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商圍政」
看北京對香港的統戰政策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摘
要
中國當局與香港工商界所組成的「非神聖同盟」，具有相當穩固 的政經基礎。北京方面尊重香港工商界的利益，彼此共同努力抑制香 港的民主化進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香港企業家越來越重視中國 市場，而渠等與中國領導階層建立良好關係亦益形重要。在可預見的 未來，上述情況不會出現太大的改變。如果特區政府表現出色、香港 經濟有一定的增長、社會上的矛盾能夠有效控制，那麼「非神聖同 盟」自然不致受到太大的挑戰。否則，香港的社會穩定就不能保證， 營商環境也難免受到衝擊。較長遠而言，中國領導人不能拒絕回應香 港市民的民主訴求。與此同時，香港貧富差距懸殊的情況持續加劇， 要維持社會及政治穩定，特區政府就不可能只照顧工商界而忽略整體 市民的利益。 關鍵詞：統戰政策、中英談判、董建華政府、七一大遊行、「非神聖 同盟」壹、引論
1982年 9 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編按：港譯「戴卓爾夫人」） 訪華，香港前途問題成為不能迴避的國際外交議題。當時一般香港人 對前途談判非常擔憂，中上階層掀起了移民潮，「貧賤不能移」的笑 話道盡階級利益的分歧。建制階層包括工商界的領袖幾乎全部支持港 英政府。除傳統左派組織外，清楚從民族主義號召出發支持中國領導 人立場的是大專學生運動。當時一群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先後在啟德 機場和立法局門外示威，展示出「侵華條約 不容肯定」的橫額。1 香港的建制階層明顯地對中國共產政權缺乏信任，來自上海的工 商界領袖不少有親人留在中國大陸，因此坦言對中共統戰政策的欺騙 性有深刻的認識。1983 年 5 月，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李鵬飛率領的 「香港青年各界人士訪問團」應邀赴北京，他們的意見書清楚指出： 「我們認為維持現狀這個方法是維持香港繁榮的最佳保證」。1984 年 4月英國外相賀維爵士訪港，向立法局議員宣布在 1997 年後不可能再 在香港維持英國的治理，據傳有立法局議員當時失聲痛哭。 然而，在中英談判期間，中國方面亦明智地虛心研究香港經濟成 功的要素。在 1984 年 9 月草簽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當局向香港 人提出種種保證。就條文而言，的確滿足了香港人的要求，關鍵問題 是對中國領導人的信任而已。當時《南華早報》表示：「這份協議， 最低限度會為我們的後代視為一份標誌著通情達理、巧妙折衷及高度 理想的文件。假使協議能成功地實施，一如我們所殷切盼望的，則不 單香港，甚至整個世界亦會更臻理想。」《明報》亦承認《中英聯合 聲明》「符合香港人的意願」。2 蔡子強、黃昕然、蔡耀昌和莊耀洸，《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 運》（香港：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3。 中文公事管理局李陳亮冰編，《香港一九八五年》（香港：香港政府印務貳、「以商圍政」的基礎與理論
「以商圍政」並不是一個能清楚界定的概念，而這概念其實出自 中國所謂「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對臺政策。但從決定收回香港 後，中國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集體一貫以為要「一國兩制」，就要在 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尊重資本家的利益。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不 能滿足資本家的要求，資本就會逃離香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領導 人與本港的華資大財團建立了互利互信的基礎。 《中英聯合聲明》大體上保證五 年不變，滿足了香港工商界的 要求。接著在 1980 年代後半段的政制設計爭議中，中國當局和香港工 商界立場一致，反對建立充分的民主政制；北京方面要求不要失控， 香港工商界則希望有一個尊重其利益的政府，抗拒派發「免費午餐」 的福利主義。這種合作，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中 國的繼續改革開放，大量吸引外資，雙方的信任和共同利益更為鞏 固。 中國領導人與香港工商界的共識是維持現狀。既然經濟、社會、 法律大體不變，最重要的考慮就是穩定政局。香港的工商界並不認為 他們服從北京的領導，他們認為本身有相當強的討價還價能力；他們 不少擁有外國護照，亦可以逐步抽調資金離港。 中共奪得政權的三大法寶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 設」，統一戰線排在首位並非無因。3在收回香港的鬥爭中，統一戰線 的確發揮了絕大的威力。 香港的工商界對中國當局原先有很大的抗拒，從上海逃難來港的 「海派」第一代大企業家對共產主義更深惡痛絕。香港工商界人士絕 大多數有家人在中國大陸，對文革的慘況與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貧窮落 局，1985 年），頁 24。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0 年），頁 1369。後他們有深刻的了解，中共欲對其進行統戰工作絕非易事。中國領導 人視英國政府及港英殖民地政府為首要敵人，其餘香港各界人士均為 可爭取的對象。據有關人士披露，中共的統戰幹部透過各種途徑直接 或間接去接觸香港的工商界人士，而接觸的渠道與對統戰對象的了解 顯示準備功夫細緻周密，投入的資源不少。 中國當局從事外交與統戰工作經常強調求同存異。就對香港工商 界人士的統戰而言，中國方面主要以愛國主義、鄉情及香港的安定繁 榮為號召；對於工商界人士對中國的疑懼，對港英政府的繼續依附， 以至辦理移民手續，部署資金外流等均予充分諒解。這無疑是中國當 局統戰的一個成功案例。
參、中英競逐香港建制階層的支持
一、中英談判階段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收回主權，維持其安定繁榮。要維持香港的 安定繁榮，一定要香港的投資者放心，故此《中英聯合聲明》內的各 項保證，均以此為基礎。而成功地收回香港主權後，中國當局的主要 統戰目標自然轉移到香港的建制階層和工商界領袖。 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期間，中國領導人除了以民族主義號召 外，更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號，這對支持香港政制民主化的人士 自然是重大的鼓舞。即使對不大關心政治的香港市民而言，英國的殖 民地統治既然要在 1997 年結束，各方面都不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由中 國直接管轄，成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政府自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自港英政府在 1984 年 7 月發展《代議政制綠皮書》後，4 《代議政制綠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香港：香港政府印務 局，1984 年）。該綠皮書提出三個主要目標，其首要為：「逐步建立一個 政制，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分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更 能較直接向港人負責。」相當一部分工商界領袖公開反對直接選舉方式的代議政制。他們甚至 表示寧願中國政府委任治港的人選，也不接受直接選舉。從他們的利 益出發，這項選擇自有其理由。他們相信中國領導人維持香港安定繁 榮的決心與誠意，故此認為中國領導人將會充分尊重及維護香港工商 界的利益。這就是中國當局成功統戰本港工商界的基礎。 香港的建制階層和工商界認為一個經由民選產生的政府，為了向 選民負責及爭取下次選舉的勝利，很難抗拒派發「免費午餐」的壓 力，這樣很可能會損害工商界的利益。其次，由中國委任的香港政府 的穩定性與可測性，比選舉產生的政府強（李光耀及其同僚亦有類似 的想法）。工商界領袖大概相信他們有與這樣一個政府周旋的能力和 經驗；相對而言，他們就缺乏與一個經由選舉產生，須向選民負責的 政府，討價還價的信心。他們不信任草根階層壓力團體的領袖，認為 彼此的價值觀不能協調。最後，這些工商界領袖認為一個由北京委任 的政府，能夠直接與北京對話，在與中國駐港機構、廣東各級地方機 關以及中央各有關部門談判時，會更具力量。 假如在香港建立真正的代議政制是不容改變的話，相信工商界領 袖也準備像西方國家的資本家一般組織政黨參與選舉以維持其利益。 1984-85年間，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譚惠珠和李鵬飛都分別籌組包括建 制階層中堅人物以及香港財團和世家代表的準政黨型參政團體。譚惠 珠且正式成立了香港勵進會。5當然，如果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 和殖民地時期的政制相異不大的話，這些參選的準備自屬不必要了。
二、過渡期階段
1985年 3 月的區議會選舉和同年 9 月的立法局選舉，加速了香港 社會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化。中國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亦積極透過種 鄭宇碩，〈當前香港政治勢力發展的形勢〉，《信報財經月刊》，第 9 卷第 2期，1985 年 5 月，頁 21-25 及 34。種途徑，做「退燒」的工作。駐港新華社官員在與香港各界的接觸 中，均提到兩個論點，第一就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承 諾「還政於中」，不是「還政於民」；其次是所謂 1997 年後香港現狀 維持五 年不變的「現狀」，是指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時的現狀，而不是 1997 年交還主權時的現狀。 中國方面對港府推行代議政制過速的不滿以及其企圖的疑慮，終 於導致 1985 年 11 月許家屯在他抵港兩年後首次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 對港府的政制政革提出警告。許家屯指出：「假如有人離開這本子 （《中英聯合聲明》）做事，便會引起消極和破壞的作用。最近不難 看到有些方面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這種趨勢必須加以注意，否則將 來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許家屯表示中國當局不希望香港有 「 二年大變，五 年不變」的情況出現。6此後，英國政府及港府就 放棄了過渡時期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導，而只是強調必須與《基本法》 銜接。7 在這場外交和政治角力中，香港的工商界明顯地支持中國當局的 立場，雖然他們並沒有參與其中。稍前在 1985 年 6 月，《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成立，港方委員 23 人，國內委員 36 人。雖然許家屯表示要 「包羅各界精英」及「照顧各方利益」，但港方人選明顯地以建制階 層人物特別是工商界領袖為主。既然中國領導人要維持香港的安定繁 榮，本地資本家自然最受重視。同年 12 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亦 正式成立；由於諮委會有 180 名成員，故涵蓋面相當廣泛，但無可懷 疑，工商界和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專業界別穩占多數。 《基本法》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是政制方案。政制牽涉到民主化的 張結鳳、楊建興、盧永雄、陳露茜，《不變，五 年？中英港角力基本法》 （香港：浪潮出版社，1991 年），頁 94-95。
鄭宇碩，“Hong Kong: The Pressure to Conver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3, No.2, Spring 1987, pp.271-283。
問題，而「工商派」和「民主派」爭持得非常激烈，前者提出所謂 「89 人方案」，而後者則提出所謂「190 方案」。在「六四天安門事 件」之前，雖然中方反對民主化進程過速的立場相當清晰，但負責港 澳事務的官員表面上依然維持中立，而且與「民主派」保持相當密切 的接觸。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以前，香港大資本家並未大量投資中 國大陸。他們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缺乏信心，很多表示願意捐獻各類公 益事業，對投資則不感興趣。1980 年代香港在國內的投資主要來自中 小企業，他們不少獲利甚豐，中港之間的經濟往來逐漸開展。 「六四天安門事件」碾斷了「民主派」與中國當局的聯繫，不少 「民主派」的大員成為中國視為顛覆組織「支聯會」的領導人。香港 建制階層的親英陣營，在當時的衝擊下，願意接受大幅加快民主步 伐。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首次就《基本法》政制方案提出一份共識方 案，一致主張：「97 年後首屆立法機關有一半議席由直選產生，至 2003年第三屆立法機關全部議席由直選產生。」稍後在有相當的爭議 下，議員亦同意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不少於一半議席由直選產生。8 工商界領袖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感到震驚，但他們在政治上保 持中立，而致力於穩定經濟。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一度疏離，但沒有破 裂；當局勢穩定後，他們與北京的良好關係迅即恢復。中英之間亦恢 復有關《基本法》的磋商，所謂「兩局共識」就束諸高閣。至鄧小平 南巡後，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香港的大企業家開始大規模投資中 國，他們更受到中國領導層的重視，與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亦建立起頻 繁的接觸。 彭定康來港作最後一任總督，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民 主化，中英關係轉趨緊張。香港的商界鉅子，在最後階段的中英對抗 中，清楚支持北京的立場。彭定康雖然頗受香港市民歡迎，但往往受 到工商界的冷遇。因為中英合作破滅，故此「直通車」的安排不能貫 同註 6，頁 168-169。
徹，中方聲明要「另起爐灶」，務實的香港建制階層及工商界鉅子， 以鍾士元為代表，幾乎全部投誠，清楚標誌著中國統戰政策的成功。
肆、北京與香港工商界的「非神聖同盟」
中國領導層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決心與誠意，贏得香港工商界的 信任。北京對民主步伐的抑制，自然符合工商界的利益。隨著香港經 濟的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企業界在國際領域可說占一席 位，而在 1980、90 年代，香港的國內投資占中國吸納外資的一半以 上，北京與香港工商界的「非神聖同盟」遂有相當鞏固的基礎。鑑於 香港的回歸中國，英資逐步淡出香港，華資取得主導地位；中國領導 人賦予香港工商界領袖的榮譽和地位更非港英殖民地政府可比。 所謂「非神聖同盟」，當然是貶抑之辭。這個同盟的對立面就是 民主派；在民主派眼中，這個同盟為了本身的權力和利益竭力阻撓香 港民主化的進程。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期間，中共統一戰線的主 要工商界人物為香港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這一批工商界人物，多數 與中國大陸有龐大的生意往來，亦有出於愛國主義，或是反殖民統治 的立場。這些傳統左派，過去長期受到港英政府的歧視，特別是在文 革期間，香港 1967 年的暴動之後。其餘一般工商界人物，一般都不支 持中國收回香港。 自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除小部分的工商界人物及外資企 業家打算遷離香港外，一般工商界人士均持觀望態度。但因為大局已 定，香港將要成為中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領導人是未來 的掌權者，自然爭相投靠。在過渡期的前半段，大部分的工商界人物 均樂意與中國方面往來，不過從現實利益考慮，他們依然極力與港英 政府維持良好關係。在 1990 年代初之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港人主要 是中小廠家，大企業家並不認為中國的投資環境具有吸引力；後者願 意提供種種捐贈，特別是他們的家鄉。「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香港 的工商界一般相當低調，避免清楚表達其政治立場。其中一部分更對香港前途信心動搖，加速部署離開香港。中國方面亦盡全力挽回工商 界的信心。就北京的統戰政策而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一段時 期非常困難。但北京的政局不久回復穩定。到 1992 年初鄧小平南巡， 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香港的大企業集團開始進軍投資中國，「非神 聖同盟」更形鞏固。彭定康出任最一任港督，引進政制改革，當時絕 大部分的工商界人士均拒絕支持。1990 年代初，北京方面為籌組特區 政府作出一系列的委任，連過去為港英政府所一力栽培的鍾士元、范 徐麗泰等人均為中國統一戰線所網羅；至此，建制階層差不多全面倒 向中國，對港英政府忠貞到底的鄧蓮如、麥理覺等人亦退出政壇離開 香港。 「六四天安門事件」前，中英協議銜接過渡，「直通車」的安排 部分是對港英政府的安撫，讓其對日後特區政府人選有一定的發言 權。中國領導人既然決定「另起爐灶」，北京的統戰政策遂更具威 力。最初中國領導層傾向從原公務員隊伍中挑選第一屆特首人選，但 鑑於中英對抗，公務員上層的人事安排為彭定康所掌控，北京遂改變 主意從工商界挑選第一屆特別行政長官。香港首富李嘉誠率先表態接 受工商界領袖出任首屆特首。難怪香港普羅市民認為「港人治港」已 成為「商人治港」。 簡言之，《基本法》的設計是首先由中央人民政府控制《基本 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保證了中國領導層對任何憲制改變的否決 權。其次，中央人民政府掌握了行政長官和重要官員的任免權，而所 謂「行政主導型」的政府，意思是權力集中於行政部門，特別是行政 長官之手，立法機關的權力相對有限。最後，立法會選舉制度亦確保 特區政府有穩定多數的支持，施政不致受到太大的阻撓。9由選舉團和
鄭宇碩，“The Basic Law: Messages for Hong Kong People,” Richard Y.C. Wong, Joseph Y.S. Cheng eds.,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功能組別產生的大部分議席來自工商界和有關專業，基本上不會挑戰 北京的治港政策；他們的意識形態保守，會一力維護工商界的利益， 且以保持安定繁榮為重。「民主派」陣營雖然頗受選民支持（一般取 得 60%的選票），但直選的議席有限（至 2004 年第三屆選舉才一 半），故此在立法會所占席位只得三分之一左右。 親中政黨民建聯在中型選區多議席單票的選舉制度下，可保在五 個選區中起碼各取一席，這顯然是特區政府不願接受單議席簡單多數 制的原因。從特區籌委會的成員以至歷屆立法會的選舉活動看，北京 有意扶植多個親中政治團體，而不希望過分倚靠一個政治團體。中方 統一戰線的對象，似乎以聽話為主要條件。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願意 竭力支持中方立場者多獲重用。相對而言，在 1990 年代的各級選舉中 逐漸取得一定成績的民建聯在籌委會的委任上就未特別受到青睞。中 方官員既打算加強控制統一戰線，自不希望見到獨立的親中力量和政 黨政治的進一步發展。 工商界領袖的本錢就是其財力，他們明白中國領導人和特區政府 一定會尊重他們的利益；因為在國內有大規模的投資或捐獻，他們有 機會接觸中國最高層的領導人，故此他們認為無須參與香港本地的政 治活動。據傳年前轟動一時的張子強綁票案，就是受害人香港首富直 接向中國最高層領導人投訴，才導致廣東全省動員緝拿綁匪歸案。 特區籌委會的港方成員網羅了不少傳媒老闆。中國官員明白宣傳 工作需要加強，因而不少大企業集團亦透過收購媒體來增加其政治本 錢，這自然成為香港媒體自我制約的重要因素。
伍、董建華政府與香港工商界
香港市民都相信，行政長官人選必須得到中國領導人的信任，和 香港工商界的接納。1986 年 8 月草擬《基本法》時，代表工商界及有 關專業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公開推出一項「大選舉團」的 構思；當時的設計是一個由 600 位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組織，負責選出行政長官及部分立法機關成員。「民主派」的司徒華稱之為「大選 舉團專政」。這個選舉團明顯地以工商界為主導，基層市民無從參 與；一個重要的指標是當「大選舉團」選出後，不少媒體紛紛估計各 大財團能控制多少選票。 本來多數財團傾向由原公務員隊伍高層出任首屆特首，原因是工 商界領袖作為行政長官難免涉及財團利益，引致利益衝突。但既然中 英交惡，「直通車」無法實現，一般工商界領袖遂不反對從企業家中 選取首屆行政長官。事實上當中國領導層屬意董建華時，香港工商界 的反應頗佳，認為他是一個合適的人選，而他的家族船務生意亦不致 引起工商界的重要利益衝突。 董建華當選後，清楚表態香港要爭取北京的信任，而中國領導人 亦不吝顯示對董建華的支持。這當然符合工商界領袖的期望，他們亦 明白反對董建華的代價，就是成為北京眼中的敵人。董建華的作風強 調和諧，摒棄對抗，宣揚儒家的傳統道德觀，突出他誠懇老實的形 象：這些都是香港企業家所樂意接受的。10 不過，董建華相信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有一定的建設性角色；他亦 認為香港地價及工資高昂導致成本上漲，影響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因 此有必要控制樓價，降低香港的成本結構。前者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 修正傳統的「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管治哲學，後者導致其稍後推出每 年建屋 85,000 個單位的大計。二者在香港的工商界均惹起頗大的爭 議，不過初期工商界並沒有強烈的反應。 董建華就任翌日，泰銖貶值，亞太金融風暴揭幕。香港雖然有健 全的金融體系，亦沒有嚴重的政商勾結弊病，金融風暴對香港的直接 衝擊比較小，但卻戳破了香港的地產泡沫，凸顯了香港經濟結構性的
劉兆佳，“Tung Chee-hwa’s Governing Strategy: The Shortfall in Politics,” Lau Siu-kai ed., The First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9。
問題。 港英政府自 1982 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開始，幾乎全副精神 都放在中英談判和對抗上，嚴重忽略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 所以董建華接任伊始，就發覺在各重要政策範疇上均要大動手術。董 建華辯稱要耗費不少精神去「拆地雷」不一定正確，但百廢待興的確 造成很大的壓力。香港經濟面對一個非常嚴峻的時期，怎樣在一個全 球化的環境下一方面維持頗高的工資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保持競爭 優勢成為最重要的挑戰。 董建華顯然未能應付這項挑戰。回歸以來，香港經濟每況愈下， 工商界生意不景，資產萎縮，自然相當不滿。再者，不少工商界領袖 認為董建華政府有意無意間偏幫一個大財團，怨氣於是更深。從工商 界領袖的利益而言，他們認為特區政府有必要消弭財赤，大幅削減開 支，壓縮公務員編制及工資。董建華在這些方面優柔寡斷，亦令工商 界失望。香港社會一致同意前總理朱鎔基對董建華的批評：「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 另一方面，香港經濟增長放緩，貧富懸殊加劇，人口老化，各方 面對社會服務要求更殷；而政府在財赤的壓力下自然難以滿足各方面 的要求，董建華更缺乏政治魄力和智慧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董建華政府唯有大量委任企業家及其家屬進入眾多的諮詢委員 會，以討好他們。高層公務員亦樂得如此與企業界打交道、拉關係， 為自己日後投身商界作安排。這樣，社會上就形成一種印象：董建華 政府偏幫有錢人，董建華政府來來去去只信任和重用一個小圈子。 「民主派」政團對這類委任自然不存厚望，但連傳統左派和民建聯的 二線人物對不受重用也感到不滿。
陸、北京力挺董建華
中國領導人自然聽到不少對董建華的批評。與中國的一般幹部接 觸，亦清楚看到他們了解香港市民對董建華不滿，董建華政府表現欠佳。香港的政治耳語流傳中國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往往勸諭香港上京 謁見高層領導人的訪客，避免批評董建華。有資格面見北京高層領導 者當然是親中營的資深成員和大企業家。 中國領導人當然明白工商界對董建華的不滿，但亦別無選擇。香 港不是沒有人才，但中國當局自香港回歸後，一直唱好香港，撤換董 建華，自然是自打嘴巴，暴露出香港的種種問題。中國領導層有一個 民族主義的情結，要向世界證明中國人能比英國人更能治理好香港， 撤換董建華會反映回歸後特區政府表現不如港英殖民地政府。再者， 真的要撤換董建華，也需要時間去醞釀人選；消息一旦傳出，董建華 政府就成為一個「跛腳鴨政府」，香港政局很易陷於混亂。基於上述 考慮，中國領導人傾向全力支持董建華以維持穩定。 北京典型的反應就是清楚表示全力挺董，抑壓親中陣營內反董的 聲音，以實際行動去幫忙解決香港的困難，希望藉此挽回董建華政府 的民望。香港的工商界無意與北京對抗，只得接受現實。從增加國內 遊客訪港到最近溫家寶總理訪港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協 議，中國領導層的確盡力支持香港解決其經濟困難。 董建華競選連任的部署可以窺見其中的矛盾。為了確保董建華以 壓倒性的姿態連任，有關方面在選舉安排上做了不少功夫。首先決定 大選舉團成員雖然投票是不記名投票，但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則要公 開。在中國最高領導人士清楚表示挺董的情況下，自然沒有建制階層 人士願意去向董建華挑戰。大選舉團成員爭先表態參與提名董建華為 候選人，結果董建華在 800 名成員中得到超過 700 名的提名；由於候 選人必須得到最少 100 名大選舉團成員提名方符合參選資格，董建華 遂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順利當選。論者以為這樣的安排是避免失控， 只要有競爭，董建華就有陰溝翻船的可能，而即使得票低也會造成尷 尬。當時的一般民意調查顯示，反對董建華連任的被訪者占 50%左右， 支持董建華連任者只占 20%。
柒、「七一大遊行」的衝擊
2003年 7 月 1 日，超過 50 萬名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對 23 條立 法，11要求還政於民。董建華政府的無能與不得民心再也不能掩蓋，香 港的政治危機舉世矚目，中國新領導人如何處理香港的危機勢必影響 到他們的國際形象以至國際媒體對他們的評價。據傳董建華政府、駐 港的中聯辦和國務院的港澳辦均在事前上報中央，估計遊行人數只得 3、4 萬；北京政府相當不滿，認為他們不能正確判斷形勢，而且懷疑 過去他們只是報喜不報憂。 香港市民留意到溫家寶總理在 6 月底、7 月初訪港期間並無一言讚 揚董特首。7 月 1 日大遊行後，數位資深及眾多工商界領袖應邀上京就 現階段香港形勢發表意見；中國領導人亦派遣不少幹部來港徵詢意見 及研究形勢；本港親中陣營中亦有人公開表示董特首應考慮自行辭 職；親中的報章也罕有地刊載批評特區政府表現的文章。凡此種種， 難免予人一個印象：中央領導人對董建華失去信心，並要重估對港政 策。 中國領導人迅速重估形勢，最終決定基本上還是重申一貫的對港 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 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項條文是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後香港市民發動一連三次百萬人上街示威後才加進 當時的《基本法》草稿中的；明顯地北京非常關注這類活動的再次發生。 董建華政府在其第一任內明智地避免第 23 條立法的提出。由於北京當 局公開的催促，特區政府在 2002 年 9 月正式公布一份諮詢文件，就第 23 條 立法徵求市民的意見。一如所料，特區政府的建議引起鎮壓香港人權組織和 法輪功的爭議和戒懼。香港的民主運動亦擔心有關建議會對市民的自由和公 民權利構成威脅。請見香港英文《南華早報》，2002 年 9 月 25 日。政策：中央政府支持董特首；希望市民團結支持特區政府；中央會全 力支持香港解決它的經濟困難，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和推行 「自由行」便是好例子。12 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國領導層遂不能不加大力度挺董，以維持香 港政局穩定。「七一大遊行」後數月內，多個團體應邀訪京並獲中國 高層接待，目的自然是鞏固親中的統一戰線。獲邀者以工商界人士為 主，他們有機會向北京當局表達對香港形勢的意見，同時亦感激當局 對本身的重視。中國領導人一方面示好，賦予獲邀者一定的政治地位 和承認；另一方面亦申明支持董建華政府的信息。這些工商界人士訪 京後明顯的效果是不再公開批評董建華，因為這樣做是公然向中國領 導層挑戰。 7月初，當自由黨拒絕支持董建華政府如期進行 23 條立法之際， 民建聯感受到龐大的壓力。黨主席曾鈺成甚至表示考慮退出行政會 議，亦表示要考慮支持 2007 年直選行政長官。鞏固董建華政府在立法 會穩定多數的支持，是維持特區政府穩定不可或缺的支柱。中國領導 層因而不得破例高調邀請親中政黨（包括民建聯、港進聯和自由黨） 訪京。然而這樣做亦有其政治代價，介入政黨政治自然有損「一國兩 制」的形象；而北京方面支持若干政黨，要是這些政黨在選舉中受 挫，中國領導人也難免受到牽連。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在「七一大遊行」後迅即訪京，據其向香港的 新聞界透露，中國領導人表示 23 條立法一定要完成，不過並無特定的 為幫助香港旅遊業復甦，中國當局在 2003 年 7 月底開始接受廣東四市（佛 山、東莞、中山、江門）的居民以個人身分前往香港旅遊。過去中國遊客均 是以旅行團成員身分來港的。至 9 月初，這種「自由行」的安排擴展至北 京、上海、廣州、深圳和珠海。香港政府估計每年內地訪港旅客量會由 683 萬急增至 1,000 萬人次。2003 年下半年，大量中國大陸旅客訪港的確為香 港旅遊業帶來了興旺。請見香港《明報》，20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8 日和 9月 1 日。
內容和時間表。故此田北俊拒絕支持董建華如期在立法會完成 23 條立 法的程序，一方面固然是考慮到有關功能組別選民對自由黨的支持， 另一方面亦反映自由黨認為可以違背董建華的要求，但不願挑戰北京 政府的立場。田北俊事後迅即表明繼續支持董建華政府和 23 條立法。 自由黨的立場大體上亦反映目前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心態：對董建華政 府不滿，但依然尊重北京政府的立場。
捌、結論
中國當局與香港的工商界組成「非神聖同盟」有相當鞏固的基 礎，北京方面尊重香港工商界的利益，彼此亦努力抑制香港的民主化 進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香港企業家越來越重視中國市場，與中 國領導層建立良好關係更為重要。香港大財團經數 年的經營，財力 龐大，其利用價值甚高，李嘉誠財團在世界各地的電訊業和物流業的 投資就是明顯的例子。在可見的將來，上述情況不致有太大的改變， 中國大陸對香港投資者的吸引力有增無減，而香港經濟對中國大陸的 依賴亦如是。 中國對香港工商界自有一定的要求，各類政治捐獻不算是沉重的 負擔，特別是相對於日本、南韓的財團而言。挺董對很多企業家來說 不是甘心情願的事，但接受北京的立場也不應太困難。代表工商界的 自由黨最近因應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取向修改黨章，放棄早前接受 2007年直選特首的立場；雖然有點尷尬，但該黨並不認為是大犧牲。 關鍵在於整個宏觀政治環境能否維持。工商界藉與中國領導人的 關係維護其利益，不用組黨參選。如果特區政府表現出色，香港經濟 有一定的增長，社會上的矛盾能夠控制，那「非神聖同盟」自然不致 受到太大的挑戰。但是如果特區政府失掉民心，經濟停滯不前，社會 矛盾加劇，香港的社會穩定就不能保證，營商環境也難免受到衝擊。 較長遠而言，中國領導人不能拒絕回應香港市民的民主訴求。近 年一般民意調查顯示有 70%左右的被訪者支持全民普選特首，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政制檢討方面也有三分之二的被訪者認為應在 2003 年 或翌年開始進行。13另一方面，在可見的將來，鑑於經濟增長放慢、財 政赤字嚴峻、人口老化、失業率高等問題，特區政府要全面評估及調 整它在社會服務各方面的承擔。舉例而言，政府一定要考慮推動一項 全民供款的醫療保險計畫；不然，政府將很難長期支付日益昂貴的公 共醫療服務。與此同時，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繼續加劇，其基尼係數 已升至 0.52 的危險水平。 要維持社會及政治穩定，特區政府不可能只照顧工商界的利益而 忽略整體市民的利益。研究亦顯示董建華的支持者（亦即是中國政府 立場的支持者）一般傾向年紀較大、教育水平偏低和收入較低。14經濟 放慢和貧富懸殊加劇對他們的打擊更大。傳統左派組織以至民建聯等 也很難接受政府長期向工商界的利益傾斜。北京「以商圍政」的統戰 政策自有其嚴重的結構性矛盾。 （收件：2003 年 7 月 11 日，修正：2004 年 2 月 13 日，採用：2004 年 4月 9 日） 2003年 3 月，民主動力、前線及香港民主促進會委託中文大學進行一項民 意調查，調查顯示各有七成及七成八的被訪者同意特首及立法會所有議席， 應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此外，有六成被訪者對現時特首由 800 人的推選委 員會選出感到不滿意。有關特區政制檢討，有 44.3%的被訪者認為應在 2003 年開始進行，有 22.5%的被訪者認為應在 2004 年，有 12.3%的被訪者認為 應在 2005 年。詳情請見 2003 年 3 月 24 日香港各大報章。
劉兆佳，“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olitical Support for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4, No.3, Summer 1999, pp.352-371。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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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
Cheng, Joseph Y.S., September 1, 2003. “Shame on us,” South
Beijing’s United Front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Securing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Joseph Y.S. Che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Hong Kong business community, and considers that it has a strong foundation. Chinese leaders respect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territory; and both parties try to contain the local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I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entrepreneurs accord a rising priority to the China market,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Hong Kong’s major business groups have also reached an impressive scale with substantial financial resources, hence they carry considerable weight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above situation will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I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performs well, achieving respec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reasonable control of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n the “unholy alliance” will not be severely challenged. If it loses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with the economy stagnating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exacerbating, then political
stability cannot be guaranteed and eve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deteriorate. In the longer term, Chinese leaders cannot refuse to respond to the community’s demand for democracy. At the same tim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been widening, an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annot always protect business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those of ordinary people.
Keywords: United Front Strategy,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Massive Protest Rally on July 1 (2003), Unholy All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