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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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2009年4月，頁249-273 國立台灣文學館. 公義與私情 —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 陳英傑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胡傳是胡適的父親，或因胡適成名之故，甚早便吸引學者的研究。關於其人的形象，一般多著重描繪公義面，實非全貌；本文特別結合其私情面的探討，試圖重新瞭解一個較完整的胡傳其人。胡傳私情面的突顯，與其晚年宦遊台灣的經驗相關。以此為探討起點，本文首先說明胡傳基本上頗排斥來台，被迫來台後亦屢請內渡，並歸納其緣由所在。其次，透過考察胡傳的自我探索，論述其人來台之前即已排斥的根本原因，係出自對家庭的牽掛，而不願冒險遠遊。再次，結合胡傳來台前的作品，論其「家／國」間的辯證思維之演變，而發現由早期「國勝於家」漸向「家勝於國」傾斜，宦遊台灣時的心境即是此趨勢的進一步彰顯。文章的最後，將胡傳重新定位、詮釋為一個「清代台灣宦遊文人」之身分，其人其書，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都應有重視的必要。. 關鍵詞：胡傳、宦遊文人、臺灣日記與稟啟、胡適. ＊拙文原係筆者修習黃美娥教授開設之「台灣古典文學名著選讀」課程，所撰報告修訂而成，初稿曾以〈我是誰？—胡傳宦臺心境考〉為題，宣讀於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舉辦之「知本求新—2007華語文多元發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2007.12.8），陳益源教授講評，今承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修訂意見，皆受益匪淺，謹此一併致謝。惟限於學力，拙文若仍有未臻之處，自然概由筆者負責，敬請方家不吝垂教。.

(2) 250.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No.8. Thesis. Common Justice and Personal Sentiment: Hu Chuan’s Mental State while Acting as an Official in Taiwan. Chen, Ying-Chieh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Hu Chuan （胡傳） is Hu Shi’s （胡適） father. Perhaps because Hu Shi becomes famous, have scholars to study Hu Chuan very early. But their research results, relatively focus on the common justice aspect. This is one-sided. My article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personal sentiment aspect, hope to understand Hu Chuan more completely. Hu Chuan comes out conspicuously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pect, with he reach Taiwan act as experience of officer have something to do. My article prove Hu Chuan is it be Britain to repel very much at first, and sum up his reason. Secondly, probing into Hu Chuan’s care of the family, it is he that repels the basic reason of going to Taiwan. Then, combine the works that Hu Chuan before Taiwanned, probe into how he will go to ponder over relation with “the country” of “the family”. Finally, understand Hu Chuan into Taiwanese the officer the last Qing officer, works of he and him, should be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 research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of Taiwan.. Keyword: Hu Chuan, Travelling Offers, Taiwan Riji Yu Bingqi , Hu Shi.

(3)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51. 公義與私情 —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一、問題的提出胡適（ 1891 - 1962 ）〈母親的教誨〉，寫其慈母兼嚴師馮順弟（ 1873- 1918 ）的形象，以及幼時九年親炙的教誨，平實而情深，並於 1951 年選入台灣的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迄今， 1 感動了無數的讀者。胡適自認受到母親極大極深的影響，但其實文中還提到另一位重要的人物— 當時已逝的父親胡傳，「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2 被馮順弟尊為完人的胡傳，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形象？惜因文獻不足，於今恐難確知馮女士的想法。 3 但暫且不談馮女士的想法如何— 胡傳是誰？— 這個問題儘管可從好幾個角度提出解答，皆不容迴避下列的基本資訊：譜名祥蛟，字鐵花，號鈍夫；原名珊，故一字守三。安徽績溪人。生於清朝道光 21 年，卒於光緒 21 年（ 1841 - 1895 ）。生平閱歷豐富，早年讀書兼助理家業，歷經太平天國戰亂，於光緒 7 年隻身遊歷東北邊境，頗受到守帥吳大澂（ 1835 - 1902 ）的激賞，保奏為候補知縣，從此步入仕途。後隨吳氏到廣東，銜命冒險勘察瓊州黎族聚居地；又曾至鄭州治理黃河，因功以直隸州分發省分補用。光緒 17. 1. 此文見於胡適，〈九年的家鄉教育〉，《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05），頁 58-66。教科書編者予以節選，1951 年題為〈我的母親的教育〉，1953 年題為〈我的母親〉，1984 年後則題為〈母親的教誨〉。. 2. 同註 1，頁 60-61。. 3. 學者高大鵬說：「胡母口中所塑造的胡父太完美了，太偉大了，可以說是聖人加上英雄再加上包青天！……鐵花先生死後，順弟女士把萬般恩愛都暗暗『轉嫁』到兒子身上，連續有9年之久，小胡適天沒亮就給叫起床，眼還沒張開，就得先聽慈母一頓『晨訓』，講的都是胡父生前可歌可泣的種種作為」，所述「晨訓」的內容雖不無可能，卻屬臆詞。見氏著，〈胡適和他的母親〉，《聯合報》副刊， 1991.05.11，第 25 版。.

(4) 25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年（ 1891 ） 6 月籤分江蘇淞滬釐卡總巡，督察稅務，隔年 2 月奉調渡海來台，歷任全台營務處總巡、提調台南鹽務總局兼辦安嘉總館、代理台東直隸州知州（後真除）兼代統領鎮海後軍各營。光緒 20 年（ 1894 ）清日戰爭敗績，割讓台灣，官民紛紛內渡，胡傳內渡僅三日即在廈門病逝。 4 其著作包括：年譜、日記、稟啟、詩詞、文集，約八十萬字，悉由胡適及其弟子羅爾綱整理編校而成。 5 關於「胡傳是誰」的問題，同樣不容迴避的是其人的性情與心境；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瞭解、活化一個人的關鍵。對此，胡傳逝世當年由張經甫寫的〈胡鐵花先生家傳〉已有表明。這篇近五千字的長文，歷時敘述胡傳的生平閱歷，並穿插了性情與心境的描述，例如：「素志四方」、「夙夜在公」、「遇事奮往，不避艱險」等。 6 可見胡傳胸懷大志，將全部的生命精神都貫注到公眾事務，而且處事剛毅，極富行動力。此文是胡傳逝世後的首篇傳記，作者張經甫是胡傳早年在上海龍門書院求學時的同學、老友，所述應足採信；題為「家傳」，無疑得到胡家的肯認，文中便是以胡傳四名子嗣的名義代寫的，故自然具有某種權威性，無形中為胡傳的形象劃定的一個基調。宣統 3 年（ 1911 ）由胡適的族叔祥木寫的〈鐵花胡公家傳〉亦具有同等的意義，所述的胡傳乃是「志氣豪邁卓犖，以天下為己任，慏然有磨盾勒銘之志」、「頸有文曰『公』字，為人強直，自喜見義勇為」等形象。 7 事實上，筆者所知見迄今的全數研究與評述，所談容或有詳簡之別，但強調胡傳. 4. 關於胡傳的死因，眾說紛紜：或謂胡傳因抗命不內渡，遭清廷誘至廈門斬首；或謂因抗擊日軍，戰死沙場；或謂胡傳堅持內渡，故為劉永福（1837-1917）所殺，以穩定軍心。本文採取的是張經甫〈胡鐵花先生家傳〉的說法。晚近針對胡傳死因問題的研究，可參考顏非，〈胡適的家世〉；沈寂，〈胡適父親之死與胡適的態度〉，均收在李又寧主編，《胡適與他的家族和家鄉•第 1 集》（美國紐約：天外出版社，1999.09），頁 45-48、123-150。. 5. 胡傳著作原稿及胡適、羅爾綱的整編本，今藏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多未出版，唯已製成微卷；篇目可參考黃學堂，《胡傳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09），頁 238-243。黃先生此書是當前研究. 6. 張經甫，〈胡鐵花先生家傳〉，引文分見胡傳，《臺灣紀錄兩種•上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1），頁 2 下、4 下、5 下。. 7. 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11），頁 625、626。. 胡傳最全面者，上述胡傳的生平閱歷，皆可詳覆此書。.

(5)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53. 的公義形象，則屬一致。 8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胡傳形象之認知的形成，其實與他積極投身、參與公眾事務相應。在上舉的兩篇〈家傳〉以及多數的研究、評述資料裏，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依時敘述胡傳在公眾事務方面的閱歷，故所穿插表出、認知、建構的胡傳性情與心境，自然只是針對公義面而言。我們固然不能無視胡傳的公義面，卻不免疑惑—積極投身、參與公眾事務容或是胡傳生命精神中的重心，但公眾事務畢竟並非人生的全貌，若予抽離，則他又會是個怎樣的形象？從這個問題出發，便可發現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有一段頗耐玩味的文字—胡傳任職台東直隸州知州期間：蒞任三年，軍民大和，治無嚴辦。然公于是精力瘁敝，志亦益恫矣。 9 所引最後一句尤可注意，「志」指情志，即人的情感；「恫」為此情感的內涵，指恐懼。胡傳勤於州政，雖頗具成效，但精力卻日趨耗弱，心裏也益感恫懼。所謂精力耗弱，可能緣於舊疾復發、新勞纏身，頗易理解，日後並導致他的死因；但問題是感到恫懼—胡傳究竟在恫懼什麼？莫非與精力耗弱迫近死亡相關？這種心境似不必然為投身、參與公眾事務的直接映射，甚至若有違離了。至於學者的研究，似僅黃學堂略曾勾勒公義面外的胡傳形象：他曾嘆道：一家八口，漂泊三處。對兒子的教育，尤為操心，當時孿生的老二、老三年均十六，正當讀書喫緊關頭，無人管教。不久，胡傳改任鹽務官員（臺南鹽務總局提調），這個差事很使他失望，想辭官內渡，但老友顧肇熙勸他將家小接來臺南同住，……。 10. 8. 筆者所見最近的資料是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史料中的台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導覽專刊》（台東：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7.07），收有黃學堂，〈「鐵漢」胡鐵花—胡傳生平簡述（附胡傳年表）〉，頁 73-76，顯然是以「鐵漢」一詞概括胡傳形象，而此形象則取自胡傳投身、參與公眾事務時. 9. 同註 7，頁 626。. 「吃苦耐勞，作風強悍」。這份資料雖非嚴格的學術研究，但很足以說明時至今日一般的認知情形。. 10 黃學堂，《胡傳傳》，頁 182。.

(6) 25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文中所述可稱為胡傳在私情面的心境，此時其所考量的內容乃是個人的感受，而非公眾事務的投身、參與情形。一般而言，公義. 私情在概念上雖屬. 相對，但結合兩個面向，反而可以互補、共構成一個較完整的人物形象。胡傳誠亦如此，卻稍顯複雜，他在私情面中「想辭官內渡」的想法，與公義面中「素志四方」的性情與心境，顯是截然對立、衝突的。出現如此強烈的落差，其生命精神應備受煎熬，而原因何在？在這種私情面的心境被突顯、彰察出來的同時，是否意味他對自己的「志」—自我的人生目標與價值，已有重新的探索、思維？唯有充分疏通這些問題，方能真正明瞭胡傳是誰，並衡估其歷史地位。透過上引胡祥木和黃學堂的敘述，可知胡傳對其私領域中的心境的省覺，係在「宦遊台灣」期間所發生—這段經歷應相當關鍵。因此，後文即以胡傳面對「宦遊台灣」一事的態度，作為逐層剖析的起點。. 二、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胡傳「宦遊台灣」的緣起、經歷，具見他的《臺灣日記與稟啟》。此書原分日記八卷、稟啟存稿三卷，書前附有張經甫〈家傳〉， 1951 年由台灣省文獻會出版，原擬題為《胡鐵花先生台灣遺著二種》，後從胡適意見而改定為《臺灣紀錄兩種》。嗣後胡適再依歷史學者方豪建議，將稟啟依撰寫時間逐篇附在當天日記後，合為《臺灣日記與稟啟》凡三卷，另又收入胡傳〈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並書後〉一篇， 1960 年由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1 種」。 11 探討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這無疑是最直接的資料。但應注意胡適說：「臺灣稟啟存稿三冊，……我費了幾天工夫，把這些文件整理一遍，刪去一些無關臺事的短札。」 12 目前出版的稟啟已經胡適刪選過，所刪去者容或「無關臺事」，但對瞭解胡傳在台的個人. 11. 這段編輯、出版的經過，見胡傳，〈附錄一•「臺灣記錄兩種」的「編校後記」〉《臺灣日記與稟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03），頁 267-270；〈附方豪先生的後記〉，頁 279-281。台北文海出版社於 1981 年亦出版此書，內容、頁數與台灣銀行所出版者完全一致。. 12 同註 11，頁 268。.

(7)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55. 心境卻屬不容不讀者；現由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成微卷，題為《刪去之件》。此外，為求儘可能完整地瞭解胡傳而避免片面，其來台前的日記、書札、詩歌或自編之年譜，當亦一併參考。胡傳首度提到「臺灣」地名便是得知即將調派至此，時在光緒 17 年 9 月 19 日。 13 胡傳於 23 日謁見上司江蘇巡撫剛毅，請求代為奏免；朝廷於 12 月 28 日回覆：「臺灣差委需人，胡傳等著仍遵前旨發往。」 14 遂於光緒 18 年 2 月 22 日勉強渡海赴台蒞任。 15 抵台之後〈致胡昭甫〉云：「今春渡海，實下喬入幽，出於不得已。」 16 可見胡傳對宦遊台灣基本上是排斥的。胡傳並未明言其排斥宦遊台灣的原因，但從他抵台之後屢番親自或託人請求內渡，實可窺見若干端倪，以下試作探討。胡傳最早流露內渡想法的時點，約在光緒 18 年 7 月底甫卸全台營務處總巡之際。日後擔任台南鹽務總局提調時，亦屢萌此念，唯所持理由不盡相同。特別的是擔任台東直隸州知州期間，則較少流露內渡之思；箇中緣由，容後提及。在此擬先歸納、呈現胡傳屢請內渡的幾項緣由，作為後文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一）「死亡」的焦慮與意義胡傳屢請內渡的理由之一，即水土不服、身體不適。擔任全台營務處總巡期間遍歷全台、外島，正值酷暑，而「南路天氣早熱；東路水土尤惡；沿海、沿山之路煙瘴尤惡。從人得病，死亡已盡」，自己亦「屢因感冒，頭痛腹洩，周身骨節疼痛，寒熱時作時退，漸難強自支持」， 17 故自然會「即求中丞以不服水土奏請仍回原省，或賞假回籍治病」。 18 卸職之後提起此事，仍心有餘悸：. 13 胡傳，《辛卯年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頁 67。 14 同註 11，光緒 18 年 1 月 17 日，頁 2。 15 同註 11，光緒 18 年 2 月 22 日，頁 6。 16 胡傳，《刪去之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頁 12。 17 同註 11，〈光緒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陳請銷差稟〉，頁 61。 18 同註 11，〈上臺灣兵備道顧〉，頁 62。.

(8) 25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全臺疆域幸已遍歷。從人先後道病，死亡已盡；只剩孤身，孑然回省，雖尚無恙，實可寒心。 19 另一封信也說：弟僕僕作牛馬、冒煙瘴，從者死亡已盡，只剩一身免於路斃，豈不寒心！屢求生還，苦不可得。 20 可見胡傳奔波全台，除了舟車勞頓，更須長期暴露在險惡的自然環境裏，影響健康狀況；途中目睹三名隨從相繼死亡，想必引起自身恐亦難逃一死的焦慮。〈致胡昭甫〉云：「所處之境危險如此，明知將來死于道路必不能免。」 21 明顯流露濃厚的悲觀情緒，彷彿死亡已屬預料中事。面對死亡的焦慮，實為人之常情，無足深怪。但應注意胡傳對於死亡，並非如一般人的單純恐懼或逃避心理，而是對其意義有所體認、堅持。其〈上臺灣兵備道顧〉指出：士當為知己者死，不當有所畏避。然重于泰山，輕于鴻毛，義有不同，不能不自審擇而處之。牛馬奔走疲乏，勢將倒斃於路，延頸昂首，委轉嘶鳴。冀暫寬繮轡，緩驅策，放歸櫪下，俾得小休，勉圖報効于後。 22 這種認為死亡之意義，具有泰山. 鴻毛之別的想法，雖可溯至西漢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23 但胡傳此之表述，其實關涉到他對擔任公職的態度。往昔遠遊東北邊境時期，胡傳便有強烈的建功立業之志，此時所寫的〈自都門赴寧古塔途中雜感〉云：「欲守四方須猛士，請聽高祖大風歌。」 24 使用漢. 19 〈上江蘇臬憲陳舫仙廉訪〉，《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65。 20 同註 16，〈子垣仁兄大人閣下〉，頁 27。 21 同註 16。 22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62。 23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見蕭統編，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卷 41》（台北：華正書局，2005.05），頁 766。 24 胡傳，《古今體詩等四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頁 5。.

(9) 257.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高祖〈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典故， 25 顯然是以「猛士」自比。胡傳儘管排斥宦遊台灣，但並不意味懈怠了公職，有詩云：「仰視飛雲天外起，酒酣愁聽大風歌。」 26 可知他對來台建功立業仍有一定的自我期許，但詩中卻多了一些愁思。究其原因，應是覺得在台未受重用，難以施展抱負。推察胡傳被調派來台的原因，誠如胡祥木所言：「會台灣疆吏與東人有違言，警報旁午，時餘姚邵友濂為台灣撫，遂有奏調之請。」. 27. 「東人」指. 日本，係與台日情勢漸趨緊張有關。緣此來台，理應委以重責要任，但實情卻是宛如「牛馬奔走」之類的事務。檢閱胡傳的稟啟很容易發現，凡提到擔任全台營務處總巡時，便常以「牛馬奔走」自況處境，可見並非一時激動，而是深藏心底的感受。此詞除了指涉四處奔走以致疲乏，更有一種職輕位卑之意。若為此而死，其意義顯是輕於鴻毛，極不值得。儘管「士當為知己者死，不當有所畏避」，而胡傳終究是「畏避」了—畏避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為此死亡輕於鴻毛的意義。. （二）台東直隸州知州的派任問題前述胡傳對死亡的焦慮與意義的認知，仍不乏公義面的考量，希望護惜生命，得以將其抱負、才幹施展到更有意義的事務；至於台東直隸州知州的派任問題，則恰能呈顯其對「宦遊台灣」之態度的私情面。台東直隸州是台灣唯一的州級單位。光緒 15 年（ 1889 ），胡傳因治理黃河有功，「奉旨免補本班，以直隸州分省補用」， 28 取得候補知州的資格。來台之初，台東恰有知州職缺待補，理當派他赴任，但卻不然。對此，胡傳雖說：「若弟今日以不得臺東之故，沾沾然不釋于中，……是小丈夫之所為。」 29 實仍不免心存芥蒂，而在致吳大澂的信中直抒憤懣之情：. 25 杜文瀾編，《古謠諺•卷 4》（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09），頁 40。 26 題作〈和王蔀畇孝廉臺灣秋興八首•之八〉，《臺灣日記與稟啟》，光緒 19 年 1 月 27 日，頁 124；題作〈臺灣雜感八首〉，《古今體詩等四卷》，頁 49，字句稍異—上引「酒酣愁聽」作「愁聽高祖」。 27 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626。 28 胡傳，《己丑年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光緒 15 年 1 月 3 日，頁 2。 29 〈致范荔泉〉，《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09。.

(10) 25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僕僕半年之久，從人死亡已盡，只剩一身，幸免路斃，寒心之至。亟求生還。不蒙允許，復派充臺南鹽務提調。……臺灣直隸州只有臺東一缺，去冬已經補人。□抵臺甫三日，已補者即以憂去。此班候補者只有□一人。同調諸人到即署補，否亦派當優差，以□不才作牛馬走，遍歷異常艱險之境，幸未辱命，為吾師羞。有現成應補之缺竟不得補，而提補不應補之人：邵公奏調，顧公署方伯，而竟至如此，以後復何所望！留臺則已無出路，兼恐復遣出犯煙瘴。去臺則非臺撫奏請仍回原省，別無去路。……若逕棄此，託疾以歸，又恐獲規避之處，辜負師恩。再四籌思，惟有懇求吾師函致顧方伯請代一言於邵中丞，或逕致邵中丞，俾蒙及早放還耳。□不求補署，不求優差，惟求生還。 30 全信一半左右的篇幅，都在抒遣自己不得派任台東直隸州知州的不平；〈復童米孫〉命意亦同：「此間且直隸州只臺東一缺；已補者以憂去，候補者只弟一人，竟以不求失之。留此復何所望！」 31 直言續留台灣已無任何期望，流露非常深沉的失落感。問題是，台東是全台漢人墾殖最遲的地區，知州的職位，何以能夠吸引胡傳如此芥蒂？不妨注意他上面給吳大澂的信說：「同調諸人到即署補，否亦派當優差」，足見所在意的並不是知州職位本身，而是自己與同時調派來台諸人的強烈差別境遇：諸人皆得署補或優差，獨有自己如牛馬奔走疲乏。可推知胡傳是將台東直隸州知州視為一個較優渥的職位，身為一地首長，至少免如牛馬奔走，稍能擺脫死亡的焦慮。明瞭了這一點，便可理解何以他在擔任淞滬釐卡總巡時已有候補知州的資格，對於未能擔任知州卻無任何怨言。 32 要之，死亡的焦慮，再度憑藉了台東直隸州知州的調派事件，主導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即使日後如願擔任知州，想法亦未改變：「余既得代理臺. 30 〈稟湖南巡撫部院吳清卿師〉，《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82-83。 31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27。 32 淞滬釐卡總巡職掌江蘇財稅，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優差」。黃學堂對其職分有詳細的探討，見《胡傳傳》，頁 78-79。.

(11)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59. 東，正圖事簡，可暫偷閒一年。」 33 這種私領域中的心境，在前人較側重公領域的研究或評述都不曾提到，但應更能代表真實的胡傳吧！. （三）官場的人事紛爭胡傳「性躁」，. 34. 而且剛毅果敢，故能積極進取，是其優點；缺點則. 是個性較欠圓融，遇有不平之事，總是直言無諱，有時甚至不近人情，以致容易得罪他人。早年在鄉時期，胡傳為修宗祠不惜一死與積欠捐款的鄉人對立，對「可否先奉神主入祠而後補繳欠款」、「為族中貧困者請求減免者」都一概拒絕， 35 即屬顯例。胡傳來台之初巡閱全台營務，黽勉從公，賞罰分明，屢次向上申報的興革意見，亦不免招人怨妒，故萌生去意，如〈復袁行南〉：原冀效其千慮一得之愚；……跋涉空勞，徒以多口府眾怨，于公私絲毫無補，夫復何言。決計求歸。 36 因「多口」而招聚眾人怨妒，故自認非但無法稱職於公眾事務，且於私情面甚感不快，故欲回歸內渡。又〈復吳卓臣〉說得更清楚：又全臺疆域，惟弟周歷已遍，略知其利弊，遂為眾所嫉妬。文武偶有遷謫，皆疑弟多言所致；甚至中丞自請議處，亦嘖嘖以為弟有以激之。懼為指目所集，故託疾辭差，力求內渡。 37 這也是著眼於「多口」的問題，而從文中尚可發現胡傳的向上申報，間接使得某些文武官員遭到貶斥，形成具體的人事紛爭。調任提調台南鹽務後，情. 33 〈復介如四弟〉，《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70。但胡傳的想法並未實現，信中又云：「而接印甫一日，而後海吾總鎮遽爾病故，……文武兩事，遂叢集於余一身。豈蒼蒼者必不許余安閑耶！」 34 胡傳《鈍夫年譜》記載伯父星五臨終時，「先考問以後事，無所言，張目四顧而嘆曰：『獨惜珊不在此耳！』先考亟問于珊云何？曰：『此子能任勞，惟嫌其性躁，吾屢戒而不能改。吾死後，弟當以吾言時戒之。』」同註 27，頁 465。 35 黃學堂，《胡傳傳》，頁 48。 36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80。 37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23。.

(12) 26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況依舊未改，此時的〈復淡湖太守〉云：去歲全臺巡閱全臺防營，既開罪于各處將領；嗣筦臺南鹽莢，察見積弊惟在中飽，而視欠課為固然，法制廢弛已久，遂一一嚴以相繩，不稍假借。雖于鹽務頗有起色，而斂怨更多。自知愚戇不能諧俗，屢求內渡，苦不可得，聊自內附於古人會計當牛羊遂之意，暫以自糊其口而已。 38 胡傳的舉止雖合法制，但對違法者而言，卻無異擋人仕途、利路，自然容易招致不滿。就事件本身而言，雖因公務而起，實屬私人恩怨。這些私人恩怨之於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影響究有多深？〈復淡湖太守〉清楚道出了處境的艱難：「臺南局面小，圖事甚難，凡與□略有交涉者，皆屬怨家！」 39 綰結以上的考察，可知胡傳排斥宦遊台灣之原因有三：一，處於台灣險惡的自然環境，職輕位卑，深感「輕于鴻毛」的死亡之焦慮；二，抵台之初，無法順理派補台東知州，自認與同調諸人出現差別境遇，無法遠離死亡之威脅；三，個性耿直，遇事直言，與他人摩擦頻起，滋生不如歸去之念。平心而論，以上僅能解釋胡傳宦遊台灣「之後」的排斥原因，尚無法解釋赴台之前為何即已排斥。後文考察胡傳的自我探索，當可疏通此問題。. 三、胡傳的自我探索在此所謂「自我探索」，係在追問一個「我是誰？」的問題，而此問題必然涉及處世原則的省察。胡傳屢提到「不畏難，不苟安」是其平生所自恃的處世原則，即使「生長畎畝，中經患難；足跡所及，已歷十一行省，在官任役已歷五行省」， 40 皆未嘗動搖—這堪稱是其對自我的初步體察。但在宦遊台灣期間，對此卻產生深刻的反省，如〈復邵班卿〉云：深知財力艱難，故生平持論惟就現有之力謀能為之事，著力于一. 38 《刪去之件》，頁 54。 39 《刪去之件》，頁 54-55。 40 〈復邵班卿〉，《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19。.

(13)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61. 「實」字；從不敢說大話，請鉅款，放言而高論。殊不意此一「實」字，尤非當世之所樂聞。甫一開口，而眾怨隨之。明知不合時宜，無能為役；加以水土甚惡，烟瘴甚厲，即捨生命以殉之，亦無絲毫之益。且去年夏秋之間，全臺遍歷；雖幸免于路斃，而身受風濕已深，兩足迄今麻木，兩臂亦酸痛，久而未癒，衰朽之態已見。反而思之，生平自信「不畏難，不苟安」六字，卻只做成「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十二箇字。萬一蹉跌，悔無可追。惟有及早求退，或可保全本來面目耳。 41 可見緣於死亡的焦慮、人事的紛爭，而促使胡傳反思「不畏難，不苟安」此處世原則，落在實踐層面竟然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罷了。案：「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一語，原出於《周易•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42 認為常人對待世間事物，徒知進取，而不知終當退避；徒知存續，而不知終趨衰亡；徒知有所收穫，而不知其終將淪喪，只有聖人瞭解這種物極必反的哲理。胡傳在台灣稟啟中，屢次述此哲理，藉以反省自身，實有其現實處境。試闡其意：「不畏難，不苟安」，頗易理解，指的是一種不畏艱難、積極奮進的處世原則，這與「知進」、「知存」的意涵應當相去不遠，可知胡傳反思的重點實在於體悟「不知退」、「不知亡」二者。先論「知進而不知退」，〈復范荔泉〉云：愚戇之性，既不能改，萬一蹉跌，二、三十年刻苦自勵而不足者，一旦隳之而有餘，自誤不淺矣。此知進而不知退之說也。 43 這裡談的是個性的問題。「愚戇」是自我解嘲，其實就是個性耿直，也就是所謂的「知進」；但卻因不知婉轉而易得罪他人，如另一封信指出：「弟性. 41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19。 42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 1》（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66-67。 43 同註 40，頁 90。.

(14) 26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愚戇，不善酬應，屢開罪於當世名流。」 44 這不僅是不善交際，更是不懂得韜晦退避，亦即所謂的「不知退」。這種針對個性問題的反省，顯然和他擔任全台營務總巡或提調台南鹽務時申報許多興革意見，引起官場人事紛爭相關。對於自己與他人頻起摩擦，胡傳亦頗苦惱，認為是咎由自取，如〈致張經甫〉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前此所力以自砭者，此次復蹈其失，而不早悟，咎由自取，復何言哉？」 45 前曾指出，胡傳覺得提調台南鹽務是「著名疲累之差」，屢請內渡，但其實在派補台東知州之前並非毫無調任它職的機會，如〈復吳卓臣〉云：「自九月中旬抵臺南，調已三次，皆以疾辭；非戀此也，稍自晦以免眾忌，不得不然耳。」 46 為求韜晦而婉拒，堪視為自省後的具體改善方式。再論所謂「知存而不知亡」。此點對於瞭解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尤佔關鍵的地位，應特別留心。〈復胡虎臣〉云：曩者在吉林困于窩棘之內，歷四晝夜，餱糧已絕，幸忽覺悟沿水而行必可出山，而未死。瓊州之役，染瘴甚深而未死。此次遍歷臺疆，往來于炎天熱日之中、瘴雨蠻煙之內，六閱月之久，從者三人後死亡已盡，而猶冒險必欲竣事而後已：所謂「知存而不知亡」也。 47 胡傳自認長久以來儘管身處險境，屢涉死地，最終都能幸運存活；即使擔任全台營務總巡時，目睹隨從相繼死亡，仍舊堅持、鞭策自己務必完成任務，此即「知存」。此說隱約令人覺得胡傳對處理公務，非僅一般人認為的「不惜犧牲自己生命」，而可更細緻地解讀成，胡傳根本是認為自己最終總是能夠化險為夷，而這些經驗，便支持著他「知存」，亦即繼續堅持「不畏難，不苟安」。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傳又提出「不知亡」，「亡」是與「存」相對立的概念，誠如上述，「存」在胡傳行文脈絡中的內涵乃是生命安全，可推. 44 〈芸青仁兄大人閣下〉，《刪去之件》，頁 40。 45 《刪去之件》，頁 42。 46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23。 47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05。.

(15)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63. 知「亡」亦與生命相關，所指為「死亡」。提出「不知亡」，實質上已屬「知亡」，這種「知亡」顯然是針對先前「知存」此處世原則的反省；胡傳在台期間公義. 私情的對立、衝突，促其切實感到死亡的焦慮，深思死亡的. 意義，皆與領略「知亡」此哲理相關。循此而思，假若自己身故後將會造成什麼影響，自亦成為無可迴避的問題。胡傳提到，「知進而不知退」的後果是「自誤不淺」，而「知存而不知亡」的影響所及，則是「誤及後人」了，如〈復胡虎臣〉云：「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不但自誤，且將誤及後人。」 48 「後人」指的是胡傳的家屬—尤其是妻兒。其〈復范荔泉〉對「知存而不知亡」的闡述可以作證：行年五十有二，血氣漸衰，學問、功業一無所成；而後嗣弱甚，一家八口，漂泊三處；如今年夏月萬一困于煙瘴，與從者三人同死于道路，縱大憲憐我，為歸遺骸于家，而妻子無所依賴，必致失所矣。此知存而不知亡之說也。 49 胡傳抵台之初旋即奔波達六個月之久，目睹隨從相繼死亡，想必引發強烈的震撼，而滋生自己難逃一死的焦慮。而這種焦慮，不僅關乎個人的生命能否得到延續，更直接牽涉自己一旦身故，則家庭必致破碎流離的嚴重問題。這些透過自己處世態度的反思，而帶引出他對家庭的牽掛，左右了胡傳宦遊台灣的態度，及屢請內渡的原因。關於此，尚可參照此時有一樁突發事件對其心境的衝擊。胡傳來台前原在川沙（江蘇縣分）安頓妻兒，並委由四弟介如就近關照，唯光緒 18 年 9 月 6 日忽獲四弟來信，「知其因婦病已由蕪湖馳歸」， 50 影響所及，便是家務乏人協理，至於子女「無人教管，必貽誤兒輩一生」，. 51. 更是令他愁眉難展。這樁事件，直接造成〈復范荔泉〉所. 48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05。 49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90。 50 《臺灣日記與稟啟》，〈復范荔泉〉，頁 71。 51 《臺灣日記與稟啟》，〈復范荔泉〉，頁 90。.

(16) 26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云：「求回原省，一則避險就夷，可自教子，一則距家路近，易作歸計；非求富貴利達也。」 52 文中指出請求內渡的兩項原因，其實皆與照料家庭密切相關，甚至願意為此放棄仕途的富貴利達。於此，我們可清楚看到的是身為丈夫、父親的焦切心境。這項「家庭」因素，與前節所歸納出的三項原因，雖都是胡傳屢請內渡所曾考量者，但其意義卻有不同。前述的三項原因，都因胡傳宦遊台灣「之後」的具體經驗而發，僅可作為其在台時何以屢請內渡的解釋。這裡透過胡傳對於處世態度的自我探索、反思而帶引出的家庭之牽掛，由於此家庭在來台前即已存在，故可合理地推論，來台前即已心生排斥，亦是考量到這點。胡傳來台前自編的《鈍夫年譜》亦有一段資料，可以作為旁證。譜載光緒 6 年（ 1880 ）— 胡傳遠遊東北邊境的前一年— 「先妣意在為鈍夫再謀續弦，屢囑訪求配偶」，他覺得「再續則不能遽遠出」，. 53. 遂罷此事。可見. 早在當時「家庭」因素即足以左右其遠遊冒險的意念，並在報國之餘展現對於未來可能建立之家庭的強烈責任感。循這樣的思維，光緒 15 年續絃馮順弟並生幼子胡適，無疑期願就此安身立家，孰料不到三年竟被迫來台，所遇如此，胡傳心生排斥是完全可理解的。. 四、家／國的辯證與兩難進一步論述，胡傳在台時所體悟的「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寓含了一種「家. 國」互為辯證的思維。所謂「家」，係指出自牽掛家庭等. 私情面的事項；「國」則是出自報國奉公等公義面之事。但這種辯證的思維，早在胡傳遠遊東北時期即已發軔，而且有所演變。如前所指，胡傳遠遊東北時期胸懷大志，頗欲建功立業。這在當時寫的詩中實有清楚的表述，如〈除夕〉：「馳驅莫謂勞，遠遊從此始，……古人弗可及，壯心不自已。」 54 〈壬午元日步季杏圃別駕原韻〉：「賢豪宜為時. 52 《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90。 53 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499-500。 54 胡傳，《古今體詩等四卷》，頁 7。.

(17)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65. 艱出，何必空山賦遂初？」 55 〈十一月十四日解餉赴邊行抵渝關〉：「匆匆又度臨榆塞，欲請□纓志未償。」 56 凡此均可看出「國」的重要地位，其中「馳驅莫謂勞」更將個人身軀的疲乏拋諸腦後，與宦遊台灣時所深感的死亡之焦慮竟有明顯的差別。〈自都門赴寧古塔途中雜感〉則清楚呈現了「家國」的辯證思維：征人久戍不思家，壁壘宵寒咽暮笳。可惜健兒空撫髀，未曾飛馬度龍沙。 57 這是遠遊東北途中眼見關外駐防兵士的感想。胡傳如此模塑、想像他人戍邊的心境，當是自身的投射，字裡行間流露亟欲建功立業的渴望。應特別留意首句「不思家」，「久戍」而「不思家」，基本上違拗人情常理，在此詩中卻是表述得很自然，可見在報國的脈絡中，「家」的意義是容許拋卻的。但所謂家. 國，並非相對立的概念，兩者之間僅具有層次的分別。故. 〈致家蘊山叔〉指出：舊疾履作，孤身萬里外，清夜自思親老子幼，中饋乏人主持，家累不淺，而精神漸衰，兩鬢漸白，每悵然自悲。然念知遇之恩未能圖報，恐負國、負上司荐，□負良朋期望，兼負老親，則罪愈重。縱能吃異常之苦，亦不足言。 58 胡傳認為，若無法報答吳大澂保薦自己為候補知縣的知遇之恩，除了是負國、負上司、負良朋，亦是「負（家中的）老親」。由此足見「家. 國」的. 指涉或層次容或有不同，但其終極意義卻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事實上，其實由胡傳不願續絃而隻身遊歷東北，亦可見其對報國奉公的強烈嚮往。這類思維傾向，可簡單地使用「國勝於家」概括之。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在遠遊東北期間，胡傳的心境亦若有改變，〈奉和蔡. 55 同註 54，頁 8。 56 同註 54，頁 17。 57 同註 54，頁 4。 58 胡傳，《書札偶存第一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頁 107。.

(18) 26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秀階二首即步原韻〉之一云：賊氛既靖軍書少，鄉思頻牽客夢賒。琴劍一囊收拾易，正宜歸去藝禾麻。 59 胡傳的詩多無明確的繫年，頗難確認寫作時點，由於詩中提到「賊氛既靖」，〈胡鐵花先生家傳〉載：「十年二月，……境多馬賊，懾先嚴之威不敢逞」， 60 推測應在東北任「五常廳撫民同知」時作。詩的其二句清楚道出思「家」之情，並明確意識到作客異鄉；綜觀後二句更會發現，往昔「家」受「國」的牽引，若未能堅持報國奉公則無異於負家，而此刻「家」的吸力則明顯增強了，能將胡傳抽離當下所處的「國」的脈絡，意欲回歸於家。同詩之二：「書生那有封侯相，各自歸休莫悵然。」 61 歸休. 封侯顯示了家. 國兩種吸力的對決，而在詩中前者的力量顯然佔於上風。這類思維傾向，可簡單地用「家勝於國」概括之。胡傳〈韶州雜感〉有云：「曉風搖曳掛帆時，枕簟生涼客夢知。」. 62. 也是突出了作客的意識。韶州位在廣東，此詩應寫於胡傳勘察瓊州黎族聚居地左右，可知「家勝於國」的思維，於此仍未改觀。而日後在鄭州治河時，不僅詩中已少流露壯心凌雲、亟欲報國的澎湃情志，反倒透過個人旅懷的書寫，抒遣自我對於投身、參與公職的負面情緒，〈鄭州早行〉云：日短憂途長，出行須起早。……年華最易逝，憂患何時了？ 63 胡傳所「憂」者不僅是治河時間緊迫而路途遙遠這一具體經驗，而更可視為指涉繁忙紛瑣的公眾事務。此與他在東北時期〈致家蘊山叔〉「縱能吃異常之苦，亦不足言」的豪情，有明顯的差別。值得注意的是，「年華最易逝」，所謂易逝的年華，著眼的並非治河時間緊迫，而是感傷個人的生命精. 59 胡傳，《古今體詩等四卷》，頁 43。 60 張經甫，〈胡鐵花先生家傳〉，胡傳，《臺灣紀錄兩種•上冊》，頁 3 上。 61 同註 59，頁 44。 62 同註 59，頁 46。 63 同註 59，頁 38。.

(19) 267.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神日趨衰頹；在這種感傷的情緒中進一步引出下一句「憂患何時了」，對比投身公職—容或有意義，但所帶來的憂患卻不知何時能了結。在此，胡傳所更嚮往的隱然不再是如何奉獻己力報國，而是使個人的生命精神超離此一綿長的憂患情境。總括以上的梳理，可知胡傳原本雖非對「家」無情，但寧可犧牲小我、追求大我，而將「國」的價值地位置諸其上，以此作為隻身離家遠遊、黽勉從公的思維基礎。但同樣是在東北時期，亦可發現漸向「家勝於國」傾斜的情形，在鄭州治河時對於投身公職的負面情緒，便是很典型的表現。胡傳宦遊台灣時的「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的省思，顯然就是此趨勢的進一步彰顯，先前原在詩中表達的僅是一種情緒，在台時則化為具體的行動要求。〈復范荔泉〉所言，頗能清楚道訴當時的焦灼心境：然弟更有懼者，前此不畏難今乃畏難，前此不苟安今乃苟安，不謂遽變其生平之所守不得也。畏難苟安，不可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亦不可也。當此兩不可之際，而欲求一可以兩全之道，計惟有一退字耳。今既求退不得，轉迫而不敢復言退，懼為畏難苟安之人，懼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之人，尤懼為進退失據之人，而吾道真窮矣。 64 若從「不畏難、不苟安」變成「畏難、苟安」，等於悖棄了平生的操守；但若不變，則又陷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的窘境，自誤誤人。這是進退存亡之間的兩難，其實也是家. 國之間的反覆辯證。儘管歷年來. 「家」在胡傳心中的份量漸有增強，但弔詭的是他始終未嘗抽離「國」的現實脈絡，可說家. 國之間的辯證問題一直沒有獲得完善的解答，而積累成一. 個令他掙扎苦惱的兩難。這種兩難由來久矣，卻在宦遊台灣期間迸發，不難設想胡傳在台心境的焦灼。更可悲的是，自認唯有「退」—內渡或辭官，方能徹底弭平此種兩難，卻又求退不得，落得進退失據的窘境。光緒 19 年 2 月，家眷馮氏、胡適等人來台，總算稍堪慰解，胡傳即未繼. 64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頁 117。.

(20) 26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續在日記、書啟中表達這類心聲。或許退而求次，自己既無法內渡，轉請家眷渡海來台團聚，也不失為弭平兩難的方法。有學者說他「倒也不是『退歸老鄉里』，他的真心是想做『非候補人員』，想獨當一面，他屬意於『台東直隸州』」，故任知州後便不求內渡； 65 這種觀點恐怕無法確實掌握胡傳的心境。但可想見的是，光緒 20 年 1 月令家眷內渡後， 66 胡傳勢必再次陷入往昔的困結。甲午戰敗，割讓台灣，軍民譁然，內渡者絡繹不絕，胡傳何嘗不願內渡？光緒 21 年 5 月 12 日筮《易》，卦言「去之宜決、宜速，乃吉也。」 67 特別寫在日記裡，應頗切中心境。此時胡傳屢請撤防，卻基於「未奉明文，又無官電報，無所適從，只有不動聲色，照常防守。」 68 終於在 5 月 24 日奉准內渡，卻已延誤時機；28 日預立遺囑，有云：今朝廷已棄臺灣，詔臣民內渡；予守後山，地僻而遠，聞命獨遲，不得早自拔；臺民變，後山餉源斷，路梗文報不通，又陷於絕地；將死矣！嗟乎，往昔之所歷，自以為必死而卒得免於死；今者之所遇，義可以無死而或不能免於死。要之，皆命也。 69 日軍攻台，造成台灣西、北部局勢大亂，也連帶阻絕了東部地區的糧餉、文報管道，致使胡傳「義可以無死而或不能免於死」—原可及時接獲清廷詔令官員內渡的電報，卻因電報斷線未獲通知，延誤內渡時機而陷入絕境。可貴的是，胡傳面對危難時並未考慮自行設法逃離，反而堅持未獲明文，照常防守，可見他在世變時亂的環境裏，即使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面對「家國」（自行設法. 照常防守）的兩難，依舊堅定地選擇了後者，作為生命旅. 程中最後一段自我表述與定位。一般人對胡傳的印象多著重在公義面，實有. 65 李敖，《胡適評傳》（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01），頁 7、9。 66 胡傳並未敘明理由，但胡適所言頗可參考：「甲午中日戰事開始，台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台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同註 1，頁 40。 67 同註 64，頁 262。 68 同註 64，頁 263。 69 同註 64，頁 266。.

(21)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69. 一定的合理性。閏 5 月 3 日，胡傳自台東啟程， 6 月 25 日自安平內渡，旋於 7 月 3 日病逝廈門。 70 於是「不畏難，不苟安」六字，遂由胡傳往昔所擬設的處世原則，轉為此刻蓋棺論定的評語。依胡傳宦遊台灣時對家庭的牽掛，在遺囑寫下「今者之所遇，義可以無死而或不能免於死」之際，想必亦曾想起年輕的妻子馮氏、未滿三歲的幼子胡適，以及那句於今視之宛如讖言的「知存而不知亡」吧！. 五、結語羅爾綱在其《師門辱教記》說：「割臺灣，鐵花先生還死守臺東不退，至力竭始歸國，道卒。」. 71. 一般人所察知的胡傳形象，恰如此語，重在勇. 於任事、奉公守法與剛正不阿的公義面。雖屬事實，令人肅然感佩，卻不易親近，且亦有失整全，不免較忽略了胡傳亦曾有過豐富的私情。若在肯定胡傳公義面的同時，能進一步結合其私情面，瞭解他在宦遊台灣期間對家庭的牽掛，陷入家. 國兩難、進退失據的窘境，最後乃至以一種幾近殉國的姿. 態， 72 抉擇、成就自我的生命定位。—如此較完整地理解胡傳的心境，當可在肅然感佩之餘，對其悲劇性的宦遊台灣經驗多出一些親近與同情。而藉. 70 光緒 21 年 5 月 28 日作遺囑後的經歷，《臺灣日記與稟啟》未載，此係參考黃學堂，《胡傳傳》，頁 153。 71 羅爾綱，《師門辱教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羅爾綱手稿本，封面以黑色鋼筆將書名改為《師門五年學習記》），頁 13。案：排印本《師門五年記》（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8）並無這一段文字，改為「割台灣，鐵花先生得諭旨命歸。總兵劉永福堅持抗日，請他幫助，時他已病重，直到雙腳都不能動，6月25日始舁上船，6月28日到廈門，手足都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卒於廈門」（頁 11-12），其餘前後文皆與羅爾綱手稿相同。手稿本某些部分，計有黑色、藍色、紅色鋼筆修改的字跡，並皆已反映到排印本；弔詭的是上面這一段增刪的文字，在手稿本中並無任何鋼筆修改的字跡。排印本〈胡適後記〉：「1952 年我在台北，問吉忱取得此書的修改稿本」，並於 1958 年將之自印出版（頁 61），胡適 1952 年所獲的「修改稿本」，當即今日胡適紀念館所藏的羅氏手稿本微卷，可見此一手稿本已然經過作者羅爾綱本人的修改，而非最初的原稿。但即便如此，我們從這份手稿本微卷，仍可獲知上面這一段文字並非作者羅爾綱本人所增刪的；目前亦沒有胡適自印出版此書之前，羅爾綱是否又作了一些改動的證據。總而言之，這一段文字是否為胡適所增刪？若是，為何手稿本並無修改字跡？抑或他人所為？懸而未決，尚待考察。 72 胡適《四十自述》說：「七月初三日他（胡傳）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同註 1，頁 40。胡適又說：「他成為『臺灣民主國』的殉難者之一。」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05），頁 40。.

(22) 27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這個悲劇性的經驗，豈不益能襯顯胡傳未嘗以私害公的可貴？但胡傳生命精神的可貴、可敬，倒不僅如此— 認為其人未嘗以私害公，仍是一種公義面的認知。相對來說，胡傳的私情面，僅是大時代中的小我，於國族社會未必有所貢獻，但對關懷對象的妻兒而言，胡傳身為「丈夫」、「父親」的責任感，當已醞釀成家人共同珍藏的記憶，自有值得肯定之處。換言之，身為丈夫或父親的貢獻，恰在於扮演好丈夫或父親的角色；餘者皆已落於第二義了。準此而推測，胡傳關懷核心對象的馮順弟，向年幼的胡適稱道胡傳是個「完人」的形象，或許不無蘊含別於外人的感受，而著眼其對家庭妻兒的責任與牽掛吧！誠如學者指出：「由於胡傳的兒子胡適成了名人，更由於胡適對其父在臺灣之死用了『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這樣模糊的概念，使其身後在臺灣驟然顯赫起來。」 73 長久以來，學界之所以對胡傳產生研究興趣，實在不無胡適成名的影響，某些篇題特標「胡適父親」，甚或不提「胡傳」二字。 74 這種現象，難免令人覺得他們對於「胡傳是誰」此問題的解答與敘述，乃奠立於一個基礎的認知：「胡傳是誰？胡適的父親」。假設胡傳並非胡適之父，其人是否仍值得關注？這是一個尖銳卻必須深思的問題！有人認為胡傳是一良吏，為台東之開發奠定良好基礎， 75 亦有學者留意其遠遊東北的經歷，認為「在近代中國邊疆開發史上，也可說是青史垂名了」， 76 皆能獨立肯定其地位；而憑據本文的探討，似可為「胡傳是誰」再提出一個新的詮釋向度— 就胡傳來台的動機及其面對此事的心境而言，堪稱為一個典型的「清代. 73 沈寂，〈胡適父親之死與胡適的態度〉，李又寧主編，《胡適與他的家族和家鄉•第 1 集》，頁 141。 74 篇名標注「胡適父親」者如唐德剛，〈胡適父親鐵花先生無頭屍疑案〉，《傳記文學》48 卷 1 期（1986.01）、戚其章，〈胡適父親胡傳之死及其他〉，《安徽史學》1987 年 4 期、沈寂，〈胡適父親之死與胡適的態度〉等。不提胡傳之名者如丁公燕，〈胡適之的父親在台灣〉，《春秋雜誌》1 卷 6 期（1965.11）、石原皋，〈胡適父親之死〉，《傳記文學》49 卷 3 期（1986.09）等。 75 前台東縣長兼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拓榮，所撰〈州官胡公鐵花紀念碑記〉云：「實一智勇兼備誠樸有為之良吏。」黃學堂，《胡傳傳》，頁 223-224。顯著眼於胡傳開發台東、推展縣政層面。對此的專題研究有陳顯忠，〈胡傳先賢與臺東開發〉，《史聯雜誌》2 期（1983.01）。 76 唐德剛語，同註 72，頁 47。.

(23)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台灣宦遊文人」，他所遭逢的家. 271. 國間的兩難與掙扎心境，其實也是清領兩. 百餘年間宦遊文人群體常有的共同體驗。學者曾探討清領初期宦遊文人的心境是，「身處陌生而又被動前往的異域裡，內心不免懷著渴望建功立業，但又不易忍受適應環境的辛苦而產生的矛盾，……使其對溫暖家鄉的思念更強烈」， 77 移作解釋胡傳的心境，亦頗適切。胡傳宦遊心境的「類型」，因而遂不具含開創性，似毋須特地表出。但由於《臺灣日記與稟啟》及諸多尚未出版的著作，保存得很完善；而透過日記與書信之體裁，記述得很詳盡，故就宦遊心境的「內涵」來看，胡傳對於宦遊台灣經驗的自我探索、省思，實較前人縝密、深微。乙未割台後，兩百多年來的清代宦遊文人隨之絕跡，胡傳個人的際遇與感受，恰能及時豐富了這一特殊文人群體的精神圖像，在台灣古典文學史上，應有重視之必要，至於其著作的價值，又豈在記錄山川地形、人文政治等具體史料而已哉！ 78. 77 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5 期（2007.10），頁 16。 78 一般認為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的價值在提供史料，如胡適說：「臺灣稟啟存稿三冊，……第一冊的巡閱全臺防營隨時申報文十餘件是最詳細、最切實的全臺遊記與全臺兵志！」同註 11，〈附錄一•「臺灣紀錄兩種」的「編校後記」〉，頁 268。「這一卷雖然偏重整頓臺南鹽務的材料，但裡面也有關于當時臺灣防番與撫番的種種流弊的討論。又有先父同他的同鄉奇士邵班卿討論臺灣、澎湖的全部形勢必需海軍砲艦的保護。這都是重要的史料。」同註 6，下冊，頁 27 下。又如方豪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父親是怎樣的能在五、六十年前，便很詳細的注意到臺灣東部的地理情形和它的重要性。」同註 11，〈附方豪先生的後記〉，頁 281。費海璣認為其價值尚包括記錄地震、颱風、軍紀等，詳見氏著，〈介紹胡鐵花先生的著作〉，《醒獅月刊》5 卷 9 期（1971.05），頁 16。可知學者普認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的價值在於提供遊蹤、兵營、鹽務、番政、地理、地震、颱風、軍紀等具體史料，《全臺詩》對胡傳的介紹詞堪稱是最精簡的概括：「在臺期間留有日記及台灣稟啟存稿，其中對台灣山川地形、人文政治都有詳明的記載。」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10 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頁 53。.

(24) 27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八期. 一般論文. 參考資料一、專書何孟侯主編，《「百年觀點— 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導覽專刊》（台東：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7.07）。李又寧主編，《胡適與他的家族和家鄉•第1 集》（美國紐約：天外出版社， 1999 .09）。李敖，《胡適評傳》（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01）。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6）。杜文瀾編，《古謠諺》（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09）。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 10 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4）。胡傳，《己丑年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 —，《古今體詩等四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 —，《刪去之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 —，《辛卯年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 —，《書札偶存第一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1）。 —，《臺灣日記與稟啟》（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03）。 —，《臺灣紀錄兩種》（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05）。 —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05）。黃學堂，《胡傳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09）。蕭統編，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台北：華正書局，2005.05）。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師門辱教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製藏微卷）。. 二、期刊丁公燕，〈胡適之的父親在台灣〉，《春秋雜誌》1 卷 6 期（1965.11）。石原皋，〈胡適父親之死〉，《傳記文學》49 卷 3 期（1986.09）。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 期（2007 .10）。.

(25) 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台灣時的心境. 273. 唐德剛，〈胡適父親鐵花先生無頭屍疑案〉，《傳記文學》48 卷 1 期（1986.01）。戚其章，〈胡適父親胡傳之死及其他〉，《安徽史學》4 期（ 1 9 8 7 ）。陳顯忠，〈胡傳先賢與臺東開發〉，《史聯雜誌》2 期（1983.01）。費海璣，〈介紹胡鐵花先生的著作〉，《醒獅月刊》5 卷 9 期（1971.05）。. 三、報紙文章高大鵬，〈胡適和他的母親〉，《聯合報》副刊，1991.05.11，第 2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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