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腳滿洲．發現台灣：以1930年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為討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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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滿洲．發現台灣：

以 1930 年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為討論中心

羅詩雲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wow830@hotmail.com

摘要

旅行實是一種接觸不同文化的跨界過程，也是主體經驗文化差異的歷程。〈新興中國見聞記〉是具日本留學與台灣社會運動經驗的知識分子謝春木，其 1929 年 5 月至 6 月赴中國旅行後的歸台沉澱之作，內容是探討日本在中國的政經勢力與生活眾相。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生存於殖民地社會、近代世界文明觀、殖民霸權多重時空脈絡之下，遊記多就中國方面情況對照省思台灣問題，並結合了日本、中國、台灣的多重視野，充分表現了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面臨思想轉變下知識分子文化視野的複雜性。〈新興中國見聞記〉依區域可劃分為日本、上海華東、東北滿洲等三大區的紀錄。本文將以東北滿洲的行旅文字為主要分析內容，並以其他兩區從旁參照，析論謝春木的文化視野與感覺結構。藉由爬梳日治時期的台人海外旅行書寫，探求敘事空間、交通體驗、社會結構中日常生活與文化行旅間的互動脈絡，以及謝春木之於台灣社會運動路線的思考。關鍵字：旅行、〈新興中國見聞記〉、謝春木、滿洲、殖民地 ◎ 收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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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滿洲與日本統治下的台人近代旅行

人口的流動產生了多元混雜的文化融合與交流，使得城鄉景觀、空間有了劇烈改變，人際關係的變異也重構社會關係的有機網絡。不管生活在何處，眾人都是在爭取一種生存的權利，和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論及日治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從 1895 年台灣變成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開始，便有了大量遷居中國的台灣人。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在中、日兩國換文之後兩年內，台灣人可以自由選擇回大陸為清國子民，或留在台灣為日本國民。1_{此一自由選擇國籍的規定，讓當時原本在台灣享有諸多特權的士} 紳家族面臨避居中國或留台發展的抉擇。此際時空背景下的移動，並不如其後日治時期日本文人來台所進行的各類旅行、冒險敘事，被視為一種帝國欲望的展現或是異國情調的追求，而是具有回歸原鄉的意味存在。待 1897 年日本、中國國籍過渡期結束，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與中國兩岸的渡航交通往來的管制便愈趨嚴厲。至大正期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南進政策之後，日方始積極在中國華南地區與東南各國進行經濟活動與移民事業，以達帝國勢力擴張之效（卞鳳奎，2006：9-36）。隨之台人在這樣的時局環境下亦再度得以有了旅居東亞、前進中國的機會。以 1929 年謝春木的旅行時間為準，本文所指「滿洲」為 1906 年起日本於中國東北經營的南滿洲鐵道附屬地，以及旅大租界地區，即民國後泛稱的部分東北地區。2_日本與滿洲的淵源可以溯及 1894 年開始的甲午戰爭，戰爭的主戰場即在東北地方南端的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翌年中國戰敗後，馬關條約便協調將遼東半島和台灣一起割讓予日本，但此舉卻引發欲將勢力範圍延伸至中國的列強之反彈，因此發生了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然而，1904 年的日俄戰爭卻讓日本再度從俄國的手中奪回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以及旅順至長春之間的附屬地與設備。故 1910 年代日本將南滿洲鐵道與其附屬地領土化，20 年代對中國採取不干涉內政的政策，從而展開彈性外交，避免武力干涉。1931 年的滿洲事變則正式宣告日本對於進軍東亞的野心，滿洲國的建立更使日本獲得中國東北的支配權。可以說日本在近代是不斷藉由戰爭以逐步構築帝國的殖民地版圖。研究者山本有造認為日本的帝國組成骨架實乃三環式構造：本土（內地）、殖民地（外地）、租界地，前兩者是屬日本領土範圍，而具租借權與委任治權的租借地（如：南樺太、關東州、南洋 1_{馬關條約第 5 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 任便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黃秀政，1992：345） 2_{南滿洲鐵道附屬地的簡稱，指南滿鐵路沿線屬於滿鐵的用地，在南滿（今哈爾濱至大連）鐵路、安奉（今} 丹東至瀋陽）鐵路及其支線占用的中國土地。範圍包括大連至安東、營口、煙台、撫順、柳樹屯的鐵路沿線用地，為長春以南鐵道和其附屬地範圍。青島地區雖不在滿洲範圍，但謝春木於書中視之為進入滿洲腹地的要道，故一併納入本文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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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島）則為日本的準領土外地（山本，2002：72-78）。謝春木 1929 年的中國行就從殖民地台灣出發，之後行經日本內地，也探訪日本在中國的諸租界地上海、蘇州、青島、大連等。因此，此次中國行旅同時觸及近代日本帝國三類構造內的社會組構，見證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地標變化的樣態。在日本長久以來的經營之下，滿洲地區成為帝國重要的工業中心與原物料供給地，並與殖民地台灣往來密切。1912 年總督府開設高雄天津命令航線，後延長靠泊港至大連，將航權擴張至華北滿洲。尤其 1932 年滿洲國成立之後，因為學業、求職、產業人才需求之故，台人旅居滿洲人數大幅增長，同年 11 月日本即開闢台灣與東北直航航線（戴寶村，2000：163-165）。日治時期赴滿台人則可分為三類：一是政府人士、二是於滿洲入學後於當地發展者、三是於滿洲經營事業者（許雪姬，2002：413、418-419）；而台人對於滿洲的觀點傾向將之視為中國固有領土，3_{且台人言論機關台灣民報系列社說議論台} 人海外進出問題時，經常將中國、滿洲、南洋一併劃進漢文勢力範圍。4_{綜合上述種種，} 對於台灣而言，滿洲一地既具文化祖國中國、殖民母國日本的主權利益之疊合問題，又具日本帝國勢力範圍下不同殖民形式結構的參照意義。除了政經因素，日俄戰爭之勝利無形中帶動日本的國民意識抬頭，以及人民對海外旅行的興趣。1906 年便有首次團體性質的殖民地觀光團，即朝日新聞社企劃的「滿韓巡遊旅行會」，一時之間掀起了一股殖民地觀光熱潮。之後 1910 年代起日本內地便於各地組織旅行俱樂部，以宣揚近代的旅行風氣。1924 年鐵道省更設立了「日本旅行文化協會」，發行月刊雜誌《旅》（1924 年 4 月創刊號）與其他出版活動。《旅》的版面呈現出 20年代日人旅行圈已經以帝國領土作為活動範圍。台灣、朝鮮、遼東半島租借地、南滿洲鐵道及其附屬地、山東半島、樺太、南洋群島等，無一不成為日治時期日人殖民地旅行的書寫題材（曾山，2003：263-264）。至於台人近代旅行活動的成形，則與台灣的近代化、總督府政策、日本文化影響與本土文化等因素相關，待至 1930 年代以降才顯興盛 3_{例如轉譯於東京朝日新聞的：「余書『中國』於此。茍明白者必解為中國文化所普行之地且為中國人索居} 之謂也。余至少亦將南滿洲算入中國之中。夫南滿洲之為中國領也儼然底其沙洲之於米國也。此土地無中國之同意不可割於他國者。」（エツチ、ジー、ウヱルズ手記，1922：24。）「大陸は曾て北は大連奉天山海關天津北京南京蘇州上海杭州南は香港汕頭廈門漳州泉州福州等を旅行したことがある時世の進步と共に廈門の土地も昔と頗る趣きを異にする点あるを以て所感の一端を述べたいと思ふ。」（杜聰明，1923：67）「又、東三省（奉天吉林黑龍江）を滿州と呼ぶ、滿蒙利權云々は實に民國に疑はれる最大の原因であると信す。勿論日本は滿蒙に於て相當の利權は有しては居るが決して東三省全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はない。」（黃朝琴，1923：39）：「滿州係中國領土，依國際條約，對于滿州各國僑民之生命財產，自應由中國盡力保護，滿州之治安秩序，自應由中國負責維持，無煩日本置慮。」（〈中國答覆日本覺書〉，1928.06.10） 4_{參見《台灣新民報》社說諸篇：如〈滿蒙爭奪戰〉}_{（1931.10.03）、〈中俄復交是目前急務〉}_{（1932.06.18）、〈海} 外進出與漢文之重要性〉（1932.06.29）、〈日華關係與滿洲問題〉（1932.07.02）、〈承認滿洲獨立的現在與將來〉（1932.09.11）、〈聳動世界的立頓報告書〉（1932.10.04）、〈外國語教授之檢討〉（193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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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2003：320-324）。台灣的近代旅行可謂伴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近代化逐步成立。近代旅行的成立不僅是交通網絡或其他宿泊設施的建構所促成，也包涵了產業化與人民所得達到相當水準與近代休閒娛樂觀念的影響。上述歷史背景與文化發展正是謝春木 1929 年赴中國旅行的時空環境，此際台灣、滿洲兩地的人流物流、交通建設及旅遊觀念皆有一定基礎。旅行在本質上具有「獲得」的特質，是以經濟結構為模式的行動（胡錦媛，2000：183）。旅行帶來了人們生活上時間、空間以及人文環境的體驗。其意義小至逃離原有單調貧乏的生活，至異國尋求新知識新事物，大至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對他國的掠奪侵入皆涵蓋在內。身為 20 年代台灣民族運動先覺者的知識分子，謝春木的中台兩地移動與書寫，可謂呈現殖民過程衝擊之下，置身另一環境與文化背景，於差異中藉以他者觀點獲得省視自我的實踐意義。且謝春木與同行參加南京孫文奉安大典的王鍾麟路線並不一致，典禮之後王氏繼續滯留華東，謝春木則由上海轉赴青島，再抵大連以及滿鐵沿線視察（〈B02031442800．台湾人関係雑件〉，1927.03.29-1929.07.01）。為何謝春木選擇轉赴滿洲視察，其動機是待進一步討論的議題。此外，其滿洲移動完全置身日本帝國於滿洲經營的運輸網中，包括大連汽船、南滿鐵路，因此實屬一趟特殊的「帝國旅行」。故遊記中滿洲部分的記述文字，之於身兼旅者、民眾黨要員、被殖民者多重身分的謝春木，以及較中國其他地區的旅行記述而言，是具有獨特意義與討論價值的文本。謝春木旅行時間雖僅一個半月，卻遊遍中國各大城市，旅中期間已將相關經驗系列發表於《台灣民報》，翌年更添新章著成〈新興中國見聞記〉出版，足見其中國觀察所得之豐厚。目前學界關於謝春木的研究方向，集中於他的文化政治歷程或是早期的文學活動。包括單篇論文〈謝春木、台灣革命同盟會與中華民國在台灣〉（黃種祥，2013）、〈謝春木：台灣新詩的肇基者〉（蕭水順，2006）、〈被遺忘的半山──謝南光〉（何義麟， 1994a，1994b）、〈想像與真實：台灣人的祖國印象〉（陳翠蓮，2008：179-222）和〈帝都的憂鬱：謝春木的變調之旅〉（柳書琴，2001）等篇；學位論文則有〈謝春木及其作品研究〉（賴婉蓉，2009）一作。其中具體詳論謝春木中國遊記的〈謝春木及其作品研究〉、〈想像與真實〉二作，論述重點皆觸及了身分認同。前者點出謝春木既是漢民族又是台灣人的自覺意識（賴婉蓉，2009：124-126），以及對帝國資本主義下底層眾相的觀察；後者則是考察謝春木的中國印象，並指出日本文明認同與血緣文化祖國的矛盾情結（陳翠蓮，2008：220-221）。然而跨地域移動的旅行書寫，尚牽涉到科技層面（工具、同行、網絡、公關、理念）、感情結構（共鳴、反征服、救贖、懷舊、驚奇）、心理符號機制（差異、再現、批判、調整、認同）等面向（廖炳惠，2002：86-91）。除了身分認同的解讀意義，本文將藉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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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個層面掌握謝春木的滿洲記述，釐清其海外視察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連帶思考。內容架構將具體以空間物象、交通體驗、多民族社會三方面內容，解析〈新興中國見聞記〉所展現的東北滿洲面貌，並參照同時代台人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書寫。且考量台灣殖民時期政治運動歷史的發展結構，始終圍繞在中國、日本、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這四個知識論及地理座標（荊子馨著、鄭力軒譯，2006：87-88）。是故析論謝春木的滿洲書寫，釐清其文化視野中科技層面、感情結構、心理機制與行旅間的互動脈絡外，亦能呈現 1927 年文協因運動路線歧異左右分裂之後，台灣知識分子如何思考社會運動未來路徑的問題。

二、踏上旅途：謝春木與他的〈新興中國見聞記〉

謝春木（1902-1969，後改名謝南光），1917 年自二林公學校畢業，後考上台北師範學校。青年時期便有旅居海外的經驗，1921 年甫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求學的他，翌年便以日文短篇小說〈她將往何處去──致苦惱的年輕姊妹〉（〈彼女は何處へ？──惱める若き姉妹へ〉）連載於《台灣》雜誌第 3 年第 4 號至第 7 號（1922.07-10），而登上台灣文壇。此篇提出對台灣傳統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期盼以新學啟蒙大眾的想望。研究者柳書琴認為〈她將往何處去〉是從本土社會之自我束縛，揭示覺醒者不得不出走的原因（柳書琴，2009a：40）。留學期間，謝春木參加了「東京台灣青年會」，並連續三年返台參與該會的文化講演團，參與台灣文化啟蒙相關活動。1925 年則接替林呈祿擔任台灣民報編輯與記者工作，同年因二林事件的爆發，謝春木就此退學返台支援台灣的工農運動。之後投入台灣民眾黨的創建工作，不僅為中央常務委員，也任勞農委員會主席，是日治時期台灣重要的政治運動者。而謝春木的中國經驗亦與他的政治活動息息相關，特別是台灣民眾黨參與階段的經歷，埋下日後 1931 年移居中國上海的因子。以日治時期台人遠赴中國的動機而言，包括了留學、依親、商業、旅行、洽公、社會運動等公私旅居原因；依旅行者的身分則可分為台灣舊、新文人；依旅居區域主要有北京、上海、南京、重慶、華南、滿洲等地域。5_{而〈新興中國見聞記〉的內容是謝春木} 取材自 1929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26 日期間，在上海、南京、無錫、蘇杭、青島、東北、廈門等地的旅行紀錄。滿洲遊記之所以成立的契機，原是謝春木以民眾黨中央常務委員身分參加孫文奉安盛事（何義麟，2006：24），途中將旅遊感想文字發表於《台灣民報》。爾後方結集為〈新興中國見聞記〉系列文章，而附錄於 1930 年出版的《台灣人如是觀》 5_{日治時期台人中國旅居區域，請參照卞鳳奎（2006）、王詩琅譯註（1995）、藍博洲（2006）；赴中動機可} 見許雪姬（2002）、許雪姬（2008）、許雪姬（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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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は斯く觀る》）日文書末。在書前〈凡例〉的部分，謝春木說明第 2 編的〈新興中國見聞記〉第 1、2、3、15 章，曾在 1929 年 6 至 12 月間以〈旅人の眼鏡〉（〈旅人的眼鏡〉）為名不定期連載於《台灣民報》，6_{其餘章節為 1930 年台灣民報社出版的《台} 灣人如是觀》新作（謝南光，1974：3）。基本上，《台灣民報》連載的內容與 1930 年出版版本幾乎一樣，只有章節結構或命名的些微變動。圖一〈旅人の眼鏡（九）〉（資料來源：追風，1929.08.25：12）值得注意的是，報紙連載的第九回被整篇查禁（見圖一），此節內容亦不見於 1930 年〈新興中國見聞記〉版本。依據〈旅人の眼鏡（八）〉描寫上海印度巡捕，以及〈旅人の眼鏡（十）〉（《台灣民報》，1929.09.01）所述：「租界是列強對華侵略的策源地，這是誰都知道的。這也是帝國主義列強決心始終死守於此的真正原因。其黑暗面前號雖已聊 6_{追風生（第六回後署名追風），}_{〈旅人の眼鏡〉，}_{《台灣民報》，第 263-264、269-277、279-280、282-283、} 285-289 號，1929 年 6 月 2、9 日、7 月 14、21、28 日、8 月 4、11、18、25 日、9 月 1、8、22、29 日、10 月 13、20 日、11 月 3、10、17、24 日、12 月 1 日，第 11 版（第 1、2、3、10、12、13、20 回為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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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紹，但因不幸遭到禁止的厄運，故由別的方面闡述我的觀察如下。」可知第九回應為探討帝國主義於上海租界經營的負面相關內容，而遭檢閱割削。回顧〈新興中國見聞記〉內容，基本上就是探討日本在中國的政經勢力與底層階級、旅居台人的生活眾相。呈現出作者思考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生存於殖民地社會、近代世界文明觀、殖民霸權多重時空脈絡之下諸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除東北滿洲的記述全是未刊於《台灣民報》的新作外，記述筆法上也與日本、華東地區以社會生活出發的行旅觀察及感懷不同，多了文字與經濟數據資料（例如：《滿蒙年鑒》、《日本在滿蒙投資狀況》、《滿洲工商概覽》）的搭配說明，頗具觀察報告意味。綜合看來，謝春木滿洲書寫的著文視角、目的與動機可謂與一般抒懷遊記有所分殊，實有必要作進一步探討。《台灣人如是觀》第 2 編〈新興中國見聞記〉多所就中國情況對照台灣問題而加以省思，結合了日本、中國、台灣的多重視野，充分表現了當時知識人文化視野的複雜性。《台灣人如是觀》書序寫道：本書並非要論述某一系統的觀點，而是要表明作者、表明一個台灣人，對台灣島內、日本內地及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及感想。故不是為了宣傳某一主義的觀點，而是要明確台灣人的立場。……我認為，台灣是三個民族的共同生活地，台灣居民與其戰戰兢兢地承認這一事實，倒不如勇敢地正視這一事實，明確相互的立場，尊重相互的立場，形成彼此接受的政策，才能創造真正融洽和睦的共同生活。征服對方是不能取得圓滿的結果的。日常經驗告訴我們，若將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人，即會招致彼此關係的惡化。關於這一點，敬請在台灣的日本內地人讀一讀拙著。7_{（謝南光，1974：1-2；粗體字為筆者所標）} 由書前序可知謝春木旅行中國的目光焦點和著書之動機，是在於「明確台灣人的立場」，雖然作者並未明言共同生活於台灣的三個民族為誰，但從引文邏輯研判其明確之道便是對日本、中國、台灣三個民族的理解，故才展開中國之旅。因此，謝春木不僅欲透過此書表明他對日、中、台三地的感想，也期許將這樣的內容介紹給包含在台日本人的台灣讀者群。此外，謝春木此行也意味了民眾黨內部亟欲突破島內運動左右分裂之境，效法孫文革命行動與中國展開接觸，8_{進以實踐殖民地台灣解放的想法出現。謝春木行旅中國之} 7_{以下此書引文中譯文字參考謝南光（1999a）〈新興中國見聞記〉一書作修訂。} 8_{民眾黨對中國方面的態度，可參見謝春木與張深切二人說法，1927 年文協左右分裂間接促成民眾黨積極} 聯繫中國國民黨。「蔣渭水則採取中間態度，標榜全民運動──民族的綜合解放運動。……蔣的方案主張學習中國國民黨，蔡的方案則主張維護文化協會的傳統。」（謝春木，1999b：306）「民眾黨本來只有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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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927 年文化協會分裂，同年 6 月即以謝春木為負責人成立台灣民眾黨，其後謝氏擔任了民眾黨的中央常務委員與勞農委員會主席（蔡培火、吳三連，1987：355-443）。期間組織的運動路線雖然主張民族與階級解放並行的全民運動，但在 1929 年 6 月謝春木自中國返台後不久，同年 10 月民眾黨的第三次黨大會宣言便強調與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的互相聯絡（何義麟，1994a：156-157），顯示民眾黨運動路線的逐漸左傾。此般行動方針的轉變，亦可得證於 1929 年 10 月民眾黨決定在上海及中國派駐代表與島外解放團體聯絡，以及謝春木闡述「台灣人非法的解放運動只有從事地下活動，或由島外採取『間接射擊』這兩條路而已」的思考（謝南光，1974：343）。可見在民眾黨行動路線與活動性質產生明顯質變的 1929 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期。從其後民眾黨的部署與謝春木的發言、著作、活動，皆可推判 1929 年民眾黨央委的謝春木之中國行，確實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實有必要重新省視〈新興中國見聞記〉之記述。對於謝春木而言，這次的中國之旅相當於一趟朝聖儀式，具有脫離固有生活軌跡的特質。因為謝春木行旅目的是欲盡情觀看中國，途中另代表民眾黨參加孫文改葬南京中山陵的儀式，他在〈新興中國見聞記〉敘述「孫總理的葬禮儀式，恐怕是近代中國葬禮儀中最盛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謝南光，1974：185）。且台灣民眾黨向來注意中國統一後國民政府動向，例如 1929 年 4 月民眾黨〈關於廢止渡支旅券之聲明書〉提及中華民國政府已統一全國，治安維持良好。1929 年 10 月第三次全島黨員大會宣言則提出對中國現狀的觀察，肯定其廢除不平等條約的努力（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2006：191、215-216）。故統一後的中國對身為民眾黨要員的謝春木而言是亟欲探索之地，更何況這回雖非謝氏首次海外旅行，但卻是他首次親炙中國。故其心情可說是相當雀躍、期待的：想去海外的心願，近三、四年來始終在我心中縈繞。雖說是短暫旅行，但臨近出發的日子，仍應做完剩下的工作，諸如我不在時家中的糧食準備、收拾行李、買禮品等，胡亂忙個不停。……慌亂地準備了一周，從我的職業來看，如此手足無措，真有點不好意思。（謝南光，1974：1）緣於對中國統一現狀的期待、參加孫文奉安典禮的台灣民眾黨代表身分，謝春木愈加期許自己於旅程中盡可能為台灣記錄中國：「像信使般的旅行的紀錄，仍是同以非常快的速度行進相適應。」（謝南光，1974：14）就其個人而言，於時間有限的狀況下，以信使自許的作家離開舊地台灣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種靠近自己想望的回歸，書序所言嘗試將中而沒有標榜主義思想，所以一般民眾無所適從，蔣渭水不得不把他所奉的三民主義標明為黨的最高領導思想，而以祖國作為其奧援的背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國民黨員王大貞來台視察，民眾黨由他獲得了『國民黨綱領』與勞動運動有關的文獻；蔣渭水即密派蔣文來往祖國觀摩研究，又密令謝春木、王鍾麟和國民黨打交道，積極採取親國民黨的政策。」（陳芳明等編，19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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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見所聞分享予台灣大眾，亦為一種憧憬中國的心情表露。圖二 1929 年謝春木滿洲旅行路線（資料來源：滿洲鐵道 1921 年既設線，南滿鐵路沿線虛線為筆者表記；高成鳳，1999：93）〈新興中國見聞記〉依區域可劃分為日本東京、上海華東、東北滿洲等三大區的紀錄，且行間不時穿插中國地景、風土民情與日本旅行經驗、台灣生活經驗互為對照，流露出謝春木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政治運動參與者、近代知識分子的多重視角。其旅行經驗表象的書寫亦具備書寫者對於理想政治體制的想像建構，最重要的是呈現「中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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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省思台灣民眾黨未來發展與運動思路的影響，此由中國行旅後謝春木《台灣人は斯く觀る》的中國記述，以及《台灣人の要求》檢視十年來台灣社運軌跡之內容與著作出版，可茲印證。旅行事宜上，前述已就動機部分做初步討論，而此行的路線為五月上旬抵達東京， 5月 17 日轉搭上海丸赴上海，29 日乘末班火車赴南京，參加奉安儀式。6 月 2 日起遍歷無錫、蘇州、杭州。6 月中旬則抵哈爾濱，再搭火車赴長春、奉天、滿鐵撫順煤礦場等地遊覽，最後與友人梁宰會面，6 月 18 日便自大連乘船至廈門歸台。其滿洲地區的移動路線，依序為青島大連旅順大連奉天長春哈爾濱長春奉天北陵四平街撫順大連，皆為南滿鐵路沿線的單線往返移動（見圖二鐵道沿線表記虛線）。旅途時間約莫一個半月，期間與謝春木來往的人士，據賴婉蓉〈謝春木及其作品研究〉分析，可歸為三類：導遊友人、偶遇人物、採訪人物。9_{〈新興中國見聞記〉末尾謝} 春木總結了此趟參訪心得：一、對封建社會的徹底清算；二、工農階段的躍進；三、年輕人的天下；四、田中外交的三大金剛；五、艱難的旅行等。縱使是自言喜愛旅行的謝春木，歷經了一個半月的中國行之後也是倍感艱困，尤其苦惱時間、語言、貨幣使用的不便，顯見中國行並不全然符合謝春木出發時的憧憬。然而此趟中國行仍讓謝春木獲得相當豐碩的收穫，更意欲陸續籌劃遊歷華南和南洋。日後 1931 年 7 月謝氏果真再度前往中國旅行，12 月更攜眷自基隆搭船移居上海，擔任《台灣新民報》通訊員。不久於 1932 年 4 月創立華聯通訊社從事抗日宣傳活動，同時以日本問題專家的姿態活動，發表多篇對於中國現狀的觀察，持續於中國投身政治運動。

三、旅人的視線：日常生活與文明體驗

旅行是一種接觸不同文化的跨界過程，也是主體經驗文化差異的歷程。當走入一個與自身不同的文化環境時，不論旅行者主體是以何種態度面對、協調，旅行者皆是透過自我眼光詮釋現實，可以說每一個旅行者都是帶著意識形態進行旅行，並展開一種價值的凝聚。換言之，日治時期台人的旅居書寫，可視為其內在價值觀與心象圖景的一種呈 9_{「第一、導遊友人，幫助謝春木熟悉當地風土民情。如林澄水是華東地區導遊，領他體驗上海租界的繁榮} 與罪惡，並體驗謝春木慕名已久的南京與江南的漢文化，如哈爾濱導遊楊燧人領他品嚐俄羅斯菜、如撫順導遊梁宰則是領他參觀煤礦場，並講述有趣的『馬賊』見聞；第二、偶遇人物，激發謝春木更多樣化的思考，如在東京偶遇 H 律師時大談舞廳與監獄皆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如參加林澄水的飯局邂逅（前）山東法院院長，讓謝春木思索蔣、馮關係與濟南事件……；第三類為採訪人物，如青島總領事藤田榮介與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訪問犀利，直問陳調元與孫良誠的山東交接之爭，與張學良等東北問題，更請求參觀紡織廠，最後都碰軟釘子。」（賴婉蓉，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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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本文所論之〈新興中國見聞記〉的滿洲區域，包括青島、大連、哈爾濱、長春、奉天、撫順等地，占此部見聞記共 15 章篇幅當中的 6 章。各章節由日常生活經歷的觀察，詳述了各地之政經局勢、史蹟人文、山川景物與社會百態，以下將就敘事空間、日常交通、民族、階級諸議題進行析論，以一窺書寫者謝春木的觀察視線及特定社會文化秩序下的感覺結構：10 （一）敘事空間：滿洲地景與物象地景描寫其實是一種「消除與覆寫的總合」性質的表意系統（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4：27），地景的塑造可視為表達社會意識形態的途徑之一，內容包括有形地勢和視野觀念。克朗（Mike Crang）在「書寫家園」的空間秩序討論中提到：「文本之中的一項標準地理，如旅行故事的範例，乃是家園的創造──不論是喪失家園，或是回返家園。許多文本的空間故事呼應了旅行見聞的模式。」（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4：63）可以說文本地景的呈現不無與內在主體的歸屬相關，而空間感更往往透過旅行見聞的觀察而展現。因此，〈新興中國見聞記〉的地景描寫不應被理解為單方面事物的單向反映，而應視之為作家主體的建構以及與社會進行對話的折射，為書寫者打造精神世界的一種地方歸屬實踐。本節所討論的敘事空間，乃指涉遊記中敘述的人物或事件，其所經歷或存在的具體空間，因此謝春木遊記所描述的新舊建築、地景、史蹟、視角皆為本節討論範疇。〈新興中國見聞記〉曾述日本在中國的三大經濟侵略根據地為上海、青島、大連（謝南光，1974：110），所以遊覽日本、上海、南京、蘇杭之後，謝春木隨即離開上海搭船抵達青島，可推想是欲一窺日本政經東北經營的樣貌。若進一步探究其滿洲行旅視野，或緣自於孫文中國民族危機論述與台灣民眾黨路線的影響。孫文認為中國是因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受到控制的「次殖民地」，為了脫離帝國主義列強的束縛，中國必須與其他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弱小民族及被壓迫民族攜手，台灣正是在此脈絡下被看待（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2014：611-612）；此外，謝春木在《台灣人如是觀》提到現處於發展工業初步階段的中國，未來要走新經濟政策與民主主義結合的道路（謝南光，1974： 14-15）。因此，出身於以農工階級為民族運動基礎的台灣民眾黨的謝春木，其政治思想 10_{關於「感覺結構」的詮釋，參見：「根據威廉斯的意思，整個生活中複雜的一般組織，只有全面經由真正} 的『生活經驗』，才有可能被知道，因為，它是一種『感覺結構』，『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活特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結合成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Pred 著、許坤榮譯，2002：92-96）可知感覺結構是由活動參與的條件和其他人事物交互影響的網絡所形塑，可以呈現社會與歷史脈絡對個人經驗的作用。因此身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謝春木，其於特殊情境（被殖民者、社會運動者、中國旅行、滿洲的日本勢力）中進行遊歷並寫成遊記，其遊記所呈現的感覺、記憶、經驗與意義，皆為表現謝春木感覺結構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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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認識便建立在中國為列強次殖民地的觀點，回程船旅中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何者幸福的思辨便可印證（謝南光，1974：175）。且 1929 年民眾黨已在蔣渭水影響下積極扶助農工團體成為運動中心勢力，故滿洲記述中處處可見對於農工階級以及弱小民族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活動的經濟考察。〈青島篇〉首節他以「美麗的青島」命名，連連驚嘆眼前青島港口的風光，卻也不忘以物景暗示日本勢力在東北擴張之況：遠遠看得見的青島市街，青綠的山丘上到處有點點紅房頂，閃閃發光的白壁與碧綠的海面相映成趣，真是漂亮無比！就像浮著的宮殿一般，令人心曠神怡。我獨自佩服不愧是德國人！站在一旁的事務長親切地告訴我：「那是日德戰爭紀念碑。右海角突出處有像饅頭似的地方是海岸砲台，那鳥居是青島神社。」我沉思著，日本人到處建神社、植櫻花，以此作為日本勢力的象徵。外國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這是一個令遊人頗感興趣的問題。（謝南光，1974：105）綜觀滿洲六篇的記敘內容，開篇皆以港口、車站等交通據點作為起筆，這樣的安排除了說明旅行路線，也有呈現作者視野關懷的重心所在。作者如何刻劃交通建設等文明器物與其內含的文化內質，皆蘊含以某種感覺結構解讀旅行經驗的內在形式，隱含了作為被殖民者心靈象徵的意圖。謝春木於抵達青島之際，入眼所及描述了此地市街、建築物、紀念碑、砲台、神社、櫻花等風物，這除了表達出別於台灣市景的內心讚嘆外，也流露出對於帝國勢力相繼入侵中國的感慨。當中最深刻的是作者點出當時帝國勢力之間的相互競爭關係，如引文中德國和日本之於東北利益的鬥爭。字裡行間更列舉香港、旅大、威海衛等帝國列強榨取的中國港灣，強調中國主權長久不振的現狀。如此的行文脈絡可謂與致力批判殖民統治、《台灣民報》記者、台灣民眾黨重要幹部出身的謝春木經歷相為呼應，並足證遊記再現中國的同時便已然載有敘事者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民眾黨幹部之一的黃旺成 1930 年也曾以民報記者身分視察中國，並發表〈新中國一瞥的印象〉系列文章於《台灣新民報》版面，當中第 11 回〈整潔的青島〉（1930.09.30）同樣描寫日本神社、紀念碑與日籍居民的街景，值得注意的是黃旺成特書此地日語使用之便利，顯露日本勢力深入青島的經營，以及青島一地和中國其他地區人文景觀的差異。除了日本、歐美帝國勢力影響下的建設景觀，滿清帝國與軍閥所殘留的史蹟也是謝春木描寫的焦點之一。行程空檔作者便特意至北陵的清太宗陵墓遊覽，但是其描寫態度並不如寫青島港般尖銳直接，而是改由文化史蹟的行腳抒發對於權力無常的感懷：北陵是如照片那般頗為豪華、壯觀且廣大的山陵。是清太宗的陵墓。一想到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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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宏大乃是耗費人民的勞力所成，便可見滿清興隆時的威勢之大。……滿清如此十二分鄭重，且神格化的陵墓，而今不過成了一個旅客休閒的場所。只要付奉天票四圓（相當日圓六分錢），無論是誰都可以在陵內隨心所欲地遊玩。北陵如今為天下名勝而殘存著，但滿清已不知消逝在何處了。（謝南光，1974：148-150）歷史上，北陵的象徵意義已然超越了一座園林，是作為大清帝國走向隆興鼎盛的起點。但在謝春木記述裡此一中國帝權象徵卻轉變為大眾休憩遊覽的場所，亦寓有中國主權衰弱的弦外之音。日治時期有過滿洲經驗的鍾理和也在小說〈門〉提及北陵，主角袁壽田弟弟離開奉天之前希望能造訪北陵，於是兩人就於此處餞行。可見鍾理和筆下的北陵屬情感性的空間，人物在此感嘆命運、談論信念（鍾理和著、鍾怡彥主編，2009：203-205）；相較於鍾理和的個人情感式的呈現，謝春木此段引文前所提及張學良時期陵墓旁的擴路工程與別墅之段落，乃間接以此地建築、道路以及一切其他相關活動的描述，透過占有和轉換空間及自然，鋪敘滿洲政權勢力的更迭興衰。其他地域寄寓作者心志的段落，包括遊歷南京遙想起漢人明朝建都、旅遊蘇州則慨嘆古來文武百官成就的事業不過滄海桑田、造訪西湖則感念秋瑾為民起義的革命事蹟，以及遊杭州岳王廟時杖打秦檜像的行動。凡此種種莫不呈示地景與物象為觸發謝春木體察地方的線索，並藉此表達其反對帝國強權、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價值觀。顯然的，也因華東與東北滿洲的政權情況差異，謝春木所感受到的氛圍與觀察焦點也有所不同。謝春木的滿洲視野多籠罩於日本帝國資本經營下不分種族的底層階級困苦，而華東區域則著眼於北伐後的中國社會建設實況，展現對不同政體影響的觀察所得。生活凝聚了人與地方，讓人能夠界定自己。生活所見風景也恰作為文學概念中一種認識性裝置（柄谷，2004），並具形構敘事者對於異地空間的文化視域與各式想像。例如謝春木就將己身所感寄託於哈爾濱車站外的物景：「車站的屋頂上立著高高的旗杆，上面的青天白日旗與下面的紅旗，它門以對中俄紛爭不感興趣的面貌，在燦爛的北滿陽光反射下飄揚著，所見充滿了生氣。」（謝南光，1974：138）象徵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與俄國政權的紅旗迎風飄揚的情景，以及其後日俄戰爭的松花江鐵橋、哈爾濱街景、商業的描述。透露遊歷中國將屆一個月的敘事者，發現大眾問題的當務並非國際政治的權利紛爭，而是眼前充斥西式建築、設備的現代市街發展，及此產業發展下普羅大眾的處境。此般現代化以及工農問題的視角同樣展現在上海華東的記敘中，諸如與農民、工人相關的產業發展、生活環境、飲用水等議題。謝春木對他抵達中國的第一站──上海之文化景觀（路政、電車、商業買賣、日常生活樣式），即給予「多國文明的展覽館」的正面形容，強調交通樞紐的發達促使上海文明引領著整個中國潮流，甚至影響台灣：「日本內地人的流行，受東京所支配，而我們台灣，則被上海所影響。」（謝南光，1974： 26）因此，可推想謝春木認為中國振興的條件之一就是學習世界文明，將其內化以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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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力。甚至遊記更引述早大教授之言，強調領導未來世界文明的是生命力頑強的中華民族，謝春木語意不無蘊含借鑒中國發展或正面力量，引導至台灣社會進行改革的意旨。但是現代文明這把雙面刃，卻也同時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發展、地方民情和國際關係，謝春木尤其透過滿洲的崛起刻劃此點。充斥著純西洋式建築與設備的泰家岡，是哈爾濱新興發展的地帶，日本百貨、俄亞銀行、滿鐵公所、中東鐵路廳、俄護境軍團司令部、各國領事館及其他政府機關均在此地。在看似日新月異、繁華無比的街景建築背後，完整交代各建築所屬國或單位的來由詳筆，實是代表了列強政經勢力對滿洲的巧取豪奪。謝春木更於此篇引述於哈爾濱發展的台僑楊燧人之言，做了「物價高漲，聚集無數家庭的國際都市，人情頗為淡薄，競爭激烈」的評價（謝南光，1974：140）。滿洲物景反映了此地高度資本發達與日俄勢力交會的社會型態，也讓作者主體意識和思考脈絡昭然若揭，與物景相為呼應，面對殖民者文明與資本必須經過審慎的揀擇。沿著中國的機械文明發展幾乎為外國人所掌控的狀況，於回程中思考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中國）自主權問題的謝春木，顯然其論述是出自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視點以及台灣民眾黨的運動主張。另外，可茲證明謝春木對話對象為台灣的部分，為遊記中常以中國、台灣兩地互為比對的筆法。例如初抵大連港時，直敘大連港的繁榮為台灣的基隆港所無法比擬的；且以萬華車站形容初來乍到的哈爾濱站；再者是滿洲住民為求保暖、避難所形成的小房子建物形式，對此則以「在台灣樹林地方的改良豬舍」形容（謝南光，1974：143）；以及用台灣銀行本部對比長春的俄羅斯職工俱樂部的建物規模等。視覺感官上的異同感受之外，抽象的時空感則透過行旅轉乘間的經驗加強了感受性，在哈爾濱到下午九時都能見到的夕陽就為一例，異地的環境特性衝擊了謝春木台灣生活的固有感官經驗與空間秩序。通篇看來，作者這種使用台灣經驗作為對照體，以再現充滿驚奇、現代化、國際感的滿洲之修辭，即等同在滿洲不斷召喚了台灣。此反映了創作主體在觀察不同體制下他者的心理機制，於差異的比較過程中產生批判的文化位置，且運用既有經驗積極再現、認知滿洲空間。承上所述，在〈新興中國見聞記〉的滿洲行旅過程中，謝春木產生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種種現象問題的批判距離，並於對景觀驚異與共鳴之中發展出懷舊與抵抗的情緒，連結思考帝國主義之於次殖民地的經濟侵略與文化影響。因此，滿洲六偏的文本地景建構不無與內在主體的精神意念相關，還可以創出一種論述影響。段義孚曾連結空間與移動，地方與暫停的關係，認為移動中的暫停使得空間區位轉變成有意義的地方（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16-17）。1929 年的滿洲之旅尤其開展了謝春木的國際觀與文明視域，滿洲每一站的停留必定以車站周圍為觀察評價，若再套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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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中國見聞記〉的地理建構，也印證作家將中國每個停滯的地點，展現出其時代意義與敘事價值，這正是討論日治時期旅行書寫的一種發現。（二）交通體驗與日常生活為了充實戰時運輸能力以及推動台灣產業的發展，1896 年日本政府頒布造船獎勵法及航海獎勵法，不僅對當時積極投入台灣海運市場的業者相當有利，同時也強化了日本與台灣之間的經貿聯結（戴寶村，2000：130）。由台灣的海外航路發展誠可呈示出日本政經勢力於亞洲的擴張進程，同時擴展了當時大眾遊歷海外的腳步，並帶來新的時空觀念與感受。新式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亦產生具移動性的獨特流動空間，諸如直接橫越於地景的鐵路、道路、航線等，此類空間不僅促成人群的大量移動與習慣，也成為旅行者的特有空間（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6：76）。日常活動不單是受個人社會地位影響，也受身處的文化情境影響。因此，謝春木的中國行就有大量搭乘船隻、火車、汽車、黃包車等各式交通工具的經驗，一如啟程之初所言：「雖說五年沒有來基隆港了，但我已習慣了神戶航路，所以攜帶行李也覺得沒費多大勁。」（謝南光，1974：2）當時謝春木前往中國的路線是採基隆－日本－上海的迂迴航線，因此文中所言的神戶航路應為寄港地為門司的基隆神戶線命令航路。而五年沒有來基隆港的時間，可推判上回作者出航時間應是由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中輟返台參加運動的 1925 年前後，具有留日經驗的謝春木自言習慣神戶航路乃其來有自。日治時期台人出境之目的地多為對岸中國，故兩岸渡航為日本對台出入境管理的首要問題。日治中期以後，雖然往華南發展的台灣人日益增加，但日本政府對台人申領旅券，常以目的不明、危險思想等理由予以禁制，以致造成台灣社會的民怨（王學新，2011： 27-28）。此外旅券的核發、查驗全由警察機關獨立運作、隱密處理，故要求廢除渡華旅券也是當時台灣民眾黨重要政治訴求之一。11_{而這種迂迴繞道前往中國的航路選擇，極} 可能起因於謝春木民眾黨委員身分、工農運動經歷、渡華參加孫文奉安典禮的目的，難以通過警察機關渡華旅券的嚴格檢核，故採此航路赴中。5 月 4 日出發的謝春木，抵日後 5 月 17 日才又搭乘上海丸出發到上海。日本與中國兩地間的船班與交通狀況，謝春木也予以詳述：上海神戶間的聯絡快船，每三日一發。而且到歐洲、南洋、南北美去的外國船、 11_{台灣民眾黨 1928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後的主要活動之一為渡支旅券制度廢除運動。1929 年 1 月 16 日台灣} 民眾黨令全島各支部調查官署對旅券處理情形，同年 4 月 7 日在《台灣民報》發表廢除論，23 日廣寄〈關於廢止渡支旅券制度之聲明書〉於台灣、中國各地與日本媒體，並陸續巡迴全島舉行演講會（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2006：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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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船什麼的大都在上海停泊，不定期的船也很多，不是聯絡線的定期船也有。去上海比去台灣、樺太、北海道更方便。僅從交通布局看來就可明白，日本的視角投向了何方。……在中國，想來的人都被接納，而在日本，嚴格限制中國工人的入境。因此來往於上海神戶間的中國人只有少數的商人和學生，至於日本人從資本家到勞動者，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中國乘客用餐、就寢的地方也都有所區別。（謝南光，1974：14-15）謝氏從自身的船旅經驗出發，更以船旅生活譬喻日華關係的縮影。船班航線的分布、乘客職業屬性（特別提及限制中國工人入境日本的問題）、中日民族形象都是作者行旅觀察的焦點。在謝春木眼中航線分布、船隻空間、乘客屬性就如同各國政治與經濟勢力的延伸，航海權則是國際關係孰強孰弱之展現。一如青島篇以海運交通運輸的競爭，比擬日本、中國兩國爭議不休的敘述，海運實權的掌握正是中國與各國競爭或產生對立的關鍵要點。除了船旅，滿洲行旅則充滿謝春木對帝國鐵道旅行的記事。滿洲此地的都市經營與計畫可謂是隨著滿鐵沿線的開發而發展，大連、奉天、長春等都市正是作為鐵路的附屬地而成立的。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大連，整齊的街道、馬路、廣場以及大規模的港灣設施，都是透過滿鐵所整備的（高成鳳，2006：128-129）。另一方面，也有隨著滿鐵普及化也隨之沒落的舊市街，例如開元、四平街、蓋平、海城等。然而 1906 年 11 月成立的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不是單純的鐵路公司，滿洲此地的教育、衛生、學術推動整備都與之相關，1907 年更成立調查部將觸手伸及經濟、舊慣、史地的情報活動（小林，2008：37-42）。可以說日本透過滿鐵有效聯繫了滿洲諸城市更將此地納入帝國的經濟系統之內，並以其經濟體鞏固政治權力。基此，〈新興中國見聞記〉的紀錄中亦多有滿鐵交通體驗之記述，如〈大連篇〉開篇就提到隸屬於滿鐵的大連汽船公司：「由青島乘坐大連汽船的船隻，航行一日到達大連。不用說，大連汽船公司隸屬於滿鐵體系。……一下船橋，就是滿鐵引以為豪的碼頭棧橋的寬闊候船大廳。真如畫一般的美麗寬廣。…… 樓下即可乘坐鐵路，直達奉天、哈爾濱。」（謝南光，1974：116-117）作為南滿咽喉的大連要塞盡屬滿鐵掌控，港口更與鐵路連結互通，形成緊密的交通網絡。甚至〈大連篇〉第二節直接以「滿鐵王國」命題，詳述滿鐵成立的歷史、性質、業務與造成的民族衝突。親身感受過滿鐵在中國龐大政經力量的謝春木，自身亦不禁於文中提出「滿洲若去掉滿鐵，到底還剩什麼？」般的質問。因此，前章〈青島篇〉就在看似繁盛的滿洲發展背後，描述於碼頭、船上親眼所見的悲苦移民群，並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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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移民到滿洲的人，大都從青島向大連出發。再迂迴山海關乘平奉線到奉天。山東移民乘船者大都亂七八糟地橫躺在甲板，乘火車者則塞滿了四等車廂。這還是移民中的上等階層。更貧困者則攜家帶眷從山東、或從大連徒步流向長春、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地。抵達目的地之前，或病死、或餓死、或因疲勞爬行前進。（謝南光，1974：107）縱使港口榮景繁盛，各國船舶出入，但謝春木更著力紀錄的是中國移民奔向滿洲的嚴酷情景。青島成了中國移民奔赴滿洲的轉運點，此處的港口景象與大連篇所述的滿鐵華麗大廳相較，可謂南轅北轍。這些北遷滿洲的大量流民，雖說是因為 1928 至 1930 年的西北大飢荒所致，當中很大部分是來自華北各省的勞動者與從事商業者，特別是河北、山東兩省（趙中孚，1971：332）。但流民們之所以選擇奔赴滿洲此地，也一定程度與滿洲繁盛工商業發展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關。這種繁盛港口與悲苦移民的極端對照，凸顯謝春木滿洲行旅的心態並不在獵奇或走馬看花，或是如行旅華東地區般的感懷歷史與景點踏查。身為反殖民運動知識分子的作者，反而藉由眼前所見思考嚴肅的移民、民族、經濟問題，強調帝國資本加速產業極度發展下對中國社會的反噬。 1920至 30 年代為滿洲鐵道建設相對躍進的階段，殖民地鐵道的普及不僅促進新興都市的形成，同時各地也因為交通近代化而產生生活上的普遍變化，以及將日本國內的過剩人口移出至其他殖民地的作用，30 年代初期的農民移民計畫便是由此而生。鐵道的延伸讓日本的時間與空間得以延展至異地，旅客人口於空間中的移動讓日本的時空感與中國一體化，甚至速度感亦連帶成為辨別民族之異的特性：二十世紀的文明是用速度作為開化程度的衡量。速度愈慢越是未開化。而在中國旅行感到最不便的就是速度問題。我們講中國語，穿中國服，但他們並不相信我們是中國人。其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一舉一動的速度。由於這個速度，往往引起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我們是中國人，你們是日本人」之類的爭執。我們的速度感覺確實比他們來得敏感許多。（謝南光，1974：101）如引文謝春木的行旅感想所述，「速度」與文明開化是劃上等號的。速度感敏銳的舉止行為讓即便著中式服裝、說中國語的謝春木，也於旅途中數度被認為是日本人，甚至引起爭執。此段行文除了透露作者自認身分並非日本人的心情之外，這樣的價值判準也呼應了「殖民地鐵路是在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之中，日本性時間與空間最強烈的支配之存在」的論點（高成鳳，2006：171）。鐵路不只是帶來了文明、速度、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對中國人而言更可藉此鑑別他我民族，蘊含了某種特定的民族慣習。尤其是列車誤點的問題上，謝春木便於文中直述日本人嚴肅、中國人敷衍的兩方迥異態度。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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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者在敘述不同民族面對文明器物、制度相異態度的同時，他是站在文明開化的立場上暗批中國。《台灣民報》社說也曾論交通之於文化發展的重要性：「交通機關之於一國或一地方文化發達的關係之重大，猶如血管之於人體一樣。」（〈道路的開設修繕〉， 1928.12.9）從〈新興中國見聞記〉、民報社說所論，一方面彰顯作者對制度、觀念的改革具有強烈意識，另一方面則表現台人對具有殖民性格的文明認同之掙扎，現代性與殖民性並非是可以截然區隔的兩組價值觀念（陳芳明，2004：12）。人的生活與交通是密不可分的，甚至可以說社會是依據交通才得以組織成立的，作為空間移動的旅行自然脫離不了關於交通運輸的討論。謝春木遊記所記述的交通體驗與日常生活，不單是器物設備等物質層面，亦包括制度、精神或觀念的文化層面。近一個半月內遍遊中國各地的謝春木為求效率，地點與地點間的移動方式多以火車為運輸工具。黃旺成 1930 年的中國行旅也把握「時間經濟」的原則，〈新中國一瞥的印象（一）〉（《台灣新民報》，1930.06.14）記有利用自動車、馬車、人力車、火車等各式交通工具遊歷各地，顯見謝、黃兩人對時間效率的觀念。搭乘火車除了令人感受獨特的時空感、車廂樣態、窗外風景外，於〈新興中國見聞記〉中還有促成對於民族性、生活空間的觀察之效。例如赴南京前謝春木評價在中國搭乘火車，其車票使用、發車時間都帶有一點「非中國式的不靈活」，且車內不斷有軍隊、憲兵、警察來回巡視，表現了中國情勢的不穩；車內設施的部分，謝春木則分別與日本、台灣車廂比評，特殊的是中國車廂為服務喜歡飲茶的中國人，多了日本、台灣都沒有的小桌。足見這些新式交通工具所帶來的流動空間（如：車廂、船艙），不僅融入在地文化習慣予以改造，也重塑人的日常生活秩序與感官經驗，於文本中擔負起生活形態、習慣與節奏的敘事功能。〈新興中國見聞記〉當中的交通運輸記述，呈現了中國被現代文明、資本主義、帝國列強壓境、殖民的一種日常生活構造。尤其大部分時間以鐵路於滿洲地區移動的謝春木，其感受更是深切，除了每站的停留走訪，列車直線行駛的視景也經常出現滿洲獨有的景觀，諸如日俄戰爭的紀念碑；另一方面，旅行作為一個眼與心的反思性過程（周憲， 2001：409），旅者自身的社會經驗與文化思考，往往與所到之處相互作用。一如奉天篇作者乘著遊覽北陵的馬車，於路上盛讚中國人街建設旺盛的感言：「令人佩服的是，道路尚未建成，店舖卻緊追其後地蓋好了。漢民族及中華民族終究是個人建設能力極其旺盛。」（謝南光，1974：147）長久以來關注工農運動的謝春木，字句間流露對漢民族大眾力量的稱許與對中國的辯護姿態，奉天篇便直言對滿洲民眾組織力發展的興趣。雖然中國時局仍顯動盪，但眼前所呈現的漢民族建設力量，進一步勾勒起作者之於新中國發展的未來期待。至此，〈新興中國見聞記〉當中各路線鐵路、火車、船隻或是其他交通體驗，已不純然為旅客之於交通的單純運輸關係。透過交通經驗的書寫也再次確認日華之間文化位階、民情樣態、社會景況的落差存在，甚而加強日後謝春木對於台灣社會運動應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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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島外解放團體聯絡的態度與個人行動。（三）多民族社會景觀的表象帝國殖民統治的特性之一為人口的流動，不論是日治時期日人渡航來台生活，滿洲地區數次農業移民、流民遷徙的背景，還是中國各租界地當中的外國人住民，發達的交通工具都是這些現象居中的媒介。回歸至滿洲地區，俄人所主導的多民族社會態勢，於哈爾濱基本上一直延續到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柳書琴，2009b：190）。12_{滿洲國建立} 之後，日本人首次體驗複合民族國家的組成樣態，與人種、語言、習俗、價值觀都不相同的民族共存、組織社會（山室，2007：283）。且書序提及「台灣是三個民族的共同生活地」（謝南光，1974：1），可知謝春木認為台灣也是多民族的社會，因此〈新興中國見聞記〉由景觀、產業到娛樂皆不乏關於各民族景況的描述，「滿洲」儼然成為謝春木觀看、認識和理解中國、日本以及其他民族的特殊窗口。第 9 章哈爾濱篇即以車廂內彷彿舉辦人種展覽會形容各國乘客之繁多：「隨著列車北上，車內各式人種彷彿是舉辦人種展覽會般，多種多樣的人種搭乘」（謝南光，1974：135），當然其中也不乏日本人。到了哈爾濱車站後的景觀則交相出現俄羅斯文站名、瑪麗亞雕像、旗幟、教堂等物品，以及服裝、腔調相異的各國行人，讓謝春木感到哈爾濱的國際色彩。但作者注意到的是這國際城市背後的黑暗面，以下為白俄羅斯女性的記敘段落：白俄羅斯人的生活可謂非常悲慘，昔日的貴婦和富家小姐，如今為了生活，一個月一百圓左右就能成為小妾或小老婆。馬路上行走的年輕俄羅斯女孩常常對人暗送秋波。當然若有人回應，立即就一起去舞廳、電影院、劇場，也有成了一夜夫妻的。對於好色之徒來說，哈爾濱是最理想不過的遊樂場所。（謝南光，1974： 142） 1922年以〈她將往何處去〉一作提出台灣女性婚戀問題的謝春木，其〈新興中國見聞記〉持續關注性別問題。綜觀日本東京、上海華東、東北滿洲等三大區的紀錄，相較之下上海華東這部分的相關記載較多，特別是租界的部分，且往往將民族與性別問題並置討論。上海篇〈討價可以解決一切〉一節中，謝春木便聚焦四馬路、南京路的窰子鋪，並進一步諷喻拉客階層是日本淺草牛郎、寄生於妓女的害蟲之社會問題。敘述中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在租界賣淫的妓女，其種族包括來自俄羅斯、中國和日本的各國女性。記述賣淫的段落，一方面除了寄寓謝春木認為租界罪惡源自帝國資本之辯護姿態（陳翠蓮，2008： 206），另一方面也呈現帝國資本下民族交錯流動的社會景觀。租界成為表現日本、美國 12_{謝春木原文寫成哈爾賓或ハルビン，本文統一為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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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帝國國家物質、文化景觀、人口構成、社會行為、日常生活樣式的特殊空間。滿洲此部分記事雖少，但仍藉白俄羅斯女性處境間接刻劃資本高度發達下的社會問題，呼應民眾黨反對人身買賣的主張。這樣的多民族景觀之書寫取材與視角，也出現在分別於 1929-1930 年和 1933 年 7 月遊歷、旅居中國的台人作家王白淵作品之中。留學東京期間王白淵受到印度獨立運動與泰戈爾的影響，一生可謂擺璗於革命與藝術的兩端，1932 年亦曾因左傾思想而遭日警逮捕。其〈贈印度人〉、〈詠上海〉、〈站在揚子江〉等詩之內容（王白淵著、莫渝編，2008），同樣提到上海租界中的女性問題或企求改革的心志。如 1933 年 12 月《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第 2 號〈詠上海〉一詩敘述了「野雞、乞丐、貧民的人群∕誰說上海是歡樂的城市？∕於大砲與軍隊底下蠕動著」字句（池田敏雄、莊楊林，1981：3）。詩句間形構一幅妓女與困苦的下層階級對比列強大砲、軍隊強勢力量的圖景。從上述詩句可見當時具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不論王白淵或是謝春木的視野皆充滿反殖民色彩，因此對中國採取了印證式的觀察。再對照 1938 年以台灣新民報經濟部長身分考察北中國的陳逢源，其《新支那素描》之滿洲記述所述滿洲事變後哈爾濱的俄羅斯人與日本人的人口顛倒變化之況，以及街道上疑似白俄羅斯人娼婦的記述（陳逢源，1939：199）。以上皆見台人中國書寫的特性之一，為心繫帝國主義之於既有社會體制衝擊的社會意識。再回顧謝春木對於女性處境的書寫，可見出王、謝兩人是就資本主義、帝國殖民、中國內政的脈絡，呈現當時中國內部社會問題，進而帶出女性、民族的若干討論；黃旺成的〈新中國一瞥的印象（三）〉（《台灣新民報》，1930.07.05）則藉中國城鄉女性服裝、行動舉止的極端落差，點評中國的婦女教育並未普及，反映出所屬組織台灣民眾黨向來對女權議題關懷的面向。然而，這多樣民族的社會景觀，更特別激發謝春木對日本在中國諸租界地上海、蘇州、青島、大連等地，民族、階級、經濟問題的思辨，持續進行反帝國殖民的思考與批判。大連篇〈滿鐵王國〉正是由多民族社會下另一角度──經濟，切入滿蒙衝突激化的原因：有的靠一根扁擔，一件行李，攜家帶眷，委身於甲板、或為乘客渡行南洋，或自山東步行至哈爾濱移民。屍首也許飄浪於巴士海峽，或曝曬於滿洲原野，也要進行經濟開拓的中國人，他們自然無法理解以機關槍、軍艦作為先發部隊來發展經濟的日本式做法。（謝南光，1974：131-132）作者依據帝國資本發展下所造成的各民族人口流動現象，將社會的文化、經濟和情感價值繫於權利配置關係的概念，直指出生存、經濟的不平等競爭是讓各民族間產生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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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青島篇另就中日兩國國民海外發展特性提出討論，相較於挾金錢與大砲而來滿洲發展的日本人，中國人的海外發展資本則是體力與忍耐。因此，依賴國家組織與帝國力量將勢力觸角延伸至滿洲的日本人，自然令其他民族人民產生反感從而衍生排日的情緒。再者，多民族的社會面貌也呈現階級問題的激化、對立。例如，滿洲地區嚴重的馬賊問題就引起謝春木的關注：「滿洲是出了名的馬賊窩。對此我自然有著好奇心。」（謝南光，1974：166）於是請教了友人梁宰箇中實情。身為醫生的梁宰道出一段關於馬賊的親身軼事，原來他曾被原是滿鐵煤礦工人的馬賊搶劫。在滿鐵官僚作風下，居住環境、工資、位階都受到極大壓榨的工人，多半是來自山東的移民，迫不得已淪為了馬賊；至於梁宰的私人司機則是朝鮮人，所以對在滿朝鮮人受到嚴厲監控的境況也有了解；長期投入台灣工農運動的謝春木，也對在滿台灣人或受監視或受利用，與朝鮮人處境類似的狀況，有感而發：「值得同情的是，在滿洲的台僑處於日本勢力和華人勢力夾擊下的刻苦立場。」（謝南光，1974：133）為了明確說明滿洲地區階級對立與民族問題的相關性，謝春木更運用了《滿蒙年鑒》、《日本在滿蒙投資狀況》、《滿洲工商概覽》等表格與數據資料，配合在滿台人的訪談呈現民族人口分布（日本人、朝鮮人、中國人、外國人）、職業別、收入落差的實況；除了滿洲的狀況，作者直言將勞動工資按民族區分的上海、青島工廠，民族衝突與勞資問題也必然相隨而來，並將此思考延續至 1931 年《台灣人的要求》（《台灣人の要求》）中島內日、台人工資差距與礦工組織的問題（謝南光， 1974：310-311）。滿洲、租界地區性別、民族、階級問題的複雜性，足見帝國資本影響下多民族結構的社會固然有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但民族間的互動愈趨頻繁，一方面不僅加強了各民族本身的文明意識，另一方面卻也加深了彼此的差異性以及內部衝突。謝春木向來與台灣的工農運動關係匪淺，且中國行旅之際時任台灣民眾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勞農委員會主席。行前一年，即 1928 年 7 月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宣示了：「兩者（筆者註：弱小民族、無產階級）之解放運動實為現代新興之兩大勢力。而這兩者都站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被壓迫地位。因而務必同病相憐、互相扶助，以打倒帝國主義公敵為共同目標；採取聯合戰線，一致進攻。」（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2006：176-177）可知民眾黨運動論述是立足於反帝國的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聯合路線。承此，謝春木的滿洲記事並非通篇止於標誌問題的表面敘述，而能針對帝國力量介入中國都市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尤其勞資對立與在滿台人處境，另做深入的思考。上海篇〈世界看門人── 印度人〉一節，同樣就印度人、中國人、台灣人三者在帝國主義國家構圖內的位置進行詳論：今日大多數的印度人，來遠東扮演著英美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忠實門衛和肉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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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再也沒有比這個更能呈現民族盛衰榮枯的了。我們漢民族也正在跋涉一條這般共同悲慘命運的道路。若把印度人單一抽出來看，不乏有世界性大人物。中國亦然。但若從整個民族看時，不論何者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台灣人不是一般的奴隸，而應稱作是亡國奴。（謝南光，1974：22-23）謝春木對上海租界的多民族景觀也圍繞帝國殖民的問題思考。透過中國的印度人連帶闡述被帝國經濟、政治所殖民的中國人之慘境，甚至將台灣人的位置擺得更卑微，營造出三者具有共同命運體的圖景。前文已述，旅行的心理符號機制有五：差異、再現、批判、調整、認同（廖炳惠， 2002：89-91）。在謝春木 1929 年跨地域旅遊的中國書寫裡，各民族群像成為一種對自我和他者再現的心理機制。藉由比較參照帝國主義守門人的印度人，以及步上印度人後塵的中國人二者，顯現出我族他者之共相，進而痛切批判台灣喪失主權的被殖民現狀，以激發讀者思考未來台灣反殖民運動的進路。這樣的思路視野，若是停留於台灣之內是難以具體說明的，此點從同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王白淵的寫作，亦展現相同視點。足見 1929年遠赴中國參加孫文改葬儀式一行，不僅更加堅定謝春木對孫文主義解放弱小民族的信奉（謝南光，1974：198），並嘗試聯合中國的反帝國力量以「同心協力對付共同目標」（謝南光，1974：23）的主張，此即得證於 1931 年二度遠赴上海，以及日後在中國從事抗日諜報活動的生命選擇。〈新興中國見聞記〉滿洲六篇的內容，主要彰顯謝春木嘗試從權力結構的不平等刻劃滿洲的各種社會問題。種族間的差異甚至顯影於市街發展與設施方面，長春篇裡的華人街只有狹窄擁擠、凹凸不平的街道，鐵道沿線則是建造著如台灣豬舍般的聚落。然而進入到滿鐵附屬地奉天，入眼所見卻盡是繁華景象，商品買賣也一律是日本貨、說日語。一路上作者從民間生活的角度觀察滿洲，一方面是基於此行屬民間私人探訪性質，且旅途受日本監視無法深訪各式機關；另一方面則是出自對工農大眾的社會意識。這些觀察所得更可預見其後滿洲國命運，在天災頻繁、移民政策不當與官吏腐敗諸多因素下，所謂建國口號之一「五族協和」（指日、滿、漢、蒙、朝）的神話之破滅。整體而言，〈新興中國見聞記〉處處意識到滿洲多個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逐的白熱期之態，從而探討所衍生的社會議題之書寫取向。這一切皆源自身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感情結構與價值觀，即對追求弱小民族解放的力量乃寄託聯合工農階級的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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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滿洲作為一種認識方式

在旅行條件愈趨發達的 1930 年代，台灣、朝鮮、遼東半島租借地、南滿洲鐵道及其附屬地、山東半島、樺太、南洋群島等，無一不成為作家筆下日本半殖民地旅行的書寫題材（曾山，2003：263）。相對於此，本文所論的〈新興中國見聞記〉，乃是謝春木將「滿洲」作為書寫的意義中心，每到一處便自然將台灣與之相比擬，以再現、想像中國。這樣的書寫方式表現了謝春木與台灣之間的情感依附與精神世界；不同的人有著不同種類的日常生活，他們所參與的日常例事與活動種類，往往取決於社會地位與價值觀、規範、信仰，甚至是思考方式等文化情景。而就此遊記的敘事空間、交通生活的現代性體驗，以及民族、性別、階級諸議題進行解析，正是嘗試從上述要素所形構的中國圖景中，解析敘事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情景。承各節所論，可知謝春木的中國旅行經驗的相關文字是極度富帝國意識，然本文所指的帝國意識並非是作家對日本的認同，而是在物景如何變化的描述中，處處流露了帝國力量滲透至生活層面的特殊時代感受。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緣於不同的身分背景與出遊目的，或前往日本、中國、滿洲、南洋，甚至有環球之旅的出現。在他們因空間遷移而寫下的紀遊詩文裡，都可看到旅行者到外地接觸異文化時，所受到的衝擊與所思所感。身兼台人旅行者、日本帝國被殖民者、工農運動者、新興知識分子的謝春木，在中國空間中的移動，是一趟得以跨越自我與異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限的考察，呈現出旅行並非只是紓解、慰藉、療癒心靈的另一面向。藉由對中國各項事物、文化景觀的反芻，謝春木離開故土於他域間移動的同時，也呈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生活經驗與思考脈絡。人與自身土地切離作為重要的現代性體驗之一（朱惠足，2009：156），台灣知識分子謝春木的〈新興中國見聞記〉正透過此一現代性經驗，由地景物象、交通體驗、民族問題感受日本於中國各地的影響與布局，從而再現中國，回視台灣，尋求島內運動的出路。換言之，旅行者謝春木正是藉由旅行往返過程中與他者的相遇，進行一政治、思想或文化資產的交流。旅居書寫的意義除了風土記錄以及地景書寫，更重要的是所延伸的自我鏡照與省思。由本文所論之台人中國書寫看來，在日治時期此一特殊時間點上，具有類似思想基礎、出身背景、活動經歷的台灣知識分子，皆不約而同闡述中國相似社會文化景觀的資本、性別、民族問題。呈現了此際的台灣知識分子擁有一種共同的「感覺結構」，其情緒與價值觀恰由文學作品表達出來。表現日治時期台人處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著重文明、資本、政治如何影響主權消長的一種生活感覺，以及脫殖民的可能路線思考。地方雖然只能等待觀念與思想的進入，卻能提供思想、觀念進行修正或重組的跨界空間。謝春木的滿洲書寫承載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特殊的感覺結構，表現出特殊時空中被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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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感覺和關注重點，也預示他日後赴居中國的生命選擇與政治思考。因此，謝春木的遊記雖表面是書寫滿洲與中國各地，但實際上也呈現了台灣的身影，書寫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構築的近代殖民社會之於他個人經驗與政治運動的衝擊；然而當我們以旅行論述省視謝春木的滿洲書寫時，也必須意識〈新興中國見聞記〉中滿洲書寫別於華東、日本區域的質性，包括此章皆為新作、筆法類於觀察報告般引用資料，以及謝春木參加奉安典禮後才赴滿洲的心境與立場等，是否影響記述滿洲的角度，將這些條件一併考量方能取得客觀的評述。故本文下一步應當納入〈新興中國見聞記〉之於華東地區的討論，才能完整審視謝春木 1929 年感受的中國面貌，謝春木為何新添滿洲章節與《台灣人如是觀》收錄此遊記的初衷。（責任校對：邱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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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中國答覆日本覺書〉，1928.06.10，《台灣民報》，第 5 版。卞鳳奎，2006，《日治時期台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台北：樂學。王白淵著、莫渝編，2008，《王白淵：荊棘之道》，台中：晨星。王詩琅譯註，1995，《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王學新，2011，〈日治時期台灣出入境管理制度與渡航兩岸問題〉，《台灣文獻》，第 62 卷第 3 期，頁 1-5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2006，《台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年-一九三六年）》，台北：海峽學術。朱惠足，2009，《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池田敏雄、莊楊林編，1981，《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 2》，台北：東方。何義麟，1994a，〈被遺忘的半山──謝南光（上）〉，《台灣史料研究》，第 3 期，頁 152-170。何義麟，1994b，〈被遺忘的半山──謝南光（下）〉，《台灣史料研究》，第 4 期，頁 119-135。何義麟，2006，《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歴程》，台北：稻鄉。李承機主編、六然居資料室策劃，2009，《六然居存日刊台灣新民報：社說輯錄 1932-35》（光碟資料），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周憲，2001，〈旅行者的眼光──從近代遊記文學看現代性體驗的形成〉，收錄於劉昭明主編，《旅行與文藝國際會議論文集》，台北：書林，頁 403-424。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2014，《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柳書琴，2001，〈帝都的憂鬱：謝春木的變調之旅〉，《台灣文學學報》，第 2 號，頁 67-89。柳書琴，2009a，《荊棘之道：旅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柳書琴，2009b，〈「滿洲他者」寓言網絡中的新朝鮮人形象：以舒群〈沒有祖國的孩子〉為中心〉，《韓中言語文化研究》，第 21 輯，頁 187-216。胡錦媛，2000，〈靜止與遊牧──《印度之旅》中的兩種旅行〉，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旅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頁 182-205。

行腳滿洲．發現台灣：以1930年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為討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