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訊處理典範到體會之知：專家研究典範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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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資訊處理典範到體會之知：專家研究典範的變遷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 中文摘要本文敘述我們在研究資訊工作的專家研究時，如何從以資訊處理為主的典範轉移至體會之知的心路歷程。我們最初研究專家生手時，研襲第一代認知科學傳統，焦點在專家內在表徵的品質。但是在研究歷程，發現資訊處理取徑，主要由於其基本對於人和知識的預設，並無法掌握經驗生動活潑的面貌。於是研究逐漸向體會之知轉向，研究專家之重點轉向專家在與情境互動時身、心、情境融合的境界。. 關鍵詞：資訊處理、專家、體會之知、情境、知識. 1.

(2) Fro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 Embodied Cognition: Paradigm Shift in Expertise Research Wei-wen Chung, Palin Chen, Shui-hsia, & Chen.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routes we have traversed, the insights we have garnered along the way, and 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s which have emerged during our decade-long study of expertise in information work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journalism.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roject we mainly drew upon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 which focused up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 Expert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novice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their representation.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time we have gradually found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dissatisfying. This led us to rethink the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which we contend, may fail to capture the fluidity and flexibility of expertise in its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toward humanism and representationalism. We have gradually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an epistemological re-evaluation, which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embodied and distributed aspe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may be needed to more fully account for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At the same time our study of expertise has shifted attention to the expert’s interaction with contexts rather than representation alone.. Keywor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pertise, embodiment, context, knowledge, distributed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alism, extended mind. 2.

(3) 鍾蔚文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陳百齡為政治大學副教授，陳順孝為輔仁大學講師。 Wei-wen Chu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ilin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hui-hsiao Chen is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atholic Fujen University. 本文由國科會研究計劃（NSC-92-2412-H-004-11；NSC-94-2412-H-004-007）資助完成。作者感謝兩位匿名評審的指正與建議。臧國仁、張文強、鄧育仁、江靜之、陳雅惠、林文琪、卓峰志、楊淑芬、蔡珮、游任濱、陳秋雯曾在研究不同階段參加討論，提出挑戰和批評，也一併感謝。. 3.

(4) 從資訊處理典範到體會之知：專家研究典範的變遷鍾蔚文、陳百齡、陳順孝. 很多很多年以來，我們一直在尋找資訊處理專家的身影，試圖捕捉他們優雅的風姿。但是在尋尋覓覓中，我們逐漸明白，要找到專家，要先澄清一些根本的問題：人如何和情境互動？互動時所使用之知識其本質為何？而這些根本問題往往決定了我們如何定義和評估專家，也影響了研究的方向和內容。以下所報告的是一段尋找知識本質的心路歷程，重點在我們思想轉折的過程。而在某個層次，這也反映了當代對人和世界關係看法的轉折。. 一、傳統的專家知識研究: 知識處理典範. 我們最早研究專家生手，基本上上沿襲傳統認知心理學的取徑，因此也承繼了它們對於知識和人的基本假設，簡而言之，主要是把人比作電腦，焦點在個人處理符號(symbol processing)的心智過程，重點有二： (一) 個人如何表徵問題 (problem representation); (二) 對表徵加以運作(operate)而產生解決方案的過程 (Van Lehn, 1989; 鄭昭明, 1993)。如果從資訊處理的角度研究記者中的專家和生手，主要的關注點在記者運用個人知識解決問題的過程，注重實務知識的兩個面向： (一)記者對問題的表徵為何？ (二)根據表徵如何發展解決問題的策略（在此為如何寫作、訪問或查證）? 而必須再強調的是，這大多是默識，必須透過系統的研究去發現。 4.

(5) 問題表徵具體而言，是指對問題產生心象，可以說是記者對問題的認知。不過個人在解決問題時，未必感覺到進行表徵的心理活動，但它的確影響解決方案的品質。根據這個理論架構，我們研究實務知識的重點在記者問題表徵之內容，這通常包括了以下幾個要素： 1. 目標（goal）：記者在解決問題時，首要之務是界定其目標為何，雖然依照教科書，新聞工作的目的多在報導真實，但實際上記者可能有多重目標，除了報導事實外，還可能有：伸張社會正義、吸引讀者等。有時候這些目標間彼此存在著潛在的衝突，例如記實可能惹禍上身，因此一個更上層的目標是：如何在記實和避禍的兩難之間取得平衡？(康永欽,1997)。 2. 條件、限制（constraint）：指記者在達到目標時必須滿足的條件，或是可能遇到的限制(Reitman, 1965)。例如報導時必須遵守法律和倫理的約束、心中要有讀者等。當然主觀上記者未必完全認知到這些條件，這也是專家/生手不同之處了。 3. 計劃：記者所作所為，均在達成目標，因此記者從策劃到成稿，基本上都可視為完成目標的計畫（plan)。這個計劃也可以看作問題的空間 (problem space)。問題空間代表記者要達到目標過程中種種可能的選擇。具體而言，記者在達到目標前，每一步都面臨選擇，例如在發現問題、蒐集資料、分析詮釋資料和. 5.

(6) 呈現時，都要決定進一步的方向。我們研究記者工作，可以從其選擇的方向著手。因此計畫是一連串決定的總和。. 不過這裡要強調，記者未必意識到這個. 選擇的心理過程。同時，選擇的過程可能是循環進行，例如蒐集資料的結果可能反過來影響問題分類的決定。在這個階段，另一個主要問題是：記者解決問題須要具備那些先前知識？連帶的問題是：專家與生手記者在知識的品質上有何差異？過去相關領域對這個問題已累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如：Chi, Felvitoch, & Glaser, 1982; Ericsson, & Smith, 1991; Ericsson, & Lehmann, 1996)。綜合觀之，從這個角度出發，我們發專家在以下幾個層次上和生手有所區別，以下分別說明（見＜表一＞）：表一. 比較解決問題的專家和生手. -----------------------------------------------------------------專家生手資料庫龐大. 僅有基本事實. 知識結構各要素之間環環相扣. 知識結構鬆散. 知識結構面向既廣且深組織知識的概念抽象層次較高. 根據事物表面現象組織知識. 解決問題時，使用較多的先前知識解決方案品質較佳. 6.

(7) 資料來源：鍾蔚文等，1997 -------------------------------------------------------------------1. 專家和生手可能首先在知識的量上有所不同。專家資料庫龐大，生手僅有基本事實。首先，專家擁有龐大的資料庫，可謂「以量取勝」。Chase 與 Simon (1973) 的早期研究發現，西洋棋大師可記憶高達五萬種不同的開局與結局方式，因此遇到對手任何招數都能立刻從資料庫中進行檢索，看看是否存有類似的棋局，進而採取適當對策。同理，記者對議題的資料庫大小，也可能決定他／她的採訪功力；鍾蔚文等(1997)的研究初步支持了此一論點。以採訪中美貿易諮商為例，雖然不同層次記者所具備的議題知識有所差異，但大部份記者都具備了該議題的核心知識，如中美貿易諮商的影響、重要議題、參加談判的主角等等。其次，功力愈高的記者除了具備基本知識外，也知道許多一般有關「談判」的事，如談判的過程為何？談判的策略有哪些？中美雙方過去曾有哪些貿易諮商歷史？這些較具經驗的記者甚至對本議題中的次要議題如「有線電視對外人投資的限制」，也具備相關的知識，因此在決定採訪目標與計畫時，較能應付裕如。 2. 專家的知識結構環環相扣，寬廣而深入。相對而言，生手的知識結構面向較少，層次較淺，各知識環節之間的關係較為鬆散。知識量多尚不足以使人成為專家，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知識結構（鍾蔚文等，. 7.

(8) 1997)。具體來說，專家的知識結構較複雜，寬廣且深，知識結構中各元素環環相扣，相互呼應。比起生手而言，專家對一件事物的知識結構具有較多角度。就以上面所提的「中美貿易談判」個案來說，專家可能可以具備有從三、四個不同角度來評估此一事件影響的知識結構，但是生手則可能只能從單一角度來審度事情。從知識結構的縱切面比較，我們或可謂專家的知識層次較深；如在較高層面觸及了抽象的理論意向能力，包含政治經濟學的概念。Chi et al （1982，亦參見 Anzai, 1991）發現，專家常以理論或高層概念透視現象或組織相關知識，而不喜僅以事物表象作為組織分類的標準。例如物理學的生手在解決問題時，主要根據感官直覺對問題進行分類，專家則較根據問題背後的基本原則（如牛頓定律）分類。再以「中美貿易諮商」為例，生手記者可能只把它當做單純的談判新聞進行報導，專家卻可能看出背後所顯示的深層意義，如將諮商成敗看做是我國是否能順利由301報復名單剔除的關鍵。另一方面，專家既擅於以抽象高層概念思考問題，但是對許多具體而微的事實也能如數家珍，其知識結構下層可能延伸至具體事實，如在中美貿易諮商談判過程中，專家型的記者對國內相關產業的狀況、相關人物，以至於談判發展的細節均較清晰，亦為一例。與上述知識結構深而廣的現象相關的另一個特色，則是在專家的知識結構中，各部份相互呼應，圍繞著一個核心主題建構成組織嚴密的知識圈。例如，在. 8.

(9) 報導中美貿易談判時，專家記者可以看出談判動作之間的脈絡；但對生手而言，這些動作彼此可能都只是獨立事件。政治學對於菁英份子信念及態度結構。 (ideologue)的研究，也有類似發現（參閱 Krosnick,1990） 3. 專家對問題的表徵（problem representation）品質較佳，因此容易從中發展適合的解決方案。專家往往花較多的時間分析和呈現問題，連帶地使得專家對問題的困難程度認識較深。正如 Scardamalia & Breiter（1991）指出，同樣的問題在專家眼中要困難得多；或者更正確的說法是，生手往往沒有能力看出問題中存在的各種因素（如前述限制、目標、計畫等），因此雖然提出了答案，但這些「答案」卻往往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整體而言，資訊處理觀點對問題解決的研究影響深遠，是專家生手研究的主流典範，也的確對我們初期研究提供了豐富的靈感和啟示。但是經過幾年來的摸索，我們開始有些不安和疑惑。最初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覺，總覺得研究所展現的和實際生活中的觀察有一段差距，最主要的是研究無法捕捉真實經驗鮮活的面貌：研究展現的專家似乎遺世而獨立，活在自己的表徵世界裡即可自給自足，無視於情境的變化，這有點不太真實。經過一段時間局部的修正、反省，我們終於漸漸領悟:這些看似研究操作的問題，可能要回到最上層次對於人形象和知識的預設。而這些剛好也是近幾十年來不少學者關心的議題。簡單地說，專家研究所以忽視情境，這點涉及我們如何定義社會行動者。另一方面，強調表徵，則涉及. 9.

(10) 知識的問題。二、對資訊處理典範的反省脫離情境的個體資訊處理角度，最明顯的一個問題就是忽視情境的作用。事實上，在專家研究傳統的內部，近年來已有人對此提出批評(Gardner, 1993; Resnick,Levine,&Teasley,1991; Scribner, 1986; Salomon, 1993)。主要論點有二：第一、資訊處理典範處理的問題和真實人生有相當的差距。Hartley (1989)比較了真實世界和實驗室研究的問題之後指出，人生中大部分的問題是和個人或人際關係有關的抉擇和難題，因此，「實驗室研究的問題和問題解決根本和真實人生無關」 (p. 310)。 Hartley也許措辭過於嚴厲，但是他批評資訊處理典範的研究缺乏外在效度，郤有不少人咐合 (Wagner, & Parker,1993; Pea,1993;. Poon,. Welke,&Dudley,1993)。第二、另一方面，資訊處理以個人為解決問題的主角，實際上已不符合現代工作的常態。今天大多數資訊工作強調團隊合作，工作必須與人互動，少有人能夠離群寡居。以醫學專家為例，有些研究者早期焦點在個別專家的智能，近年來已逐漸改變方向，強調醫療是團隊工作，即使個別專家仍然擔負主要責任，但他仍然必須仰仗他人的協助。不過，在我們看來，資訊處理角度的問題，不單純是加個情境變項就可以迎刃而解，可能要提高層次，全盤檢討資訊處理背後的知識論和本體論。具體而言，. 10.

(11) 資訊處理取徑的漏洞可源自主流社會科學對對人為何？對知識為何？的兩個基本預設：一為人本主義，一為表徵主義。人本主義（humanism）人本主義(humanism)基本主張如下：（一）人的心是知識唯一的駐所；（二）人主控心理活動、意義和意圖；（三）政治和倫理價值並非來自上帝、宇宙自然秩序，完全由人所建立；（四）以社會行動而言，和影響社會行動的其他因素比較，人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關鍵，具有最大的解釋力量（Schatzki, 2002, xv）。簡而言之，人本主義視人為行動的主要角色，完成社會行動所需智能和能力，來自人本身。在此一架構，自然不會重視情境。表徵主義(representalism)：機器中的幽靈另一方面，資訊處理角度重點放在內在表徵，對於知識之本質為何，也隱含了以下幾個表徵主義的預設：（一）相信存在著一真實的客觀世界，而概念和真實之間存在著某程的連結和對應。（二）知識是外在世界的表徵，思考是操作符號。（三）行為是內在表徵之外顯，人先在內心形成理論（或形成表徵），所觀察行為基本上是執行內心的理論。在這個觀點下，研究者關心的自然是：內在理論（知識）的性質、來源為何。心理學從信念、態度、和知識等心理概念去解釋行為，社會學從理念、文化等角度解釋社會活動，基本上均隱含著表徵主義的預設。從這個角度研究專家，重點放在專家對於外在真實的表徵，研究之目的則在探究表徵系統的內涵。以上所指出的資訊處理角度的兩大基石，人本主義和表徵主義，雖然至今. 11.

(12) 仍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主流典範，但是也開始受到甚多的批評。Ryle（1952）早在五零年代即已提出完整的論點，批評表徵主義對於知識的看法過於偏狹，無法掌握能力和知識生動活潑的本質。他指出，把內在表徵等同於知識和能力，就好像主張人這部機器裡住著個幽靈（ghost in the machine），指揮著我們的一舉一動（例如：大廚在作菜時先在心中默念食譜）。這種內在表徵 Ryle 稱之為「知道什麼（knowing that）」的知識，他認為有別於「知道怎麼作（knowing how）」的知識。他以下棋為例，說明上述兩類知識的區別：. 如果一個男孩只會忠實背誦規則，不能說他知道怎麼下棋。他應該要能實際照規定出招。可是他如果落子合情合理，沒有犯規，在對手不按規矩下棋時知道提出抗議，即使他不會背規則，我們所批評的幽靈，其實一直以不同的名稱徘迴遊蕩於社會科學的論述中。例如：Lakoff（1987）稱之為客觀主義，即我們也因此有所領悟：我們以往研究專家時，看什麼、往那裡看，其實相當程度為這一客觀主義的幽魂所惑。要說他知道這麼下棋。（p. 41）. Ryle（1952）強調，「知道什麼」，只能算是懂得規則，未必知道如何應用；反過來說，不知道規則，但下棋中規中矩，則已掌握了「知道怎麼作」的知識。在 Ryle 眼中，「知道怎麼作」才是真知識。依此類推，如果有人辯論、下棋、說笑話高人一等，不是因為心中有個高明的小精靈，而是因為具備「知道怎麼作」的知識。而「知道怎麼作」（如應用數學公理））不能簡化成「知道什麼」（如知道數學公理）。Ryle（1952）再進一步指出，內在的心理活動不等於所有的能力。小丑翻跟斗、故意跌倒，並不是因為他／她先有「計劃」然後執行，心理活動既是心理也是身體的過程。 12.

(13) 對於表徵主義的批評，近年來從不同領域逐漸浮現，它們對我們的研究有很深遠的啟示，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何謂知識，何謂行動者。在這其中尤以體現之知和分散智能的觀點最值得一提，它們基本上剛好對應人本主義和表徵主義，對於人在社會行動中的角色、知識的本質提出了不同的看法。我們揉合這些觀點，對於如何研究專家，也開始發展出不同的角度。體現之知所謂體現之知，主要論點是：人類經驗除心理活動外，還包括身體的感覺、與外在世界互動的方式等，換言之，客觀主義以表徵統攝經驗，過於狹隘，無法掌握思考和行動的內涵。批評者主張，活動和意義是身、心、世界共同運作和互動後浮現的結果。個人並不只是被動地反映世界，而是積極主動參與，因此不宜如客觀主義所主張，將知覺、認知和行動截然二分（Clark, 1999）。正如 Varela, Thompson, & Rosch（1991）所指出：. 經驗的內涵取決於身體和其所具備的各種感官的行動能力。認知乃建基於此一經驗之上。而感官知覺能力本身又是生物、心理和文化情境的一環。在此用行動一詞，主要是強調在真正的認知活動裡，感官、行動、知覺和行動是分不開的。 Dourish（2001）以伸手拿咖啡杯為例，說明體會之知和傳統取徑有何分別。他指出，在個體與情境互動的過程中，個體並非採取一個客觀、旁觀的姿態。在拿咖啡杯時，「並沒有一個小人兒坐在腦袋裡，雙眼盯著外面的世界，執行行動計劃，一面操作手，一面小心檢查，確保我們不會在伸手拿咖啡杯時手超過了目標」（p. 102）。以研究談話為例，傳統取徑的重點在以觀察者的姿態，分析和歸 13.

(14) 納談話的規則（如輪流說話的規則）。但是體會之知則著重勾勒談話過程中語言、眼神、身體姿勢之間如何相互配合，規則如何從中浮現，進而產生行動。兩種取徑，從本體論、知識論到研究之焦點，均有天淵之別。分散智能另一方面，不同於人本主義以人為行動中心的觀點，近二三十年興起的分散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觀在解釋社會行動時則試圖突顯個人以外之因素 (Pea, 1993; Salomon, 1993; Resnick, Levine, & Teasley, 1991)。分散智能其基本觀點為：智能不只存在於個人，也存在於情境之中。例如工具（如筆、電腦、資料庫）、人際網絡（同事、朋友）均提供和擔負完成工作所需之智能。在解決許多問題時，個人必須和環境中的物質科技(如電腦)和社會科技(如分工體系)互動合作，換言之，只憑個人智能不足以成事。分散智能觀點一反人本主義獨尊個人知識的傾向，改從和情境互動之能力此一面向來界定專家。以資訊工作為例，專家之能力其關鍵不在個人知識，而在於其善用情境提供之資源。不過，從分散智能再進一步引申，個人心智和情境的界限也開始消融。體會之知重新界定了心靈的範圍，涵蓋了傳統忽視的身體。但是從分散智能的角度，心靈的範圍則更為廣泛，不僅從心到身，更進一步「溢出」身體，延伸到情境，情境也是心靈的一環。尤其在科技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情境中的智能日益豐富，智能外放（off-loaded）的情形更是頻繁。「我」在思考行動時，事實上常是我和情境合而一體的「我們」在思考和行動。我們的心靈不再是個體的，而是展. 14.

(15) 延的、社會的。照Clark（2003）的說法，不管我們身上有沒有內植晶片，我們都已是名符其實的賽伯人。從體會之知的觀點，個人行事，到了專家的境界，心身已不可分。再揉合分散智能的角度看專家，個體和情境的界限也逐漸消弭。個體在與情境互動時，兩者緊密扣合，互生互長，最後的行動是兩者互動浮現的成果，已分不出誰是行動的主體。從這個角度，「雖然個人的腦仍然是意識和經驗之所宿，但是思想之變化、適應之成敗似乎有賴於和外在資源反覆的互動」(Clark, 1999, pp. 68-9)。Ryle（1952,p. 50）也有類似的說法：「心甚至不能算是一個地方。剛好相反，在學者的書桌、法官的座位、駕駛的座位、工作坊、足球場上才看到心的位置。」（p. 50）從這個角度看專家行事，就和平常走路睡覺一樣，身心已和情境合而為一融為一體，已沒有計算的成份。Dreyfus （1991）以如何和人保持距離為例來說明這種境界。在日常互動中，我們會自然而然「知道」如何與他人保持適當距離，如果有人太靠近，我們會「自然而然」後退。就像知道如何保持最適當的距離，專家到達最高境界時，「技能已成為他的一部分，就好像他感受自己的身體一樣，他已感受不到技能的存在。就像開車，已感覺不到車的存在」（Dreyfus & Dreyfus, 1986: 30-31）。. 三、體現之知的三個面向從最初對於自己研究取向的不安和焦慮，經歷讀書、反省、更多的研究，我. 15.

(16) 們研究的角度已逐漸大角度轉向，從知識表徵轉移至專家和情境互動的過程。專家之所以是專家，在其對於情境的感知比生手敏銳，情境變化時，也能亦步亦趨。我們進一步也改變了研究操作的方式，從蒐集資料到寫作，發現都必須重新開始。不過，以上所提出的只是大方向，要從這些形而上的論點轉化為具體的研究計劃，又是另一個艱鉅的挑戰。以下報告的是我們摸索的經驗。在和以往的研究比較，我們研究開始偏重以下幾個面向：情境從體現之知的觀點，行動（包括認知）和情境相生相長，情境是行為和認知不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必須討論情境。前面提到，專家生手研究近年來逐漸重視情境的角色，但是其角色仍以烘托心智為主。但是，從體會之知角度看情境，定義則更為寬廣，同時認為就專家表現而言，情境和個人心智同樣重要。. 1.情境是分散智能首先，從分散智能的角度看情境，智能分散於情境和個人之間。我們可以某記者撰稿時其情境為例來說明（圖一）。從圖中可以看出，記者除了本身具備策劃、選擇這些表徵的能力之外，相當多的知識其實來自存在於情境中的資源。主要分作以下幾類：社會資源，如雜誌社、朋友、同事、社會、社會體制；文化傳承的工具，如故事；其他的文本，如相關的小說、電影；物質工具，圖書館、網路等。以雜誌社提供的報稿單為例，它提供了記者採訪和寫作的基本框架。這些文化框架使記者不必重頭開始。 16.

(17) 就撰寫這則報導而言，這些情境中的資源和作者一樣，扮演了同樣重要的角色，它們也是行動者。雖然作者往往感覺不到這些情境因素的作用，但是正如 Clark 所說，社會行動大多是「我們」完成的，「我」不應獨攬全部的功勞。他認為在解釋社會行動時，應採我們主義（we-ism），而非唯我主義（I-ism）。專家不再是行動唯一的主角，他／她的的角色近似組裝，關鍵在如何感知到情境中其他因素（如他人、工具），進行取捨和組裝。. 圖一. 記者情境中的各種資源. 從這個角度，研究的焦點在情境提供了那些資源？其性質為何？評估專家，重點不在他的表徵系統其品質為何，而在他／她是否善用情境資源完成工作。不. 17.

(18) 過，要強調的是，情境中之各種要素（例如傳播工具）其用途和功能為何，既是自然、客觀的現象，也是主觀的現象。用 Gibson（1979）的話來說，物件的用途和意義是一種機緣（affordances），它. 既非客觀的屬性，也非主觀的特性，或者你也可以說，兩者皆是。機緣打破了主觀／客觀二元對立的關係，使我們體會到這種二元對立觀的漏洞。機緣是環境，也是行為，它是物質，也是心理的現象．機緣同時指向兩個方向，指向環境，也指向觀察者。（p. 129）譬如一塊石頭，對蛇來說具備藏身的機緣，對人而言則提供了防身的機緣。石頭一方面具備客觀的屬性，其用途不全由想像而決定，例如石頭不能吃，可是由上述的例子來看，石頭的用途又因情境、個人而異，機緣因此是客觀主觀交會互動的結果。以傳播工具為例，各種工具皆有其客觀之性質。文字其結構為線性走向，適合用來呈現「非連續性」（discrete）的資訊，因此也將事物切割成明確分隔的概念，如內向與外向、裡層與表面。相對而言，影像則提供了「以連續狀態組織事物的機會」（Compaine，1988p. 159）。但是，這些傳播工具的機緣為何，又和使用者有關。例如文字本為記事之用，後世則利用文字所提供「反思自己話語和思想」之機緣，發展出邏輯和推理的論述。許多研究指出，口語文化與文字文化的差別在於文字出現後，人從此可以「看見」自己的話語和思想，從而得以研究和分析，因此才發現了語言中有音節，話語中有文法，最後精焠出理論化的能力（Olson, 1994）。引申上述的觀點，情境蘊藏的機緣是個體和情境互動的結果。情境雖然提供 18.

(19) 豐富的資源，只是和式璧，未必人人能夠感知和享用。專家和生手不同之處，正在於能夠感知情境中種種資源，並且能將其機緣發揮至極致。. 2. 日常生活實踐所構成的情境另外一個重要但經常被忽視的情境是：日常生活實踐（practice）。實踐在此指：「我們天天作的事」，如日常生活中的應對進退。專業活動是否運行如常，往往建立在這些日常生活實踐之上。事實上，專業所需知識和能力，大半可能非屬所謂專業知識，而是日常實踐的能力。例如：建築表面上是專業，蓋房子表面上只是依照建築藍圖施工，但實際上工程是否能夠順利進行，必須配合當代諸多日常生活的形式：例如人們是怎麼使用房子的？人是集體睡或者是個別睡？臥室、餐廳、浴室是否分開？建築的美學標準為何？建築師、包商、工人之間的關係為何？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形式有異於傳統社會，建築專業的內涵也隨之而異（Swidler, 2001）。同理，新聞此一社會實踐也必須建立在諸多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是否能體察新聞背後的諸多實踐，是否能作好平常事，是區分專家和生手的關鍵。根據我們初步的研究，對於生手而言，新聞就是專業，工作的重點在忠實報導事件經過。相對而言，專家常能感知到新聞的文化情境（如人際關係）。報導時不僅顧及事實面，也考慮作人，例如：如何維持記者新聞機制賦予的角色，同時又不致傷當事人顏面，至少不要惹禍上身（康永欽，1997）。對於專家來說，新聞工作鑲勘於層層交織的社會實踐之中，一字一句必須將這些情境列入考慮。. 19.

(20) 以上所說，一方面在強調，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作人、住家等），構成了專業工作的情境。可是因為這些情境太平常，人們太習以為常，正好像走路吃飯一樣，已幾乎感覺不到它們的存在。但是專家和生手不同之處，在於他／她能感知（但未必察覺或可以言傳）這些日常生活的脈絡。進一步引申，所謂專業工作，相當程度其實涉及這些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實踐的能力。表面上，執行專業主要靠專業知識，但是實際上所使用的「知道怎麼作」的知識中，相當成份和平常生活的技能和感知有關。專業在某種意義無非是平常事。而作平常事，其中高下之分，依舊涇渭分明。專家和生手不同之處，可能在：生手把專業只當作專業，但對於專家，專業也是平常事。而正如前面Drefus & Drefus (1986)所指出，專業到了最高境界，也如平常事一般自然。個體以上所說，絕不是要完全否定人的角色。人仍然是行動的關鍵因素，只是我們對於個人的定義不再限於表徵系統，比較寬廣。首先，納入了物質的身體。 Gibson（1979）曾指出，生物的身體本身就是行動的主要情境，他以視覺為例，說明即使看起來客觀的視覺，也因身體的形式而異：. 一個人看四周環境，不是只用眼睛而已，而是用在移動的身體上的肩膀上的頭部的眼睛。我們用眼觀察事物的細節，同時，我們用移動的頭部四處看，我們也移動身體走上去看。（p. 222). 換句話說，看必須在身體的生態中進行，不同形式的身體往往提供不同的視覺經驗。 20.

(21) 以使用傳播工具為例，如果它無法完全契合身體的習性，往往就會產生使用上的不順。一個例子是「影像系統」。最初設計時其目的在創造擬似面對面溝通的感覺，但是最終仍然少了平日談話時順暢的感覺。理由是：影像系統的「身體」是靜止的，它無法像人一樣回頭看、轉頭看，和常人身體的習慣仍然格格不入（Hutchby，2001）。許多人使用文字處理程式，總覺得不習慣，原因也一樣。電腦少了紙本提供的身體感，例如電腦不能用手摸、不能來回翻閱，不能跳著閱讀（Hass，1986）。對於身體習慣紙本的現代人，要適應這種文字處理工具也因此要一段時間。不過，上例顯示，身體也不再只是純粹生物的身體。事實上，身體經歷了長久社會化的歷程，已是文化形塑的身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生物的身體和情境（包括工具、社會結構等）不停磨合，已發展出不同的姿勢。例如站立、走路這些看起來純粹是生物性的動作，事實上也早已為文化所滲透，因文化、社會而異（不只是。。。）。再以傳播工具為例，老一辈的新聞工作者用電腦寫作不習慣，也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是習慣和紙筆互動的身體，因此從紙筆到電腦，身體必須先作改變。身體也是思考的身體，承載知識和觀念，這些也影響和情境互動的過程。以新聞寫作為例，寫作涉及多種型式的任務（Halliday, 1994）。寫新聞不只要陳述事件，也要針對書寫對象採用最適合的文類。另外一方面，寫作必須在文本不同的層次來回穿梭，有時停留在微觀的層次，如句子，有時則必須回到文本的巨觀層次，如從文章的架構構思和修改文章（Haas，1986）。這些都涉及行動者具備了那些知識，或者表徵系統。在此必須指出，表徵系統其實是也是個體和外界互動的關鍵因素，可以納入. 21.

(22) 目前的思考架構。傳統的表徵在互動的過程中扮演了關鍵的角色。目前提出的架構，唯一不同的是，在傳統的資訊處理架構，表徵系統是唯一的核心元素，窄化了觀照行為的視野。個體和情境的連結：體會之行（embodied interaction）從體會之知的典範研究專家，更重要的是看他／她如何如何融入情境。如果將體會之行比喻成舞蹈，看的是專家和情境互動時整體身心的感覺和表現。在勾勒專家的形象時，傳統取徑偏向靜態的取鏡；相對而言，體會之知則試圖捕捉專家在互動過程中的一舉手一投足。在這個脈絡下，時間是個關鍵的因素。情境、個人、兩者之間的關係均與時變遷。專家的特長即在於能夠體察情境的變化發展策略。同理，作為研究者，我們也要將時間納入考慮。其次、情境和個體處於一個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個體隨情境而變化身體、知覺和認知，他的行動也反過來形塑情境。不過，這些動態、演化的過程由於太過自然（尤其對專家而言）往往退隱到意識的後台，個人也因此幾乎察覺不到它們的存在。Bourdieu（1977）在討論送禮時提到過類似的經驗。他指出：當事人在解釋自己已經習以為常的行為時（如送禮），反而看不到其中的邏輯。Bourdieu稱此為習得的無知(p. 9)。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所熟知的理論反而掩蓋了行動真正的邏輯。更麻煩的是，體會之知往往代表了一個前語言前概念的狀態，可能一入文字，即魂魄全失，總而言之，難以言傳。研究者必須要跳出傳統解釋行為的框架，使用語言來捕捉本質上難以言傳的現象，這些都構成了重大的挑戰。 22.

(23) 根據我們初步的觀察，個體和情境之互動，展現在以下幾個面向上： 1. 對焦的能力在情境中充滿了各種刺激，但並不是都和工作相關。同時，在超出個體負荷的眾多刺激中，個體不可能全盤接收，也不可能隨機選取，必須培養對焦的能力，這才符合生存的原則。從這個角度，專家的特長即在於在眾多刺激中聚焦於相關的現象。正如 Clark（1999）所說，心是個機會主義者，它時時刻刻在尋找情境中有利於自己的刺激，有機可乘就採取行動。這種能力似乎源自於生物的本能。即使低等生物也展現對焦的能力。Jakob von Vekdull （1934,引自 Clark, 1999）曾指出，動物會對環境中某些刺激特別敏感。例如跳蚤需要哺乳類動物的血來撫養幼蟲，因此它對於哺乳類動物皮膚所釋放的酸性物質特別敏感。只要有哺乳動物經過，跳蚤馬上能夠感知到，立刻掉在動物身上。高等生物（如人）與情境的互動，基本上遵循同樣的原則，即使在一段看似平凡無奇的談話中，都可以發現對焦的現象。. 訪問者：線上的台灣促進和平基金會的執行長<簡錫楷>。喂，你好。受訪者：你好，主持人(.)晚安。各位聽眾晚安。在以上類似的對話中，訪問雙方如何對焦於當下的主要對象，一向是對話分析研究的主題。可以，對於深受文化陶冶的我們來說，受訪者的表現實在不足為奇，也看不出有何專業。但是如果我們能像顯微鏡一般放大現場，可以發現訪問. 23.

(24) 雙方其實身處於一個刺激密集的情境。現場除了訪問者、受訪者之外，還有眾多的工作人員。隱身之外的是社會大眾。芸芸眾生受訪者要注意誰就是一個對焦的問題。再說，每一個言語動作（如訪問者的第一句話）都可能有不同的回應方式（例如：受訪者可以回答：某某兄，近來可好？）。再加上現場有許多其他刺激，例如：桌子的顏色、主持人頭髮的長度。。。。在這眾多的刺激當中，受訪者要注意那些、下一句話怎麼接，都涉及對焦。他問候主持人和聽眾，而不問候在場的音控人員或者其他的特定人士（如陳水扁總統）。受訪者的第二番回答顯然不是針對現場所有的人，已顯示了對焦的能力，進一步分析，這些展現在日常生活中如吃飯拿筷子一般平常的事，往往是長期社會化過程培養的能力，已成為他／她不知其所以然的直覺，已經隱身於集體意識的後台，也因此不再被視為專業。但是從以上的分析看來，受訪者要在情境眾多的刺激當中，精密對焦言行合體，其實不容易（想想看，一個來自異文化從未聽過訪問這種活動的人，會知道如何回答嗎？）。 2. 因應當下情境即興創作的能力久而久之，個體也可能發展出某種固定的對焦的形式。即使如此，情境不可能一成不變。實際上，變化恐怕是常態，因此個體必須像跳舞一樣，擅於感知當下情境的節奏和律動即興創作發展策略。前面指出，在資訊處理的典範裡，專家之為專家在其具備周全的計劃。但是體會之知則摒棄了以中央導向解釋認知和行動的觀點，焦點轉至個體如何體察當. 24.

(25) 下的情境即興創作。因此另一個區別專家生手的關鍵是他們即興創作的能力。我們仍以訪問為例來說明。從體會之知的角度定義專家，他們是那些應時制宜在適當時機權衡輕重採取適當行動的人。圖二呈現了記者在截稿前可能身處的情境：. 圖二. 記者的多元情境. 從圖二可以看出，即使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記者可能面對了各種不同的力量。他／她必須監控眾多的媒介（如電視、晚報、中央社、網路。。。），隨時調整新聞的內容和角度。他也可能同時和不同的人溝通。在當今的新聞機構，原. 25.

(26) 本直線式的管理階層已開始改變，記者不僅和直屬長官溝通，往往也可能直接接到更上層長官的指示和通報。這些來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隨時可能改變新聞的走向。第三、他／她必須意識到正在撰寫新聞前面發生的新聞（所謂互文性）、社會文化的最新情勢、報社組織文化。記者身處此一情境中，像是同時耍弄二三十個盤子的特技演員，必須面面顧到，取得最佳平衡點。專家記者寫新聞時，擅長在眾多相互牽扯的因素中，找到最均衡的書寫角度。舉例說，他／她既要與之前相關新聞接軌，又要與其有所區隔，展現「新」意。某記者在解釋她寫稿為何採取特定的角度時，提到之前晚報已有相關報導，因此必須有所區隔：. 特稿裡面，因為晚報其實已經有寫了一些中選會對他的批評，那我想寫一點不一樣的東西，我不想說就好像拿了晚報來抄嘛。. 更麻煩的是，這些因素力量往往相互牽制。例如要盡記者本份如實報導，但又必須維護和消息來源的人際關係，這時記者寫稿就像是走鋼索，必須拿捏和取捨。某位記者要報導新聞界大老的消息，就面臨此一難題：. 對呀，而且畢竟人家是一個媒體界的大前輩，我這樣去得罪他，已經斷了很多前途，對。寫多少？如何寫？因此不只是文字功夫，也是作人。不過，我們不能說行動者精於工計，這些無非是平常事，就像日常生活中我們自然而然知道如何進對應退，寫作也無非是平常實踐的另一種表現方式而已。更重要的是，即興創作涉及時間的因素。社會行動在時間之流中展現，情境 26.

(27) 往往與時變遷，因此專家能力之一在掌握時間發展策略。例如一條新聞什麼時間發佈，都必須因情境而選擇時機。某部會記者得知政務次長將辭職，雖然這是一條獨家，可是 A 向次長求證時，次長認為消息過早曝光，將使長官難堪，希望記者不要報導或延後報導。記者最後選擇在部長打包前日發稿。在這個個案中，記者要如走鋼索一樣，在各種不同的情境因素間取捨。他／她必須搶獨家，但是又必須顧人情，因此時間拿捏如何恰到好處成了一大挑戰。專家正像舞者，擅於體會舞伴、情境微妙的變化即興創作。而這種體會，往往涉及身心整體和情境的水乳交融，是記者未必察覺更難以言傳的。雖然事後請專家談談心得，也似乎能說出一番道理，但許多情境中的因素、以至於與情境互動的感覺，. 往往無法察知，更難以言傳。正好像走鋼索的人，記者專家也一樣，在工作時已和週遭流動的情境合為一體，直接感覺其脈動。. 四、小結. 專家研究是認知科學的主要問題。但是，何謂專家或生手，不純然是個實證的問題，涉及人和世界互動的關係如何界定。我們早期主要從資訊處理角度探討專家知識的內涵，對人的形象接近人本主義，基本上認為人是社會行動的主宰，專家生手之分在表徵系統的品質，知識、態度等關注的焦點。可是這個觀點顯然太僵化，一方面忽視了情境變化萬千的特性，忽視了社會行動其他的因素如工具，誇大了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也無法捕捉經驗自然生動的面貌，例如他／她如 27.

(28) 何感知、配合情境的律動、如何對焦、如何取捨組裝情境中各種資源完成社會行動（如寫作）。因此，開始有人檢討過去以電腦為主要隱喻的典範，主張從體會之知來探討心智的本質（如 Lakoff, & Johnson, 1999）。從這個角度，體現之知是具有技能意涵的知識（skilled understanding, Dreyfus, 1991: 18），其中隱含對物件、符號操作（operation）並產生效果的知識。例如游泳的技能是指人和水互動的知識，讀書的技能是指分析綜合、理解文本而得致意義的知識。技藝在此不僅指向形之於外的能力（如騎車），也包括符號操作等類型（如寫作、解方程式，Salomon, 1981）。不過在此要強調的是，此處所指技能其中固然有技術之成份，但其核心為創意和彈性，藝術的成份大的多，所以在本文認為稱作技藝更為適合。但是如何從一些上層的理念具體運用在實際的研究上，仍有一段漫長的路。根據我們的經驗，從蒐集資料的途徑、分析和詮釋到書寫，可能都不能沿襲傳統的方式，必須另闢徯徑。這篇文章就如何從理會之知的角度研究專家生手，提出了一些初步的思考而已。. 28.

(29) 參考書目 Anzai, Y. (1991). Learning and use of representations for physics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64-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se, W. G., & Simon, H. A. (1973). The mind's eye in chess. In W. G. Chase (Ed.), Vis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hi, M., Felvitoch, P., & Glaser, R. (1982). Categorization in experts and novices. In R. Sternberg (Ed.), Th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Hillsdale, NJ: Erlbaum. Clark, A. (1999).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Clark, A. (2003).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nc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mpaine, B. M. (1988). Informait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hange: Toward a new literacy. In B. M. Compaine (Ed.), Issues i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145-178). Norwood, NJ: Ablex. Dourish, P. (2001). Where the Action is: The Foundations of Embodie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Drefus, H., & Drefus, S. E. (1986).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Dreyfus, H. L. (1991).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1.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Ericsson, K. A., & Lehmann, A. C. (1996). Expert and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of maximal adaptation to task constraints. In J. T. Spence, J. M. Darley & D. J. Foss (Ed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7, pp. 273-305).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 Inc. Ericsson, K. A., & Smith, J. (Eds.). (1991).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Cambrige: Cambridge Univ. Press. Gardner, H. (199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Books.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as, C. (1986). Writing Technology: Studies on the Materiality of Literac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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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pproach. New York: Wiley. Resnick, L., Levine, J., & Teasley, S. D. (Eds.). (1991).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yle, G. (1952). The Concept of Mind. New York: NY.: Hutchingon's University Press. Salomon, G. (1981). Interaction of Media, Cognition, and Learning.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Salomon, G. (1993). No distribution without individuals' cognition: A dynamic interactional view. In G. Salomon (Ed.), Distributed Cognitions: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pp. 111-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ardamalia, M., & Breiter, C. (1991). Literate expertise. In A. K. Ericsson & J. Smith (Eds.), Toward a Ger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pp. 172-1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chatzki, T. R. (2002).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and Change.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cribner, S. (1986). Thinking in acti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thought.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 13-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Swidler, A. (2001). What anchors cultural practices. In T. Schatzki, K. K. Cetina & E. von Savigny (Eds.),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pp. 74-92). New York: Routledge. Van Lehn, K. (1989). Problem solving and cognitive skill acquisition. In M. I. Posner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cience (pp. 527-58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Varela, F. J., Thompson, E., & Rosch,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Voss, J. F., & Post, T. A. (1988). On the solving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In M. T. H. Chi, R. Glaser & M. J. Farr (Eds.), The Nature of Expertise (pp. 261-280). Hillsdale, NJ: Erlbaum. Wagner, R. K., & Parker, E. L. (1993). Reasoning about soci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In D. K. Detterman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gnition (Vol. 3, pp. 241-258). Norwood, NJ: Ablex. Wyer, R. S. J., & Srull, T. K. (1989). Memory and Cognition in Its Social 31.

(32) Context. Hillsdale, NJ: Erlbaum. 康永欽. (1997). 記實避禍新聞處理策略之研究. Unpublished 碩士論文, 國立政治大學, 台北. 鍾蔚文, 臧國仁, 陳百齡, & 陳順孝. (1997). 探討記者工作的知識基礎: 分析架構的建立. 中華傳播學會1997年論文研討會, 台北.. 32.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