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季刊
選舉輸家與民主鞏固
—台灣
2004年總統選舉落選陣營對民主的態度*
張佑宗
國立臺灣大學摘 要
民
主體制具有脆弱性，選民透過選票所作出的集體決定，可能製造民主 鞏固難以超越的障礙。選舉結果使選民被區分為贏家與輸家，選舉輸家對民主 體制的支持態度，通常會比較不明確或不堅定。所以，民主體制得以運作與持 續的原因，並不在贏家的勝利，而是在輸家的自我克制。輸家必須接受令其反 感的選舉結果，以及造成如此結果的民主程序。本文從對民主的認同與對民主 體制表現的評價這兩個面向，建構一個台灣社會對民主支持的不同類型，以此 比較選舉贏家與輸家在民主支持態度上的差異。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選舉結 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營，的確在民主支持的態度上具有差異。對選舉 輸家而言，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其次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 於民主支持者。對選舉贏家而言，也是有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比例 上少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者。在控制其它因素下，仍然發現選舉的輸家與贏 家，是解釋不同的民主支持類型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台灣社會對民主體制的 表現反應出高度的不滿，這與目前西方國家的研究發現很類似，但批判性公民 的出現是民主鞏固與深化不可或缺的正面力量。然而，比較令人憂心的發現 是，對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評價，與對民主支持的態度之間，具有微弱的相關 性。這種微弱的相關，日後是否會因台灣經濟持續的惡化而被強化，值得我們 後續的觀察與分析。關鍵詞：選舉輸家、民主鞏固、民主支持、民主欲求度、民主適合度
張佑宗��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民主化、選舉研究、東亞區域研 究。 * 本文的分析資料使用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計畫，胡佛、朱雲漢主持之「亞洲民主動 態調查（ABS）：臺灣地區調查計畫」（95R0064AH0200）。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細心 的評論與建議，本文若有任何疏漏，當由作者負責。 （收件：2008/12/24；修正：2009/2/11；再修正：2009/3/9；接受：2009/3/16）「 民主鞏固第一個重要的徵兆，就是民主的正 當性被大多數人無條件地接受。」 （Adam Przeworski, 1995:59） 「 民眾即使沒有要求，民主仍然可以被創造出 來 。 然 而 ， 如 果 沒 有 得 到 民 眾 對 民 主 的 承 諾，民主則無法獲得鞏固。」
（Doh Chull Shin,1994:154）
壹、導論
選舉輸家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態度，將影響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鞏固的過 程。例如在2006年墨西哥的總統大選，落選者羅培茲（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質疑選舉舞弊，發動百萬人湧上街頭進行全國性的流血抗議。而總 統當選人則呼籲自己的支持者保持冷靜，並強調他是通過選票而不是街頭抗議 才獲得選舉的勝利，這項抗爭持續好幾個月後才獲得平息（新京報，2006）。 又如在2008年蒙古的國會選舉，執政的「人民革命黨」（Mongol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宣稱勝選，但遭到主要在野黨「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指控做票造假。不久，在首都烏蘭巴托出現激烈的街頭抗爭，造成執 政黨的總部被焚燬，民眾與警察有數百人的死傷（中央通訊社，2008a）。最 近另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泰國，泰國的「人民民主聯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指控2007年選出的政府貪腐無能，且已淪為流亡海外前總理戴克 辛（Thaksin Shinawatra）的傀儡，並組織「黃衫軍」進行長期的街頭抗議（林 憬屏，2008a）。在2008年11月底，泰國反政府的示威領袖表示，成千上萬的示 威群眾將離開抗爭營地，準備遊行到數處重要的國家建築物，發動推翻政府的 最後戰役，並癱瘓泰國的國際機場（中央通訊社，2008b）。不久之後，泰國 憲法法庭判決執政聯盟的國會議員賄選，並強制解散執政聯盟三個政黨（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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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2008）。泰國總理被迫宣布下台，由國會再選出一位新的總理。最後，由 民主黨44歲的主席阿披實（Abhisit Vejjajiva）獲得國會些微的多數支持擔任新 總理。但是，支持前總理戴克辛的群眾，開始組織「紅衫軍」揚言與新總理進 行長期對抗，泰國的政治動盪一時難獲平息（林憬屏，2008b）。 選舉失利者對台灣民主鞏固過程的衝擊，也曾令不少人感到憂心忡忡。在 2000年總統大選開票後，宋楚瑜的支持者，與部份國民黨支持者，聚集在國民 黨中央黨部和總統府官邸前，要求黨主席李登輝為敗選負責下台，同時也要求 台北市長馬英九認錯道歉，街頭抗議活動進行將近一個星期（方旭，2000）。 四年後，2004年的總統選舉陳水扁以不到三萬票的微小差距獲得當選（劉寶 傑、羅曉荷，2004），選舉結果引起泛藍支持者的抗議。開票結果公布後，連 戰表示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以備驗票，並稱這次選舉「疑點重重」，是一場 「不公平的選舉」（王家俊，2004）。不久，大批泛藍支持者聚集在連宋競選 總部前不願散去，並要求重點選票（黎珍珍、蕭旭岑，2004）。同（2004）年3 月27日，藍軍在總統府前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遊行後部分民眾轉移到中 正紀念堂繼續靜坐抗爭（黃自強，2004）。4月10日泛藍再度發動群眾前往凱達 格蘭大道抗議，與維持秩序的警方發生嚴重衝突（王鵬捷、魏郁桄，2004）。 最後，連宋陣營提出當選無效與選舉無效之訴，經最高法院判決敗訴，全案宣 告定讞（陳亦偉、郭美諭，2005）。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從選舉輸家的角度，分析在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 中，勝選陣營與落選陣營的支持者，對台灣民主體制支持態度是否出現不同？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主政治必須隨時反映民意，定期選舉就是反映 民意最重要的機制。民主國家透過選舉的過程，將選民個人的抉擇集結起來， 最後獎勵或懲罰某些政黨或政治人物。然而，選舉如同各種比賽，選舉結果自 然可分為選舉贏家（election winner）與選舉輸家（election loser）。不論是選舉 贏家或輸家，或執政的多數與在野的少數，政治菁英與其支持者不同的政治經 歷與結果，將決定人們會以何種態度來評價現有的民主制度（Anderson et al.,2005:3）。 本文的分析脈絡如下：第一部份將整理各種解釋民主支持來源的理論，目 前的理論都忽視選舉的結果，也就是選舉贏家與輸家，在民主支持態度上具有 差異的問題。第二部份則是研究設計，民主支持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經過檢 討與檢定後，本文將採取一個較適當的測量方法，並建構民主支持的不同類 型。第三部份將實證分析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勝選與落選陣營的支持者，對 台灣民主體制所具有的支持態度。初步統計分析發現，選舉結果的確影響台灣 社會對民主的支持態度。第四部份則利用高等統計模型分析，在控制其它重要 變數下，選舉結果仍然是解釋台灣社會民主支持來源不可忽略的因素。最後一 部份，則是本文的結論。
貳、解釋民主支持的來源
有關解釋民主支持的來源，Mishler與Rose（2005）認為，可以從兩種不 同但相對立的理論來搜尋：一種是建立在理性選擇的假設上；另一種則是強調 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理性選擇論認為，民眾之所以支持民主，是因為民主體制 的表現，比先前的威權體制好很多，例如國家組織結構的法治化、增進或保障 個人政治權利與整體社會福利，或是反應民意的管道等（Evans and Whitefield, 1995; Whitefield and Evans, 1999）。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角度，又可延伸出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是建立在古 典理性選擇的基礎上，特別針對落後與貧窮的國家，主張民眾通常會希望民主 政府能先發展經濟，以滿足人類基本的生存需求，至於其它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的需求，則等以後再說（Inglehart, 1997）。Kitschelt（1992）專門 研究東歐與中歐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也發現民眾感覺自身或國家整體經濟環 境的變化，會影響民眾支持民主體制的態度。Przeworski（1991:184）指出民眾 對民主轉型的回應態度，最關鍵的因素是他們在經濟條件上，主觀的期待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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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驗之間的差距。如果民眾認為民主體制可以改善國家與個人的經濟環境， 則民眾支持民主體制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如果民主體制經常伴隨高失業率與高 通貨膨脹，則民眾支持民主體制的可能性就會減少。根據最近一些研究，顯示 民主體制確實比威權統治，在許多經濟發展的指標上進步很多，如控制人口的 成長、提高個人的所得收入、降低個人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等（Przeworski et al., 2000; Halperin, Siegle, and Weinstein, 2004）。第二種比較廣義的理性選擇理論，則認為民眾的理性判斷標準是比較廣泛 的，他們不僅比較各種政治體制在經濟產出（economic goods），還包括政治 產出（political goods），而後者要比前者更重要（Bratton, Mattes, and Gyimah-Boadi, 2005）。民眾可以清楚區辨出支持民主體制與支持政府之間的差異。 因此，民眾在經濟條件上的不滿，並不會怪罪在民主體制的身上（Schmitter, 1994; Waldron-Moore, 1999）。但是民眾個人的政治經歷，包括該國政治秩序的 維持、公民權利的保障與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落實，或是政府的貪污程度、民眾 對民主機構的信任度、民眾對民主運作的滿意度，或是民眾主觀感受民主體制 對他們要求的回應程度等，這些都是構成民眾作為政治理性判斷重要的依據。 上述這些主張，已在東歐與非洲的民主化經驗中獲得證實（Bratton and Lewis, 2006; Evans and Whitefield, 1995; Whitefield and Evans, 1999）。
經驗上，測量政治產出要比測量經濟產出困難許多，這是因為經濟產出 比較具體，民眾比較容易瞭解並加以評估，但政治產出比較模糊，因此不容 易被直接測量。Bratton 與 Lewis兩人借用Pennock的概念，將政治產出界定為 任何民主體系必須能實現的目標，例如安全、正義、自由與福祉等。據此， Bratton 與 Lewis兩人便區分四種不同型態的政治產出：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主要是指個人對其人身安全的感覺；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主 要是指個人的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等社會權利與投票權的行使等；民眾對政 府貪污（corruption）程度的看法，與民眾對一些重要民主機構所具有的信任度 （trustworthiness）（Bratton and Lewis, 2006:5-7）。
至於文化論者的基本假設，就是主張民眾如具有某種特殊的政治文化，將 會贊成或反對某種形式的統治方式（Mishler and Rose, 2005; Norris, 1999）。例 如Pye（1985:326-41）指出在亞洲傳統的父權社會，特別強調個人對權威的順 從，明顯缺少西方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造成社會對集體忠誠的要求，遠超過 對個人權利的強調，大大限制亞洲國家發展民主的可能。Putnam（1993:177） 探討人際之間的信任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民主運作與持續的影響。 「互惠的規範與公民參與的網絡，鼓勵了社會相互的信任與合作，這些因素 減少背叛的誘因、降低行為不確定性，並提供未來合作的模式」。Mishler and Rose（2005）兩人的研究則發現，民眾對民主機構的信任，會鼓勵民眾的政治 涉入（involvement in politics），以及提高他們對民主的偏好與欲求（desire）， 但不會增強民眾對新興民主體制的支持度。 除了從理性選擇與政治文化的角度，搜尋民主支持的來源外，選舉結果也 是影響公民對民主支持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所有的公民之中，輸家對 民主體制的反應，會比選舉贏家更為重要。選舉贏家的支持者大都會滿意選 舉的結果，他們可以預期未來的執政者，將會推動對他們有利或所認同的國 家政策。既然如此，他們就沒有理由反對或質疑民主的遊戲規則（Miller and Listhaug, 1999）。然而，有一個存在的問題是：選舉贏家固然值得我們研究， 因為他們擁有公權力，可以制訂各種政策與法律。但如此的研究，卻大大限制 我們理解民主國家為何能持續與穩定的原因。這樣的研究，並未回答我們在何 種條件下，選舉得以在舉行過一次後，會成為日後固定的政治參與模式。其 實，選民透過選票所作出的集體決定，可能製造社會日後的緊張關係，這是因 為選舉的結果使選民被區分為贏家與輸家，而兩者之間存在利益衝突所導致。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選舉贏家與輸家的利益分配不成比例的緣故（選舉本身 就像一種零合遊戲）。一些重要的研究發現明確指出，民主的遊戲規則常被認 為是多數（或過半數）人的統治，但民主國家並不常出現過半數的統治，反而 大部分是未投給勝選政黨（或候選人）的選民，多過於投給勝選政黨（或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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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選民。尤其現今的民主國家，很多是使用相對多數決的原則（plurality system），導致經常出現少數政府的情況（Anderson et al., 2005:8-9）。
另一個存在的問題是：選舉輸家對民主體制的態度，通常會比較不明確或 不堅定（Nadeau and Blais, 1993:553）。特別是民主的選舉，如果一再發生相同 的輸家，他們肯定會開始質疑民主體制的正當性。選舉輸家除了對選舉結果感 到失望與不滿外，並且可能會使出全力阻止選舉贏家推動其政策主張，以避免 將來自己遭受莫大的損失。在某些情況下，選輸的選民最終會選擇不去投票， 甚至杯葛選舉。更極端的例子，他們會發動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試圖以暴力 推翻他們認為「不公」與「不義」的政府。 長期以來，包括台灣在內，絕大部分的學者都關心選舉勝利者與其支持群 眾，分析他們勝選的策略，或是他們投票的決定因素，以及在勝選後對未來總 體政治所產生的衝擊與後果。① 但是，很少人會以選舉失利者與其支持者，作 為分析與討論的焦點（Shepsle, 2003）。Riker（1983）是少數長期觀察選舉失 利者的學者，他特別提到一個國家政治互動的走向，其實是由選舉失利者所設 定與主導，選舉勝利者是被選舉失利者牽著鼻子走的。因此，民主得以運作與 存續的主要原因，並不在贏家的勝利，而是在輸家的自我克制；輸家必須同時 接受令其反感的選舉結果，以及造成如此結果的程序，民主才得以穩定或存續 下來。 ① 台灣學界近幾年對民主化相關議題的研究相當多，但分析台灣社會民主支持來源的研
究並不多見，例如朱雲漢、張佑宗、黃旻華等人（Chu et al., 2008; Chang, Chu, and Park, 2007; Huang, Chang, and Chu, 2008; 張佑宗，2000）。然而，上述文章大都從跨國比較的角 度，或是比較理性選擇或政治文化的因素，對台灣社會民主支持的影響。
參、研究設計
民 主 鞏 固 是 一 個 相 當 複 雜 的 概 念 ，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具 有 爭 議 性 的 概 念 （Schedler, 1998; Schneider, 1995）。Huntington（1991:266）認為第三波民主 化國家舊統治者願意尊重選舉的結果而和平轉移政權，並至少經過兩次政黨 輪替的測試（two-turn-over test）後，才算完成民主鞏固的目標。Przeworski與 Limongi（1997:178）主張最高行政首長與國會議員必須經由選舉產生（不論是 直接或間接選舉），加上有兩個以上相互競爭的政黨，還要加上原來執政團隊 至少要有一次下台的經驗，才算完成民主鞏固的目標。 Linz與Stepan（1996:6）兩人對民主鞏固概念的界定，則最被學界所接 受。他們主張民主鞏固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界定：行為（behaviorally）層面、態 度（attitudinally）層面和憲政制度（constitutionally）層面。在行為上沒有任何 一個明顯的政治團體認真地嘗試推翻民主體制，或是藉由升高國內或國際上的 暴力，達成國家分裂的目的。在態度上即使是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絕 大多數的民眾仍相信，民主是唯一的遊戲規則，任何更進一步的政治變遷，都 必須以民主的程序為依據。在憲政結構安排上，當政體裡所有的政治行為者都 習慣依循既有的規範，來解決國內的政治衝突，並認為違反這些規範是無效的 與高代價的。Linz與Stepan採取從民眾對民主的態度來界定民主鞏固的概念， 改變過去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取向。民主支持或民主正當性的概念，已成為 研究民主鞏固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Bratton, Mattes, and Gyimah-Boadi, 2005; Chu et al., 2008）。
因此，新興民主化國家是否能通過民主鞏固過程的挑戰，關鍵不僅在政治 菁英能否對民主制度與其程序產生牢固的共識，更重要的是民主價值與規範能 否內化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信念。也就是說，一般公民是否在民主實踐的過程 中得到自我實現的滿足，以及多數人民對民主的忠誠與支持度，是否能經得起 各種政治、社會與經濟危機的考驗（Dalton, 2004; Diamond and Plattn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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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4; Putnam, Pharr, and Dalton, 2000）。
本文以民主支持作為民主鞏固研究最核心的概念，但目前對民主支持這 個概念，具有很多種不同的界定方式（Anderson et al., 2005; Linde and Ekman, 2003; Weatherford, 1992）。然而，各種對民主支持概念的界定，其實都可以延 伸到David Easton的系統論。在其系統論中，主張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需要 人民對政治社群（community）、政治體制（regime）與權威當局（authority） 具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其次，任何政治體系均需要培養系統成員，對它的政 策產出或政治體系，給予某些普遍性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殊性支持 （specific support）。普遍性支持是由於成員的社會化、愛國心與對政府的信 任與忠貞所構成，特殊性支持是由於成員獲得某種特定的報酬或利益所構成 （Easton, 1965, 1975）。 Klingemann（1999）、Norris（1999）以及Dalton（1999）等人延續 Easton的看法，但把焦點放在支持的對象，並將民主支持的對象擴增為五 種，分別是：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體制組成的原則（regime principles）、政治體制的表現（regime performance）、政治體制具體的制度 （regime institutions）與政治行為者（political actors）等，他們並以此架構比 較分析西歐各國在民主支持度上的變化與差異。但是，Linde與Ekman（2003） 認為正常的民主運作，需要人民提供政治支持的對象非常多，Klingemann等人 的架構，並無法包括全部的支持對象。 Morlino與Montero（1995:232-35）兩人，同樣參考Easton的系統論，但 強調的是成員對政策產出或政治體系，所具有的普遍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 Morlino與Montero認為民主支持是一個社會對民主所抱持的正面態度，也就是 相信民主制度是最適當的一種政府組織型態，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測量，分 別是：普遍的正當性（diffuse legitimacy）、接受現有制度的正當性（legitimacy by default）與效能（efficacy）。所謂普遍的正當性，指體系成員相信民主體制
絕對是最好的選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對民主體制的支持。其次，所謂 接受現有制度的正當性，指因過去威權主義體制的失敗或崩潰，人民只好接受 目前替代威權主義的民主體制。所謂效能，指體系成員滿意當前民主體制的各 種表現，並認為民主體制可以有效解決社會上的問題。 目 前 國 際 上 幾 個 重 要 的 民 主 化 調 查 計 畫 ， 例 如 「 歐 洲 動 態 調 查 」 （Eurobarometer）、「選舉體系比較研究」（CSES）、「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ISSP）等，他們都使用「對民主體制表現的滿意度」作為測量民主支持的基 礎。然而，Linde和Ekman（2003）明確指出，僅僅以「民主的滿意度」作為 測量民眾的民主支持度並不理想，它只測量到民主實際的運作而已，並且高度 受到施測的時間、特定政治環境的影響。Inglehart（2003）所主導的「世界價 值調查」計畫（WVS），測量方法則比較複雜些。他們以四道題目，來測量人 民對民主普遍性的支持。其運用方式是，第一道題目加上第二道題目，再減掉 第三道題目加第四道題目，最後構成一個支持民主或專制的指標（Democracy/ Autocracy Index = (A+B)-(C+D)）。② Bratton所主導的「非洲民主動態調查」
（Afrobarometer）計畫，則以人民對民主體制的偏好（亦即民主是否優於其 它政治體制），再增加人民拒絕軍隊、個人或政黨、傳統領袖或專家等非民主 體制的程度（detachment from authoritarianism），建構人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 （Bratton, Mattes, and Gyimah-Boadi, 2005:72-81; Bratton and Mattes, 2001; Mattes and Bratton, 2007）。Gunther所領導的「比較選舉研究計畫」（CNEP），則是以
② 四道題目如下：
A. 在我們國家，有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是很好的統治方式（Having a democracy political system is a good way of governing this country）。
B. 或許民主仍有問題，但總要比其他的政府型態要好（Democracy may have problem but it’s better than any 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C. 由專家而不是政府，依照他們認為對這個國家最好的方式來決定政策（Having experts, not the government, make decisions according to what they think is best for the country）。 D.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並不受議會與選舉的干擾（Having a strong leader who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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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正當性（regime legitimacy）、政治的不滿（political discontent）與對政 治的不友善（political disaffection）這三個面向，測量人民對民主的態度。體制 的正當性，近似於Morlino與Montero所言的普遍正當性；政治的不滿，指對民 主仍有正面的傾向，但不滿意民主體制的表現；政治的不友善，則反映人民對 民主體制，普遍抱持一種不信任與懷疑的態度（Gunther and Montero, 2003）。
Rose和Diamond等人，進一步將民主支持的概念加以歸納與整理。Rose, Mishler與Haerpfer（1998:102-3）提出絕對性的民主承諾（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與相對性的民主承諾（contingent to democracy）這兩個面向。 絕對性的民主承諾，就是深信在所有可能實現的政治體制中，民主體制是最好 的、最優越的。相對性的民主承諾，就是不一定相信民主政體永遠是最好，但 至少相信民主（相對於非民主體制）更適合自己的國情，或更適合目前國家 發展階段的需要。Diamond（1999:168-69）則提出本質性的正當性（intrinsic legitimacy）與工具性的正當性（instrumental legitimacy）這兩個概念。本質性 的正當性就是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是原則性的，與個人的信念體系結合在一起， 不會輕易受到民主體制實際運作的情形所影響，也不會輕易受到外在環境劇烈 的變動而產生動搖。工具性的正當性就是對民主體制的支持，與其是否滿意民 主體制的運作、品質與政策的效能有關。
最近，朱雲漢（Chu et al., 2008）所主導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計畫，則綜合上述幾個民主支持的測量方法，以 反威權主義（detachment from authoritarianism）、民主正當性、民主欲求度 （desirability of democracy）、民主適合度（suitability of democracy）、民主表現 或效能（efficacy）與民主優越性（priority）等六個面向，建構一個測量人民對 民主的支持度。
本文對民主支持這個多面向的概念，所採取的測量方法，是擷取朱雲漢等 人所歸納出的三個面向（亦即民主欲求度、民主適合度與民主表現或效能）， 但不用其它三個面向（亦即反威權主義、民主正當性與民主優越性），主要理
由如下：第一，Schedler與Sarsfield（2007）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我們應該如 何正確測量民主支持這個概念。他們區分兩種不同的界定策略，分別是直接測 量與間接測量，直接測量是目前最被國際所採用的方法，其潛在問題是不問民 眾對民主的認知有何差異。本文支持以直接測量的方式測量民主支持的概念， 所以排除反威權主義的面向，因為間接測量的方式，並不能保證測出理論所想 要的東西。其次，民主正當性、民主欲求度、民主適合度與民主優越性這四個 概念，理論上要與民主價值取向具有高度的相關才對，否則就有矛盾的現象。 例如沒有民主價值取向，但確有高度的民主正當性的信念，本文認為這是一種 「假」的或「不堅實」的民主支持態度。本文經過對台灣資料經過的分析後， 發現民主欲求度、民主適合度與民主價值具有高度的相關，至於民主正當性、 民主優越性與民主價值取向，只具有微弱的相關。所以，本文最後決定排除民 主正當性與民主優越性，作為測量民主支持的面向。最後，公民對民主具有 的態度，除對民主具有認同外（亦即欲求度與適合度），另外一個有意義的面 向，就是測量公民對民主體制表現的評價。當今西方社會許多調查都發現，對 民主的認同與對民主實際表現的評價，是完全不同的面向。西方社會有越來越 多的公民認同民主，但不滿意他們國家的民主表現，學者稱這些公民為「批判 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這是民主鞏固與深化不可或缺的力量（Klingeman, 1999; Norris, 1999）。因此，本文以民主的表現或效能，與民主欲求度、民主適 合度結合在一起，共同建構一個具有理論意涵的民主支持類型。詳細的測量題 目，請參考附錄一。 此外，為深入檢證選舉輸家與民主支持的因果關係，本文在分析模型中， 設定若干控制的變項，藉以排除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可能具有虛假相關的疑 慮（亦即檢定因果關係是否由其它因素所造成）。在控制變項部份，主要依據 第二段所提到的理性選擇與文化理論。依照古典的理性選擇理論，個人的經濟 評估主要由兩個面向構成，一個是評估國家整體經濟或個別家庭經濟的狀況 （Kinder and Kiewiet, 1981）；另一個則以時間為面向，評估過去、現在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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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經濟狀況（Fiorina, 1981; MacKuen, Erickson, and Stimson, 1992）。本文選 擇以民眾對台灣過去這幾年整體經濟的表現，作為檢證古典理性選擇理論的基 礎。③ 至於政治產出，本文以中央政府貪污（corruption）的程度，作為檢證 政府的政治產出評量指標。這個變項，也是國際上最常被用來測量政治產出的 指標之一。在政治文化的測量上，本文以國際上最常被用的人際信任指標，以 及台灣特殊的變項，也就是統獨立場（背後反應在國家認同上的問題），作為 測量政治文化的重要指標。各控制變項相關測量題目與登錄方式，請參考附錄 一。
肆、台灣個案的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分析資料，來自「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臺灣地區調 查計畫」。調查執行時間從2006年1月至3月底完成，母體涵蓋全台灣地區20歲 以上的合格選民，樣本抽取過程都經過嚴謹的隨機抽樣設計，結合分層、多階 段與系統抽樣等方法，成功樣本最後都經過樣本代表性檢定與加權的處理，總 共完成有效樣本數1,587份。④ 本文選用「民主的欲求度」與「民主的適合度」這兩個重要的面向，作為 測量民主支持概念的基礎之一。首先，資料顯示這兩個面向在台灣社會，已具 有相當高的共識程度。表一顯示，在民主的欲求度上，台灣社會有高達83.1% 的民眾都給予6分以上的期待，而5分（含）以下的民眾只佔全體社會的7.4%， 這表示台灣多數的民意都給予民主正面的期待。另一個指標，也就是民主的適 合度，台灣社會也有67.1%的民眾都給予6分以上的正面評價，而5分（含）以 ③ 本文經過因素分析後發現，民眾對個人經濟情況的評估，與其對國家經濟情況的評估結 果非常一致。因此，本文採用國家整體經濟情況作為觀察的指標。 ④ 詳細的抽樣設計與執行過程，以及相關的執行報告，請參考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2007），東亞民主研究計畫的子計畫—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的工作網站。下的民眾，只佔全體社會的23.7%，兩者相差三倍左右。這表示台灣社會多數 的民眾，認為民主制度適合在台灣運行。⑤ 表一 民主欲求度與適合度的百分比分析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10分 無法選擇或不知道 您希望台灣目前有 什麼程度的民主？ 0.3% 0.3% 0.4% 0.6% 5.8% 9.1% 10.2% 21.4% 18.1% 24.3% 9.5% 請問您覺得民主對 台灣的適合程度如 何？ 1.1% 1.1% 3.8% 5.7% 12.0% 13.5% 13.4% 19.5% 9.8% 10.9% 9.1% N＝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說 明：分數越高，代表對民主的欲求越高、認為民主適合台灣的程度越高。 本文將民主表現的評價，區分為對制度整體的表現，以及對政府的整體表 現這兩種。台灣社會對民主體制表現的部份，則比民主欲求度與適合度低很 多，代表民眾在民主的認同與民主體制的實際表現之間，存在一段不小的差 距。表二顯示台灣民眾對民主實施狀況的滿意度，非常滿意與滿意兩類合計起 來，雖然高達55.9%，但非常不滿意與不滿意兩類合計起來，也有39.2%。滿意 民主體制表現的比例，比不滿意的比例只高出15%左右，有兩極化的現象。至 於對陳水扁領導的政府滿意的程度，比對民主制度表現滿意的程度低更多。其 中非常滿意與滿意兩類合計起來只有21.4%，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兩類合計起 來則高達72.6%，不滿意的比滿意的要高出50%左右。台灣民眾對民主制度與 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有所差距，顯示部份民眾對政府表現的不滿，未必會歸罪 到民主制度的身上。 ⑤ 民主的欲求度與適合度的量表，ABS使用1-10的測量方式，本文將6分以上歸類為正面取 向，5分以下歸類為負面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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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民主整體表現滿意度的百分比分析 非常 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無法選擇 或不知道 您對民主在我國實施的情形滿意不滿意 4.0% 51.9% 33.8% 5.4% 4.9% 請問您對陳水扁領導的政府滿意不滿意 2.5% 18.9% 47.1% 25.5% 6.1% N＝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為 深 入 的 統 計 分 析 ， 本 文 使 用 因 素 分 析 中 的 主 成 份 分 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進行因素的抽取（factor extraction），最後以最大變異數 法（varimax）進行正交的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以抽取特徵值大於1的因 子作為判別標準。表三顯示，四道題可以萃取兩個不同的因子，這兩個面向之 間，並沒有高度相關，有兩個指標甚至出現微弱的負相關（這也顯示若以加總 的方式，將這四道題目相加而獲得一個測量結果，並不恰當）。第一個因子， 本文稱之為對民主的認同，由二道題目組成（民主欲求度與民主適合度）。第 二個因子，本文稱之為對民主整體表現的評價，也由兩道題目組成（對民主體 制與陳水扁政府表現的滿意程度）。因素分析的結果表示，台灣社會對民主體 表三 民主支持測量題目的因素分析 對民主的認同 對民主整體表現的評價 1. 您對民主在我國實施的情形滿意不滿意 0.1990 0.8047 2. 請問您對陳水扁領導的政府滿意不滿意 -0.2292 0.7806 3. 您希望台灣目前有什麼程度的民主 0.8281 -0.1447 4. 請問您覺得民主對台灣的適合程度如何 0.8396 0.1319 Cumulative % 0.3707 0.6945 Analysis N 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說 明： 分析方法是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最大變異數法
制表現的評價，與對執政者施政成績的評價，雖然有一段差距，但兩者呈現高 度的相關。這兩個因素加起來，總共可以解釋接近70%的變異量。 利用因素分析的結果，本文繼續建構出四種對民主體制不同的支持類型。 其方法是以這兩個經由因素分析抽取出的因素（亦即對民主的認同與對民主 整體表現的評價），分別作為兩個不同的軸線，最後可區分出四種對民主不 同類型的支持態度（2×2＝4）。建構的過程如下：因兩個面向各有二道測量 題目所組成，理論上在每個面向中，至少都必須回答正面取向者，才會將這 個面向歸類為正值取向（即等於2分），其餘的則歸類為負值取向（即-2與0分 間）。其次，再找出大於0分其對應的因素分析數值，以此作為分類的切割點 （cutpoint）。最後，我們可以將台灣群眾政治支持的態度，區分為以下四種不 同的類型：民主反對者（不偏好民主體制、也不滿意民主體制的表現）、民主 順從者（不偏好民主體制、但滿意民主體制的表現）、民主批評者（偏好民主 體制、但不滿意民主體制的表現）、民主支持者（偏好民主體制、也滿意民主 體制的表現）。 民主反對者不認為民主適合台灣社會，也不認為台灣應該繼續發展民主， 同時也不滿意目前民主體制（或執政者）的表現，這是一種緬懷過去威權統 治的情結，表四顯示有28%的民眾屬於這種態度。與其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比 較起來，台灣或東亞社會一直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具有這種政治傾向（Chang, Chu, and Park, 2007）。其次，也有少部份的人（即民主順從者，約佔8.6%）， 他們不認為民主適合台灣社會，也對民主發展沒有特別的欲求，但他們卻滿意 民主體制的表現，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順服者。台灣社會最多數的民意，屬於 民主批評者（超過49%）。他們認為民主適合台灣，也認為台灣應該繼續發展 民主，但對目前民主體制（或執政者）的表現，傾向不滿意或不滿足的評價。 在西方社會裡，這類民眾被稱為「批判性的公民」，他們與民主發展或深化之 間的因果關係，是目前民主化研究中相當被重視的議題（Norris, 1999）。最 後，台灣社會裡也有部份的人（即民主支持者，約佔14%），認為民主適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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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也希望台灣繼續發展民主，同時也對民主體制的表現感到滿意。在1990年 代以前，西方學者大都認為這類的公民，才是民主正常運作或穩定不可或缺的 支持力量（Almond and Verba, 1963; Geissel, 2008）。
表四 民主支持的類型 對民主整體表現的評價 負值取向 正值取向 對 民 主 的 認 同 負值取向 民主反對者 28.04% （n＝445） 民主順從者 8.57% （n＝136） 正值取向 民主批評者 49.34% （n＝783） 民主支持者 14.05% （n＝223） N＝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說 明： 兩個面向的切割點（cutpoint），其相對應的F值分別為.233 （民主滿意度）與1.268（民主偏好度）。 如果以選舉結果中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營的支持者，在民主支持態度上的 差異進行雙變項的分析，表五的交叉分析中結果顯示，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 投票給連戰、宋楚瑜的人，有將近62%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只有2.5%的人屬 於民主支持者；相對地，投票給陳水扁、呂秀蓮的人，只剩37%的人屬於民主 批評者，卻有26.4%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勝選陣營與敗選陣營在這方面的差 異非常明顯。在民主反對者這個類別上，投給連戰的人比投給陳水扁的人高出 10%左右。至於未投票者，剛好介於這兩個陣營的支持者之間，但比較接近落 選陣營這一邊的態度。初步統計分析顯示，選舉結果對民主支持態度上的差 異，已達到顯著的水準。⑥ ⑥ 在有效樣本中，投票給陳水扁、連戰與未投票者的比例分配，相當接近2004年總統選舉 的投開票結果。
表五 投票抉擇與民主支持類型的交叉分析 投票選擇 反對者 順從者 批評者 支持者 樣本數 LR chi2 Sig. 陳水扁 23.89 12.91 36.80 26.40 519 219.281 P=.000 連 戰 33.59 1.93 61.97 2.51 518 未投票 23.91 5.80 60.14 10.14 276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伍、統計模型的分析
上述的分析是在沒有考量其它變數下的結果，本文以下將使用複雜的 統計分析模型作為推論的基礎。由於依變項是四分類的名目變項（nominal variable），所以可使用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的統 計分析。⑦ 表六為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在控制其它變項下， 選舉結果所造成的輸家與贏家，仍是最具有解釋力的變項，顯示這個變項在解 釋民主支持的態度上不能被忽略。其次，理性選擇的因素比文化的因素，在解 釋民主支持的類型上更為重要，這個發現與目前東歐後共產主義國家、拉丁美 洲國家，甚至非洲國家的民主化經驗相當類似。也就是國家經濟整體發展的情 況、民主政治的品質與產出等因素，會影響人民對民主的支持態度（Bratton, Mattes, and Gyimah-Boadi, 2005; Evans and Whitehefield, 1995; Waldron-Morre, 1999; Whitehefield and Evans, 1999）。在「民主反對」相對於「民主支持者」這兩個類別上，投票給連戰、宋楚 瑜（虛擬變項，以投票給陳水扁、呂秀蓮為參照組）、對國家整體經濟狀況的
⑦ 本文也使用過有序勝算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分析，但結果並沒有比多項式勝算
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來得理想，可能的原因，是各種民主支持的類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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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選舉輸家與民主支持：多項式對數勝算模型分析 解釋項 民主反對者 / 民主支持者 民主順從者 / 民主支持者 民主批評者 / 民主支持者 性別（對照：女性） 男性 -.346 (.248)+ -.353 (.272) -.029 (.209) 年齡 .023 (.009)* .025 (.015) .005 (.008) 教育程度 .104 (.087) -.314 (.118)** .331 (.081)*** 投票抉擇（對照：陳水扁） 連 戰 未投票 2.085 .832 (.339)*** (.336)* .328 .520 (.582) (.411) 2.372 1.013 (.332)*** (.251)*** 國家整體經濟評估 -.377 (.085)*** .053 (.121) -.254 (.077)*** 政府貪污程度 .647 (089)*** .258 (.159) .472 (.086)*** 統獨立場（對照：主張獨立） 維持現狀 主張統一 .704 .781 (.336)* (.259)** 1.120 .097 (.323)*** (.509) .458 .547 (.331) (.267)* 社會信任 -.019 (.117) .509 (.145) -.038 (.103) Constant -2.629 (.741)*** -2.357 (1.365) -2.004 (.670)** Number of obs = 1311 Wald chi2 (27) = 565.04 Prob >chi2 =.000 Log Likelihood = -1272.0667 Pseudo R2 = 0.1593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說 明：1. +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djusted for clustering around PSU in parentheses. The model pass the Hausman’s tests of IIA.
評估，以及政府貪污的程度最有解釋力。⑧ 認為過去幾年國家經濟條件變差、 政府貪污情況越嚴重，以及投票給連戰者，屬於民主反對者的機率，比民主支 持者的機率高出很多。至於兩個政治文化的因素中，以統獨立場的影響力比較 大些，而人際間的信任與民主支持的態度無關。偏向主張統一的人，屬於民主 反對者的機率，比民主支持者的機率要高。而個人的經社變項，包括性別、年 齡與教育程度在民主支持態度上則沒有顯示有任何的解釋力。⑨ 在「民主批評者」相對於「民主支持者」這兩個類別上，也以投票給連 戰、對國家整體經濟狀況的評估，以及政府貪污的程度最具有解釋力。認為過 去幾年國家經濟條件變差、政府貪污情況越嚴重，以及投票給連戰者，屬於民 主批評者的機率，要比民主支持者的機率高很多。未投票者，也比投給陳水扁 者，屬於民主批評者的機率高很多。至於政治文化的因素在這兩類的對比中， 則不具重要的解釋力。而在個人經社變項，除教育程度外，其它的變項也都不 顯著。其中教育程度越高，屬於民主批評者的機率就越高。 至於「民主順從者」相對於「民主支持者」這兩個類別上，只有兩個因素 比較重要。教育程度越低者，以及在統獨立場上主張維持現狀者，有較高的機 率屬於民主順從者。教育程度越高者，以及在統獨立場上偏向統一或獨立，有 較高的機率屬於民主支持者。 本文以上檢查所有比較組的係數變化，雖然有利於瞭解影響名義依變項的 因素（及民主支持的類型）。但有太多的迴歸係數，其實很難找出一個規律來 理解其意涵。因此，本文再將這些係數依其差異比率以圖示的方式，可以讓我 們比較容易找出各種變化的關係（Long and Freese, 2006:264）。圖一是以結果 類別「民主支持者」（英文代號為D）為參考組，其位置在圖上方刻度（機率
⑧ 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的係數（coefficient），表示如增加一個單位的自變項，其係數將會
改變多少。
⑨ 本文在模型分析中也加入省籍、地理區域與個人家庭經濟情況這三項個人經社基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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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等於1，以及圖下方刻度（分對數回歸係數）等於0的地方。由圖一可以看 出在「投給連戰」這個自變項上，政治支持的類型從民主支持者、民主順從者 （英文代號為B）、民主反對者（英文代號為A）及民主批評者（英文代號為 C）的順序由左至右。實線的連結代表「投給連戰」在兩個類別之間的對比機 率，已達到顯著的差異。舉例來說，就投給連戰而言，屬於民主順從者比民主 圖一 選舉輸家與民主支持的類型：多項式對數勝算模型分析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說 明：A為民主反對者，B為民主順從者，C為民主批評者，D為民主支持者。 畫線部份代表達到顯著差異，未畫線部份代表未達顯著差異。支持者的機率高，但並沒有達到顯著的水準。然而，「投給連戰」而屬於民主 反對者或民主批評者的機率，都比民主支持者要高，而且已達顯著的差異。 在「教育程度」上，從各種政治支持的類型分佈來看，教育程度改變一個 標準差的影響，比「投給連戰」這個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小。舉例來說，教育程 度越高，屬於民主順從者的機率比民主支持者的機率是越來越小，兩者也達到 顯著的水準。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越高，屬於民主反對者（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與民主批評者（達到顯著水準）的機率，都要比屬於民主支持者高。在 「國家整體經濟評估」上，從各種政治支持類型的分佈來看，經濟評估改變一 個標準差的影響，比「投給連戰」這個因素所產生的效果還小。舉例來說，認 為國家經濟情況越來越好，屬於民主反對者或民主批評者的機率，都要比屬於 民主支持者低，而且都達到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認為國家經濟情況越來越 好，屬於民主順從者的機率，則要比屬於民主支持者高，但沒有達到顯著的差 異。 「政府貪污程度」與「主張統一」這兩個變項，與「投給連戰」的影響方 向類似。但從各種政治支持類型的分佈來看，這兩個變項改變一個標準差的影 響，比「投給連戰」這個因素所產生的效果還小。舉例來說，認為政府貪污情 況越嚴重，以及主張統一者，屬於民主順從者要比民主支持者的機率高，但並 沒有達到顯著的水準。然而，認為政府貪污情況越嚴重，以及主張統一，屬於 民主反對者或民主批評者的機率，都比屬於民主支持者高，而且達到顯著的差 異。
陸、結論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選舉結果所產生的勝選陣營與敗選陣營，的確影響 他們對民主的支持態度。對選舉輸家而言，比較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其次 是民主反對者，只有很少的人屬於民主支持者。對選舉贏家而言，同樣有比較臺灣民主季刊
多的人屬於民主批評者，但在比例上要少很多，其次是民主支持者。如果控制 其它可能的解釋因素，仍然可以發現選舉的輸家與贏家，是影響公民對台灣民 主支持態度最重要的因素。 台灣社會約有一半左右的公民屬於民主批評者，民主批評者對台灣民主 政治的發展有何作用？本文認為民主批評者如同西方社會所言的「批判性公 民」。從1960開始，西方社會就存在一批為數不少的民主批判者，當時的學者 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內在結構出現矛盾後所產生出來的問題（Geissel, 2008）。但是，1990年代以後，學者的看法出現重大的轉變，認為批判性公民 對民主具有正面與積極的作用，不再視民主批判者是民主的威脅或危機的指 標。有些學者甚至指出，民主批判者對民主的深化過程，具有一種推動的力量 （Dalton, 2004）。Welzel 與Inglehart（2008）的研究指出，民主的產生需要政 治菁英對民主遊戲規則做出承諾，但一般民眾對民主提出的需求與批判，是民 主深化與鞏固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我們不必認為民主批評者，將對台灣民 主的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反而應視之為民主鞏固或深化的推動力量。 隨著台灣2008年總統選舉結果，產生第二次政黨輪替，這樣的結果或許可 能削弱泛藍陣營的支持者對民主體制的懷疑或不滿。誠如Przeworski所言，民 主可貴之處，在於它具有不確定性（uncertainty），敗選陣營縱然在這次的選舉 競爭中失利，但他們相信在下次的選舉中，只要再努力一點，就會有獲勝的機 會（Przeworski, 1991:19-26）。民主體制得以存續下來，就必須讓每個人覺得 自己支持的政黨將來有獲勝的機會。台灣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後，不同陣營的支 持者分別嘗過勝選與敗選的滋味，或許會有助於培養公民對民主正面的支持態 度。當然，這項推論需要日後資料的佐證。 台灣社會還有一個潛在的問題，那就是這幾年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惡化， 是否會影響民眾對民主的支持態度？過去有一種看法，主張民主體制若可以改 善經濟環境，包括個人或國家，人民支持民主體制的可能性就會增加。如果民 主體制伴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增加，人民支持民主體制的可能性就會減少（Almond and Verba, 1963; Dahl, 1971）。另一種看法卻認為，人民可以區辨支 持民主體制與支持政府兩者是不一樣的，人民在經濟條件上的不滿，不會怪 罪到民主體制上，認為經濟問題是政府表現的問題（Schmitter, 1994; Waldron-Moore, 1999）。還好，資料顯示台灣民眾對國家整體經濟評估不好者，與反對 民主的態度之間，只具有微弱的相關性。然而，如果台灣經濟情況更加惡化， 是否會強化反民主的態度，這點也值得我們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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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變數的測量與登錄方式 變 數 測 量 題 目 登 錄 方 式 經社變項 性別（虛擬變數） 0＝“女性” 1＝“男性” 年齡 實際年齡 教育程度 1＝“未就學” 2＝“小學” 3＝“國中以下”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以上” 選舉參與 2004年總統大選投票抉擇（二個虛擬變數） 0＝“陳水扁” 1＝“連戰” 1＝“未投票” 經濟表現 您認為過去幾年，我國經濟變化的情況怎麼樣 1＝“差很多” 2＝“差一些” 3＝“不好不壞” 3＝“無法選擇” 4＝“還算好” 5＝“非常好” 貪污情況 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汙腐化的情況普不 普遍 1＝“幾乎沒有” 2＝“沒有多少人” 3＝“無法選擇” 4＝“相當普遍” 5＝“幾乎人人都貪汙” 人際信任 一般來說，您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還是與人來往小心為妙 1＝“小心微妙” 2＝“無法選擇” 3＝“可以信任” 國家認同 統獨立場（二個虛擬變數） 0＝“主張獨立” 1＝“維持現狀” 1＝“主張統一”變 數 測 量 題 目 登 錄 方 式 民主支持 您希望台灣目前有什麼程度的民主 1＝“6-10分” -1＝“其它” 您覺得民主對台灣的適合程度如何 1＝“6-10分” -1＝“其它” 您對民主在我國實施的情形滿意不滿意 -1＝ “非常不滿意”與 “不滿意” 1＝“其它” 對陳水扁執政的滿意度 -1＝ “非常不滿意”與 “不滿意” 1＝“其它”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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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tzung Ch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election studies, and East Asia studies.
Election Loser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Election Loser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tic
Ruling Party in the Taiwan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Yu-tzung Chang
Abstract
Democratic systems contain the inherent weakness that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he ballot box can itself create tension by dividing the electorate into winners and losers and creating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mongst the losers, who are forced to accept unfavorable electoral resul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dures which follow, support for the system may consequently be low and unstable, meaning that the success and persistence of any democracy is based not on the success of the winners, but rather on the self-restraint of the losers. This paper creates a measure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ese society by looking at temporary democratic commitments and evaluation of ruling party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inning and losing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other variables remaining constant, election results strongly influence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ese society. Amongst the losers, very few can be considered supporters of democracy, and most are critical. Amongst the winners, there are also many who are critical; however, a far greater proportion, are supportive of, or submissive to, democracy. Citizens’ needs and criticisms of democracy are an essential element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 further disconcerting finding is that the worsening stat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ay be eroding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aiwan. Whether the factors identified in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weakening or otherwise of Taiwanese democracy is certainly a question worth further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