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組杜甫的面孔：從現代傳記到「心史」的回溯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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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6239/BOC.201406.03

重組杜甫的面孔：

從現代傳記到「心史」的回溯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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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自鴻

 （收稿日期：103 年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年 4 月 25 日）

提要

評論家從「詩史」、「以杜解杜」等理念出發，以為杜甫詩較正史更可信，可以按照他的作品重組生平事蹟及其所處之背景，充分展現出唐代安史之亂前後截然不同的社會氣象。本文擬從四種傳記要素出發，並從現代杜甫傳記的分析、正史列傳解讀和杜甫的自傳詩三個方面，重新審視杜甫傳記研究的問題。從自傳詩的角度看，杜甫〈壯遊〉以「狂」、「豪」及仕途失意總結自己的前半生，而在正史裡面，有關杜甫的資料雖然有待證實，卻仍然意在發掘一個狂傲文人的角色。由於寫作背景的影響和不同讀者群的需要，現代學者撰述杜甫的一生，同樣根據一千四百多首「心史」為底本，卻考掘出迥異的面貌。若試圖從「心史」理解杜甫，狂豪與悲慘人生應是落墨的一環。關鍵詞：杜甫、傳記、心史、悲憤詩類型、〈壯遊〉  本文蒙兩位隱名評審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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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分析傳記的四種角度

杜甫（712-770）傳記汗牛充棟，既因為「詩史」稱譽、現代中國的現實主義思潮得到充分發揚等種種原因以外，也因為杜甫著作豐富，可謂一時代之「心史」，1評論家咸認為可以按照他的作品重組生平事蹟及其所處之背景，充分展現出唐代（618-907）安史之亂（755-763）前後截然不同的社會氣象。同時，傳記式的研究角度一直被視為「正統的」、「科學的」方法，廣獲採用而著述甚廣。從兩《唐書》的杜甫傳開始，有關杜甫生平經歷的各種爭論即不斷展開，無論是「以杜解杜」、杜詩與歷史事實、思想文化的傳承等問題，都引起各種杜甫傳記的誕生，也有學者視杜詩為自傳，說明杜詩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和意義。2目前以杜甫傳記為題的論文，多集中討論個別現代傳記作品的方法和得失，3本文擬擴闊現有研究基礎，從外緣到內緣的研究資料，即現代杜甫傳記的分析、正史列傳解讀和杜甫的自傳詩三個方面，以「杜甫作傳主的完整傳記作品」為探討對象，重新審視杜甫傳記研究的問題，指出現代傳記的撰述角度、正史〈杜甫傳〉的價值和詩聖賦予自己的首要屬性。由於以上各種傳記（自傳） 1 _{「心史」之說，較著名的有吳偉業（1609-1672）、黃宗羲（1610-1695）的看法。吳偉業認為杜詩「史} 外傳心之史」，而黃宗羲進一步指出「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浦起龍（1679-1762？）更以為，杜詩能指出史筆未到之處：「代宗朝詩，有與國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若拈了死句，苦求證佐，再無不錯。」詩歌與歷史的關係，不僅止是以社會背景或歷史興亡論證詩歌的特質，詩歌不但可以補充歷史所闕，更能反映一時代詩人的精神層面，是一種有個人色彩的歷史事實。見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且樸齋詩稿序〉，載《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60，頁 1206、清‧黃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載《南雷文定》（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卷 1，頁 11、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首，頁 63。 2 _謝思煒：_{〈論自傳詩人杜甫——兼論中國和西方的自傳詩傳統〉，載《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 書館，2003 年），頁 1-17、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頁 161-163、〈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載陳文華主編：《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81-94。 3 _柳存仁：_{〈讀洪煨蓮著杜甫傳〉}_{，載《和風堂文集》}_{（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_，頁_1669-1684、楊承祖：〈杜甫傳記研究中的畸變〉，載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之二》）（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 年），頁 81-90、錢志熙：〈均衡地作用——讀馮至先生《杜甫傳》的一些體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4 期(1994 年)，頁 34-35、 55、左漢林、趙志強：〈論杜甫傳記寫作的新方法與新角度——韓成武先生《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讀後〉，《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6 卷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19-21、李芳：〈英語世界中的第一部杜甫傳記──弗勞倫斯　艾斯庫的《杜甫：詩人的自傳》〉，《新世紀圖書館》2007 年卷 3 期（2007 年5 月），頁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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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不一，意圖傳遞的傳主形象各異，下文嘗試提出一種傳記的「回溯式」閱讀，經由最貼近現代讀者的解讀材料，逐步回到似乎充滿偏見的古代傳記，和作家夫子自道的個人形象，比較「形象」和「印象」的異同。

自新批評以來，作家傳記於文學研究方面的作用逐漸受到質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可算是韋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沃倫（Austin Warren，1899-1986）的《文學理 論》（Theory of Literature），該書有專章談及文學與傳記的關係，認為傳記有評注上的 價值，亦有助了解作家藝術生命的起伏，或與其他文人交往的情況，卻不能幫助讀者研究作品。4爾後結構主義、讀者反應理論、後現代主義等文藝思潮，更加速了傳記方法的衰落，進而質疑過往歷史與文學之間聲稱密不可分的必然關係。即便如此，杜甫及其作品的情況，較其他作家更為複雜。傳記似乎是最能配合「詩史」的一種著述體裁，傳記作家和研究者強調它重視真實，借以建立鮮明可讀的傳主形貌。5過往，正史列傳記述杜甫飫死、永泰二年（766）暴卒和論事不切實際，它的真確性不斷遭後來熱情的文人和學者所否定，現代學者根據「現實主義」等理論基礎和西方傳記方法的引入，從而撰寫出多部既講求歷史事實，也追尋傳主內心世界的複合物。傳記的形式與意義，有賴於外在的「歷史背景」和內在的「傳主形象／自我」，與「事實」和「虛構」四種角度。傳記或自傳都必須展示傳主的形象與個性，趙白生（1964- ）《傳記文學理論》指出，傳記裡的事實與一般歷史著作裡的事實不同，傳記最終的目的是重組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傳主，而不是纖悉無遺地羅列有關這個歷史人物的事實。不少傳記作者，在意的未必是傳主豐功偉蹟的記述，而是能顯示人物性格的證據或軼事。相對於傳記，自傳的軸心是自我，作家回溯自己的一生，重點在於事實的詮釋和自我的演進， 4 _{作者指出，傳記研究似乎可以有助說明寫作詩歌時的實際情況、探索作家本人的道德、智慧等內在} 興趣（intrinsic interest），以及能有系統地考析詩人及創作的心理狀況。韋沃二人對傳記研究的「正統性」提出兩個疑問：傳記作者的素材主要來自詩人的作品，可靠性確實存疑。其次，閱讀這些傳記對理解作品並沒有很大幫助。用科學探究的方法考察作家生平，研究者可能只找到瑣碎的生平事實，無益於作品賞讀，盲目從作品中搜尋材料，根據虛構的陳述，從而推論作家的生平，則只能撰寫出像傳奇小說的東西。一部作品，不單是作者個人的心理呈現，還受到文學的傳統和慣例所影響。文學作品更像是作家的「夢」，或是隱藏真實面目的「面具」。見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pp. 75-80; 中譯參韋勒克、沃倫著，

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年），頁 68-74。 5 _{古往今來的評論家，承認杜甫、作品與作家生平的緊密關係，例如孟棨（生卒不詳，875 年進士）}_《本事詩》，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葉嘉瑩也認為：「杜甫是一位真正寫實的詩人，他的一千五百首詩中有相當一部分反映的是他現實的生活：無論國事還是家事，他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我們重新建立杜甫的歷史就比較容易了。」藉杜詩重現作者的個人生活，研究者將杜甫作品視為撰寫作者傳記的基本素材。見唐‧孟棨：《本事詩》，載孟棨等撰，李學穎標點：《本事詩‧續本事詩‧本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18、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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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與心靈的互動關係。如果作家希望營造出一個個性鮮明的傳主，他們必須糅合事實的真實和敘述的真實，確保與歷史相符，和前後一致的傳主性格。6而按勒熱訥（Philippe Lejeune, 1938- ）的定義，「自傳」應該是一種強調「個性的歷史」的文類。自傳作家將內心回憶視為最核心的部分，通過重新的組織，使之成為一部個性的歷史。自傳的寫作，意味著在平衡解釋和回想之間、在自我的總結活動中認識自己。7以上所論自是閱讀或撰作傳記的常識，然而在杜詩和正史列傳的研究裡，這個法則似乎未有完全依隨，更多傾向於事實和歷史背景的注重。現代人理解杜甫，建基於歷來學者充滿熱情的反覆探索。對杜詩愛好者來說，為偉人留下的人生片段重組臻聖之旅，自是充滿誘惑的宏圖偉業。貼近現代讀者的長篇傳記，按照「詩史」、「現實主義」和歷史分析的理論進路，引為研判杜詩與唐室命運起落的金針。在實際閱讀中，讀者特別容易找到事實、政治背景、社會聯繫的內容，而自我和傳主的性格，則多從「詩史」、「詩聖」的角度，重構個人成長與國破家亡息息相關的文化神話。相反，在杜詩學者眼中，正史遠不如杜甫「心史」般可信，原因在於當中細節的錯誤和詩聖形象的破壞，致令評論家全盤否定列傳的價值。應當注意到，歷來學者較少處理傳記和其他歷史、文學著作的不同，史臣何以將杜甫放在〈文學傳〉中，如何貫串那些未經檢核的素材，更重要的是對文人與文臣評價的不同看法。學者深信，杜詩集詩人自我、社會背景、歷史事實與藝術虛構於一體，自提出「以杜解杜」、「以杜證杜」的說法後，杜詩無疑是印證作者自我的首要素材，可以推翻與詩歌相悖的觀點。杜詩數量眾多，體裁及寫作風格各異，有極大（再）詮釋的空間，也因此虛構、事實、人物心理和歷史背景的分界有時並不明顯。8傳記作者以生命歷史的形式，定義理想中詩聖的主要特性，倒是所根據的素材，各篇詩作的寫作意圖（形式）卻無意間被忽略了。要撰寫杜甫的傳記，詩人的自傳作品應該是最直接的原始文獻，而辨明詩歌與自傳之間的差異，分析詩歌的自傳與虛構成分的不同，亦屬杜甫傳記研究必須處理的問題。人物形象無疑是傳記這種著述形式的核心和意義來源，藝術加工也是這種體裁所容許的法則。「虛實內外」四方面是傳記的研究重心。傳記需要呈現傳主身處某個時代之下的悲歡離合和掙扎，在一個特定時空下顯現人物的個性和成長。中國正史特別強調歷史和人物的互相配合，列傳意在敘列歷史人物的生平事跡，襯托其餘，呈現一段歷史的整體面貌。傳記的歷史屬性，令作者、讀者以及評論家更著重歷史事實和背景的一面，傳主性格，或者 6 _趙白生：_{《傳記文學理論》}_{（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8、22-26。} 7 _{勒熱訥（Philippe Lejeune）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8-11。 8 _{有關「合理虛構」的看法，參朱文華：}_{《傳記通論》}_{（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2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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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是那些有爭議的形象，多數為研究者否定和忽略。相對於內外之軸，撰寫傳記著作，還要檢驗各種資料的真偽，以及詮釋作者的內心和用意。日記、詩歌、小說等第一手資料，記載的自是傳記的主要素材，而著述形式（文體）與寫作意圖則決定讀者的閱讀角度，為這些文獻添上虛構的可能，9傳記本身也存在各式各樣的虛構現象。傳主經常因為性格的詮釋角度或是寫作意圖的影響而扭曲或變形，提倡傳記的溯源閱讀，比較各種形象的屬性是否一致，將可拼綴出平衡歷史與自我的傳記主人公形象，分辨合理虛構與偏離事實的現象。杜甫自然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的文化圖騰，各種現代思想影響我們的認識，就如後起之物覆蓋原來的底層。因此從表層開始發掘，我們將可分辨古今不同的著重之處，也可從各部傳記的「局部的真理」中梳理出傳主的一些首要屬性。

二、三種現代詩聖：強調社會背景的寫作變奏

一千四百多首杜詩既譽為「心史」，對於傳記作家來說，重構詩聖杜甫的一生似乎相對容易。一般杜甫傳記，為廣大讀者群提供基本「詩聖」面貌，或是綜合杜甫生平、杜詩發展及唐代社會狀況各方面，以期展現出合符「詩史」定義的畫卷。杜甫成長於「奉儒守官」的封建傳統，面對戰亂、苛徵雜稅和低下階層人民的艱苦生活，從困頓的長安十年開始慢慢過渡成為偉大的詩人，自始至終都沒有忘記國家和人民的境況，各部傳記的主要故事框架並無二致，似乎是一個無庸置疑的事實。《杜甫傳》作者馮至（1905-1993）就期望「極力避免使杜甫現代化，因為用現代人的思想與情感去點染將及一千二百年前的一個古人，可以說是一種難以原恕的罪行」，10然而《杜甫傳》正因為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意識形態，影響它在當代的評價。下文將以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說明現代杜甫傳記裡的傳主形象，包括馮至《杜甫傳》，一部影響深遠的現代傳記；洪業（William Hung, 1893-1980） 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第一部華裔學者的英文 專著；以及著名傳記研究者朱東潤（1896-1988）的《杜甫敘論》，一部成於文革期間的著作。這三部作品都強調歷史背景的重要性，追求真實了解時代、作者和作品，卻折射出不同的面貌。現代的杜甫形象，相當受益於五十年代馮至發表的《杜甫傳》。這部著作力求有根有 9 _{即使是最接近傳主心靈真實的日記，作家也傾向在出版前修訂和潤色，刪去不欲公開的部分。同註}_6，頁80。 10_{馮至：〈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載《馮至選集》，卷 2（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年），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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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極為平實的筆調，敘述詩聖的生活和創作，以及在作品裡反映的事物。馮著是1949 年後大陸第一部現代杜甫傳記，也由於文字流暢易讀、傳主個性鮮明等優點，允為杜甫研究或教學必須參照的對象。以後的杜甫傳記，如韓成武（1947- ）的《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和莫礪鋒（1949- ）、童強（1961- ）合著的《杜甫傳：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都可看到馮著的痕跡與影響。11 細節處理可以展示馮至如何理解詩聖的一生。在解讀杜甫家世與出身的影響時，作者認為父祖對於他的正面影響不多，倒是在〈同諸公登慈恩寺塔〉、〈兵車行〉等作品中，杜甫因為仕途失敗和自身艱苦的生活，得以接近人民和認清時代的苦難，也促使詩歌藝術上超越了同時代的詩人。任職左拾遺之時，《杜甫傳》的傳主是一名謹小慎微的供奉官，只創作了些唱和詩和朝謁詩，後來被貶為華州司功，不再擔任中央官吏後的下層生活，才得以真正讓他成就不朽名聲。嚴武（726-765）死後，蜀中陷入戰亂，馮至認為這些詩作較史書更為真實，另一方面杜甫卻也曾經創作文句雕琢、內容空洞的應酬詩。12在馮至的認識中，杜甫的詩藝和生平的意義，就在於現實主義的發揚之上，安史前後的混亂政局和遭受肅宗（李亨，711-762，756-762 在位）疏遠等事件，都令詩人在創作上有了新的契機和發展。在詮釋時代與自我的方面，《杜甫傳》認為李林甫（683-752）等奸臣專權，引致後來杜甫遭到投閒置散的命運，後來終於得到任職縣尉的機會，這卻是一個鞭撻百姓，「使一個有良心的詩人最難忍受的職位」，13似有意將時代壓迫與才德兼備的詩人作黑白分明的對比。在杜甫的一生中，為房琯（696-763）辯解，引起肅宗疏遠一事是子美仕途的重大挫折，馮傳指出傳主只看到房琯醇儒的一面，而沒有看到他不切實際的另一面。之後的三個多月，杜甫不斷舉薦賢能，也忠於自己的職責，令肅宗覺得他不是一個令人愉快的人物，於是讓他回鄜州探望家人。14除了前述的細節處理外，杜甫在馮傳中經常成為作者稱道的傳主，卻也沒有樹立過度宏偉的形象。就如學者指出，「均衡感」是馮著給讀者的印象，15 身處當時的政治氣候，作者自然難以迴避階級剝削、人民詩人等觀點，否定杜甫應制詩、奉和詩的價值。雖然如此，無論從五十年代的意識形態還是傳統文評的角度審視，作者都 11_{韓成武：《詩聖：憂患世界中的杜甫》}_{（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年），莫礪鋒、童強：《杜甫傳：} 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_{馮至：《杜甫傳》}_{（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 年），頁 11、56-60、65-67、91、94、174-175、180、} 205-206。 13_{同前註，頁 64。} 14_{同註 12，頁 81-83。} 15_{錢志熙：〈均衡地作用——讀馮至先生《杜甫傳》的一些體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4 年第 4 期（1994 年），頁 34-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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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平衡兩方面的批評原則和觀點，這是《杜甫傳》的重要特色。最為馮至稱道的詩作是「三吏三別」，視乾元二年（759）是杜甫藝術成就最高的一年。另一方面，馮氏也運用大量語調猶豫的否定句，試圖闡明〈諸將五首〉和〈秋興八首〉兩組作品的政治意義：這些詩裡不是沒有接觸到實際的問題，不是沒有說到國家的災難與人民的貧困，不是沒有寫出時代的變遷和自己熱烈的想望，可是這些寶貴的內容被鏗鏘的音節與華麗的詞藻給蒙蓋住了，使後來杜詩的讀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節與詞藻的迷惑與陶醉，翻來覆去地誦讀，而不去追問：裡邊到底說了些什麼？因此在解釋上也發生分歧。16 五十年代，馮至亦編有《杜甫詩選》，17序中雖然獨舉現實主義的詩歌，而上述兩組作品仍可發見其中，《杜甫傳》於當代杜甫研究仍有一定好評，正是因為這本傳記的「均衡感」。華裔學者洪業亦於五十年代撰成英文專著《杜甫》，並選譯杜詩三百多首，重構杜甫的一生。作者自述，他的寫作動機是加強對這位中國最偉大詩人的欣賞，以及擴闊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民和諧的了解。洪傳強調知人論世的研究方法，重視作品的寫作背景，以圖更加清楚掌握詩的內容，並將全部作品連繫起來。正是由於知人論世的閱讀角度，在作者的詮釋下，唐代由極盛走到中衰的過程裡李林甫扮演了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洪傳謂中國歷史學家咸認為重用李林甫是玄宗最大的錯失，為了永續自己的權臣地位，李林甫將不通文墨的武將安置在外，以絕「出將入相」的可能，卻直接引致安史之亂的後果。有關房琯問責一事，作者認為杜甫沒有意識到肅宗對房琯的反感，只著眼於執行拾遺（reminder）的職務，最後幾乎引來殺身之禍。不但如此，〈晚出左掖〉、〈春宿左省〉、〈奉答岑參補闕見贈〉諸作，確實可見杜甫盡忠職守的一面。就任華州司功參軍的始末和離職的原因，可謂詮釋杜甫生平的重點，論者或可從中發掘「儒家文人代表」的重要根據。洪傳基本同意失望棄官說，和一般論點的不同之處，在於杜甫的失望來自眾多的日常文書，還有考試工作不太順利。雖然他期望州內學生要留心時務，講求實際，但考試文章仍舊依樣葫蘆，根本無法真正考核人才，並據〈秋興八首〉「劉向傳經心事違」一句，解釋未能辦好華州的教育工作是杜甫離職的主因。18 另一個有關杜甫的細節是與嚴武的關係。洪傳指出，史書記載嚴武種種暴行的傳說，讓讀者很難將那個「睿智、公正和仁慈」的杜甫與一個殘暴的軍閥連繫一起，懷念一個曾 16_{同註 12，頁 181。} 17_{馮至編選，浦江清、吳天五合注：《杜甫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年）。}

18_{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pp. vii, 5, 47,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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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想殺害自己的朋友也同樣教人難以想像。洪業相信杜甫擔任嚴武的軍事顧問，不單因為生活上的需要，也因為期待一位能人防止外族入侵。雖然此時杜甫可能因為嚴武禦敵成功的原因獲賜緋魚袋，最後卻因為受到同僚嫉妒、身體抱恙及懷念故鄉等原因，終於離開嚴武幕府的崗位。總括來說，杜甫於洪業而言是孝子，是慈父，是仁厚的兄長，是忠實的丈夫，是忠誠的朋友，是盡責的官員，不但是愛國的、好的也是充滿智慧的一個人。19 本書受到評論家注意，其中一個原因是使用非傳記材料重組傳主生平，20特別是提出新舊《唐書》中〈杜甫傳〉的錯誤。洪著亦嘗試考訂杜詩編年的問題，有些看法與傳統大異，頗有爭議。例如，作者認為〈去矣行〉應寫於749 年，因為接受官職，表示杜甫本人放棄歸隱；接受了韋濟（生卒不詳，約與杜甫同時）的幫助後，洪業認為他放棄到東海的想法。又如〈壯遊〉，洪業指出本詩並無隱諱，應成於 762 年唐代宗（李豫，726-779， 762-779 在位）登位以前。書的開首將杜甫與西方一眾偉大的名字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及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等作對照，不止是與這些西方經典相似，洪業進而強調杜甫是一個充滿獨特魅力的中國詩人。杜甫位列中國詩人首席，作者認為，歷代評論家建基於他最寬廣的同情心以及最高的道德原則，當然也因為他多元化的藝術技巧，與及其中深刻的現實性。眾所周知，《新唐書》有許多批評杜甫的段落，更指出傳主喜論天下之事，卻言過其實。洪業則認為杜甫適合擔當顧問之職，他的觀點既符合道德標準也有實用價值，只是不見容於當時。21 與上面兩部杜甫傳記相比，八十年代初朱東潤發表的《杜甫敘論》則可謂命途多舛。台灣學者楊承祖曾撰文批評《敘論》，認為朱氏既為傳記文學的研究者及奠基人，書中卻有大量考證、用字、觀點等存在大量錯誤和歪曲事實的地方，例如對玄宗（李隆基， 685-762，712-756 在位）的評價極低，也不斷質疑杜甫是一個苟且偷生的懦夫。楊氏猜測，朱東潤的撰寫目的，可從郭沫若（1892-1978）《李白與杜甫》索解。《李白與杜甫》一反杜甫文革以前「人民詩人」的評價，視杜甫為地主與統治階級的喉舌，力圖重翻李杜優劣的舊案。朱東潤用極其違背常態的文字指責「最高統治者」玄宗，對杜甫也有不少失實描寫和不當用字，這是因為該書屬於一本「傷痕學術」的著作，意在控訴文革十年的浩劫。22 楊承祖主要從議論和史事考辨分析該書缺點；如果從篇幅和傳主塑造兩方面檢視，《杜甫

19_{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9), pp. 206-207, 282.} 20_{Denis Twitchett,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eds.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9.

21_{同註 19，pp. 1-2, 59, 161, 180, 257.}

22_{楊承祖：〈杜甫傳記研究中的畸變〉，載林天蔚、黃約瑟主編：《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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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論》確實讓大眾感到疑惑，這部著作似乎無法回應讀者的預期心理，既提供許多與杜甫無關的背景資料，也沒有幫助讀者更深入去了解傳主。23 翻閱《杜甫敘論》，首先佔了不少篇幅的是有關李白（701-762）的對比、大唐帝國的背景、武后（武則天，624-705，690-705 在位）以及玄宗的分析。介紹杜甫家世及年輕時經歷的章節，卻指唐代的中央政府是「一個最大的高利貸者」。就如一般文革前後的杜甫專著所提出的，〈兵車行〉是子美詩風的一大轉變，然而朱東潤似乎並非意在閱讀傳主的心路歷程，而是借此抨擊玄宗窮兵黷武。同樣，第三章前半主要寫安史之亂，詳述當時的背景及重要人物等資料的評價，杜甫及其作品卻更像是為了印證玄肅父子無能而存在的。朱東潤為了強調古代社會的不文明景象，在第四章的開端，《杜甫敘論》就對杜詩「中興」一詞進行討論，質疑中國古代並無所謂中興。24 從以上片段，我們可以發現《杜甫敘論》放進太多無關宏旨的議論，這本著作像是把杜詩作為理解（批評）古代社會的素材，以影射當時的統治者，反之「杜甫」的面孔卻極為模糊。林東海（1937- ）引述朱東潤的說話，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傳記文學的必要工作，朱氏意在評論杜詩的發展，因此沒有太多生平事迹，這點大概是該書沒有傳主對話的原因。25我們卻應注意，書中間或使用場景、對話的段落，似乎無法充分營造所需要的效果。朱傳批評唐室為了獲得回紇的支援，財帛和青年男女皆歸對方一事是「對於人民的出賣」。也為了說明肅宗的昏庸，肅宗次女寧國公主（生卒不詳）遠嫁回紇一事，26這個場景既與杜甫關係不大，參與其中的角色也只是傳中非常次要的人物，對推進整個傳記的敘述並無很大作用。比較三部杜甫傳記，馮至筆下的杜甫，偶爾展現矛盾心境的同時，主線是組織一個現實主義詩人的形象，而洪業為了向西方讀者介紹中國最偉大詩人，意在組織杜甫的生平和思想，將傳主視為代表中國的詩人，甚至將所有美德都加諸傳主之上。有關傳主作品的發展過程，朱著大約與馮著接近，也認同759 年是杜甫政治生涯的低潮，卻是一生創作的最高峰。與馮著同樣引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朱東潤卻以為「寒士」一詞具備階級意識，所持見解其實跟郭沫若相距不大，較符合當代讀者觀點的是〈秋興八首〉的分析。27朱著時而顯得混亂的意識形態，讓讀者難以適應傳主變化不定的形象。 23_{在另一部著作《八代傳敘文學述論》}_{（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裡，朱東潤倒很強調傳主個} 性的重要性，見該書頁9、12、125 等。 24_{朱東潤：《杜甫敘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31-35、43-68。} 25_{林東海：〈朱東潤先生和《杜甫敘論》〉，載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朱東潤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 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1。 26_{同註 24，頁 58。} 27_{同註 24，頁 82、106-107、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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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著和朱著受到寫作時代的限制，階級鬥爭和封建社會的連篇論述，無疑是這兩部作品最主要的「虛構」成分。杜甫形象和歷史背景的關係，看起來後者更屬於整部著作的核心，而不是前者的輔助說明。某程度上說，如果不是李林甫弄權和安祿山（703-757）割據，杜甫可能無法成為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現實主義詩人」當然是現代傳記的一種虛構手段。相比其餘兩部著作，朱著用了最多篇幅說明封建時代的黑暗事實，在「歷史背景」和「傳主形象」的軸線上向背景傾斜，幾乎沒有兩者的互動。馮至視時代為推動傳主的力量，朱東潤更進一步，理解傳記中的歷史背景等同傳記中的所有事實。傳記與小說、詩歌等文學類型的差異，當然就在於前者強調事實的重要性。從上面三種著作來看，傳記卻不只於事實的陳述和傳主生平的重組，就如趙白生所言，傳記應該是一部部人物個性的歷史。按馮朱二傳的觀點，杜甫的作品應以「三吏三別」為顛峰，以後晚年創作都無法達到這樣的高度。現在看來，這種傳主自我的演進，對於詮釋晚期作品及思想方面顯得不甚全面，對李林甫弄權、安史之亂等歷史背景的強調，也確實是現代傳記「認識」杜甫的基本方式。趙白生認為傳記作者大多出於紀念、認同等動機選擇傳主。紀念性的傳記試圖為逝者重塑紀念碑，這類型的傳記，不少是為了創造一個神性的理想人格，而「移情型認同」的作者出於相似的遭遇，敘述傳主生平往事的同時，也趁機抒發個人的苦悶與情感。「崇敬型認同」的作者，則因為對傳主權威人格的景仰，決定了作者只能撰述巨峰讓人嘆為觀止的一面，欠缺一種鳥瞰傳主的態度。28洪著可算是兼具移情型與崇敬型特點的傳記，作者序中回憶自己的經歷，從小已經讀過杜詩並帶給他極大的震撼。1942 年，洪業被日軍囚禁，面臨生死關頭的時刻，他請求一部聖經及一部杜詩，卻遭拒絕。當時他覺得自己像是文天祥（1236-1282）一樣，並期待日後能夠更好的研究這位詩聖。29洪傳認為一個有智慧而善良的詩人斷不會稱讚殘暴的軍閥，可以說，在洪業筆下，若非杜甫留下身後天下名，嚴武恐怕無法擺脫史籍中異常負面的印象，杜甫及其作品的神聖地位，於此可見一斑。30 洪業指出對時代、地點和背景的認識極其重要，31這種貌似強調社會背景的撰述手法，其實是傳主崇高形象的綠葉，為了「虛構」一位聖人誕生的必要工具。 28_{同註 6，頁 121-130。}

29_{同註 19，pp. vii; 並參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著，馬樹德譯：}_《_{〈管錐編〉與杜甫新解》}_{（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203。 30_{按李健的看法，中西傳記的不同處在於：中國傳統著重史的成份，不免側重傳主的背景和社會狀況，} 以及光明、神性的傳主形象。西方傳統著重人的成份，目的是為了表現人物內在的自我。中國式的傳記，因為與歷史的關係密切，因而有明顯的道德意義。見〈論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的「史傳合一」與西方傳記的「史傳分離」〉，《當代文壇》2007 年第 4 期（2007 年），頁 84-87。 31_{同註 19，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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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詩史稱譽、數量龐大的作品、長篇的抒情詩和關於自身極為仔細的描述，引致傳記作者多對史籍不抱信任態度。如馮至所言，雖然杜甫創作出許多名篇，當時的文學批評家卻不重視這些作品，更製造大量謠言毀謗杜甫，《唐書》杜甫傳的作者不察，把這些不符事實的內容收進傳中，以致後人產生許多誤解。馮至也認為傳記不應違背歷史，缺乏史料的地方只能任它空白。32馮著最後回到「以杜解杜」的詮釋方法，即使是關於當時的社會情形，馮至也大量引用杜詩，更願意相信杜詩的記載更為真實，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推求杜甫的生活與環境，更能發掘他所表現的世界。33洪業更認為，《新唐書•杜甫傳》幾乎沒有一段是正確的記述。34然而，若從新舊《唐書》的〈杜甫傳〉中尋覓端倪，讀者應可發現兩傳的主幹，確實符合傳記文類的基本準則。

三、重讀〈杜甫傳〉：狂放不檢的文人典型

傳記的價值不僅在於事實，也在於鮮明的人物形象和合理的虛構想像。在正史裡頭紀傳互為表裡，歷史和人物是兩種不同的分工。劉知幾（661-721）認為：「蓋紀者，編年也；傳者，列事也。編年者，歷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列事者，錄人臣之行狀，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35《史通》對紀傳體的看法，從一個側面解釋列傳重視人物形象，不著重歷史背景的性質。美國學者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 1943- ）曾對《舊唐書•李白傳》作詳細解讀，文章先從中國正史傳記的基本結構，如姓名、籍貫、世系、母親角色、傳主性格的評述、科舉中選的時間、仕途、言行、謚號、子孫等等開始。通過仔細的閱讀，倪氏發現〈李白傳〉的結構與上述的傳記要素並不一致，而且充斥著後來學者證實的許多錯誤。作者認為，如果這不是歷史編纂方面的問題，或許可以說，「李白是謫仙人」這個想法，通過〈李白傳〉的撰述方式而得到進一步的確立。36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指出，正史列傳提供讀者訓誡和實例，本紀和列傳的差異，在於前者用以編年、顯示朝代的盛衰及皇帝的行為，後者則展示出官員或傳主的品行。被選在正史之中的，都是史臣認 32_{同註 12，前記頁 3、頁 136。} 33_{同註 10，頁 188-189。} 34_{洪業撰，陳廣湘箋注：《我怎樣寫杜甫》（香港：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8 年），頁 20-24。} 35_{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 2，〈列傳〉，頁} 46。 36_{倪豪士：〈對《舊唐書‧李白傳》的解讀〉，載《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北京：中華書} 局，2007 年），頁 254、26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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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代表一個朝代的人物，給讀者提供助益。37循著前人學者的思考，事實的錯誤無疑是重大缺失，卻不能完全否定它的寫作意圖和表達主題，更應該注意列傳能否配合傳主作品，互相闡發題旨。是否如現代傳記作者所指出的，兩書〈杜甫傳〉毫無探討的價值？在正史的脈絡中，我們可以讀到一個怎樣的形象？兩《唐書》的〈杜甫傳〉，開首主要交待杜甫的出仕經過：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38 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39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的行文較《舊唐書》簡單：「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禮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率府胄曹。屬京師亂，步謁行在，拜左拾遺。」40比較兩個版本，可見〈墓係銘〉的文字簡略，《舊唐書》的描述，深化了杜甫前赴河西謁見肅宗的情節，杜甫忠君或積極入世的形象較前突出。相似的敘述亦可見於《太平廣記》，讓人意外的是，人稱「詩聖」杜甫的段落置於「輕薄」之中，奔赴行在的一節卻未見收錄。《新唐書》對杜甫的評價，或可從《太平廣記》那裡窺見一斑。41杜甫出仕僅一年餘，因為房琯兵敗一事辯解引起肅宗大怒，兩《唐書》的記載如下：

37_{同註 20，p. 102;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2-63, 77-82. 38_{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39_{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201，〈杜甫傳〉，頁 5736-5737。} 40_{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載楊軍（1944- ）撰：《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_（陝西：三秦出版社，2008 年），頁 209。 41_{參章群：《通鑑、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年），頁 91-92；宋‧李昉等} 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265，〈輕薄一‧杜甫〉，頁 2074-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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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42 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然帝自是不甚省錄。43 〈墓係銘〉只作「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44「直言」自然是為逝者諱而已。同樣，《新唐書》也較《舊唐書》詳細，備敘房杜二人的關係、房琯失官的兩大原由、杜甫的上疏內容、肅宗的反應等，甚至指出這是杜甫仕途崎嶇不平的起因。覽《冊府元龜》的記述，杜甫的奏章「詞旨迂誕」：「韋陟，肅宗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拾遺杜甫上表論『房琯有大臣度，真宰相器，聖朝不容』，詞旨迂誕，帝令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45杜甫經歷了仕途的一次波折後，正史記載他被肅宗疏遠後的遭遇，兩《唐書》的記載頗不同，兒女餓死與出仕華州司功參軍兩事的次序對調：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46 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47 有關杜甫這段事跡，陳文華已考之甚詳，兒女餓死一事，是將奉先之事附錄於此，子美棄官與饑荒並無關聯，較大可能是有感於政治氣氛不利，唯有選擇自退。48也有學者提出各種說法，如杜甫對政治失望、擅離職守、官多人少的緩衝手段等等。49 42_{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43_{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7。} 44_{同註 40，頁 209。} 45_{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_{（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522，〈憲官部十一‧譴讓〉，頁 6ab，} 總頁1364。鄧小軍對房琯罷相、杜甫獲罪兩事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是由於肅宗聽信濁流士大夫的讒言引致。見〈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歸鄜州考——兼論唐代的制敕與墨制〉，《杜甫研究學刊》2003 年第1 期（2003 年 3 月），頁 14-20；2003 年第 2 期（2003 年 6 月），頁 12-20。 46_{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 47_{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7。} 48_{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99-120。} 49_{韓成武、韓幗英：〈也說「罷官」與「棄官」——與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離開華州任的原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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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讀者注意的是《新唐書》的說法及用字。杜甫得到肅宗許可前赴鄜州，雖然出任華州司功，未幾卻「輒棄官去」，後來召任京兆功曹，亦不至。客居秦州之時，杜甫採橡栗自給，流落劍南、成都。王洙（997-1057）〈杜工部集序〉似為原文，曰：「屬關輔饑亂，棄官之秦州，又居成都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不給。遂入蜀，卜居成都浣花里，復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不赴，欲如荊楚。」50兩《唐書》中的杜甫實在頗為不堪，一事無成的形象尤以《新唐書》為甚。〈杜甫傳〉的另一樁公案，則為杜甫與嚴武之間的關係，這一節都是歷來學者重視的焦點：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　，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51 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52 兩《唐書》詳細交待嚴武如何厚待杜甫、杜甫性格上的缺點、嚴武死後杜甫的境況等。重讀兩篇〈杜甫傳〉，對杜甫充滿敬意的讀者，或會訝異於正史對杜甫的評價，「褊躁，無器度，恃恩放恣」、「有時不冠，其傲誕如此」、「褊躁傲誕」等等，均與文學史和詩歌中的杜甫大相徑庭。然而有趣的是，後來評論〈杜甫傳〉的歷代學者，主要就杜甫與嚴武的關係展開討論，幾乎無一回應「褊躁傲誕」等評語。陳文華考訂杜嚴二人的交情時，嘗試探索任華（生卒不詳，約與杜甫同時）〈雜言寄杜拾遺〉詩中的杜甫形象。在質疑杜甫水師範學院學報》25 卷 3 期（2005 年 6 月），頁 49-51、75、王勛成（1945- ）：〈杜甫罷官說〉，《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 卷 2 期（2004 年 3 月），頁 23-26、閻琦（1943- ）：〈杜甫華州罷官西行秦州考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 卷 2 期（2003 年 5 月），頁 88-93。 50_{王洙：〈杜工部集序〉，載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附} 編，頁2239。 51_{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4-5055。} 52_{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7-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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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狂放如此的同時，也同意「從來研究杜甫的，於李肇所述杜甫對嚴武不禮之事，並未加以否定過，這固然是往後有越來越多的資料敘述類似的事件，而難以推翻，但任華此詩的影響力，也應該是確切可見的」。53 賴瑞和（1953- ）指出，杜甫因奔行在獲授左拾遺，雖然品秩僅從八品上，卻因近侍於皇帝左右而屬於清貴官職。拾遺要求品行高潔、文字優美的文人擔任，可算是唐代的中層文官。後來杜甫在蜀出任「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檢校某某員外郎」亦是唐代常見的職務。以方鎮的幕官而言，帶「試」（如「試校書郎」）銜者為低層官員，若掛「檢校某某員外郎」的，可謂已進入中層。杜甫更獲「賜緋魚袋」，這其實說明他的官運不壞，只是釋褐年齡相對較晚，不免有白首拾遺的感慨。54 正如倪豪士所言，《舊唐書》中的李白以「醉死」終，這種不尋常的死法並不是一個普通的表述而是修辭技巧，以「醉死」暗指李白「縱酒」。55杜甫的死法，和李白一樣是讓人詫異的：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56 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57 關於杜甫之死，自然已有許多學者否定兩書之說，當中不少看法，純粹以為飫死斷不似詩聖所為，同時亦有讀者相信《唐書》記載，並不認為影響詩聖的地位。上述三部現代傳記，只有朱東潤保留飫死說；58有些傳記作家將傳主的死期一刻作為一生故事的總結，59馮至就以詩人筆觸敘述杜甫的死與社稷的關係——「他看他的死期已經臨近，北歸是不可能了。在這情況下，他並沒有忘記國家的災難」。60我們或許可以用另一種角度考慮：正史 53_{同註 48，頁 159。} 54_{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_{（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111-125、150-151、228-230；賴瑞和：} 〈論唐代的檢校郎官〉，《唐史論叢》第10 輯（2008 年 2 月），頁 106-110。 55_{同註 36，頁 264。} 56_{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5。} 57_{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8。} 58_{朱著保留飫死之說，謂「牛肉白酒之致死，和旅殯岳陽，不妨並存」（同註 24，頁 189）。}

59_{Hermione Lee (1948- ), Virginia Woolf’s Nose: Essays on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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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構的杜甫，表現出一個狂放不自檢的杜甫，這段事跡與上面杜甫好酒的性格、他的官牀宦生涯、登嚴武等事件一以貫之。新舊《唐書》均用了詳細篇幅敘述杜詩的藝術成就，倒是在開始前，兩書都以李杜二人對照，出現一個形象不堪的詩聖：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甫有文集六十卷。61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　，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62 同樣，「甫曠放不自檢，好論天下大事，高而不切」一段，因為術語「詩史」在宋代（960-1279）以後廣泛流傳，杜詩被認為是信史，以致文人學士多數略過不談。我們還可發現，《新唐書》的「詩史」論述，只局限於詩藝，並無包括史實、史料的概念在內。63究其原因，《舊唐書》的文苑傳將李白、杜甫等偉大作家置於爵位崇高的文人以外，期望「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見知於作者」。64《新唐書》的文藝傳謂「文學為下科」，因為無論君子小人，只要是能者即可獲得。然而中材之士，有的「恃以取敗」，有的「朋姦飾偽」，相反，君子則能以功業行實揚名，或能「闡繹優游」，不致怨望訕國。65 整體而言，兩《唐書》對杜甫的評價相近，通過以上細讀，我們可見兩傳中只有「挺節無所汙」及「律切精深」等較合符詩聖的身份，無論是提拔出任左拾遺、與肅宗的關係、棄官、與嚴武的交往、飽醉一夕暴卒及李杜比較等等母題，均在編織一個不黯做官、刻苦、自制能力甚低的優秀詩人的印象，也因此新舊《唐書》才多番稱其「恃恩放恣」、「無拘 61_{同註 38，卷 190 下，〈杜甫傳〉，頁 5055-5057。} 62_{同註 39，卷 201，〈杜甫傳〉，頁 5738-5739。} 63_{詳參拙著：〈杜甫「詩史」定義的繁衍現象〉，《漢學研究》25 卷 1 期（2007 年 6 月），頁 189-220。} 64_{同註 38，卷 190 上，〈文苑‧上〉，頁 4982。} 65_{同註 39，卷 201，〈文藝‧上〉，頁 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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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若翻閱其他筆記小說，杜甫文而不貴、不擅營生的一面並非罕見，例如荒誕不經的《雲仙雜記》，這些傳聞予人的印象與新舊《唐書》相去不遠：杜甫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壟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　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黃兒米半籃、細子魚一串、籠桶衫、　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66 賴瑞和借《新唐書•吳保安傳》為例，說明小說與正史的關係。對史家而言，小說「異聞」能使整個敘事更為生動完整。較重要的歷史人物，一般都有大量的正統史料，引用小說的原因只是陪襯。至於〈忠義傳〉、〈列女傳〉等「軟性」的小人物，史官則有可能完全引用小說文獻以撰寫傳記。67〈文苑傳〉的情況，恐怕介乎以上兩類之間：一方面它既因為「文學為下科」的思想影響而創造這種角色，另一方面有關杜甫的早期文獻，也大都以「苦」、「狂」、詩歌藝術為主，68正史與這些記述還是頗為接近的。從傳記元素來看，兩書〈杜甫傳〉清晰地構築傳主的人物形象，作為一個狂放不檢的詩人，一個生活落泊的文士，傳中杜甫的性格無疑是飽滿的。除了一些明顯的錯誤（如舊傳「永泰二年，啗牛肉白酒」）外，正史的許多記載，包括對肅宗的態度、多次棄官和嚴武的形象等重要細節，目前仍未有充分證據可予否定。正史杜甫傳的貢獻不全然在於史料，而應著眼於形象的建構，或者說，鮮明形象的合理虛構。兩《唐書》雖然屬於啟人疑竇的記載，卻饒富興味的，多種杜詩注本均收錄兩傳於文集卷首，一方面編注者的態度十分保留，另一方面卻又必須編選這兩份有官方地位的文獻。宋代以後，杜甫傳記的著述不多，僅有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杜甫》，大體上也以新傳為底本。69從形象構建的角度看，唐以後的作家，有不少歌詠草堂、杜甫像和讀杜 66_{唐‧馮贄著，齊仕蓉校注：《雲仙雜記校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 年），卷 1，頁 8、} 11-12、卷 3，頁 68。以上引文亦見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703。 67_{賴瑞和：〈小說的正史化：以《新唐書‧吳保安傳》為例〉，《唐史論叢》第 11 輯（2009 年 2 月），頁} 343-355。 68_{詳參華文軒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頁 1-53。} 69_{孫映逵校注：《唐才子傳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卷 2，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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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創作，70這些作品著重描繪杜甫的豪、詩藝高超和窮苦的坎坷人生，其中，清代（1616-1912）程可則（1624-1673）的〈題杜少陵畫像〉有一定傳記成分，可為兩傳的注腳：杜陵老叟生絕奇，蒼髯　面英雄姿。似茲不合久貧賤，曷為坎土　長歔欷。自從大禮獻三賦，尉授河西不肯赴。當宁何曾解愛才，旅食京華歲虛度。忽然鼙鼓動長安，玉輦西遊蜀道難。奔走三川寄家室，脫身賊壘多辛酸。麻鞋謁帝趨靈武，拾遺侃侃居言路。直節何妨捄友生，諫書反得君王怒。牢落天涯到秦州，負薪拾橡窮且愁。微官棄去亦何恨，可憐事業付沙鷗。劍南直入嚴武幕，散發戎渝致非惡。春流無恙下夔門，秋色蕭然臥西閣。晚年出峽望衡山，楚水茫茫潭岳間。酒酣　志仰天哭，咫尺襄樊那得還。一生落拓無窮已，獨有豪吟詠詩史。同時比肩惟太白，後來作者紛誰是。鄢陵先生絕世雄，讀書萬卷身乘驄。稱詩酷擬草堂作，沈鬱頓挫將無同。昔年作吏向秦國，工部祠堂拜顏色。傳與先賢作畫圖，曠代風流盡相識。嗟哉！杜陵一沒已千秋，吾徒仰止空悠悠。先生望古有殊契，神交豈直形像謀。我亦幼齡重高詠，乞將粉本歸南州。71 顧名思義，程可則先從杜甫的不凡外貌開始描述，過渡到下文教人欷歔的命運。這篇接近傳記的詩作，從杜甫獻賦一事展開，一直敘述到飄泊天地之間的末路。作者的角度，大致屬於「詩聖」地位確立以後的典型視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程可則視「豪」為聯繫偉大詩人及其作品的中介。相對於一生落泊的窮愁，「豪吟詩史」足以令杜甫獨步古今，「豪」的評價也與兩傳有相通之處。延續前文，後世有關杜甫傳記和詩聖形象的討論，自宋代以來就有廣泛而全面的探索。清代的重要注家，舉如錢謙益（1582-1664）、仇兆鰲、浦起龍和楊倫（1747-1803）的詮釋，均建基於兩《唐書》杜甫傳的修訂和年譜編撰之上。由於兩傳的錯誤極多，足以說明杜甫這個詩人的細節，例如不拜河西尉、棄華州官、與嚴武關係和飫死等說，不是被強烈否定，就是在年譜中保留的同時遭到忽略。例如，仇注以為舊傳「甫性褊躁，無器度，恃恩放恣」一句應刪，又指新傳中嚴武殺人一事不甚可信。72不拜河西尉、短暫出任右衛率府冑曹參軍、棄華州官、請辭嚴武幕府等等，均可說明杜甫主動離職的心態，不甚適應仕宦的人生。 70_{同註 50，〈諸家詠杜〉，頁 2257-2317。} 71_{同註 50，〈諸家詠杜〉，頁 2313。} 72_{同註 50，〈舊唐書本傳〉、〈新唐書本傳〉，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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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正史的失誤，注家傾向以作品重組杜甫的形象，懷疑兩傳中負面敘述的可靠性。例如，周樽（生卒不詳，與楊倫同時）認為杜甫才識過人，《新唐書》杜甫傳的看法，只是宋祁沒有識見，對杜甫「好論天下大事，高而不切」的評價深感不以為然。無論是一飯未嘗忘君、議論見解等等，杜甫自云「致君堯舜」、「再使俗淳」並非虛言。73畢沅（1730-1797）的序文，將杜甫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不僅忠孝仁義，嫻熟經史百家之書，更通天地古今之變化。杜詩「不可注，亦不必注」，74遠遠凌駕於世上各種著述之上。馮至和洪業兩部傳記中（正面的）杜甫形象，可謂其來有自。後來撰寫杜甫傳記的作家，對正史〈杜甫傳〉的評價偏低，不甚同意傳中建構的杜甫形象，認為杜詩是更為可靠的傳記材料。那麼，從杜甫的自傳詩中，我們可以獲得哪一個作者觀照自身的形象？

五、杜甫的自傳詩：悲憤詩與自傳詩比較

評論家指稱杜甫的自傳詩數目非常可觀。據謝思煒的看法，杜甫的自傳作品可分為三類：第一類是他的全部作品，第二類（〈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北征〉、〈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李賓客一百韻〉等）為人生經歷中的回顧，第三類（〈壯遊〉、〈昔遊〉等）為晚年總結自己一生的長篇。他認為，後兩類作品可以說明杜甫是一個自覺的自傳詩人，〈詠懷五百字〉、〈北征〉、〈壯遊〉等作，深入作者自己的人生，將所發生的事件和生活中的世界轉化成自身感受，自傳詩所傳達的，是最真切的悲劇體驗。75川合康三引用謝思煒的分類，指出第三類作品〈壯遊〉集中於自身，一個風華正茂、對自己未來人生充滿信心的少年，陸續經歷求仕不成、安史之亂等挫折，備極艱辛，落得老病客殊方的下場。川合康三讚賞第三類的自傳型作品，謂其突顯了作者過去和現在巨大的改變。這是一種作者把自己客體化的寫法，作為一個普通至極的低下層官員，杜甫展現出一個無可取代的、輪廓鮮明的人物，下啟中國自傳詩的傳統。杜甫經常以「杜陵野老」、「少陵野老」等衰弱與窮困的第三人稱角度描寫自己，這種自謔、自我嘲諷的形象將自我漫畫化。川合 73_{清‧周樽：序，載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5-6。} 74_{清‧畢沅：序，同前註，頁 1。} 75_{謝思煒：〈論自傳詩人杜甫——兼論中國和西方的自傳詩傳統〉，載《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 書館，2003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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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三特別提到「中國第一首自傳詩」──蔡琰（170？-？）〈悲憤詩〉的寫作技巧相當戲劇化，有秩序的對句形式，和混亂無序的戰亂情況，予人提煉刻劃過度的感覺。76 論者標舉〈詠懷五百字〉等長篇自傳詩「以杜解杜」，藉此揭示杜甫的一生。細讀杜甫第一首長篇大作〈詠懷五百字〉，詩歌詳述作者的身份（杜陵有布衣）與家庭狀況（幼子餓已卒）、自己的形象（特別是白首契闊、沉飲自遣的一面）、敘述自己回家的艱辛經過、自述（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契）、他人（取笑同學翁、顧惟螻蟻輩）、君臣的關係和規諫（生逢堯舜君、君臣留歡娛）、富人與平民百姓的對比（彤庭所分帛，本自寒女出、朱門酒肉臭，路有凍死骨）等。77蔡琰〈悲憤詩〉敘述東漢（25-220）末年董卓（？-192）引胡亂華（董卓亂天常），作者為胡人所虜（輒言斃降虜），去國多年（哀歎無窮已）。詩的高潮放在主人公獲赦回到中原（己得自解免），與自己在異地出生的兒子訣別的場景與對話（兒前抱我頸）。末尾敘說自己回到中土時所見的荒涼景象（出門無人聲），以及對將來的憂慮（常恐復捐廢）。78比較兩首作品，語調、材料、組織等各方面，〈詠懷五百字〉與〈悲憤詩〉有極其相似的地方，葉嘉瑩謂杜甫很可能受了蔡琰詩的影響，不同之處是前者更重視整個國家和人民的不幸。79謝思煒認為〈詠懷五百字〉側重內在精神過程的描述，社會情況主要是對自我的刺激，推進情感和思想的升華。80如果說〈悲憤詩〉是一首過分「類型化」的作品，削弱了自傳最重要的「個人」性格的話，〈北征〉、〈往在〉、〈夔府詠懷一百韻〉、〈夔府書懷四十韻〉等巨製，都屬於「悲憤詩」的類型模式。這些作品先從某個時空的自身經歷開始。至德二年（757），杜甫獲肅宗批准，前往鄜州探望妻兒（〈北征〉），作者回憶自己拒不赴任河西尉，年過半百才得以出任工部員外郎（〈夔府書懷四十韻〉）。長安淪陷之日，宮殿裡的妃嬪為安史亂軍殺戮的慘象（〈往在〉），身處夔州白帝城邊，老病異鄉，患有消渴症已有三年之久（〈夔府詠懷一百韻〉）。其次，「悲憤詩類型」多數有一段長篇的敘述，說明撰寫作品當下的情狀或情節，如〈北征〉寫到敘述者回家途中所見，對於戰場、白骨的感嘆，與〈悲憤詩〉的內容與思想感情實在非常接近：「我行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亂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81 76_{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頁} 157-163、〈杜甫詩中的自我認識與自我表述〉，載陳文華主編：《杜甫與唐宋詩學：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81-94。 77_{同註 50，卷 4，頁 264-273。} 78_蔡琰：_{〈悲憤詩〉}_{，載逯欽立（1910-1973）輯校：}_{《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_{（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上冊，頁199-200。 79_{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54。} 80_{同註 75，頁 11。} 81_{同註 50，卷 5，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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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更重要而且明顯的，就是「悲憤詩類型」強調個人與社會極強的聯繫，特別是國家面臨改弦易轍的危機之際，敘述者深深感受到個人的渺小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慮。詩作最後一般以對國家的期盼或告誡（〈夔府書懷四十韻〉：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或惶惶不可終日的哀嘆結束（〈詠懷五百字〉：默思失業徒，因念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洞不可掇）。82 正如川合康三所言，中國的自傳文學沒有西方自傳的懺悔意識，與西方自傳的另一差異是，中國的自傳裡個人與時代關係極為密切，有時時代（社會）的重要性甚至在個人之上。〈夔府書懷四十韻〉、〈往在〉、〈昔遊〉等詩雖然有自傳性質和人生經歷的回顧，重心卻仍然放在人世的變遷。反之，從中國自傳文學和自傳詩的發展角度看，〈壯遊〉將焦點集中於自身，較其他作品更具意義。83回到勒熱訥的定義，自傳最重要的元素是總結和認識自己。雖然〈詠懷五百字〉、〈北征〉、〈夔府書懷四十韻〉等有許多提及自己的敘述，卻欠缺自我認知和形象的說明。悲憤詩的創作模式最著重時代的苦難，歷史背景遠較「我是誰」重要。悲憤詩的事實不比自傳詩的更接近客觀現實；詩歌類型本來就是一種虛構手法。和悲憤詩不同，自傳詩最重視四種角度中的自我變化，翻閱杜詩，首推〈壯遊〉能符合這種嚴格意義的自傳詩類型的作品。通過自傳詩的嚴格定義，不僅能了解自傳文學史的發展，讀者也能領會杜甫如何理解自己的一生。王嗣奭（1566-1648）、浦起龍皆謂本詩為作者列傳，趙次公（生卒不詳，約 12 世紀在世）更云：「公之平生出處，莫詳於此篇，而史官為傳，當時之人為墓誌，後人為集序，皆不能考此以書之，甚可惜也！」84歷來注家重視年譜之學，多種杜工部年譜均引述〈壯遊〉，特別是史料缺乏的早年生活。85 與上述作品的開首不同，〈壯遊〉一開始從作者自己的童年開始，回憶少年時代的經歷：86 82_{同註 50，卷 4，頁 273；卷 16，頁 1426。} 83_{川合康三（KAWAI Kōzō,）著，蔡毅譯：《中國的自傳文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年），頁} 3、161。 84_{明‧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卷 8，頁 257、清‧浦起龍：《讀杜心解》} （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1 之 5，頁 162、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戊帙卷之 10，頁 1190。 85_{例如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_{《錢注杜詩》}_{（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_，卷_{20，頁 716-736、} 清‧朱鶴齡輯注，韓成武、孫微、周金標、韓夢澤、張嵐點校：《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5-19、同註 73，附錄，頁 1141-1152。 86_{同註 50，卷 16，頁 1438-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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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浦起龍云本段「寫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87正說明了作者是如何審視自己的童年的。前半寫杜甫從小就天才橫溢、文思泉湧，得到當時文士的稱讚，許之以班固（32-92）揚雄（前53-18），後半寫自己豪邁、好酒、嫉惡如仇，又從兩事說明狂傲的性情：與同輩相距甚遠，結交的多數是年長之人；酩酊大醉的自己自視甚高。趙次公認為前十四句「敘述其為學、為性之事」，88楊倫注「脫略小時輩，結交皆老蒼」幾句，就認為「公幼時便不可一世乃爾」，89正可說明本段極有自傳意義，表現出作者期望構築的形象，後來的評論者十分認同杜甫給予自身的定義。勒熱訥就指出，童年的內心經歷是判斷自傳的重要依據。90緊接著，極其鋪張的文筆敘述遊歷吳越的經過，「到今有遺恨，不得窮扶桑」、「剡溪蘊秀異，欲罷不能忘」等詩句，展示作者豪邁的性情：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壯遊〉第三段重新描繪一幅游俠圖：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秋鳥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彊。浦起龍、楊倫皆謂本段極有俠客氣味。91少陵自比屈（原，前340？-前 278？）賈（誼，前200-前 168）曹（植，192-232）劉（楨，？-217），而用「獨辭」、「放蕩」、「清狂」、 87_{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卷 1 之 5，頁 162。} 88_{唐‧杜甫著，宋‧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注：《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_{（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戊帙卷之10，頁 1190。 89_{同註 73，卷 14，頁 697。} 90_{同註 7，頁 8-10。} 91_{同註 87，卷 1 之 5，頁 162；同註 73，卷 14，頁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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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歌」、「冬獵」、「逐獸」等詩文，皆在描寫放浪的自畫像。第四段，杜甫繼續大書「快意」、「曳裾」、「痛飲」。有關不拜河西尉一事，作者更謂「脫身無所愛，痛飲信行藏」：92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　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車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從本段開始，詩的氣氛慢慢變得沉重，「朱車任傾奪，赤族迭罹殃」下啟第五段安史之亂的敘述：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貙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　，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　。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第六段形容現在的情況。相對詩的開端，現在的自己無法振翅高飛，然而詩的結尾，杜甫還是期望將來人材為國效力，顯示出他忠君愛國的精神：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　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閱覽全首自為列傳的作品，晚年杜甫是以「狂」、「豪」為自己早年的生活定位。參考勒熱訥的分析，自傳中的敘述者，對以往的自己可能產生認同感或距離感。當敘述者面對無法彌補的距離而感到遺憾，就會產生懷舊的情感。93〈壯遊〉的敘述者，顯然認同狂傲、豪放的青少年主人公，對過往的經歷（「壯遊」）無比眷戀，至於犯顏直諫、幾乎引致殺身大禍一事，也認為是其性格使然。無論是「性豪業嗜酒，嫉惡懷剛腸」、「放蕩齊趙間， 92_{另參〈官定後戲贈〉：「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同註 50，卷 3，頁 245。} 93_{同註 7，頁 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