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五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進及思考－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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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45 頁 2002 年 5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大陸五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

進及思考－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主

陳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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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著重分析研究大陸五十年來，古典文學研究觀念上的演進歷程及其變化規律，並對當前學術思想和學科體系上存在的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進行了理論思考。文章認為，大陸五十年來的古典文學研究走的是一條曲折而艱難的路：傳統的研究思想從被批判、到被重新認識，再到又受到種種新的研究觀念的衝擊；歷史社會學的研究方式從被權威化、庸俗化，到被擱置，再到與新觀念結合，以新的面目出現。與研究觀念相表裏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也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專純走向複合。其演進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段：1949——1976 為清算批判期，1976——1989 為活躍新變期， 1990——2000 為沈思縱深期。文章認為，大陸的古典文學研究從整個學科體系來看，雖經過了幾代人的努力，但現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尚未完全建立；從古典文學及研究者的社會位置來看，在現實生活中也逐漸失去自己的位置，愈來愈難以用現有的方式與社會溝通；從研究者的自身品格來說，更要張揚學術個性、重鑄學術品格。文章針對這些問題進行了理論思考並提出解決辦法。 * 1967 年畢業於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現任安徽省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大學客座研究員；安徽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客座教授。專業方向：唐宋文學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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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五十年來古典文學的研究觀念，走的是一條曲折而艱難的路：傳統的研究思想從被批判到被重新認識，再到又受到種種新的研究觀念的衝擊；歷史社會學的研究方式從被權威化、庸俗化，到被擱置再到與新的觀念結合，以新的面目出現；與研究觀念相表裏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也從單一走向多元，由專純走向複合。其演進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段：1949——1976 為清算批判期，在這個時段，傳統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向受到批判和清算；1976—— 1989 為活躍新變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行，那種用“大批判＂來研究古典文學的方式受到清理和唾棄，傳統的研究觀念和手段得以恢復，西方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在陸續被引進，古典文學研究在觀念方法上呈活躍紛紜態勢； 1990——2000 為沈思縱深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古典文學研究與社會由於缺少溝通而漸漸疏離，研究者對本學科的生存條件、理論框架和學術走向更多了一些思考；作家作品研究，也更走向縱深。下面依此框架來探討其演進歷程，並對其未來的走向作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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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 為清算批判期。其中又可按清算的徹底程度分為前後兩個時期：從 1949 年至 1965 年為前期，這個時段，是不斷用運動和批判的方式來貫徹執行毛澤東主席“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簡稱“批判繼承＂）1_{這一古典文學研究的總方針。其實，毛澤東的這一方針與指導思} 想，在 1942 年前後就已明確形成，其標誌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以及看了延安評劇院演出的《逼上梁山》後所作的“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指示。只是當時侷于地處延安的政治格局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心目標，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在全國推行並形成廣泛的影響。1949 年新中國成立之後，這個文藝思想和方針政策才得以在全國廣泛推行。所謂清除，即是在指導思想上破除舊的歷史文化觀念，執行這個研究古典文學的總方針。做到 “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一切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讓學術研究為階級鬥爭服務，為當時的政治鬥爭服務。具體的判別標準則有兩個：一是政治標準，即看這個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另一是藝術標準，即從社會效果上判別藝術水平的高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又有個主次之分：“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2_。在執行這兩個標準的實際過程中，“人民性＂又往往被狹隘地理解為只有揭露封建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民歌、民謠、民間故事等民間文 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論〉，《毛澤東選集》（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6 年），頁 668。 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6 年），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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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才是中國古代文學真正的正統和代表：“不把民間文學放在文學的正統地位上，就不能反映文學發展的真實面貌，也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3_。另外，藝術水平的高低也被簡單地規定為是否採用了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根據這一標準，白居易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從唐初的宮廷貴族文學，王維、孟浩然的隱逸田園詩派，一直到中晚唐的各種形式的唯美主義詩派，構成了唐詩發展中的反現實主義逆流＂4_{，一概應予否定和排斥，因為“內容愈反} 動的東西愈帶有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加以排斥＂。就是對白居易，也要“一分為二＂，他的“新樂府＂、“秦中吟＂等諷喻詩揭露了封建社會黑暗，應該肯定；而像〈春寢〉、〈閒居〉這類閒適詩，則是糟粕，必須否定。至於破除的動力，實際上是來自兩個方面：一是歷次政治運動的壓力。從 1951 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唯心史觀起，經 1952 年批判俞平伯在《紅樓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1954 年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 年反對資產階級右派，1959 年“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包括古代文學研究在內的思想文化領域一直把上述標準作為衡量是非與謬誤，乃至革命與反動的界尺。這些接連不斷地運動迫使大批學者不斷地作自我批判或批判他人。這種批判和自我批判對學術事業所造成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因為它在形式上似乎在肯定人民在歷史上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卻否定了中國古典文學真正的創作主體——歷代文人，也否定了由他們所創作的，包括詠歌山水、友誼、愛情、忠誠、氣節、風骨等表現中華民族優美情操的一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在民族傳統文化上張揚了一種虛無主義觀。另外，這種“大批判＂對人際關係也造成了極其深重的傷害。更何況，這種用批判和自我批判方式來達到“推陳出新＂之目的，會使學者喪失人格的自尊和學術上的自信，這是更深重也是更久遠的一種傷害。一開始，有的研究者清除自我、接受這種新的觀念和批評標準還可能是迫於形勢、是被動的接受，但年復一年、長期以往，也就變成了一種習慣，一種思維定勢，一切都從此角度來思考和接受，從而喪失了自我。至於五十年代後成長起來的新一代學人，由於當時國門的封閉，“不知有漢，遑論魏晉＂，更是把此當成天地之間唯一正確的標準和價值觀。另一種則是來自研究者發自內心的真誠。現在有不少作家作品論或學術史、思想史論著，在論及這個時段“思想改造運動＂時，往往只提前者，無視或至少沒有正視後一種因素。實際上，當時有批學者或是投身於民主解放運動，或是留在大陸未去海外。他們懷著對新中國的期待和美好未來的憧憬，也出於對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新鮮感，想去適應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並嘗試學 3 北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年，頁 4。 4_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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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運用這種新的觀念和方法，特別像“人民是歷史的創造者＂、“階級鬥爭是歷史發展的真正動力＂等，聽起來讓人耳目一新。陸侃如、馮沅君於 1954 至 1955 年在《文史哲》月刊上連載兩人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稿〉，即是根據“是否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來揭露封建社會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這一標準，對作家作出評價。其“引言＂和“結語＂兩度歷舉中國歷代偉大作家名字，詩人中有白居易而無李白，劇作家中有李玉而無王實甫，其原因就在於白的“秦中吟＂和“新樂府＂“主題思想非常明確，主要是批評社會上、政治上種種不合理現象，特別對於統治階級的罪行予以無情的揭露＂，李玉則是因為他的《清忠譜》“直接取材於當時社會的現實生活，政治傾向性比較鮮明，鬥爭性比較強烈＂，“表現著群眾抵抗人民公敵的戰鬥熱情＂。今天看起來，也許會覺得不可理解，但在當時，確是這批學者很努力的嘗試。蕭滌非在 1959 年出了本古典文學論文集，書名卻叫《解放集》，以此來“紀念祖國解放第十周年＂，書前有一首詩，寫于 1951 年作者在北京“革大＂結業之時，很能代表古代文學研究者上述的心態。詩題為〈感謝黨的教育〉，詩曰：“起死回生手，翻天覆地人。二年剛解放，萬事盡鮮新。廢鐵能成劍，熔爐大有神。我今從此去，服務為人民＂。書中有篇專論，“紀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六周年而作＂，題為〈堅持文藝為政治、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5_，這不僅是作者的表態，亦可看作是當時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努力方向。五十年代大陸古典文學方面有幾次規模較大的討論，都是集中在如何學習運用上述標準來判定古代作家作品，如 1953 年展開的“怎樣看待和處理古典文學遺產＂大討論，1956 年前後進行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問題＂大辯論，1957 年前後進行的“古典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關係＂的大討論，1958 年前後進行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浪漫主義＂大討論等。馮至的〈我們怎樣看待和處理古代文學遺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光明日報》1953.10.17），劉大杰〈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文藝報》1956 年 16 期），譚丕模〈發掘古典文學的人民性、鬥爭性〉（《新中華》14 卷 22 期），程千帆〈關於對待祖國文化遺產的幾個問題—— 對翦伯贊關於歷史人物評論中的若干問題異議〉（《文藝報》1953.4），詹安泰〈對我國目前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意見〉（《光明日報》1956.6），余振生〈批駁詹安泰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非馬克思觀點〉（《光明日報》 1957.12.29），李澤厚〈評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光明日報》 1955.4.10），冬尼〈對“評古典文學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觀點＂的意見〉（《光明日報》1955.8.21），萬雲駿〈試談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爭的規律〉（《中國文學史討論集》），向真〈對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浪漫主義相結合 5_{《解放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年，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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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探索〉（《光明日報》1960.8.21）等，可作為當時的研究者轉換觀念、適應上述批評標準的努力嘗試。必須指出的是：除上述的特定時段和少量文章外，這種破除或爭論往往過於生硬和簡單化，凡是不符合這個判斷標準的就要遭到否定和批判，甚至會變成對研究者政治傾向乃至政治身份的界定。例如，林庚在 1958 年寫了篇〈盛唐氣象〉，該文以磅礡的氣勢、邃密而又深厚的論證來證明唐詩無愧於那個時代，“盛唐氣象是一個具有時代性格的藝術形象＂，“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的蓬勃氣象，這蓬勃不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更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6_{。眼光的闊大、立論的純正和內在的熱情，四十多年} 後的今天讀起來仍讓人砰然心動，但當時卻被當成資產階級學者“歪曲社會本質來為自己的文學觀點服務＂的“一個典型例子＂7_{，並在《北京大學學報》上} 受到點名批判8_{。另一位唐詩研究者傅庚生〈說唐詩醇美〉在《光明日報》} （1962.2.25）上發表後，馬上就有人站出來批判，說“醇美＂，“這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家唱濫了的調子＂，並由此推而廣之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入，階級鬥爭表現得特別尖銳複雜，這種階級鬥爭反映為意識形態領域內資產階級思想與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尤其表現得激烈尖銳。傅先生今天提出這種醇美標準，只能把人們引上歧途，絕不能讓它自由泛濫＂9_。作為當時反映時代主潮的代表之作，當首推北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年版）和 1957 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發展簡史》（中國青年出版社 1962 年版）。但是，中國畢竟有著幾千年的文明傳統，不為曲學阿世也畢竟是中國學人的傳統品格，所以在破除的主潮之下，學術思想上也有著抗拒和固守。其表現形態除了在個別時段、少數人身上展露為激烈的對抗和衝突之外，大多數是一種曲折、隱晦的形式（也是中國傳統的方式）。了解和承認這種形式，對體諒那一代學人的苦衷，正確認識他們的學術思想、學術品格和成就，是很有幫助的。一、穿靴帶帽之法。文章的主幹保持作者原有的觀點，但開頭或結尾加上點人民性或現實主義之類的論說或批評。游國恩先生在六十年代初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用的即是此法。其唐代開頭部分的“概說＂，強調杜甫的詩歌和白居易“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論，皆是繼承了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最後的“小結＂中，又再次強調了“人民性＂。中國科學院 6 _{《北京大學學報》1958.2。} 7 同註 3，頁 6。 8_{＜“盛唐氣象＂的階級實質是什麼——批判林庚先生〈盛唐氣象〉一文超階級觀點＞，《北} 京大學學報》1958.3。 9 李裕光＜應當正確引導讀者鑒賞古典詩歌＞，見《光明日報》「文學遺產」 45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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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的第一章是這麼解釋 “變文＂產生的：這個時期，“由於帝王們變本加厲地宣揚佛教以愚弄人民，僧侶們就用說唱的形式對聽眾宣講佛理，產生了“變文＂。後來逐漸加入歷史故事和現實生活內容，使“變文＂從宗教迷信工具轉變為通俗的文學式＂10_。如果除去其中的“愚弄人民＂、“變本加厲＂、“宗教迷信＂等政治術語，它對“變文＂的產生、最初的傳播方式、內容以及世俗化的過程，還是作出了客觀的、符合原貌的論述。類似的情況還很多，如蕭滌非的《杜甫研究》在 1962 年出版時，作者寫了段“引言＂，表示要“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遵循魯迅先生的有關教導＂，把杜詩介紹給廣大勞動人民。林庚的《詩人李白》在 1954 年出版時，書前有個內容提要，說“作者對李白的認識，從過去｀詩仙＇、｀雲端裏的詩人＇等等脫離政治的概念中糾正過來；恢復了作為一個真正詩人的李白的原來面目。全書結合著盛唐時代的精神面貌、政治鬥爭、階級矛盾的發展，讓李白又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出現在古典詩壇上，成為那典型時代中最典型的詩人＂。王士菁的《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年版，1964 年再版）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一本唐詩通論。作者在書中的“引言＂和“結束語＂中以加著重號的形式強調以下幾句：“勞動人民創造了詩歌，詩歌永遠屬於人民＂，“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是起直接作用最重要的因素，對待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所採取的態度如何，便是一切作家和他作品的試金石＂，“歷代的封建統治者和封建文人，近代的資產階級和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他們企圖通過對於古典文學研究來為他們的反動階級政治服務；那麼，無產階級也就應該通過對於古典文學研究來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理所當然的事＂。今天讀起來，也許覺得很奇怪，也有人據此對他們批評或揶揄，這實在是不了解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他們的苦衷。因為即便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來之際，這些論著皆無一例外地被當成“宣揚封建主義毒素＂的典型而加以批判，游國恩本和中科院本的《中國文學史》仍被指責為“誇大了封建帝王的作用＂，甚至追根求源，說是與“買辦資產階級文人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和封建文人劉昫的《舊唐書》一脈相承＂；蕭滌非的“人民的詩人杜甫＂的“人民＂二字也被郭沫若詰責和揶揄。到了八十年代“撥亂返正＂後，蕭氏用“不堪回首＂來形容當時的情景，很能代表這代學人當時的處境和心情。二、避開需要表現自己學術思想和藝術觀點的作家作品論，從事古籍的校勘、整理。清代的《全唐詩》，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王琦的《李太白集詳注》，仇兆鼇《杜少陵集詳注》以及《教坊記》、《本事詩》、《唐才子傳》等皆在此時重版。這當中又以 1957 年為界，分作前後兩個階段：從 1949 年到 1956 年，由當時的“文學古籍刊行社＂出版的唐人 10_{《中國文學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年，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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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僅五種：《孟浩然集》、《白香山集》、《杜少陵集詳注》、《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而且集中在 1954——1956 這個時段。這五種古籍也只是在原本上影印或加以斷句，未作進一步的校勘和整理，可能是因為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還沒有顧及此事，也可能當時的學者有更感興趣的事要做。 1957 年以後，整理的古籍突然增多。從這年起，北京、上海成立了專門的古籍出版社，1959 年又成立了古籍規劃小組，制定了“三至八年整理出版古籍重點規劃＂，打算到 1966 年前後，整理出版古籍 1450 種，其中唐代詩文別集、年譜、筆記就近百種（這個計劃在 1963 年中斷）。在 1957——1962 這六年中，共出版了 26 種唐人詩文集和一部《全唐詩》。像中華書局排印的《皮子文藪》（1959）、《陳子昂集》（1962）；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校補排印的《柳河東集》（1958）、《唐人選唐詩十種》（1958）、錢仲聯編注的《韓昌黎詩繫年集釋》（1959）、《王建詩集》（1959）、《張司業集》（1959）、《樊川詩集注》（1962）、《三家評注李長吉歌詩》（1962）、蕭滌非整理的《皮子文藪》（1959）、孫望點校的《元次山集》（1960）；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王仲聞校補的《南唐二主詞》（ 1957 ）、王重民編校的《敦煌變文集》（1957）、李一氓校的《花間集校》（1958）、華忱之校訂的《孟東野集》（1959）、向迪琮校訂的《韋莊集》（1960）等，皆產生於 1957 年以後這個時段，個中曲折，不言自明。三、在“為人民服務＂和“面向工農群眾＂的口號下，做一些唐代文學的知識傳播和普及工作。1953 年 10 月 21 日，古典文學專家鄭振鐸以文化部長的身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為做好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而努力〉，號召古典文學研究者到人民大眾中去，將優秀的古代文學遺產向廣大工農兵普及。程千帆隨後在《長江日報》上撰文，談“把祖國優秀的文學遺產普及到人民群眾中去＂的體會（《長江日報》1955.1.7）。當時，一批有影響的學者皆在從事這種普及工作。其中有關唐代文學的，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唐詩一百首》（1959），馬茂元《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0），王士菁的《唐代詩歌》（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陳貽焮《王維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王瑤的《李白》（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林庚《詩人李白》（上海文藝聯合出版社 1954），舒蕪《李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4），復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李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劉開揚《杜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1），繆鉞《杜甫》（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馮至的《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2）、《杜甫詩選》（作家出版社 1956），萬曼的《白居易傳》（湖北人民出版社 1956），傅庚生《杜詩散譯》（東風文藝出版社 1958），陳邇冬《韓愈詩選》（1962）、童第德《韓愈文選》（1962），顧易生的《柳宗元》（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2），范寧《白居易》（新知識出版社 1955），王拾遺《白居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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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琴《白居易》（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1），繆鉞《杜牧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等。這批學者自己動手選目作注，甚至親自去檢閱摘抄文獻資料，而不是像當今習慣的那樣由名人掛名，弟子或別人代勞。他們以自己幾十年的豐厚積累和精深的專業眼光厚積薄發，使這批深入淺出之作不僅成為唐代文學研究普及型的豐碑，而且他們那種以親身實踐所樹立起來的嚴謹、求實、平易的學風對今人更有示導作用。如馬茂元的《唐詩選》在選目時，從唐人的唐詩選本，到《唐宋詩醇》、《唐詩品彙》、《全唐詩》、《唐詩別裁》直至《唐詩三百首》，無不加以參酌，比較其得失損益。據趙昌平介紹，單是《全唐詩》，就反復看了三遍，然後從兩千多個作者、五萬多首唐詩中選出 72 家， 500 多首。其中不僅有王、孟、李、杜、韓、柳等大家歷來膾炙人口之作，像崔輔國、祖詠、常建、孟雲卿等中小家優秀之作也多有入圍，特別是選入了相當一部分在當時被視為不能反映現實鬥爭、階級意識薄弱的咏歌友誼、山水、愛情之作，並對來自山鄉兩位中學教師提出的意見表現出格外的尊重，這都反映了選者的眼光和品格。三十年後，作為一個歷盡“文革＂劫波的垂垂老人，對當年這段治學往事發了以下一番感慨：“當時，我還不到五十歲，自以為來日方長，在攀登學術高峰的漫長道路上，只要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向前走去，總會逐漸接近預想的目標，不斷達到新的境地的；沒有想到，等待著我的卻是一場絕滅文化的空前浩劫！11_{＂作者說的是感慨萬千，今日的讀者聽起來} 也不免有扼腕之歎。萬曼的《白居易傳》的價值和後來的遭遇也與此相類。陳邇冬《韓愈詩選》的遭遇更曲折一些。選者以宋人魏仲犖《五百家注音辨昌黎先生文集》為底本，又擔心“只是坊間本，不可靠，遂參以別本多種，或佳刻本，或手批本，定字擇善而從＂12_{，可見其治學上的謹嚴。謹嚴還表現在選詩} 時也不貪多，從現存的 400 多首韓詩中僅選了 90 多首，加上注釋、介紹和 15000 多字的“序＂，全書才 10 萬多字；另外也不求全，所選的絕大部分是古體，近體只佔很小部分，因為作者認為古體最能反映韓詩的風格和藝術成就，足見其選擇之精。其注釋不但參酌舊注，做到融會貫通，而且參以自己豐厚的學養，間有創見。就是如此優秀的一個選本，由於六十年代中期政治氣候的變化，1962 年編成後即被擱置。直到 20 年後，才“幸得好心的同志于廢棄的資料中找出＂，於 1982 年出版。但此遭遇比起童第德來又屬不幸中之大幸，因為童在六十年代初編選的《韓愈文選》亦因同樣原因而被擱置，到 1982 年出版時，童早已去世，無法親睹自己的心血面世了。這批普及讀物對當時人們瞭解唐代文學、熟悉唐代作家，起了較大的推動作用，整整影響了兩代以上的人，甚至在 1976 年粉碎“四人幫＂後那個傳統文 11 《晚照樓論文集》“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年）。 12 《韓愈詩選》“後記＂（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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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真空階段，正是它們的重版和翻印及時填補了空白。從 196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到 1976 年“四人幫＂被粉碎為後期。這個時期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學術意義上來說，已全部停滯和荒廢。已出版的唐代文學總集、別集、箋注、年譜、傳論、選本，一律斥之為“封建主義大毒草＂而加以焚毀，正在編輯的撤稿，已在排印的撤版。郭沫若當時就說，他過去的文章都可以付之一炬，為奉獻于“文革＂祭壇率先做出了榜樣。但另一方面，在古代文學領域又有著畸形的繁榮，不僅《水滸》、《紅樓夢》行情看漲，就是唐代的某幾個作家如李白、柳宗元、李商隱、劉禹錫等也受到特別的關注：不但介紹他們的文章連篇累牘，他們的作品也成百、十萬的印行，從而形成一遍荒蕪之中的畸形繁茂。形成這種畸形繁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一是出自“文化大革命＂發動者和領導者毛澤東的個人偏好。毛澤東本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他愛讀《明史》、《資治通鑒》、《容齋隨筆》，詩歌中最喜愛李白（後又傳出喜歡三李：李白、李賀、李商隱），所以當時王琦、朱鶴齡、馮浩等人關於“三李＂的注本一印再印，而且還出專供老人閱讀的“大字本＂。二是學界人物的趨奉和個人審美口味的放肆宣洩。劉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自四十年代出版以來，一直有著很好的口碑，但在“文化大革命＂中，劉氏卻要用“儒法鬥爭為主線＂加以改寫，將“中國文學史＂變成“儒法鬥爭史＂，以適應當時“評法批儒＂的政治需要，從而成為“曲學阿世＂的典型。郭沫若的《李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1）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推出。這本揚李抑杜的專著在體例上就很特別：沒有前言，沒有序跋，而以毛澤東關於 “人民性＂、階級鬥爭和批判“封建糟粕＂的三段“毛主席語錄＂作為扉頁。在論述李、杜時則採用了兩種不同的體例，論述李白時用時間縱線：李白的出生地、李白的家世、政治活動的第一次大失敗，第二次大失敗，流放夜郎等；論述杜甫則採取內容橫剖：杜甫的階級意識，杜甫的門閥觀念，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嗜酒終生。這種不同的論述體例形成了不同的論述重點，有意造成了兩人間的不可比性，這無疑是不公正的，有人就此論定郭氏的投機和善變，我想問題可能更複雜一些。無可諱言，這當中有趨奉的因素，但也有個人的審美偏好，甚至還有歷史的原因。李杜優劣之爭，這是段古老的公案。從元稹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並序〉開始，尊李與尊杜，代皆有之。但有意思的是：尊杜者往往抑李，尊李者並不抑杜，至多不過是李杜並重，而且歷代的研究狀況又是千家注杜僅一家注李，郭沫若出於對這個研究傳統的不滿，也出於個人對李白的偏好，蓄意要翻這個歷史的舊案，來個揚李抑杜。更何況，郭氏一生，喜作翻案文章：替曹操翻案，替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翻案，甚至為商紂王翻案。所以，在《李白與杜甫》中大做翻案文章，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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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而揚李，對於他本人來說，並非善變，倒是一以貫之。他在 1962 年就說過： “唐代的幾個詩人，我比較喜歡李白，這是我的口味……對於杜甫，我就不大喜歡＂13 ，1964 年，他又批評杜甫在〈秋興八首〉中的情調14。問題在於他選擇了“文革＂這樣一個特定的時機，文章中又缺少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和理性，變成了一種個人愛好的放肆宣洩，甚至指名道姓挖苦馮至、蕭滌非等杜詩研究者沒有讀過杜甫全集，這就有失學術品格了。三是出於“文革＂政治鬥爭的需要。李白、柳宗元、劉禹錫，甚至從五十年代以來一直受奚落的李商隱這時都成了“法家＂代表人物，成了歷史上批儒的正確路線的代表。因此，他們的全集、選集，尤其是人物評傳，作品選讀、注釋、翻譯出了很多。這類文章有三個特點：其一是以某某寫作組、某某革命大批判戰鬥隊或集體化名的形式出現。名義上是為了不突出個人，顯示集體的力量，實際上亦含有虛張聲勢和逃避個人責任的因素在內。如當時很活躍的 “梁效＂就是北京大學、清華大學“兩校＂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諧音；上海 “革命委員會＂的寫作班子“羅思鼎＂，亦即“做革命的齒輪和螺絲釘＂的 “螺絲釘＂的諧音。其二是大學師生走出校門，與基層群眾共同組成寫作班子。一方面顯示“知識份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一方面體現“工農兵是評法批儒的主力軍＂。如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6 年出版的《柳宗元詩文選》，就是由 “北京內燃機廠鑄工車間、鍛工車間工人理論組和北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七二級＂共同撰寫。吉林師範大學歷史系則和長春市第一光學儀器廠工人理論組集體譯注柳宗元的《非國語》；廣東汕頭甘化廠工人理論組則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組成“李商隱詩歌評論組＂，來分析評論李商隱體現“法家思想＂的詩作。其三是口氣專斷，曲解史料，直接成為當時政治鬥爭的工具。如北京內燃機廠鑄工車間、鍛工車間工人理論組和北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七二級編的《柳宗元詩文選》，居然認為：“柳宗元的著作，以政論文〈封建論〉最重要，它較全面地反映了作者的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而“他的散文與詩歌，也大多對當時社會黑暗以及對孔孟之道有所揭露和批判＂15_{。在廣東汕頭甘化廠工人理} 論組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的“李商隱詩歌評論組＂的筆下，李商隱不再是頹廢的唯美主義詩人，而是“晚唐詩壇反分裂的的鼓手＂，就連他的纏綿傷感的“無題詩＂，也成了反映“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稜鏡＂16_{。梁效則把李商隱“無} 題＂中的“蓬山此去無多路，青鳥殷勤為探看＂曲解成李商隱決心追隨被放逐到海南的法家代表人物李德裕，來為當時的“評法批儒＂服務17_。 13 〈郭沫若談詩〉，《文藝報》1962.3。 14 郭沫若：〈寥廓江天萬里霜〉，《光明日報》1964.2.12 。 15 《柳宗元詩文選》“出版說明＂（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6 年）。 16 〈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棱鏡〉，《中山大學學報》1975 年 6 期。 17 〈論李商隱的無題詩〉，《歷史研究》1975 年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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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文革＂動亂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破壞是極為巨大的。它不僅表現在大量的歷史文物被破壞、文獻資料被焚毀、有關古典文學的圖書報刊被迫中斷、研究領域的一片荒廢，而且這十年中斷所造成的學術空白、思想方法的僵化和分析問題的專斷，整整影響了兩代以上的學人。現在四、五十歲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當時正是確立學術思想和需要打好基本功的青少年。十年的政治動亂所造成的學術上荒蕪和思想上偏執，妨礙了他們今後學術上的泓通涵泳和學術功底的扎實深厚。即使是今天已成為博士生導師的一批學者，大家互相聊起來，也都感到學養的不足、功底的不厚和思想方法的板滯。這當然又多少會對他們的學生及後輩學人產生影響。

貳

1977——1989 為活躍新變期。這期間又可分為前後兩個階段：1976—— 1978 為前期，主要是撥亂返正；1979——1989 為後期，為改革開放、活躍新變。前期，學術思想上的主要變化是恢復“文革＂期間被極度扭曲的屈原、柳宗元、李白、杜甫、劉禹錫、李商隱等古代作家的本來面貌，但這種恢復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評法批儒＂的反批判，稱之為“肅清四人幫流毒＂，還談不上真正意義上的本體研究。如尤振中、秦兆基〈利用古典詩歌反黨的鐵證—— 評梁效、聞軍的〈論李商隱無題詩〉〉《江蘇師院學報》1977），胡念貽的〈駁所謂“儒法鬥爭是中國文學史主線論＂〉（《文藝論叢》1978.5），牟世金〈評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文學評論》1978.2），蕭滌非〈關於“李白與杜甫＂〉（《新華月報》1979.9），劉世南〈對《李白與杜甫》的幾點意見〉（《文史哲》1979.5）等，主要是對文革中的研究方向、研究觀念乃至研究態度進行糾偏。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中斷了十年，此時一旦撥亂反正，為適應廣大讀者群對傳統文化的渴求，“文革＂期間被擱置普及讀物以及“文革＂前的古典文學讀物，紛紛出版或重版。以唐代文學為例，前者有詹鍈的《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錢冬父《唐宋古文運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胡雲翼《唐宋詞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劉國盈《韓愈》（中華書局 1980）等。後者有夏承燾的《唐宋詞選》（中國青年出版社 1959 年版，1981 年重印），張友鶴《唐宋傳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 年版， 1979 年重印），復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李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 年版，1977 年修改再版），傅庚生《杜詩散譯》（東風文藝出版社 1958 年版，陝西人民出版社 1979 年重版）等。但此時的思維方式和用語習慣還沒有完全擺脫“文革＂陰影，就連作者也仍常常是“文革＂期間常見的集體署名，如署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唐詩選》，署名徐州師範學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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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的《劉禹錫詩文選注》，署名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的《新選唐詩三百首》等。但在學術思想的變遷上，此時有兩本專著開了風氣之先，皆是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一是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 1980），另一是程千帆的《唐代進士行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傅著的價值不僅在於資料豐富、論證周延，填補了文學史上的一些空白，更主要的是倡導一種新的研究手段。作者有意識地將丹納的地域學說和詩人群體理論與傳統的文獻學考辨結合起來，“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通過扎實的考證，論證了唐代這批中小作家在時代精神和詩歌風格形成中的作用，首開了群體研究之風。這在幾十年的國門封閉和十年的極左思潮的灌輸之後，當然會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從此“叢考＂式的群體研究成為大陸學人頗為看重的一種研究方式，繼之者有陳尚君的《唐代文學叢考》，吳在慶的《唐代文史叢考》，譚優學的《唐詩人行年考》、《唐詩人行年考續編》，王達津《唐詩叢考》等。程千帆《唐代進士行卷與文學》的價值同樣不限於資料搜羅的豐富和考證的精當，更為重要的是，他倡導了一種研究唐代文學的新的思維方式，開啟了在廣闊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詩的先河。全書以大量篇幅從行卷的制度、歷史文化背景等方面，討論了行卷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係，並以詩歌、古文、傳奇這三種唐代文學的主要樣式來加以論證。研究唐詩要有廣博的知識背景，這也是程千帆的一貫主張。在此以後，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樂雜曲歌辭研究》，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葛曉音〈論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黃正健〈韓愈日常生活研究〉等都是在沿著這個方向探索。後期（1979——1989），學術思想則是進入活躍新變期，它主要有以下幾種表徵：一是學術思想上開始反思和檢討。這已不是 1977——1980 年復蘇階段那種針對文革的反批判，而是對五十年代以來的古典文學研究思想和批評標準進行反思和檢討。當時發表的一些論文如胡念貽的〈三十年來古典文學研究回顧〉（《文藝百家》1980），范寧〈論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規律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2），陳言〈打破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中的框框〉（《重慶師院學報》1980.2）等，集中分析了古典文學研究中以“人民性＂和“現實主義＂作為唯一標準所帶來的三個方面的弊端：一是把鮮活的、統一的文學現象作條塊分割，先剔除其中的所謂糟粕，再對剩下的所謂“精華＂進行孤立的、封閉的闡述。例如李白其人其作，本應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按上述標準則必須進行割裂，指出〈將進酒〉、〈江上吟〉等是頹廢的，〈嘲魯儒〉、〈夢遊天姥吟留別〉等則是進步的。對一個作家是如此，對一個時代、一個作家群也是如此，如把盛唐作家和大曆詩人割裂成一個個各自獨立、甚至針鋒相對的條塊，有的是“民主性的精華＂，有的是“封建性的糟粕＂，這就無法感受到盛唐氣象或大曆詩人那種時代氣氛和群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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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也就無法作橫向的統一或縱向的傳遞，無法分清這個文學人物、這個歷史時段的價值所在，以及他區別於其他人物、其他時代的文學特徵。二是根據假想的“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這條文學史線索，先設定一個框框，人為地排斥一些作家，劃定一些思想禁區，實際上並不是事物的本來面貌。例如，南朝樂府中的〈子夜歌〉“夜長不得眠＂與沈約的〈夜夜歌〉“北斗欄杆長＂，兩詩的題材、手法都極相似，但因前者是民歌，就應肯定其價值；後者是宮廷詩人，就是表現了頹廢沒落的情緒。這在對《花間集》和《敦煌曲子詞》的評價中也存在著類似的情況。三是由於對作家、作品先作一種政治歸屬或思想畛域的劃定，這就把一些生活放蕩或有變節行為的文人排斥到研究範圍之外，如明代的阮大鋮和清初的錢謙益。阮大鋮被清代同光體代表人物陳衍稱為三百年來第一人，錢謙益更是清初文壇領袖，宗宋派的代表人物，就因為“民族叛徒罪名是洗刷不掉的＂而被列入另冊，幾十年來從古代文學的研究對象中消失了。 1989 年 5 月 16 日至 20 日，《文學遺產》編輯部、北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和古籍所，信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和古籍所在信陽聯合主辦了“建國四十年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討論會＂，70 多位學者出席了會議。會上大家一致性的看法是：造成建國以來古代文學研究失誤的根本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擾＂。黃均認為 “政治權力對學術研究的干預，研究者自身素質不高，觀念上的偏頗，理論上準備不足，缺乏世界文學參照＂是造成五、六十年代古代文學研究不景氣的主要原因18_。這種學術上的反思和檢討，給八十年代後古典文學研究學術思想上的活躍新變廓清了道路。二是研究思想開始變化，研究方法上開始新的嘗試。此時隨著國門的打開和一些西方新學科和研究方法的引進，有的研究者開始不滿足于單一的作家作品論以及考據、箋證、年譜、輯佚等傳統的研究方式，符號學、語義學、接受美學、文藝心理學、結構主義、審美發生學等新學科，比較研究、文本分析、心理分析、定量分析、範式論、系統論等一些新方法，在研究者對此缺乏充分瞭解，整個社會心理準備不足的情況下，匆匆進入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古典文學研究領域。1983 年 7 月，《文學遺產》、《文學評論》、《語文導報》、《天府新論》等幾家有影響的或前衛的刊物在杭州聯合召開“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論會＂，可以說是這個時期方法論上一次集中的檢討和探索。會上把“宏觀研究＂的對象分為“特徵研究＂、“規律研究＂、“關係研究＂三大類，並探討了以心理分析、比較文學、系統論、結構主義等新方法來研究古代文學的可行性。這次大型的新方法研討，儘管存在著理論準備不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發生在國門幾十年封 18 宗文：〈建國四十年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討論會綜述〉，《信陽師院學報》1989.2，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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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之後的思想解放之初，至少敢於進行嘗試的理論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同時，它對拓展研究者的視野和採用新方法的興趣，也起了一定的鼓舞作用。八十年代躋身于唐代文學研究領域的一些年輕學者，如董乃斌、傅紹良、程國賦、蔣寅等人，就是以他們採用新視角或新方法的論著，從而奠定了他們在唐代文學中的研究方向和學術地位的。八十年代初，一批運用新學科和新方法來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論文開始出現，其中以運用比較文學、文化詮釋學和當時稱為“新三論＂19_{中的系統論相} 對多一些。1979 年，錢鍾書的四卷本《管錐篇》問世。錢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運用西方文藝理論來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其中涉及語義學、符號學、風格學、心理學、文化人類學等多種西方學科，其中運用得最多的是比較研究的方法，故在此之後大陸掀起了一股比較文學熱。1983 年 6 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語學院等共同發起召開了全國第一屆比較文學研討會，十九個省市一百四十多位學者出席了會議，會後出版了《比較文學論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其中關涉古典文學的論文有朱維之的〈禪與詩人宗教〉，曹順慶的〈“狂迷說＂與“妙悟說＂〉等。1985 年 10 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召開成立大會，季羨林在開幕詞中強調只有把東方文學真正納入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才能開闊視野20_{。北京大學從 1982 年起陸續出了一套“比較文學} 研究叢書＂，上海外語學院創辦了《比較文學》季刊，內有不少有關唐代文學比較的論著。散見於其他學術刊物上的論文有陳允吉的〈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構成〉（《復旦學報》1985.3），方平〈楊貴妃與埃及女王形象比較〉（《文藝研究》1985.2），楊鐵源〈李白詩歌崇高美與西方藝術崇高美比較〉（《求索》1983.3）等。與文藝美學研究相結合的如蕭弛的〈中國詩歌美學〉（北京大學出版社 1986），王明居的《唐詩美學》（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6），陳銘《唐詩美學論稿》（中州古籍社 1987）等。八十年代中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花城出版社合編了一套“開放叢書＂，運用系統論、符號學等新學科、新方法來研究中國文學，如林崗的《符號、心理、文學》（花城出版社 1986），楊春時《審美意識系統》，楊匡漢《繆斯的空間》（同上）等。單篇論文方面運用系統論的如喬先知〈有關廣義文學系統論系列論文之一：從比較文學角度看中國文學的特質和規律〉、〈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系統原則〉等；運用信息論的有趙景波〈論中國古典詩歌潛在的信息系統〉（《齊齊哈爾師院學報》1985.2）等；運用范式論的有王一川〈從“詩言志＂看中國詩的原始模式〉（《文史知識》1986.1）等。對於八十年代新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在塵埃落定以後，基本上有兩種評 19 當時的新三論指資訊理論、系統論和耗散結構論。 20 《中國比較文學年鑒》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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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一種是認為所謂運用新方法只不過是“套用新方法，濫用新名詞，以文飾其淺陋＂，而且敗壞了研究風氣，“以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有一部分人，仍熱衷於撰寫虛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穎，而無突破之實質的文章＂。這部分學者認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立足於經過千年歷史考驗的傳統治學方法，不必盲目崇洋＂。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前些年的新方法熱雖負面影響較大，但傳統的研究方法也必須變化，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適應世紀的新變。他們認為，長期以來，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古代文學研究論著觀點內容重複、論點相似、手法陳舊，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無實質性的突破，這正說明我們的研究者是多麼需要更新觀念、改變研究思路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使我們打破學界封閉多年後形成的千篇一律的研究模式，可以為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使之生生不息，亙古常新＂ 21_{。這兩種觀點在八十年代皆各執一詞，互不相讓，只是到了九十年代，才出} 現融合和調和的傾向。三是在思想史方面，宗教與古典作家作品的關係研究重新受到重視。八十年代前，宗教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係，是個很忌諱的話題，即使在論述作家作品時不得已提到宗教，其基調也是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它幫助作家逃避現實，起著毒害心靈的消極作用。八十年代後，隨著思想上的撥亂返正，佛教、道教對古代一些作家思想上的影響和創作上所起的作用也開始客觀地評價，一些作家與佛教、道教的關係以及一些詩僧、道士的行年、交遊和詩作也逐漸被發掘和梳理出來。以佛教與唐詩的關係研究為例，出現了以下幾方面的特點：一是宗教對某一作家的影響或其在作品中的表現開始客觀地得到分析和評估，但評論的對象此時還僅限於王維、李商隱、柳宗元、韓愈、白居易這類唐代大家及其作品。其價值主要是研究思想和觀念的轉換，研究成果尤其是深入地發掘僅屬起步。二是對一些僧人生平、作品的新論。此時對詩僧的研究還沒有普遍展開，還只限于賈島、寒山、皎然等影響較大的詩人和作品，如趙劍的〈賈島新論〉首次系統地分析了賈島的詩歌風格、審美情趣和思想歷程。作者認為，賈島的詩風並非歷來沿稱的“清奇僻苦＂而是“平淡＂，奇僻只是詞句中體現的物象，氣韻則是平淡。其趨勢是 “ 從｀氣象崢嶸＇到｀乃造平淡＇＂，因此根本不能屬於韓孟的險怪詩派。對皎然的研究則集中在《詩式》上，如孫昌武〈論皎然《詩式》〉（《文學評論》1986.1），董丁誠〈皎然《詩式》淺說〉（《唐代文學論叢》（六）），申建中〈中國傳統詩學的一座里程碑——皎然意境說初探〉（《文藝理論研究》1985.1）等。蕭占鵬的〈皎 21_{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年鑒 1999》（桂林：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2000 年），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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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交遊考〉（《江海學刊》1987.6）是不多的幾篇對皎然生平研究的論文之一。徐庭筠的〈唐五代詩僧及其詩歌〉（《唐代文學論叢》（七））和湯貴仁的〈唐代僧人詩和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唐代文學研究》（一））是僅見的兩篇綜論唐代詩僧及其詩作的論文。錢學烈自 1983 年起，陸續發表〈寒山子與寒山詩版本〉、〈寒山詩語言研究〉等研究寒山的論文，八十年代末完成了《寒山詩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 1989），這是八十年代研究詩僧的唯一一本專著。有關佛典的的鈎沈，隨著《大正藏》的重版、敦煌資料和吐魯番文物的整理出版也剛開始啟動，真正獲得豐收，則要到九十年代。道家詩人及作品研究此時僅見蘇者聰的〈論唐代女詩人魚玄機〉（《武漢大學學報》1989.5）等為數不多的幾篇，女冠詩人研究論文的湧現也要到九十年代。四是中外學者的交流合作由恢復正常到日益頻繁，這對開闊學術視野、拓新學術觀念起了較大的作用。 1978 年前，大陸是個封閉的社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改革開放力度的加大，中外學者在古代文學研究的交流和合作由恢復到日益頻繁。一方面大陸學者走出大陸、走出國門，去海外講學、訪問和參加學術會議；另一方面，一批批海外、國外學者也來到大陸參加學術會議，交流學術成果，與大陸學者合作進行學術研究。傅璇琮等認為：“在中外文化交流日益頻繁、日益深入的當今時代，建立開放型的文學研究已經成為歷史的必然。我們作為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者，理應適應時代的需要，認真把握中國古典文學的這段外播歷史，發掘其內涵，總結其規律，使之在推動文學研究現代化的壯舉中，發揮應有的作用＂22_{。可見這種中外、海外學者的學術交流一開始就建立在理性自覺} 的基礎上。介紹和翻譯海外研究古代文學研究的論著也開始啟動。這項工作八十年代中期開始，進入九十年代後，有加大、加快的趨勢。盧興基編選的《臺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文選》出版於 1988 年（人民文學出版社），書中共選 1956 至 1985 三十年間臺灣的古典文學論文 28 篇，首開介紹臺灣當代古典文學研究之風。大陸學者李明濱在臺灣的《中國文化月刊》上發表的〈杜詩外漸攬勝〉（1993.7），不但詳細介紹了杜詩在俄羅斯、法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義大利、匈牙利、羅馬尼亞、挪威、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流傳情況，也介紹了西方學者研究杜詩的新方法。這是大陸學者首次在臺灣學術雜誌上發表關於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介紹文章。五是學術論爭的傳統開始恢復並漸趨活躍。文學上的批評與反批評，是大陸學術界的優秀傳統，二十年代就有過《紅 22_{傅璇琮、周發祥：〈《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總序〉，《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 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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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夢》研究中新舊紅學之爭，屈原是否有其人之爭；四十年代的李白身世之爭，五十年代的《水滸》討論和宋江評價之爭，〈長恨歌〉主題之爭，〈胡笳十八拍〉真偽之爭等。這種正常的學術爭論到了六、七十年代被“革命大批判＂和人身攻擊所代替，真正的學術爭辯卻死去。八十年代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和整個理論界的活躍，這個優秀的傳統又開始恢復，並呈現活躍的態勢。這種論爭基本上有兩種類型：一是古已有之或五、六十年代就已進行過，八十年代又有新的發展，以唐代文學為例，就有關於唐代邊塞詩的評價、李白的出生地、對李商隱的無題詩的理解、李白三首〈清平樂〉的真偽，〈長恨歌〉的主題、〈鶯鶯傳〉的作者自寓說、駱賓王生卒、下落、墓葬之爭、對“盛唐氣象＂和唐詩繁榮原因的理解等等；另一種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而產生的新的爭論，如李白幾次入長安之爭，有無新樂府運動之爭，杜甫與佛學的關係，元稹與宦官的關係，韋應物的生卒作品真偽討論，杜牧詩文辨偽、繫年的討論，戴叔倫詩文真偽、作品繫年的討論等。這種爭論有的範圍較小，只限于相關的專家，有的則掀起軒然大波，引起眾多媒體關注和海內外學人的重視，時間甚至長達幾十年，如邊塞詩的爭論，《二十四詩品》真偽之爭，李白種族、出生地之爭等。其發展的趨勢是：一開始還是習慣性地延續五十年代以來的思維定式和作法，即先設定對方政治性質或給對方進行政治定位，辯論的內容也先設定一個政治框架再往裏面填充材料。如八十年代初的“邊塞詩＂爭論，就是首先爭論唐代的邊塞戰爭性質，邊塞詩人從軍和寫邊塞詩的動機，然後在“所反映的戰爭是正義還是不義＂這個框架內去做價值判斷，有的認為這類詩歌中“謳歌不義戰爭的詩篇＂，“理應受到批判＂23_{，有的則認為“首先判定某些邊塞} 詩所反映的戰爭是｀正義＇還是｀不義＇＂是“道義中心論＂，是一種唯心主義歷史觀的表現24_{。但隨著討論的深入尤其是學術思想的變化，這種政治框架} 逐漸被淘汰，在“邊塞詩＂之爭的後期，有人就提出以戰爭性質作為評價邊塞詩的標準會帶來兩個問題：“其一是從政治出發，以政治需要代替文學評論＂，“其二是簡單化和以點帶面＂。作者主張評論邊塞詩不必糾纏在其反映戰爭的是否正義上，而應看“是否反映了當時的戰爭生活，其深度如何？有何藝術成就和審美價值＂25_{。有人則主張“著眼于盛唐處理民族關係的特點和邊} 塞形勢的變化對文人精神面貌的影響＂來考察邊塞詩的產生和審美特徵26_。發展到二十世紀末的最後一場學術爭論——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真偽之爭時，這種取向表現的更為明顯充分。1994 年 11 月，《中國古籍研究》（上海古籍出 23_{吳學恒、王綬青的〈邊塞詩評價質疑〉，北京，《文學評論》1980.3。} 24_{〈論盛唐邊塞詩研究的歷史觀問題〉，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三屆年會論文 1987。} 25_{莫世貴〈談談對盛唐邊塞詩的評價〉，《玉林師專學報》1986.1。} 26_{葛曉音〈盛唐邊塞詩的歷史價值和藝術魅力〉，《唐代文學論叢》第八輯，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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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刊登了陳尚君、汪湧豪的專論〈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提出《二十四詩品》的作者不是司空圖，而是出自明人懷悅的《詩家一指》。在同年召開的中國唐代文學第七屆年會和 1995 年召開的中國古代文論國際研討會上，陳、汪在會上兩次申述此觀點。在此之間和之後，兩人又分別撰文或接受媒體採訪，對此觀點加以重申或補充修正，從而引起激烈的爭論，並在三年（1996——1998）內形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高潮，發表了近三十多篇專論27_{，一些學術報刊也紛紛發表報導和綜述。這場爭論的結論當然還有} 待於材料的進一步發掘和討論的進一步深入，但它在學術思想史上的價值已經顯現：它是二十世紀結束前最激烈的一次學術爭論，也是大陸改革開放後沒有政治干預、完全在學術領域展開的一次爭論；也是在商品大潮衝擊之下，古典文學研究處於低迷、缺少於社會溝通的背景下，引起眾多媒體和廣泛社會關注的一次爭論。因此它的價值和意義絕不限於對一部古代作品著作權的討論，因為無論這次討論有沒有定論，它都是對我們今天學術空氣自由度的一種肯定，對我們學術研究觀念和方法的一次檢討，對我們古典文學研究者如何與社會溝通、參與現實文化的創造、體現當代人文關懷都有有益的啟示。

參

九十年代的大陸古典文學研究，在學術思想上進入沈思縱深階段。此時面臨二十世紀的結束，在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思想的多元和學術進展的艱難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研究者對本學科的生存條件、理論框架和學術走向更多了一些思考和反省，作家作品研究也更走向縱深，呈現出一種繁華搖落後的虬勁，彙聚百川後的深沈。總的來說表現出以下幾種徵候：一是對新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引進接納，在心態上已走向成熟，研究方法更為多樣、更強調新觀念和舊傳統的互通和融合。從引進者來說，已克服了八十年代的浮躁，不再急功近利、盲目引進、囫圇吞棗、生搬硬套；也不再對此焦慮困惑、感到無所適從，而是立足于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廣闊而深厚的背景，去尋求與此相契合的表達體系。從批評者來說，儘管一部分學者仍堅持八十年代以來的否定態度，但多數學者基本上已不再排拒，而是以一種平常心和寬容的精神來對待；也不再計較方法的新與舊， “而是看他是否切合研究對象，是否解決實質問題。為了解決一個問題完全可以中西結合、古今結合，各種方法交替使用、並駕齊驅＂28_{。一些學者還以王} 國維、陳寅恪等大師如何將傳統治學方法與當時的新方法結合起來為例，說明 27_{據本人從《唐代文學研究年鑒》等有關資料中統計：1996 年 16 篇，1997 年 9 篇，1998 年 8} 篇。 28 轉引自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年鑒 1999》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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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關鍵不在於是否要學習、借鑒國外的研究方法，而是如何使之切合我們的研究課題，如何與我國傳統治學方法相結合。九十年代運用較多或較受關注的是比較研究、美學、心理分析方法和地域文學和家族研究法等幾種新的研究方法。其特點有二：一是幾種新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交互使用或綜合運用，如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8），這是大陸首部用接受美學理論來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專著。全書基本上可分為闡釋史、接受史和影響史三個部分，採用的研究方法除接受美學外，還有比較研究和量化分析等方法，如作者在書中通過大量統計資料來證明白居易的〈長恨歌〉在唐代是選家沈默，評家毀多於譽，“表明此作在當時只有流行性而無經典性，沒有真正進入｀理想讀者＇的審美視野＂。究其原因，又不在作品本身，而是由於“當時並未確立敘事觀念＂，因而對其詩的敘事特徵和價值缺少認識29_{。二是與傳統的文獻學研究和“知人論世＂的歷} 史文化研究結合在一起。如前面提到的在七十年代末由傅璇琮啟其端的地域文學和詩人群體研究，到了九十年代又有新的發展和變化，往往和家族研究、區域文化研究結合起來。如鄧志方的《浙東唐詩之路》，以浙東剡溪為主幹，把這條古旅遊線上的十四個景點，與有關的 207 首唐詩加以比較，並附有大量實證資料，以探求當年浙東唱和的地點、成員、規模和特色。二是在學科建設上有較多的反省和思考。鑒於面臨二十世紀的結束和新世紀的開始，也由於古典文學研究還沒有建立起真正屬於自己的學科畛域和操作規範，更由於當代社會對古典文學目前的研究方式乃至古典文學本身的隔膜和疏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認同上的危機感，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九十年代尤其是最後幾年對古典文學學術思想的變遷有更多的反思：或是總結大陸五十年來尤其是近二十年來古代文學研究的成果，找出其不足；或是探討其未來的走向和趨勢；或是進行學科建設方面的理論建構和操作規範方面的設想。如徐公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近代化進程略論〉（《中國社會科學》 1998.2）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內走過了一條由古典型向近代型不斷演變的道路，其近代化進程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1900——1928 為學科近代化起步期，1928——1949 為發展期，1949——1978 為曲折期，1978——本世紀末為撥亂返正期和多元發展期。胡明〈關於唐詩——兼談近百年來的唐詩研究〉（《文學評論》1999.2），則認為一百年來的唐詩研究可以 1949 年為界分成前後兩半。上半世紀學術史從傳統的舊式唐詩評論到整理國故到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唐詩研究，有一個質的飛躍。1949 年以後，“百家爭鳴異化為兩家鬥爭，學術研究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古典文學的研究侷縮到一個很小的隅角裏，唐詩 29 《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8 年，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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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罕見＂。而“近二十年來的唐詩研究，無疑是 100 年來唐詩研究也可以說是 1000 餘年來唐詩研究最光輝燦爛時期＂。 1997 年 8 月《文學遺產》編輯部、黑龍江大學中文系在哈爾濱聯合召開“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會議主要是對百年來的古典文學研究、文學史的發展嬗變、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方法進行總結、回顧、述評和前瞻，會後出版了論文集《百年學科沈思錄 —— 二十世紀古典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可以說是這種反思和回顧的一個集中反映。類似的論著還有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6），葛景春〈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中州學刊》2000.1），郭英德、過常寶〈困境和出路：古典文學研究的現代化歷程〉（《北京師大學報》1999.2）等。傅璇琮等人則對學科的理論建構和操作規範作出整體思考30_{。他們認為，} 科學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應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文學資料的整理和考訂，用校勘、標點、輯錄、考證、箋注等方法編輯文學作品的總集、別集、選集、注本、譯本，編纂文學家詞典、文學書錄、作品提要、文學典籍索引等工具書，撰寫作家傳記、年譜考證本事和作品繫年；第二個層次是文學現象的記述和評論。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作家集團、文學流派、文學思潮的專題研究，文學樣式、文學題材的專題研究及文學鑒賞等；第三個層次是文學規律的探索和總結，即對各種文學現象的發生、發展、性質、特點及內在聯繫進行分析、闡釋、批評，對斷代或通代的文學運動過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與其他學科作交叉研究或自身的比較研究，進行文學方法論研究，在文學現象和文學規律的涵泳中提升出文學觀念、文學思想和文學理論。在具體操作上“不要先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這樣難免重複、淺層；先選擇有一定代表性的幾個點，作精細而又有高度概括性的探討，這就能使這一學科成為富有現代意義的、具有眾多堅實實驗室的科學園區＂31_{。郭英德、謝思煒等人已依此} 理論編撰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 1995）。全書分為八章，分論從先秦到清後期的文學研究情況。二十世紀結束前北京大學召開的“古代文學學科部分青年教師座談會＂上，則強調“從若干研究基點出發，自覺打通文史哲的研究門徑，將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聯繫起來。努力把握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規律，以及廣闊的歷史文化背景，在研究中保持較強的人文精神關懷＂，“將文獻考證與理論研究結合起來＂，“以文獻資料的整理研究為本，並充分重視有關領域的學術史研究＂32_。 30_{傅璇琮、郭英德、謝思煒：〈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思考〉，《文學評論》1992.3。} 31_{傅璇琮〈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序〉，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0.9。 32_{〈世紀之交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北京大學古代文學學科部分青年教師座談會紀} 要〉，《北京大學學報》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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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作為研究觀念改變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作家作品研究上走向縱深。就作家研究而言，開始把關注的焦點由外在轉向內質：由對作家生活時代、生平事蹟、創作內容和風格的描述，轉入作家心靈世界的探尋，探討其創作的內因、情感變化和心路歷程。如近年來對李商隱“無題詩＂的研究，就多著重于心靈的探索，孟二冬的〈論中唐詩人的審美心態和詩歌意境的變化〉（《文史哲》1991），比較了中唐詩人與盛唐詩人在主觀情景、藝術趣味、審美標誌、境界追求上的不同，以及這種審美心態的變化與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特質之間的關係。傅紹良〈論李白的懷古情結與心理調適〉（《陝西師大學報》1995.4）從心理結構來分析李白的懷古情節和它在心理調適中的作用。作者認為：李白的人格、功名理想與盛唐文化氣氛是一致的，但這種理想又不可能在盛唐政治中實現，而懷古情結恰給他理想幻滅的苦悶帶來恰當的心理調適和引導。由此造成的李白的浪漫是一種歷史理性的復活和高揚。在作品研究而言，則由作品內容的分析、藝術特色的歸納轉向內在規律如構思、結構方式，語言、聲律、體裁等表達方式和集成、改造、流變等演進方式的探討和研究。如吳相洲〈論盛中唐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即從詩歌的構思方式的變化角度來探討詩歌風格的流變。作者指出，中唐詩人構思的特點是有意打破盛唐意與象之間的平衡，或是特別強調物象，不要情意的統合作用；或是特別強調情意的表達，置物象本身的特點於不顧。作者認為：“中唐詩風的變化，很大程度上就是由於這一構思方式的變化＂33_。過去人們論及盛唐詩風的形成，往往歸功於國家的統一、南北詩風的融合，杜曉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詩歌的藝術精神〉（《文學評論》1999.4）則從地域文化理論出發，認為當時實際上存在著江左文化、山東文化和關隴文化三大塊，而盛唐詩風正是這三大塊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結果。自蘇軾發出“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的感歎以來，歷來都以此作為王維詩歌的定評，蔣寅卻對此發出質疑。他認為：“蘇東坡的論斷其實只說明了一個事實，本身並不包含價值判斷——我們不應忘記萊辛的告誡，｀能入畫與否不是判定詩的好壞的標準！＇蘇東坡的話作為一家言，作為評論的參考固無不可，但若將他作為王維詩的主體特徵並不無誇大，就不僅是對詩歌藝術特性的漠視，也是對王維詩歌藝術價值的輕估了＂34_。四是研究視野更為寬闊，呈現多元和跨學科狀況。九十年代的古代文學研究，在充分占有原始資料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調整視角，力求得出接近歷史本來面目的結論；對作品的理解，也超越了語言的詮釋和文藝學的鑒賞，延伸到史學、美學、文化學、經濟、藝術、哲學、神學、民俗等領域。如果說八十年 33 〈論盛中唐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首都師大學報》1997.3。 34 〈對王維“詩中有畫＂的質疑〉《文學評論》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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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開始向這方面的嘗試，到了九十年代就運用得較為普遍，較為成熟。這當中，運用得較為成功的要數與文化、民俗、史學及宗教的結合上。與文化學結合，如李浩的《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臺北文津出版社 1999），從地域文化觀念出發，對與唐代文學發展有關連的關中士族史事和關中地域文化進行考論和詮釋，並在此基礎上為唐代的關中文學定位，及對牛李黨爭、蘇綽的文體改革作出新解。這方面的論著還有傅紹良的《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文津出版社 1999），葛景春的《李白與唐代文化》（臺灣群玉堂出版公司 1991），陳選公的〈唐代文學的文化規定〉（《鄭州大學學報》 1996.1），霍松林、傅紹良《盛唐文學的文化透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張伯偉〈中國古代詩論的文化考察〉（《中國詩學研究》，遼海出版社 2000），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北文津出版社 1993），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8），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 1997）等。與史學結合如戴偉華的方鎮、使府與唐代文學的關係研究：《唐代幕府與文學》（現代出版社 1990），《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廣西師大出版社 1998），《唐方鎮文職僚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等。《唐代幕府與文學》是對唐代文人入幕這一獨特的時代現象作宏觀考察。分析其中代表人物入幕的經歷、原因，他們在幕府中生活和創作的情況，並考察了幕府制度的衍變及在唐代興盛的原因。《唐方鎮文職僚佐考》則是在《唐代幕府與文學》的基礎上，從各類史書、文集、筆記、金石著作中將唐代節度使、觀察使府中的文職僚佐一一稽出，並盡可能加以繫年，計得 2500 餘人，近 4000 人次。考稽之中又對新、舊《唐書》、《冊府元龜》、《資治通鑒》等歷史典籍和一些今人論著多有填補和辨誤。類似論著還有薛宗正《安西與北庭——唐代西陲邊政研究》（黑龍江教育出版社 1998）等。與音樂、舞蹈及繪畫關係研究以唐代文學為例，過去這類研究過去多集中在詞源和詞體方面，如程杰〈論詞所體現代音樂精神〉（《學術研究》 1987.6），周延良〈隋唐燕樂與詞的關係〉（《文藝研究》1996.2）等，但近年來從詩歌的角度多了起來。如朱易安的《唐詩與音樂》（灕江出版社 1996）、〈細故末節論唐音〉（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五次年會論文 1990），李楊〈唐代音樂詩的文化解讀〉（《東方叢刊》1995.2），張志烈〈杜甫詩文中的音樂世界〉（《杜甫研究學刊》1998.4），葛景春〈李白詩歌與盛唐音樂〉（《文學遺產》1995.3），鄧惠明〈唐代音樂詩審美價值分析〉（《西藏大學學報》1998.2），吳相洲〈論初唐人對近體詩律的探索與詩歌入樂的關係〉（第十屆中國唐代文學學會年會 2000）等。唐詩與舞蹈的關係研究，則有張明非《唐詩與舞蹈》（灕江出版社 1996）、〈唐代樂舞詩的藝術成就〉（《廣西師大學報》1994.3），趙文潤〈隋唐時期西域樂舞在中原的傳播〉（《陝西師

中國大陸五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進及思考－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主

中國大陸五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

進及思考－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主

陳友冰

摘 要

壹

貳

參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