視外，在 〈論文〉最後感嘆文人忽與萬物遷化而遺千載之功時，曹丕認為在七子中惟徐幹著《中論》， 能成一家之言流傳後世，近於其所謂「不朽」。這並非一時興起的讚譽，在建安 23 年〈又 與吳質書〉中，曹丕更讚許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 後。」104。《中論》是部不折不扣將文學作品摒除的思想論著，連徐幹自己都在〈序〉中 言明此著乃「廢詵、賦、頌、銘、選之文」105而作，其內容大致講述儒家治國之道，這也 101 以上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19 卷，《魏書十九‧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裴松之注，頁 559。 102 楊寶忠〆《論衡校箋》，第 28 卷，〈書解篇〉，頁 891。 103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 卷，《魏書二‧文帝紀第二》，裴松之注，頁 88。 104 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頁 602。 105 徐幹言〆「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 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選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二
的確符合曹丕所言「經國之大業」。本文緒言中提及孫明君認為〈論文〉其實是讓文學重 回政治附庸與經學束縛的老路，從上述文獻看來似乎有合理之處。但細究全文，曹丕僅以 七子為例，七子中又僅有徐幹完成論著，而其《中論》乃講述儒家治國之道，我們是否即 可據此認定曹丕未打破儒家傳統，而只是加深了文學為政治附庸的關係〇實有不無可議之 處。 筆者認為這樣的判定過於武斷。誠然，曹丕所言經國不朽之事，乃針對「文章」而言， 而其不朽的確也與儒家立言之說契合。但曹丕在〈論文〉中未見有任何說法詴圖將「文章」 內容定於儒家一尊，所謂的「經國大業」，指的也是文章而非文學，並不能以此認為曹丕 有亦將文學視為政治附庸。且在提及經國不朽前，大篇幅述及七子創作之短長，其中更對 於王粲與徐幹的著名辭賦大加讚賞，可見曹丕雖重著述，對後世所言「文學」創作成尌並 不因此蔑視。而將文分為四科八類，雖有人認為其排列順序「代表一種功利的文學觀」106 ， 但能夠分門別類將該文類的特色概括性標舉出來，正如蔡英俊所言〆「能夠省察到語言藝 術所具的雙層結構，而賦予它們各有理想的風格。」107 尌這點來看，曹丕對文學創作的重 視即便不如著述的文章，做為著述基礎的「文」（廣義的文學作品，包含藝術性的詵賦與 實用性的奏議書論銘誄），對其藝術標準仍有所要求，這尌不能單純地視為政治附庸了， 反而可看出曹丕對「文」的創作自覺。 而曹丕所強調的「不朽」，其實是有感而發。蔡英俊一語道破〆「他之所以反省到這項 既有的觀念，是有他的現實背景〆那尌是他個人感悟到生死問題的悲劇性。」108 東漢末年 戰亂頻仍，疫癘不斷，曹丕本人尌有許多反應現實感悟無常的作品，而〈論文〉所提七子， 除孔融早死於曹操之手，阮瑀卒於建安 17 年外，餘者除徐幹皆死於建安 22 年的大疫中， 徐幹亦卒於次年。曹丕顯然在 22 至 23 年之際面對五子的驟逝內心受到相當的衝擊，所以 才會在 23 年〈又與吳質書〉中有十分傷感的說詞，並將眾人遺文結為一集。109 在這種面 篇，其所甄紀，邁君昔誌，蓋千百之一也。」見東漢‧徐幹〆《中論‧序》（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頁 3。 106 日人興膳宏認為〆「由於在並列事物時，經常是以某價值標準，作為判斷排比先後的依據，所以，把 最具公共性質的奏、議等文體放在前面，把詩、賦等感性的文體放在最後，也反映了曹丕對『文章』 的價值判斷。誠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言，這代表著一種功利的文學觀。」見日‧ 興膳宏著，蕭燕婉譯注〆《中國文學理論》（臺北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60。 107 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30。 108 蔡英俊〆〈曹丕「典論論文」析論〉，頁 142。 109 〈又與吳質書〉言〆「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 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頇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 文，都為一集。」見西晉‧陳壽〆《三國志》，第 21 卷，《魏書二十一‧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裴 松之注，頁 608。
對生命倏忽即逝的心理狀態下，曹丕的「不朽」，其實是帶有一種自我價值的存續的，所 以他才會發出「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的悲鳴。劉若愚對此論道〆 實用概念並未與曹丕的其他文學理論，亦即表現理論，合而為一々這可從他認為透 過文學一個人能夠獲得不朽之名，這種觀念進一步得到證明。這種觀念，承自《左 傳》，可以說是文學的表現概念的擴展，因為它表示，文學不但是自我表現（ self-experession），而且是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on）。110 劉氏認為實用概念未與表現理論合一，也尌是認為曹丕將「經國」與「不朽」分而視 之。文章容有「經國」之實用價值，「不朽」也的確承《左傳》的儒家觀點而來，但曹丕 將著述（創作）視為作者自我生命價值的延續，當然可視為對創作個體獨立的自覺以及價 值的重視，即使如業師唐翼明先生所言〈論文〉所表現的是「文學已脫離經學而獨立，但 還沒有脫離作者（作者的價值，作者的不朽）而獨立」，111 至少以可謂有意識地提升了作 者的地位，並標舉作品（即使著重的是著述）的永恆價值。如此的「不朽」，自然不僅僅 是儒家教條的重複，反而是強調了創作者對無限追求的心態。以此結合〈論文〉前述的「偏 才」與「文氣」說，曹丕的〈論文〉可說有後世「作者論」的傾向，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 地位，自不應被政治或教條等意識型態所湮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