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政治實踐與媒介想像
日治時期台灣的煙火文化
摘要
本文試圖探究：在日治台灣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下，「煙火」這
一傳統媒介呈現出哪些特質？日本的煙火終究是經過近代政治文化
改造過的煙火。官方藉由煙火塑造政治奇觀，在相當開放的公共空間
，邀請民眾參與，同時期待他們同樣以煙火回報，以自發的煙火燃放
表達認同。他們也期待在殖民地展開類似的交流儀式。但在台灣，傳
統的煙火並沒有立即變成近代的煙火。日本的煙火互惠儀式在台灣則
走得不太順暢。日台雙方燃放的是化學成分相同的爆炸物，卻在火花
四射之際，進入到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產生不同的意義解讀。總之
，日治時期，台灣燃放的煙火，與日本國內燃放的煙火，實質上是兩
種不同的文化介質。
關鍵詞: 文化、日治台灣、帝國、政治、媒介、煙火
1
帝國的政治實踐與媒介想像
日治時期台灣的煙火文化
壹、 引言
1901 年 10 月，台灣神社行將落成，這座神社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建成後遂成當時全台階序最高的神社。與此同時，一場盛大的神社祭典也在緊鑼 密鼓的籌備之中。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當中，台灣人對這場祭典也頗為用 心，在「知事」的帶領下，他們討論獻上煙火，爭取在慶典上「炫耀人目」、「臻 餘興之致」(<購備煙火>,1901)。然而，這並非易事，原因在於： 本島所制火獅煙火諸類，固為島人所見慣，且邇來工師因市價冷落，漸見 廢弛，恐不能助此逸興。 (同上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台人的對策是從廣東東莞置辦火藥，並延攬良工 巧匠做成煙火，用輪船經廈門轉運到台灣。煙火在路途之中有破損之虞，為確保 萬無一失，他們甚至還從對岸僱來四名煙火工匠，「倘路上損壞，猶可資修理」 (<煙火購到>，1901）。這樣一來二去，購備煙火總共花去了五百圓。《臺灣日 日新報》(同上引）評論說：「誠巨款矣」。 這是一段頗堪玩味的故事。細究起來，我們忍不住要問：台灣人一波三折而 得來煙火，是要獻給誰呢？ 乍看上去，神社是殖民者意志的體現，殖民者自然 是煙火的收受者。但同樣很清楚的是，煙火最後又主要是供給本島人消費的。明 明是自己受用，卻說是獻給他人，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弔詭的說辭？在本文看來， 這需要我們考究煙火在當時的社會意義，理解煙火對於日台雙方各意味著什麼。 煙火起源自中國。長期以來，每逢上元節之類的重要節慶，民間、官方常以 煙火助興。在台灣，亦有類似記載i。與之相比，上述發生在日治時期的煙火活 動有其特別之處。這正是本文所要重點展示的面向。透過這個表層，本文更試圖2 進一步探究：在日治台灣的社會和歷史脈絡下，「煙火」這一傳統媒介呈現出哪 些不同以往的新意？
貳、 文獻回顧
一直以來，煙火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史當中是缺席的。即令我們將對岸的相關 研究包括進來，關於煙火的討論仍多出現在技術史的範疇。這類研究(潘功配 ,2010)是就煙火而談煙火，純然將煙火視作一項工程產物，而不計較煙火在社會 意義和歷史角色。或者有學者(伊永文,1994)觸及到煙火的文化層面，但也只是泛 泛談論煙火在各時期的興衰。這是以一種考古學的方式，將煙火作為孤立的、靜 態的歷史遺物進行觀察，並不關心在不同時期，時人如何看待煙火，煙火又如何 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國外，學者Werrett(2011)聚焦於歐洲的煙火觀看方式，認為其表徵了相當 近代的觀看和理解自然的方式。就本文提出的問題而言，這類看法可能有些本質 主義的嫌疑。一方面，將煙火觀看方式嚴格切割為傳統——現代的做法，未必適 合一直有煙火傳統的台灣。就觀看方式而言，台灣人身上展示出的歷史延續性恐 怕還要更強，更談不上這代表了自然觀的變化；另一方面，台灣的煙火處於帝國 ——殖民地這兩造之間，身處與歐洲不同的政治、社會處境，對於煙火的經驗與 看法及其轉變歷程，也未必與歐洲合轍。Laura Anne Kalba(2012)主張，歐洲的煙火表現了現代視覺文化中的色彩與新 奇體驗。這與Werrett 的取向殊途同歸。諸如此類的文化主義者，對於煙火在近 代所歷經的重大轉變相當敏感，但他們將煙火從其周遭的社會脈絡抽離了。這樣 ，他們在做的是：圍繞著「現代性」進行命題作文，強行從煙火中歸納出某些似 是而非的「現代性」特質。隨後，他們假定這些特質對所有人直接發揮作用，使 得一些被認為是現代的東西，可以被歸到煙火的功勞簿上。
學者 Mark-Anthony Falzon 和 Christine M.Cassar 對於歐洲邊陲——馬耳他 （Malta）的煙火調查，則揭示出當地煙火文化的特殊性。這也從側面證明了 Laura Anne Kalba 和 Werrett 等人關於煙火與現代性的觀點，實則也不是在地知識。 Falzon 和 Cassar 筆下的煙火，也與現代性有著密切關聯，不過，他們更願意將 煙火首先看作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物」（anthropological objects），換言之，是 在常人的日常實踐之中被不斷談論、理解和建構的對象。這樣，他們跳脫了對煙 火進行本質化理解的嘗試，煙火與現代性的遭逢主要是指煙火在馬耳他地區的現 代性話語中，被人們所體驗和想像。
3 Falzon 和 Cassar(2015)以馬耳他為田野的民族志考察，成功地從馬耳他人的 視角去感受和經驗煙火。尤為重要的是，他們考慮到了「馬耳他」這一地域的特 殊性，也就是連結到了個別的社會和歷史脈絡。譬如，一方面，馬耳他是彈丸之 地，因而煙火在島內任一地方燃放，島內人無不為之身軀一震，這種共振（resonate ）使得煙火更容易凝結當地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馬耳他在歐洲的社經地位相 對較為邊緣，在追逐現代性、向中心靠攏的訴求下，煙火被島內部分人當作原始 的（primitive）和土著的（aboriginal），因以遭到據斥，煙火的爆裂之聲則被他 們當成不堪入耳的噪音（noise）。 循此思路，本文首先將煙火看作是一種「地方文化」。如果說馬耳他是主動 「入歐」，從而將煙火置於進步主義的敘事模式之中，那麼台灣的特殊之處則在 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身處「日本帝國」邊陲，當時台灣的煙火無時不在帝國—— 殖民兩造的互動之中。一方面，煙火可能同樣要面臨現代性話語的重新詮釋，不 過台灣的現代性是「殖民現代性」，也就是說，這種現代性更多是由殖民者主推、 強加於台灣之上的；另一方面，就煙火文化而言，日本與台灣又有某種親緣性， 這可能又會影響煙火被現代性話語重構的方式。具體情形究竟如何？這就需要嚴 格依據史料進行分析了，此即本文的核心任務。
參、 正文
一、 政治媒介：日本煙火的意義
一隻擁有16 艘軍艦的美軍艦隊，於 1908 年的 10 月 18 日浩浩蕩盪駛入橫濱 港，進行軍事參訪。正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日本方面共計派出 19 艘軍艦迎接。雙方陣列整齊，互揚禮炮(<歡迎狀況>, 1908)。同月 30 日，美軍 艦隊之中又有8 艘軍艦造訪廈門，清國艦隊「熱誠期盼」已久，同樣以禮炮歡迎 (<美艦隊來>, 1908)。然而，據持續報導美軍艦隊參訪活動的《台灣日日新報》 所言，美軍在橫並和廈門兩地所受到的接待規格與民眾禮遇，似乎不可同日而語 。一個重要的明證便是，廈門民眾沒有像橫濱民眾那樣，以大放煙火的形式熱烈 歡迎美軍。在橫濱民眾方面： 市內各處，與結大緣門，燃以電燈。而於絕頂豎日美國旂，飛揚空際，極 為美觀。市民上下，皆表熱誠歡迎之意。艦員一同直抵公園歌迎會。比至 會場，則有無數官民，集於是處以迓之，歡聲雷動。下午七時，臨市長在4 「遇蘭惱」旅館，所開晚餐會，九時乃臨知事官邸夜會。又有數萬市民， 俱為提燈行列，於此間放數百發煙火。市內所燃「亞區」燈及「伊兒迷禮 相」等，極為煇煌，殆有不夜之光景云。(<歡迎狀況>, 1908) 在這段描述中，橫濱市民是有高度的政治參與意識的，他們與當局一道，營 造出熱烈歡迎外賓的喜慶氛圍。這本是一場官方的正式外交活動，市民的參與是 否由官方組織，我們不得而知。但該報則的確是有意凸顯市民行動的自發性，而 主動燃放煙火正是他們熱心國家政治事務的體現。在《台灣日日新》報眼中，相 較之下，廈門人沒有主動燃放煙火的表現實在是有些冷漠： 熱誠昐望之美艦隊既來，而寂寞之狀益甚。既如前報之所謂歡迎者，官為 之而民不興也。方其入港之際，不特不放煙火，船無裝飾，而且揭美國旗 者，亦只二三會社耳。其歡迎之備否？於此可知。美艦隊見此情狀，其感 情為何如，亦可想見。(<美艦隊來>, 1908) 由於民眾缺席，清國對於美軍的歡迎淪為了官家的獨角戲。從「不特不放煙 火」一語可知，在該報看來，除了懸掛外賓國旗，燃放煙火恐怕是廈門民眾最基 本的地主之誼了，而他們竟然有所不為，乃至場面寂寥冷清。 簡而言之，上述局面實則反映出：煙火在當時的日本，擁有不同一般的政治 意義，在他處則未必。這種政治意義是，煙火成為官方與民間上下溝通的媒介， 是兩造日常互動的儀式。一方面，對於民眾而言，在政治場合燃放煙火，如同攜 帶國旗出場，是對政權服膺和支持的表示。這已然是雙方之間達成的默契，每當 有重大政治活動時，官方對民眾必然抱持如此期待；另一方面，官方也回饋給民 間以燃放煙火、觀看政治的公共空間，甚至是主動燃放煙火，為民眾帶來視覺奇 觀。譬如，當美國艦隊參訪廈門時，廈門當局將此政治活動嚴格限定在封閉的空 間之中，儘管民眾頗感好奇，卻無由一看，最後呈現的局面是：「歡迎場雖禁閑 人入，然登丘陵而眺望者不絕」(<美艦隊來>, 1908)。而在橫濱，日本當局則透 過燃放煙火的方式，將美軍參訪一事延展至更為開放和公闊的公共空間，使之成 為具有公共意義的政治奇觀： 昨宵七勾半鐘，接伴艦隊司令長官伊集院中將，在富士艦開晚餐會。主賓 慇懃敘禮，次各為乾盃，畢復移於三笠艦內，開大夜會。各艦皆飾電燈，
5 輝煌燦爛，極絕世之壯觀。橫濱市觀者如山如海，燃放煙火。滿空異彩， 其聲轟轟，不絕於耳。洵盛會也！(<艦內大會>, 1908)
二、 又添新意：帝國眼中的殖民地煙火
將「煙火」視作有政治意義的儀式或媒介，這一眼光也被日本帶到帝國的殖 民地上。在朝鮮和台灣等地，日本統治者仍然希望煙火是一種雙向的交流或交換 。不過參與的兩方變成日本當局及其治下的台灣人。因此，其內涵又有所增益。 台灣總督府所舉辦的煙火表演，起初是面向非官即富的上層精英，但後來則 轉變為公眾參與程度更高的公開集會。據在台日人的回憶： 東門町的總督官邸是明治34 年 9 月落成的。在此之前，每年主辦的天長節 與始政紀念的祝賀晚會，都是在小南門町的前總督官邸（現在的乃木町憲 兵隊長官舍前的乃木館）舉行。無奈當時所邀請招待的官民代表每次只有 大約100 人上下。因為是在狹窄的官邸舉辦，活動顯得相當的擁擠混雜… … (三好德三郎,1919) 台灣總督府發起的煙火活動，原本局促於官邸之內，參加者有限，之後改換 至鐵道旅館。在鐵道旅館，煙火燃放有了更為開闊的空地。按照《台灣日日新報 》的說法，1906 年的始政紀念日，總督官邸的戶外也有煙火等慶祝活動，還提 供了相當開放的公共玩賞空間，可謂「來者不拒」： 自午後七時起。開各種餘興。亦有本島人女戲。係就藝妓中選拔出演。衣 裳極美麗。惟演劇時刻較早。即自午後六時三十分開演。其戲臺高廠。不 論何人。皆可在官邸外觀覽。參會者若以六時之號砲煙火。即便來會。自 得觀此女戲也。(<總督官邸夜宴>, 1906) 如此一來，煙火不只是面向在台日人或本島少數精英，而是可以與台北乃至 全台灣的島民發生關聯。在此，當局燃放煙火非但是要激起在台對於故土的想望 ，恐怕更是要通過官民間的交換，塑造台灣人對於帝國之認同，從而獲得順服的6 子民。 當日本皇室成員來台時，當局往往要大開集會，並伴以盛大的煙火演出。在 這些活動中，皇室成員也常常親身當場，與一般民眾共同觀覽。譬如東伏見宮妃 下榻台中以後，就與當地民眾一道觀覽了煙火表演，且宮妃自始至終都在現場。 以下是《臺灣日日新報》對當時情狀的描述： 台中為奉慰妃殿下御旅情，二十九夜七時半，於御駕行邸前州稅務課廣場 ，打放奉祝彰化煙火。先有奉祝文字，此洗埚炮、藤柵、大梨花、天唇、 花吹雪等，順次打放。場內一帶，大放異彩。其間火箭沖天，而地上放彩 火，竹鼠花鼠，亂舞飛走。八時十分告完。殿下于御行邸前露臺，聽取水 越知事說明。自始至終，熱心台覽。是夜陪觀者，自薄暮擁到稅務課前， 其數約達萬餘人。(<妃殿下御覽彰化煙火>, 1929) 值得注意的是，該版報紙對於宮妃來台一事著墨甚多，尤其強調日本圍繞皇 室家族，實現多民族同化的歷史，並以此為台灣融入日本民族提供理據： 顧我國以皇室為中心之一大家族制度之國，義為君臣，情如父子。翻閱歷 史，初非一民族，乃集各種民族，以皇室為中心，與年統一，而形成一民 族。徵之過去已然，將來亦必如是。(同上引) 在日台雙方語言不通、交流不暢的情況下，體現文化親緣性的煙火，也成為 難得的交流媒介，日本高層也格外注意以此培育台灣人的國民情感。譬如，日本 皇太子於1923 年來台，就以煙火為媒，與民同樂。時任台灣總督的田健治郎有 下列記錄： 此夕，臺中市民為表歡迎之意，行提燈行列、龍燈跳舞及彰化花火于御泊 所附近，供臺覽。就中，煙火之壯觀，如適御意者，被拍手而賞觀。 (吳 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 2009：381)。 在有些歷史案例之中，在煙火綻放的情境之中，台灣人身上的確湧現出日本
7 國民意識。張麗俊就曾在日記裡寫道： 臺灣總督｛府｝佐久間左馬太請殿下，並大臣官員來臨滊車鐵道開通式之 貴賓，前昨兩日駕臺北，即日由臺北乘特別臨時滊車抵臺中住［駐］蹕。 此舉臺中自前數月來大興土木，新建歡迎樓、歡迎橋、歡迎門、貴賓館， 修繕俱樂部為殿下住［駐］蹕宿舍，整理市街並池臺、園囿、花木、溝渠、 道路、官衙、民居等，俱煥然一新。是夜，內地煙火、本島煙火、樂隊、 梨園，又本廳內各學校生徒千餘名集合在公園演提灯劇，唱大國民歌，其 盛典洵非尋常之比。 (張麗俊, 2000：106) 盛典之中，學生和其他民眾自發來到公園，高唱「大國民歌」，這幾乎可以 被看成是日本國民意識內化的表現。這正符合帝國對於殖民地煙火內涵的基本期 許。1911 年，日本從德國手中攻陷青島以後，台北又出現類似一幕場景，且活 動更為盛大，氛圍更為熱烈： 台北所有市民熱烈購買青島陷落的號外。與煙火一起在新公園會場聚集的 人大約有二萬人。園内瞬間化成一片火海，時間定在下午六點，加福廳及 其下的委員一起在東邊的舞台上出現，與嘹亮的音樂一起合唱日本國歌， 接著大喊三聲大日本帝國萬歲後結束。火海馬上開始搖曳。在祝捷會喊完 萬歲三聲後，空前盛況在晚上九點散會。每一團都凝聚各種巧思，所有行 列中，鐵道部巨大kaiser 的青頭是最引人注目的。(<青島陷落祝捷會>, 1914) 此外，透過放煙火進行集體動員的方式，日本也將帝國的政治事務延展到台 灣的公共空間之中。這樣，通過型塑政治奇觀，既向台灣人展示帝國，又使他們 對帝國政治擁有參與感。例如，台中在1914 年舉行的一次飛機試飛當中，煙火 被用來動員和集聚當地的觀眾： 去二日上午五時，煙火五發，同九時煙火二發。台中公園東陸軍練兵場人 眾聚集。十時十分飛揚，高上百五十米突之處，自台中衛戍病院左折，飛 翔良久，無事降下。滿場喝彩之聲，震撼天地。是日蕃人來觀者約七十名 ，皆相顧失色，驚訝為不可思議之能力。(<台中飛行成功>, 1914)
8 在這段文字中，被煙火吸引到現場的有兩類人，即帝國子民和蕃人。前者是 可教化的，是被日本爭取同化、共享文明成果的對象，後者則不然。專門騰出文 字描繪後者之訝異，無非是要凸顯帝國之進步與文明。台灣人主體則被納為帝國 子民，在這次奇觀之中，他們雖然也是要滿場喝彩，但究竟可以與策展人一道站 在科技的高點，睥睨非我族類之人。 由煙火組織起來的政治奇觀，往往可以吸引台灣人的群體集聚，使其在共同 參與之中加強自我身份認同。黃旺成在一則題為<陸軍飛行隊新竹通過>的日記裡 ，也記錄過類似經歷： 五時半起床，六時煙火一發，即穿制服直往枕頭山公園地。學生全部已前 到，待至七時、七時半、八時，尚無信訊，於是解散。途中接已出發電報 ，再回原處，至九時外方見一台高飛而去，歸家已十時。(黃旺成, 1917) 前文已經提及，煙火乃是上下溝通的媒介，就中應有相互反饋與回報的默契 。帝國統治者自然也是如此期待，希望殖民地民眾可以用煙火回饋他們，也就是 透過燃放煙火表達順服。與日本國人不同，殖民地的順服不僅是政治支持，更是 難得的族群認同。《台灣日日新報》則是著力證明，這種表達順服的活動，在殖 民地是常有之事。1907 年日本皇太子訪問朝鮮，此時日本已經把持朝鮮政局， 有併吞朝鮮之勢，該報就有如下描繪： 自日本居留地界，以至停車場，道路撒布砂利。海岸及停車場，竝其餘數 處。各造緣門，各戶揭日本旗，放煙火、吊軒燈。人皆休業，整列道旁， 虔表嚴肅敬意。漪歟休哉！何其盛也！(<東宮殿下及韓國>, 1907) 在台灣，《台灣日日新報》更是不遺餘力地展示，台灣人如何用煙火對帝國 統治者表示愛戴與欽服。1906 年，新總督佐久間走馬上任，據說歡迎會上「午 後五時半，如所豫定放齊集煙火，轟然聲響，連續不絕」(<佐久間總督歡迎會>, 1906)。兩年後，佐久間赴臺中視察，《臺灣日日新報》仍然強調當地人以煙火 歡迎： 佐久間總督，於去五日午前六勾鐘，由鹿港啟旌，巡視員林地方之開墾地
9 。在該支廳用過午餐，於是經溪口而至員林，乃乘臨時車抵彰化。此時已 為午後八時半，是日由員林啟旌。入夜歡迎者皆持松火，每戶懸掛燈籠， 照耀遍地，幾同白晝。又彰化及員林兩處，煙火頻鳴，洵盛況也。(<督憲 一行>, 1908) 不惟在台日本長官蒞臨要有煙火接迎，長官告別時也要有煙火，以表依依惜 別之情。譬如，《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台北人送別上田將軍時，有「燃放煙火二 十發，以表惜別之意」的用語(<迎送將軍>, 1905)。在規格更高的後藤男爵的告 別會上，煙火則被更為頻繁地使用： 至四時三十分。五發煙火。響徹遠空。會員聞聲。馳驅而至者。車馬絡繹 。劍佩鏘鏘。衣冠濟濟。一座公園。頓成五都之市。至五時十五分。爆竹 聲鳴。會員依次參集式場。是時兩副委員長。相邀赴長官官邸。委員長及 各委員。整列於會場門之內外。鵠俟長官及令夫人之賁臨。未幾。主賓駕 臨。有音樂隊在會場。奏大國民歌之譜。煙火頻鳴。至五時三十分舉式。 委員長臺北廳長佐藤友熊氏。進述開會之辭。次則內地人總代柳生一義氏 。本島人總代林彭壽氏。先後起述送別之辭。(<長官送別會狀況>, 1906) 總而言之，在日本本土，煙火文化與政治密不可分，煙火是當局者和一般民 眾上下溝通的媒介，是雙方慣常實作的儀式。經此媒介和儀式的運作，雙方實質 上構成互惠的交換關係，同時也圍繞煙火形成彼此的期待。日方嘗試著將這一煙 火文化複製到殖民地，期待日本煙火的政治意蘊也能出現這些地域。在此過程中 ，煙火還獲致了新的意義。譬如，在帝國一端，煙火雖然依舊是高層開放政治空 間、打造政治奇觀的方式，但其主要目的在於推動民族同化和台灣人國民意識的 養成。與此同時，基於互惠原則，日本當局也有著對台灣煙火活動的想像，即殖 民地燃放煙火從而表示對帝國的高度認可，煙火是殖民地的國民意識和國族情感 的表達。暫且不去討論，殖民地民眾在燃放煙火時是否真的有這些弦外之音，單 從《台灣日日新報》和在台日人的論述看來，日本確實是抱有這種期許的。
三、 日治時期台灣人眼中的煙火
在橫濱港，日本當局可以比較輕鬆地利用煙火和政治奇觀來集聚市民，並相 信市民的煙火回饋的確是高度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的體現。但是，在朝鮮半島和10 台灣等地，當地人的煙火回饋就未必那麼容易取得了。此外，他們的煙火回饋是 否是族群認同的體現，恐怕也更加難以確知。本節嘗試從報刊和日記等史料中梳 理出，當時台灣人是如何看待煙火的。 1922 年 10 月 28 日，已成慣例的台灣神社祭典，照常舉行，夜晚公園大放 煙火。台灣人黃旺成也被煙火吸引，遂前往觀看。據他所說，當時場面可謂相當 熱鬧： 本日為台灣神社祭典，公學校前有台中州大運動會。午後往觀，因暑氣殊 盛遂即歸來。夜公園中大放彰化煙火，觀覽之人環列成堵，廣大之公園亦 為之挨肩接踵難於進行。(黃旺成, 1922) 煙火表演究竟激起黃旺成怎樣的情感和想像，他本人在日記中並未交代。就 表述來看，似乎是看熱鬧的成分居多。這在他另外一篇日記中也有印證： 知事亦臨場，為皇太子臨台諸般設備事，全市公費貳萬弱。來時大約四月 初旬，台中宿泊一夜，餘興豫定提灯行列、彰化烟火，九時會散歸。(黃旺 成, 1923) 在此，煙火被黃旺成視作「餘興」，也就是在大場面中錦上添花的額外項目 。除了娛樂耳目以外，煙火本身似乎沒有多少額外意涵。 前述東伏見宮妃蒞臨台中，知事府邸前有煙火活動。當時林獻堂也在現場， 觀其日記，似乎也只是多了些家庭消遣而已： 七時子培、輝煌、成龍同出散步，到知事官邸前看放煙火，內人、關關亦 來。八時餘乘自働車往猶龍處招之同歸。(林獻堂, 1929)
11 而當林獻堂在日記裡寫到煙火時，常常所用的語彙都是觀看： 稻荷神社在於觀翠樓傍，本日舉行祭典，七時餘放煙火，未及完而雨大至 ，成章往觀，幸有帶傘，不致衣服盡濕也。(林獻堂, 1939) 因而，在黃旺成和林獻堂那裡，煙火終究是遙遙觀看的對象。他們和自己的 親朋好友，總是被動地被煙火吸引到熱鬧處，而不是將燃放煙火作為親身參與政 治活動的方式。在他們眼中，在政治場合燃放的煙火，與其餘節慶燃放的煙火並 無二致，都是為了能夠助興，煙火的燃放並沒有激發他們的政治聯想。 再如，始政週年紀念日往往是要大放煙火的，在吳新榮的筆下，這一天的煙 火與其他節慶日的煙火無異，目的無非是要「熱鬧」起來： 終日降雨不息，說是始政四十週年的記念日，在此兩天也不能鬧熱啦，哈 哈！ 晚上利用小霽，抱南星去街路看電光煙火，順去公會堂看記念的影戲 。我這個小兒未滿二歲就能觀賞影戲啦。（吳新榮,1935） 在張麗俊筆下，煙火可以用來把玩，為生活多增添一些樂趣： 晴天，往組合，午歸，良姊來。午后，坐談妹生平之事。晚飯後，仍往玩 祝郡役所落成之放火獅並煙火，夜深歸寢。（張麗俊,1928） 又 午后再往，到聖王廟赴鄭添喜之子鄭錫宏齒科開業晚宴，辨［辦］二十席 ，來賓約二百人，近八時席散，到縱貫路候玩放台灣煙火，十時餘歸。（同 上引，1929）（張麗俊,1927） 由此看來，對於當時一般台灣人而言，煙火純然是節慶或親友歡聚之時，用
12 以烘托氣氛、增添樂趣的道具。即便是遇上由官方主辦的盛大煙火表演活動，台 灣人仍然是攜帶家眷或是呼朋喚友，將其轉化以家為核心的親子活動，或是熟人 圈子的社交活動，在一起看熱鬧之中鞏固族群紐帶。這與日本富有現代政治參與 意義的煙火文化，判然有別。也正是因為如此，除了天長節或始政紀念日等傳統 節慶感較濃的日子以外，在很多大型的政治紀念活動中，一般台灣人較少自發參 與或舉辦煙火活動。這時，往往需要官方媒體勸導，或官方親自出面，對台灣人 進行組織和動員。 當日本吞並朝鮮後，日本本土立即出現相關的慶典活動。或許是擔心台灣人 不能自發以煙火慶祝，《台灣日日新報》報在報端發出倡議： 日韓合邦之事。近將發表。在內地已有提倡於發表之夕。為提燈行列。藉 以祝賀者。本社和漢各部記者。議謂臺灣須仿行之。如以提灯行列為煩。 亦當盛放煙火以伸祝意。而為帝國擴大疆土誌喜也。斯舉諒世人必皆抱此 同情者。(<編輯日錄>, 1910) 之後發布的一段文字，所提事項與上文略同，但措辭更為強硬，幾乎近於行 政命令了： 據本館專電。公表合邦之日。當在二十九日。聞該日合邦公表之電始至。 則為表祝意臺北各戶皆當揭國旗。又于該公報到時。卽當以煙火五發。報 知于一切。是日市民又當開祝賀會。竝有提灯行列諸盛擧。而至本社。則 另有奇創之頌祝法。亦當與諸君偕其喜樂也。(<合邦祝典>, 1910) 根據該報兩天以後的報導，台北以煙火慶祝的主體、地點、開展方式，實則 是預先早已「決議」好： 茲聞昨日經在臺北廳會議室開協議會。大概決定如左。國旗軒灯等。以是 日煙火五發為號揭吊之。煙火場所或五或三固未定。然以送迎宜蘭新竹之 討伐隊員。常煙火三發。故以五發無使誤解也……外此如本社者。則以公 報之達也否。便在橢圓道路附近。煙火五發。告知公表于一切。煙火之外 。尚裝有無數氣球。(<合邦住典續文>, 1910)
13 無獨有偶，後藤男爵曾在基隆曾受到煙火歡迎，我們可以從史料中找到如下 相關信息： 住在基隆諸官民有志者。以築港費通過議會。係後藤民政長官多盡力。欲 伸其謝意。(<祝賀後藤長官>, 1906) 這次煙火歡活動迎也然是經過「決議」的，有權決議者是「官民有志者」， 可以推知，這部分實際上是少數地方精英。這種推斷可從台南歡迎督憲委員會的 名單上看出。該委員會會長是用原義太郎，副委員長是蔡國琳，幹事長由形脩人 氏擔任(<台南準備歡迎總督(二)>, 1906)。除日本人以外，蔡國琳是前清舉人，在 台南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地方文人。相比歡迎後藤男爵，委員會對於參與者、活動 流程、路線、所用道具的規定，可謂是更為周詳備至。除地方領導以外，參與活 動的一般民眾多是「街庄長總代」、「本島人總代」、「各婦人會代表者」、「其 他各團體」及「一般諸學校生徒」。可以看出，這些都是業已納入體制內的人員 。在道具方面，煙火自然必不可少，「總督抵南之日，及開式之日，連續放發。 其豫備數，有二百餘本」(同上引)。 現在，我們回到開頭的提問：台灣人購置煙火給自己觀看，為何說是「獻煙 火」？這裡所說的「獻」，是要獻給殖民者的。不難看出，少數台灣的地方精英 ，已經看穿了日本煙火文化的邏輯。他們清楚地知道，在祭典上放煙火、開煙火 ，是對帝國進行回饋的禮物。
肆、 結論
據清人徐珂(1984：25)記載，康熙二十四年的元宵節，清宮曾有聲勢浩大的 煙火燃放活動，「聖祖命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在民間這一端，畸 雲(1932)也曾細緻描述日治以前台灣燃放煙火習俗： 官既不問，民亦及時行樂。各製作各種花樣紗燈，爭奇炫巧，以頌昇平。 到處燃放煙火花炮，競鬧春宵，繁盛商埠，更有射砲之戲。(<畸雲>, 1932) 本文認為，日本官方的煙火燃放有拓展公共空間、促進公民政治參與的意義14 。從此意義上看來，日本的煙火有著近代政治思維和文化的內蘊。在康熙之時， 清廷的煙火所說的則是相對傳統的政治語言，則意在表達皇權恩威和四夷賓服。 正如徐珂所言，「徐辟广场，有所谓万国乐春台者，象四征九伐万国咸宾之状， 纷纶挥霍，极尽震炫而后已」(徐珂,1984：26)。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清廷和台灣長期以來所燃放的煙火，與日本國 內燃放的煙火，實質上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介質。這尤其體現在：日本煙火是官方 與民間持續不斷的互惠交換，而在清廷和台灣，煙火並為充當官方與民間日常交 流的媒介或儀式。就像畸雲所說的，台灣普通民眾燃放煙火，乃是「官既不問」 的自娛自樂。而在官方，則是在天朝上國的絢麗想像下，找到同樣絢爛的煙火， 將其想像揮霍而出。這時，民間和官方的煙火各燒亮一角天空，雙方互為彼此的 看客而已，真可謂「煙火開兩朵，各表一枝」了。 在日本情形大為不同。日本的煙火文化經由近代政治型塑，在官方和民間形 成默契。官方藉由煙火塑造政治奇觀，在相當開放的公共空間，邀請民眾參與， 同時期待他們同樣以煙火回報，即以自發的煙火燃放表達政治支持和身份認同。 他們也期待在殖民地展開類似的交流儀式，由此煙火獲得新的意義和期待——擔 負帝國與邊陲交流的使命。 但在台灣，傳統的煙火並沒有立即變成近代的煙火。日本的煙火互惠儀式似 乎不能像在本國一樣，走得那麼順暢。就日本以煙火示好這一方面，情況進展似 乎還比較理想，他們拓展了台灣人對帝國政治的參與空間，並在一部分人當中形 成國民意識，但相應地，台灣人在煙火回饋方面，似乎總要慢一拍。他們仍然保 有「各表一枝」的眼光和習慣，很多人看煙火一來是湊熱鬧和添樂趣，二來是以 家為核心，將看煙火作為鞏固傳統族群的社交方式。在此，國族的政治聯想消失 了。官方有時會組織少數地方精英和體制化群體參與煙火燃放活動，而這更像是 程式化的政治表演，缺乏內生動力、無法自我延續。一般台灣人往往是在與傳統 節慶相仿的重要政治紀念日，才主動參與到煙火的燃放之中。 總之，煙火在帝國日本也有著悠久的傳統，由於這種文化上的親緣性，在台 灣邁入現代化過程中，煙火並沒有被認為是原始的、土著的文化，台灣人並未棄 置煙火。但日本的煙火終究是經過近代政治文化改造過的煙火，來到台灣以後， 雙方圍繞煙火的想像出現偏差。日台對於煙火的雙重理解，使得雙方燃放的是化 學成分相同的爆炸物，卻在火花四射之際，進入到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產生不 同的意義解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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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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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e’s Political Practice
and Media Imagination
The fireworks culture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media--
fireworks under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fireworks in Japan were transformed by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By using fireworks to create political spectacle,
the authorities invited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pen public space, and
expected them to reciprocate with fireworks and show their recognition
with spontaneous pyrotechnics. They also looked forward to build similar
ritual in the colonies. But in Taiwan, traditional fireworks did not
immediately become modern fireworks. In Taiwan, the ritual around
fireworks expected by Japan did not go smoothly. In this way, Japanese
and Taiwanese set off fireworks with the same chemical composition, but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There wa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pyrotechnics between them. In a word, fireworks in Taiwan and that in
Japand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re essentially two different
cultural mediums.
Keywords: Culture, Empire, Fireworks,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edia, Politics
i 畸雲著有<舊春行事>一文，該文回憶了日治以前台灣燃放煙火的習俗，其中有 「到處燃放煙火花炮，競鬧春宵」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