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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洋」到戰爭:穿梭在帝國之間的台灣人,189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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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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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從「南洋」到戰爭:穿梭在帝國之間的台灣人,1895-1950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5-2410-H-004-067-執 行 期 間 : 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藍適齊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連承晞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楊文喬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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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過去關於日治時期海外臺灣人歷史的研究,多關注由日本官方政策 主導或是影響的活動。但是根據對台灣人「海外旅券」(1897-1934)、日記、《臺灣日日新報》等材料所進行的初步分析,本研 究發現在同一時期,其實許多臺灣人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不但不是 受到日本官方政策的鼓勵或影響,反而有許多是刻意的與日本官方 保持距離。 本研究特別關注日治時期臺灣人由民間所主導在東南亞的活動,而 以臺灣的士紳階級爲主要的研究主體,以他們的1)商業貿易活動、 2)就職、3)行醫、以及4)求學等主要活動爲核心,同時延伸分析 旅遊、傳教、文化藝術等活動所留下的記錄。根據初步的資料搜集 分析,本文將以活動比較密集的1)香港、2)新加坡(當時多寫爲 新嘉坡)、3)蘭印(爪哇、泗水)等地點爲焦點。臺灣人在上述這 些海外地點的活動,跨越了帝國的邊界、進而跟英國/荷蘭的亞洲殖 民地的經濟、社會、文化活動都有密切的互動和結合。 而由於階級的關係,士紳階級的臺灣人在海外的活動,在臺灣出版 的幾種類別的資料中比較留有具名的記錄;本研究將名人錄/工商名 鑑、工商活動記錄等作爲主要分析的史料,以個別人物爲切入點 ,來勾勒日治時期士紳階級的臺灣人在東南亞的活動、以及在其中 所建立的各種跨越帝國邊界的人際網絡。 中 文 關 鍵 詞 : 日治時期、海外台灣人、帝國、亞洲殖民地、「海外旅券」 英 文 摘 要 : After becoming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1895,

Taiwanese going to Southeast Asia were facing a rather unique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se Taiwanese were themselves colonized people who moved across the boundar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aiwanese moved into the boundary of several European Empires and faced other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other colonized subjects. This experience of “crossing empires”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imperial

competition/cooperation among the Japanese and European Empires, and its context distinguished the Taiwanese going abroad from other overseas Taiwanes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Japan, Korea, Manchuria) an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delineate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Taiwanese” in the British and Dutch colonies in Asia, namely Hong Kong, Singapore, Malaya, Borneo, and the Dutch East Indies (the present-day Indonesia). The “expansion of empires” and the “war between empires” serve as two major contexts in which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Taiwanese” will be analyzed. This project will first look into the knowledge (and “imagination”) of Southeast Asia produced and made available to the Taiwanese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analyzing the du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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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of Nanyang (“South Sea”) and the modern Japanese conception of nanshin (“going to the south”). Then it will utilize materials from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beyond to delineate Taiwanese activities crossing the Japanese and British/Dutch Empir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英 文 關 鍵 詞 :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verseas Taiwanese, empires, colonies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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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治時期在東南亞的臺灣人人際網絡—以在香港的臺灣士紳階級爲中心 去關於日治時期海外臺灣人歷史的研究,多關注由日本官方政策主導或是影響的 活動,也多仰賴日本官方的資料和記錄。1 當然,官方的記錄能夠提供最基本的 資料。本文首先將依據日本官方的統計資料,勾勒出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海外發展 的輪廓。而更進一步的,本文將聚焦在中國之外的地區,探討臺灣人在這些地區 發展的情況;研究臺灣人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的意義在於,能夠瞭解臺灣人在語 言、文化、以及統治者都較爲陌生的環境之下,如何進行跨國的流動、以及各項 活動。特別是在 20 世紀前半,作爲(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被殖民者,臺灣人到 亞洲其他同樣被(各西方)帝國殖民統治的地方,要面對的是不同的殖民者、以 及被殖民者。這樣跨殖民界綫的互動經驗,對瞭解近代日本以及西方帝國發展— 既是合作、又是競爭—的歷史,將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日本官方統計中的臺灣人海外活動情況,1915-1926 根據日本官方的資料,最早開始明確的記錄臺灣人在海外的人數,是在大正 5 年 (1916) 6 月的統計。當年登記居住在海外的「內地人」有 400,416 人,朝鮮人 有 205599 人,而「臺灣籍民」則有 2,854 人。2 統計資料特別注明,當年在海外 的臺灣人人數比前一年(1915)同期增加了 293 人;因此可以推斷 1915 年在海 外的臺灣人人數爲 2561 人。雖然 1916 年統計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海外日本人的 工作職業類別和人數,但是在統計當中特別將臺灣人在各地的人數(由日本駐外 的各地領事館就其轄區分別統計)與「內地人」和朝鮮人分開記錄。因此,我們 得以知道在「臺灣籍民」人數最多的中國(當時稱「支那」,有臺灣人男性 1787 名、女性 917 名,合計 2704)之外,臺灣人(150 名)在海外主要分佈的情況。

在 1916 年,臺灣人在蘭領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 / Netherlands East Indies,即今日的印尼)的人數最多,有 146 人;在爪哇及其附近有男性 126 名 及女性 16 名,另外在蘇門答臘(Sumatra)及附近島嶼有 1 男、婆羅洲及附近島嶼 有 1 男、在 Celebes (現在成爲 Sulawesi) 及附近島嶼有 2 男。另外,在佛領印度 支那(法屬中南半島)有 3 男 1 女性。可見當時除了中國以外,臺灣人在海外主 要集中在蘭領東印度,少數在佛領印度支那。 根據大正 6 年 (1917) 6 月的統計,在中國的「臺灣籍民」人數有男性 2782 名,女性 1232 名,合計 4014 人。3 與前一年相比,「臺灣籍民」在中國的人數 增加了 1310 人,是將近 50%的成長,幅度相當驚人。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該 年臺灣人在海外其他地區的發展地點和人數都有顯著的增長。首先就地點來説, 1大田修吉,〈臺灣籍民南洋於活動狀況〉,臺灣經濟年報刊行會編,《台灣經濟年報》第二輯 (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重刊(1942 年刊)),頁 676-681 2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5 年(1916),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 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3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6 年(1917),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 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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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加了英領香港,有男性 37 人、女性 7 人;暹羅,在盤古有男性 13 人、在其他 地區有男性 2 人;菲律賓,在馬尼拉及其附近有 59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以及在 大洋洲有 4 人。而人數增加最多的,是在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在新嘉坡 (新加坡)有男性 26 人,在其他地區則有 230 名男性。同一年,在蘭領東印度 的臺灣人人數略爲成長,達 191 名;在佛領印度支那則維持 4 人。總計,在中國 之外的海外臺灣人共有 574 名;4與前一年相比(150 人),成長幅度更爲驚人, 將近 3 倍之多。 在英領下的各個殖民地的臺灣人人數在 1917 年突然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是 1917 年正是臺灣首次向北婆羅洲—也是首次向海外—進行勞力輸出。根據學者 的研究,第一批在臺灣募集的苦力就是在 1917 年 5 月從臺中出發,前往位在斗 湖的久原農園工作;6 月份又有一批超過 150 名澎湖人前往北婆羅洲工作。5 這 些人,應該就是統計中在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增加的 230 名臺灣人當中的 一部分。其次,還有一些是在 1916 年之後,個別前往北婆羅洲工作的臺灣籍專 業人士,例如張福忠、游溪連等人。6 另外,在英領下的各個殖民地的臺灣人人 數在 1917 年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前一年(1916)的統計中,這些臺灣人未受 到登記;并不一定代表臺灣人在 1917 年才開始在英領下的各個殖民地發展活動。 大正 7 年 (1918) 在中國的「臺灣籍民」人數持續的成長,有男性 3137 名, 女性 1551 名,合計 4688 人;7 但是與前一年相比,成長的幅度僅有約 17%。而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臺灣人人數的成長的幅度則比較高。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42 人、女性 13 人;在佛領印度支那,則維持 4 人;在暹羅,盤古有男性 11 人、 女性 2 人,在其他地區有男性 2 人。而在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的人數成長 最多;在新嘉坡(新加坡)有男性 21 人、女性 8 人,在其他地區則有男性 609 人、女性 8 人。另外,在蘭領東印度,有 209 人;菲律賓有 67 人。總計,在中 國之外的海外臺灣人共有 995 名(男性 929 人、女性 66 人);8 與前一年相比 (574 人),成長幅度將近 1 倍。其中,在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的總人數 和成長幅度都最大。 大正 8 年 (1919) 在中國的「臺灣籍民」有男性 3850 名,女性 976 名,合 計 4826 人;9 與前一年(4688 人)相比,成長有限。而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在 英領香港,有男性 38 人、女性 12 人;在暹羅,有男性 19 人、女性 1 人。而在 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新嘉坡(新加坡)有男性 21 人、女性 3 人,在其 4 上表在「南部亞細亞及太洋洲」總數的計算,將「臺灣籍民」男性爲 536 人,但是女性的人數 誤植爲 138(應該爲 38)。 5 鍾淑敏,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臺灣史研究》,第 22 卷第 1 期 (2015 年 3 月),頁 44,50-52. 6鍾淑敏,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頁 56,60. 7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7 年(1918),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 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8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7 年(1918),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 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9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8 年(1919),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 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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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地區則有男性 614 人、女性 5 人。在蘭領東印度人數成長比較大,共有 258 人(仍然是在爪哇人數最多);比前一年(209 人)成長 23%。另外,在菲律賓 有 53 人。總計,在中國之外的海外臺灣人共有 1024 名(男性 935 人、女性 89 人);10 與前一年相比(995 人),有微幅的成長。其中,仍然是在海峽殖民地 及英領北婆羅洲的總人數最多;但是成長幅度則是在蘭領東印度最大。 大正 9 年 (1920) 在中國的「臺灣籍民」有男性 3292 名,女性 1883 名, 合計 5175 人;11 與前一年(4826 人)相比,略微成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男 性人數下降,而女性人數成長幅度將近 1 倍(前一年爲 976 人)。而在中國以外 的地區,臺灣人人數的成長的幅度則比較高。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36 人、女性 12 人;在暹羅,有男性 25 人、女性 2 人。而在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則 出現最大的變化;新嘉坡(新加坡)有男性 15 人、女性 3 人,但是在其他地區 的人數則降爲男性 250 人,比前一年的 614 人減少了一半以上。在蘭領東印度人 數共有 252 人,主要在爪哇和泗水(Surabaya)兩地;在菲律賓有 65 人。總計,在 「南部亞細亞及太洋洲」的海外臺灣人共有 660 名(男性 601 人、女性 59 人); 12 與前一年相比(1024 人),在統計資料開始(1915 年)之後首次出現明顯的 減少,而且是男性和女性的人數都減少。其中,減少最多的是在海峽殖民地及英 領北婆羅洲(新嘉坡除外);唯一有明顯成長的,則是在菲律賓。這樣的人數變 化(減少),符合學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所指出,自 1917 年開始在北婆羅洲工作 的臺灣人苦力,在兩年契約期滿之後多數都選擇離開。1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1920 年的統計當中首次出現臺灣人在亞洲以外的發展記錄;有 2 名「臺灣籍民」 男性在智利。14 但是從整體的發展情況來看,即使在臺灣人苦力紛紛回鄉之後的 1920 年, (中國以外的)海外臺灣人的人數(合計 662 人)仍然高過 1917 年臺灣開始向外 輸出苦力的人數(574 人),更遠遠高出 1916 年的人數(150 人)。顯示在 1916 到 1920 年之間,在苦力輸出的影響之外,臺灣人到海外的發展仍然經歷了快速 而穩定的增長。 大正 10 年 (1921) 在中國的「臺灣籍民」有男性 3777 名,女性 2164 名, 10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8 年(1919), 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值得注意的是,該年在佛領印度支那無統計資料。 11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9 年(1920), 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12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9 年(1920), 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值得注意的是,該年在佛領印度支那還是無統計資料。 13 鍾淑敏,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頁 44,65. 14 「第六表南亞米利加」,見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9 年(1920) 收在《編集復刻版-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 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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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計 5941 人;15 與前一年(5175 人)相比,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而在中國以外的地區,該年的統計則增加了(佛領印度支那)海防和西貢兩 地的領事館爲轄區,同時將原來的海峽殖民地及英領北婆羅洲(現在都歸在新嘉 坡總領事館之下)等轄區,進一步的劃分爲不同的地區來統計,得以更清楚的看 到臺灣人的分佈情況。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46 人、女性 15 人;在西貢,有男性 1 人;在盤古,有男性 35 人、女性 6 人。在新嘉坡總領事館之下,新嘉坡(新 加坡)有男性 31 人、女性 2 人;彼南 (Penang,華人稱爲檳城)有男性 5 人、女 性 1 人;Johor (柔佛州)有男性 41 人、女性 13 人;馬來半島(柔佛州除外) 有男性 3 人;英領北婆羅洲及砂勞越 (Sarawak)王國有男性 8 人、女性 7 人。在 加爾各答 (Calcutta) 總領事館轄下的地區,則首次出現有臺灣人的記錄:在仰光 (Rangoon),有臺灣人男性 10 人、女性 9 人;其他地區則有男性 28 人、女性 30 人。在蘭領東印度,巴達維亞 (Batavia,即今天的 Jakarta 雅加達) 總領事館轄 下有男性 139 人、女性 49 人;泗水(Surabaya)領事館轄下則有臺灣人 103 人。而 在馬尼拉總領事館轄下,則有臺灣人男性 45 人、女性 2 人。在智利,則仍然有 2 名男性的「臺灣籍民」。16 總計,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有 631 名海外臺灣人,與 前一年的人數相仿。 大正 11 年 (1922) 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48 人、女性 15 人;在西貢,有男 性 3 人;在盤古和其他地區,合計有男性 49 人、女性 9 人。在新嘉坡(新加坡) 有男性 11 人;彼南有男性 4 人、女性 2 人;柔佛州有男性 26 人、女性 18 人; 馬來半島(柔佛州除外)有男性 2 人;在英領北婆羅洲則有比較明顯的成長,有 男性 77 人、女性 5 人。在蘭貢(Rangoon)領事館轄下的地區,蘭貢一地有臺灣人 男性 11 人、女性 9 人;在 Magway 地區則有男性 28 人、女性 30 人。在蘭領東 印度的人數則出現非常明顯的減少: 在巴達維亞總領事館轄下的人數僅有男性 32 人、女性 21 人;泗水(Surabaya)領事館轄下也僅有男性 66 人、女性 2 人;總 計在蘭領東印度僅有 121 人,較前一年(291 人)減少了一半以上。而在馬尼拉 總領事館轄下,則有臺灣人男性 32 人、女性 3 人。17 總計,在中國以外的地區 有 468 人;與前一年(631 名)比較,則是 1920 年之後再次出現比較明顯的減 少。 大正 12 年 (1923) 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55 人、女性 24 人;在西貢,有男 性 6 人;在盤古和其他地區,合計有男性 46 人、女性 6 人。在新嘉坡(新加坡) 人數下降爲男性 7 人、女性 1 人;相對的,在彼南則出現比較顯著的成長,有男 性 17 人、女性 5 人;柔佛州則是明顯的減少,僅有男性 13 人、女性 7 人;而在 英領北婆羅洲則持續的出現成長,有男性 99 人、女性 12 人。在蘭貢(Rangoon) 領事館轄下的地區,合計有臺灣人男性 37 人、女性人數則大幅減少爲 6 人。在 蘭領東印度的人數則出現非常明顯的變化: 在巴達維亞總領事館轄下的人數增 15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0 年(1921), 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16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0 年(1921),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17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1 年(1922),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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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爲男性 146 人、女性 79 人;但是泗水(Surabaya)領事館轄下的人數持續減少, 僅有男性 33 人、女性 2 人;一消一長之間,總計在蘭領東印度的人數成長爲 260 人,是前一年(121 人)的一倍以上。而在馬尼拉總領事館轄下,則有臺灣人男 性 31 人、女性 2 人。值得注意的是,該年首次有臺灣人在歐洲的活動記錄;在 英吉利(英國)倫敦總領事館轄下有一名男性、在獨逸(德國)漢堡總領事館轄 下有一名男性。18 總計,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有 636 人;與前一年(468 人)比較, 出現比較明顯的成長(35%),恢復到 1921 年(631 名)和 1920 年(662 人)之 間的人數水準。 大正 13 年 (1924) 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51 人、女性 17 人;在西貢,有男 性 9 人;在盤古和其他地區,合計有男性 62 人、女性 6 人。在新嘉坡(新加坡) 人數成長爲男性 21 人、女性 2 人;在彼南則維持有男性 18 人、女性 9 人;柔佛 州也是明顯的成長,有男性 22 人、女性 14 人;馬來半島(柔佛州除外)有男性 2 人;而在英領北婆羅洲則出現比較明顯的減少,僅有男性 65 人、女性 10 人。 在蘭貢(Rangoon)領事館轄下的地區則維持有臺灣人男性 36 人、女性 6 人。在蘭 領東印度,在巴達維亞總領事館轄下的人數合計爲 231 人;泗水(Surabaya)領事 館轄下有男性 34 人、女性 8 人。而在馬尼拉總領事館轄下有臺灣人男性 28 人、 女性則成長爲 16 人。19 總計,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有 667 人,維持了前一年(636 人)的人數水準。 自大正 14 年(1925)開始,調查的時間從原來的每年 6 月改爲每年的 10 月。20 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71 人、女性 14 人;在西貢,有男性 10 人、女性 1 人;在盤古和其他地區,合計有男性 59 人、女性 15 人。在新嘉坡(新加坡)則 出現倍數的成長,有男性 64 人、女性 6 人;相對的,在檳城(該年記錄寫作「被 南」)則大幅減少爲男性 8 人、女性 1 人;柔佛州有男性 34 人、女性 13 人;馬 來半島(柔佛州除外)有男性 1 人;而在英領北婆羅洲及砂勞越 (Sarawak)王國, 人數繼續的大幅減少,僅有男性 10 人、女性 9 人。在蘭貢(Rangoon)領事館轄下 的地區則維持有臺灣人男性 37 人、女性 6 人。在蘭領東印度,巴達維亞總領事 館和泗水領事館合并統計,共有男性 249 人、女性 97 人。而在馬尼拉總領事館 轄下,有男性 24 人、女性 13 人。該年首次有臺灣人在南洋諸島(由南洋廳管轄) 活動的記錄;在 Palau (帛琉)支廳轄下,有男性 2 名。21 總計,在中國以外 的地區有 744 名海外臺灣人,較前一年(667 人)又再度出現明顯的成長(超過 11%)。 大正 15 年(1926)在中國(滿洲除外)的「臺灣籍民」有男性 5502 名,女 18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2 年(1923),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19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3 年(1924),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一卷 明治 40 年-大正 13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20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4 年(1925),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二卷 大正 14 年—昭和 4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21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4 年(1925),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二卷 大正 14 年—昭和 4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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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 3373 名,合計 8875 人。22 中國以外的地區,在英領香港有男性 67 人、女性 12 人;在暹羅國,合計有男性 70 人、女性 15 人;在西貢,有男性 9 人。在新 嘉坡(新加坡),有男性 61 人、女性 11 人;在檳城(該年記錄寫作「被南」) 有男性 5 人、女性 1 人;柔佛州有男性 32 人、女性 12 人;柔佛州除外的馬來半 島各州,有男性 6 人、女性 3 人;而在英領北婆羅洲及砂勞越 (Sarawak)王國, 有男性 14 人、女性 19 人。在蘭貢(Rangoon)領事館轄下的地區則維持有臺灣人 男性 39 人、女性 6 人。在蘭領東印度的臺灣人人數則出現些微的成長: 在爪哇 島人數最多,有男性 263 人、女性 115 人;蘇門答臘島及其附近,有男性 5 人、 女性 1 人;在蘭領婆羅洲,有男性 7 人;巴達維亞總領事館和泗水領事館轄下合 并統計,共有男性 275 人、女性 116 人。而在馬尼拉總領事館轄下的臺灣人人數 也出現些微的成長,有男性 43 人、女性 6 人。該年在歐洲活動的臺灣人人數也 增加;英吉利有 4 名男性、在獨逸有 3 名男性、在佛蘭西首次有 1 名男性。23 總 計,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有 830 名海外臺灣人,較前一年(744 人)又再度出現明顯 的成長(超過 11%)。 在大正年間,除了受到官方政策影響的苦力輸出期間(1917-1919),臺灣 人前往東南亞的人數大多維持穩定,在後期(1922-1926)更出現穩定的成長; 大正 5 年(1916)爲 150 人 大正 6 年(1917)爲 574 人 大正 7 年(1918)爲 995 人 大正 8 年(1919)爲 1024 人 大正 9 年(1920)爲 660 人 大正 10 年(1921)爲 629 人 大正 11 年(1922)爲 468 人 大正 12 年(1923)爲 634 人 大正 13 年(1924)爲 667 人 大正 14 年(1925)爲 742 人 大正 15 年(1926)爲 822 人 若以個別地區來分析,在英領香港的人數一直都相當穩定,沒有大起大落的 情況出現: 22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5 年(1926),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二卷 大正 14 年—昭和 4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23 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表》,大正 15 年(1926),收在《編集復刻版-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 職業別人口表:第二卷 大正 14 年—昭和 4 年》(東京:不二出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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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正 5 年(1916)未統計 大正 6 年(1917)爲 44 人 大正 7 年(1918)爲 55 人 大正 8 年(1919)爲 50 人 大正 9 年(1920)爲 48 人 大正 10 年(1921)爲 61 人 大正 11 年(1922)爲 63 人 大正 12 年(1923)爲 79 人 大正 13 年(1924)爲 68 人 大正 14 年(1925)爲 85 人 大正 15 年(1926)爲 79 人 而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大多時間都是在蘭印的人數最多: 大正 5 年(1916)爲 146 人 大正 6 年(1917)爲 191 人 大正 7 年(1918)爲 209 人 大正 8 年(1919)爲 258 人 大正 9 年(1920)爲 252 人 大正 10 年(1921)爲 291 人 大正 11 年(1922)爲 121 人 大正 12 年(1923)爲 260 人 大正 13 年(1924)爲 273 人 大正 14 年(1925)爲 346 人 大正 15 年(1926)爲 391 人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文將首先選擇在這段期間,臺灣人人數較爲穩定的香 港、以及臺灣人人數最多的蘭印,作爲討論的對象。 去香港的臺灣人 在日治時期(及之後),臺灣對香港的相關討論和記載常與「南支」(或稱「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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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連結在一起;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地理位置的關係。但是,從治理和發展的角度 來看,作爲英國殖民地之一的香港,與中國有顯著的差別。因此,就對一個地方 的認知而言,香港對臺灣人有著相當特殊、更有別於中國的意義。 根據自明治 30 年(1897)開始的台灣人「海外旅券」的記錄,在日治初期 出國的臺灣人,除了前往清國的人數最多,人數次多的就是前往香港。有記錄的 第一年 1897 年,1-6 月申請前往香港的就有臺北縣的張占鰲以「肺病療養」爲目 的,林俊祥、蔣俊、周天祐等人以「商業」爲目的;臺中縣則有巫才和黃春帆兩 人以「商業」爲目的。 1897 年後半年(7-12 月)申請前往香港的臺灣人更多;臺北縣有方發記、 陳財元(兩次)、陳延、陳加習、陳耀堂、張福、梁伯美、李謙德、李萬居、林 玉田、李鳶飛、李元東、林禮會、李清誥、李通吉、林阿水、王明月、何幹生、 何錦棠、葉迺聰、楊夾、譚蔭儀、黃惟垣、洪成、鄭岩、鄭世南、周植豐、24馮 永順、呂丙、杜廷芬、杜廷安、杜清緒、張干祿、林長錦、林發諒、林坤泉、林 東成、李世昌(「商業視察」)、林必呼、王以時、王田、容(者羽)雲、余傳臚、 黃(山傲)五、洪東山、傳文興、趙滿朝、蔡春輝、許萬得、許河、邱駿生、周 植澄等人以「商業」爲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另外有黎鑒泉、林阿花、林阿坤、 李少卿等人以「親屬面會」爲目的,梁德合以「家族引取」爲目的,以及呂欣以 「佛參」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 在臺北縣以外的地區,新竹縣申請前往香港的有杜漢淮以「貨物仕入」爲目 的;陳益富、林敬修、劉少南、高母元、高深等人以「貨物買入」爲目的;黃鼎 三以「樟腦商況視察」爲目的。臺中縣有蘇世珍、吳昌記、黃配、黃枝、蔡燦雲、 莊水波以「商業」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臺南縣有陳金池、林金、莊神枝、黃澄 湘、張紹德、葉含笑等人以「商業」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陳溪元以「商業并家 族呼寄」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鳳山縣則有陳中和以「商業」爲目的,和地址相 同、年齡爲 10 歲的陳啓南以及 6 歲的陳啓峰一起申請前往香港;另外以「商業」 爲目的申請的還有陳麗生、王雪農、何德修、葉利貞、古翰記。宜蘭廳則有以「商 業」爲目的申請的鄭平程。臺東廳則有以「商業」爲目的申請的黃學軒、黃振聲、 謝阿仕、鄧北官。 明治 31 年(1898)開始,隨著人數的增加,台灣人「海外旅券」的記錄也 改爲每 3 個月統計一次。根據記錄,臺北縣提出申請前往香港的人數依然是臺灣 各地區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臺中縣和鳳山縣的人數都有明顯的增加。臺中縣 在 1-3 月有 6 人、4-6 月增爲 12 人、7-9 月有 8 人、10-12 月有 13 人,全部是以 「商業」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其中出身於霧峰(庒)的有林輯堂、25林樹、黃 24 周植豐和周植澄兩人在 1906 年都列名爲後藤男爵送別會委員、以及(繼任的)民政長官歡迎 會的委員,見王學新,從辜顯榮與送迎總督活動談本島人士紳在官方儀式中的角色,《臺灣文獻》, 第 62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 31 日),頁 316、317 25 林輯堂(1864-1901)爲林文察的第三子,林資彬(1898-1946)之父;他曾被稱爲臺中首富, 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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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才(以上兩位登記爲「林輯堂雇人」)、林紹堂、26林坤福、林少波、梁成柵。 而如同林輯堂一般帶有「雇人」前往香港的,還有住所是藍興堡小北街的劉軒(雇 人爲林懷和王圳)和住在藍興堡大墩街的黃茂盛(雇人爲黃秋水)。而鳳山縣最 特殊的是 1898 年在 1-3 月之間,就有 15 人申請前往香港;除了大多以「商業」 (或「商用」)爲目的申請前往香港之外,另有「修學」、「隨行」、「商店書記」、 「商店計算」等目的。 究竟是哪些臺灣人有能力出國? 又爲什麽選擇香港?香港有哪些吸引臺灣 人前去發展的特色?以上的分析顯示,「商業」是臺灣和香港之間最重要的連結。 過去已有學者深入分析過,在日治時期臺灣與香港之間的船運和貿易關係。27其 實在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臺灣家族,多跟香港有密切的生意往來。以臺中霧峰的林 家爲例,林獻堂的父親林文欽(1854 年生)就是在 1899 年病逝於香港。在世的時 候,林文欽曾經掌管樟腦事業「林合公司」之香港分公司。28 在 1899 年,他就 是「以樟腦事務赴香港,並醫痔疾。十月,卒於旅寓,年四十六」,29 隔年才歸 葬於大里杙莊。30 上述在 1898 年前往香港的林輯堂,其事業之一也是樟腦。31可 見香港是林家重要的生意對象,頻繁的往來更自清末持續到日治初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以上對台灣人「海外旅券」記錄的分析,在日治時 期臺灣人前往香港其實還有「商業」以外的目的。其中最早的一例,就是高雄的 陳家。明治 30 年(1897)9 月,當年記錄爲 45 歲、住所登記在「鳳山縣大竹里 26林紹堂爲林文明次子,林幼春之父,曾被稱爲是臺人中的巨富。值得注意的是,旅券記錄他在 1898 年前往香港,同年他出任臺中縣參事;見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 北:正中書局,1992),頁 68,73,175。明治 30 年 4 月紳章頒授名單中,有林輯堂和林紹堂兩 人;見《紳章附與人名》,明治 30 年 5 月 7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71010074a003), http://ds3.th.gov.tw/ds3/app007/list3.php?ID1=0071010074a003 (2017 年 9 月 23 日下載) 27 林滿紅,日本殖民時期台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 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 期(2001 年 12 月),頁 47-115 ;Man-houng Lin,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Pacific, 1895-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10), pp. 1053-1080 28 林獻堂,〈先考文欽公家傳〉,《林氏族譜》,頁 10-11 29《臺灣通史》卷三十三傳五林奠國傳附,頁 850;林獻堂〈先考文欽公家傳〉,《臺灣霧峰林氏 族譜》,頁 112;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台北:自立晚報,1992);以上皆轉引自林偉洲,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 國家圖書館 民國 92 年 12 月 頁 232-233;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project_id=twpeop &dtd_id=15&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6%AD%B7%E5%8F%B2%E4%BA%B A%E7%89%A9%E5%B0%8F%E5%82%B3--%E6%98%8E%E6%B8%85%E6%9A%A8%E6%97% A5%E6%93%9A%E6%99%82%E6%9C%9F&subject_url=toolbox_figure.hpg&xml_id=0000008697 &who=%E6%9E%97%E6%96%87%E6%AC%BD (2016 年 9 月 6 日下載)。 30林文龍,林文欽「做城隍」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98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28 日,http://www.th.gov.tw/epaper/site/page/98/1342 (2016 年 9 月 6 日下載) 31 根據 1901 年的記錄,他在土城(今草屯鎮土城)、南投各有一個腦館,另在集集與林烈堂還 合設了一個腦館;見劉澤民,明治 34 年霧峰林家的樟腦事業地圖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第 18 期(2008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8/154 (2017 年 9 月 23 日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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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苓雅寮」的陳中和以「商業」爲目的,和地址相同、年齡爲 10 歲的陳啓南以及 6 歲的陳啓峰一起申請取得旅券,目的地爲「清國廈門汕頭上海英領香港」。32 根 據記載,開創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陳家的陳中和,出身於打狗灣内苓雅寮,生於 1853 年;陳啓峰是他的四子,後來畢業於日本的慶應義塾大學。33 另外根據 1923 年的記錄,在由陳中和擔任取締役社長的振興製糖会社,陳啓峰(以及兄弟陳啓 貞)出任取締役,而陳啓南(以及兄弟陳啓川)則擔任監査役。34 陳啓南和陳 啓峰兄弟可能是當年出國到香港,年紀最小的臺灣人。而他們的哥哥陳啓貞(明 治 16 年生),35也是陳中和的長子,36 則是在次年(明治 31 年,1898)2 月(年 齡登記爲 16 歲)以「修學」爲目的申請取得旅券,成爲日治時期最早到香港的 臺灣人留學生之一;同時以「修學」爲目的申請取得旅券的,還有 15 歲的陳啓 瀛(陳中和的次子)、和 16 歲的陳啓亨。37 陳中和的六子陳啓川當時尚未出生 (明治 32 年生),38 但是在多年之後(1921 年)也繼兄長的步伐前往香港求學 (後詳)。 如果將時間的範圍再向下延伸的話,則會發現在日治時期前往香港求學的臺 灣人,自上述的 1898 年的陳啓貞開始,一直持續到 1930 年代。根據 1930 年日 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的一份調查報告,居住在香港的臺灣籍民合計 48 人,其中男 性 36 人、女性 12 人;按職業類別人數來排列,當時日本官方所掌握的在香港的 臺灣人情況如下:39 家眷:女 12 人(内有日本人小學學童 2 人);店員:男,7 人;拔萃學院學 生:男,7 人(中學部 6 人、小學部 1 人);香港大學學生:男,4 人;貿易 商:男,4 人;家人:男,3 人;雜貨商:男,2 人;煤炭商:男,1 人;機 動船船主:男,1 人;裁縫業:男,1 人;鐵工廠:男,1 人機械師:男,1 人;香港大學助教授:男,1 人;拔萃學院教授:男,1 人;「棉都丸」船醫: 男,1 人;「寶山丸」船醫:男,1 人。 32 「鳳山縣旅券下付表」,明治 30 年 7-9 月。陳中和的旅券番號爲 95024;陳啓南爲 95026;陳 啓峰爲 95027. 33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 2012 年 6 月),頁 37,39. 34 製糖事業が台湾に興るまで: 三百年からの古い歴史をもち正貨の流失を防ぐため大努力, 《中外商業新報》, 1923.4.5 (大正 12),收在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製糖業 (09-130); http://www.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METAID=00221727&TYPE=HTML_FILE &POS=1 (2017 年 9 月 14 日下載) 35《臺灣人士鑑》(興南新聞),昭和 18 年版,頁 259 36戴寶村,陳中和家族史,《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 2012 年 6 月),頁 39。 37 「鳳山縣海外行旅券下付表」,明治 31 年自 1-3 月。陳啓貞的旅券番號爲 94708;陳啓瀛爲 94709;陳啓亨爲 94710. 38《臺灣人士鑑》(興南新聞),昭和 18 年版,頁 259 39香港總領事館調查,《臺灣籍民關係事項調查》(1930),收入陳湛頤編,《日本人訪港見聞錄 ──1898-1941,下卷》,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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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計 36 名臺灣男性當中,有高達 11 人在香港的身份是學生。這項統計顯示,臺 灣人到香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海外求學,而香港更成爲了一個臺灣人到海外求學 的重要目的地。過往關於日治時期臺灣人到外地求學的歷史,多半關注的是到中 國或日本這兩地、以及在 1930 年代開始的滿洲國。但是本文將據此,以到香港 求學的臺灣人爲切入點,進一步的勾勒出臺灣士紳階級在香港的人際網絡。 去香港讀書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報告中所提到的「拔萃學院」(或稱「拔萃書院」,即爲今 香港最負盛名的中學拔萃男書院 ( Diocesan Boys' School ,或稱 DBS)。根據該校 對學校歷史的介紹,該校是在 1860 年由基督教聖公會創立;傑出的校友包 括: Henry Gittins (洪千), Adolph Zimmern (施燦光), Robert Kotewall (羅旭龢) 和 Dr. Sun Yat-sen (孫中山) 。該校原來男女學生兼收;但是自 1892 年起成爲男校。 40 那麽該校有哪些臺灣人校友?  張鴻圖 (1892-1973) 該校最早的臺灣人學生之一,是來自臺南的張鴻圖,1911 年畢業於香港拔萃書 院商科。41 張鴻圖是張金聲的長子;張金聲在明治 38(1905)年出任臺南廳安 平區的街庒長,明治 43(1910)年接任安平區區長、至大正 5(1916)年。42

張鴻圖在畢業後回臺,先後在安平(砂糖商)怡記洋行(英商 Bain an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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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達石油會社 (Standard Oil Company,標準石油公司)任職;在日治後期前往 臺北,擔任 Standard Vacuum 石油會社(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台灣分

店支配人(總經理)。44 張鴻圖在當時任職的這些公司,不但是臺灣當時少數的 西方跨國公司,更是國際上非常重要的企業。 例如標準石油公司,是美國巨富約翰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1839-1937) 在 1863 年所設立的跨國公司。該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 更因爲規模過大而引發壟斷經濟的爭議;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在 1911 年引用

40 A Brief History of DBS, http://www.dbs.edu.hk/index.php?section=aboutdbs&sub=history (2017 年 7 月 29 日下載)

41 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 228、興南新聞《台灣人士鑑》頁 249

42 《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1905;1910,頁 335;1911,頁 351;1912,頁 411;1913,頁 258;1914,頁 269;1915,頁 272;1916,頁 284.

43 此爲在安平設立的第二家怡記洋行,與先前的 Elles & Co. (1883 年結束營業)不同,爲後 者的元職員 A.W. Bain 設立,沿用中文行名。見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 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臺灣史研究》,20 卷 2 期(2013 年 6 月),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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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Antitrust Act (反獨占法)、令其解散。45 標準石油公司在解散之後的一個

子公司,在 1931 年與 Vacuum Oil Company 合并成爲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或簡稱爲 “Standvac”;該公司是戰前美國企業在亞洲最大的單一直接 投資 (direct investment),也是對日本最大的石油供應商。46 張鴻圖能夠在這些國際級的跨國公司擔任要職,與他在香港所得到的西式教 育和經歷有非常密切的關連。而他的國際企業經驗,也幫助了其他當時臺灣的士 紳商人,例如林獻堂。林獻堂的日記中,就多次記載了與張鴻圖的交往。最早的 記錄是在 1932 年: 五時張鴻圖持日瑞會社之電報來復,述土地及建物價格四萬円,但要先交一 萬円。乃決定培火往神戶,與之締結契約及買機械。47 這一項交易合作的對象日瑞會社,爲英商在日本成立的公司;由於他擁有在香港 的求學經驗、以及在英商怡記洋行的工作經驗,張鴻圖對林獻堂所進行的這項交 易能夠帶來一定的幫助。林獻堂後來委由蔡培火和呂靈石,48前往日本進行後續 的洽談:決定培火往大阪與英商日瑞會社結買賣契約,並使靈石與之同往買印刷 機械,並見習。49 林獻堂與張鴻圖的交情匪淺;在商業活動之外,更有私人/家庭之間的互動。 例如,1934 年 1 月林家林瑞騰的四女兒林雙璧出嫁的時候,林獻堂的夫人楊水 心女士在日記中就記錄著:至四時外瑞騰之妻英英〔榮榮〕命阿香來,請我去看

45 參見” Standard Oil Company and Trust” ,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tandard-Oil-Company-and-Trust (2017 年 7 月 30 日下載);「洛克 菲勒」,《中華百科全書》(1983 年版),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872 (2017 年 7 月 30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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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e H. Anderson Jr., 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1933-194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47 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1 月 13 日 48 呂靈石,一九○○年生,臺中神岡人,呂蘊白(林獻堂姊夫)次子。一九一一年起赴日本東京, 就讀錦華小學校、開成中學校,一九二六年明治大學法學部畢業。留學中為東京臺灣青年會幹事、 新民會理事等。返臺後率領鄉土訪問團到全島各地開演講會,一九二九年為臺灣議會請願委員。 一九三○年後至臺灣新民報社出任諸職,後歷任興南新聞社文書課長、編輯印刷發行人、皇民奉 公會中央本部囑託、奉公壯年團臺北州支部幹事等職。一九四三年到廈門,任廈門決戰生活聯盟 理事長並任廈門市商會秘書長及廈門重要物資組合囑託。戰後被當地肅奸會逮捕送廈門高等第一 分院依法究辦。後經林獻堂等營救而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回臺。(《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 頁四七八;《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四六九;第三戰區金廈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閩 臺漢奸罪行紀實》,廈門:江聲文化出版社,一九四七年,頁八五~八六;林獻堂著、許雪姬主 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頁三八、三七二);轉引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49 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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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双碧〔璧〕之嫁粧;50 可見此事對林獻堂夫婦的重要性。隔天,陪伴男方來迎 娶的親友中,就有張鴻圖(以及甘得中)。51 在這段期間,林獻堂與張鴻圖更是屢屢在臺灣士紳階級的社交場合上同席。 1934 年 4 月在臺北由羅萬俥(1898 年 3 月 22 日-1963 年 5 月 15 日)設宴於江 山樓、52 1935 年 10 月由翁瑞春設宴於蓬萊閣(林瑞騰也應邀出席),53 兩人都 受邀出席;兩次都同席的還有羅萬俥和林柏壽。而最值得提及的,是 1939 年 7 月林獻堂搭船前往日本;前往送行的有羅萬俥和林瑞騰,而同船的則是張鴻圖。 54 在搭乘的高砂丸上,林獻堂與張鴻圖又再聚首;其中還特別談到張鴻圖在 1938 年受日軍徵傭的經過。55 船抵下關之後,林獻堂與張鴻圖才彼此告別,分別前 往各自的目的地。56 林獻堂與張鴻圖的交情一直維持到戰後;在 1949 年 9 月 23 日林獻堂離開臺 灣寓居日本之前不久,57他和張鴻圖還在北投的友人家中相聚。58 戰後,張鴻圖 曾經出任味全公司的董事;另外也致力於教會活動,在臺北市的中山北路成立中 50 楊水心女士日記,1934 年 1 月 10 日 51 甘得中、張鴻圖。。。(等人)來訪,他等伴新郎來親迎瑞騰四女雙璧也;見《灌園先生日記》 1934 年 1 月 11 日;林瑞騰:一八八○年生,名資鑣,林朝棟第五子,林季商之弟。和林季商經 營合昌商店(腦館),歷任瑞裕拓植株式會社(主要經營土地建物買賣借貸、開拓土地)社長、 臺灣製腦取締役、大東信託會社取締役等;轉引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52赴萬俥之招待於江山樓。出席者林柏壽、蔡培火、蔡式榖、李崑玉、林履信、林呈祿、張鴻謀、 【張鴻】圖、杜聰明、陳煌,計十一人;見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4 月 19 日。 53六時受翁瑞春之招待於蓬萊閣,出席者五弟、萬俥、柏壽、耀亭、瑞騰、張鴻圖、劉明朝、蔡 式穀、郭廷俊,見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10 月 11 日 54九時十二分猶龍、愛子、博正、成章同余由臺北驛出發,出送者:萬俥、呈祿、朝清、炘、煌、 靈石、榮鐘、春金、式穀、明朝等。五弟、瑞騰、靈石送至舟中。。。十一時船出基隆港,同船 者有田端殖產局長、古屋貞雄辯護士、張鴻圖、石錫純等,俱不寂寞;見灌園先生日記,1939 年 7 月 3 日 55早餐後與張鴻圖雜談,他備述去年九月徵傭之事,頗為有趣;見灌園先生日記,1939 年 7 月 4 日。日軍對臺灣士紳階級的軍事動員,可參見灌園先生日記,1938 年 10 月 1 日的記載: 成章同余四時餘往山王ホテル會呈祿,他言本朝接萬俥之信,謂軍部令台北州本島人之出征者三、 四十名皆為智識階級者,氏名如下:林佛樹、林水國、陳逸松、李瑞漢、顏德修、施江南、黃逢 春、陳增全、顏必從、陳全萬、葉猫猫、翁瑞春、姜鼎元、彭永海、吳鴻祺〔麒〕、邱德金、張 鴻圖、郭雨新等,林柏壽亦被命,因本人不在未能接受命令也。 56九時半船抵門司。。。余與猶龍、愛子、博正、成章一行五人遂同上陸,張鴻圖、石錫純欲往 滿鮮、北平等處視察,在下關碼頭別去;見灌園先生日記,1939 年 7 月 5 日 57 灌園先生日記,1949 年 9 月 23 日 58林和引在東京留學時曾受補助,數年來經營貿易獲利頗多,在北投新建一別莊,本日舉行落成 式,招待余及劍清夫婦、靈石、瑞池午餐。十時到其別莊會李冰、張鴻圖等十餘人;見灌園先生 日記,194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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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華基督教會,也捐獻了一塊土地給安平教會。59 張鴻圖對教會的投入和奉獻, 與他的夫人周慈玉女士60--周步霞牧師的三女61--當然有明確的關聯。但是從張鴻 圖的生命歷程來看,他晚年對教會的付出,與他早期在香港教會學校求學的經歷 有著某種巧合的因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鴻圖的夫人周慈玉女士、以及他們與教會的這層關 係,又間接的與林獻堂的交友圈產生交集。林獻堂夫婦在 1930 年 6 月的日記中, 不約而同的都記載了張聰明之妻來訪的事情;張聰明之妻葉月,當時是在爲其長 子張月澄、與甘得中的女兒甘寶釵的婚事而前往彰化的途中,62短暫拜會林獻堂 夫婦。63 葉月本身其實是在張鴻圖妻周慈玉的影響下,成為基督徒,後來更捐 地和張鴻圖夫婦一起在臺北建立了中華基督教公理堂的教堂。64 而比張鴻圖年 長 8 歲的張聰明,也跟香港有一定的關聯:他在日治時期就跟香港有貿易往來, 是活躍於華南沿海與香港之煤炭商人。65 根據日記的記錄,自 1930 年代起張聰 59 《安平追想曲》(台南:安平教會,1998 年 2 月 15 日),頁 52-57,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Tiun/Tiun,KSeng/family/Iun,ETiat/Ng,CHeng.htm (2017 年 7 月 30 日下載) 60 周慈玉是周步霞的三女,京都平安女學院畢業,適安平出身實業家張鴻圖。夫婦創設的台北 公理堂,就是今台北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見史話 353 傳道周步霞的子女,《台灣教會公報》2301 期 1996 年 4 月 7 日 61 周步霞 字耀彩 , 艋舺八甲庄人 , 生於 1846 年 2 月 7 日,歿於 1923 年 5 月 31 日, 享壽 78 歲。 他是台灣本地最早期傳道者之一。早於 1873 年 3 月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到北部 考察,隨行的就是周步霞(參照《教會史話》244)。當他於 1899 年辭去南部職務到北部,偕叡 理牧師就請他牧紅毛港教會。1900 年 11 月申請返南部工作。周步霞退休後就住於嘉義,而嘉義 教會於 1908 年選他為長老;所以周步霞本是艋舺人,在府城過年青期,終於嘉義;見史話 352 周 步霞的傳道腳蹤,《台灣教會公報》2300 期 1996 年 3 月 31 日 62 甘寶釵,一九○七~一九三三年,彰化人,甘得中長女。彰化高等女學校第一屆畢業後,前 往日本東京留學,私立日本女子大學畢業,就學期間曾為網球選手。一九二○年代主張女子剪髮, 參加剪髮會,投入社會服務。一九三○年八月十日與張月澄結婚,介紹人為杜聰明和蔣渭水夫婦。 生有一女(張超雄)、一子(張超英),一九三三年二月在東京生下長子張超英,在坐月子期間, 因患甲狀腺腫,至醫院動手術,同年十一月因引發敗血症而過世。(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宮 前町九十番地》,頁七○~七四) 63 六時五十餘分杜聰明、張聰明之妻,蔣渭水之妾來訪,僅二分間則匆匆往乘七時之車往臺中, 她等本朝往彰化,為月澄與寶釵訂婚結【式】也;見灌園先生日記,1930 年 6 月 22 日。杜聰明 之妻與張聰明之妻、蔣渭水之妾來訪問,僅二分間,匆匆往乘車。資彬亦來招她等,為本早先往 於彰化張月澄與寶釵訂婚;見楊水心女士日記,1930 年 6 月 22 日 64 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宮前町九十番地》,頁七四~七六 65 張聰明:一八八四年生,新竹人。。。年輕時即投入實業界,活躍於香港、廣東、上海、廈 門等地,從事煤輸出貿易,參見章子惠,《臺灣時人誌》,第一集,頁二一二(《臺灣人士鑑》,昭 和十二年版,頁二三五;轉引自 《臺灣日記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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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夫婦)與林獻堂(夫婦)持續的保持相當密切的來往。66 另外,張聰明與黃旺成則是自 1920 年代初期就開始交往;67 黃旺成對張聰 明的事業經營,也有相當的瞭解(或興趣)。68 更特別的是,張鴻圖、張聰明、與林獻堂(家族)的下一代,也都有在香港 求學的經歷。根據 1943 年的記載,張鴻圖的長男張文成是「香港大學工科畢業, 香港奉職中」。69 而林家的林禹承(林垂拱之子,即林烈堂孫子),則是畢業於 香港大學醫科。70 而張聰明在 1930 年 6 月訂婚的長子張月澄,71 則是另外一位 香港拔萃學院的臺灣人校友,72 也就是張鴻圖的的學弟。  張月澄 (又名張秀哲,1905-1982) 其實早在 1930 年,張月澄就在蔣渭水的介紹下,認識了林獻堂。73 而後,由於 他與甘得中的女兒訂親,張月澄與林獻堂(夫婦)的交往也更爲頻繁。例如 1930 年 7 月,楊水心女士(與林獻堂同訪臺北)在臺北的友人家中,張月澄和甘寶釵 (當時兩人訂婚)就前來探訪,而後還一同受蔣渭水邀請共進午餐;74 而後林 66 修寄施爾錫、林呈祿、蔡培火、張聰明之信;見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8 月 7 日。抵台北驛, 萬俥、天佑、得中、張聰明、姜鼎元等出迎;見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9 月 16 日。三時餘炘、 煌、柏壽、明朝、鴻模、聰明、瑞春、張聰明陸續而至,夜受張鴻模之招待,仍宿於巴旅館;見 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9 月 17 日。上陸後永井(柳太郎)乘臨時列車往台北,余等五人又加張 聰明、鄭貴松同在依姬館午餐後,乃返到鐵道ホテル會永井,約明夜八時半之二次會;見灌園先 生日記,1935 年 11 月 7 日。 67 付夜行車北上 葉清耀、張聰明兩氏仝乘;見黃旺成先生日記,1922 年 6 月 5 日 68 夜石川氏來訪 談起子瑜所買黃東茂之炭礦七萬五千円 其實無三萬円之價值 大得便宜者 為張聰明;見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 年 10 月 15 日 69 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 228 70 其妻葉浣嫻亦畢業於香港大學醫科(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 頁十一,〈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 71 張秀哲:字月澄,一九○六年生,臺北人。初入香港拔萃學院研究英文學,後轉廣州暨南大學 法學院外交領事學系畢業,旋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畢業後曾任新亞造紙廠總經理、興華 煤球製造廠總經理。一九二五年在廣州發刊《勿忘臺灣》,並主編《臺灣先鋒》,聯絡臺灣民眾黨, 參加臺灣社會運動,遂遭日本政府以違反治安維持法提起公訴。戰後,任臺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兼 業務部主任。著有《國民政府の外交及外交行政》、《國民政府重要政治外交年表》、《『勿忘臺灣』 落花夢》等書。(章子惠,《臺灣時人誌》,第一集,頁八六) 72 根據記載他是在 1920 年代就讀於香港拔萃學院;參見《勿忘臺灣落花夢》(臺北:衛城,2013) 頁 211-213 73 渭水引張月汀〔澄〕來訪;見灌園先生日記,1930 年 3 月 31 日。值得一提的是,林獻堂在此 後的日記中,持續的將張月澄的名字寫爲張月汀。 74 本早渭水來,後式穀樣、肇嘉、培火來,後我去ヨシコノ宅坐談,適甘寶釵同未婚夫張月澄 及阿治來,共坐至十一時半,同ヨシコ去訪問萬俥,到十二時。但我往於大安【醫】院,受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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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獻堂夫婦從臺北乘火車回霧峰,甘寶釵也同車回彰化,張月澄還在臺北車站送 行。75 另外一次則是 1930 年 9 月,張月澄婚後偕夫人啓程前往中國求學之前, 由甘得中帶著他們拜訪林獻堂;事後林獻堂在日記中還特別寫到,他對此後輩關 於臺灣議會的想法頗有意見。76 張月澄夫婦在中國期間,也持續的與林獻堂保 持往來,例如甘寶釵在 1932 年回臺期間,就特地到林獻堂家中拜訪,談及在中 國的情況。77 這些交往的記錄顯示,林獻堂與張月澄(夫婦)的關係相當密切; 甚至在張月澄的夫人甘寶釵在 1933 年過世之後,林獻堂都還從甘得中口中聽到 張月澄夫婦之間相處的情況。78 1934 年,林獻堂在東京參加一項由新民會舉辦 的宴會,張月澄也以會員的身份同席。79 不過在此之後,林獻堂和張月澄的關 係就不復以往;1937 年林獻堂在東京巧遇張月澄,兩人竟形同陌路。80 但是到了二戰結束後,林獻堂和張聰明、張月澄父子則又恢復了來往,曾經 參加同一個宴會。81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5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3 日之間,林 獻堂在中華民國政府尚未正式派員接收臺灣之前,曾經前往上海(和南京)訪問; 在上海期間,張月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抵達上海的首日,張月澄就開始陪同林 獻堂(以及同行的許丙);82 次日,張月澄更是幾乎從早到晚都陪同林獻堂一起 進行各項拜會活動:83 昨日以電話約會李擇一,余與熊祥、許丙、振甫到其宅,既而張月汀〔澄〕 請午餐,寶釵與【未】夫婚〔婚夫〕及阿治亦來共午餐;見楊水心女士日記,1930 年 7 月 6 日 75返霧峰 五時半起床,內子亦起。。。八時之急行車返臺中。。。甘寶釵亦將返彰化,她乘二 等車,其未婚夫張月澄亦來送;見灌園先生日記,1930 年 7 月 7 日 76 得中率其女寶釵、女婿張月澄來訪,他兩人將於廿七日之船往南京留學。天成與月澄論自治 聯盟,月澄未了解臺灣自治與地方自治之分別,故認街庄協議會與臺灣議會相同,真是出於意外。 坐談一時餘,匆匆歸去;見灌園先生日記,1930 年 9 月 25 日 77甘寶釵從其夫張月汀〔澄〕在南京留學,上海戰事起幾及於難,一週前方歸台,今日來訪,備 述當日危險之情形,令人可驚;見灌園先生日記,1932 年 3 月 8 日 78 甘得中四時餘來,述其女寶釵夫婦不和、生前死後之經過;見灌園先生日記,1933 年 12 月 5 日 79 灌園先生日記,1934 年 4 月 7 日 80 到銀座松屋,遇根生夫婦,又遇張月澄,交臂而過不作一語;見灌園先生日記,1937 年 7 月 9 日 81 十一時萬俥至,他於昨夜到此,約午後會於高義閣,最後許丙來請午餐,振甫、茂生同余緩 步而往受招待之。出席者:熊祥、張園、張聰明、逢源、猶龍、藍國城計九名;見灌園先生日記, 1945 年 8 月 21 日。 82 十二時四十五分抵松山飛行場,同行者重永海軍少將、岡田海軍中佐、須田農商局長。一時 五分出發,過臺灣海峽,經海門鎮、寧波,四時抵上海,到福田海軍司令長官官邸。許丙以電話 喚張月汀[澄]來,又一同訪楊肇嘉;見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8 月 31 日。 83 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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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亦至。擇一言陳儀不知現在何處,無從與之通消息,軍事委員長代表蔣伯誠 現在上海,但身体有病,其秘書長黃伯樵與之有交誼,先託其聯絡。遂導余 等四名往會黃伯樵,他頗表示親切之意,許打電往重慶,與之交涉何日來上 海。擇一歸去,余等到肇嘉處,陳重光已在是處相待,遂招余等到新都午餐, 出席者:肇嘉、賴其昌、王伯鏞〔柏榮〕、周天啟、徐守益、何保儀、張月 汀〔澄〕,主人及余等四名,計十二人。宴終又到肇嘉處休憩,夜受湊海軍 少將之招待,余等四人及張月汀〔澄〕、肇嘉。宴終,肇嘉導余等往皇后戲 園觀劇,十時餘返官邸。 之後,張月澄持續的在許多天都陪同林獻堂參加活動,更在林獻堂返臺前一晚設 宴。84  郭廷芳: 另外一位在日治時期自香港拔萃書院畢業的臺灣人,是彰化人郭廷芳(1916 年 生)。他的父親郭腦(1889 年生)經營年豐商店,並與實田石油株式會社(日本石 油株式會社的前身)訂定契約,以年豐商店為其中部特約店,獨佔中部販賣網,營業 項目以燈油,揮發油,機械油,蠟油,汽車為主;另外也經營振昌商行,從事石油代理 販賣業。85 在父親過世之後,郭廷芳自 1938 年繼承石油商號「年豐棧」的經營 權,並成為臺灣石油販賣有限會社、橫濱護謨(橡膠)製造株式會社、古河電氣 工業株式會社、東亞化學製煉株式會社、協同油脂販賣株式會社等機構在臺灣中 部的特約店,從事販賣石油相關製品、輪胎、電機類產品、塗料及石鹼(肥皂) 等。86 1935 年,郭廷芳可能曾經邀請(或陪同)香港拔萃書院的校長訪問臺灣;期間 欲拜訪林獻堂,可惜後者生病無法會面。87 郭廷芳與林獻堂之間,更有許多與 商業、投資和借貸相關的往來;88林獻堂投入或接觸的資金不少,而且相當信賴 84 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9 月 2 日、4 日、5 日、12 日(夜一同受張月汀[澄]之宴於麗都花 園)。 85 《臺灣官紳年鑑》(臺中)頁 213、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 054。 86曾任臺中州石油組合理事、臺灣ゴムタイヤ協會臺中支部長、皇民奉公會臺中市支會委員。(興 南新聞《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八四) 87 午後郭廷芳、謝源河引香港中學校長某英人來遊,余因熱尚未退不能與之面會,乃使攀龍、 猶龍出為招呼;見灌園先生日記,1935 年 2 月 3 日。 88 少聰十一時來,許以靈山寺基本金三千円借他,他約代還郭廷芳對大安會社借金六千円;; 見灌園先生日記,1944 年 11 月 3 日。 大安會社即大安產業株式會社,一九三○年成立。目的為 解決霧峰林家林澄堂過世後之遺產紛爭,由林獻堂擔任社長,林階堂與林猶龍任董事,林瑞騰與 林根生任監事。營業項目有土地建物之買賣承租、土地開墾與造林、現金放款等,主要事業與收 入來源仍以土地租佃為基礎,一九四五年結束運作。(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產業初探〉, 收入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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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郭廷芳。89 在 1944 年 3 月,林獻堂家族中出現一件盜用公款的事情,郭廷芳也 提供了大筆資金來填補缺口。90 彼此之間這樣的商業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戰 後。91 郭廷芳與林獻堂之間有著這樣密切的關係,與他的妻子林雙碧有絕對的關 係。林雙碧是林瑞騰的女兒,92 所以郭廷芳是林瑞騰的女婿、93 與林獻堂也就 有姻親的關係。前述的 1934 年 1 月楊水心女士在日記中記錄著:至四時外瑞騰 之妻英英〔榮榮〕命阿香來,請我去看双碧〔璧〕之嫁粧;94 林瑞騰的四女兒 林雙璧當時就是出嫁給郭廷芳。而當時陪同郭廷芳來迎娶的,則是另外一位香港 拔萃書院的畢業生張鴻圖、以及幾年之前才把自己女兒(甘寶釵)嫁給另外一位 香港拔萃書院畢業生(張月澄)的甘得中。95 一九九九年,頁三四○;張怡敏,〈日治時期臺灣租佃事業經營之研究—以大安產業株式會社(一 九三○~一九四五)為個案〉,收入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輯,《第四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二○○六年,頁四七七~四七八、四八六) 89 郭廷芳來商買公債,即將額面三萬二千円賣之,千円券及五百円券價格九五,百円券價格九 一,合計現金二萬九千九百八十円,即時授受;見灌園先生日記,1944 年 1 月 15 日。余先到垂 訓處會其母子,將郭廷芳買債券之事告阿麵,如欲賣可直接與之交涉也;見灌園先生日記,1944 年 1 月 16 日。 90 猶龍、戊己、培英來商金生盜用組合之大東預金三萬円,填補之額:少聰六千円、廷芳六千 円、其賢五千円、培英千円、俊子九千円,又對余借用千円、大安會社二千円;見灌園先生日記, 1944 年 3 月 23 日。 91 十時餘到銀行,李建興、郭廷芳來訪;見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7 月 30 日。十時半彰化山 林贌耕,希望者四名王友芬、楊阿喜、郭廷芳、林炳煌俱來,乃開一懇談會,金海、繼成、猶龍、 泗水及余商量結果,將山林分作四份,使他等經營,阿喜嫌少,意欲全部獨得,遂不能即決;見 灌園先生日記,1948 年 3 月 16 日。 92 林瑞騰:林季商第五子,名資鑣,生於光緒六年(一八八0)八月十四日。於昭和元年(一 九二六)七月創立瑞裕拓殖株式會社,主要做土地、建物買賣借貸、開拓土地,資本金五十萬圓, 實繳十二萬五千圓。(《第八版台灣會社銀行錄》,昭和二年,頁一九九)。林瑞騰一共有六個女兒, 四個是與元配莊榮榮生的,即雙娟、雙慶、雙全、雙璧,與一個來自福州的姨太太生雙菱和雙靨。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陳換治女士訪問紀錄〉,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七日、八十五年八 月七日,於臺中霧峰下厝。林陳換治為林瑞騰長媳) 93 瑞騰招余到其宅晚餐,其女婿景山、廷芳亦來,晚餐後雜談至九時方返;見《灌園先生日記》 1939 年 3 月 27 日 94 楊水心女士日記,1934 年 1 月 10 日 95 甘得中、張鴻圖。。。(等人)來訪,他等伴新郎來親迎瑞騰四女雙璧也;見《灌園先生日記》 1934 年 1 月 11 日;林瑞騰:一八八○年生,名資鑣,林朝棟第五子,林季商之弟。和林季商經 營合昌商店(腦館),歷任瑞裕拓植株式會社(主要經營土地建物買賣借貸、開拓土地)社長、 臺灣製腦取締役、大東信託會社取締役等;轉引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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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陳啟川 另外還有一位來自士紳階級的臺灣人,在戰前也曾經在香港大學就讀,是來自高 雄的陳啟川,也就是陳中和的六子。96 多數關於陳家的研究,都會提到陳中和 的幾個兒子在日本讀書求學的經歷 ;但是關於陳啟川的學習歷程,陳啟川先生 文教基金會有著最詳細的介紹:97 陳啟川先生自幼在家中接受父親聘請的塾師教導漢文與武術,先後親炙的宿 儒先生就有十多位,及齡後進入苓雅寮公學校(今高雄市四維路中華路的苓 州國小),十三歲畢業後(一九一二年,日本大正元年),赴日本慶應義塾(慶 應大學前身)附設普通科就讀,六年後進入經濟學部(相當於大學經濟系), 才唸兩年,一九二 0 年,奉母命回台結婚。一九二一年,轉入香港大學商科, 學成後奉父命回台,學習並協助管理龐大的家族事業。 由此可見,陳啟川在慶應大學沒有念完大學的學業,而是在婚後前往香港大學, 才繼續完成學業。同樣在日治時期畢業於香港大學的臺灣人,還有霧峰林家的林 禹承,林垂拱之子,也就是林烈堂的孫子;他畢業於香港大學醫科,妻葉浣嫻亦 畢業於香港大學醫科。98 雖然陳啟川和林禹承在香港大學的求學時間頗有落 差,但是他們兩人都與林獻堂來往頻繁。1934 年林禹承自香港回臺,就曾經特 別前往探視林獻堂;99 而在戰後 1945 年的 12 月,林禹承遭到舉報爲漢奸、因 而遭到當局拘留,林獻堂更是頻頻參與營救他的事宜。100 而林垂拱的二子,林 禹承同父異母的弟弟林耀華,也曾經在香港讀書。101 96 陳啟川 (一八九九~一九九三年),高雄市苓雅寮人,為陳中和第六男。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 濟學部畢業後,入香港大學留學。回臺後任新興製糖取締役,後投身實業界,擔任陳中和物產及 烏樹林製鹽兩社的專務取締役,亦為《興南新聞》及《高雄新報》的取締役。一九三一至一九三 五年任高雄市協議會員。戰後,連任兩屆高雄市長(一九六0〜一九六八),並捐地創建高雄醫 學院,且長年擔任董事長。在商業方面,經營南和興產公司,亦參與彰化銀行、高雄中小企銀、 中國化學、臺灣水泥等事業。(《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五九;許雪姬總策畫,《臺灣 歷史辭典》,頁八四四,戴寶村撰)。另外,根據記載他是在一九二九年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 曾短期赴香港大學留學,回臺後任新興製糖取締役。(《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頁二五九) 97 創辦人陳啟川先生傳略—教育成長,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http://www.frank-chen.org.tw/jiaoyu.asp (2017 年 8 月 1 日下載)。 98〈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在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 1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禹承跟香港的淵源,其實來自他的母親陳瓊碧。陳瓊碧是曾任廣東道的陳 望曾的第六個女兒;而陳望曾(1853-1929)是 1874 年甲戌科的進士,歷任署廣東雷州府、韶州 府、廣東府知府、廣東勸業道,在清亡後隱居於香港。 99 禹承歸自香港,近午來訪;《灌園先生日記》,1934-07-31 100 《灌園先生日記》,1945-12-20、1945-12-21、1945-12-24、1946-01-08. 101〈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在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頂厝篇,頁 12-1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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