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甲申革命要將中國帶向哪裡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所面臨的三叉路(朱奕嵐)Update:2018/02/06

新甲申革命要將中國帶向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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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所面臨的三叉路

朱奕嵐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摘

要

中共中央在 2004（農曆甲申）年 4 月 26 日開始推動「馬克思主義 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針對目前以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為主流價值 的中國社會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逐漸被淡化的趨向，試圖大規模 且有系統地推行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與重建。此顯示採取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已逾一個世代的中國，正面臨一個三叉路：回到原本計畫經濟的 老路？持續走經濟自由而政治專政的混合體制道路？隨市場化而民主 化，走西方選舉式政黨政治的道路？以目前的發展來看，中共中央仍 在抗拒隨市場化而來的民主化，堅持經濟自由而政治專政的混合體 制。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看來將只是中國試圖在重 新詮釋馬克思思想的過程中，為共黨專政找到理論依託而已。此一經 濟上自由而政治專政的混合體制，如何實現馬克思思想理論中去除社 會不公平與不正義的核心人道關懷，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社會發展而 言，是至關緊要的。而市場化所帶來的民主化壓力，將對中國不廣泛 採取西方政黨政治的選舉民主，卻又希望走經濟自由開放的政治規 畫，造成嚴厲考驗。 關鍵詞：中國民主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壹、前言

1644年 3 月，時值甲申年，闖王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 明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明朝中央政權覆亡。1_{五個甲子之後的甲申} (1944)年 3 月 19 日，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與日本均已臨強 弩之末之際，歷史學者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甲申三百 年祭〉一文，針對明末甲申年農民起義之原因提出分析。郭認為明末 農民之所以奮起，除了連年大旱蝗災外，主要還是帝國中央與地方政 治腐敗，且富者自私不仁所致。此文一出，國民黨所控制的《中央日 報》，立刻在 3 月 24 日以社論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進行批 判，認為郭是假托明朝政治腐敗來暗批國民黨政權。2 既然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勢力對號入座，與國民黨政權敵對的 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地也就把郭沫若這篇文章解讀為是與中國共產 黨的目標一致，是在批蔣、批國民黨。毛澤東不但指示《解放日報》 進行全文轉載，並將之訂為重要學習文件，更於同年 11 月致函郭沫 若，表明從該文中再度體認到驕兵必敗的歷史教訓。3_{可能是巧合，中} 計六奇，《明季北略－－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311-516。 綜觀全文，筆者實在看不出郭沫若曾提到任何跟當時政治人物有關之對比， 也沒有提到當時戰亂中的中國大陸與明朝末年民不聊生而盜賊蜂起的狀況是 否可以類比。筆者認為該文重點是借協助李自成擊敗明朝中央政權，但後遭 讒受戮的河南杞縣舉人李信（後改名為李岩）的遭遇，對李岩所代表的知識 分子，面對君主得勢後腐敗，而自己卻遭狗烹弓藏的悲哀命運，抒發同情之 見。請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頁 1-33。 中國共產黨中央 1949 年從西柏坡遷往北京時，毛澤東還表示：「我們絕不 當李自成」，顯然又引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為誡。請見付百臣，〈又 到甲申年〉，《多維新聞網》，2004 年 3 月 16 日，<www1.chinesenewsnet. 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4_03_15_22_26_57_ 783.html>。

國共產黨更在同年召開的第三屆第三次國民參政會議上，提出廢除國 民黨一黨專政，並成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似乎代表中國共產黨確 實意識到對日戰爭結束後，必須與國民黨政權在政治與軍事上進行最 後的對決。 中國古來的干支紀年中，以 60 年為一個周期的算法，除了未能獲 得科學實證支持的命理卦象等外，並無任何意義，目前一般社會大眾 也已不再使用。1644 年明末流寇之亂與李自成戲劇性的興衰、郭沫若 的神來一筆、國民黨文工的政治過敏症、毛澤東適時的政治操作，使 得甲申年在中國共產黨史上，有了其定位。 2004年適逢甲申年，而且是距 1644 年的 360 年後，中國論界又 把〈甲申三百年祭〉拿出來重讀與流通。4_{足見不論是 1644 年的農民} 起義，或是 1944 年經過國民黨文工弄巧成拙的協助，而成為毛澤東欽 點重要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於時刻把自己視為是唯一正義與 正統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基 於此一象徵性的歷史意義與認識，中國論界似乎對這次的甲申年，存 有特殊的期待；不認同當代共黨政權的，似乎認為 360 年前只會下「罪 己詔」但不願真正改革，也不願放棄奢華財富的明崇禎帝所代表之政 治社會腐敗，已然重現。5_{相對的，認同中國共產黨者，卻期待目前第} 四代領導人所延續並創新的政治社會改革，將如同 60 年前的〈甲申三 百年祭〉一般，再度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注入嶄新的動力。6 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 2004 年 4 月 26日集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中國社科院馬列主 2004年 6 月 20 日於網路搜尋網站 Google 上鍵入「郭沫若甲申年」作為關 鍵字，可查詢到二千七百個以上的網頁連結。 傅國湧，〈甲申年的期待是否成空？〉，《大紀元報》，2004 年 3 月 3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4/3/3/n477915.htm>。 同註 3。

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等人，舉行一工作會議，會中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長春發表報告，提出啟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 的工作指示。李長春更表示此一工程是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上具有 戰略意義的「生命工程」，藉以凸顯此一工程的重要性。依照李長春 的詮釋，此一工程有三個「第一次」與四個「認清」：有鑑於目前以 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為主流價值的中國社會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逐漸被淡化，7_{中共中央從建國以來第一次以中央文件}8_{做出繁榮發展} 馬克思哲學社會科學的決定；第一次以黨中央名義召開實施馬克思主 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會議；第一次由黨中央直接領導實施馬克思 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而所謂的四個「認清」，是指就馬克思理 論基本原理而言，要認清哪些是必須堅持的、要認清哪些是要隨著實 踐發展而深化的、要認清哪些是教條式的理解而應導正的、要認清哪 些是附加於其上的錯誤觀點。9 由胡錦濤指示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預計以十 年時間來推行。首先是重新編寫高等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材，再來 是設立七個研究中心負責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中重大的現 實問題，另外則是在 2005 年重新編譯馬恩文集。10 雖然李長春似乎沒有清楚說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被淡化的原因，不過摩根 (Jamie Morgan)指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不受重視的原因，是由於改革開放 所構成的新研究環境，以及當代中國經濟學者多受西方經濟教育所致，並非 馬克思主義本身解釋力的問題。Jamie Morgan, “Contemporary China,

Anach-ronistic Marxism,”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6, Iss. 1, 2004, pp. 65-90。 分別於 2004 年 1 月發布《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 見》及《具體落實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工程》等二項文件。

吳珊，〈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馬列教科書即將大篇幅修 改〉，《中國青年參考》，2004 年 6 月 23 日，<http://www.civilwind.com/

discus/messages/37/2363.html? Wednesday June2320040811pm>。 同註 9。

如果此一重新整理與詮釋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以重振共產主義政 治意識形態的工作，並不僅僅是第四代領導人為了鞏固政治權力正當 性基礎所採取之政治手段，就表示作為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專政政治 正當性基礎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在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之 間，產生了中共中央認為必須加以正視並修補的斷裂。到底作為社會 主義專政基礎的馬列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間的斷裂點在哪裡？又 為何必須透過重振馬克思思想理論，特別是重新編列高校教課書的全 面紮根之方式，來加以連結？此一思想重建的「生命工程」，為了達 到何目的？有沒有可能做到？更重要的，對於中國政治社會未來的發 展，又有哪些可能的影響？ 追根究底，在現代社會脈絡中，馬克思思想裡的社會主義之本質 是什麼？如何能夠解放而發展生產力？如何消除階級兩極化與階級剝 削？又如何能夠達到共富？是不是真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市場經濟可 以實現或協助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因此可以放棄以計畫經濟為主的 經濟途徑，改走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走下去，是否不會影響到社會 主義本質的成就？而這個共產主義者心中的烏托邦，在現代社會脈絡 下，又究竟是什麼？ 以鄧小平的說法，中國現在是「採取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而 西方國家則是「採取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因此差別並不在於市場 經濟或是計畫經濟，而是別的東西。那這個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有 的，但是在中國追求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應該沒有的「惡」，到底是什 麼？中共中央顯然試圖透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來 確認這個中國發展道路上必須避免的惡。 本文的核心關注，是試圖推測「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 程」如何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來定位？是走回計畫經濟老 路？還是走向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都不是，目前 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能使中國避免遭遇馬克思認為長久以 來採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產生出的這個「惡」？這個思想

上的生命工程，是否只是在為堅持非民主選舉式的共黨專政，在馬克 思思想中找到理論上的依託？這也是本文以「新甲申思想革命」來表 現此一思想上的生命工程除舊布新、去蕪存菁的企圖，卻對其可能做 出的思想導引與在此一思想導引之下的政治行動方向，感到懷疑的緣 起。

貳、共產社會主義專政與全球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對立

一、政治與經濟的對抗

共產主義正式在國際政治舞臺站穩腳步，最初是透過與專制主義 的鬥爭而達成。對於 19 世紀與 20 世紀普遍存在的經濟不公平分配， 以及政治與社會不正義之厭惡，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張，在充 斥貧困工農的帝俄及中國，找到前所未有的機會。共產主義在俄國所 獲得的支持，一開始並非是俄國民眾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徹底的了 解與認同，而是因為共黨人士與社會改革分子對帝俄政治社會制度所 造成的剝削、窮困、不公的社會腐敗之反抗與改革訴求，使俄國人民 與之產生行動上與情感上的共鳴。因此，俄國的工農革命，可以說是 透過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階級鬥爭，破壞原本不公 平不正義的社會政治運作狀態後，再重新建設理想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的社會革命。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共產革命的初期。嚴格說 來，俄國工農革命及中國農民革命，民族主義對立或者是國家意識對 立，並不是主要的成分，對於社會不公平與不正義的反抗，才是主要 的成分。只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以接近信仰的世界 觀來詮釋現世的不公平並建構共產天堂的公義理想，其信徒自然會強 調意識形態在除舊布新過程中的重要性。這也是列寧認為意識形態不 僅並非如馬克思所指責般完全沒有價值，反而是推動革命的重要精神 動力之原因。11

簡言之，20 世紀初期到中期的共產革命，特別是以俄國工農革命 與中國農民革命為代表，是從內部進行的除舊布新改造之社會與政治 革命。而所呈現出來的，則是社會主義專政取代原本專制主義的政治 社會改革過程。

二、社會主義專政計畫經濟對抗資本主義全球貿易經濟：美

蘇兩大陣營在冷戰與後冷戰的競爭與對峙

不過俄國共產革命之後，共產主義開始跨越國家邊界而向四方擴 散。最重要的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美英兩國為了對 抗納粹德國而與蘇聯進行策略聯盟，致使蘇聯在戰後成為最大的獲利 者。由蘇聯所輸出的共產勢力，沒有德國與日本的堵塞，便如潮水般 從歐亞向外湧出。12_{也正是因為美國一改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漠孤立態} 度，而且蘇聯在軍事政治上已具備超越國界的力道，因此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共產主義的鬥爭對象，就不是侷限在同一國家社會中的政治經 濟統治階級，而呈現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陣營對抗以美國為首的 反共產陣營的國際同盟集團對峙之態勢。 申言之，與原本俄國與中國從內部除舊布新的革命不同，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是以國家對抗國家、同盟集團對抗同盟集團的方式，所進 行的社會主義專政制度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全球貿易經濟制度的對 立，是前蘇聯共產集團與美國反共產集團所展開的競爭。競爭的目的 並不在對特定國家進行除舊布新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而是在確保並擴 郭仁孚，〈從馬克斯到列寧的意識型態概念〉，《東吳政治學報》，第 12 期，2001 年，頁 141-167。

John Frederick Charles (J.F.C.) Fuller,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 From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Orion Publishing Co,

展己方陣營的勢力範圍。對抗的方式則主要是軍事與政治的相互圍 堵，彼此陣營雖然在接觸前緣上偶有小衝突，但由於核子恐怖對峙的 獨特因素，使得美蘇彼此都極力約束附庸或盟國不可擅開戰端。 在核子恐怖對峙的相互圍堵僵局下，美蘇兩國開始展開另一軌的 競賽。即除了傳統與非傳統軍備競賽之外，在經濟上也對應著集團對 峙而產生區塊對峙的現象，簡言之，就是共產陣營的跨國計畫經濟對 抗反共陣營的國際自由貿易，是經濟力的對抗。此外，由於美蘇間對 峙是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價值與社會主義專政間意識形態的對立，不但 不僅僅是單純的發展競爭，更是構成對錯標準的兩種對立世界觀之間 的對決。一方面否定對方的政經社會制度，一方面堅持自我的政經社 會制度，特別是對共產國家而言，成為維持政治統治正當性的重要途 徑，而社會經濟發展便成為最後決勝關鍵。 對於計畫經濟的失敗，論者間或有不同意見。一般通說認為計畫 經濟初期確實使得原本因為戰亂而凋敝的民生，透過原料與產品之配 置與供應的集中調控，迅速獲得基本的改善與發展。13_{但是隨著以分配} 取代交易的計畫經濟之施行，對經濟造成負面效果的因素逐漸浮現。 對資源進行計畫配置，代表著對於生產、原料、產品分配、價格之人 為調控，而非任之隨市場供需而自由流動。隨之而來的是價值剩餘普 遍稀薄，使得勞動意願逐漸喪失。再加上剩餘盡歸政府所有，政府除 了必須負擔勞動者最低生活水準之外，尚必須挹注資金進入特定產業 －－通常是重工業，因而又使資金在重工業獲利不再時，沒有及時朝最 有生產效率之方向流動，更因為沒有自由市場進行刺激與淘汰，必須 透過政府對生產過程與產出進行監督，來維持預定產能，相對要付出 更多的監管成本。資源無法有效分配，利潤稀薄而使勞動意願喪失， 進而造成生產效益低落，當經濟危機－－可能是因為天災或能源短缺等

Robert Strayer, 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Understanding

內在或外部原因發生時，如果決策者無法有效動員調度資源來填補， 則將會發生政治信心危機。不過由於計畫經濟並沒有辦法由市場自行 調節回復，必須全部依靠政府付出資金與資源來支應，已經面臨經濟 危機的政府，即便擠出資源來應急，也只是使得原本已經被扭曲的財 政承受更大的壓力，加速另一次的經濟危機發生，更削弱其抵擋經濟 危機的能力。簡言之，計畫經濟中過多的干預與控制，使得經濟活動 的獲利降低，整體的經濟活力也因而喪失；獲利衰退到一定程度之 後，社會便容易發生動盪，對於獨裁者的服從意願也因而喪失。14_信心 危機即便不是造成共產政權瓦解的直接原因，也代表著共產政權在面 臨經濟或社會危機時，無法獲得人民支持。

三、中國社會主義專政與全球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中國的改

革開放

1949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象徵著共產 主義在俄國工農社會革命後的另一次革命成功。雖然東歐與第三世界 也有共產革命發生而且成功之經驗，但是蘇聯與中國卻是最大而且影 響力最強的兩個社會主義專政的共產國家。雖然美國在聯中制俄的戰 略邏輯下，於 1970 年代與中國開始進行關係正常化，但是對於美國的 區域戰略而言，中國在政治與軍事上的競爭性，仍然是美國無法忽視 的顧慮。15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相對於冷戰時期美蘇關係，可以說是中國社

Ibid., p. 7; Mark Harrison, “Coercion, Complianc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Command Economy,” The Economic Review, Vol. 55, No. 3, 2002, pp. 397-433.

Bates Gill & Sue Anne Tay, Partners or Competitor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ew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會主義專政與全球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拔河。有鑑於蘇聯在社會主義 專政計畫經濟與資本主義全球自由貿易的鬥爭下失敗，而且中國在大 躍進時代也深受計畫經濟之害，中國必須避免重蹈前蘇聯失敗的老 路。申言之，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並不同於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關 係，雖然中國在軍事上與美國及其盟邦，處於對峙競爭之態勢，但政 治上卻是逐漸和緩，經濟上更是與各國展開合作。中國與美國、歐洲 與日本等資本主義主要國家間合作，果使中國獲得經濟上與技術上的 利益，化競爭為助力。因此，中國在 1970 年代末期，採取了比「蘇 修」更「蘇修」的路線：改革開放。 本文認為，中國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採取的改革開放，是在社會 主義專制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之間，設立一道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緩衝。而此一緩衝的設置，確實使得中國在二十多年以來，不 但仍然保有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專政政治體制，在經濟上 也蓬勃發展，成為當今各國企業爭相投資的對象。

參、改革開放作為經濟、社會與政治的緩衝

緩衝機制基本上具有下列幾個效用(utilities)：增加間隔距離來稀 釋衝突密度、減少接觸機會來避免衝突發生、增加間隔距離來加長反 應與防禦時間、透過緩衝的設立來向對方表達避免衝突的意願。16_中國 透過彈性的社會主義專政統治，以及特區式有限度經濟自由主義的改 革開放政策，在中國社會主義專制社會與全球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經 濟環境之間，設立一道經濟與社會緩衝。透過此一緩衝，中國成功做 到：以區域差別發展及有限度市場開放，以減少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的對峙熱度；減少共產主義反資本主義之核心價值與西方 資本主義之核心價值間，直接發生意識形態上之衝突與對抗；透過經

Sydney D. Bailey, “Nonmilitary Areas in UN Practice,” American

濟交往來削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動武的動機，也藉以獲得增加自我實 力的經濟利益；透過關係正常化、經濟合作與國際對話，來向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表現中國共黨政權無意動武之善意。 透過上述緩衝的效用，改革開放所構成的經濟與社會緩衝，對於 中國而言，具有兩個面向的龐大結構利益：減低國際衝突的可能、促 進國內經濟活化。 就減低國際衝突來說，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使得中國能避免與 西方資本主義勢力進行對決，不但能減低與其他非共產國家對抗的壓 力，更可以拉長準備時間，透過經濟與社會改革來提升國力。17 就促進國內經濟活化來說，因為適度採取經濟開放與自由貿易， 使得資源與產品，能夠做更有效率而且更具獲利性的配置，提高勞動 意願與生產效率，進一步達到增加經濟剩餘的目標。更重要的，經濟 上的獲利可能性不但適度轉移一般人民原本對於政府進行分配的期 待，減低來自內部壓力，更透過市場的開放誘引，吸引外國企業前來 中國投資，相對減低外國政權以軍事手段對付中國的可能性。 相對於結構上之利益，中國透過改革開放而設置的經濟社會政治 緩衝，同樣也具有內外結構上之不利益。中國並不是全面開放，也不 是全面發展，而是只先開放沿海地區若干都市周邊，集中資源來開發 幾個沿海特區或都市。經濟發展不均的結果，使得沿海區域獲得愈來 愈多的資源，與其他地區的貧富及發展差距也迅速拉大。過去以計畫 經濟來維持的國營工業與企業，也基於效率考慮而停工、裁員，甚至 關廠，下崗與失業工人人數比例均急遽攀升，失業而低勞動素質勞動 人口在鄉鎮無法營生，湧入都會區尋找工作，使得農村生產力不足，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Iss. 5, 1996, pp. 37-52; Arthur W. Hummel Jr., “New Dynamics in Chin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也無助於紓解都市對於中、高勞動技術人才的需求，更造成都會區治 安與財政上的負擔。18 放棄計畫經濟改採市場經濟後，雖然國家不再提供資源、不再規 定價格、不再安排貨物流動、不再限制私有財產，也對經濟活動給予 適度的解放。但相對的，過去透過計畫經濟而對於資源、生產、貨物 流動，以及產品價格的控制自然跟著放鬆，對於與經濟發展有關之經 濟活動的控制力也隨之下降。19 就社會需求增加來說，已經受惠於經濟改革開放的中產階級，必 然會持續要求能有更大的自主開放，以便能持續累積經濟財富。而對 於未能因為經濟改革開放受惠，但反而因為資本自由化流動而受害的 貧窮工農而言，要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呼聲，自然會相對升高。20 就外部壓力而言，雖然中國劃定經濟特區向外國企業開放，確實 吸引外資湧入中國，協助中國取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但 隨著時間經過，各國政府與企業要求中國採取更深更廣的經濟開放、 市場自由化、決策透明化的要求也相對升高。 中國透過改革開放所設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緩衝，同時具有結 構利益及結構上的不利益。在享受利益之後，不利益也接踵而至。21_因 此中共中央在今年宣布進行 1979 年以來的第五次收縮型之宏觀調控，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Domestic,” Monthly Review, Vol. 56, Iss. 3, Jul./Aug. 2004, pp. 55-80；王良能，《中國大陸「三農」問題概述》（臺北：唐山 出版社，1993 年），頁 1-15。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ontradiction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Domestic.”

同註 19。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apid Economic Growth to Continu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04 and 2005,” Asian Development

希望能抑制當前經濟過熱的情況。22 圖 1 除了在經濟上進行宏觀調控，如前述，中共中央同時也宣布透過 十年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在思想上進行「調控」。 此均代表中國不論在經濟社會發展或是政治意識形態上，已面臨必須 做出方向選擇的重要關口。 五次收縮型的宏觀調控分別是：1979-1981 年、1985-1986 年、1989-1990 年、1993-1996 年、2003 年下半年開始。請見劉樹成，〈我國五次宏觀調 控比較研究〉，《中國發展研究中心訊息網》，2004 年 6 月 29 日，<http:/ /www.drcnet.com.cn/New_Product/expert/showdoc.asp? doc_id=198388>。

肆、中國社會主義專政面臨的三叉路

中國共產政權在 1970 年代末利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外結構，採取 經濟社會改革開放之內途徑，規避前蘇聯共黨政權所面臨的困境，更 成功地使中國的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持續放大。雖然美中在區域軍事 與政治上之矛盾，一時之間即便沒有惡化的傾向，也似乎看不出有徹 底改善的跡象。但是，整個國際外環境對於中國來說，相對於以往， 是比較有利的。而採取經濟改革開放的內途徑，也對中國的經濟社會 發展有所助益。 不過改革開放走到了 2004 年，除了發展不均、貧富不均、經濟過 熱、資源過度集中浪費的問題持續放大，已經使得中共中央感到憂 慮，認為必須從上而下進行調控之外，更重要的，如同社科院馬列主 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李崇富指出：「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與 學科建設有所削弱，馬克思主義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在公共輿論中， 淡化政治、淡化意識形態傾向越來越明顯。」23_{簡言之，如前述，中共} 中央在此時不但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也決定在此時開始對中國政治 社會的意識形態，進行宏觀調控。此一在甲申年提出之生命工程所代 表的中國政治社會改造，可能採取三個方向： 同註 8。以北京青年報社與中國社科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編出版 之《國情報告－－中國現況藍皮書》內容為例，16 個中國中青年學者，分 16 個主題所寫的 16 份非官方研究報告中，全部在強調市場、經濟發展、社會 轉型以及如何維持經濟榮景，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提到以不公平、不正義來批 判，並拒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請見馮國濤，《國情報告 －－中國現況藍皮書》（臺北：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頁

一、可能方向一：社會主義專政的計畫經濟

如果回復到馬克思主義而徹底與資本主義切離，則中國必須走回 社會主義專政階段的計畫經濟，透過高度的集中，以國家與集體占有 所有社會財富，用政治強制力與指導，控制所有生產、交換、消費與 分配。當然，由於國家占有了所有的資源與工具，將相對提高對於社 會資源的抽取能力(social extraction)，也因此能更有能力對於不公平 分配的資源與財富，依照政府計畫來進行分配。 問題在於計畫經濟的實施，在前蘇聯與中國都已經有失敗的經 驗，過度干預資源與產品流動，不但使得市場交易功能受到妨礙，也 增加監督與賞罰成本，相對使得剩餘價值稀少，減低工作意願，進而 導致整體效率低落。惡性循環下的結果，整體經濟運作雖然在分配上 相對做到公平，但是並沒有為一般大眾帶來財富。簡言之，計畫經濟 失敗的主因並不在於操作失誤，而是整體經濟制度上的問題，而且最 關鍵的問題點，就在於試圖透過政府計畫主導生產與交易這件事情之 上。 自由經濟市場中，政府只要也只能做到維持市場交易的公平環 境、交易途徑與工具的安全、整體交易秩序即可。除非市場運作出現 問題或危機，否則任何政府的干預，都可能對經濟市場的發展構成妨 礙甚至是破壞。不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既然強調的是競爭，就會有勝 出與失敗，就是具有優勝劣敗的本質。雖然資本主義強調轉型以提升 效率與競爭力，但是並不排除會因為一次大失敗或一連串失敗而最後 被市場淘汰的可能。針對社會中相對弱勢者，現代福利國家透過徵稅 來從經濟市場中抽取適當的剩餘價值，轉而對在社會競爭中落敗或原 本便處於弱勢者，提供必要的照護，以使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能減到 最低，又不至於影響到經濟社會的正常運作與發展。 原本馬克思所反對的，其實就是資本家階級利用財富與優勢地 位，使得整個生產交易環境處於一種高度不公平不正義的分配狀態，

不但交易而所得的剩餘價值，沒有回到真正從事生產的勞工階級，而 且由資本家階級所控制而為之服務的政府，也沒有針對此一不公平狀 態有任何矯正改進的意願與行動。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不相信國家，認 為應該繳稅的資本家一定會想盡辦法逃稅，認為政府不會公平收取與 運用稅賦，因此馬列才會認為應該透過革命將原本不公平的市場交易 制度加以破壞，同時也將原本被資本家所掌控的政府加以推翻，由共 黨精英進行社會主義專政，一方面打擊反革命勢力，一方面則透過 「新政府」來對經濟進行計畫與主導，避免不公平的資本社會再度出 現。如果將資本主義市場自由經濟與共產主義生產使用模式當成是光 譜的二端，則政府對生產交易使用的計畫主導成分愈多，就愈偏離資 本主義市場自由經濟。 問題是如果重回到蘇聯與中國建國初期的經濟形態，由於生產沒 有效率、分配不公、勞動意願低落、剩餘稀薄等因素所導致的經濟困 境，也極有可能會再度出現，必須透過強有力的政府監督、明確普遍 有效的懲罰與獎賞，來維持高生產。24_{而且相較於目前的自由經濟，愈} 多的計畫，所獲得的經濟效益愈低，原本的既得利益者－－通常是中產 階級，反彈愈強。申言之，除非中國再度進入動亂，否則任何政權要 從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退回到非自由市場經濟，必須有足夠的合法， 甚至是不合法武力作為後盾，才有可能辦得到。有了前蘇聯失敗及其 早期失敗的經驗，加上目前三農及下崗工人的困境，在沒有其他因素 介入下，中國領導人願意冒險的可能性應該不高。如果不回到計畫經 濟的老路，就只能繼續維持目前的中間制度，繼續走所謂「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要不然就放手讓經濟、社會，甚至是政治完全自由 化。 同註 14。

二、可能途徑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社會主義

“Market Socialism”

）

25 隨著政治平反的進行，中國於 1978 年開始檢討農村經濟體制，並 且在 1980 年 75 號文件中公開肯定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甚至是包幹 到戶的非計畫經濟生產模式。26_{1955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 恢、1961 年劉少奇、田家英、鄧小平（當時就提出貓論），均曾向毛 澤東直諫，應採取此種將土地直接交由生產者－－農民－－控制以增進 生產效率的做法，毛澤東反對此一違反公社政策的建言，鄧等人也因 而先後遭鬥。一直到 1982 年，中共中央公布《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 要》（第一個第一號文件）肯定各種責任制均屬於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的生產責任制時，各種不同的責任生產方式已經在各地農村私下展 開，加上 1982 年出現前所未有的豐收，更加速了農村經濟解放的腳 步，到了 1985 年，所有的公社已然全部廢除。27_{在此同時，中國也開} 始進行對外經濟活動：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對外經濟 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措施的二個報告》，同意設置深圳、珠海為出口 特區（1980 年 3 月改為經濟特區），並將汕頭與廈門也列入考慮（1980 年 8 月第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准與深圳、珠海一 設立），並且 在 1980 年 9-11 月江澤民率團至六國考察自由貿易區與出口加工區，

Christensen, op. cit.

中發 1980 年第 75 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村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 通知》。所謂包產到組，指的是由生產小組負責一定大小農地，上交一定農 作生產後，其餘則由組內自行分配。所謂生產到戶，則是由一戶農民負責承 作一定大小農地，生產交由生產隊，由生產隊負責上交並就上交後的剩餘進 行分配。包幹到戶則是由農民負責承作，自行負責上交，所有剩餘有該農戶 所有。 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臺北：天下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頁 82-95。

1981年 7 月公布《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正式 開啟中國對外貿易的腳步。 在這段期間當中，中國政界、輿論界屢屢就農村生產，以及市場 貿易的經濟政治社會改革，到底是不是違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不 是還姓「社」），到底是不是已經採取原本馬列毛想摧毀的資本主義 （是不是姓「資」），向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經改政策，提出意 識形態層次的質疑。 從鄧小平於 1984 年南巡經濟特區時所做出的發言可以看出，鄧希 望能將沿海地區建設為是吸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技術、管理、 知識，以及對外政策經驗的窗口，藉以提高中國生產力與經濟力，以 改善中國長久以來的貧窮。簡言之，正如同其多次提出「貓論」，鄧 小平是實用主義者，即便是馬克思原先認為使得整個社會扭曲變形的 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只要能為中國服務，就可以拿來用。也正是此一 實用主義論，引起中國內部政治界與思想界的質疑。以 1990 年《人民 日報》總編室發表之〈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北京《當代思潮 雜誌》於同年第一期所刊載之〈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 放〉二文為代表，就是在提出「採用市場經濟就是在採取資本主義而 放棄社會主義」的強烈質疑。 1992年初鄧小平再度南巡時發表「南方談話」，雖然一開始便表 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不過卻加了「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 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的說法，接著就正面回答到底改革開 放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先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 社會的生產力」來作為檢驗政策是姓資或是姓社的判準，然後將社會 主義與計畫經濟、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做切割。以鄧小平的說法，社 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不過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卻是同時存在 於兩種主義內的經濟手段。換言之，以鄧小平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 會中，同時存在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只是市場多了點，計畫少了 點。既然如此，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有市場經濟，只要市場經濟可以

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解放。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對於社會主 義的本質做出了詮釋：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 滅剝削，消除兩極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8_{簡單來說，鄧小平是以所} 謂的馬克思思想中社會主義的本質，來解決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社 會所普遍採行之市場經濟生產交易模式，是否就是放棄社會主義的問 題。 談到社會主義的本質，則必須從馬克思的世界觀談起。馬克思對 於資本主義的深惡痛絕，主要針對整個生產交易的結構上毫不節制且 毫無止盡的不公平剝削。而此一不公平剝削，也是馬克思資本主義崩 潰理論的核心條件。29_{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固然帶來工業化、城市} 化、現代化，帶來財富、繁榮、奢華，但也帶來貪婪、狡詐、凶狠、 狂妄、貧困、折磨、苦難、疾病、怨懟。30_{而面對此等財富分配不均，} 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不公平與不正義，獲利的資產階級，以及政 府，不但毫不關心，甚至是利用此等不公平來箝制實際從事生產或是 處於弱勢的一般大眾。「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的自利，以及冷淡的金 錢往來之外，毫無任何聯繫。……將個人價值變成為交換價值，並且 以單一而不公不義的貿易自由取代無數憲章保障的自由。」31_更甚者，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家一旦發現無利可圖，就不會再投資與再 生產。」32_{換言之，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的流動，完全由資本家} 所主導，而資本家不但占盡了所有的經濟與政治優勢地位，更不顧普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南方談話）〉， 《鄧小平文選》（香港：三聯書局有限公司，1996 年），頁 485-49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829-832。 洪鎌德，《馬克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頁 211。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Eric Hobsbaw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Modern Edition (New York: Verso, 1998), pp. 37-38. 同註 30，頁 291。

勞33_{大眾所面對的貧困與內心逐漸累積的怨恨。普勞階級最終要推翻} 資本主義制度，就是由於資本家所控制的社會到達後期的發展階段， 只關心資本家的公司、行號、階級的利益，而無視於個人（普勞大 眾）求取自由發展，以及自我實現之關懷。34_{使普勞階級無法維持基本} 生活而必須透過革命來推翻不公平的交易模式。而革命的目的並「不 剝奪一個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而是剝奪他以此種占有來奴役他人 勞動的權力。」35_{換言之，普勞階級的反抗，是針對不公平生產交易模} 式所形成的剝削。普勞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是獲得賴以維生的工資、合 理的勞動條件、廢除私有制以解放生產力、合理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譴責，在於資本主義與布爾 喬亞的不公不正，而此等不公不正並非因為自由競爭下個人的能力、 努力與運氣差異造成的結果，而是因為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被少 部分既得利益者橫加扭曲所致。因此寄望既得利益者自我反省改過進 而犧牲奉獻，既然已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始讓馬克思等人認為必須 要將此一不公不正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世界，先透過革命的方式來加以 破壞後，再由普勞階級自己來加以重建。36 換言之，馬克思真正厭惡而亟思導正的，是社會上不公平的剝 削，37_{而由於此一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交易過程中所造成，因此資本主} 洪鎌德教授用「普勞」來跟形容內行專家的「普羅」為區分，並且取「勞」 字來對應以勞力換取生活的勞動階級。請見洪鎌德，《馬克思》，頁 65。 同註 30，頁 227。 同註 31，頁 55。 洪鎌德，〈推薦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傑作《共產黨宣言》（1848）及其新 譯〉，馬克思著，管中琪、黃俊龍譯，《共產黨宣言》（臺北：左岸文化，

2004年），頁 23；Robert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5, 165。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夕，也是即將到達 50 歲生日前，寫信給 恩格斯（1864 年 4 月 30 日予恩格斯），感嘆到：「再過幾天我就是 50 歲

義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必須受到破壞的對象。馬克思逝世後三個多 月，恩格斯在 1883 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序文中，明白指出貫穿 《共產黨宣言》且屬於馬克思的基本核心思想是：「所有的歷史都是 階級鬥爭史，是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之鬥爭；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 被宰制者和宰制者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歷史；然 這個鬥爭現在已經到達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如果 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無法使自己從 剝削壓迫他的那個階級下解放出來。」38_{恩格斯在 1890 年 5 月 1 日為} 1890年德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文最後，又針對由巴黎勞工大 會所發動之跨國勞工遊行罷工等示威活動，寫下了「但願馬克思仍能 在我身旁親眼見證此一局面」的話語。要求各國政府以法律規定八小 時的標準工時，是 1890 年國際勞工大團結的核心訴求，也被恩格斯視 為是普勞階級實現馬恩在《共產黨宣言》所倡議之核心價值的代表性 運動。39_{八小時的標準工時已經是目前各國勞工法規中最基本的勞動條} 件規範，甚至可以說是國際勞動條件之普世規範標準。如果爭取八小 時的標準工時，是如此地讓恩格斯感動，那 20 世紀後期到 21 世紀的 現在，各國將勞動基本條件透過法律加以保障，以及各國勞工透過組 的人了……看了半世紀的我，仍舊是一名貧民。」無疑是當時生活在倫敦的 馬克思對於自己、家人，以及類似於自己的普勞大眾長久面對而無法擺脫貧 困的悲嘆。 恩格斯，〈1883 年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 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頁 252。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序文中，又把同樣的核心概念闡述一遍。 1886年 5 月 1 日美國職業工會組織聯盟（美國勞聯前身）組織發起全國罷 工及示威行動爭取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美國警方進行強力鎮壓，開槍殺死多 名罷工示威工人。1889 年各國勞工代表於巴黎國際工人協會通過將五一列 為國際勞動節，並於 1890 年 5 月 1 日串聯世界各地工人，以集會遊行示威方 式展現勞工團體國際整合的力量。

織動員來表達政治意見甚至左右政局，在某個層面上來說，或許可以 說是實現馬克思與恩格斯核心價值的一種較溫和而可行的途徑。正如 霍布斯邦為 1998 年紀念《共產黨宣言》150 周年，而再版之英文版《共 產黨宣言》所撰寫的序文所指出，「為何資本主義必然無法為生活在 其中的絕大部分勞動階級，提供一個生活條件，不管是多麼不堪？又 為何無法提供一個福利制度來代替？又為何社會福利增加的速度無法 跟上人口跟財富？如果資本主義在之前已經存在已久，它40_就不一定 會發生，而且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過。」41 依照霍布斯邦的觀察，馬克思思想中的那一個具有自我毀滅本質 的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有可能也已經轉變為一個不能再被視為是馬克 思觀點中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一個重視社會福利而且把重心從私 有制轉向全球治理的社會。這個社會不但已經不同於馬克思與恩格斯 在當時的認知，蘇聯時期及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模式也無法作 為回應。但是依霍布斯邦的期待，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中的共產主義 人道價值，卻是有可能在中國社會甚至是全球社會中獲得實現。過去 馬克思與恩格斯等所見所生活於其中的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已經 在兩人身後的 20 世紀發生轉變，此一轉變後的資本主義社會，與 20 世 紀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兩相比較之下，似乎反而更能成就馬克 思的理想。如同洪鎌德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吸收了很多的革命經 驗，激發了很多的運動，也建立了不少的政權，但不論它走的是議會 路線，是暴力革命路線，至今為止尚未創造過取代資本主義有效的經 濟制度，或比西方自由民主更具有民主精神、草根精神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或接近馬克思社會民主理念的實驗中，首推北 霍布斯邦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布爾喬亞跟勞工爭奪剩餘而毀滅。請見

Eric Hobsbawn, “Introduction,” in Karl Max, et 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22-23。 同註 40，頁 22。

歐的社會主義，最能使人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過著較為穩定與符合人 性的生活，但北歐的資本主義並沒有被推翻，反而更穩健地在政治與 意識形態上高高在上進行優勢的統攝。」42_{換言之，如果能夠實現馬克} 思核心的反剝削、合於人性而穩定的生活，社會國家體制究竟是趨向 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似乎反而不是很要緊的事，中國宣示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的實用邏輯肯定能奏效的官方說法，似乎也帶有此種態 度。 因此似乎可以說，中國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事實上是政治上社會主義專政而經濟上採取市場自由經濟的混 合體。因此，關鍵就在於國家政府的角色、功能與作為，是否能夠面 對強調適者生存而弱者淘汰的經濟運作模式下，創造並維持一個既能 維持經濟社會的公平競爭又能維持社會弱勢邊緣族群基本生活條件與 尊嚴的社會生活環境。 馬克思也肯定一種國家形態的存在必要性。他認為資本主義消失 而共產主義出現前，確實也有必要存在一個普勞階級革命專政的政治 轉型，一種任務性的、暫時性的、階級專政性的國家形態，使得革命 重建的過程能夠順利完成，避免反動勢力的反撲。43_{簡言之，透過由少} 數普勞階級的「代表」掌握政治權力，不但能更有效且迅速地引導普 勞大眾對資產階級勢力的反動殘餘進行打擊，也更能有效對於衝突破 壞後的社會進行重建。44_{因此，如果目前還是具有專政威權的中國共黨} 同註 30，頁 433。 同註 30，頁 34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 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 205。 鄧小平於南方談話中提到：「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鄧小平說，要堅持 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他 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 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律靠得住些。」鄧小平還強調 「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

政權，能夠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做到如同北歐國家一樣維持社會 與經濟的穩定，提供適當充足的福利與基礎建設，保障國民發展機會 以及選擇機會的自主與平等，並且普遍保障國民政治參與權利與機會 者，則從馬克思思想的觀點來看，沒有理由單純以其專政來加以批判 與指摘。 但如果這個專政體制的目的成為了為特定少數特權階級服務，不 管是獨占生產工具與剩餘利益的經濟階級，或獨占政治權力與政治利 益的政治階級，則此一專政政體不但不是馬克思思想中為了破壞舊體 系以去除剝削而建立平等社會的過渡性普勞階級革命性專政體制，反 而成為馬克思國家學說中之階級統治的剝削工具。45_{而這也是對中國改} 革抱持悲觀與批判論者，對於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權所下的註解。彼等 雖然也認為中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是一種混合 體：政治上仍保留原有的專政權力體系，經濟上卻採行市場經濟。但 對彼等而言，從中國實際的運作經驗來看，此一半社會主義半市場經 濟的混合體制，不但無助於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各種社會困境，如 貪污腐敗、貧富差距拉大、城鄉發展不均、生態破壞、社會邊緣人口 暴增、市場信用低落、社會道德敗壞、農工及低素質勞動力難以消化 等等問題，更使得原本由政治菁英所控制的中國，放大到由政治菁 英、經濟菁英與知識菁英共同組成的新菁英階級所控制，也使得一般 普勞階級的命運，不但沒有獲得改善，更向下沉淪。申言之，改革開 放似乎給了政治菁英（權力者）有了政治經濟上的自由活動空間，不 必受到經濟市場與政治法律的監督，透過其政治上的權力地位，為自 己及其共謀的少數特權分子，以國家社會之財富來成就自己的暴利， 使得資本大量地、掠奪式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自由化。」顯然鄧也明白經濟社會轉型過程當中，國家或是統治階級所必須 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註 30，頁 334-336。

也因而呈現少數都市富有階級與廣大鄉村貧困階級間的對立，而少數 獲利或特定地區與產業獲利發展的現象，更因為改革開放的實用主義 經濟邏輯而被合理化。46 中國目前顯然是希望能繼續以新意識形態戰略，以及加強公共領 域－－特別是媒體與知識界的控制，以維持其政治上權力集中的現狀， 並以經濟利益來吸引國內外支持者與懷疑論者的眼光。不過是否能及 時改善中國國內的困境，確實值得支持者與反對者共同來觀察與研 究。

三、可能途徑三：自由市場經濟

對於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而言，中國發展的最佳方向，是及早走 上經濟貿易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政治自由民主化。政治經濟學者從 對東歐與前蘇聯之經濟轉型與政治轉型之研究中發現，市場化與民主 化有高度相關性。市場化引起民主化的主要邏輯，是當一國家社會從 計畫經濟轉向進入市場經濟時，社會各層面將逐漸繁榮，而市場化也 導入了競爭與自我選擇的概念，更重要的，也因此導入了政治自主， 以及在經濟上與政治上保護自我利益之自由概念。47_{簡言之，當經濟體} 制自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轉型進入市場經濟時，以 20 世紀的經驗來看， 政治體制隨之轉型為普遍選舉式民主制之力道也倍增。這是西方國家 學者的普遍直觀看法，並非本文所認同，且筆者對於市場化與民主化 間的因果關係並沒有深入研究，此僅列舉西方自由派學者的普遍說法 而已。中國在經濟改革之後直接面臨的問題，是大量的國有企業勞工 何清漣，《中國的陷阱》（臺北：臺灣英文新聞，2003 年），頁 33、35、

212-219、307-311;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Conclusion,” Monthly Review, Vol. 56, Iss. 3, Jul./Aug. 2004, pp. 109-115。

Samantha F. Ravich,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cy: East Asian Exper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24.

下崗的問題，以及三農引發的農民抗爭問題。而勞工與農民所代表的 特定群體對於自我利益的保障與追求，以及對於無法實現上述利益公 平受到保障的政治社會制度的抗議，正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起源與政 治社會改革的動力來源。如果要以中國的例子來說明市場化與民主化 的關係，不如說是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改革過程中的一種內部壓力的累 積。申言之，因為改變以國家照顧所有人為基本要素的計畫式經濟， 而逐漸往差別發展的有限度市場經濟移動過程中，部分因為失業與不 具競爭優勢的勞動人口，喪失原有的工作與經濟收益，或者是沒有辦 法繼續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準，因而對政府提出改革的訴求。此等訴 求通常都是以經濟社會權利的授與與保障，即便不是一種政治上參政 權利的爭取，也屬於廣義的民主化訴求之列。 此一民主化壓力，的確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內部與外部出現。 1987年 6 月 29 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曾表示： 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們的民主同法制是相關 聯的。人們往往把民主同美國聯繫起來，認爲美國的制度是最 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們不能搬你們的。我相信你會理解這一 點。中國如果照搬你們的多黨競選、三權分立那一套，肯定是 動亂局面。如果今天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國 十億人口，一年 365 天，天天都會有事，日子還能過嗎？還有 什麽精力搞建設？所以不能從你們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是擺脫落後，使國家的力量增強起 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這樣的事，必須有安定的 政治環境。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什麽事情都幹不成。 由鄧小平的說法，便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在當時無疑已然清楚地 感受到內部與外部的民主化壓力，只是不肯釋放出政治權力來消解此 一壓力。換言之，以改革開放的初期來說，中國領導人認為必須專注 於經濟改革來擺脫貧窮，因此「政治民主化的歷史任務便自然而然地

退居其次。」48_{專制政體對於社會具有較高的資源抽取與動員能力，因} 此在應付貧窮飢荒的緊急危難上，或許較多元民主社會，在時間上較 為迅速，動員規模也較大。49_{不過中國改革迄今已超過一個世代，要求} 自由民主的聲音，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持續高漲。此代表中國在逐 漸擺脫貧窮的同時，也必須面對逐步升高的民主化壓力。 中國內部知識界或有認為中國目前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不 同於西方選舉民主的民主模式，認為共黨既然代表人民，共黨專政等 於就是人民專政，比代議政治的選舉式民主，更全面而更具代表性。50 這是江澤民在 2000 年 2 月 21-25 日在廣東考察時提出的「三個代表」 所試圖表達的概念：「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 展要求（的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代表）、中國最廣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 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51 第一個代表－－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被用來作為經 濟體制改革的正當理由，第二個代表－－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 向，被詮釋社會主義思想正統的精神皈依。比較重要而與本文關切的 問題相關的，是第三個代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江 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周年大會所發表的講話內容來看，第三個代 表的內涵有二個：一個是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共黨的利益取向，並且 張利華，〈中國政治民主化道路的長期性和艱難性〉，《中國報導週刊》， 2004年 7 月 23 日，<http://cn.mlcool.com/lcool/html/ns001352.htm>。

Robert M. Marsh, “Does Democracy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atecomer Developing Nation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2, 1979, pp. 215-248.

潘維，〈民主迷信與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中國報導週刊》，2004 年

7月 23 日，<http://cn.mlcool.com/lcool/html/ns001843.htm>。

〈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強調緊密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加強黨的建設，始終帶 領全國人民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人民日報》，2000 年 2 月 26 日，版 1。

「是必須首先考慮並滿足對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數人的利 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另一個內涵是要求各級幹部必須 「時刻要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關心群眾疾苦，努力為群 眾辦實事、辦好事。」至於如何實現，江澤民則提出所謂的「民主集 中制」，即「凡屬於黨組織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應力求組織廣大黨員 討論，充分聽取各種意見。通過建立有效機制，保證基層黨員與下級 黨組織的意見能及時反應到上級黨組織中來。上級黨組織應充分聽取 黨員和下級黨組織的意見，集思廣益，不斷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 化……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52_可是從 各國民主化的經驗來看，如果沒有透過自由選舉的政黨政治、沒有透 過權力分立而相互制衡的民主監督機制，又何以能夠得知領導人的決 策真的代表人民真意？而又如何能夠在統治階級濫權營私時，透過民 意與選舉加以淘汰？強調黨內集中與集體領導，卻沒有自由選舉、政 黨自由競爭，以及法律制度上的民主監督機制，最多只能是做到以人 民利益為政策依據的開明專制而已。 江澤民在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似乎在普遍民主上 做了宣示：「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健 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保證人民群眾 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幹部實行 民主監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黨組織領導與充分活力的村民自治 機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堅 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的企事業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職 工的合法權益。」但此處強調的是基層（村與城市）自治，以及保障 勞工合法權益之企業民主管理，並沒有提到不分層級的直接民主，共 江澤民，〈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互聯網新 聞 中 心 》，2001 年 7 月 1 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1/ Jul/42177.htm>。

黨專政的地位並沒有受到調整。53 如果經濟發展後必然出現西方式的社會民主化，對於中國來說， 可能代表共產黨專政結束，必須由公民透過自由選擇－－通常是公平普 遍選舉與政黨政治來決定統治權歸屬。中國共產黨不顧其專政地位可 能受到挑戰而進行社會民主化的可能性不高。而中國在三個代表思想 前導下，如何能夠不採用西方式的選舉民主而能實現「執政在民」卻 又不會淪於腐敗專制，事實上又是生活在西方式民主社會中的吾人所 難以想像。無論如何，面對持續出現的民主化與政治改革要求聲浪， 中共中央要在經濟上開放但政治上維持專政，困難度勢必隨經濟發展 不均且貧富差距拉大而迅速增加。54

四、三叉路中的哪一條道路

不論中國走上面三條的哪一條道路，都會有不同的機會成本。當 然以中國中央領導人的想法，即便是為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基礎穩固著 想，也還是希望選擇機會成本最小的一條道路。如果回到計畫經濟而 不採取市場經濟的道路，透過國內與國際經貿市場交易的龐大經濟利 益會立刻緊縮。即便中國可以面對國際上的壓力而封閉市場，要放棄 龐大的經濟利益確實很難。如果沒有其他內政與外在的因素，以目前 的情況看來，中共中央頂多只能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控而已。要走向 完全的經濟自由化，減低政府的干預與控制，如何能保持在經濟市場 上自由化而在政治上一黨專政，恐怕十分困難。特別是目前國內失業 下崗與農民問題嚴重，要能讓眾多不滿人口沒有體制內民意表達與整 合的機會，而又不至於爆發反體制的抗爭，就必須透過國家暴力來加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第十 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國網》，200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1. china.org.cn/chinese/2002/Nov/233867.htm>。 同註 19。

以壓制。換言之，要希望能夠維持共黨專政，則就不能在經濟社會制 度上走完全的自由民主。 申言之，中國可以說是必須在極端專制而採完全計畫經濟，以及 自由民主而採自由市場經濟的光譜端點的中間。中國目前採取的是政 治上專政而經濟上容許部分市場經濟化的中間偏「社」而不偏「資」 的走向。將來會走向哪裡？而道路的終點在哪裡？本文不敢妄加定 奪，時間會告訴我們所有問題的答案。而不論是走向哪一條道路，或 是還有沒有其他的道路，中國及身受中國社會發展而牽動的吾人，都 必須關切一個核心意識形態的問題：如果中國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 來作為政治基本價值，則到底作為馬克思思想核心的人道關懷，中國 到底要把它放在哪裡？到底要用何種方式來加以實踐？

伍、結語－－新甲申思想革命要將中國帶向哪裡去？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榮景，事實上是中國政府提供廉價而具 生產力的勞動力給西方資本家，換取西方資金與技術的流入所構築的 現象。論者批判中國目前資本主義化的成功，往往使人忽視中國日漸 不穩定而追求自我組織的勞工是被世界最大且最專制的國家持續的壓 制的事實。55_{更有學者嚴厲地指出，中國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措施，事實上是面對群眾改革的訴求而畏懼喪失 特權的共黨菁英，為了能夠更完全控制國家財富所設計的做法。而此 一做法也使得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方向，逐漸朝向最專制而殘酷的， 也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最深惡痛絕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演變。56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三個「第一」與四個

同註 19；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hina’s Rise to Model

Status,” Monthly Review, Vol. 56, Iss. 3, Jul./Aug. 2004, pp. 13-25。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認清」來看，中國在不放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而又必須追求 並落實馬克思基本價值的堅持下，中共中央與各地方政府，甚至是大 陸人民是否能透過政治行動來維持社會穩定變遷，進而實現馬克思與 恩格斯的共產主義人道價值－－對於制度性、結構性與經濟性剝削的厭 惡、對於社會貧富不均與發展機會不均的痛恨、對於政治壓迫的反 抗，以及對於普勞大眾的基本生活福祉的關懷，將是重要的關鍵。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描述的，似乎是在說明中國想獲得資本主 義社會從市場經濟中所獲得的發展與富裕，卻仍要堅持共產主義中去 除經濟與社會不公平、去除人際關係疏離對立的人道價值。這樣具有 前瞻性的政治行動企圖，值得期待。但以目前共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是 否可以做到，則有待進一步觀察。依循鄧小平貓論的實用主義邏輯， 如果中國的共黨統治，真能夠像馬克思理想中所規畫的一樣，在去除 社會中經濟與政治不平等剝削並於完成此一階段任務後釋放出政治權 力，或許相較於當前陷入政治惡鬥且公民意識淡薄而行政效率不彰的 西方民主制度，在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並成就人民福祉而言，馬克思 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專政，或許確實最有可能是最有效率且最適合於人 生活其中的政治體制。 馬克思雖然認為在資本主義必然因為自我毀滅性質而爆裂瓦解， 而共產主義社會完成建立之前，應由普勞階級進行專政來繼續社會建 設。但是很重要的是，此一政治階級必須不能是獨占經濟資源而享有 經濟利益的「新階級」。權力者欠缺責任與道德感，自私營利而不自 我節制，不但是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體制腐敗的主要原因，也是馬克 思認為國家是資本家幫兇的理由。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起源，也是 源於對政治權力者的不信任，因而透過政黨政治、選舉代議政治，與 權力分立憲政體制等各種機制，一步一環地試圖避免權力獨裁者永久 霸占政治權力，而圖一己一黨之私。

申言之，或許中國的經濟改革、社會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之措 施與方向，關鍵並不在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究竟是 姓資還是姓社，也不在於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究竟是不是已經偏離傳 統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路線。重點應該在於對中國社會而言，這些經濟 改革、社會改革，以及可能進行的政治改革，是否能夠實現馬克思理 論中真正核心的人道價值，去除社會上、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不公平不 正義。但是如果「姓社或姓資」論辯的去除，只是在防堵針對社會不 公平不正義而來的社會監督與控訴，則不但無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 公義與矛盾之排除，更可能間接促使馬克思眼中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毀 滅效果之發生，且中國政權也無法阻止此一毀滅結果的出現。57 如何使得權力階級，不論是在中央或地方，能夠在擁有政治權力 的同時，不會利用其政治權力來犧牲國家人民的財富與福祉，而成就 自我的私利，事實上是中國目前政治改革的最重要課題。中國內部存 在的經濟社會困境之解決，不論是對於內部社會穩定或是區域經濟穩 定而言，都是至關緊要的。樂觀者認為中國持續經濟發展，進而將帶 動整體社會趨向穩定。58_{悲觀者認為如果中國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最後} 的結果將是走向全面崩潰。59_{結果究竟會如何，未來存在著各種不同的} 可能性，不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所代表的中共中央 在面臨 21 世紀新國內與國際環境下所啟動之政治思想的反省與重建， 不但攸關中國政權體質的發展與演變，也攸關中國 13 億人口的福祉， 更攸關周邊國家甚至是全球政治經濟的穩定，當然也對於臺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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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鍵的影響，值得吾人專注觀察，並寄予期待。

（收件：2004 年 9 月 7 日，修正：2004 年 12 月 20 日，採用：2005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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