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從敘事學角度論《春秋》三《傳》中
魯隱公的特殊形象
＊李隆獻
**【摘要】
本文由敘事學角度省視魯隱公在三《傳》中之特殊形象，並回應傳 統之經、史學議題，或有助於了解《春秋》何以始於魯隱公此一「春秋 學」重大論題。 《春秋》行文至簡，讀《春秋》不能不依傍三《傳》，讀《春秋》 而不依傍三《傳》，將流於徒逞胸臆，故釐清三《傳》之敘事立場，尋 求理解三《傳》之敘事與詮釋，實不可不為之事。本文之〈一〉先簡要 爬梳歷代學者對魯隱公之正反評價，以見隱公形象在《春秋》學之關鍵 地位，亦可見學者之評價魯隱公，往往專據某《傳》，對立場不同之其＊ 本文乃筆者 2011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先秦兩漢歷史敘事的省察與詮釋」 之部分成果，蒙胡頎女棣協助蒐輯資料、擘畫論題、商兌疑義，撰擬草稿； 初稿曾於「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 辦，中國經學研究會合辦，2013 年 4 月 20-21 日）宣讀，渥蒙特約討論人 王初慶教授質疑匡謬，並垂賜卓見；修訂稿復蒙《東華漢學》二位不具名 審查委員謬加肯定，惠賜寶貴意見，得以補苴訂正，謹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他二《傳》多未統合而觀，故多未能全面周延。〈二〉、〈三〉、〈四〉節， 即分論三《傳》之「隱公敘事」特色，並抽繹其重要議題，如：隱桓身 分之尊卑、攝位／讓位之別、隱公為政之合「禮」與否等，嘗試比較三 《傳》之不同立場與敘事態度。最後，在前述基礎上，進而論析三《傳》 之詮釋差異：《公》、《穀》中之隱公，往往作為一「個人」而被直接評 價、褒貶。不同的是，《穀梁》極力營造魯隱深陷私領域之「孝道」與 公領域之「君權」難以兼顧之困境，批判其於「禮」有缺，行事多有可 議，終遭殺身之禍；《公羊》之隱公，其困境雖近似《穀梁》，形象卻更 為複雜，乃形塑一戰戰兢兢、勉力維持平衡之形貌，與《穀梁》所描繪 之不知輕重與負面迥異。《左傳》之隱公更為不同，由於《左傳》較《公》、 《穀》對春秋國際情勢載述較多，因此隱公除其「個人」形象之外，也 作為「群體」之象徵─魯國的縮影─《左傳》之隱公，乃在魯國內 部與國際局勢雙重摧打下一再屈折而難以貫徹個人意志之國君，足見魯 國在春秋初期列強崛起下之無奈，由此可見「敘事體式」對人物形象、 敘事意義之決定性影響。 關鍵詞：敘事、《春秋》三《傳》、魯隱公、人物形象、經／權
一、前言
（一）研究主題
孟子論孔子之作《春秋》有云：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1 孟子認為孔子作《春秋》，將微言大義寄託於「史事」之中。董仲舒亦 嘗論孔子之作《春秋》云：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 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 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 不如行事博深切明。2 董仲舒認為孔子以「行事」使「空言」得以「博深切明」。太史公則有 更詳盡之發揮：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 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十二諸侯年表〉）31 《孟子•離婁上》，宋•孫奭，《孟子注疏》，卷 8 上，頁 12 上。為免繁 瑣，本文引用之「十三經」經、傳、注、疏、《校勘記》，皆據臺北：藝 文印書館景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江西南昌府學開雕之《十三經注 疏》本，1976。 2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義證，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 華書局，1992），〈俞序〉，卷 6，頁 158-159。《春秋繁露》之真偽，前 賢或有疑焉，茲不詳論。 3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東京：東方文化學院 東京研究所，昭和7 年【1932】），卷 14，頁 6。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 自序〉）4 史遷認為孔子依魯史而作《春秋》，始自隱公，歷敘二百四十二年間事， 「以制義法」；又引孔子之言，謂《春秋》以「記事」的方式使其義更 「深切著明」。 孟子、董仲舒、司馬遷皆認為孔子以「史事」寄託「大義」，但「史 事」究竟如何承載「大義」，三賢雖皆有所闡釋，卻非十分明晰，說法 亦未盡相同。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有云： 夫子因魯史而《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 義之求，其事其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5 章實齋謂「義」藉由「事」、「文」而存。旨哉斯言！唯後世欲求大義者 往往各逞胸臆，遂致異說蠭起，流衍既烈，致使隱公之論積案盈牘，而 莫衷一是，此蓋歐陽文忠公發「義在《春秋》，不在起止」6之誡之因。 漢唐以下，《春秋》始於隱公及其意義，即為經學史之大論題。其 中以顧炎武、毛奇齡、章太炎三人之說較為特殊：顧氏以為「《春秋》 不始於隱公」、7毛氏以為《春秋》始於隱公並無深意，8章氏以為「魯則
4 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 130，頁 21。 5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71。 6 〈春秋或問〉。宋•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北京：中 華書局，2001），頁 310-311。文長不錄。 7 明•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春秋》 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 封，以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 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懼而 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 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
隱公時始有春秋耳，非孔子有意託始於隱公」。9顧亭林、毛西河、章炳 麟三說皆乏實證，不免流於臆測。 筆者曾於〈春秋始於魯隱公探義〉中將《春秋》始於魯隱公之歷代 諸說歸納為五端：一、魯隱賢且讓，故始於隱公。二、魯桓弒隱公，《春 秋》為惡桓而作。三、周平王歿於魯隱公時，故始於隱公。四、始於桓 王，故託始於隱公。五、取法天地四時十二月之數。10清儒毛奇齡，曾 就諸說提出辯駁： 若夫《春秋》始魯隱，並無義例。或者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 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立；是魯惠之 立，正當平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之五十一年相表 裏，乃舍惠不始，而反始之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 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亂」 耶？則戎狄弒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耶？則伯御弒君， 當始懿公。以為「列國亂」耶？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 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之隱公，隱亦不受也。 至于《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 《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為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 則又誰得而定之？故先仲氏曰：「《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 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 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則修之。」此非明白了義乎？11
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卷4，「魯之春秋」條，頁 83） 8 說見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文詳下引。 9 章太炎，《國學略說》（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魯之《春秋》 始於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上去共和元年歷一百一十九年。其所以 始於隱公者，漢儒罕言其故。杜元凱謂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 故託始于此。此殆未然。列國春秋，本非同時並作，魯則隱公時始有春秋 耳，非孔子有意託始於隱公也。」（頁90） 10 〈春秋始於魯隱公探義〉，《中國學報》第 36 輯（1996.8），頁 67-87。因 鄙文已有論述，茲不再就此五說進行討論。 11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序•總論〉，《春秋毛氏傳》，《清經解》（臺 北：復興書局景清•庚申【咸豐十年，1860】補刊王先謙學海堂刻本，1972），
毛氏扼要分判三《傳》之基本立場：《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穀梁》 「以隱成父之惡為惡」、《左傳》「《春秋》本據亂而作」。其說洵具卓識， 然逕以舊史之有無論《春秋》之所以始，則猶可商榷。12 《春秋》何以始於魯隱公，蓋有其深意焉；唯或因文獻不足，其義 不得不闕疑，13然由三《傳》之鋪敘，推敲論斷其對《春秋》始於隱公 之認知，及此認知造成之敘事差異，或屬可能。讀《春秋》而不依傍三 《傳》，恐將流於徒逞胸臆，重蹈宋儒覆轍。14解《春秋》既不能不倚傍 三《傳》，則釐清三《傳》之敘事立場，尋求理解三《傳》之敘事與詮 釋，實不可不為之事。是以本文擬由三《傳》之「魯隱公敘事」切入， 觀察三《傳》如何綰合《春秋》之簡潔斷語與複雜之歷史情境，15蠡測 三《傳》敘事之特色與異同，並思索因文獻性質之異而產生的種種敘事 議題。
（二）研究方法
歐陽脩〈春秋論上〉針對學者信三《傳》而輕《春秋》，曾有如是 之批評：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 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 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 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 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第2 冊，卷 120，頁 11。 12 可參拙作，〈春秋始於魯隱公探義〉，頁 69。 13 拙作，〈春秋始於魯隱公探義〉曾略事推測。 14 宋儒主張捨《傳》而逕求《經》義者甚多，不煩縷舉；宋儒治《春秋》之 蔽，因捨《傳》而生者正亦不少，此亦不待枚舉。 15 元•楊維楨，〈春秋左氏傳類編序〉：「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 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 （《東維子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6，頁 44）
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 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也，買病死而 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弒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 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 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經之所書，予所 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 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 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 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 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 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予曰：「然則妄意 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 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16 由歐公之文，清楚可見《春秋》學研究徑路之拉扯：「難者」代表的是 東漢以降經學史學化之進徑，視經典為待理解之文獻，試圖透過傳注建 構經典指涉之世界，是以往往藉三《傳》─尤其是《左傳》─豐富 之歷史背景支拄經典之詮釋；歐陽脩等宋儒則踵承中唐啖助、趙匡以降 之新《春秋》學進路，主張治經重在尋求大義、掌握聖人之心，是以雖 未至「春秋三傳束高閣」的地步，卻大有「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心態。17 在此種認知下，《春秋》位居一切理解之核心，所有詮釋僅在「合經」
16 宋•歐陽脩撰，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卷 18，頁 305-306。歐公之 說可代表中唐以降捨《傳》求《經》學風之一斑。關於中唐以降之《春秋》 學風，可參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楊世文，《走出漢學─宋代經典 辨疑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拙作，〈宋代經生復 仇觀的省察與詮釋〉（《臺大中文學報》第31 期【2009.12】）亦稍有論及。 17 語出韓愈，〈寄盧仝〉：「《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見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集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4），頁 782。
一前提上獲得意義，因而三《傳》有關《春秋》不載者之外的論述，便 有導致「大義」扭曲失真之嫌。 不論採取何種研究進徑，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三《傳》中確有不少 乍看之下與《春秋》未盡契合之載錄，尤以《左傳》為多，如歐公文中 所舉「趙盾弒其君夷皋」、「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與「隱公稱公」三事。 趙盾、許世子事與本文無涉，茲專論魯隱稱公事。 欲論析魯隱公敘事，筆者以為須先釐清「公」所含攝之雙重意象： 一為作為「個人」之實體意涵，一為作為「國家」之象徵意涵。若將焦 點置於前者，則多偏向關懷個人意志之實踐，即人物之精神、形象；若 聚焦於後者，則「公」之種種言行兼具魯國在當時各國政治縱橫捭闔下 之象徵性反映。事實上，人之為人，本即兼具「群」「己」二性，既不 可能如小說人物般純為角色之鋪演，亦不可能純如棋子般為歷史所擺 弄，因而論述時，既不宜如小說分析般架空歷史以形塑人物，亦不當將 人物僅僅視為事件之執行者，而應將焦點置於人如何在歷史中做出抉 擇、產生行動、呈顯自我，進而影響歷史、創造歷史。 「公」之雙重性為本文尋繹「魯隱公」人格特質的切入角度之一。 前賢以人物形象為主之論述，在論析鄭莊、齊桓、晉文、秦穆、楚莊、 楚靈等雄圖大略之君時固然十分精彩；18然而，在論析如魯隱公「謚號」 所喻涵的「不尸其位」、19較少個人主動作為之君時，卻有一定的困難度。 「公」與「國家」在《春秋》中既往往疊合為一，則魯國之歷史境遇與 隱公之自我抉擇，亦必相當程度反映「公」之形象，因此本文擬綰合「群」
18 可參何欣文，《左傳人物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第四章〈《左傳》人物形象系列論〉之二〈《左傳》中的霸主與”明君”〉、 第五章〈《左傳》人物專論〉中對鄭莊、晉文、秦穆、楚靈之專論。 19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景清•乾隆五十六 年【1791】盧文弨抱經堂重雕本，1980）引《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春秋左氏音義之一〉「隱公」條，頁 2 上）；孔穎達《左傳正義》引 《逸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左傳正義》，卷2，頁 1）
／「己」二性，分析三《傳》中之「魯隱公」，比較其形象之差異及其 可能之敘事意涵。 事實上，《春秋》經、傳之體例─「以公繫年」之時間式敘事 ─恰正符合此一「群」／「己」二性之探討。後代正史與編年史多以 君主繫年，因此「以公繫年」成為「理所當然」之「體例」，然詳觀上 古史籍，即可知此一體例並非「常體」。如《尚書》乃由一系列零散、 偶發性重大事件之文告、記錄集結成編，雖有相對之時代順序，彼此之 間卻未必有所關聯，亦乏明確之時間順序。《詩經》所載之歷史亦不具 繫屬性，其篇章之先後亦未盡依時代為序，而採先「等級」後「國別」 之方式，20其後方為跳躍式之時間順序。《國語》亦為帶有等級性之國別 序列。21近年出土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二•繫年》，22釋文者雖題名 為「繫年」，但通觀二十二章中，並無明確以某「公」繫年之「體例」。23 史官淵源久遠，然金文中雖多見有關王年之記載，如〈師遽簋蓋〉24、 〈九年衛鼎〉、25〈十五年趞曹鼎〉、26〈伊簋〉27等，各條皆為散見之個
20 「等級」，指〈風〉、〈雅〉、〈頌〉；「國別」，指〈風〉有〈周南〉、 〈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檜〉、〈曹〉、〈豳〉；〈頌〉有〈周〉、 〈魯〉、〈商〉等。 21 依序為：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至於其順序及其意義， 學者多有論析，唯尚無定說。可參俞志慧，〈《國語》的文類及八《語》 遴選的背景〉，《文史》總75 輯（2006）。 2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23 可參朱曉海，〈論清華簡所謂《繫年》的書及性質〉，宣讀於「經學與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2 年 3 月 16-17 日）；拙作：〈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 滅」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0 期（2014.5）。 24 〈師遽簋蓋〉（西周中期，4214）：「隹王三祀四月既死霸辛酉，王才周， 客（各）新宮。」本文引用之金文於器名後以括號注明之數字，表示該器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0-1983） 之編號。各器時代如無特別說明，均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 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所訂。 25 〈九年衛鼎〉（西周中期，2831）：「隹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才周駒 宮，各廟。」
別銘文，並非連續性載述，無法證明其為每年、每季均有之載錄，抑有 事時方予載記之文。又，《竹書紀年》有事始繫年記錄，無事則並不另 繫年；28《史記》敘述諸王、諸公時，若無特別事件，亦僅謂「某即位」， 其歿，則謂「某卒／若薨」。此等現象，可能都反映出較早之史書傳統。 早期之「王官學」與「歷史記錄」，恐皆無法得出「以公繫年」之必然性。 要言之，《春秋》「以公繫年」，乃至每年各繫春夏秋冬四季以為事 件座標之記錄方式，29一方面使歷史得以擺脫隱約曖昧，清楚標誌其先 後關聯，串聯隱伏不明之因果關係；另方面，透過「公」作為一時代之 標誌，賦予一較長時段相對完整之內在書寫邏輯。當然，即便身為國君， 其存歿亦未必直接關聯時代，因此論述時須嚴格區分書寫之「比喻」與 「實然」，但就敘事策略而言，透過群體之代表隱喻該時代之特色與精 神，或不失為一可行之探研視角。 《禮記•經解》有云：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30 三《傳》自屬《春秋》，雖其解經方式有異，但應皆自有其「屬辭比事」 之法。本文即由此觀點切入，兼採西方敘事學觀點，31而聚焦於三《傳》
26 〈十五年趞曹鼎〉（西周中期，2784）：「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恭王才周新宮，王射于射廬。」 27 〈伊簋〉（西周晚期，4287）：「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周康 宮。旦，王各穆大室，即位。」 28 《竹書紀年》之性質與實質內涵猶欠明朗，茲不詳論。可參屈萬里先生， 〈汲冢竹書考略〉、〈談竹書紀年〉，《屈萬里先生文存》（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1985），第 2 冊，頁 650-663；665-679。 29 隱六年《春秋》「秋七月」，杜《注》：「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 歲也。」（《左傳正義》，卷4，頁 1）。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記 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 也。」（《左傳正義》，卷1，頁 2） 30 唐•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卷 50，頁 1 上。 31 關於敘事理論與先秦／《左傳》敘事之相關論題，可參張素卿，《敘事與 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社，1998）；李惠儀，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之敘事方式與褒貶差異，及敘事主題之整體經營。〈二〉以下將依《公 羊》、《穀梁》、《左傳》之次分論。其中《公》、《穀》二節聚焦於《傳》 文環繞隱公之敘事，並略論二《傳》解《經》之互文性；《左傳》節則 將視野擴展至隱公所代表之魯國對外紛紜複雜之國際情勢，藉以呈現不 同體式之文獻如何開展出迥然不同之敘事風貌。 筆者學殖淺陋，強作解人，或不免「過度詮釋」32之譏，敬祈海內 外博雅君子針貶斧正，是所盼禱！
二、《公羊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一）敘事主題
依《春秋》「體例」，魯君即位，皆應書「公即位」；隱公乃春秋首 公，《春秋》開篇卻僅書「元年春，王正月」，而未言「公即位」。《公羊》 釋之云：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 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 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 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 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公羊傳注疏》， 卷1，頁9上－12上）Press, 2007）；拙作，《敘事理論與實踐─以《左傳》為對象•敘論》，宣 讀於「經典詮釋教學與研究方法座談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2008 年 4 月 12 日）。 32 關於詮釋與過度詮釋，可參意大利•艾柯（Umberto Eco）等著，王宇根譯， 《詮釋與過度詮釋》（Interpretation and Over Interpretation）（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1995）
由「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一語，可知《公羊》蓋以為隱、桓皆非 嫡子，33否則不至於「國人莫知」。而隱公雖長於桓公，但因桓公母貴於 隱公母，故依「立子以貴不以長」原則，桓公方為該即位之君。唯因箇 中差別極微，國人不甚知悉，又因惠公駕崩時桓公年紀尚幼，是以得人 心又年長之隱公為眾大夫所擁立。隱公擔心若於焉辭立，國人不必然忠 心扶立桓公；即便桓公得立，朝中大夫亦不必然誠心輔相幼君，是以決 定暫時接受國人擁立，待情勢穩定後再還位桓公。 熟悉《左傳》的讀者，容易不自覺將「攝位」概念帶入《公羊》， 但《公羊》似無此意。《公羊》認為：一、桓公於禮當立；二、隱公考 量實際情境而暫時接受君位；三、隱公有意還位桓公。亦即，在《公羊》 之敘述中，隱公並非「無位」而「暫代」之攝位者，而是不得不「居非 其位」而「欲讓」之正式國君。 「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此一奇特話語尚值得進一步省思： 依情理言，若隱桓之母實有尊卑之分，則無論如何「隱微」，應無「國 人莫知」之理。關於隱、桓二母地位之尊卑，可以考量之解釋有三：一 為隱公母乃賤妾，故卑；惠公愛桓公母，登為夫人，故貴。34二為桓公 母乃宋武公女，桓立可有強大外援，故貴。35但以「國人莫知」衡之， 二說恐皆難成立，是以難以不聯想到《穀梁》「先君欲與桓」之說，亦 即，二人貴賤之別，極可能僅建立在惠公之好惡。就《穀梁》言，如此 之「貴賤」於「禮」有違，故徑以「邪志」目之。36然而《公羊》雖以
33 「隱」、「桓」皆謚號，其逝世之前本不宜如此稱呼，為便理解，茲姑從 俗，以謚代名，讀者察之。 34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 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 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史 記會注考證》，卷33，頁 25-26） 35 隱元年《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 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左傳正義》，卷1，頁 2 上-4 下） 然《左傳》之敘事並不特別強調此點，說詳下文。 36 說詳下文〈三〉之（一）。
「其為尊卑也微」暗示此一隱微情況，最終仍以「立子以貴不以長」為 判準，亦即終究承認此一「貴賤」之別。於是，就禮法言，隱公不當居 位；就情理言，不當居位之因實不成原因；就情勢言，隱公不得不暫居 君位。是以此三線終在「隱公為君，但有意讓位於桓」此一結局上聚攏。 此一初始之不平衡狀態，使隱公朝十一年間之相關敘事，均籠罩在不平 衡之矯正與回應中，而此一由「不當居位」與「不得不居位」拉扯出之 緊張關係，又在在顯示回歸秩序之艱困，乃至不可能。 筆者大膽以為「在不平衡中回歸秩序之努力與困難」，正是《公羊》 魯隱公敘事之基調與主題。司馬遷嘗言：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37 太史公雖相信治國有一恆常不變之大經大法，然世事糾纆紛繞，難持一 端而治，是故因不知「義」而誤陷是非中之善者比比皆是。《春秋繁露• 竹林》云： 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 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 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38 《繁露》以魯隱公、祭仲與齊頃公、逢丑父對比，肯定魯隱、祭仲二人 為「中權」者；但桓十一年《春秋》「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 人執鄭祭仲」，《公羊傳》釋之云：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 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 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37 〈太史公自序〉，《史記會注考證》，卷 130，頁 24-25。 38 《春秋繁露義證》，卷 2，頁 60-61。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 『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 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 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 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 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傳注疏》，卷5，頁7 下－9上） 公羊家治《春秋》之要，正在由「事之深切著明者」細膩釐析「義」之 經常權變。所謂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春秋》首隱公乃為 成全「應然」（桓應即位）而不得不暫行之「變通」（隱攝君位），正屬 「權變」之體現。《繁露》認為隱公與祭仲因「中權」而為《春秋》所 「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上引《公羊》文，可知終春秋之世，公 羊認為得「知權」之名者，僅祭仲一人。《公羊》認為隱公之「即位」 雖為「行權」，然其行為似又不盡「中節」，39可知《公羊》與《繁露》 不同，並不認同魯隱公為「中權」者。40 上文釐清《公羊》以「權變」為核心關懷之敘事基調，並說明了「前 枉」之背景，下文將透過若干事件，進一步省察《公羊》如何透過隱公 敘事帶出「反經行權」之主題及其褒貶。
（二）敘事舉隅
透過《公羊》關於隱公處理其生母與桓公母喪之記述，前述之勉力 維持平衡與挫折庶幾可見。《經》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公羊》釋之曰：39 說詳下文（二）。 40 由《公羊》論「知權」不繫於隱公，而於魯桓時始論祭仲之「中權」可知。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 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惠公仲 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 「仲子，微也。」（《公羊傳注疏》，卷1，頁17上－20上） 《經》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公羊》云：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公羊傳注疏》，卷2，頁5下－6上） 隱公元年，桓公母仲子過世，隱公依諸侯母喪之禮赴告天下，藉此將仲 子與其母之「貴賤」昭告天子、諸侯與國人，故周王使宰喧來餽贈助喪 之物，卻發生一意外插曲：天子雖配合隱公之赴告遣使贈賵，卻未依「各 使一使所以異尊卑」41之禮，而同時餽贈惠公與仲子之賵。此雖不合禮， 然因桓公未即位，仲子實非夫人乃不爭之事實，己既不合經在先，於他 人之失禮亦未可多言。隱公為桓公「正名」之苦心，因其身居君位，仲 子實不得居「君母」之名，既使周王違禮而賵人之妾，又因宰喧之不當 處置而使天子蒙受非禮之名。二年，隱公生母聲子過世時，隱公再次宣 告仲子與其母貴賤之別，蓋二者雖同屬媵妾，但因隱公身居君位，母以 子貴，當行夫人之禮。然隱公因「不終為君」，故不復以君母之禮行喪， 遂無諸侯贈賵事。此舉於人子之禮雖或有闕，但前既以仲子之卒告諸四 方，則勢不可再告，隱公再次「反經行權」。 《春秋》有關仲子之載事，尚有五年九月之「考仲子之宮」與「初 獻六羽」二事，《公羊》釋之云：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 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也。」（《公羊傳注疏》，卷3，頁2下－3上）
41 何休語，《公羊注疏》，卷 1，頁 20 上。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公羊傳注疏》，卷3，頁3） 依禮，得入室受祭者唯配公之夫人與繼任國君之母。仲子既非夫人，桓 公又未即位，實不當入室受祭。然隱公為宣示其與桓公身分貴賤之別， 故透過祭祀桓母以明己終不有君位之意。此事本當至此而止，不料祭儀 用舞出了問題。按《公羊》所本之制，祭舞「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 四」，故即便依夫人之禮，仲子亦僅能「用四」，隱公卻僭用「天子三公」 與「王者之後」之「六羽」。42《公羊》指出此一不合禮後旋即補充：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 「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公羊傳注疏》， 卷3，頁4下） 「前此矣」，何休注云：「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羽議。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43謂隱公祭惠公不僅僭禮「用六」，更 僭禮「用八」。然傳文前此並無祭祀惠公之相關敘述，何休此解頗嫌唐 突。胡安國解之云： 初者，事之始。魯僣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 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僣用焉。仲子以別 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 僣也。44 魯之初封，因周公之功，特許用天子之八佾，遂相延不易。45魯隱雖欲 以君母之禮崇仲子，卻未敢貿然用八，唯亦不敢過度貶抑，故亦不敢逕
42 隱五年《公羊傳》：「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 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公羊傳注疏》，卷3，頁 3 下－ 4 上） 43 《公羊傳注疏》，卷 3，頁 4 下。 44 宋•胡安國，《春秋傳》（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續編•經部》景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1934），卷 2，頁 4 下。 45 《論語•八佾》「季氏八佾舞於庭」，何晏《集解》引馬融之說云：「佾， 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
用四羽，遂折衷用六。是《公羊》表面上雖「譏」，卻由後文「前此」 之「僭天子」，暗許隱公之「權宜」。然而，行「權」終非正道，故行權 時，分寸之拿捏實關鍵所在。「用六」祭仲子，《公羊》以為僭禮，雖或 責之過深，唯亦可見「行權」之難。《公羊》於五年春「公觀魚於棠」 一事，便逕指隱公「行權」而未能「合節」：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 「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 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公羊傳注疏》，卷3，頁1） 依何休之說，登來即齊語「得來」之意。46言隱公命人於棠地張網障谷， 得魚百萬，故遠行而觀魚獲。《春秋》所以譏者，表面上因棠地與魯都 曲阜距離遙遠，實則蓋如何休所言之「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也」。47相較於《左傳》、《穀梁》以不 合「禮」釋之，《公羊》批判之意似更強烈。然而，若將視野擴大，讀 者或能同情理解隱公之不得已：春秋時公室收入除固定之微薄稅收外， 僅能倚靠山澤漁獵之利。由史傳載述可知，此時隱公既須維持周邊諸國 之友好關係，又要面對崛起之鄭與擾攘不休之宋、衛，所費恐怕不貲。48 是則此一「非禮」之舉或許未必全出私人之貪利，在某種程度上亦屬「反 經行權」。然而遠離國都觀賞魚獲終非一國之君所當為，是以《公羊》 譏貶之，並藉此強調：「反經」之「權」仍須建立於「合道」之基礎上， 故孔子有「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之歎。49
樂，有八佾之舞。」（宋•邢昺，《論語注疏》，卷3，頁 1 上） 46 何休，《解詁》：「『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 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公羊傳注 疏》，卷3，頁 1 上）阮元《校勘記》「登讀言得來」條：「按：此當作『登 讀言得』，猶云『登讀為得』也。『來』當誤衍。」（《公羊注疏校勘記》， 卷3，頁 1 上） 47 《公羊傳注疏》，卷 3，頁 1。 48 說詳下文〈四〉之（二）。 49 語見《論語•子罕》，《論語注疏》，卷 9，頁 10 上。
隱公在位凡十一年，《公羊》卻將其「結局」安排在四年「秋，翬 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條下： 「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 「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 『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 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 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 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公羊傳注疏》， 卷2，頁13上－14上） 《公羊》於史事未多著墨，而以《經》逕稱公子翬之「名」為焦點，帶 出隱公之死。論者或持《左傳》議，以為《經》稱「翬」乃疾其未獲公 命而私自行事之辭。此說乍看似乎合理，細究之則不盡然。蓋魯隱元年 已先有公子豫未獲公命而出兵伐鄭事，此事不見於《春秋》，唯《左傳》 載之，而以「非公命」為《春秋經》不書之由。50依此，則公子翬事亦 當「不書」，《春秋》何以自壞體例而書之？是知《公羊》之說雖未必即 為事實，蓋亦非妄言臆說。 《公羊》將隱公遭弒始末提前七年揭曉，除貶斥公子翬外，恐尚有 另一層用意：由公子翬「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之語，可 以得到幾項訊息：一、隱公蓋透過諸多作為宣示其不終居位之心意，公 子翬始有「盍終為君」之建議；二、公子翬「百姓安子，諸侯說子」云 云，代表隱公相當程度穩定了魯國國情，亦即隱公成功因應情勢，並維 持了禮法秩序之平衡。然而，若一切皆維持恰當，何以會出現「盍終為 君」之建議？由此可見，《公羊》似乎委婉暗示隱公因處境曖昧而難免 引起誤會，如清儒龍啟瑞即謂：
50 隱元年《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 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左傳正義》， 卷2，頁 26）
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 何 也 ？ 食 固在 其 手 也 。… … 社 稷 宗廟 之 重 器 ，其 美 不 啻 於食 也。……隱雖曰討國人而喻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為隱 計者，莫若躬攬大權而不急居其名。……視時之可禪而禪之可 也，身退功成，白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圖名 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偽，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 謀。51 龍氏認為「讓」非常人所能，隱公雖有難能之行，世人未免以人情之常 衡之，故雖屢屢宣示讓位之志，然既不能即刻踐履，則人或不免以為圖 名焉爾，是以其宣示愈切，小人愈以為偽，故認為隱公當暫且假位不歸， 待國家安頓之日再宣明讓位之本心，而不當於不可讓時屢屢宣示以啟遐 想。龍氏以「圖名」評隱公，未免過苛，然於人情之剖析則頗為深切。 事實上，不僅公子翬如此，後之大儒，如何休者亦所不免。何休於八年 《經》「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條，即據《公羊傳》「公曷為 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逕自發揮云： 隱為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翬有 緣諂，為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 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公羊傳注 疏》，卷3，頁13上） 「狐壤之戰」，指隱公為公子時與鄭戰於狐壤，為鄭所獲。52「受湯沐 邑」，指八年三月鄭伯使使來歸邴事。53以此二事非議魯隱，誠可謂莫須
51 清•龍啟瑞，〈隱公論〉，《經德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卷1，內集，頁 11。 52 隱六年《經》「鄭人來輸平」，《公羊》：「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吾與鄭人則 曷為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公 羊傳注疏》，卷3，頁 6 下－7 上）亦見《左傳》隱十一年，詳下文〈四〉 之（二）。 53 隱八年《經》「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公羊》：「宛者何？鄭之微 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
有。何休既不能同情理解隱公所處之困境，遂有何以久居君位，多生是 非，而不早讓之疑，故又於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 許」條痛斥隱公云： 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 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 危錄之。（《公羊傳注疏》，卷3，頁16下） 逕以隱公為貪利無恥之徒，終因戀棧君位而為桓公所弒，斥責貶抑堪稱 深重。 透過何休之「誤讀」，吾人亦可見《公羊傳》因「體例」而受到之 限制：由於《公羊》主在說明、闡釋《春秋》之「義例」，於史事僅簡 略交代，甚或不交代；而於《春秋》所未載述者亦少鋪述，故難以凸顯 隱公如何糾纆繚繞於錯綜複雜之國際情勢中而無法抽身。於此，吾人亦 可體會《公羊》特意提前於隱四年揭露公子翬弒隱公之苦心。如此筆法， 不僅就歷史載錄而言頗為唐突，就故實敘事而言亦有違情節安排之邏 輯；然而，《公羊》恐也意識到隨著時間推移，隱公之本心與處境將隱 沒在日益紛雜零碎之事件中，因此特藉公子翬之出場帶出結局，由斬釘 截鐵之「吾否」二字，清楚標識其貫徹不渝之讓位初衷，並於十年公子 翬再度登場時又一次強調所以逕稱其名之因：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 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公羊傳注疏》，卷3，頁14下－15上） 透過「終隱之篇貶」，以映襯對隱公之肯定與對其遭弒之惋惜。 綜上所述，可見《公羊》作者一方面承認隱、桓兄弟於禮制上貴賤 之別雖微，桓公仍具有即位之正當性，然又十分同情隱為桓立之苦心， 試圖透過十一年間之敘事，彰明隱公在此不得不居之位上如何戒慎恐懼 維持應然之平衡，亦即如何「處權」、「行權」，以消解初始造成不得不
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公羊傳注疏》，卷3，頁 11 上）《左傳》「邴」 作「祊」，以為鄭欲以泰山之祊易魯之許田。
即位之尷尬情勢，無奈終究功虧一簣，未得善終，呈顯隱公企圖恢復秩 序之用心與處境之艱難。
三、《穀梁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一）敘事主題
相較於《公羊》之迂曲，《穀梁》之開場堪稱明白顯豁：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 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也54乎？」 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不55成之， 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 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 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己 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 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 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穀 梁傳注疏》，卷1，頁2上－3上） 《穀梁》直接點出「先君欲與桓」，並斥之為「邪志」。既以「邪」稱， 可知《穀梁》亦不採前述登桓母為夫人或有大國之援二角度論隱桓尊 卑。事實上，《穀梁》似乎未將生母貴賤納入隱、桓事件中考量。相對 於《左傳》、《公羊》之糾結，《穀梁》顯得十分明朗：一、惠公私心欲 立桓公，但此舉並無任何正當理由，因此惠公最後放棄此一「邪志」而 立本該即位之隱公。二、隱公揣摩君父心意，希望成全其立桓之「志」， 是以欲讓位於桓。54 按：「也」乃「正」之訛。 55 按：「不」乃「而」之訛。
如此孝悌能讓之行，在禮儀制度崩壞、人人爭權奪勢的春秋時代， 豈不值得大大稱揚？然《穀梁》於陳述事件本末之後，卻為隱公冠上「成 父之惡」的罪名，並毫不留情評曰「己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落差之大，超乎 意料，清儒陳廷敬即對《穀梁》持論之苛頗不諒解： 昔者，周之始興也，泰伯之讓，孔子賢之。當春秋之世，視泰伯 之時何時也？有能以讓而身蒙禍患，猶刻責之，追詬其所為，曰 「探先君之邪志」，曰「成父之惡」，使此人之隱衷大節既無以白 於天下，而世不復知讓為盛德，以篡奪為固然，將隂以生亂臣賊 子之心，其何以勸善而懲惡也？56 陳氏之論，亦有可商。渠似未留意《穀梁》於隱公之「能讓」基本上持 肯定態度。事實上，《榖梁》之第一主題，本在說明《春秋》「不書即位」 乃為透過隱公之「善」彰顯桓公之「惡」；是隱公之「讓」本為《穀梁》 所肯定，問題在此舉雖「善」，卻屬「不正」，且其「不正」之最大問題 在不符《春秋》「貴義」、「伸道」之大原則，故雖能「輕千乘之國」，卻 未合乎「大道」，此方為《榖梁》所難認同、批判者。 前文提及，《穀梁》似乎有意避開隱、桓生母身分地位之討論，亦 即將屬於「禮」之貴賤尊卑屏除於討論範圍之外，而將事件之主因聚焦 於隱公。無論是使事件節外生枝的「探先君之邪志」，或探知父志後「遂 以與桓」的非禮決定，都繫於隱公之個人意志。有趣的是，《穀梁》雖 稱許隱公能「輕千乘之國」，卻對其孝、悌行為未嘗稱揚，亦即雖讚賞 隱公之「能讓」，卻不與其「所以讓」。更有意思的是，《穀梁》不與隱 公之「讓」，正在其認為此舉實為「不孝」、「不悌」。《傳》文中，「廢天 倫」指破壞兄弟長幼之倫次，「忘君父」指未能忠於君父授予之「君位」。 隱公因「探父邪志」而做的決定，破壞了應然的秩序，並使惠公成為此 一脫序狀態之始作俑者，是謂「成父之惡」。由此可知，《穀梁》在此「非
56 清•陳廷敬，〈春秋始隱公論〉，《午亭文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卷22，頁 268。
常」之「讓」，與「孝」、「悌」、「忠」等「常德」間劃出一道明確的界 線─後者必須依屬於倫理網絡方能真正成全，而前者卻是對其前提之 破壞。57《穀梁》敘事中隱公之困境並非源於先天之名份或不可抗拒之 外在環境，而在其意圖透過倫常之外的途徑（讓位）成全倫常之內的德 行（孝悌）。 若回歸春秋之時代脈絡，吾人或可同情理解此一「孝之不得成全」 實非隱公個人之病。范甯〈春秋穀梁傳序〉即言：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 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故父 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 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 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 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 所由者漸。（《穀梁傳注疏•序》，頁2上－4上） 范甯並非單純認為因禮壞樂崩，故產生種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舉，而 是特別指出由於原本繫屬於其內之忠孝仁義之端無由依循，遂流蕩失 正，終而產生種種偏差惡行。「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云云 所描繪的，正是詩人在此潰散之始，如何將逸離之德行一一拾回，透過 歌詠其於倫常網絡應然之展現而委婉諷喻。然而正如孟子所言，「《詩》 亡然後《春秋》作」，當整體的離心力量已非委婉諷喻與應然之展示得 以挽回，《春秋》此種著意於「褒貶」之新載體便應運而生。
57 《穀梁》對「讓」的態度，或可由其「不書」推得端倪。《左傳》所載讓 位事計九條，分別為1.隱元年魯隱公、桓公事。2.隱三年宋穆公、殤公事。 3.僖八年宋襄公、公子目夷事。4.文十四年齊懿公、公子元事。5.宣四年鄭 公子良、鄭襄公事。6.成十五年曹國子臧、曹成公事。7.襄十四年吳子諸樊、 季札事。8.哀三年衛公子郢、出公輒事 9.哀六年楚昭王、公子西、公子期、 公子閭、楚惠王事。其中 1、2、7 三事，《公羊》雖亦有載錄，唯記事稍 異；並於昭公卅一年追述春秋前邾婁叔術事。《穀梁》則除隱公事外一概 不錄。箇中雖非皆為「不成人之惡」，然《穀梁》不以「讓」為其論述體 系與價值判準，似亦可由此窺豹一斑。
《春秋》本意是否真如范甯所謂「一字之褒，榮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58固尚待討論，但至少在《穀梁》中，吾人可以 明顯覘知其所理解、詮釋之《春秋》，正透過一套細緻之「體例」59指陳 出禮與非禮、善與不善、正與不正、道與不道，並據以為判衡之準繩。 《穀梁》魯隱公敘事之主軸，便在經由「體例」之詮解，具體說明回歸倫 理綱常之重要性；而隱公之悲劇，恰正呼應著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60 的告諭與感嘆。
（二）敘事舉隅
承繼上小節所言魯隱公「孝之不得成全」，可先由隱五年《穀梁》 對「考仲子之宮」的解說進行省察：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 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 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穀梁傳注疏》，卷2，頁3下） 或許為了避開隱桓複雜之身分背景，不同於《公羊》、《左傳》將「仲子」 解為桓公生母，《穀梁》提出「惠公之母」一新解。61依禮，庶子為君， 則母以子貴，雖非正娶，卻能享有夫人身分而築宮，由公子祭祀，此祭58 《穀梁傳注疏•序》，頁 5 下－6 上。 59 此套「體例」偏重在運用「詞彙」進行「褒貶」，如「賢」、「善」、「美」、 「惡」、「譏」、「刺」、「甚」、「非」、「責」、「抑」、「卑」、 「微」，乃至「日」、「不日」等。說可參拙作，〈穀梁傳概說〉，葉國 良、夏長樸、李隆獻著，《經學通論》（修訂本，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60 語見《孟子•離婁上》，《孟子注疏》，卷 7 上，頁 2 上。 61 隱元年《春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 云：「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 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穀梁傳注 疏》，卷1，頁 6 上）同條《公羊》、《左傳》皆以桓公生母釋「仲子」。 又《經》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夫人薨， 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穀 梁傳注疏》，卷1，頁 11 下）同條《公羊》解作「聲子卒」，《左傳》未 釋。要言之，《穀梁》於開首隱公、桓公之背景未帶入二人之母，是以終 《傳》不言之。
祀之禮維持一代，至其孫輩而止。隱公為惠公之子，則為仲子之孫，不 當祭其祖母，卻修宮而祭之，故有違「禮」之譏。然而仲子之逝在隱公 元年，若依常禮，則因卒於其子惠公之後，將不得築宮，遂亦無人祭祀。 隱公蓋不忍如是，故為之築宮。然而，正如隱公因不忍惠公欲立桓之「志」 不成而欲讓之舉，終使惠公蒙受「邪志」惡名，此處強考仲子之宮，亦 使仲子蒙受非禮之祀而不得歆享，並使隱公遭到「非禮」之譏貶。 《經》文於「考仲子之宮」下言「初獻六羽」，《穀梁》之詮解十分 值得玩味： 初，始也。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 始僭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穀梁傳注疏》，卷2，頁4） 《傳》文似將穀梁子與尸子之相反意見並列，以示闕疑。62傅隸樸批評 《穀梁》云：「他是在想包舉左氏公羊兩家之意，卻正好揭露了他認禮 不清的矛盾，殊無足取。」63然而，考量《穀梁》成書乃經口授數代後， 始由弟子整理著於竹帛，64又其立於學官本建立在致力抗衡《公羊》之 背景，65則此處在穀梁子後又列尸子之說，或當視為補充、澄清，而非 單純之「並列」。66
62 范甯，《集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用六， 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穀梁傳注疏》，卷2，頁 4 下） 63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44-45。 64 徐彥曰：「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 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荅曰：『《左氏傳》者，丘 明親自執筆為之，以說經意，其後學者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 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 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說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 其親師，故曰「穀梁」也。』」（《公羊傳注疏》，卷1，頁 4） 65 《漢書•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 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
穀梁子之解釋僅引各階層所當用之禮數，而對隱公下了「始僭樂」 之批判。傳者似乎擔心讀者真依字面理解，以隱公為首惡，故特引尸子 之言補充說明當時「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隱公用六，實為減抑之 始。值得注意的是，加了尸子之語後，穀梁子之貶抑並未消失。透過此 一表面矛盾之並呈，《穀梁》將「行為本身」之討論，提高到「禮」的 思考。本文〈二〉在《公羊》「初獻六羽」之論析中已提及，魯因周公 故，特許「用八」。不論是出於仲子「妾」的身分，抑因隱公「以孫修 宮」之特殊情況，隱公實較「皆用八佾」之魯國歷代君主謹守分際，67因 而特降禮用六。如此作為，理當大大稱揚，何以反指謫其「非禮」？《穀 梁》之並列，似乎正是要讀者產生此一疑惑，透過此疑惑迫使讀者仔細 探索穀梁子之意。68
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 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 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 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 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 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 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 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 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5453-5454） 關於《公羊》、《穀梁》二《傳》之撰作與寫定年代，可參拙作〈公羊傳 概說〉、〈穀梁傳概說〉，收入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著，《經學通論》。 66 整部《穀梁傳》，對一事之評論同時引二人意見者嚴格而論僅此一條。另 一條為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 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 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穀梁傳注疏》，卷3，頁 8） 此條乃子貢問，孔子答，顯非並列正反意見。 67 隱五年《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左傳正義》， 卷3，頁 25 下－27 上）由《左傳》隱公與眾仲之問答亦可知此情形之特殊， 否則國家吉凶諸禮自有典常，豈勞隱公問而後始舉？若忽略此一背景，三 《傳》對「考仲子之宮」之論述將不可解。 68 關於史傳透過不同評論造成之敘事辯證性，可參拙作，〈《左傳》「仲尼 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3 期（2010.12）。
首先當注意者為「始僭樂」之「始」字，此處固然可以如《公羊》 以「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解，則「始」實非始。然而考 量《穀梁》與《公羊》爭勝之背景，此處之「始」或有別於《公羊》， 即確為「始」用六佾。如此，則《穀梁》不同於《公羊》，不以魯在特 許狀況下用八佾為「僭」。既不以「用八」為僭越，何以「用六」反遭 譏貶？於此，《穀梁》蓋又回歸「倫常」立論。「用八」作為特許，本為 原初秩序之一部分，故不屬非禮；然而今既因意識到應有之分際而放棄 此一特許儀節，則當回歸本然之禮，亦即「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 四佾」之脈絡中。隱公之行為，雖具自我抑制之美，但就應然分際言， 卻屬兩失之，故穀梁子斷之曰「始僭」。 此類「因無所依循而無法成全之善」不僅發生於私領域。魯惠晚年 與鄭有狐壤之役，與宋有黃之役，是隱公即位之初國家情勢並不穩定， 因此元年三月先與邾儀父盟，九月復使卑者與宋之卑者盟，二年初又有 會戎之事。這一連串作為，《左傳》皆釋為隱公「修惠公之好」，均屬為 維持對外關係而做的努力。69《穀梁》卻在「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條 下云：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 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穀梁傳注疏》，卷1，頁8下－9上） 《穀梁傳》認為會盟之前提在有能查安審危之知者規劃，有行事合宜臨 危能斷之義者同行，有愛民輔眾之仁者守國。《傳》文列舉此三條件後 筆鋒一轉，以「會戎，危公也」作結，可知《穀梁》不與隱公有此三條 件。《穀梁》於此雖未明言，卻委婉對甫即位便屢屢貿行會盟的隱公略 有微辭，亦暗示當「會盟」之有效基礎不存在時，單純會盟並無法有效 穩定國情。因此，與邾之盟旋即失效，與宋之關係亦在鄭宋交惡下破裂。 關於國際情勢，《穀梁》雖礙於體例，未能如《左傳》清楚交代，卻透
69 說詳下文〈四〉之（二）。
過緻密之「體例」闡發，吾人亦可見《穀梁》如何以後見之明指出賴以 成善之規矩法度。 同樣在不安的國際情勢之下，《穀梁》對五年「觀魚于棠」之解讀 也頗堪玩味：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 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穀梁傳注疏》，卷2，頁 3上） 為利比較，茲引《左傳》「觀魚」之論述以資參照：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 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 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左傳正義》，卷3， 頁20上－24下） 前已論及，「觀魚」實乃隱公於棠地張網障谷，尋求額外收入以維持國 際關係及國防之龐大經費。然而，不同於《公羊》將焦點置於「圖利」 之價值批判，《穀梁》、《左傳》皆隱約接受「圖利」之實然目的，而將 重點置於更抽象之「合禮」與否。《左傳》不厭其詳引述臧僖伯之諫言， 說明如「蒐、苗、獮、狩」一類事務，雖非君主之常務，仍具象徵意義， 使君主在此模擬之場域中具體而微展演秩序之運行，透過自身將抽象之 軌物具體呈現，使人民得以有所遵循依傍。在此意義上，這些「非常」 之事在一定限度內獲得允許─「於農隙以講事」。《左傳》在陳述一番
道理之後，始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亦即「利」與「義」並非沒有兼存的空間，但必 須合於「禮」，至於「禮」之外的物利，則非人君之所當求。 不同於《左傳》委婉迂迴說明「禮」之範圍與象徵意義，將隱公「如 棠觀魚」定位為「非禮」；《穀梁》開門見山便以「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將隱公「觀魚」歸入「非常」之行，並再追加一句「禮：尊不親小事， 卑不尸大功」，將屬於卑者之事的「魚」劃入貴為國君的隱公所不當親 事的「非禮」之行，進而得出「公觀之，非正也」的結論。同樣以「禮」 為評論基準，對比《穀梁》之簡潔與《左傳》之詳細，可見《穀梁》與 《左傳》之輕重所在。《左傳》之成書背景，舊禮已崩，新典未成，因 而其論禮之要，在說明禮之所以為禮，即透過說明「用」以證成禮之必 要。《穀梁》成書時，新制已逐漸確立，其議論之重點，則轉向如何行 禮、合禮。因其重點在禮之服膺，故特別強調尊卑貴賤之別，亦即禮所 賴以貫徹之「等差」。《穀梁》中隱公之最大問題在不斷「為了成全某事」 而破壞了維繫等差的原則。殊不知原則一旦破壞，賴以衡量之標準將亦 隨之喪失，故謂之「非正」。 同樣的邏輯也運用在七年夏「城中丘」之解讀： 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 皆譏也。（《穀梁傳注疏》，卷2，頁6下－7上） 不同於《公羊》、《左傳》著重於論工程之重與不時，《穀梁》再次將問 題聚焦於「城之本」與「隱公所以城」之差距上。范甯《集解》云： 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脩勤德政，更造 城以安民。……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眾而城小輒益城，是 無限極也。（同上，頁7上） 依禮，國家與城邑皆有定制，其大小皆當依等差定制建造。固然可能發 生人口過多，舊城不足容納，因而無法充分發揮保護作用之狀況。但若 因此而破壞常規，將無法維持定制，且此種作法也只能暫時疏緩，並無 助於真正解決問題，反將使人民日夜勞於繇役，不得安身。
總歸而言，《穀梁》之隱公形象遠較《公羊》明確。《公羊》中隱 公之悲劇在缺乏規範參照─禮─個人之力終究無法校正初始之不 平衡；《穀梁》中隱公之悲劇則在逐漸與禮脫節之外在環境，遂使個人 德性、國家利益與應然之「禮」間之裂縫日益擴大，而身為國家代表與 真實個體之隱公，便在此群／己矛盾之下成為犧牲。《穀梁》於隱公之 薨曰：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穀梁傳注 疏》，卷2，頁13上） 「不自正」指隱公當居君位卻執意讓位於桓公，亦為其在位十一年，一 再為求暫時成全而逸離應然倫常之外的寫照。《穀梁》於其「不自正」 固多非議，然亦非不知隱公用心之「善」，故以《春秋》繫正於元年為 「正隱」，堪稱范甯所謂的「一字之褒」。70
四、《左傳》「魯隱公敘事」的省察
（一）敘事主題
不同於《公》、《穀》之亟亟於褒貶，《左氏》對隱公元年「不書即 位」，僅以中性之陳述式語言「攝也」二字詮釋，71卻又以「先經以始 事」72的方式對事件背景做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充分展現不同於《公》、 《穀》的敘事特質。70 范甯《集解》於「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下云：「明隱宜立。」（《穀 梁傳注疏》，卷2，頁 13 上） 71 隱元年《左傳》：「不書即位，攝也。」（《左傳正義》，卷 2，頁 13 上） 72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謂《左傳》之解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左傳正義》，卷1，頁 11 上） 《左傳》於《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前敘述隱公身分，即屬「先經 以始事」。文見下引，說詳下文。
茲先粗略爬梳前賢對《左傳》「攝位」說之討論。歐陽脩〈春秋論 上〉云： 《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 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 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73 問題之關鍵在隱公元年《春秋》未書「公即位」。《春秋》「不書即位」 之君凡四：隱公、莊公、閔公、僖公。既以「公即位」為「書法」常例， 則例外皆須有所解釋，如莊元年，《左傳》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74 釋之；《公羊》則謂「《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隱之也」；75《穀 梁》則曰「繼弒君不言即位。……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76 閔、僖二公，《左傳》亦皆以變亂為言，《公》、《穀》則徑承「繼弒君不 言即位」之義例。77是則不書即位雖屬非常，要非無解。而除「不書即 位」與謚「隱」之外，《春秋》初無隱公「攝位」之辭，於諸會盟行事 亦皆以「公」稱，難怪歐公有三《傳》悖《經》之論。 歐公之說雖具見地，亦非無蔽：一則，三《傳》中以隱公居攝者實 唯《左傳》而已。再則，歐公之論須建立在「攝位」則不稱「公」之預 設前提上。然而即如《左傳》明以隱公居攝，行文仍稱「公」。是「攝 位」與「稱公」在《左傳》並不如歐公所言之勢同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