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與1930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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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 2009 年 12 月，頁 235-296

陳主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動II 政爭議

陳患芬*

摘要 1930 年代初期陳立夫關於訓政爭議的相關言論乃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也是當時各種相關言論相互競逐的一部分 o 對陳立夫而言，這是訓政理論之爭，也是黨治和蔣介石的權力之爭。在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思潮中，陳立夫重述孫中山的「伊訓」譬喻，堅持國民黨的訓政;其並強調北伐統一後規劃全國同步實施訓政的錯誤，認為六年的訓政期限乃是「假定值 J '指出中國的現狀實是「軍政尚未結束」、「訓政尚未開始 J 在軍政尚未結束時機，國民黨應賦于軍事統帥絕對權威，使其成為「軍事重心」。此外，他特別檢視訓政黨政最高權力機構一中政會及國民政府此運作效能，主張修正現行訓體制，建立「駕取精心」。陳立夫 1930 年代初期訓政爭議中的言論，與其說是對是否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作出回應，不如說是在堅持國民黨訓政的前提下，企圖從理論上解決北伐以來國民黨內長期的黨權、軍權糾葛以及領袖之爭的困擾，並嘗試從訓政體制的修正確立黨治權威的新模式。他所最關懷者，不是訓政是否合理可行，而是如何鞏固國民黨的黨治權威，並進一步將離散分裂的國民黨凝聚在以蔣介石為桔心的領導下，為蔣「正名」。其從強化威權出發，與訓政中的民主意涵顯然背道而馳。這是陳立夫及蔣派人士的刻意追求、孫中山的「遭教」及其「權威」的示範'也是 1930 年代國際獨裁潮流推波助爛的結果。關鍵詞:蔣介石、陳立夫、軍政、首II 政、中政會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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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一、目。吉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訓政是孫中山所規劃建國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中的一個環節，北伐後成為國民黨政權形態與治國方向的主要理論依據。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它規範了北伐後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活。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 1930 年代初期，由於黨外與黨內雙重的衝擊，訓政遭逢危機。自國民黨實施訓政以來，黨外人士對訓政的本質及一黨專政模式早有質疑。唯在經歷多年政局動盪，一般人民渴望安定，因此對國民黨的統治尚表支持。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華戶亟，中共勢張，地方實力派反抗中央依然如故，國民黨內派系紛爭亦未嘗停歇。在內憂外患刺激下，不少崇尚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除了在報刊上對訓政的理論與實施成效提出強烈批評外，也以群眾運動方式，或聯名致信致電，或組織社團，呼籲結束訓政，開始憲政。其所持理由大致如下:(一)從理論本身言，認為訓政論無法成立，除侮辱人民人格、黨員不具訓人資格外，同時認為訓政與民主相互悸離; (二)從歷史事實言，國民黨的訓政已經失敗，不該繼續，否則中國將永無實現憲政之日;(三)從現實需要言，認為要凝緊人心，挽救國難，維護社會安定，必須結束訓政，還

政於民，實行憲政。1 在 1930 年代初期，黨外人士儼然掀起反對

現行訓政的民主憲政運動。2 至於國民黨內，九一八事變前，雖有政治理念之爭，大抵是對黨治實施方式的不同見解，對訓政一事則未嘗質疑。九一八事變後，在黨外人士要求結束訓政，取消黨治，還政於民之際，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類似的言論。在事變發生一個月後，李烈鈞等

I I

8 人連署提案，要求開放政權，准許人民自由組黨。 12 月召開的四屆一中全會，又有孫科等人主張訓政時期應設立民意代表機 1 胡春惠， <抗戰前國民政府之訓政與憲政之爭〉﹒《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15 (壹北， 1998.5 )頁 143-150 ;鄭大箏， <九一八後的民主憲政運動>' {求索> ' 2006:3 (湖南，2006.3) ，頁 200-20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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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時評 J :焦希齡等請求兩事〉﹒《大公報> (天津) , 1932 年9 月 29 日﹒ 2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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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 237-關或逕行縮短訓政、實施憲政等開放政權之提案，全會因此通過召開國難會議和國民救國會議。1932 年 4 月國難會議期間，與會會員乘機提出一系列要求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提案。在此要求下，國民黨表示將如期結束副"政，而在憲法末實行前，於1932 年 10 月 10 日前組織中央民意機構國民代表會。會議甫一結束，孫科再發表〈救國綱領草案>'主張「速行憲政」。同年12 月召開的四屆三中全會中，孫科等 27 名中委更提出〈集中國力挽救危亡案卜表達對當前內政與憲政準備的意見，大會乃決議於1933 年召集國民參政會。3次日，該會又決議，於 1935 年 3 月召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並決定憲法頒布之期。41933 年 3 月 30 日，由於外患日亟，社會輿論對黨治愈發不滿，以及地方自治至1935 年猶難完成等因素，國民黨中常會遂決定於是年7 月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國民大會與國民參政會召開相關事宜。由於時局變化，臨代會未能如期舉行，國民參政會與國民大會之籌議流於紙上作業。至 1935 年五屆一中全會，再決議於1936 年 5 月 5 日宣布憲法草案，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5以上這些國民黨為回應訓政遭逢危機而擬定的逐步開放政權措施，進一步衝擊了黨內外訓政爭議的思潮。在黨內外人士爭議是否繼續訓政的同時，推動訓政的主體一國民黨內部亦存在最高權威無由確立的問題。事實上，自北伐以來，國民黨即內爭不斷;北伐結束後，軍事衝突仍舊未已。其間雖有革命理念分歧的因素，而率皆導源於權力鬥事。6其中蔣介 3 其代表擬由選舉和延聘產生，時人以其為訓政期間試行憲政的初規。《大公報》 (天津) •1932 年 12 月 20 日. 3 版。 4 關方?抗戰前國民政府訓政與憲政之爭與制憲活動的背景，可見胡春匙. <抗戰前國民政府之訓政與憲政之爭>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 15 .頁 129-157 。弓此一時期國民黨內部所發生的爭議，可見陳息芬. <抗戰前國民黨關車守黨治問題的爭議( 192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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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4 ) 頁 262-289 。 6 如北伐過程中，因容共問題導致寧、漠、 i鹿三方的分裂;北伐統一初期，因編遺會 2義裁兵問題和三全大會代表產生問題引發的中央和地方一連串戰事糾葛和械大會主義風波;九一入前後，因召開國民會主義與制定約法問題導致的「拘胡事件」及衍生之非常會主義風渡與寧粵對峙等皆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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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石、汪精衛、胡漢民的領袖之爭更是北伐至抗戰前國民黨黨爭的主軸。三者以派系力量為支撐，各自闡述孫中山思想以爭「正統」。大致在九一八以前，胡在理論方面助蔣對抗汪的改組派;九一八後，蔣胡決裂，蔣汪在合作格局下貌合神離。三人的領袖之爭又以蔣為核心。蔣以黨中後進，掌控軍權，進一步囊括黨、政大權，自北伐以來即經常被黨內反對者指為「獨裁」、「專制」。 1930 年代初期，更在國難時空與黨內紛爭中被迫下野。對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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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這是北伐統一以來所面臨最深重的權威危機。 1 如上所述， 1930 年代初期，作為指導推動訓政機關的南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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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中央以及國民政府面臨了訓政危機的考驗，位居其間的蔣介石則有長久以來最高權力無法法制化的困擾。關於後者，近年來學者的研究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國民政府得以用集體領導制壓制個人獨裁，但為回應逐漸高漲的，來自政權外部的民主要求以及抗日時期採取戰時的聯合體制，在黨內要求凝聚力的同時，黨權集中到蔣介石。 7其從制度變遷與權力構造關係考察南京國民政府的運作，確有助於了解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內涵，史學界相近的研究亦陸續出現。 8唯在國民黨黨政制度變遷以及權力競逐的背後，亦常有理論以為憑藉，其中孫中山的「遺教」始終扮演制約的因素，國際思潮亦作用其間，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索。孫中山逝世後，遵奉孫中山的「遺教」與實踐其國家建設理論成為獲致黨內正統性的必要條件，也是北伐後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基礎。 9比起其他的革命活動，孫中山賦予建國三階 7 家近禿子. <蔣介石主南京國民政府>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 2002) .頁 137 162 。 8 近年來相闊的研究，如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上海:上海書店 ·2003 年)一書，對國民黨黨治的實質有較詳盡考察;另有從制度與權力關條作進一步探討者，如劉大禹﹒〈論蔣介石個人權威形成的制度因素( 1931-1935 )一一從責任內閉制到集權政治〉﹒《社會科學輯刊>• 2009:1 (總 180期) (遼寧. 2009) ; <國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權力的困境( 1932-1935 )一一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為例〉﹒《洶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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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 ( 2007.3 )等文。 9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獨尊孫中山遺教，使之成為建構政治意識型態與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見李恭忠. <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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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主義 - 239-段論更為豐富的敘事內涵。作為一個「宏大敘事」的革命語言，其原有一段不斷密集層累，修補完整的歷程，其內容有連續性，也有斷裂性。 10此外，如同孫中山的其他革命理念，建國三階段論雖然清楚揭示每一進程的最後目標，唯其多屬原則性、方向性的概念，對於其體實施方案往往缺少清晰的指示，言語之中的模糊與不確定性更所在多有，因此也留下不少的「解釋」空間。北伐統一後，國民黨身處與孫中山迴然不同的歷史情境，如何使現實政治與「遺教」整合已是一大考驗，黨內領袖於對「遺教」理解的差異，以及幾無休止的權力之爭，均使國民黨訓政的實施無法制度化，此實為國民黨訓政時期自身所遭逢的最大難題。11 另就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和權力結構言。1924 年國民黨模仿俄國，確定「民主集權制」為黨的組織原則。與此同時，孫中山仿效俄國革命，標榜「以黨治國」。其以黨為政權中樞，強調政府專斷有力，則是進一步深化了「集權」的色彩。在孫中山晚年，其以「總理」之尊，成為國民黨「獨裁」之領袖。孫中山去世後，由於蔣介石的權力急速擴張，在國民黨內早已引發圍繞「民主集權制」的「民主」與「集權」之辯。反蔣的一派往往以「民主」主告訴求，向蔣介石的「獨裁」挑戰。九一八事變後，由於黨內外關於訓政體制的爭議，這套與蔣介石權力密切相關的「民主」、「集權」等制度話語更與黨外政制改革的要求匯流，蔚為1930 年代初期訓政爭議思潮中的主要議題。在這一場訓政爭議中，蔣派人士奮力以赴，其中國民黨組織內最具影響力的cc 系更是不遑多讓，陳立夫的相關論述充分表達了該系的立場。作為蔣介石的親信，陳立夫在1949 年以前國民黨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12北伐過後，中國社會已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相 (香港.2008.4 .網路版) .頁 1-5 。 10 黃金麟. <革命/民權:訓政的敘事建構> • (;青莘學報> .新 27 : 4 (新竹， 1997.12) .頁 459 、 467 。 II 陳惠芬. <抗戰前國民黨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192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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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結論 J .頁 376 384 。 12 其關條正如周恩來 1935 年 9 月致書二陳所言: r ...二先生居實黨中摳，與蔣先生又親切無問」。此信見陳立夫. <成敗之鐘一陳立夫回憶錄> (金北: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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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較於其兄陳果夫，陳立夫涉入黨務較晚。1925 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煤礦工程學系碩士學位回國後，蔣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 1926 年 7 月，蔣率國民革命軍北伐，陳立夫亦轉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機要科科長。此後歷任國民革命軍司令部代理秘書處處長、軍隊清黨委員會委員。清黨之後，蔣令其在組織部之下成立調查科。 1928 年 12 月復任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 1929 年 3 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獲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 4 月三屆一中全會中，復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 1930 年 12 月，再兼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陳立夫身兼兩會秘書長，對當時政治方面之重大方針，不僅頗為知悉，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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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年 6 月，陳立夫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不久，復擔任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933 年 2 月，更以情報局副主任代理主任。由於陳果夫、陳立夫長期掌控組織部，自成派系，外界習以cc 系稱之。 14其以廣大徒眾，控制中央和地方黨部，在教育界更是炙手可熱。的 1930 年代初期的陳立夫，除了在國民黨組織中運籌椎喔，掌控黨的資源，也企圖為蔣介石強固統治的基礎以及尋求權力的制度化管道。九一八事變後，黨內外人士咸感閒闢新機之必要，紛紛提出政制改革的主張，許多報刊乃乘機登場，尤以1932 年一二 1994) .頁 193-194 ;收信時間為沈雲龍查援。見沈雲籠.<從《成敗之鐘一一陳立夫回憶錄》的記述中探討他在反共門爭中的影響>.收入將永敬編· {1925 年至 1950年之中國: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論文集訓臺北:國史館.1997) .頁 147 。 13 陳立夫說明所擔任這二個職務的性質: r 中央黨部秘書長有左右事情的影響力，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對整個黨部都有這種力量，同時我還要間接監督黨內的其他組織單位 o J 至於中央政治會議，與會者都是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各專門委員會開會時，秘書長亦必列席，以供諮詢及說明。陳立夫. {成敗之鑑> .頁 160 ;陳立夫. {我的創造、倡建與服務一一九十憶往一一) (臺北:東大出版社· 1989) .頁 98-99 。 14 關方tree ~ J 之溯源與成員活動，相關討論已多，在此不擬贅述。 15 何廉自述、朱佑足等譯. {何廉回憶錄>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頁 208 。此外，陳立夫也到各學校演講，有統計指出，單是1933 年和 1934年 r 講演的地點過華中華北十餘省市，聽講的學生達到餘萬人o J 見陳立夫. {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第一輯. <并言> • 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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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241 -八事變後丟面然。其中較著者，在北平，頗負盛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及張君勘等人分別創辦《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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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5 月)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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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5 月) ;在南方，首都南京一批國民黨籍的中央大學教授創辦《時代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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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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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遠在西南的胡漢民一派則稍後在廣州創辦了《三民主義月刊} (1 933 年 1 月)。在此期間，為捍衛南京中央蔣派為主的黨政權威，陳立夫也發行報刊，閒闢文攻的戰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評論〉即是在此種時代氛圍中誕生。 17其發行的時間為 1932 年 6 月至 1935 年 11 月，也正是九一八以後黨內外熱烈討論訓政相關議題的時期，反映了 cc 系對於相關問題的看法。陳立夫與訓政爭議相關的文章，大多發表於此，對《政治評論》中諸多觀點實有引導示範作用。十多年前，筆者曾就抗戰前國民黨內關於黨治問題的爭議作過初步探討，此後未再深究。近年來，各方學者對於相關議題已有更深刻的發揮。許多研究從當時刊物著手，頗能釐清不同派別的思想內涵， 18唯對於國民黨內影響至深的 cc 系，其政治理念至今仍尚少論及。 19至於陳立夫個人，隨著 cc 系與「中統」相關資料的編裳，近年來大陸以「二陳」或陳立夫為主體的傳記陸續出版， 2。其涵攝面雖廣，但與二陳相關之議題並未獲致充分討論。對 ]6 <時代公論》主要編撰者背景，見劉大禹.<九一入後國民政府集權政治的輿論文持( 1932-1935 )一一以《時代公論》為中心的考察>.見民國檔案出版部編， <民國檔案} •2 (南京， 2008.2) .頁 69-70 。 17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授意旗下派是已成立小組織，以 cc 份子為主的「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於 1932 年成立， <政治評論》即其機關報。除〈政治評論》周刊外，二陳還創辦《中國文藝》、〈科學的中國》等刊物。 18 如鄧綺麗， <或外觀念與本土政制變這一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被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2003) ;馮矗立宏. <法西斯主義對中國30 年代政治的影響}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0)。後者對蔣派黃埔象之鼓吹宣揚法西斯主義有較深入的探討。 19 王奇生在〈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一書中有簡單的介紹，頁239-242 。 2。如王學慶. <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李西岳、蘇學文， <陳氏家族全傳}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張學繼、張雅蕙編. <陳立夫大傳} (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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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於陳立夫 1949 年以前活動之研究，亦多著墨於其派系擴張、權力鬥爭、反共及特務組織諸事，且係基於中共自身的正統性而採取批判之立場。實則 1949 年以前，陳立夫在國民黨內位列高職，深刻參與黨政事務，更在文化以及國民黨意識型態之宣傳建構方面表現不遺餘力，值得注意。許多史事，或許由於時空變化，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多略而不提，此更有待於研究者進一步考察。筆者認為，在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中，國民黨主流派一蔣派的想法及態度值得重視。國民黨組織中的最大系-cc 系，以其影響深廣，足以作為蔣派在訓政爭議中表現的重要觀察面向。 cc 系主要領袖陳立夫，以其在此論爭中引導了該系的基本方向，當可作為探討的中心。有鑑於此，本文擬對陳主?夫在1930 年代初期訓政爭議中的相關言論進行分析。作為一種文本，其言論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也是當時各種相關言論相互競逐的一部分。本文試圖透過陳立夫的公開言論，觀察它的產生背景、表現形式、內容開展及歷史意涵。此外，由於〈政治評論〉係為陳立夫針對訓政爭議所創，本文亦斟酌情況對某些內容略作討論，用以補充陳立夫之觀點。

二、堅持「伊尹之志」

1930 年代初期，黨內外呼籲國民黨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以救國。其中，甫自行政院長卸任的孫科，在1932 年 4 月 24 日所發表的〈救國綱領草案>'對國民黨而言，無疑是最大的衝擊。孫科表示:全國一致抗日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抗日卻非今日政府所可單獨做到，僅能經由政府人民合作此一途徑。孫科坦言，r 現在中央不能領導民眾J ' r 人民亦不能參加政治，不能與政府合作 J ' 「茍非易轍，全國團結抗日勢無可能」。他接著指出，國民黨的最後目標亦為憲政，現在訓政已有四年， r 徒有其名，毫無成效可言 J '在急難之時，唯有「速行憲政，不必再待訓政形式終了。」他認為. r 憲法既成，人民與政府合一，抗日力量自然雄厚 J 0 21 作 21 <孫科對記者談最近對政治的意見> .見《大公報> (天津) • 1932 年4 月 26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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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 243-為「總理之子J '孫科以「憲政」否定了國民黨現行的「訓政」。面對 1930 年代初期反對維持原有訓政體制的民主化潮流，蔣介石的反應極為激烈。孫科〈救國綱領草案〉發表後不久，蔣即在同年 5 、 6 月問對各界的演講中，多次批判黨內外開放政權、變更黨治的主張。他強調.I 如果國民黨所負訓政的責任，沒有完成，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能變動;如果有反對我們的黨治，或借外交機會想推倒本黨的，無論是黨內或黨外，都是我們的敵人，都是帝國主義的奸細，國家和民族的罪人。」他並且表示，革命的策略和程序在〈建國大綱〉講得非常明白，所以如果是總理的信徒，就用不著另外解釋總理所著的遺教，更不好公然違背〈建國大綱〉之規定。因為這些完全是總理親筆所著，是囑付一般黨員照著去行的。22 在蔣介石對開放政權、變更黨治主張強烈批判的同時，

1932

年 6 月， {政治評論》創刊。陳立夫在創刊號中援引孫中山的「伊訓」譬喻，重申「訓政論」的意義。此一譬喻曾經出現在1920 年 11 月 9 日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會議上解釋訓政的演講中。孫中山說，中國人民不知共和其趣，因此革命工作就不僅是掃除惡劣政治， I 還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設J '這就是「訓政」。他進一步說明「司I[ j 的意義. I 須知共和國，皇帝就是人民，一旦抬他做皇帝，定然是不會做的，所以我們革命黨人應該來教訓他，如伊尹訓太甲樣。我這個「訊IJI 字，就是從「伊訊IJI 上的「司1IJ1字用來的。」孫中山表示，訓政的工作，就是「用強迫的手段，迫著他 (人民)來做主人，教他練習練習。」23 陳立夫徵引《孟子》中的記載，使「伊訓」內容完整呈現: 「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且反。 22 將同時強調， r 建國大網很簡單明圖景，如白日經天，江河行地，一目暸然，用不著人家解釋，那一個人也配不上解釋。」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總統將公思想言論集> (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87) ，卷 10 .頁 523-524 。 23 孫中山， <訓政之解釋> ' <國父全集> (臺北:近代中國， 1989) ，第三冊，頁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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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毫。」他並且將「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切割成六段情節，比附於建國三階段的發展進程。茲將二者製表對照如下 24 伊尹放太甲建國三階段論一皇帝本來是應諾太甲來做的，但是政權本來是屬於四萬萬太甲的，但是他們他不會做，亂來。不會行使，直L 來。伊尹用革命的方法，起來攝政，將中國國民黨起來革命，用武力肅清一切反太甲放逐於桐的地方，使他悔過自動，將政權奪過來，在此時期，謂之軍政新。時期。四萬萬太甲，此後處於被訓導地位，自然不覺失了自由。中國國民黨，一面肅清欺騙和壓迫四萬萬伊尹一面肅清太甲左右的宵小，代太甲的壞人一革命的障礙。一宙將已經脫行其政權，一面想種種方法勸導太離了軍政時期的省，開始訓政。以主義問一 _{甲，以仁義之道，並教他一切itt 皇} _{化人心，進行地方自治，以訓練四萬萬太} 帝的典型。甲如何做皇帝，行使四榷的方法會II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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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以六年為假定期，所有省份，這漸隨軍政三年以後，太甲明白了解。從此處而入於訓政，每縣中的太甲，曾受了行使四仁遵義者，又三年，並且聽伊尹的四權的訓練盡了國民義務，誓行革命的主訓正夫。義，那末縣的自治完成，黨自然要把政權支出，由太甲的代表接受，而入於民治憲政時期。伊尹見太甲明白了「主義 J (仁全國大多數省的太甲，均已接受了主義，義)確道「建國大網 J (湯之典遵照建國大綱，而完成地方自治的工作，五型)接受了「政權行使的訓練」於是國民黨就召集團民大會，制定憲法， (聽伊尹之訓己)道將政權交還於作一次總交代，將政權全部交還於全國軍太甲。民民眾的代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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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回復本來的面目和地位。中國國民黨黨員，到了這時候仍然回到老百姓的地位。自清末以來，孫中山即經常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作為宣揚革命的符碼，其目的不外乎在使國人易於理解其建國的理想。「伊尹放太甲」的故事展現了傳統政治文化中對賢臣仁君的期許，原帶有典範的意義。對於此一「封建」時代的故事，孫中山事實上 24 陳立夫. <伊尹病了> .收入《陳立夫先生言論集》﹒第一輯，頁 l 蚓、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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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 245-主要擷取伊訓中「哥II J 的意涵，陳立夫則是予以重述，並使之成為步驟分明、目標明確的「革命計劃」。姑且不論孫中山的「伊司IIJ 譬喻是否恰當地傳遞了他的訓政理念，陳立夫卻是藉此表述革命建國三階段的內容。「伊尹放太甲」成為一段訓政的歷程，其展現的方式為: I 亂來的太甲 J -四萬萬人民，經由「湯之典型」 = <建國大綱〉的程序，必可獲得「仁義 J =主義和直接民權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的訓練，最終成為為「合格的皇帝 J =民國的主人。在此譬喻中，四萬萬人民皆為「亂來」的「太甲 J '國民黨則是自居為「訓導 J I 太甲」的「伊尹」。經由陳立夫的修飾添補，傳統的歷史敘事「伊尹訓太甲」完成了向現代性革命話語的轉換。為了扶植民權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自 1914 年 7 月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中山把領導的權威交給了革命政府一國民黨政府。 1923 年，孫中山更是明確主張仿效俄國的「以黨治國 J 0 25

192

4 年的〈一大宣言〉中，孫對「以黨治國」有更清楚的解說: I ...既得政權樹立政府之時，為制止國內反革命運動及各帝國主義壓制吾國民眾勝利陰謀，斐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蓋有組織、有權威之黨，乃革命民眾之本據，能為全國大民盡此忠實之義務故耳。」 26孫中山把革命建國大業賦予了「先知先覺」一國民黨，陳立夫更是突顯了伊尹一國民黨神聖的使命和崇高的道德。在各界批評訓政的浪潮中，陳立夫卻表示，當伊尹訓太甲時，伊尹肯定是遭受旁人的指摘和唾罵的。但是「他具有這種自信的魄力，這種坦白的心腸，這種偉大的責任心，這種為太甲求好的熱望，卒將困難打破，讓事實來證明他的一切，無怪乎後世之人，不但不責備他，而且稱之為「聖之任者.!I 0 J 由於對伊尹「設身處地」的「同情了解 J '他認為國民黨肩負起如伊尹訓太甲之神聖責任，免不了遭遇到如伊尹般被指摘 25 )凍錫祺主編. <孫中山年增長編(下冊)

>

(北京:中華書局. 1991 年) .頁 1747 。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籌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 69輯. (臺北: 中央文物供應#土， 1976) .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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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唾罵的命運，且尤有過之。因為，以前太甲祇有一個，現在卻有四萬萬個。 27 陳立夫以無限委屈陳述國民黨訓政所遭遇到的困難.1 訓之不力，罪固在黨，政之黑暗，罪亦在黨，於是一切罪惡無不歸之矣。」然而， 1 事實會證明一切」。因此，陳立夫強硬表示，1 伊尹」的責任不容輕易放棄。他也指斥黨外要求結束訓政者，是「反動者 J '黨內附和、倡言結束訓政者，則是「游移分子J '他們「不知從自身做好，天天以討已經肅清了太甲旁邊的宵小的好為務，以圖在妥協中求出路，結果把黨的自信力失去了。巨大的魄力既無有，坦白的心腸又不備，重大的責任竟輕易放棄，既無

伊尹之志，又安得不被人認為『墓』耶!J 陳立夫強調 ':"1 伊尹是

要太甲好，當然不必討太甲好J 0 28孫中山曾將不「訓政」者指為「偕奪」和「國之賊 J 0 29陳立夫清楚明白， 1 訓政」使國民黨的「黨治」具備正當性。正是為了避免「墓」的污名，陳立夫堅持國民黨應繼續訓政。他認為現在的伊尹已經患了「神經衰弱」之症， 1 聽了外面一點聲音，就害怕的不得了 J ' 1 中央幹部的同志，有主張縮短訓政的，有主張各政黨應公開的，有主張逐漸採用太甲的主張的，有主張伊尹不能代表太甲行使政權，應趕快請太甲派代表來參加的，有主張立刻憲政的，信口雌黃，議論紛紛，實則把總理的遺教，丟到九霄雲外去了。」陳立夫嚴厲指責想變更訓政的「中央幹部 J '以其違背了「總理遺教」。在他看來，放棄訓政的伊尹和自殺無異;且因為伊尹要自殺，無↑至乎太甲身邊的「宵小」乘機而起。所以，無論如何還是要把伊尹的病治好， 1 伊尹得救，太 27 陳立夫. <伊尹病了> .收入《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第一輯，頁 I 肘。 28 陳立夫. <伊尹病了> .收入〈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第一輯，頁 186 。 29 孫中山對方t 那些動輒表示人民程度不足，不可行使主權，卻根本不訓練人民的所謂志士、黨人、官僚、政客甚為不恥，謂其「既不甘為諸葛亮、文天祥之鞠躬盡痺，以事其主，又不肯為伊尹、周公之訓政以輔其君，則;其勢必至大者為玉莽、曹操、袁世凱之偕奪，而小者則圖私害氏為國之賊也。」見孫中山. <三民主義> • <國父全集> .第二冊，頁 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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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主義 - 247-甲得救 J 0 30 訓政一旦結束，自然不再需要「伊尹」的「訓導J '這是陳立夫所不取。「佫遵總理遺教」的陳立夫堅持國民黨員應秉持「伊尹之志」從事訓政工作。唯中國廣土眾民，國民黨欲完成「伊尹之志 J '與訓政「能力」相關的組織規模以及黨員素質實是最基本的條件。已有研究指出，國民黨標榜「以黨治國J '其組織的建設卻落後於地方政權的建設。直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後的第六年，建立正式省黨部的省不到40% '成立正式縣黨部的縣也不到 17% 。縣以下的農村則幾乎不見黨組織蹤影。至於國民黨勢力未能全及的邊緣省區，其組織自然更呈空虛。31至於黨員的數量。北伐統一後，軍人黨員迅速增加，普通黨員卻成長緩慢。 1928 年 12 月，國民黨員佔總人口比率僅為1

: 2321 ;

32至 1935 年。若軍隊黨員和海外黨員不計，國民黨黨員與全國人口之比例，則是 1

:

990 。與當時同為一黨專政之蘇俄 1 :“'義大利法西斯黨 1 :訝，相差甚遠。以 50 餘萬普通黨員要對 4 億人口大國實行一黨專政， I 伊尹」應是力有未逮。更何況黨員的地區分佈極不平均，黨內整合脆弱，真正置於南京國民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普通黨員人數亦屬有限。 33 作為椎動訓政工作者的「伊尹 J '原被期許有著堅定的革命理想與高尚的道德情操。北伐統一之後，不少黨外人士儘管對三民主義和國民黨不表認同，卻仍對南京國民政府抱持期待，其理由主要在此。 34唯自訓政實施以來，國民黨的社會形象卻每況愈下。 30 陳立夫. <伊尹病了> .收入《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第一輯，頁 186 。 31 王奇生形容戰前國民黨的組織格局為「上層有黨，下層無黨;城市有黨，鄉村無黨;沿海有黨，內地無黨」的格局。見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頁 255-256 、 259 、 260 。 32 家近亮子. <蔣介石主南京國民政府> .頁 197-198 。 33 王奇生指出，以南京政權命脈所繫的江湖兩省，以及南京中央尚有相當控制力的湘亨~噸院豫閩等6 省來看，其黨員人數亦不及國民黨黨員總數的一半，其他大多數地區的黨員對南京中央的忠誠則是非常有限的。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 .頁 248-250 。 34 胡適有言 r 民國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見胡適.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 <獨立評論> • 18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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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如 1932 年 4 月 30 日《大公報〉的「社評」即指出 I 國民黨自執政以來，黨員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個強不羈者，或不滿現狀而去。各地辦黨務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極。多年之黨人風度，能保持少矣。」35 黨內知識分子的說法可以證實上述評論不虛。1932 年 4 月，《時代公論》主編，時任中央大學法學院長的楊公達痛心地指出國民黨的「危機J . I 國民黨弄到現在，結果是天怒人怨，成為眾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勢!好像街談巷議茶餘酒後，大家都是不以國民黨為然。」他以自己在教育界的親身體驗斷言. I 沒有一個大學裡'有多數的教授和學生，同情於國民黨

的;沒有一個比較努力的國民黨同志去做大學校長，學校不發生

一個不可收拾的風潮的。」 36在《時代公論》上另外一篇文章中，楊公達回應兩位「通信」作者時，更是沈痛地指陳國民黨人的「四化」現象: I 現在國民黨黨員的全體，大多數是腐化，次多數是惡化，再次多數是軟化，餘則不問黨事的消極化。說到精銳的黨員，直是鳳毛麟角，求之不得。」 37其言論與 1930 年 3 月汪精衛批評南京中央推行地方白治乃是集腐化、惡化之大成的說法甚為類似。汪精衛還指出，所謂黨員，不過是一批「特種官僚」、「特殊階級 J '藉地方自治之名以升官發財者。 38 國民黨籍知識分子及「大老」尚且如此痛心，黨外知識分子更無足多論。清華大學教授蔣廷敝在 1933 年 12 月為文說道. I 誰敢說中國今日能有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為國家求富強的革命平. 1932.9.18) ;南開大學教授何康在回憶錄中也表示，雖然北伐期問，對國民黨及其黨員沒有好戚，並且，從學術觀點來看.r 國民黨的基本信條三民主義是空話」。但是北伐結束後. r 我們在華北的人，的確寄希望於南京政權」。見何廉自述、朱佑起等譯. <何廉回憶錄》﹒頁197 、 297 、 298 。 35 <社評:論保障政治自由之急務〉﹒《大公報>(天津) • 1932 年4 月 30 日 ·2 版。 36 楊公達. <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 • <時代公論> ,4 (南京， 1932.4) .頁 7 。 37 [""通訊 J :孫佐齊、平凡、楊公達. <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J

> '

<時代公論> • l3 (南京. 1932.6) .頁 46 。其中平凡也指出:國民黨員的作為「在各地方實是引起人民的反成不少，痛快去說，簡直就是深惡痛恨。J .頁的。 38 汪精銜. <欲地方自治須自組織民眾強>•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香港:南華日報社， 1930.3.22) ，頁 65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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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宮內政爭議 - 249-黨』呢? J 在他看來， I 所謂革命家十之八九不是失意的政客，就是有野心的軍人;加入革命的普通人員不是無出路的青年，就是無飯吃而目不識丁的農民。這種人，如革命能改除一時的痛苦就作革命，如作漢奸能解除目前的痛苦就作漢奸，拿這種材料來做建設理想社會的基礎，那是不可能的。」39 「黨治」的成效確已令人失望， 1934 年 1 月，胡適感慨地說.I 黨已不能治黨了，也不能治軍了，如何還能治國呢?」40 儘管黨內外懷疑國民黨訓政的能力與效能，陳立夫卻仍是再三強調國民黨的特質與使命:(一)國民黨是代表全民的利益，其取得政權，乃是求三民主義的實現，全民運用四種政權的養成，絕非和其他各國政黨一樣，一味以奪取政權為目的可比;(二)國民黨取得政權，與歸還政權，皆有一定之計劃與一定之步驟，即依建設程序，以地方自治的完成為標準;(三)國民黨在施行政綱過程中，注重宣傳，注重組織，志在作育新民，止於至善;(四) 國民黨旨在造成三民主義的中心信仰，為國家立百年根基，合永久的性能; (五)為達到真正憲政之目的，採取訓政以為過渡，無所謂訓，無所謂憲，則僅為一黨之私利;(六)國民黨以黨為宣傳主義機關，以政府為實行政綱，前者為達人民能使政權之目的，後者為顯示主義為救國救民之唯一途徑。除了彰顯國民黨的神聖使命，陳立夫還強調，國民黨乃是「一面具有服務的人生觀，一面具有創造的社會觀，以智者勇者行仁J '也就是「只知有義而不知有利 J 0 41 這種以不證白明的方式對國民黨崇高道德的宣示，在當時多數人看來，只是國民黨的再次自我標榜，不過是重述孫中山的「遺教 J '然而卻是訓政有成的必要條件。同一篇文章中，陳立夫忍不住指出過去黨員生活的錯誤與疏忽，其笑笑大者，有如下數項: (一)在訓政時期，黨員既忽略對人民的工作，又沒有搞政府作準備; (二)黨員沒有充分培養本身 39 蔣廷敵， <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

.

80 (北平， 1933.12.10) ，頁 4 。 40 胡適. <政治統一的途徑>

.

<獨立評論>

.

86 (北平. 1934.1.21 ) ，頁 20-21 。 41 陳立夫. <中國國民黨員與新生活運動> .收入《陳立夫先生言論集> .第一輯，頁 227-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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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學力，以充實自己以適應環境和時代的需要;(三)黨員不注意地方自治的推行，而空談訓政;(四)黨員不知如何為黨貢獻能力換取人民對主義的信仰;(五)黨員工作異常怠慢，較不怠慢者，工作又無效率; (六)黨員只知為個人圖謀自利，一味以奪取為目的，根本不知主義之使命何在，不知國民黨特質何在;(七)黨員道德敗壞，禮義廉恥的喪失，黨員為利己，互相攻擊話毀，結果，共信既失，互信不生。42陳立夫的觀察，與上述大多數人的批評大致吻合，與自己國民黨員肩負救國使命無可取代的說法卻又全然不符，無怪乎陳立夫也要對黨員發起新生活運動了。

三、訓政走入歧途

..

? 訓政的成果雖不滿人意，卻是國民黨員不可輕棄的救國使命，理想與現實落差如許之大，陳立夫認為是訓政「走入了歧途」。陳立夫指出，革命確有走入歧途的趨向: r 不說別的，只看本黨同志，甚至在中央扭負相當責任的幹部，對於訓政憲政種種不同的見解，便充分表示著對於總理遺教認識極不一致;甚至在那襄互相責難，互相辯駁，直至現在，還未看見有個正確的理論去指導糾正。這一切現象，在最近二三月來的雜誌刊物襄面，算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J 陳立夫認為黨內爭論之產生，乃是因為離開，甚至忘了辯論的依據一總理遺教，尤其是〈建國大綱〉所昭示的建國程序有以致之。 43 為使革命之進行有一典範可循，孫中山在 1924 年國民黨「一大」中將手擬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大會。其內容共計 25 條， 1 至 4 條係宣揚革命之主義(三民主義) ;第 5 條以下為實行的方法和步驟，其中 6 、 7 條標明軍政時期之宗旨，在掃除反革命之勢力，宣揚革命之主義; 8 至 18 條標 42 陳立犬， <中圓圓民黨員與新生活運動> '頁 233-237 。的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 ' <政治評論> .創刊號(南京， 1932.6.1) .頁 10 11 0 陳正之 ~PI來立夫筆名. (成敗之鑑〉中寫成 r I來正 J '此乃陳立夫記憶之誤。見《成敗之鑑> .頁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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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宮內政爭議 251 -明訓政時期之宗旨，在指導人民從事革命建設; 19 條以下，則是由訓政遞贖於憲政所必備之條件與程序。這是孫中山建國三階段理念的最後說明，也是日後國民黨承繼「總理遺教 J '實施訓政之所本。其所規定的訓政工作為: I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士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可知訓政最主要的工作，是實施地方自治，扶植民權。唯此時孫中山所欲「扶植」之民權，並非清末同盟會時期所宣揚之天賦人權，而是自中華革命黨時期以來所強調的革命民權。 44 陳立夫認為，國民黨實施訓政未具成效，是因為「根本上誤解了孫中山的訓政論 J '以致在規劃政策時犯了錯誤。首先，是錯認〈建國大綱〉所定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是全國各省一律截然的劃為三段，而不知各地革命進展的程度不同，三個時期可以同時存在。陳立夫表示， <建國大綱〉規定. I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時，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 J '既然說一省完全底定時候，便開始訓政，當然還有軍事尚在進行，障礙還未盡除的省份，同時存在。“陳立夫將「一省」視為孫中山建國三階段理論的實踐單位。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就各省言，可以劃分，以全國論，可以共存。他還根據當時各省文化發達的不同狀況，斷言:將來在沿海數省已經進入憲政時期時，至少還有邊遠數省，未能脫離軍政時期;或者竟為革命勢力所不及，連軍政時抖中華革命黨「總章」第十三條規定: I 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後，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佈後，國民一律平等。 J 1924 年「一大」宣言也指出，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與團體，才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見《國父全集> .第二冊，頁 941 ;及第一冊，頁 882-883 。的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 .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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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期還說不上的都有。46換句話說，各階段的實施，軍政時期有全國的普遍性;訓政時期，在事實上不能有全國的普遍性;憲政時期在全國則以過半數省完成訓政為開始，以全國各省完成訓政為終了。至於各階段的統治形態，軍政時期的省為軍治，軍政府為最高統治機關;訓政時期的省為黨治，以黨的省幹部為最高統治機關;憲政時期的省為民治，以民選省長為最高行政機關。各省政治組織儘可不同，但皆須「統一於政府J 0 47 陳立夫強調孫中山〈建國大綱〉中所謂的「一省 J '係指「分省 J '訓政應該是分省進行，而非如當時所行的各省齊頭並進。從北伐統一後紛亂複雜的政軍環境看，各省確有條件的差異，陳立夫所言亦屬合理。然而這種有類一國多制的規劃，在實際運作如何進行，顯然也是一大問題。其次，在陳立夫建國三階段論的「正解」中，北伐統一工作結束後，立即進入訓政也是犯了根本的錯誤。陳立夫對〈建國大綱〉中作為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的「一省底定之日」提出解釋，認為全國軍事粗定，只是各省進入軍政時期，並非軍政時期的結束。所謂軍政時期，就是「掃除障礙、鞏固政權」階段。追此階段完成，方為訓政之始。以此標準衡量，陳立夫反問. I 今日全國各省，究有哪一省適合於訓政的條件?如若無之，則全國各省，固猶在軍政時期之中，又何必粉飾太平，高唱不通之全國訓政，並以牛頭不對馬嘴的憲政時期的政治制度，強蠻的要在此時行使，以自欺欺人。」北伐結束後，內戰送起，政爭不斷，嚴重地挑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威。陳立夫「軍政時期尚未結束」的說法似乎符合了「障礙未除，政權未固」的現實情況，更合理化南京國民政府 1929 年以後接二連三的軍事征伐行動，同時也回避了國民黨訓政推行不力的責任。陳立夫指斥「自作聰明者」的憲政論者以及「反三民主義者」之附和黨員，謂其只粗知歐美式的憲政而於孫中山所主張的憲政茫然不知，是憲政的「破 46 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 .頁 12 。 47 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頁 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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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宮內政爭主義 - 253-壞者 J 0 48根據此一論述，支持訓政者才是真正的憲政論者。只是，在沒有明確定義的「障礙掃除盡淨，政權全然鞏固」條件下，軍政結束與訓政開始的認定恐怕是充滿任意性及不確定性。訓政的推行需要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配合，加以各省發展情況有別，欲求全國在同一時間內完成確屬困難。雖然在孫中山各時期所揭蠶的訓政內容中，多有六年期限的規定， 49 <建國大綱〉則未言及。 1929 年 6 月 15 日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作出訓政六年的決議。有謂其原因:一是統一之初，為表示不和蘇俄共產黨一樣，永遠一黨專政，所以規定訓政期限，使黨外人士不致誤解; 二是同盟會宣言中有約法之治六年的規定。50中原大戰勝利之際，由於受到擴大會議宣稱召開國民會議的刺激，蔣介石在1930 年 10 月 3 日「江電」中表示將徵詢國民會議議決還政於民、頒布憲法日期等事。一個多月後的三屆四中全會也以「議決訓政年限」作為召集國民會議的理由，似有將訓政期限由「國民」認可之意。唯日後國民會議通過的約法中卻又未言及於此，僅規定「全國有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國民政府，應即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J '不過是將〈建國大網〉的條文法制化而已，並未對訓政期限作出說明。根據國民政府的規定，訓政六年是指1929 年至 1934 年。九一八事變後，輿論在要求開放政權之際，紛紛提出「如期結束訓政」或「縮短訓政」的要求。陳立夫反對開始憲政，因此不得不對「訓政六年」再作解釋。他表示，這僅是「本黨中央的一種時間的假定 J '係指: I 從第一個省，脫離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以至於最後一省入於訓政時期為止，希望在六年，能夠逐步實現。」如此說來，I 六年」並非一般理解的訓政實施期間，而只是全國各省先後「進入」訓政時期的「假定期J '此種解釋顯然過 48 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頁16 。 49 各個時期孫中山所揭示的「訓政」內容，繁簡有異，唯在推行時間上，(革命方略〉、〈孫文學說〉、〈中國革命史〉等文獻中，均有六年期限的規定，<建國大網〉則魚。 "程天放， <訓政從一兩省訓起〉﹒《政治評論>, 3 (南京， 1932) ，頁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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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於迂迴。不過，為了宣示國民黨訓政的決心，他主張國民黨應「就今日各地的革命環境，和已經做到的成就，決定半年之內，那幾省必須完全底定，脫離軍政，而入於訓政;一年或二年之後，那幾省應該繼著入於訓政;四年之後，全國各省區中，不容再有尚未完成的軍事;六年之內，最少要有文化發達的地域，如沿海數省，在施行憲政。」這樣的時間表似比「六年訓政」的計劃更為「精細J '唯其中的「半年」、「一年或二年」、「四年」、「六年 J '依然還是個「假定值」。雖是如此，國民黨標榜訓政，實施黨治確已多年，自然不能將訓政工作長期擱置，陳立夫因此呼籲: r 在此所謂統一局面之下，選擇一二較為適合訓政開始之省，迅應完成軍政時期應做的工作，明白宣布該一二省訓政之開始。」 I 在《政治評論〉的創刊號中，作為回應當時的訓政爭議，陳立夫堅持〈建國大綱〉所載的建國三階段，但宣告訓政走入了「歧途」。這種論調在其所創《政治評論》中其他文章也多有發揮。如孫汝安根據〈建國大綱〉的建國程序批判孫科的〈抗日救國綱領草案> '以其最大的缺陷是「與國民黨革命方略的聖典建國

大綱根本違反J

0

52其對孫科提早進入憲政的主張則是大加駁斥，

理由是:大多數地方均未脫離軍政時期， r 革命障礙未去，均是撕毀憲法的禍根 J '同時， r 沒有縣自治為基礎，這種吊在半空中的憲治，不過曇花一現而已。」 53羅時實對於開放黨禁之說，以其乃是「灑戰起後，馬路政客，與失業流氓，認此為攻擊本黨唯一之機會。於是組織紛起，失意中委，又從而推波助瀾，益以糧上諸大報，成改變其平時持重之態度，對本黨肆意攻擊」的結果。羅 51 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 .頁的。 52 乎在科主張「於憲法頒布後，由政府依照憲法規定之地方制度，切實施行地方自治，並完成所有訓政未盡工作 J .葉汝安以其為「本末倒置 J ;並謂乎意料所擬國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實是立法院的職權。此外. <建國大網〉謂憲政時期國家元首由全國國民大會選舉，孫科則謂由國民代表大會選出。凡此，在葉汝安看來，均是把〈建國大網> r 推翻 J

7

0 見葉汝安. <孫科先生的『抗日救國網領草案~

> .

<政治評論> .創刊號(南京. 1932.6.1) .頁 28-30 。 53 葉;女安. <蒜、科先生的『抗日救國綱領草案A

>

.頁 28-30 。

(21)

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前II 政爭主義 - 255-時實堅持「反動思想，一日未除，則訓政工作，不能中止。」54羅將主張開放黨禁者全視為反動，務求掃除盡淨。55然而，果真國民黨以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領導為憲政開始的條件，如此一來，則非標榜三民主義的政黨，將無存在之空間。熟悉歐美政黨政治者，恐將驚為怪論。陳立夫的「訓政歧途論」儼然成為cc 系解釋訓政成效不彰理由的「範本J '為《政治評論〉中的作者大肆宣揚。cc 系核心份子程天放之〈訓政從一兩省訓起!>堪為其中代表。和其他作者一樣，程天放首先抨擊對手的「道德性J '認為高喊「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口號者，除了有平素反對國民黨的人，想利用時機鼓吹憲政來推倒國民黨統治;另有平素對國民黨表同情的，以及「數典忘祖，依附「時電」的黨內一部分黨員。接著，他根據〈建國大綱> '對結束訓政論者所持理由加以駁斥，表示:直到今日， r 大多數省分沒有具備訓政條件，也沒有任何一省實行過訓政工作。.

. . ..

.大家卻要把內憂外患一起歸罪於訓政，我真不能不替訓政呼寬了。」 56在標榜遵循總理遺教之際，程天放同樣回避了黨治乃是為了推動訓政而成立的事實。此外，程天放也延續陳立夫的說法，認為全國同時開始訓政，同時完成訓政工作的觀念根本

不通，訓政期限也無法作全國性的規定。為了破除訓政期限的爭

議，程天放表示， <建國大綱〉所講的訓政與同盟會宣言所講的「約法之治」並非完全同樣之物。〈宣言〉只是大概，<建國大 54 、權時實根據〈建國大綱) .指出「凡能取得公民資格者，必須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線，完畢國民之*.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則其必為三民主*.之信徒，可以斷言。謂三民主教之信徒者，而能選舉國家主鈍，或共產主*.者為國民代表，其誰信之。此就事實言，國民大會之中，將無他黨當選之可能，亦彰彰日月矣。」見羅時實，〈一封公開的信一一憲政時期各黨並存問題)• (政治評論〉﹒創刊號(南京， 1932.6.1 ) .頁 31-32 。 55 輿論評其有失「政治家應有之胸襟」。見< r 時評 J :剿共一一從國際形勢論中國革命問題〉﹒《大公報) (天津) • 1933 年 II 月 23 日 ·2版。 56 程天放說. r 自民國十五年出師北伐﹒一直到現在，有多少省可算完全底定 7? 今年作戰，明年作戰的省分，固然不能算 r 完全底定 JI .就是不作戰而土匪猖獄的省分，又何嘗可以算完全底定呢? J 見程天放. <言)11 政從一兩省訓起) • (政治評論) 03 (南京. 1932) .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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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金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綱〉中所規劃的建國三階段是根據多年研究的成熟思想而提出，是「帶法律性的條文J 0 I 宣言」中有期限，而〈建國大綱〉中無期限，這是中山先生政治理論的成熟與進步。 57 陳立夫及《政治評論》的作者強調謹守孫中山建國三階段的「遺教 J '對於黨內回應外界開放政權要求的各種「調整」措施自不認同。當中央民意機關之設立已勢在必行， (政治評論〉以茲事體大，在創刊號上大事批評。鄭亦同即直接以〈中央民意機關應否設立〉為題表示了他的質疑，直指其不符〈建國大綱〉的建國程序，以及將造成黨意民意之糾葛，黨治民治之矛盾。 58類此反對國民代表會、國民參政會設立的文章在《政治評論〉中俯拾皆是。當 1935 年訓政期限將至，黨外知識分子呼籲結束訓政時，《政治評論》仍是強硬反對。毛健吾的〈訓政究竟應不應該結束? >可說是這類言論的代表。到他認為人民根本沒有絲毫的政治知識和政治興趣，也不知享受政治權利，人民「決不因投一張票而對政府發生好感，也決不因沒有投票而對政府發生惡感」。至於今日中國行政缺乏效率，正是因為過去黨治太不認真的緣故，而非黨治本身之罪。 6。他大聲疾呼: I 萬不可在「結束訓政』這個煙幕彈下，把五十年來辛苦奮鬥換來的政權輕易讓渡到一般反革命的手襄去。」 61 在堅持實踐總理遺教一〈建國大綱〉的表面下，陳 57 程天放， <吉III 政從一兩省訓起> .頁 9 。 58 鄭亦同表示，此時設立. (一)先決的條件還沒具備; (二)實施的步研將因早熟產生惡果。從法理言，訓政時期之政治綱領及其設施，應依照〈建國大綱〉之規定，而中央民意機關，在訓政時期是可以設立的，但必須依照〈建國大綱〉所規定的程序與方法而求其實現。見鄭亦同. <中央民意機關應否設立> ' <政治評論> .創刊號(南京. 1932.6.1) ，頁 16-20 。 "在反對結束訓政之餘，毛氏表示，當初決議6 年是一種策略，環境有變，策略的運用當然也有更改。此外，三屆二中決主義於1935 年「完成」﹒並非指「結束」。 r r 完成』是指事業而言，是含有一種希望與策勵的意思。」對於外界呼晶晶結束訓政以統一人心的說法，他反倒主張: r 要統一全國的人心，唯有加強黨治，實施訓政，捨此之外，其道其由。」見毛，健吾. <訪II 政究竟應不應諾結束?

> .

<政治評論>

'

179 (南京， 1935) ，頁 806 。曲毛，健吾， <訓政究竟應不應諾結束?

>

'頁 807 。 61 羅隆基直指黨治之下把國家的政治機關一一甚至非政治機關一一看作一黨的私產，用來報酬革命有功的人，或者報酬攀龍附鳳的人。毛，健吾反謂羅隆基對國民黨的成見太 j笨，是「含七八分氣說話的 J '若「不是別有作用，則見國民黨掌握政權，不應

(23)

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

257-立夫一派人士所最在乎者，與其說是訓政的堅持，不如說是黨治的維吾輩。在結束訓政、籌備憲政聲浪高漲之際，陳立夫一方面堅持「訓政」程序，一方面也規劃出理想的訓政工作內容。他主張: 「為求黨治，本黨中央，應在該省召集黨的全省代表大會，介紹最忠實有能力有歷史的同志若干人，由全省代表選舉，(至本黨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可由代表直接選舉，不必由中央介紹)組織該省黨的最高幹部。省幹部分設黨務政務兩部。黨務部掌組織，宣傳，民運等事;政務部即為省的政府，在此時期，但負一省政治責任的省長及各廳廳長，應由省幹部選出，請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交由國府任命。如此，則政權操之於黨，政府由黨的幹部指揮，同時黨的幹部指導各地黨員，作訓政時期的組織，和宣傳，及從事於地方自治(即訓政時期的主要民眾運動工作)的工作。... ...黨部則專注重於喚起民眾，接受主義，但任r 使知』的工作。同時協助政府，鎮壓反動，使革命政權，益臻鞏固;訓導民眾，努力完成地方自治的工作，宣傳主義，所以r 使知.JI '實行地方自治，所以 r 使行』。政府則依照黨的政綱，努力推行訓政時期四大要務一調查戶口，修築道路，辦理保衛，測量土地，逐步推進。縣長則以明瞭主義考試合格之黨員充任，亦即為該縣黨部之負責人。民治之縣，因地方自治之逐漸完成，與日俱增，即黨治之責任，則日漸減輕。」62 觀察上述陳立夫所規劃之訓政工作內容，雖然對實行訓政省分之省縣黨政組織、人事及職權，均有言及，唯其所關心者，乃是如何建立「黨治」的架構。其中富於「民主訓練」意涵的選舉，僅是「黨內民主」。此項設計充其量是迎合北伐統一以來國民黨內反蔣派系所堅持的「民主集權制」下的民主訴求，可見整合黨內矛盾仍是主要考量。至於國民黨所一再標榜的推行地方自治該眼中出火」。詳見毛健吾. <訓政究竟應不應該結束?

> .

<政治評論》 179 .頁 808-809 。 62 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頁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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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一亦即培養人民民主能力之訓政主要目的，在陳立夫上述的工作清單中竟然付諸闕如。其地方自治工作要項，僅止於調查戶口、修築道路、辦理保衛、測量土地四項，或僅止於含糊的「訓政時期的主要民眾運動工作」。所謂「民治之縣J '不知如何依此而「與日俱增 J ?陳立夫謂其為「達到憲政的不二法門，亦即訓政與憲政中間過渡的連貫J '的實乃空泛之高調。分縣自治是孫中山認為實現真正民治的基礎工作。64訓政期限既然已屆，地方自治工作的成果值得作一考察。國民政府自建都南京後，並不乏地方自治相關法規的制定，的可見國民黨確知地方自治之於訓政的意義。前已言及，1932 年陳立夫等人極力宣稱政府方要開始訓政，以之作為反對結束訓政之理由。唯忽忽、三年已過，其結果仍予人紙上空談之印象。正如國民黨員自己所說:r 今日起草，明日修訂，旋又全盤另製，舉國之大，不惟無一縣市完成自治，亦且無一進行自治，固然有些縣市，已經依法有區坊鄉鎮聞鄰之劃分，但一考其實際，不過藉此多添些官，多增民眾些負擔，而於地方自治，毫無褲益。」田炯錦以為，數年來地方自治毫無成績固有其他原因，而法令之不妥善，實為其最要之障礙。他審視〈建國大綱〉第九項規定，認為國民黨地方自治的法令，似是忽視了地方自治的「本體J '亦即「地方自治就是將地方政府由官治改為民治民享民有，亦即西人所謂地方自治政府

(local self-government)

0 J 田炯錦表示， r 我們苟欲遵守總理遺教，完成地方自治，則對於過去之法令與方式，不可不根本改換，而另求適當之途徑。」他認為「訓政時期，中央應訂七年至十年之期限，完成地方自治。」倒在訓政期限將到的 1935 年，陳的陳正之. <走入歧途的訓政〉﹒頁 14 。幽靜、中山曾說: r 如果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如l 參與國事綽然有餘，國事亦不致操於武人官僚之手。」類此言論甚多。此段話見孫中山. <中國革命史> • <國父全集> .第二冊，頁 360 。 “如 1928 年頒布〈聽市村里自治制> • 1929 年又改訂〈縣、區鄉鎮自治制> • 1930 年頒布〈市組織法> .又將縣組織法略加修正. 1932 年頒布〈縣市參議會組織法〉﹒ 1934 年又制定〈縣市自治法及施行法〉等。 66 田炯錦﹒〈訓政時期應如何推行地方自治?

> .

<政治評論> .第 156 、 157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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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主義 -259 個立夫的《政治評論》似乎繞「正本清源」地指出「改官治為民治」是孫中山地方自治的真正內容。陳立夫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如此說道: r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照著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去做，如果確實照著做了，也就不會失敗了。最基本的工作是訓練人民在縣內先行使政權。換言之選舉他們自己的官吏，制定他們自己的法律，但這點也被忽略了，

...

J 67 這也算是陳立夫對訓政的深刻省思了。四、軍事重心論 1919 年，孫中山把「前清遺毒的官僚」、「橫行不法的武人」、「挑撥離間的政客 J '當作三種革命的「陳土 J '並且表示「要建築燦爛莊嚴的民國，須先搬去這三種陳土，才能建立堅固的基

礎，這便是改造中國的第一步。 J

68

_{1928 年 7 月，國民革命軍攻}

克北京，蔣介石在北京大學演講時也表示， r 軍閥官僚本是革命對象，但十七年來，軍閥，官僚以及帝制餘孽剝削百姓比前清更厲害，一定要澈底革除。」 691929 年 6 月，已入訓政時期，然而在國民黨內部，由於三全大會黨代表產生方式而引起之風波方興未艾，蔣介石指其乃是「改組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到處活動，破壞中央，或勾結土劣，或誘脅青年，甚至軍閥時代之舊官僚政客亦操縱搗亂於幕後」的結果。 70軍閥、官僚與政客如此經常地與革命的失敗相聯結，顯然是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嚴重問題。北伐期間，坊間已有黨人腐敗、黨軍軍閥化之說。國民黨「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一語更是喧騰人口。北伐完成後，在黨 (南京， 1935) ，頁 30-33 。的陳立夫， <成敗之鑑> '頁 169 。 68 :f，~ 文. <改造中國之第一步>

.

<國父全集> '第二冊，頁 383 。早在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已將革命失敗的房、因指向辛亥革命後，官僚劣紳抄入革命陣營所致。 1914 年中華革命黨成立之時，他堅持「正本清源、」、「耨斥官僚」。見〈中華革命黨成立宣言>

.

<團父全集> '第二冊，頁 51 。的周美華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 3

>

(臺北:國史館， 2003)

,

1928 年 7 月 18 日，頁 657 0 70 吳淑鳳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 6> (全北:國史館， 2003)

,

1929 年 6 月 28 日，頁 95 。

(26)

- 260-

全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治之下，政治的腐敗與頻繁的內戰成為輿論報導的焦點。九一八事變之後，感於民族危機，相關的評論更屢見不鮮。當時對黨治的批評也多指向軍閥、官僚與政客之流。如1932 年 3 月 31 日上海《申報》的「時評」指出，國民黨獲得政權後，官僚政治與軍閥政治復活: r 官僚當政貪污專橫，但知利己不恤人民，於是而政成黑暗。而軍閥則又俱知養兵，以增強其事雄長之實力。政客但知中飽，以富裕其快慾念之私囊。」71 以上所言大致反映了一般社會大眾的看法。國民黨以革命救國自諦，獲取政權不數年，民眾卻視「革命」為「新軍閥」、「新官僚」、「新政客」發財之道，寧不諷刺?

1932 年 8 月，陳立夫檢討訓政成效不彰之際，寫下

~I< 政客官

僚勢力復活與革命前途之危機〉一文，對政客、官僚與革命之關係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政客和官僚使得革命隊伍不再純化。在陳立夫晚年的回憶錄中，他坦承〈政客官僚勢力復活與革命前途之危機〉一文係針對楊永泰而作。72楊永泰輔蔣之初，正值蔣氏剿共受挫之際。楊永泰為此特上〈平匪方略〉條陳，73 同時，為免政出多門，他還建議蔣「融黨於政軍J '將黨政軍各部門統一，大權集中於「剿匪總部」。不多時，即被拔躍為「那豫院三省剿匪總部」秘書長，旋又調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秘書長，獲蔣倚重，可見一斑。74_{1930 年代初期，以楊永泰、張群為}

中心一群「形跡比較接近的人」遂被視為新的「政學系

J

0

75其大

71

<

r 時評 J :政治黑蜻與教育破產> • <申報) (上海) • 1932 年3 月 31 日. 5 版。 72 楊璿嘿. <楊永泰先生言論集> (全北:文海出版社. 1973) .頁 4 。此後史經張群力荐，蔣委之以總參議之職。 73 楊永泰在該條陳中提出「硬幹、實幹、快幹」之「三幹」政策，以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反共政治綱領。 74 有謂楊處理政務，有條不紊，把要清晰，於各方來文，能「摘要分列，寥寥數百字，要義包羅無邊，所擬辦法也桂切當」。見揮逸群.(30年見聞錄) (南京:金陵書畫在土. 1983) .頁 92 。揚、蔣闖你亦可見王子壯. <王子壯日記) (全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第二冊. 1935 年4 月 13-15 日，頁 291-293 。 75 根據張群的說法，在江西剿共期間.r 楊永泰任行營秘書長，熊式輝在南昌任江西

(27)

陳立夫與 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 261 -多與國民黨無甚淵源，憑藉才學與政治經驗，擔任了國民黨政府的上層要職。此一事實反映出國民黨執政後人才需求孔亟的情況。掌握黨政軍大權的蔣介石，更有網羅人才的急迫感。 76 在「政學系」為蔣效力的過程中，無疑分割了不少蔣派的黨政資源，對 cc 系影響尤烈。 77楊永泰的「融黨於政軍」政策，更使 cc 系在那豫院讀四省剿共區的地方黨部人員地位一落千丈， 78 二陳甚至與政學系發生激烈的交鋒。79_{1為此，蔣介石曾向陳果夫質} 問，並力挺楊永泰. I 總部僚屬，用唯其才，不容干與，吹求既往，天下寧復有可用之人耶?所話於楊無損，蓋以毀中耳。」80可見楊永泰一類的「政客官僚」對於國民黨的「幫忙J '有時亦非陳立夫所謂「純正」的國民黨人所能及。81 陳立夫暗批「新」政學系起政客官僚，顯示了蔣介石之下派系利益的矛盾，唯其意義應不只於此。面對九一八之後黨內外人士指控國民黨政府官員貪污腐化，政治效率不彰，而要求結束訓政的情況，陳立夫對政客官僚的批判，亦宜視為對該問題的嚴肅省主席，我在武漢任淘北省主席，儼然形成一個勢力，就特別被人重視了。從這個線索看下來，人們把政學象愈看愈大了，其實只是一些行跡比較接近的人而已。」周雨， <大公報人憶舊》﹒頁306 ;此外，何廉認為，稱政學是足為象實際上是叫錯了，因海它「沒有特定領袖，沒有信徒，也沒有派象組織。...而且肯定沒有約束手。限制其成員的誓言和象徵性的標幟。」見何廉自述、朱佑延等吉孽，<何廉回憶錄> .頁 209 0 76 誠如何廉所言: r 委員長逐漸控制政治權力後，他得在那些有政治事務經驗的人員中尋求幫手。」見何廉自述、朱佑怠等譯. <何廉回憶錄> '頁 211 0 此外. 1932 年蔣介石也曾指出，革命失敗的原因是「軍事發展太快，政治進行太慢J 0 所以如此，是人才不夠所致。吳淑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14

>

(臺北:國史館. 2004) . 1932 年4 月 19 日，頁 97 。 77 識如何廉所云: r 由於 cc *'人員太年輕，太沒有政治經驗，委員長不能指望 cc *'應付錯綜複雜的情勢。」見何廉自 i皂、朱佑起等譯， <何廉回憶錄> '頁 211 0 78 吉主政策主要是使地方政軍首腦兼任各省黨部主任委員。見王學慶. <蔣介石和陳立夫、陳果夫> (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頁 188-189 。 79 高明芳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19 > (全北:國史館， 2005) , 1933 年3 月 1 日，頁 8-9 。 80 吳淑鳳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 18 > (全北:國史館， 2005) . 1933 年2 月 6 日﹒頁 307-308 0 81 將即經常指責陳立夫用人的「失察」。見高素蘭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 22> (全北:國史館， 2005) .頁 380-381 ;周美華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一事略稿本25> (全北:國史館 .2006) . 1934 年3 月 16 日，頁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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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期臺灣師大歷史學報國 262 -:;一句 $1313311Fiji 回應。在陳立夫看來，國民黨治下的中國，已是「革命武力，無暇整頓，軍事重心，幾被摧毀，封建勢力，遂復原狀，訓政既不可能，回復軍政亦不可得，遂致革命中哀，政策不施，精神失墜。」此種情況，正是北伐統一之後，政客與官僚悉為革命政府入幕之賓有以致之。陳立夫從「人性哲學」推衍，指出: r 政客者，利用人動的方面之野心，教人以巧取豪奪之功，從中取利以為己。官僚者，利用人靜的方面之惰性，治人於安適便利之環境中，從中取利以為己。」此二者實是「革命之孟賊 J '前者有分化革命的能力，後者有停止革命前進的可能。 82 陳立夫進一步指出，在革命的進程中，政客官僚得以恢復活動力，必有環境造成之因素。就政客言之。首先，國民黨革命過程中，各派系相互競爭，援引各方力量，致使政客有機可乘;加以國民黨人對孫中山之主義與建國程序不甚明瞭，且失信心，欲抄捷徑，此速成心理與政客投機心態適相契合;而黨內幹部派系相爭，縱橫揖闡之趨勢形成，此亦為有利政客之環境。而就官僚言之。首先，政客得勢後，官僚緣此以進，以壯聲勢、廣耳目; 復以革命黨人缺乏行政技術與經驗，不得不借助有經驗之輩，官僚遂有可乘之機;更因政治制度未根本改革，舊方法依然有效，官僚亦為制度中必要的部分，而新制權能不分，祿位濫與，委員制更導致敷衍塞責之風，如此紀綱失墜之麻木政治，亦官僚側身的有利環境。的陳立夫對政客官僚恢復活動力原因之分析，可謂精闢。他並不諱言，政客官僚得以滲入國民黨的黨政機構，也是國民黨革命過程中自身衍生之問題。陳立夫無奈地承認:吾人揭藥「打倒政客官僚 J '而政客官僚已入吾人隊伍之本部，如何打倒?打倒何人?徒使民眾惶惑，此正與「主人喊抓賊，賊亦喊抓賊 J '同一可 82 陳立夫. <政客官僚勢力復活與革命前途之危機> • <政治評論> • 13 (南京， 1932.8.24) .頁 7-8 。的陳立夫. <政客官僚勢力復活與革命前途之危機>.頁 8-1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