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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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2015 年 12 月頁 153-190.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路丹妮中央研究院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陳正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在數位人文脈絡下，透過實證量化研究方法，分析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場域，主要目標有二。第一，本文大量蒐集戰後初期報刊目錄資料，採用多變數統計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依據行動者於不同刊物間之出版模式，分析行動者之間的出版相似性，藉此探討行動者之群集現象及文學場域「習性」。第二，本文採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之文學場域理論，認為文壇是由不同文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所構築之脈絡，在此架構之下，行動者累積大量「象徵資產」，以取得場域優勢「位置」，但本文認為，在戰後初期背景下，應分析為「威望和政治影響力」的組合，行動者藉由占據主導地位的方式，定義台灣的認同、文化和文學地位。因此，本文將重新檢視布爾迪厄之理論應用於台灣戰後時期文壇之適切性，並探討文學場域的「自主性」。. 關鍵詞：台灣戰後初期文學、數位人文、場域理論、多變數分析、文學自主性. 2015 年 9 月 15 日來稿；2015 年 12 月 7 日審查通過；2016 年 1 月 12 日修訂稿收件。.

(2) 15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Early Post-war Literary Field: A Case Analysis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Humanities Method Táňa Dluhošová Research Fellow, Oriental Institute of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 Alvin Cheng-Hsi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Using an empiric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examine Taiwan early post-war (1945-1949) literary field, this article aims at two main goals. Firstly, based on a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 on contributors’ publishing patterns in co-temporary periodicals, this article aims at disclosing publishing similarities among the agents during the period. The findings will then illustrate the clusters of agents in the literary field and characterize their habitus. Secondly, it will utilize the theory of literary field by a French sociologist Pierre.

(3)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55. Bourdieu, which understands the field as a dynamic structure created by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mbers of the field. These agents may compete over the dominant position that enables those who have gained recognition by their peers (symbolic capital) to impose a binding definition of what literature is and what can be rightfully included in the canon.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however, the dynamics of the literary field is not given only by symbolic capital, but also by other nonliterary forces. This article thus aims at re-examining Bourdieu’s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 early post-war period literature and discuss the degree of autonomy of the literary field. Key words: early post-war literature, digital humanities, multivariate analysis, autonomy of literature.

(4) 15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一、緒論本文透過量化研究，分析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文壇，探討當時文學場域之分布與發展，盼能為「數位人文」領域有所貢獻。數位人文之興起反映當前學界跨領域結合的新趨勢，透過信息處理、自然語言處理、統計方法、資料探勘、資料典藏等數位技術的運用，將能重新檢視人文學議題，以量化研究方法，提供客觀資料導向之詮釋 1。由於台灣戰後初期之文本蒐集範圍明確，因而就有限的文本數量而言，數位化之可行性較高。此外，戰後初期乃為台灣睽違 50 年後，在政治地位上從日本的殖民地，再度被劃分為中國的一部分，因而此一時期在台灣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選擇以此期間文本做為分析主軸，探討數位人文方法用於文史重建之可行性。. ∗. 1. 本文研究想法源自第一作者之博士論文，為第二作者科技部計畫之部分成果（台灣計畫編號：MOST 104-2911-I-018-501，捷克計畫編號 MOST/2014/0004）。本文初稿曾於歐洲台灣研究學會的研討會（亞捷陸大學，波蘭 2015 年 4 月 8-10）；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aiwan Studies in Europe（查理大學，捷克 2015 年 10 月 22-23 日）；東亞聚焦：2015 第六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201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中宣讀，惠承蕭阿勤教授、范銘如教授、馮鐵教授、羅然教授等多方指正，謹此致謝。本文資料搜集，承蒙黃惠珍、陳芳明教授以及《文訊》提供，謹此致謝。本文修訂與送審過程中，復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悉心指正，作者獲益良深，並得以據此進行論述的修正和強化，特此致謝。 Busa, Roberto A., “Foreword: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edited by Susan Schreibman, 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p. xvi-xxi. Siemens, Ray, and Susan Schreibma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Literary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2013)..

(5)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57. 過去文史撰述常受限於不同分析者的詮釋觀點，使文本及人物選擇難免較為主觀，因而容易受到前人研究影響，或易受個別意識型態所牽涉。此外，礙於研究者之有限人力，過往文獻研究多半專注於特定著名人物或團體之討論 2 ，這些重要人物雖透過歷史重建過程，而更加肯定他們的重要性，但本研究希望能夠透過更宏觀的實證研究，以量化的資料數據，納入更多文本及投稿者於分析中，透過統計計算方式，以更客觀的方式，構築戰後台灣文學場域象徵權力之分布。本文透過人工方式，收集戰後初期相關期刊之出版目錄和作品集，分析在這段期間，每位投稿者在不同期刊之出版模式，以數位量化方式探討投稿者彼此之間的群聚關係，藉此重構文學場域。此為本研究數位人文初探台灣戰後文學場域的第一步，未來我們將納入每位投稿者的文本語言特徵值，透過量化語料庫語言學的方法，找尋投稿作者群之間在文字創作使用的相關性，以建構更完整的場域架構。本文資料庫目前已搜集高達 47 種台灣戰後文學相關期刊（包括期刊和副刊），共計三千五百多名投稿者 3，並篩選出「至少在一本以上刊物出版」之投稿者為主要分析對象，共計 563 名投稿者，採用多變數統計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依據每位投稿者出版的期刊分布狀況，探討投稿者之間的群聚現象，企盼能對台灣戰後文學研究提出不同觀點。. 2. 3. 例如：黃英哲，〈許壽裳與台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收於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編，《二二八學術研究論文集（1991）》（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92 年），頁 115-140 ；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魯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5 卷 2 期（2001 年 2 月），頁 91-111；橫地剛，《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黃惠禎，〈承先與啟後：楊逵與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系譜〉，《台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6 年 6 月），頁 1-32；黃惠禎，〈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台灣文學學報》第 22 期（2013 年 6 月），頁 27-66；陳建忠，〈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台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6 年），頁 33-62 等文章。本研究資料庫所收錄之作者名單共 3559 人，然而在這些名單中，並不代表確實有 3559 位不同行動者參與貢獻，其中有許多名字僅為筆名。戰後初期的政治氛圍，對作家而言，是言論相對危險的寫作時間點，因而許多作者為了他們自身的安全，選擇使用筆名發表文章。然考究筆名真實身分相當繁複，故我們只能予以合理推測，此名單中許多未知名筆名可能仍為同一作者，因此實際作者數目應低於本文所估計之數值。不過，在本文中，倘過去文獻已可明確判定該筆名等同於某位特定作家，我們則於量化分析中，將這兩個名稱視為同一作者。.

(6) 15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本研究主要貢獻有二：首先，本文採用近年廣為應用的數位人文創新方法，探討投稿者之文學場域「習性」（habitus）；另一方面，本文採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文學場域理論（theory of literary field），分析台灣戰後初期之文學場域概況。布爾迪厄認為文壇是由不同文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組織架構，在此架構之下，「行動者」（agents）藉由累積最大量的「象徵資產」（symbolic capital），來取得該場域的優勢「位置」（position），此即為他所定義的「聲望／聲譽」（prestige）」，但本文認為，在台灣背景下應更合適地解釋為「威望和政治影響力」的組合，行動者可透過占據主導地位的方式，來定義台灣的認同、文化和文學地位 4 。因此，本文將重新檢視布爾迪厄之理論應用於台灣戰後時期文壇之適切性，並探討文學場域的「自主性」（autonomy）。. 二、文獻探討所謂的「經典」（canon），是如何被定義？從文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它是一個為當代所「建構」的「敘事主流」，意即在某一時期中的敘事者，所共同去體現當時代人們所依賴的文學趣味和世界觀（廣義來說，即是當時的優勢意識型態），和其所建構之敘事主導傳統。而這樣的敘事主導傳統，會因社會或政治上的變化有所調整，並在不同時代裡，重新建構出新的優勢文學經典。例如在八○年代末動盪的時期中，由於本土意識抬頭，即影響台灣文學的定義與發展，亦確立了「台灣文學典經」的基準。台灣文學第一個、和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史，為葉石濤所撰寫的《台灣文學史綱》5，雖然當時他所提出的許多想法，在近期均已為後人重新檢視，但他所建立的台灣文學經典依舊影響深遠。他的文學史從明鄭時期開始寫起，並以日本殖民時代做為台灣意識啟蒙的重要轉捩點。從葉石濤開始，主流的台灣文學史敘事中，呈顯二二八事變對台灣意識生成的影響，接續論及二十世紀五○年代和六○年代蓬勃發展的現代主 4. 5.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and trans. by Randal Johnson (Cambridge, New York: Polity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by Susan Emanuel (Cambri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 年）。.

(7)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59. 義，和七○年代的本土文學運動，以及戒嚴後期呈現文化多元性，例如原住民文學、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等等。葉石濤於《台灣文學史綱》討論過戰後初期，但該時期直到九○年代才成為學術界關心的主題，漸而形成一新興研究領域，這時期的研究文章，多傾向描述當時政治社會的情況，及介紹當時的行動者 6。事實上，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裡，已清楚設立台灣文學的定義與範疇，成為日後的研究者比較研究的依規。例如，他強調文學作品應反映台灣特色與社會批判目的，因此，在討論戰後台灣文壇時，他傾向主觀排除一些當時頗具盛名的作家族群，大多為外省作家作品，無法清楚反映戰後初期文壇的情況。儘管葉石濤對台灣文學史的陳述，在現在看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許多文史學家也提出許多更完整個史觀論述，然而，葉石濤的文史重建，正好可作為本文前述的台灣文學史傳統分析一經典範例，將台灣文學價值，定位於社會參與度（socially engaged） 7以及台灣本土特質，成為後續戰後初期台灣文壇研究之學者之研究依歸 8。台灣學界關於戰後初期的相關研究，在九○年代達致高峰 9，學者們紛從後殖民研究和理論的角度來審視台灣文學，尤其在探討戰後初期的文學，亦援引. 6. 7 8. 9. 彭瑞金，〈「橋」副刊始末〉，《台灣史料研究》第 9 期（1997 年 5 月），頁 34-47；何義麟，〈戰後初期台灣報紙之保存現況與史料價值〉，《台灣史料研究》第 8 期（1996 年 8 月），頁 88-97；黃英哲，〈《新新》總目─自創刊號（1945 年 11 月 20 日）至第二卷第一期（1947 年 1 月 5 日）〉，《台灣史料研究》第 5 期（1995 年 2 月），頁 133-143；秦賢次，〈《新知識》月刊導言〉，《台灣史料研究》第 10 期（1997 年 12 月），頁 49-52；秦賢次，〈《文化交流》第一輯導言〉，《台灣史料研究》第 10 期（1997 年 12 月），頁 53-55；張炎憲，〈《前鋒》雜誌創刊號〉，《台灣史料研究》第 10 期（1997 年 12 月），頁 56-61。即「社會批評性」之文學。因專書正確地反映文學史場的狀態，本文接下來所討論之文獻大多集中於專書，而未以學術文章進入該文獻討論。九○年代以降，台灣戰後初期的研究論述，可概分為兩種研究面向：第一，研究者從史料考察的角度，描述特定作家及他們廣為大眾熟識之作品，例如：黃惠禎，〈錢歌川的台灣經驗與原鄉意識〉，《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95-129；陳淑容，〈雷石榆「台南行散記」分析：後二二八的風景與心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73-94。第二個戰後初期文學研究新動態為文學作品分析或新興文類介紹，這是之前較少看到的研究角度，不同於以往僅著重作者介紹或文本分析之論述。例如，蔡明諺，〈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41-71；李知灝，〈遺民幻夢：戰後初期張達修遺民想像的幻滅與重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9-39；徐亞湘，〈戰後初期中國劇作在台演出實踐探析〉，《戲劇研究》第 12 期（2013 年 7 月），頁 121-64；徐亞湘，〈一個戲劇的公共輿論空間─戰後初期台灣報紙的戲劇特刊分析〉，《戲劇研究》.

(8) 16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後殖民論述，預設殖民者／壓迫者（中國）與被殖民者／被壓迫者（台灣）的概念，討論台灣文學。然而，若研究者以預設之對立二分意識型態重建文學史觀，那麼，分析結果亦將一如預期地呈現以二分對立為主的論述。因此，我們認為，以當時台灣文壇的複雜情況，僅單以二分法的後殖民理論，並無法解釋其多樣性 10。我們認為，布爾迪厄「文學場域」理論將能夠更全面性的分析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發展過程。許多團體與個人為了爭奪台灣文化定義的權利而彼此競爭，這些行動者亦嘗試尋求各方支持，以宣傳自我觀點，此現象可以布爾迪厄的文學場域理論解釋與詮釋，因此，許多研究戰後時期的學者也嘗試採用此理論架構分析當時的文壇概況。陳建忠亦曾提及，過去台灣文學的傳統「台灣和中國」二分法分析雖影響深遠，但他建議文學史應著重文壇之「動態」，唯有如此，才能更廣泛全面觀察當時台灣文學之發展 11 。陳建忠的論述，即是受到布爾迪厄文學場域理論啟發，我們將在後續章節討論。在徐秀慧的博士論文及後來她所寫的專書中，雖也提及文學場域的理論 12，儘管她用不同的語言描述，如「權力場域的結構」和「自主性文化場域」，她的分析依舊無法完全脫離二分法的概念。徐秀慧認為，「自主性文化場域」即為民間流行之期刊如《民報》、《人民導報》，以及左翼文化工作者所出版之刊物。本文認為，戰後初期文學場域的獨立性仍是一個深具爭議性的議題，二分法的分析將預先排出許多論述的可能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秀慧對於行動者的分類，並非依照他們的種族歸屬，而是根據他們的政治傾向。但這仍然與葉石濤「社會批評」的觀念相符。. 10. 11 12. 第 4 期（2014 年 7 月），頁 51-72。例如：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九章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 17 卷 5 期（2001 年 3 月），頁 150-163；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章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認同與論戰〉，《聯合文學》17 卷 6 期（2001 4 月），頁 162-175；陳建忠也利用後殖民地理論，但他意識到該理論的限度，所以他也提出了新的角度來看戰後初期的文學，就是「文學場域」理論。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頁 5-8。徐秀慧，《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4 年）。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出版社，2007 年）。.

(9)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61. 在一系列文章及一本專書中，黃英哲亦分析了戰後時期一群最有影響力的行動者 13。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學者，他論述中也利用布爾迪厄「文學場域」，作為一個可能有助於解析權力場域和文學場域關聯的方法理論，然而，他主要的興趣在於政府機構和文化政策執行的重要人物。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不僅有助於分析者在文化場域中定位行動者，同時讓研究者進一步探索象徵資本的本質，進而了解行動者吸引其他同儕尊崇的因素，這些種種探索問題背後的答案，正是重建戰後文學的文壇概況的關鍵所在。有別於過去傳統對立二分的分析，我們採用「文學場域」的理論，跨越論述者個人立場與主觀影響，從行動者本身的出版模式與他們和報刊之互動關係，重塑當時文壇脈絡，分析當時期行動者潛藏的群集模式，藉此推論他們所占據之文學場域位置與傾向，並探討其象徵資本及習性。最後，本文比對過去傳統學者的結論，討論數位人文方法所帶來的可能影響與衝擊。. 三、理論架構─文學歷史之數位人文新方法過去台灣戰後文學研究常追隨傳統經典式的分析模式，認為典型的台灣文學創作，應由台灣本地人且為左翼分子所撰寫。為了打破此傳統規範，同時避免其所加諸之成見，本文認為有必要採取另一客觀方法，以更實證量化的方式描述當時文學場域之發展與概況。在找尋新方法的過程中，本文將以兩個理論架構來探討與批判現行歷史論述之合理性。首先，我們認為布爾迪厄所提出的文學場域概念，與台灣戰後初. 13. 黃英哲，〈許壽裳與台灣（1946-48）：兼論二二八前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頁 185-187；黃英哲，〈魯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1945-1949：試論戰後初期的文化重建與國家認識〉，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頁 301-322；黃英哲，〈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台灣人「奴化」了嗎？〉，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 330-402；黃英哲，〈魯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1945-1949〉，收於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 年），頁 147-177；黃英哲，〈黃榮燦與戰後台灣的魯迅傳播（1945-1952）〉，《台灣文學學報》5 卷 2 期（2001 年 2 月），頁 91-111；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城邦文化，2007 年）。.

(10) 16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期之文學場域發展相似 14 ，布爾迪厄將場域概念化成由不同領域行動者間的關係所創建的動態結構，這些行動者不斷爭取場域中的主流位置，定義文學本質和文學經典所涵蓋的範圍。唯有得到場域內大多數其他行動者（例如：知名作者、文學評論家）的認可（即「象徵資本 15」）時，方能在此場域中占有主導位置。但布爾迪厄最令人振奮的觀察是，有別於其他場域，文學場域並非完全依附於政治或經濟影響；但另一方面來看，文學創作亦需某種程度上仰賴政治、經濟場域的資助，或多或少會受到政治的操弄，因而產生非文學力量的介入。第二個方法源自於莫萊蒂（Moretti）的專書 Graphs, Maps, Trees 16。莫萊蒂試圖發展有別於傳統文學歷史論述的替代方法，相較於傳統熟悉的「細讀法」（close reading），此新方法他稱作「遠讀法」（distant reading）。透過統計方法，莫萊蒂的分析結果，通常提供讀者特定時期文學發展的關係、過程和結構的視覺圖像表徵。在莫萊蒂讀者眼中，他為那些遺落在黑暗角落、布滿灰塵的敘述文學，投射出希望之光，儘管這些敘述文學作品，過往對於其他的文學評論家來說，因缺乏文學美感與智慧的大眾作品，而很少受到重視。莫萊蒂將其注意力放在大量的作品集分析，例如特定題材或特定時期的出版刊物，其研究貢獻在於量化分析的使用，以客觀方法追蹤一個特定文學體裁，如小說體，在不同文類和國家中的如何出現和發展。莫萊蒂和布爾迪厄的在研究方法上有兩個共同特色。第一，雖然他們分析不同的領域（莫萊蒂：文學產製，布爾迪厄：文壇的規範），他們所分析的內容與對象，大多為讀者及傳統學者過去鮮少重視的。第二，他們的分析採用更寬廣的角度，透過不同面向，納入傳統所忽略的重要因素，探索真正背後型塑特定時期文學發展的脈絡，如此，方能擺脫傳統分析限制，以更宏觀的角度重建特定時期之文學歷史。 14 15. 16. 同註 4。象徵資本通常建構文學場域之主要架構，並於場域中建立階層結構，而經濟資本則不然。由於經濟資本源自於某一行動者可測量的商業成就（如：銷售量、印刷及出版過程、展覽場次數及觀眾多寡等），象徵資本則與抽象的價值有所關聯，而其價值是起源於在文學場域上其他行動者所達成的共識（被視為某間有名出版社出產的一種權威著作、熱門度、及發行物），因而文學場域之自主性自此產生。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頁 37-39。 Moretti, Franco, Graphs, Maps and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5)..

(11)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63. 從布爾迪厄的理論中，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出版於相同刊物之行動者應享有許多共同特質，根據場域理論的看法，正是因為這些相同性向 17（disposition），給予這些行動者機會能夠在此場域占有一席之位置，布爾迪厄稱之為「習性」18。觀察行動者群與特定類型的期刊之連結關係，不僅可看出他們的「習性」，更能找出背後取得這些習性的其他政治及社會經濟因子。當擁有共同特質的行動者在不同期刊中發表時，我們認為，期刊間背後可能擁有共通的意識型態，促使這群行動者在發表行為上浮現某種類似的發表模式。若當一群刊物明顯傾向發表相同作家群之作品時，我們亦可合理推測，刊物之間儼然形成一種文學場域的聯結，形成群體認同，並反映在出版行為模式。這群刊物即成為文學場域的位置，藉此，研究者可客觀分析場域特性及行動者習性，重建文學場域發展 19。因此，本文結合莫萊蒂和布爾迪厄的研究方法，首先，遵循莫萊蒂的理念，我們收集大量台灣戰後初期的出版資料，採取「遠讀法」為主之量化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根據布爾迪厄的理論，以場域理論分析戰後初期文學發展。. 四、文本資料蒐集及研究方法關於資料收集，我們的限制以及篩選機制，僅限於硬體層面考量，如圖書館及資料庫之館藏 20 。搜集原則是，廣義上它們的內容必須反映文化層面，因 17. 18. 19. 20. 行動者在一個領域的行為，通常遵循某種特定規則，此即為屬性及性向的綜合體。在布爾迪厄的認知裡，性向（或稱文化能力）決定了一個行動者努力追求場域中特定地位的慾望。換句話說，只有信念相符的行動者才會為了一個特定位置而互相競爭，因唯有他們才能從此位置的經濟或象徵資本中獲得利益，而他們的習性亦是能夠讓他們保住位置的關鍵。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頁 63-64。本文認為，一個行動者在某個期刊中得以出版，意味著他保有某種立場，因此，他或她必須滿足編輯所建立的某些要求，而且，他必須和期刊中的其他行動者持有相同的觀點。當分析此類作者群之共同出版行為模式時，我們必須留意這些行動者在創造彼此連結的網絡時，或許多少在過去亦擁有相同的生活經驗與背景，例如，共同求學，類似歷經，共同家鄉，甚至類似的文學風格。本文資料主要來自於戰後初期報紙和雜誌的人工採集，其中一些為複印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而其他則是由台灣學者提供。本文收集了 47 種期刊。「期刊」包括雜誌和報紙的副刊。我們資料也包括副刊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副刊也擁有自己的獨立編輯室，及獨特的，不一定與跟本報紙一體的之目標相同，因此本文將副刊視為獨立刊物。例如，《台灣新生報》和「橋」副刊會當一個例則：官方的《台灣新生報》於在它的社論中介紹了台灣省長官公署的中國化文化政策，但是而「橋」副刊則提供了多種對台灣文學本質的看法。.

(12) 16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此，我們盡可能囊括各類文學著作或是著重在文化議題的補充資料，例如：電影、戲劇或是當時期的教育指導方針。將期刊雜誌和副刊文獻併存於資料庫的原因，在於當時無論是期刊雜誌、或是報紙副刊，在這些文化媒介中，或多或少都參與了關於台灣文化定義的討論。從當前的研究文獻中，我們概略可以掌握到戰後初期至少有 21 份報紙和 70 份雜誌曾出版發行，儘管至今在這些文獻中，有些早已散佚而無法取得，但我們仍盡目前所能蒐集，並期待能有更多資料的出土與提供，將有助於擴充資料庫的樣本數據。數位人文研究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大致上可從兩個層面探討。首先，針對文本分析資料的數量來說，過去文學研究方法常採用質化分析，針對重要文本深入探討，而由研究者於比較分析中歸納文學作品中的歷史脈絡。而本文希望在文本分析的數量上能夠盡可能涵蓋當時期的期刊，因此，就文本取樣來說，本研究的優勢在於，第一，研究分析者不主觀介入期刊選擇；第二，期刊樣本數量將盡可能涵蓋人力可及之蒐集範圍。因此，就資料分析樣本大小來說，我們希望在台灣戰後初期的文學史重建之研究議題中，踏出數位人文方法的第一步。數位人文方法的第二層面，則關係研究者歸納分析的客觀性和適當性，「大數據」趨勢伴隨而來的是更嚴謹、更客觀的量化分析方法，透過不同的統計方法，從大量文本數據中檢視研究假設是否得證。在文學研究中，當前量化研究大多著重兩個主要議題：文本風格分析和文本作者歸屬研究 21 。統計方法之選擇與研究問題類型息息相關，而多變數分析方法已慢慢成為數位人文方法中經常採用的量化分析模式。. 21. Burrows, John F., “Not Unless You Ask Nicely: The Interpretative Nexus between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vol. 7, no. 2 (1992), pp. 91-109; Holmes, David I., Michael Robertson, and Roxanna Paez, “Stephen Crane and the New-York Tribune: A Case Study in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Authorship Attributi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vol. 35, no. 3 (2001), pp. 315-31; Hoover, David L.,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ry Studie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Literary Studies, edited by Ray Siemens and Susan Schreibman (Malden, MA: Blackwell, 2013), pp. 517-33; Love, Harold, Attributing Authorship: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65. 多變數分析法為統計學中一支，已廣泛應用於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22 ，其主要功能為分析多個變數的資料，探討變數之間的關聯性或探索資料的深層結構，透過複雜的演算法歸納出資料中變數之間的共通模式，以克服人工分析所無法觀察的限制和盲點。常見的分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群集分析法等等 23。而本研究將採取主成分分析法，理由如下：第一，在許多文本作者歸屬研究中，許多學者成功地採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文本中的詞頻分布做為作者辨識指標，分析特定章節是否同屬單一作者 24 。第二，主成分分析法亦已廣泛用於其他人文學研究，如構詞研究 25 、語意研究等議題 26 ，在多變數的資料中，提供分析者客觀數據判斷資料群聚分布模式。第三，主成分分析法主要用於變數間彼此有相關之資料，例如在前述的文本作者歸屬研究中，當我們以該文本前 N 個常用詞頻做為作者辨識之特徵值時，高頻詞 A 和高頻詞 B 彼此可能有互依現象，即 A 在文本中的出現，可能與 B 的出現頻率有關，因此，當作者辨識之特徵值彼此相關時，主成分分析法可以適當地將彼此相關的變數融合，而轉化為彼此互相獨立新的一組特徵值，我們稱為「主成分」，並利用這組新的特徵值，觀察文本之間的差異性。第四，主成分分析法提供二維（或三維）平面座標圖式，讓研究者可直觀地觀察資料中每個個體之間在簡化後的特徵值之間的空間距離，並客觀推導資料群聚結構。以下將詳述本研究之主成分分析法之步驟。本研究主要探討期刊和投稿者之間的關聯性，透過各個投稿者在期刊中的出版模式行為，以數位資料探勘的方式，挖掘可能的潛在影響因子，促使某些. 22. 23 24 25 26. Baayen, R. Harald, 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Using 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Gries, Stefan Th., Statistics for Linguistics with 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McEnery, Tony and Andrew Hardie,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ckers, Matthew Lee, Text Analysis with R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 (Berlin: Springer, 2014). 同註 21。同註 22。 Chen, Alvin Cheng-Hsien,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Bodily Orientation in Mandarin: A Quantitative Corpus Perspective,”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ol. 6 no. 1 (2010), pp.1-28; Chen, Alvin Cheng-Hsien, “A Quantitative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English Spatial Particles: Conceptual Symmetry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Taiwan Journal of TESOL vol. 11, no.1 (2014), pp. 75-104..

(14) 16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特定作者群以及刊物群形成重要的文學場域的位置。目前資料庫包括了 47 種不同的期刊，共計 3,559 位不同的投稿者姓名。我們將以投稿者在此 47 本期刊中的出版模式做為投稿者之特徵值，依此探索及觀察投稿者之間是否有任何群聚現象。研究假設是，如果有一本或一本上期刊均有系統地刊載固定幾位投稿者的作品，則表示這群投稿者凝聚相似意識型態之文學場域，即布爾迪厄所謂的「習性」。為了找出這些投稿者的群聚關係，我們推測在這 47 種不同的期刊中，其出版模式成關鍵指標。然而，47 種不同期刊之出版模式並非彼此相互獨立，期刊之間彼此亦有可能有高度相關性，如若某作者成功於 A 期刊刊載文章時，亦很有可能他／她也同時成功於 B 期刊發表，即不同期刊刊載類似作者群之投稿作品可能有相關性。而因為我們是利用不同期刊的出版模式作為投稿者的群聚分析特徵值，因此形成統計上所謂的「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研究分析者應在量化群聚分析前，先將分類特徵的相關性降至最低，這將有助於更全面性地捕捉投稿者群間的共通性。將 47 種不同的分類特徵縮減成少數幾個彼此互相獨立的分類特徵過程，統計上稱為「維度縮減」，此即為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主成分分析為一種維度縮減工具，可將多變數資料中，彼此相關的分類特徵值，以線性方式轉化成一組彼此獨立的新特徵值，稱為「主成分」。而每一個主成分就像是一個座標軸，接著，主成分分析法則會計算出資料中每一個個體（即投稿者）在每一個主成分上的座標值，進而將每一個個體表徵在一維、二維或是多維空間中，呈現每一個個體之間的群聚現象。在主成分分析中，有幾個重要指標可提供研究者參考。主成分分析法所計算出的新特徵值─即主成分，可視為原先眾多特徵值簡化後的版本，就本研究來說，原始資料中含有 47 本不同期刊的出版模式，即代表每一個投稿者擁有 47 種不同的出版特徵值作為判斷他們彼此相似性的依據，然而，因為原始 47 個特徵值可能彼此相關，因此主成分分析法可將此 47 個特徵值轉化為另一組 47 個彼此完全獨立的特徵值（即主成分），消除原先特徵值之間的相關影響。此外主成分分析中各主成分是按其解釋力依次排列順序.

(15)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67. 的（即「解釋投稿者之間的差異性」的比例多寡），因此，在分析問題時，可以捨棄一部分主成分，只取前面解釋力較大的幾個主成分來代表原變數，讓研究者更有效率地觀察作者在出版模式的分布狀況。主成分分析法不僅能夠提供分析者投稿者群之間的群聚關係，同時可以提供分析這些群聚關係背後所呈現的出版模式共通性導因於什麼樣的刊物關聯性。一般來說，在經過主成分分析後，原先大量的分類特徵都能夠成功地大幅縮減維度，研究者多半僅需要利用前面幾個轉軸後的「主成分」，即可解釋資料分群的大部分變異狀況，因此通常此類型研究均採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作為分析依據。此外，主成分分析法更具吸引力的是，可將投稿者依據轉軸後的第一及第二主成分作為座標軸，畫在一張二維座標圖上，透過此二度空間圖像呈現，可讓研究者更直觀的觀察到作者群聚關係和文學場域的形成。我們原始資料有 47 個特徵值，因此，主成分分析法即將此 47 種期刊出版模式特徵值轉為 47 個彼此獨立的主成分，而每一個主成分則是原先 47 種期刊特徵值的「線性組合」。透過原先 47 種刊物在每一個主成分上的貢獻，我們可以推論出每一個主成分背後的意義為何，而每本刊物在主成分上的貢獻即為每一個主成分中的負荷量值。透過主成分上 47 本刊物的負荷量值，我們即可推論每一個主成分背後所代表的構念，我們認為，此即為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學場域，進而解釋投稿者群與場域之間的關係。由於主成分分析法這類型的計算模式對低頻率特徵值相當敏感，容易影響計算的正確性，以致無法找出背後共通模式，因此，本研究針對這些 3559 位投稿者進行採樣，表格（一）為投稿者群跟其已發表期刊之數量的關係。從表可清楚看到，只有 563 位投稿者於一本以上的刊物成功發表作品，這亦間接顯示作者群往往集中在單一刊物中發表，更加凸顯該刊物的意識型態立場，而只有一小群作者跨越不同期刊群之界線。本研究抽樣即以此為基礎，篩選出 563 名「至少曾在 47 本期刊中發表過一次以上的作者」進行分析。.

(16) 16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表格（一）：不同投稿者出版期刊之數目統計表曾出版之期刊數目. 投稿者數目. 12. 1. 8. 2. 7. 9. 6. 7. 5. 18. 4. 38. 3. 102. 2. 386. 1. 2996. 總數. 3559. 以下我們將針對主成分分析法所提供的兩項重要指標討論。首先，我們將根據「第一主成分」及「第二主成分」的負荷量值，歸納前兩個重要的主成分分別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每本期刊於主成分上的負荷量值即代表著該期刊對於該主成分的貢獻量，我們即依據貢獻量高的期刊歸納此二主成分的深層意義。第二，經主成分分析後，每一位投稿者將依據前兩個主成分的平面座標，透過二維座標圖標示彼此之間出版模式的差異性，並藉此觀察投稿者群之間的群聚關係。.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表格（二）：47 本期刊於第一及第二主成分之負荷量值期刊名稱正氣月刊龍安文藝台旅月刊台灣詩報台灣詩學叢刊台灣文學叢書刊. 第一主成分 0.235 -0.001 0.033 0.339 0.022 -0.037. 第二主成分 -0.160 0.096 0.031 -0.101 0.004 0.090.

(17)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創作月刊南方周報潮流建國月刊台灣學生台灣月刊台灣之聲日月潭中華現代週刊新風台灣青年大同一陽周報台灣新生報・新地台灣新生報・文藝台灣新生報・橋台灣新生報・電影戲劇台灣新生報・文海台灣新生報・習作台灣新生報・史地台灣新生報・台灣婦女中華日報・海風中華日報・新文藝和平日報・新文學和平日報・新世紀和平日報・百花洲新生日報・文林新新前鋒新知識新台灣文化交流台灣評論政經報力行報・新文藝力行報・力行. -0.011 0.004 -0.007 0.588 0.016 0.012 0.005 -0.031 0.002 0.026 0.018 0.006 0.010 -0.004 -0.133 -0.022 -0.234 -0.030 0.047 -0.003 0.006 -0.076 -0.603 -0.027 -0.007 -0.001 -0.018 -0.002 0.004 0.006 -0.014 0.003 0.002 0.086 0.029 -0.021 -0.037. -0.032 -0.010 0.050 -0.229 0.041 0.021 -0.091 -0.038 0.023 -0.017 0.028 -0.001 -0.003 0.006 -0.119 -0.002 0.672 -0.034 -0.016 0.016 0.003 -0.030 -0.600 -0.019 0.019 0.017 0.036 0.031 0.051 0.006 0.010 0.011 0.033 0.004 0.021 0.060 0.026. 169.

(18) 17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人民導報・南虹大明報・大明副刊公論報・日月潭台灣文化. -0.006 0.003 -0.141 0.036. 0.007 -0.016 0.134 0.131. 表格（二）為 47 本刊物於第一主成分與第二主成分的負荷量值，數值之「絕對值」大小顯示每本刊物對於該主成分的貢獻度，間接顯示每個主成分背後構念（Construct）所代表的意義。表格中藉由不同的色調，呈現每本刊物之重要性：深色表示該期刊於該「主成分」之負荷量值越高 27，即貢獻度越高，因此，亦表示該期刊與該「主成分」背後所代表的構念（後設意義）有強烈相關，若將第一及第二主成分想像為二維空間中的水平及垂直座標軸，每一位投稿者在主成分座標軸上的分布狀況（即：水平軸上的左右分布、垂直軸上上下分布），則反映他們在主成分「高負荷量值」的期刊中，出版模式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若負荷量值為正值，則表示當作者在主成分上座標值越大，越傾向出版於該期刊；反之，若負荷量值為負值，則表示當作者在主成分上座標值越小，則越可能出版於該期刊。本研究依循大多數主成分分析研究慣例，將依據前兩個主成分以及其負荷量值探討作者群聚分析結果。主成分分析所提供的二維座標圖，透過圖像方式呈現台灣戰後初期文壇作者的群聚分布狀況，而建構二維座標圖的第一主成分及第二主成分將代表戰後時期可能的文學場域模式，依此本文將歸納當時文學場域發展背後可能之影響因子。. （一）第一主成分象徵意義表格（二）顯示，第一主成分 47 本報刊的負荷量值，主要是由兩群對立的報刊控制其變異，一端為《建國月刊》為首的報刊群，其他包括《台灣詩報》和《正氣月刊》 28 。另一端為官方報紙《中華日報》副刊「海風」所為首的報 27. 28. 在主成分分析中，負荷量值是雙向的（正值或負值），因此，所謂高負荷量值是以其「絕對值」來判斷。《台灣詩報》為「台灣詩壇」所出版，並著重於傳統流詩歌文類；然而，《建國月刊》則.

(19)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71. 刊群，其他刊物包括《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以及「新地」。《建國月刊》和「海風」分別於第一主成分擁有極大的正負負荷量值，顯示它們之間的對比，即為第一主成分之象徵意義。這兩組報刊又以《建國月刊》和「海風」，有什麼不同呢？我們認為它們之間的對比可從兩個層面討論：文學風格 29 及投稿者的特色和背景。以文學風格規範之尊崇來說，「海風」以及「橋」均代表所謂現代文學繼承者，而《建國月刊》較近似保守派典。例如：「海風」和「橋」的內容大多為新詩、評論文章、小說、散文、短戲劇等，但《建國月刊》裡，除前述文類外，詩詞比例較高。除了文類差異外，《建國月刊》裡的詩詞，也有社交功能，雜誌裡常見以私人辦吟會賦的詩歌，也常慶祝當時著名人士，其他期刊鮮少出現這類型之文學風格。有別於「海風」」「橋」、「新地」等期刊傳承「五四」的現代文學概念，《建國月刊》反映傳統文學派典的規範，以文學作為改善社會的工具。因此，我們認為，第一主成分代表「文學風格傾向」：愈趨向《建國月刊》為首之報刊群，則風格與文學功能愈接近現代文學前的古典文學，我們將此報刊群稱為「保守派」 30 ；反觀愈趨向「海風」為首之報刊群，則愈呈現現代文學風格傾向，我們將此報刊群稱為「現代文學派」。. （二）第二主成分象徵意義表格（二）顯示，第二主成分（正、負）負荷量值最大之報刊，主要是由兩群對立報刊為主：其中一端為官方報紙《中華日報》的副刊「海風」為首；. 29. 30. 與官方機構有密切連結。出人意料的是，在所有已分析的期刊，這兩種期刊之間的關連最近：48%的《台灣詩報》的投稿者，都曾經在 1946 年 10 月-1947 年 9 月其間，發表於《建國月刊》。《正氣月刊》是另一個跟官方機構有關的刊物，曾今可（1901-？）曾任《台灣詩報》與《正氣月刊》之編輯，因此這兩本報刊關聯緊密。《正氣月刊》從 1946 年 10 月 -1947 年 5 月由柯遠芬（1908-1997），出版發行，該報刊也已傳統詩歌為主。我們採用 Michel Hockx 所定義的「文學風格」，其概念源於布爾迪厄的「性習」，但著重出版期刊的特色（包括文類、語言、內容選擇、期刊內容的分布、視覺設計等）。Hockx, Michel,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2003) (China Studies, 2). 本文中所使用的「保守」，不僅代表思想立場，亦包括文學風格具體地說，古典文類以及對文學功能比較傳統的態度。.

(20) 17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而另一端則是以「橋」為主。「海風」和「橋」副刊雖均代表現代文學概念，但仍有許多差異之處：第一，出版地不同。「海風」出版於台南，而「橋」則發行於台北；第二，政治派系不同 31；第三，投稿者背景不同。「海風」之投稿者多屬於當地少有知名度的知識分子，而「橋」的投稿者大多是文學壇知名人物，不過，這些差異幾乎不會影響文學場域的動態性。這兩個副刊最大的差異在於思想層次。為理解這兩個副刊的差異和關係，我們首先介紹兩個副刊在當時社會中所代表不同的的角色和立場。具體而言，即兩者對台灣文學的理解，以及對當時文化政策─「中國化」的態度，彼此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性。「中國化」始於戰前，而戰後即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裡幾個單位廣為推行之文化政策。這幾個單位的領導者均屬於陳儀行政長官的政治派系，因此，本文在文化場域之優勢位置稱為「官方線」（official line）32。事實上，「官方線」屬於權力場域，經常透過台灣最重要的報紙《台灣新生報》裡的社論，傳達政策。「官方線」對於文學場域的影響很大，因而其餘非官方的行動者，需與「官方線」立場對立，才能夠凸顯自己的立場：例如《新生報》副刊「文藝」、「新地」和「橋」的論爭。「官方線」的文化政策，否定台灣獨特的文化，將其視為深受日本文化荼毒的文化，建議將台灣文化特殊性「根絕」，而「移植」中國文化 33。就第二主成分中，「海風」的立場比較接近「官方線」，「橋」則展現較為獨立之發展。「海風」之創刊目標中，使用「開拓荒野」之的隱喻，希望能促使外省和本省讀者參與台灣文化重建，這在當時台灣文化論述相當常見，而此副刊 31. 32. 33. 以《台灣新生報》為例，它成立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接管廣泛的日文《台灣新報》編輯部，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行，直到二二八事件，由新聞宣傳工作委員會接管。就《中華日報》而言，它是由中央政府於重慶（即與台灣省長陳儀（1883 年-1950 年）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不同的政治集團）成立。中央政府派出盧冠群（1908- ），接管所有日本期刊，並成立中宣部的分支。本文中「官方線」（official line）指的是台灣省長官公署所屬單位。因當時權力場域容納了數個，常互相競爭的政治派系，故我們認為「政府」或「國民黨」不太準確。而台灣省長官公署則代表較同質之團體，因此，它的人員和目標（包括文化政策）較為明確。鄭梓，《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台灣現代史研究論集》（台北：新華圖書公司，1994 年）。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台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 9 卷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145-201；黃英哲，〈戰後初期台灣的文化重編（1945-1947）：台灣人「奴化」了嗎？〉，頁 330-342；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

(21)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73. 亦符合當時「官方線」文化政策的目標。對中國大陸來說，當時的台灣是個已脫離祖國 50 年之久的地區，急需「中國化」 34。相反地，「橋」賦予投稿者彈性空間，發表自己對台灣文學的定義，自然而然地，立場逐漸與「官方線」對立。換言之，「橋」不受外來因素制約，遵循文學固有規範，因此，我們認為，「橋」的位置比較接近文學場域的自主性。而「海風」傾向「官方線」的立場，則形成權力場域支持之位置，相對離文學自主性的位置漸行漸遠。值得一提的是，1948 年，「橋」發表對台灣文學論爭後，「海風」的立場雖有轉變，承認台灣文學特殊性以及存在權利，但仍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與權力場域連第二主成分裡，負值負荷量值次高的期刊─《建國月刊》結亦相當明顯。雖然《建國月刊》的投稿者在權力場域與「官方線」歸屬不同政治派系，但在思想理念與「官方線」一致，《建國月刊》所出版作品即被視為中國文學，因此，《建國月刊》的例子再次驗證我們先前對於與「海風」之論述。總結來說，我們認為，第二主成分代表「文學自主性及權力場域傾向」：愈趨向「橋」為首之報刊群，則愈趨向文學自主性的位置；愈趨向「海風」為首之報刊群，則愈趨向權力場域的位置。. 34. 〈嚶鳴〉，《中華日報‧海風》，1946 年 2 月 20 日；援用許詩萱，〈從戰後初期（1945.8-1949.12）台灣文學的重建─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主要探討對象〉（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頁 19。.

(22) 17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三）戰後初期行動者群聚分布. 群集一. 群集三. 群集四群集二. 圖表（一）：作者群聚分析二維座標圖. 圖表（一）為主成分分析所提供的二維座標圖，圖中的 X 軸與Ｙ軸分別為前述小節所討論的第一以及第二主成分，圖表中依據主成分分析轉軸過後的參數值，將本研究所分析的作者畫在座標圖上 35 ，並在圖上標示第一主成分以及. 35. 為求圖表清晰，本文中所討論的二維座標圖僅輸出部分作者名稱，但這不影響後文所歸納的四個群集分析。.

(23)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75. 第二主成分負荷量值較高的刊物名稱，藉此推論每一個主成分背後所代表的構念意義。透過此圖象表徵方式，我們可以透過直觀方式觀察行動者之間的空間距離，此空間距離即象徵作者彼此間出版模式的差異性。座標圖中顯示，戰後初期行動者可能呈現四種群集，於文學場域中占有共同位置，我們將根據前節所討論的主成分意義，X 軸（第一主成分）代表文學風格趨勢，Y 軸（第二主成分）代表文學自主性趨勢，進而將此四群行動者編號命名，針對各個群集討論他們場域位置的特色。群集（一）：往文學場域自主性的位置群集（一）的行動者多半分布於座標圖左上側，在第二主成分數值較高，顯示這群作者有明顯文學自主性。而就出版模式而言，第二主成分數值越大，即代表作者越傾向發表於「橋」。「橋」是由歌雷（本名史習枚，1926-1994）所編輯，始於 1947 年 8 月 1 日，四六事件（1949）之時結束 36。關於群集（一）的行動者，除了黃榮燦（1916-1952）以外，其他作者均源自台灣，大致上可區分兩類。一批是在日治時期已頗具知名的作家，如：龍瑛宗（1911-1999）和吳濁流（1900-1976）。這些作家，像楊逵（1906-1985）和葉石濤（1925-2008），在台灣文學場域占據一定位置，取得一定的象徵資本，且此戰後初期的位置擁有跨時代的連續性，很可能在 1945 之後，仍保有其顯要位置。另一批作者則屬於年輕一代，大多數的行動者為進步知識分子（或如其他文史學家所稱，「左派人士」）。他們的生活背景及作品內容和風格，常見許多挑釁言論，我們認為這是這群年輕行動者為自己在文學場域裡創造名聲的重要步驟。以林曙光（1926-2000）為例，他曾經坦承，其中一篇對台灣文學本質討論最豐富的文章，反而是在他對此背景尚不清楚時所匆忙撰寫的 37。此外，關於這群集的行動者共同特徵（該位置的習性），我們可先觀察「橋」所發表的知名投稿者分布模式和內容來討論。路丹妮（Dluhošová）在她的博士論文提到，「橋」在當時文壇據主導地位，然而，「橋」於 100 期前後，作者分布 36. 37. 歌雷補充如下：「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歌雷，〈刊前序語〉，《台灣新生報‧橋》，1947 年 8 月 1 日。林曙光，〈感念奇緣弔歌雷〉，《文學界》第 11 期（1994 年 6 月），頁 20-23。.

(24) 17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和內容有明顯變化 38。100 期之前，最高頻率的投稿者多為外省人或來自大陸 39；從內容的角度來看，以「五四」象徵和隱喻比較多 40 。關於題材，多以大陸內容為主，相反地，描述台灣的故事較少，且大多以外籍的觀點陳述。100 期之後，出版模式逐漸改變，大量出版台灣作家作品，以及與台灣文學相關之作品（甚至包括日本翻譯文學）。該文學場域上的規範（rules）和行動者的性習不僅影響「橋」文學出版的型態，亦為其他期刊帶來極大的衝擊 41 ，類似的趨勢亦呈現在「海風」和「新地」的出版模式，我們認為，這種改變象徵這個位置逐漸發展獨立的規範，因而取得文學自主性。群集（二）：權力場域與文學自主性之互動位置群集（二）的行動者多半分布於座標圖左下側，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數值均低，顯示這群作者從文學風格、文學功用及文體來看，偏向現代性文學概念，但從內容角度來看，我們也看到推行官方文化政策之趨向，展現跟官方線的鏈接。而就出版模式而言，第一、二主成分數值越小，即代表該作者越傾向發表於「海風」。. 38. 39. 40. 41. 追蹤「文藝」副刊關於台灣文化的討論，1948 年「橋」文章的熱烈浪潮。這些討論（「橋」 100 期左右）已經在輔助的學術中充分紀錄，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在這篇文章中詳細說明。例如：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文學界》第 10 期（1984 年 5 月），頁 2-15；彭瑞金，〈戰後初期的重建運動（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收於《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 年），頁 33-64；彭瑞金，〈「橋」副刊始末〉，頁 34-47；李瑞騰，〈光復初期台灣新生報「文藝」副刊研究〉，收於瘂弦、陳義芝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 年），頁 70-83；石家駒，〈一場被遮斷的文學論爭：關於台灣新文學諸問題的論爭（1947-1949）〉，收於陳映真、曾健民編，《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1947-1949》（台北：人間出版社，1999 年），頁 15-16。出版於「橋」頻率最高的作家（不含歌雷編輯；25 次投稿），就是迦尼（杭州某一個小學老師；44 次投稿），鄭牧之（21 次投稿），陸晞白（19 次投稿），蘇旦（本名：魏端； 17 次投稿）等。鄭牧之和陸晞白之背景雖仍待考究，但從他們的作品可明顯看出他們的外省籍身分。Táňa Dluhošová, Literárne pole a literatúra v ranom povojnovom období na Taiwane (1945-1949) [Literary Field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Taiwa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pp. 102. 常見的是「黑暗」與「光」的對立。「黑暗」常代表絕望、落後、被壓迫的社會和死亡。「光」（常以「星星」、「火焰」、「燈塔」等象徵）代表希望、啟蒙、生活、生命和未來等。仔細作品分析於同註 39，頁 191-192。同註 39，頁 212-227。.

(25)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77. 《中華日報》定期刊載不同主題之專欄 42，而其副刊「海風」，別具特色，每兩天出版一次，此副刊亦為我們所收集的報刊中，刊載期最長久的刊物。起初，可能因語言問題此副刊僅受到少數本土作家的注意，大多數創作者皆為新興作者，直到《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於 1947 年末至 1948 年初，開始提及台灣文學論戰，幾位已富有文學地位的作家才開始於此發表著作，如：楊逵、雷石榆（1911-1996）、葉石濤等，這些知名作家逐漸出現在「海風」和「橋」，因此本文推測，座標圖愈靠上側分布之行動者，愈具備當時文學創作之獨立自主性以及主導地位。此外，「海風」副刊為理解該位置的習性另一重點。我們已經提到「海風」與「官方線」接近。尤其是在 1946 年，本副刊與官方文化政策相互呼應的內容經常可見。另外從文學角度來看，「海風」發表了新文學類型的作品。早期刊載之作品較短，如小品文章及新詩，但「台灣文學論爭」後，小說比例略為提高。 1948 年，「海風」轉以台灣文學為主題，如同「橋」一樣，在當時逐漸成為文學發展趨勢。而另一重要進展為「台灣鄉土文學選輯」 43 的創立，編輯們承認台灣和它的文學具體性，認為台灣在一定程度上，有來自不同以往的文化淵源，而認同其存在價值。然而，當時的台灣文學仍然被理解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此觀點與「橋」的終旨大相逕庭。在群集（二）中的行動者，表面上雖風格迥異，但均擁有一共通特質：他們均與陳儀的官方線有不同程度的連結關係。有些行動者跟「海風」有強烈的連結關係（如：江莫流 44或孟周（1925-？））；有些則為源自台中的進步知識分子，而在官方期刊（如：樓憲［1918-1997］45）、或官方機構工作（如：陳儀、錢歌川 46）。. 42. 43 44 45 46. 定期的專欄例如日文的「家庭」、中日文的「商情」、中文寫的「經濟」、「社會服務」，跟文化有關「文化」、「國語講座」和用日文寫而被龍瑛宗（1911-1999）編的「文藝欄」。歐陽漫岡，〈關於「台灣鄉土文學選輯」〉，《中華日報‧海風》，1948 年 7 月 1 日。《中華日報》〈新文藝〉的編輯。《和平日報》的發行者和《新知識》的編輯。錢歌川（1903-1990）時任台大文學院院長。.

(26) 17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群集（三）：過渡位置群集（三）的行動者多半分布於座標圖中心，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數值分布平均，顯示當時這群行動者在文學風格和文學自主性擁有折衷的特質，我們認為，在這四個群集中，群集（三）異質性較高，而行動者之間差異，可能超越本文所討論的文學風格和文學自主性，因此就前兩個主成分而言，無法更進一步區辨這群行動者之間可能的內在分群。而就出版模式而言，分布於座標圖中心的行動者，代表越傾向發表於《台灣文化》等刊物。《台灣文化》是由台灣文化協進會所發起（1946 年 6 月 10 日-1950 年 5 月），當時雜誌創立大會有近 400 位來自不同背景的文人賓客參與盛會。從行動者的社會背景，不難看出這群集投稿者習性之多樣性。其中包括不少積極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的名人，例如：游彌堅（1897-1971） 47、黎烈文（1904-1972） 48、《台灣文化》中的許多行范壽康（1894-1983）49、謝娥（1918-1995）50。此外，動者反映了當時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連結，例如：有些行動者是本地進步知識分子，但也和官方機關有積極的合作關係。例如：蘇新（1907-1981） 51、王白淵（1902-1965） 52；還有幾位大陸文人，雖當時從未到訪台灣，但他們的作品卻已在台灣出版，例如：冰心（ 1900-1999 ）、謝冰瑩（ 1906-2000 ）、宋美齡（1898-2003）。群集（三）中，我們不僅觀察到許多官方線代表文人，歸屬不同政黨，同時也看到不少早在日本殖民時期就已建立名聲的當地知識分子代表，例如王白淵、呂訴上（1915-1970）、許壽裳（1883-1948）等行動者。因此，群集（三）中行動者的異質性顯示，除政治或省籍連結外，仍有許多因素影響一個行動者在文學場域中贏得認同，並取得文化資產。. 47 48 49 50. 51 52. 半山人，屬於孔宋派，1948 年成為台北的市長，也是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會長。戰後《台灣新生報》副發行人，後來為台大的教授。戰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台灣人，戰後初期時參與女性運動，擔任台灣省婦女會理事長、國大代表。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參與調停，曾引發部分民眾不滿而搗毀其醫院。1948 年當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1949 年赴美國。進步知識分子，擔任《台灣文化》編輯。台灣人，為日治時期很重要的文化工作者和作家，戰後擔任《台灣新生報》編輯部主任，也在台灣文化協進會擔任委員會委員。1950 年因台共蔡孝乾案，被牽連入獄二年。.

(27)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79. 關於這群集的行動者共同特徵（該位置的習性），我們可以台灣文化協進會和《台灣文化》雜誌目標為例。游彌堅時任協會的首長在台灣文化協會正式開辦前夕，在《台灣新生報》的社論中載明協會宗旨，他強調在台灣社會和文化中，日本文化所遺留下的影響，同時也提出新規範的實行，改善此狀態，落實中國語言文字和寫作，這些終旨均與三民主義一致 53 。該立場與當時陳儀政府以及整個中國國民黨對台施政方向一致。他對於台灣文化和文學的定義，完全忽略 1945 年以前所建立好的一切，這當然激起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反應，例如楊雲萍、蘇新、林茂生、許乃昌或王白淵這些成員，他們透過公開的爭論（林茂生）到政治反對（許乃昌）來表達他們抗議（楊雲萍）。這些異議聲浪漸漸在 1946 年一一浮現，直到二二八事件時才銷聲匿跡。值得強調的是，《台灣文化》所代表的位置吸引了相當高的象徵資產成員，涵蓋相當廣泛，多元意見和不同的作者特性是這個期刊的特色之一。此外，這群集的許多行動者在五○年代時，紛紛成為重要政治或文化人物，更加支持該群集行動者過渡性質的論述假設。群集（四）：保守行動者的位置群集（四）的行動者多分布於座標圖右下側，在第一主成分數值較高，第二主成分數值較低，顯示這群行動者文學風格較、文類和文學功用較為傳統，而文學自主性較低。出版模式顯示，群集（四）行動者在《台灣詩報》、《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 54 ，擁有一致性的出版模式，傾向發表作品於這些指標性刊物中。群集（四）點出數位人文方法可能的優勢，透過主成分分析法，量化數據顯示《台灣詩報》、《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等報刊，在當時戰後文學發展，有其重要意義，然而，這些期刊卻常被傳統分析所忽略。. 53. 54. 游彌堅，〈台灣文化協進會創立的宗旨〉，《台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0 日。類似宗旨亦可見於：游彌堅，〈文協的使命〉，《台灣文化》1 卷 1 期（1946 年 9 月），頁 1。《建國月刊》出版期間為 1946 年 10 月-1947 年 9 月。.

(28) 18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當進一步觀察這些行動者的性向（predisposition），不論是大陸或台灣人，均有共同的特徵：他們都享有聲望極高的社會地位 55 。我們以本群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報刊《建國月刊》為例，分析該刊物中最優勢的投稿者共同性向。投稿次數最多的作者（51 次投稿）是《建國月刊》的主編輯，曾今可（1901-1971）。戰爭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於 1948 年夏天，擔任台灣省通志館主任秘書、台灣文獻委員會主任秘書、委員等職。第二優勢的投稿者（22 次投稿）是鈕先銘將軍（1912-1996）56。第三位優勢投稿者為黃純青（10 次投稿） 57 。本文礙於篇幅限制，無法一一列出所有《建國月刊》優勢的投稿者，但前述三例子清楚顯示這群行動者的共同性向─崇高社會地位。此外，《台灣詩報》、《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這三本刊物出版的作品，大多來自高社會地位的活躍政治家，於當時政治權力場域中擁有一定地位。然而，這些官方人員和當時的長官公署長陳儀和他的「官方線」，關係並不親近，亦不認同當時長官所執行的文化政策 58，我們認為這可能是該群集的第二個性向。關於該群集的行動者共同特徵（該位置的習性），與其他位置相比，文學特色傾向古典文學及古典詩歌 59 ，這些文類從日治時期即在台灣文學場域擁有固定、但（因為從二○年代以來，現代文學的文類較為主流）非優勢位置，因此，. 55. 56. 57. 58. 59. 《建國月刊》出版私人辦吟會賦或慶祝的詩歌時，除了作者名字外，也會提到作者的地位，例如台灣省政府委員林獻堂、台灣省參議員黃純青、瀛社社長謝汝銓、瀛社副社長魏清德等，以社會地位取代文學威望，而削弱文學場域的自主性。台灣省政府委員林獻堂，台灣省參議員黃純青等人，〈鈕先銘將軍招待全島名詩人於其官邸擧行端節聯吟會賦此呈正〉，《建國月刊》2 卷 4 期（1948 年 7 月），頁 28-36。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法國通信兵學校肄業。曾任台灣警備副司令、國防部第二廳副廳等職，退役後曾任中央電影製片會主任委員、台灣電視公司顧問、正中書局總編輯及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晚年旅居美國洛杉機。〈鈕先銘〉，（來源：http://tln.nmtl.gov.tw/ch/m2/ nmtl_w1_m2_c_2.aspx?nm=%E9%88%95%E5%85%88%E9%8A%98，2015 年 12 月 30 日）。「1945 年 10 月任台灣省農會理事長、土地銀行及合作金庫監察人、大同中學董事長、台灣文化協進會監事、國語日報社董事長、台灣新生報設計委員等。當選第一屆台灣省參議員、省府顧問、台灣省通志館主任委員。創設薇閣詩社，著有《晚晴詩草》、《八十自述》等書。」李力庸，〈黃純青〉，（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746， 2015 年 12 月 30 日）。徐秀慧也提到了「正氣學社」、《正氣月刊》和《建國月刊》與「軍統」和「中統 CC 派」的關係。徐秀慧，《光復變奏─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思想的轉折期（1945-1949）》（台南：台灣文學館，2013 年），頁 62-63。黃美娥，〈戰後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收於許雪姬編，《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8 年），頁 283-302。.

(29)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81. 群集（四）位置並非原生於戰後初期、或承襲中國大陸，而依此傳統建立自己地位。此外，該群集另一特色為社交互動之緊密性。文學創作、選擇及出版模式，相當程度仰賴人際關係（社會威望）之緊密互動，他們所創造的古典文類亦有社交功能，行動者的位置非取決於文學質量（文學場域固有的規範），而受文學場域外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這群集期刊擁有較低自主性。. （四）群集現象與文學場域之體現我們若將作者群集分布與主成分中高負荷量值的期刊一同分析，即可清楚看到「海風」、《建國月刊》和「橋」形成三角區域。「海風」與《建國月刊》在第一主成分（橫軸）形成對比，顯示行動者沿著水平維度的分布，與他們傾向現代或保守派有關；「海風」和「橋」在第二主成分（縱軸）形成對比，象徵行動者之垂直方向分布，與其文學自主性或權力場域傾向有關。若將圖表（二）視為戰後初期文學場域之圖像表徵，我們推測，當時的場域位置主要有：左上區：屬文學自主性最高之場域位置。右下區：屬權力場域位置，且文學風格傾向保守派，而與權力場域有密切的關係。左下區：屬權力場域場域位置，且文學風格傾向現代文學派典，且亦受權力場域影響。過渡區：屬文學自主性與權力場域互動之過渡階段。戰後初期之文學場域是否擁有絕對自主性？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實證問題，根據本文之量化分析結果，我們發現，大多行動者確實與權力場域較為接近。權力場域聯繫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直接參與，比如行動者在省政府或國民黨占據突出位置。第二，間接參與，此種關聯較為複雜且難以證明。例如：行動者在國立機構服務，依賴政府資助。他們看似獨立且常與政府對立，但礙於經濟考量，因而無法自由行動。（比如他們採用自我審查）。以教室、官方新聞編輯和記者會當一個例子，而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連接到權力場域。.

(30) 18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其次，權力場域連結不等於行動者認同當時政府之政治理念。1946 年以來，權力場域的「官方線」以「中國化」政策對於文學場域施予相當大的壓力，不少行動者以文章或文學作品反對此外來權力之介入，然而，雖然這些行動者表面上與權力場域並無直接關係，但他們反抗的因素源自權力場域的施壓，文學表現行動亦與權力場域息息相關，因此，我們認為，台灣戰後初期整個文學場域尚未取得一個理想的自主文學場域位置，相反地，仍受制於權力場域。路丹妮在她的博士論文中亦提到，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突出的人物 60 ，並非獨立專業作家（如布爾迪厄所描述的福樓拜）61，他們大都是國立學校的教師、記者、編輯和官員。因此，我們立場與布爾迪厄一致，認為文學場域是半自主性，總有些許經濟或政治勢力參與文學場域活動。不過，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場域較為特別，因為該場域之動態性即源自於權力場域。這些論點使我們斷定，戰後初期台灣文學場域之自主性仍相當程度仰賴權力場域。不過，有一代周圍《潮流》和《龍安文藝》雜誌的年輕作者的出現，給台灣文學場域一個得以自主性的機會。這些作家 62 雖然還是大學生，而亦有一定的政治意識，也注重文學創作，但白色恐怖卻阻斷了他們往後朝自主性的文學場域發展的道路。. 六、結語本文採取量化方法，分析台灣戰後初期（1945-1949）之行動者以及他們在當時報刊的出版模式，探討行動者之間習性相似性，並進一步分析戰後時期行. 60. 61. 62. 在路丹妮分析 64 個當時發表於最多期刊的人物，以對比他們的省籍、學歷及學習的地方、職業、社會參與和官方線的關係描述，所突出的人物的性習。請參考同註 39，頁 247-248。楊逵為少數罕例，因他不直接隸屬任何政治或國家單位，仰賴種花過活，所以從表面上來看，他較為不受文學場域外來因素影響。不過，他經濟上依賴文章稿費，因而有時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言論。（跟楊逵的兒子採訪，2013 年）其次，從社會參與角度來看，如同當時其他行動者，他也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而他的文章和文學作品亦政治上的意涵。基於以上所述，我們認為即便如楊逵這樣具代表性之作家，也不是完全獨立和自主性的行動者。關於更多突出行動者的背景，請參照同註 39，頁 89-100。例如：朱實（朱商彝，1926-）、蕭翔文（蕭金堆、淡星，1927-1998）、許育誠（子潛）等作家。.

(31) 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 183. 動者之群集，藉此重建台灣戰後初期的文學場域。本文理論框架是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建構的文學場域理論，過去文史研究鮮少強調量化數據，傳統分析多半透過主觀方式，篩選幾位顯要作家及重要刊物，即依此重建文史概貌。本文有別以往，利用主成分分析統計方法，分析 563 位行動者於 47 本不同報刊中出版模式之共通性，並找出潛在影響當時文學場域發展之可能因子，企盼在數位人文的研究脈絡下，以實證的研究方法，重新檢視當時文壇發展。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納入量化語料庫語言學方法，進一步分析行動者的文學作品，以自動化文字處理方法探討行動者之語言使用；同時，為了能夠更全面分析文學場域之動態性，我們將搜集與建構行動者傳記資料庫，透過語言與社會文化背景，更能精確地勾勒出戰後初期複雜的文學場域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