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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元代《易》學時位觀的價值
元代《易》學時位觀以「位」為核心來推展，「位」的提昇由「德」的修造 而來；「德」需由人的主動作為才可得，且不同情性之人所展現的「德」各不相 同，故「德」的範圍擴大以合乎現實的需要。葛兆光先生認為：「元人將程、朱 重視的《四書》等經典定為科舉用本，使形上的哲理及價值觀『文本化』，而對 理學的研習，也成為可助人獲取功名等實際利益的『實用之學』。」1這種知識與 道德價值的商品化現象在元代的確存在，但從歷史記載的資料來看，元代因科舉 途徑而獲得實際利益的知識份子在士人階層中所佔的比例並不高2；元代知識份 子安頓生命的主要途徑是教育，因此對教育效果的強調及檢證，才是元人將哲理 及價值觀「文本化」所欲達成的功效，這也是元人將「道德」朝「實用化」推進 的積極價值所在。
「道德實用化」是為了檢證理學中所建構的天、人關係及所討論的形上價值 是否為真，乃是延續理學探究事物真理精神的作為；而建構理學的理論依據正是
《四書》與《易經》，《易經》探討天、人互動的狀態並給予系統化的解釋，故成 為「理」運作及世界構成的說明書。理學家透過《易經》探討天理運作，得出按 照個人情性及道德教導搭配而行方可造就生命的方法；而「道德」的內容也由難 以把握的形上價值觀念，轉化為個人實際可行、能助人成長的階段性價值，「理」
的內容也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印證及肯認。「道德實用化」是挖掘「理」內容的 方法，這方法對《易》學時位觀的發展產生了影響：元代對「時位觀」的主張延 續宋代「重位」及「以德立位」的基調，進一步擴大「德」的範疇來容納「位」
的可能性；並結合「用時」來建構出融會形上價值與現實作為的整體世界觀。準 此元代《易》學時位觀的意義，可歸納為「對實用學風的回應與踐履」與「對新 價值觀的啟發」。
一、 實用學風的回應與踐履
對實用學風的踐履，可由擴大時位觀的內容及實踐運用的狀況來看。就擴大 時位觀的內容而言，隨著新知識的加入及對「德」的實踐，時位觀的範圍變得更 寬廣。如：俞琰《易外別傳》：
1 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卷二•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頁 289-291，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 元代開科舉較頻繁的時間為忽必烈在位期間及中晚期約泰定帝及其之後諸帝的時代中為了安 排崛起的漢人勢力而開，從忽必烈到泰定帝時代，中間間隔二十餘年不曾開科舉；且由統計結 果知：元代科舉錄取總人數不超過二千人，與宋代一朝科考錄取超過四萬人次的結果相較，元 代開科舉的實質影響的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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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謂：人之一身即先天圖也，心居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中。……在
《易》為太極，在人為心；人之心為太極，則可以語道也。3
「人心」就是「太極」，也就是「理」；故養生術除了保障肉體的健康，更希望由 此幫助精神生命的成長。俞琰以養生之道印證天理的運行，又得出陰陽二氣的升 降為天理運行的法則，這與當時的醫學主張相合4；俞琰以先天圖式說明人體運 作的狀況，將道教重視吐納的內丹術與醫學、《易》學結合，使邵雍「心為太極」
的「邏輯思維之心」5擴大為兼具「身體器官」及「精神能力」兩層意義的「心」， 也將時位運作的內容由對道德倫常的實踐擴大到個人身心的保健中。
俞琰援用道家、醫家思想說解時位運用狀況，正展現元《易》時位觀對實用 學風的回應；而對「德」意義的擴大，由內丹術及養生觀念的說解，使儒、道兩 家在對「位」的討論中找到融通的途徑：道家強調順應本有情性的發揮來與天道 同化，理學家主張由個人德行的修造而走向聖化生命之路；二者都認同「位」的 價值，且一由「順時」來得位，一由「用德」來得位，正可合觀而獲致「位」完 整的意義。俞琰將先天圖式以道家養生主張來說解，使天理的內容及道德實踐的 範圍獲得擴充與釐清，正與元代重實用的學風相呼應。
除了透過道教及醫家思想擴大時位觀的內容及實用性外，對教育主張及內容 的擴大也成為元人發揮時位觀主張的舞台。元代教育的特色在實踐與修正理學所 傳達的價值觀，分教育為道德教育與技職教育兩大部分，而且藉由明確安排的教 育內容及進程，使教育內容兼顧經典價值的傳遞與生活體驗的闡發，由此來維持 教育的成效；這不僅與對「德」內容擴大及強調實踐功效的風氣相符，且顯示元 代教育對個體身、心調和的重視，以為「心」的運作是教育之本，教育的目標就 是喚醒「心」的本能，由此行出屬於個體的「德」。元人由教育內容的擴大，對 教育進程及心理作用深入探討，將「心」的作用視為「德」的源頭及判準，展現 時位觀的多變性與實用性。如：《易纂言•蒙彖》注：
童蒙未有所為，無正主之事；利貞者，利於養其良知良能之正，此乃作聖 之功也。6
「良知」就是「心」原本的作用，「良能」是依個人情性所展現的「德」；教育活 動的目的就是喚醒「心」的能力來行出應有之「德」，如此而可成人成己，此乃 教育的目標。元人透過對教育的探討展現個體主體性的作用，並將時位觀念與心
3 見《易外別傳》，《四庫全書•子部 367•道家類》，頁 581，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4 當時醫家主張陰陽二氣升降運作若順暢就可保持身體的健康，養生之道在使個人體內之氣運行 順暢而可和外在之氣的運行搭配，內外調和才能真正維護健康；注重「氣的升降」對身體保健 的功效，被俞琰採用來說解天道運作也是有時機及升降，唯有確實把握並搭配個人狀況才可與 天道相合而得吉，使醫學知識和天理運作結合，開拓了「德」運作的空間。
5「邏輯思維之心」為朱伯崑先生為邵雍先天太極說中的「心」所下的定義。
6《易纂言》，《四庫全書•經部十六•易類》，頁 494，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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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用結合，也使「德」的實踐與生命關係更加密切，這都是對實用學風的回應。
由上面的探討知：元代《易》學運用新知識擴大「道德」的內容及價值，其 實正是肯定個人作為的價值；由「心」功用的探討將天道的發動與道德的完成歸 於人，肯定「人」的價值性，這都是由實際生活經驗歸納出來的結果。因此，「以 德立位用時」的時位觀，展現元人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並由此定義「道德」的內 容；由對個體發展及現實生活的關注，與重視實效及調和的學風相始終。
二、 新價值觀的啟發
前面我們由天、人關係主張及個體實踐運用兩個面向分析元《易》時位觀的 意義。首先看元代《易》學時位觀對天、人關係的探討，歸納其意義如下：
（一）、由造就特殊個人（聖、賢）質性，推展為發揮一般個人情性；「德」的內 容由抽象的道德倫常，落實到生活日用中，使人與「德」更加親近，由此落實天、
人合一。
（二）、強調「心」的主動作用，人透過「心」不僅可參與天道，更可增益、發 顯「天」的價值；「心」使人具有主動性，突出人在天、人關係中的價值。「以人 為本」的天、人主張凸顯個人主體成長的可能性，也使個人的價值被提升；「以 天為重」的天、人關係主張雖然將一切事物歸因於「天道」的運化，好像限制人 發揮的可能性，但是對於人的作為提供一個反思的空間，並提醒人在行事修德過 程中，隨時站在自我立場之外來公平對待每個事物，使我們對天、人間的分際看 得更清楚，並對個體的存在有更深刻的體認；「天、人並重」關係由天、人兼顧 的視角建構一個平等互動的天、人關係。由此我們看到元代《易》學著重調合心、
物，並涵括抽象與具體事物於一所付出的努力。
由天、人關係提出的狀況，顯示元代《易》學時位觀不僅承繼前人成果，兼 顧現實需求，更有融舊出新之處：元人對個體價值抱持肯定態度，認為人在適當 發揮的狀況下可以己身的作為增添「道」的內容，認為「德」是人主動參與「道」
而得，故人可左右「德」的內容；又將人主動作為的源頭歸結於「心」的作用，
使以形上價值為探討核心的理學，轉向對「人」的探討上，為明、清時期理學轉 向如王夫之提倡的「氣本論」及黃宗羲倡導的「心本論」開啟先聲。
再由元《易》時位觀的運用及個人生命實踐的過程來看，發現元人將「道德」
的內容朝實用而合乎心理運作的方向上修正，使個體的發展有更大的空間及可能 性；可知元人注重個體主動作用及與群體互動的實效，由此調和理想及現實的落 差，以尋求個人身心的安頓。
從元人生命實踐與時位觀主張對照來看，個人生命的發展是元人關注的焦 點，因此使得「德」的內容由抽象、包容性大的倫理綱常轉變為具體而有分殊性 的實體作為，以確保個體生命的成長；這與宋代重視群體利益及形上價值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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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形成強烈對比。或許討論的內容深度不及宋人，但將個體實踐的成果反餽於
「天」，由此來達到對群體生命的關照，正與宋人重視群體利益及由天主動照顧 個人生命發展的天、人關係互為補充。
從時位觀的實踐，我們看到元人對宋代理學主張的反思與改造：由「天」主 導的天、人關係漸轉變為強調個體作用對天、人關係的影響，並強調「德」的分 殊性與實用性，使「以群體為宗」的整體意識漸轉向「以個體為本」的自我肯認，
這是人本精神的進一步發揮。自元代之後，「心學」漸成學術主流；對個體自主 性的發揮步入另一個里程碑，這在元代《易》學時位觀的主張中，我們隱約看出 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