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與圍城
─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
鄭 毓 瑜＊
摘 要
本文以南朝建康都城文化為例，探索其間宮廷與市井、公眾與私己這些 相對社會場域彼此的模擬、挪借與傾軋。一方面從南朝社會空間中士 庶界 限的逐漸模糊、寒人素族逐漸成為掌權的發話者（speaker），乃至於影響宮廷 廟堂中模擬市井、屠酤為樂的風氣作深入追索；一方面也立足於這個社會環 境（social context）重新發現南朝文學上由委巷歌謠至於豔情宮體的發展，
其實已經透過作為娛樂體系或挪借為政治話語而成為南朝宮廷文化（court culture）的主流，其結果不但是宮廷有了「市井化」的風情，其實也是假借 市井型態放任「私慾化」的權力論述；而這也因此具現了南朝建康彷彿慾望 城邦而無法通往庶民樂園的「圍城」意象。
一
針對任何一個地域或城市的社會文化研究，由於牽涉層面極廣，很難獲得 所謂整全的面貌。而建康既為南朝的都城，本文從宮廷文化這角度進行討論，
似乎比較容易契合都城作為權力階級生活娛樂、交際周旋的場域之特點；當然 宮廷文化也必然因為集團、個人表現不同而有諸多面相，本文僅選取趨向市井 型態這一側面加以探察，期望為宮廷與市井及其所衍生的公眾與私己這些相對
＊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關鍵詞：南朝、建康、宮廷文化、市井型態、社會空間、城市意象
社會領域彼此交錯、挪借的文化現象，揭示更為清晰的面目。而文化由於是歷 史發展的累積與演化，必然會形成前後承續或對比的情況，本文的論述過程因 此不但以東晉建康的文化流風為開端，而且後文論述中亦援引為對照的背景。
建康，先秦楚號金陵，秦改為秣陵，東吳孫權於建安十六年遷都於此，次 年改稱建鄴， 1 西晉末年司馬睿採用王導建議，渡江鎮守建鄴，永嘉七年改 建鄴為建康，2 建武二年（西元 318）司馬睿於江東稱帝，建康成為東晉首 都，後來南朝四代也都建都於此。顯然，建康不但是六朝政治、經濟中心，也 是六朝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核心場域。歷來論述建康城，以現今可見具體成書者 如唐許嵩《建康實錄》、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乃 至明、清間成書的《應天府志》、《江寧府志》等，可以說是匯集了「建康史」
之大成，分別在地理形勢（山、川、河、湖）、宮城建築（另包括寺廟、園 宅、陵墓）以及人物掌故各面向，累積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當代的研究以史料 配合出土文物，針對都城形制、貿易交通等都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描述，比如從 城磚的原料、色澤的不同，尋索出都城與石頭城遺址，3 從古墓出土的玻璃 杯和玻璃碎片，考證出東晉時期與東羅馬及波斯有貿易關係。 4 所有關於建 康的歷史研究，提供了具體的圖表（如都城規劃、園宅分布）、數據（如人口 結構、出使及征戰次數）， 5 同時也明顯偏重在講求精確（accuracy）的客觀 事項（objective facts）上。
然而建康城作為一個社會空間（social space），這些各個分立的事項其實 與人情經驗相互穿織，經過主、客觀協調之後，成為展現文化價值或社會關係 的環境型態。 6 比方說，建康城西南的新亭，是東晉初過江諸人最常邀集飲
1 參見《建康實錄》卷1，「建安十六年」、「建安十七年」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 370 冊，1986）頁 370-236。
2 同前註卷 5，「永嘉元年」、「永嘉七年」條，頁 370-287、370-289。
3 參見羅宗強，〈對南京六朝都城的一些看法〉，《中國古都研究》第二輯（1986.9），頁 162-164。
4 參見郭黎安，〈試論六朝時期的建業〉，《中國古都研究》第一輯（1985.4），頁 283-284。
5 可參考如朱偰，《金陵古蹟圖考》（收入《民國叢書》第四編，據商務印書館 1934 版影印），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等。
6 人文地理學者 Yi-fu Tuan 在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Implications for geographical research”一文中談到文學書寫可以提供地理學者三個思考面向：如尋找人文經驗及關係型態 所構成的社會空間；尋索如同藝術作品所透露的對環境的理解與文化價值的熔鑄；最後在地理 分析中嘗試達到一種主、客觀的平衡。見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宴之處，周顗並且認為「風景不殊」，只是江、河之異，這固然可以從洛陽和 建康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來加以解釋，7 但是如果也考慮西晉名士常常共至 洛水戲游談道，那麼新亭所在更深刻的感受應該是如何在江東復現這種名士文 化活動中共感的氛圍。又比如從歷史資料可以清楚序列東晉建康宮城、都城由 簡陋走向華麗的建築時間表，但是如果同時也注意到桓溫治江陵（荊州），層 樓疊觀早於謝安主持興建的建康新宮，那麼兩座城市的華儉較量，毋寧也成為 當時朝中閫外強弱關係的具體象徵。 8
換言之，外在空間的實踐其實與內在意識的象徵相互表裡，一個都市可以 是某種意象化了形式，而人們正是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共通的意象，來「看 到」這座城市或發展出對於這座城市的認知。顯然這個城市意象並不就等於從 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城市，當然也不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 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互動下的經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 浮顯的立體座標。 9 從這個角度重新看待建康，因此可以發現，過江之初，
面對地促勢卑、無力北反的事實，建康既無華麗宮城，又尚未完備禮制，更因 禍起蕭牆而屢遭戰亂；這時候王導、庾亮諸人是如何傳續正始以降的名士風 流，而在原本左遷的地域、弱勢的政局中銘刻下永恆的都城風景。《世說新 語》〈言語篇〉記載王導孫王東亭與人論姑孰城與建康城的建築巧拙：
宣武移鎮南州， 10 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 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 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無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11
edited by David Ley and Marwyn S. Samuel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8, pp. 194- 206。
7 見前註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170-171。
8 以上二例詳細分析請見鄭毓瑜，〈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收入李豐楙、劉 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中國文哲專刊 27，2002），參見頁 8、13-15。
9 對於都市空間文化的分析，參考曼威．柯思特（Manuel Castells）〈都市象徵〉（The Urban Symbolic），夏鑄九譯，及葛迪樂、拉哥波羅斯（M. Gottdiener and Alexandros Lagopoulos）〈都市與符號〉（導言），吳瓊芬等譯，皆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 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分別見於頁 539-547及頁 505-526。
10 桓溫曾一度移鎮姑孰，見《晉書》，卷 98〈桓溫傳〉，頁 2575。
11 《世說新語》，〈言語篇〉第 102 則，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宏業書局，1976），頁
在制置上紆曲或平直的表現，當然同時對比東晉前期兩位朝廷重臣的勳績功 業，王東亭於是從紆曲的建康城使原本地促的江左若「深不可測」，來詮解王 導的巧思。然而，如果從王導好尚玄虛而具有名士作風這一面來看，相對於嚴 峻整飭的「憒憒」政風，不也同時表現在相對於平直條暢的紆餘委曲；建康城 的建築因此刻畫出王導及其所延續自中原的「邁達沖虛」、「玄鑒劭邈」 12 的文 化版圖。13
可以說意象化了的名士風流因此就體現在東晉建康城的空間形式上，而這 樣的形式主題自然會引向某種機能或效應，亦即意象透過都市空間為媒介而與 機能效應相互依存。東晉於王導之後，以謝安主政最同於王導的寬和簡易，當 時許多逃亡的兵士僕役，都流竄到建康城南，秦淮河邊的船舫中，有人要求搜 捕，謝安說：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14
從空間常識而言，都城因為匯聚五方、人物混雜而藏匿不法，是很自然而正常 的現象，15 但是，謝安所言顯然不僅止於空間常規，而是一種放曠而去煩細 的悠游風情，這可以對比東晉以下宋沈璞與齊王儉的做法而得知。同樣是面對
「號為難治」的京邑所在，沈璞「以清嚴制下」，使「姦吏斂手，猾民知懼」； 16 而齊高帝「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儉卻引用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 師」，而認為「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17 據史書所載，王儉常謂
122。
12 引自《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65〈王導傳〉所錄〈諡王導冊〉，頁 1753。
13 詳見〈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一文，頁 20-21。關於「憒憒」政風，《世 說新語》〈政事篇〉第 15 則載王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王導的「寬和得眾」，
正與庾亮的「任法裁物」相反，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就特別談到「東晉初年既欲籠絡 孫吳之士族，故必仍循寬縱大族之舊政策」，江左之所以能立國五朝之久，王導之「憒憒」政 風實為主因，見《陳寅恪全集》（一）（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 52-54。
14 《世說新語》，〈政事篇〉第 23 則，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143。
15 參見《六朝的城市與社會》書中對謝安所言的解釋，頁 152。
16 沈璞事見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卷 100〈自序〉，「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
京邑二縣，號為難治」以下所述，頁 2462。
17 見《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 22〈王曇首〉傳附王儉，頁 592。
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以此自況也； 18 那麼在面對舛雜且多盜 賊的建康，王儉所以展現和謝安一樣寬容的治理態度，顯然就不在於視京邑之 雜亂為理所當然，而是因為將名士風流具體實踐於都城的形制機能中。
然而，單單因為王儉的例子，並不足以認定南朝的建康仍舊偏向以名士風 流為主導意象的空間氛圍。如果城市意象的產生是來自於社群間彼此的角力互 動，那麼宋、齊以來士人流風的逐步轉變，就不能不成為考察城市意象主題的 關鍵。以宋人孔覬為例，其「為人使酒仗氣」、「尤不能曲意權幸」，「性真素，
不尚矯飾」，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而「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可見入宋 以來，社會風氣是轉趨於汲營，相對於真素清約的希罕難能，當時士大夫的表 現就像孔覬弟道存、從弟徽，善於聚斂經營，自外郡東還，「輜重十餘船，皆 是綿絹紙席之類」，孔覬正色曰：
「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 19
當時外郡牧宰除了朝廷薪俸，還有當地雜供、百姓餉餽，任滿或請假還京，往 往帶著外郡搜刮的財富或將土產運回京城販售營利，20 所謂士流與賈客，顯 然漸漸泯除了分別。而這種重財貨的心態，與魏晉名士風儀的格格不入，還表 現在宋、齊之際的褚淵（彥回）身上。褚彥回美姿儀、善容止，「時人以方何 平叔」， 21 宋明帝時長淮為北境， 22 江南無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值 數千錢，人有餉彥回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門生獻計賣之，彥回變色 曰：
「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23
18 見《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 23〈王儉〉傳，頁 436。
19 孔覬事見《宋書》，卷 84，頁 2155。
20 參考《六朝的城市與社會》中對於「外郡還資」的說明，頁 86-87。
21 此句見於《南史》，卷 28〈褚裕之〉傳附褚彥回，頁 749。《南齊書》，卷 23〈褚淵〉傳未見 此語。
22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312 冊，1986）卷十三 述「宋重鎮」下云：「…明帝時後魏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則長淮為北 境」，頁 312-191。
23 《南史》，卷 28，頁 751；《南齊書》未見記載。
然而，褚彥回雖然不重財貨，卻因宋末歸心齊高帝，世俗頗以名節譏之，當時 百姓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24 甚至褚彥回子褚賁、從 弟褚炫、褚炤等皆恥彥回之身事二代，而有棲退之志。彥回入齊後拜司徒，褚 炤嘆曰：
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25
顯然重財貨或不持守節操都是影響士流質變的重要因素，若再加上南朝以來士 族勢力逐漸衰落，政治實權漸漸為布衣寒人所取代，整個社會關係結構的轉變 就直接表現在生活形態、施造翫好各方面，而呈現出不同於放曠任真的空間氛 圍。
以時人方之何晏的褚彥回，和自比謝安的王儉為例，雖然二人風神出眾，
且「務弘儉約」、 26 「寡嗜慾…車服塵素，家無遺財」 27 ，但是面對朝中以寒 人而入見親倖的阮佃夫、茹法亮等公然貨賄、奢華成風，也莫可奈何。史載宋 明帝崩，褚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共理庶事，未嘗驕倦，然而當時：
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28
而齊武帝時茹法亮、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大納財賄，廣開宅宇，太尉王儉常謂 人曰：
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29
即便是身居高位的王儉、褚彥回都不如阮佃夫、茹法亮等寒人機要有權有勢，
而如同王導、謝安這些主導東晉大局的風流人物又僅能成為緬懷的過往，儉約 或者閑遠的名士意象顯然逐漸在南朝的建康城中失去了主導的地位。
24 《南史》，卷 28，頁 753。
25 以上關於褚賁、褚炤、褚炫事，皆見《南史》，卷 28，頁754-758。
26 《南齊書》，卷 23〈褚淵〉傳，頁 426。
27 《南齊書》，卷 23〈王儉〉傳，頁 438。
28 《南齊書》，卷 23，頁 426。
29 《南史》，卷 77〈恩倖〉茹法亮傳，頁 1928-1929。《南齊書》，卷 56〈倖臣〉茹法亮傳未見王 儉此語。
二
城市意象的轉變既然是社會關係結構中相互拉鋸、調協的結果，必定是在 人物、事例、環境施造上都有系列性的變革與發展，亦即是身心內外、尊卑上 下成系統的游移、變位而漸漸被「看」出新輪廓的有意味的空間形式。當然，
任何新意象的出現並不代表舊意象的消亡，正是隨時相對的狀況，才能比較出 新 舊的意義。所謂「城市意象」因此不是分明的汰舊換新，而是在原本的氛 圍中允許某種新成份的參與，透過制約與新變的相互對話、交錯演練，才能分 辨出文化型態的不同邊界。
就社會空間中最重要的權力結構而言，一般都承認世家大族是六朝最具影 響力的階級，「以士庶之別，為貴賤之分」，即使是建功立業、身居高位的寒門 素族，亦不免有愧懼之色； 30 然而反過來說，就正如趙翼於《二十二史劄記》
中指出的「江左諸帝，乃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為國宣力者，亦皆出 於寒人」。 31 這個功業 門第或說是權位 出身的兩不相應，一方面固然揭露 南朝以來士族重文輕武、不理庶務，尤以保家重於衛國等弊端積習；32 另一 方面如果「求如王導、謝安柱石國家者，不一、二數也」， 33 這不但牽涉士 庶在政治實權上的此消彼長，同時也必然是王、謝所引領的士族文化品味、生 活型態面臨挑戰的重要關鍵。
宋高祖劉裕藉北伐中原、外積武功而建國稱帝，曾於宴集時，謂群公曰：
30 詳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卷十二，「江左士族無功臣」條下所述 關於六朝門第定制，如張敬兒、陳顯達、王敬則等雖功高位重猶不得與士族並列之事例。見頁 157-158。。
31 同前註，頁 158。
32 趙翼認為高門大族「不過雍容令僕，裙屐相高」，又「以自保其家世」為念，故無法奮立功業，
同前註；蘇紹興，〈論「江左世族無功臣」〉，《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7）修正趙翼說法，認為江左世族非無國士，只是與寒人相較，為量特少，並臚列包括「時 主猜忌」、「保族固寵」、「謝絕庶務」、「世俗輕武」、「德衰體羸」、「起兵地域」等六項原因，頁 19-32。換言之，門閥士族在政治場上的日居下風，有其本身積弱的因素，不必然全因君王重 用寒人加以牽制，可參考如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尤其 書末〈後論〉七〈門閥政治的暫時性和過渡性〉可視為全書總結，頁 357-360。
33 同註 30，頁 158。
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34
劉裕說這個話的時候，作為南朝第一個布衣天子，語氣中的喜出望外以及帶著 試探性的惶恐不安，是可以真切感覺的；當時擁立高祖的布衣之徒如傅亮等正 欲盛稱功德，唯王導曾孫王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 可去」，35 出身高門大族的王弘，顯然不肯輕易稱揚劉裕的北伐武功。其實劉 裕自己在位居宰相後，就想改變「少事戎旅，不經涉學」的背景，也開始談辯 論理，效慕風流，人皆依違之，時有鄭鮮之毫不寬假，每至高祖辭窮理屈乃 止。劉裕只好自承「我本無學術，言義尤淺」。 36 至於書畫琴棋更非所長，劉 穆之就要劉裕乾脆「縱筆為大字」以藏拙。37 這些事例顯示，劉裕固然無法 學得言談風流，獲得士族認同；同樣的，士族流風也逐漸無法成為南朝以來追 逐權位的必要條件。經國理政，究竟需不需要讀書萬卷、文義從容，在東晉 王、謝身上根本不成問題，在南朝卻有另外一種看法。劉裕當年自己無學術而 居相位，佐命有功的第一位，就是同樣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的徐羨之，但 是一旦居廊廟，「咸謂有宰臣之望」。 38 當時功臣同列有才學辯博的傅亮、謝 晦，徐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就如此評定高下：「觀徐、傅言論，
不復以學問為長」。 39
齊高帝雖然也與劉裕一樣明言「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但是他「博 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 40 是具有名士流風的布衣天子。
不過，之後的齊武帝，曾經因為寒人機要劉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而如 此對比：
「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 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41
34 《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卷 42，頁 1313。
35 同前註。
36 《宋書》，卷 64〈鄭鮮之〉傳，頁 1696。
37 《宋書》，卷 42〈劉穆之〉傳，頁 1305。
38 《宋書》，卷 43〈徐羨之〉傳，頁 1331。
39 《南史》，卷 15〈劉穆之〉傳附徐羨之，頁 433。
40 《南齊書》，卷 2〈高帝〉紀，頁 38。
41 《南史》，卷77〈恩倖〉劉係宗傳，頁 1927。唯《南齊書》，卷 56〈倖臣〉劉係宗傳作「（齊）
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沈約、王融為永明文學的代表，齊武帝舉以為例，一方面因為二人「博涉有文 才」、42 「篤志好學，晝夜不倦」；43 一方面則因以竟陵王子良為首的永明文 人集團，於創作詩文、校錄古籍成就顯著，44 然而並非武帝所著重的「吏事」。
後來齊明帝也有同樣的看法，當江祏上書推薦「博通經傳」的明山賓：
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45
至於梁代，梁武蕭衍與齊高同族，亦非高門，而武帝曾為永明八友之一，46 藝 能博學、下筆成章，同時也勤於政務、孜孜無怠，顯然讀書、經國二者兼顧而 不偏廢。47 大同五年以何敬容入為尚書令，則可以某種程度反映梁武選人任事 的一個看法。何敬容出自名門，「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 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48 然而如此名士風儀的另一面，是「出為建 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 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49 長於吏事、勤 於庶務的這部份，就為時俗所嗤鄙，甚至針對他「拙於草隸，淺於學術」50 加 以嘲戲。史載「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51 這自然是綜論概觀之詞（如 劉裕顯然就無法從容言論），不過何敬容因「恪勤匪懈」遭致「鄙俗」之譏，52 這說明「尚玄遠」、「貴放誕」的名士風氣仍然存在南朝文化環境裡，然而從另 一方面說，如果何敬容已經打破一直以來清貴放逸的宰臣形象（如東晉王、
42 《南齊書》，卷47〈王融〉傳，頁817。
43 《梁書》，卷 13〈沈約〉傳，頁 233。
44 《南齊書》，卷 40〈武十七王〉竟陵王子良傳記載：「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 皆游集焉。…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永明）五年，…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 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頁 694、頁 698。
45 《南史》，卷 50〈明僧紹〉傳附明山賓，頁 1243。
46 《梁書》，卷 1〈武帝紀〉，頁 2。
47 同註 46，卷 3，頁 96-97。
48 《梁書》，卷 37〈何敬容〉傳，頁 531。
49 同前註。
50 《南史》，卷 30〈何尚之〉傳附何敬容，頁 796。
51 同註 48，頁 532。
52 《南齊書》，卷 37〈何敬容〉傳末錄陳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
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 匪懈，終滯鄙俗」，頁 534。
謝；宋王敬弘），53 顯然這個文化環境裡已經容許某種歧異的發展。
陳代姚察針對何敬容事例，除了感嘆「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也批 評朝中瀰漫清貴放逸之風，是使：
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54
是不是祖尚玄虛就一定隳廢國事，其實因時而異，比方說東晉偏安江左，正始 玄風就成為延續中原正統的文化表徵，論理談道成為必要的生活型態，也是當 時彼此周旋往來的政治策略；55 所以如果深入分析姚察批評的重點，這句話 與其說是批評玄風，還不如說是批評學步風流而為朝廷所寬縱的士族子弟，因 為浮華迂誕而予小人干涉朝政的機會。《顏氏家訓》〈涉務〉篇有一段話說得清 楚：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 人以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維過失，又 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
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 態，皆可鞭仗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
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56
這段資料從晉室渡江之初，為安定政局而極力籠絡士族的策略談起，即使世家 子弟多高論浮文仍美其名曰清高，適為掩護其顢頇無能之病。而南朝以來帝王 逐漸疏遠士大夫，正因為寒素容易驅使，又能經理實務。這當中除了實用價 值，明顯還牽涉君王是否能貫徹威權的問題。自劉宋以布衣為天子以來，這問 題日益浮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發生在宋孝武帝與齊武帝身上。宋孝武時，路 慶之（太后兄）孫路瓊之，嘗「盛車服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且嘲曰：
「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太后怒，涕泣於帝，帝曰：
53 同上姚察所言：「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
54 同註 52。
55 詳見〈東晉建康論述─名士與都城的相互定義〉一文。
56 《顏氏家訓》〈涉務〉篇，引自王利器集解本（臺北：明文書局，1982），頁 292。
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 乎？57
宋孝武帝表面上保持尊重士族的態度，但僧達「屢經犯忤」，最後宋孝武見其 終無悔改，就藉故構陷，於獄賜死。58 另外，齊武帝時倖臣紀僧真曾向武帝
「乞作士大夫」，武帝要僧真自己去找當時士族子弟如江 等，結果喪氣而還，
齊武帝說：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59
時人稱讚江 「不為權倖降意」，不過，齊武帝自己並不這麼心甘情願面對士 庶之別，他認為紀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並說：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60
這評語在極力賞嘆中，刻意對比出對於士 庶區別的不滿甚至是不屑，與紀僧 真乞作士大夫遭拒事難脫干係，而與齊武自己帝王之尊卻奈何不了門第觀念，
還間接受辱，自然也有關係。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認為魏晉時大臣當國的局面，到了南朝諸君皆威福 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除了他所提及高門大族「罕以務事關懷」，61 如前述 應該還有君王無法貫徹威權的顧慮。因此真正能博取帝王信任，尤其是讓南朝 以來的素族天子引以為腹心者，唯有也出身寒賤的機要近臣。趙翼認為在士族 不可用的情況下，南朝君王才「不得不用寒人」任機要；62 但是由齊武帝賞 愛紀僧真的例子看來，這「不得不」也許已轉化為彼此相濡相須的親近。蕭子 顯就明白說到寒人倖近「探求恩色，習睹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最後
57 事見《南史》，卷 21〈王弘〉傳附王僧達，頁 574。
58 同註 57，頁 575。
59 《南史》，卷 36〈江夷〉傳附江 ，頁 943。
60 《南史》，卷 77〈恩倖〉紀僧真傳，頁 1926。《南齊書》卷 56〈倖臣〉紀僧真傳作「人何必計 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頁 974。
61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卷 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條下所述，
頁 106。
62 同註 61。
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63 顯然不只是因 為寒人「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64 更重要的是寒人近臣可以揣摩迎合 帝王心意，或甚至是可以參與導引朝政施行。比方說宋孝武帝時信任巢尚之、
戴法興，「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而孝武生性嚴 暴，動輒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65 這樣一來，原 本君王與士族的權力拉鋸，轉成了君王權力下放給寒人機要；南朝素族天子固 然抑制、削弱了門閥勢力，但是沒想到要面對的是日益坐大的權幸小人。
以宋孝武親信戴明寶、戴法興為例，史書記載二人「大通人事，多納貨 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尤其 驕縱，長子戴敬甚至與君王爭買御物，六宮出行，戴敬竟盛服騎馬於車左右來 往逐馳，而宋孝武帝雖大怒，後來還是委任如初。66 前廢帝繼位，戴法興更加 專斷，時市里風謠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廢帝怒將法興免官、
賜死。67 蕭子顯說「（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68 其中有人才如巢尚之，
自然也有佞倖如戴法興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庶民寒人與素族天子相結合，對於 整個南朝政治權勢結構的影響力，明顯撼動一般印象中的門閥士族；69 換言 之，建康城作為一個社會空間，隨著士 庶階級在政權結構中的上下拉鋸，原 本卑微的受話者（listener）轉成了新的發話者（speaker），同時自然享有參 與定義或重建城市意象的權力。
三
如果以「名士風流」作為東晉建康城的一種代表意象，那麼轉而由素族天
63 《南齊書》，卷 56〈倖臣〉傳史臣曰，頁 979。
64 同註 61。
65 《宋書》，卷 94〈恩倖〉戴法興傳，頁 2303。
66 同註 65。
67 同註 65，頁 2304。
68 《南齊書》，卷 56〈倖臣〉傳前言，頁 972。
69 如唐長孺，〈南朝寒人的興起〉，《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臺北：帛書出版社，1985），頁 105- 138；劉漢東《混亂與重構－魏晉南北朝社會與階級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第一章第三節〈庶族寒人的政治崛起〉，頁 15-20，對於南朝士 庶界限的模糊與庶人掌握實 權的事實都有討論。
子、寒人近倖參與構築的建康意象，也許可以從「市井型態」這個側面進行探 討。大眾所表現的「市井型態」（a marketplace style of expression）挪借自 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嘉年華」（carnival）的觀念，在《拉伯雷和他 的世界》（Rabelais and His World）70 書中，以源自中世紀而在文藝復興時 期作家拉伯雷筆下的節日狂歡為例，從兩個主要面向加以闡釋：其一，是社會 政治意義，「嘉年華不是一個為人們觀看的場景，人們在其中生活，人人參 與，因為嘉年華的觀念擁抱全體大眾」；71 亦即這個狂歡盛宴是一個全民參 與的活動，它不同於官方或教會活動的地方，就在於所有階級、權威的倒錯顛 覆。其二：就文化審美意義而言，嘉年華會發展出一種不同於日常生活的溝通 形式，「它致生一種新型態的市井言行，坦白、自由，允許人群之間毫無距 離，而且脫除了在其他時刻被要求的禮儀成規」；72 在嘉年華氛圍中的言行 可以親暱、直率、淫穢、嘲謔，挑戰了官方正式場合中褒貶分明、雅俗對立的 言行標準。73 當然，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南朝在士（尊） 庶（卑）
階級的衝撞上，固然與嘉年華泯除身分的參與有著初步的相似性，但是建康城 中的遊宴歡會，究竟算不算反官方的全民活動，或只是素族天子與寒人機要聯 手，突破原本由士族主導的宮廷規約的活動？其二，在言行表現上，宮廷間由 從容玄遠轉成狎謔粗鄙，固是某種程度的解放，但是否企圖以平民文化顛覆菁 英、貴族文化，進而深刻凸顯「自由自在的嘉年華精神，以及面向未來的烏托 邦性格」？ 74 當然，西方理論一旦旅行到他方，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環境產物
70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Helene Iswolsk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在中國，「市井」這詞語的應用相當早，如《孟子》〈萬章〉下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引自朱熹《四書集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孟子集注》，卷 10，頁12a，是指相對於草莽的都邑街市，後有所謂「市井之徒」、「市井無賴」等描述街市間 粗鄙庶人，至於是否形成特屬於中國的「市井論述」則待他日另文討論；本文所以暫時取用巴 赫汀的「市井型態」作為討論的方便，其實是希望在差異對比之後，開啟「市井」論述可能的 理想狀態，提供中國文學所謂「雅 俗」分辨、轉化之外，另一種自由而豐富的全民參與的烏 托邦式文化遠景。
71 同註 70，頁 7；中譯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
─
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 267。
72 同註 70，頁 10。
73 以上兩個分析面向及解釋，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
─
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頁 261-285。74 同註 70，頁 33。
的交遇、修正、反思的過程， 75 巴赫汀「嘉年華」的觀念在啟發視界之外，
因此更適合作為「看清」建康文化層次的對照組。
南朝諸帝既出身布衣素族，沒有高門大族習以為常的朝堂儀度、宮闈常 規，因此自宋以來，帝王突破宮禁，好遊走道塗、出入市里的例子，較諸前朝 顯得頻繁。在公眾群聚的開放空間，尤其是交易、消費或慶典場合，通常是人 聲鼎沸、車馬往來，其間摩肩接踵、高呼大喊帶來的暱近、隨便，對於原本位 居中心地位的君王，明顯有一種解放社會規範而流向通俗、邊緣的無比趣味。 76 齊廢帝（鬱林王昭業）為南郡王時，就曾經因為其父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 用度，而抱怨身在帝王家：
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 77
廢帝少為竟陵王子良所攝養，矯情自飾，私下其實「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人 許，共衣食、同臥起」，竟陵王移西邸而獨住西州後，則每夜開後堂閣，「與諸 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即位後不但微服遊走市里，又多往文帝 78 崇安 陵隧中，「與群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79 齊明帝後，東 昏侯立，不接引朝士，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更是肆無忌憚，或於宮 苑中立店肆、模大市：
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貴妃）為市令，帝為市魁，執 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80
或四出遊走，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又詣潘妃父寶慶：
75 薩依德（Edward W. Said）提出「旅行的理論」，請參考李有成〈理論旅行與文學史〉一文 對此理論越界所形成的跨文化過程的深入分析，《中外文學》25：3，頁 224-233。
76 城市中的市集（尤其是夜市）空間在中心─邊陲、文雅─庸俗上的偏移象徵及所提供的樂 趣，參考余舜德，〈空間、論述與樂趣─夜市在臺灣社會的定位〉，收入黃應貴主編《空間、
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95），頁 391-462。
77 《南齊書》，卷 4〈鬱林王〉本紀，頁 73。
78 此文帝乃指武帝長子文惠太子，鬱林立，追尊為文帝，葬崇安陵，見《南齊書》，卷 21〈文惠 太子〉傳，頁 402。
79 以上所述見《南史》，卷 5〈齊本紀〉廢帝鬱林王，頁 135-137。
80 見《南齊書》，卷 7〈東昏侯〉紀，頁 104。
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 81
身分地位的上下顛倒，配合言語行止的倒錯翻轉，南朝宮廷中「市井化」的傾 向明顯迥異於東晉從容玄遠的廟堂雅望。
根據《世說新語》記載，庾亮一次造訪周顗，庾肥周瘦而相互取笑，周顗 回答自己的消瘦並非有所憂煩，而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82 言下 之意，庾亮的肥碩恐怕是渣滓污垢日積月累的結果了。這樣的揶揄並不點明道 破，透過言語機智反而有心領神會的莞爾。而《宋書》記載前廢帝也曾狎侮王 公大臣形體狀貌，但做法就大異其趣：
（始安王）休仁、太宗（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前廢）帝乃以 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豬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
攪令和合，掘地為坑阱，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 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83
在這個戲謔場景中，充斥著粗鄙（言語）、污穢（泥水）以及低下（裸身就槽 而食）的言行，完全解構廟堂端嚴雍容的氣勢。然而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並 不是每個在場者都是參與者，也就是說並不都是可以被戲謔的人，前廢帝明顯 就作為旁觀者，像一個等待被取悅的觀眾；而諸王公大臣才是被編派而完全不 是自發的演員。這與擁抱全體大眾的理想「市井型態」根本上就有所出入。另 外一個例子，史載宋後廢帝無日不出宮牆，夕去晨返、晨出暮歸：
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 無行人。…有白棓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
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 車小兒群聚飲酒，以為歡適。 84
在這則資料裡，帝王的確走入人車喧囂的市井之中，甚至與挽車小兒圍聚飲
81 見《南史》，卷 77〈恩倖〉茹法珍傳，頁 1934。
82 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言語〉第 30則，頁 70-71。
83 見《宋書》，卷 72〈文九王〉始安王休仁傳，頁 1871-1872。
84 見《南史》，卷 3〈宋本紀〉後廢帝紀，頁 89。
酒；但同樣的，這種歡適並不具有彼此一體的全民性，這個發話者的歡笑不是 與大眾一同開懷大笑，大眾甚至因為這個發話者的威嚇殺戮而畏懼躲避。85
換言之，君 臣、君 民的階級分別依然存在，宮廷的「市井型態」不過 成為上層階級操弄的娛樂，尊卑易位、變雅從俗這些種種界域的跨越，其實都 是為了滿足私己縱恣癲狂的慾望。當然，從歷史記載中可見，如漢高祖劉邦亦
「嫚而侮人」、漢末崛起的曹操也有「佻易無威重」的一面，86 然而都不若南 朝出現得如此頻繁，這顯然不單單是君王個人品行的問題，亦即宋、齊以來系 列昏君廢帝趨向市井化的行徑，其實與社會空間中因為士 庶階級在政治權位 上的升降所引生的言行表現、人倫品賞的價值轉換有關係。如前述，這些跨越 尊卑、雅俗的行徑，其目的不是為了消解距離，反而建構了新的社會距離。而 決定這個新的社會間距的因素，則是從原來的門第世系、學問教養，解放為赤 裸裸地職權勢位的爭逐、金銀財貨的較量。以宋初徐羨之、王華為例。宋武帝 晏駕，徐羨之與傅亮、謝誨等同被顧命，後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然而少 帝若廢，次第在盧陵王義真，羨之等素以義真德輕於才，不任主社稷，乃先廢 義真，再廢少帝， 87 後徐羨之又使人將兄弟二人殺害，再立劉裕三子義隆（文 帝）。當時朝中與羨之素不相合的范泰說：「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
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 88 即使是稱賞徐羨之「曉萬事、安異同」 89
85 巴赫汀認為「市井話語」（the style and tone of the marketplace）（劉康譯為「公眾廣場的 話語」）「實際上就是叫喊聲，在人群中的高聲大喊，來自人群也以人群為對象。說話者與人群 為一，他既不與群眾對立，但也不教導、詛咒或威嚇大眾。他與大眾一起開懷大笑，言談中沒 有絲毫的嚴肅正經、沒有害怕、虔敬或謙遜。這是一種自由坦白，完全快樂、無畏的話語」， 引自Rabelais and His World, 頁 167，中譯參考劉康《對話的喧聲》，頁 270。
86 查閱《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魏志》
（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及《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諸本紀，帝王喜好鬥 雞走狗或狎侮臣屬的記載如下：漢高祖「嫚而侮人」（卷 1，頁 56）、漢宣帝亦「喜游俠，鬥 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卷 8，頁 237）、漢成帝曾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 微賤之所為（「鴻嘉元年，…上始為微行出」顏師古注引張晏所言，卷 10，頁 316）、東漢靈 帝列肆於後宮，又於西園弄狗（卷 8，頁 346）、魏武帝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每與人談 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卷 1，頁 54），兩晉諸帝似無此類載錄。
87 見《宋書》，卷 61〈武三王〉盧陵孝獻王義真傳，頁 1636。又參《南史》，卷 10〈宋宗室及 諸王〉盧陵王義真傳，頁365-366。
88 《宋書》，卷60〈范泰〉傳，頁 1620。
89 《宋書》，卷43〈徐羨之〉傳，頁 1331。
的蔡廓，也如此明白告訴謝誨：
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 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90
從蔡廓、范泰的話語中，除了批評徐羨之等人作為失義背德，更有一種意料之 外的震驚，這份震驚固然是由於既已廢之又趕盡殺絕的殘酷；然而另外在王華 安慰文帝的一段話裡，可以看到更深層的疑慮，是對於徐羨之、傅亮起自布衣 寒士，卻行廢立大事的無法釋懷：
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 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 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陛下寬叡慈仁，天下所知，…羨之、亮、誨又要 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 91
這段話表面上作為慰解，其實是透過比較加以揣測；作為對照的二人是建立晉 朝的司馬懿以及東晉初年所謂「王與馬，共天下」 92 的王敦。王華為王弘從祖 弟，亦為琅琊王氏後人，這句話除了表面上指徐羨之等人無司馬懿篡魏與王敦 奪晉的野心，深入來說，一方面指徐羨之等人才略不如司馬懿（所以只是「中 才」），一方面則認為「寒士布衣」的背景也無法有瑯琊王氏當年權傾江左的氣 勢。就後一點看來，王華雖然根據世家門第作為判定個人成就高低的尋常準 則，但面對徐羨之等人行廢立、戮嗣君的事實，門第優先的社會價值標準顯然 難以紓解疑慮；所以最後加上徐羨之等五人同功，終究勢力分散的局面，來推 助宋文帝入奉大統。 93
其實，王華揣測徐羨之「非有王大將軍之心」，除了慰解宋文帝，毋寧也 表露對徐羨之寒人出身而背德專權的憤慨與不滿。因此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
90 《宋書》，卷57〈蔡廓〉傳，頁 1572-1573。
91 《南史》，卷23〈王華〉傳，頁626。
92 引自《晉書》，卷98〈王敦〉傳，頁 2554。
93 《宋書》，卷 63〈王華〉傳中，就根本沒有「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
王大將軍之心明矣」此句，而只是說徐羨之等應該不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 相推服」來紓解文帝疑慮，頁 1676。
登樓賦「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詫，嘆曰
「當見太平時不」？94 王華倒不見得真是祈求王道施行的太平治世，真正讓他 切齒忿恨的是徐羨之等位勢崇重；史載王華與時人孔甯子並有「富貴之願」，
「自羨之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95 《宋書》甚至這樣說：
宋世惟（王）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96
趙翼曾經說到南朝諸君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97 但從上述記 載裡可以發現，即使出身士族之後，在求富貴、爭權位上，與寒士布衣同樣急 切。王華毫不避諱的富貴之願，與從兄王曇首的表現就很不一樣。在誅徐羨 之、平謝誨之後，王華、曇首與王弘一起輔政，王華常欲獨攬，而嘆息曰「宰 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曇首則不但自己力辭封賞，也勸王弘減府中一 半兵力配與彭城王義康，以消除義康對王弘權位的嫉恨。 98 而當時與王華、
王曇首同為文帝「五臣」之一，出身陳郡謝家的謝弘微，亦恆思減退；元嘉六 年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 庶子」，99 沈約後來就稱美謝弘微是「簡而不失，淡而不流」，乃「古之所謂 名臣」。 100
如果王曇首、謝弘微尋求簡淡、避忌權寵的表現彷彿今之「古」人，那麼 王華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進入劉宋以後，爭求富貴已經是士、庶文化彼此交 接、滲透後趨於一致的社會風氣。尤其是先貴而後富，以金銀服玩、園池伎妾 自傲傲人，已經取代玄言雅量的鑑賞，而成為南朝「市井化」社會空間中最普 遍的人倫評比。如宋文帝時徐湛之以皇室姻戚厚置產業，園宅妓樂，冠絕一 時，又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
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嫌其侈縱」，每以為言。 101 然而，
94 見《宋書》，卷 63〈王華〉傳，頁 1677。
95 同註 94，頁 1677。
96 同註 94。
97 《廿二史劄記》，卷 8「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頁 106。
98 《宋書》，卷 63〈王曇首〉傳，頁 1679-1680。
99 《宋書》，卷 58〈謝弘微〉傳，頁 1592-1593。
100《南史》，卷 20〈謝弘微〉傳，頁 553。
101《宋書》，卷71〈徐湛之〉傳，頁1844。
這並非徐湛之個人現象，當時還有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各奢豪，「與 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
京邑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102
而徐湛之後人徐君蒨，於梁時隨湘東王蕭繹出鎮荊楚，常載伎肆意遊行，荊楚 山川靡不畢踐；而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當時襄陽 魚弘亦以豪侈見稱，於是：
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103
這些新出的人倫品賞完全著眼在資產財貨，顯然「市井化」的社會空間在藉助 權勢移轉來虛化士 庶對比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之後， 104 連帶以粗鄙、狎謔的 言行轉換名士流風的廟堂雅望，同時也在朝野之間吹刮起一股暴富縱侈的世俗 習氣。
趙翼曾經批評南朝執掌機要之寒人，因為「出身寒賤，則小器易盈，不知 大體。雖一時得其力用，而招權納賄，不復顧惜名檢」， 105 其實這由權位而 至勢利的發達途徑，不僅拘限於寒人，而可以擴大到上下一體的爭逐競營；像 是士族出身的褚裕之於廣州四年就「廣營貲貨，資財豐積」， 106 武夫出身的 沈慶之廣開田園，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 107 這與布販出身而至恩倖 的戴法興在聚積厚斂上並無二致。 108 更何況說到即使已經享盡榮華富貴的君 王，還爭奪人臣歸資、往劫他人貨寶，如：
宋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
102 同註 101，頁1845。
103《南史》，卷15〈徐羨之〉傳附徐君蒨，頁441。
104 劉躍進談到南朝皇帝對士族實施軟中帶硬政策，一方面假意尊重，一方面以寒人執事，剝奪士 族從政特權，使南朝士族放棄東晉時的政治野心、軍事實力，而棄武從文，走向文化士族的道 路，如永明竟陵八友就是「聲歌爭逐，詩酒流連」的南朝士族文化的代表。參見《永明文學研 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68-76。
105 同註 97。
106 褚裕之為晉太傅褚裒曾孫，見《南史》，卷 28〈褚裕之〉傳，頁 745-746。
107《宋書》，卷 77〈沈慶之〉傳，頁 2003。
108《宋書》，卷 94〈恩倖〉戴法興傳，頁 2303。
罄盡乃止。…（明帝時）（桓閎）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資亦數千金，先送 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 資財，然後被遣。 109
宋元徽中，（張）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宋後廢帝）
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 110
吳興沈勃多寶貨，（宋後廢帝）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 耳，唾罵之「汝罪於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 111
從這些資料看來，出身寒賤並不必就是恣行聚斂的根由，反倒可以說是因為完 全不必顧慮名檢所以如此放縱物慾，才會發生連皇帝都打家劫舍的事件。兩晉 之間，石崇曾「劫奪殺人，以致巨富」， 112 過江之初祖逖曾「使健兒鼓行劫 鈔」，113 針對這些事例，時人猶有批評餘地； 114 然入宋以來，配合士族參政 權的弱化，名士風軌失去文化專寵的地位，簡淡玄遠逐漸隱退，而貪婪暴虐則 假借市井屠酤放聲高呼、放恣隨便的形式，毫不避諱、無所遮掩的表現出來。
如前文所述，宋孝武在廟堂之上狎侮群臣以為歡樂，後廢帝出入市里逢人擊 剖，然後為樂，這與他們公開的爭奪、劫掠配合起來看，「市井化」不但成為 南朝新貴躍登政治舞台的身分標記，也讓建康京邑成為夸談富貴、眩示資財的 慾望城邦。
四
檢閱《南史》諸本紀，針對南朝帝王的記載中有一個關於儉 奢之辨的連 貫主題，歷數清簡寡欲如宋武帝、 115 齊高帝、 116 齊明帝、 117 梁武帝 118 及陳
109《南史》，卷 25〈垣護之〉傳附垣閎，頁 688。
110《南史》，卷 25〈張興世〉傳附張欣泰，頁 692。
111《南史》，卷 3〈宋本紀〉後廢帝傳，頁 89。
112《世說新語》，〈忕侈〉篇第 1 則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656。
113《世說新語》，〈任誕〉篇第 23 則，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559。
114《世說新語》，〈任誕〉篇第 23 則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談者以此少之（祖逖），故久不得調」，
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 559。
115《南史》，卷 1〈宋本紀〉頁 28。
116《南史》，卷 4〈齊本紀〉頁 113。
武、文帝； 119 而奢靡相承如宋孝武、宋明帝、 120 齊武、齊廢帝鬱林王及東 昏侯等。121 當儉 奢成為這樣系列的論述，顯然是儉約有賴極力宣示，而奢 靡已經到往而不反的地步了。齊高帝曾經下決心移易風俗，而說到：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122
黃金與土石何止天壤，蕭道成的豪語在痛下決心之餘，也揭露了當時社會極端 拜金的風氣。史載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討伐林邑，得黃金數十萬斤，123 是南 朝最為可觀的一次黃金輸入，若加上四方進獻及透過海上貿易所輸入的明珠、
珊瑚、琉璃、琥珀與薰香料，124 建康王朝可以稱得上是流香鑠金的世界。像 是齊東昏侯為潘妃興築仙華諸殿，皆匝飾以金壁，又以麝香塗壁，錦幔珠簾，
窮極綺麗； 125 而陳後主為張貴妃起臨春三閣，其窗牖、壁帶、欄檻之類，皆 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 照，光盈後庭」。126 另外像齊文惠太子壯麗極目的東田宮苑，「觀者傾京師」， 127 加上寒人近倖憑藉恩寵在京邑大起園宅，宋時阮佃夫可於宅內開瀆，東出十餘 里遠，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及，因此「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128
，梁時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臺池翫好莫不備具。 129 上行下效的結 果是，即使「庶賤微人」，皆務在貪污，爭飾綺羅、相競誇豪。 130 所以當賀
117《南史》，卷 5〈齊本紀〉頁 145-146。
118《南史》，卷 7〈梁本紀〉頁 223。
119《南史》，卷 9〈陳本紀〉頁 274、282。
120《南史》，卷 4〈齊本紀〉有云：「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頁 103。
121《南史》，卷4〈齊本紀〉載齊武生前「喜游宴、雕綺之事」，臨終才下詔禁絕奢麗，頁 126。廢 帝（昭業）事見〈齊本紀〉，卷 5，頁 137；東昏侯事同見卷 5，頁151-154。
122《南齊書》，卷 2，〈高帝紀〉，頁 39。
123《梁書》，卷 54〈諸夷〉傳，頁 786。而《南齊書》，卷58〈東南夷〉作「數萬斤」，頁 1013。
124 詳參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 95-102。
125《南齊書》，卷 7〈東昏侯〉本紀，頁 104；「皆匝是以金壁」出自《南史》，卷5〈齊本紀〉
東昏侯，頁 153。
126《南史》，卷 12〈后妃〉張貴妃傳，頁 347。
127《南齊書》，卷 21〈文惠太子〉傳，頁 401。
128《宋書》，卷 94〈恩倖〉阮佃夫傳，頁 2314。
129《梁書》，卷 38〈朱异〉傳，頁540。
130 見賀琛上奏，《南齊書》，卷 38〈賀琛〉傳，頁 544。
琛奏請梁武帝以身率下，「貶黜雕飾，糾奏浮華」，梁武帝也只能以自己早已絕 房事、不飲酒、不奏樂而腰身瘦削的刻苦形象來作無力抗辯了。131
針對建康王朝所以能極侈縱慾，歷史研究學者已經從富裕的經濟面來分析 建康因為一方面有吳會沃野為富實之本，一方面藉長江為全國貨物集散地，還 有交、廣地區廣大的海上貿易；換言之，是從地域背景說明建康作為一個商業 都會，自然就會發展出奢侈靡費的生活。132 然而在六朝商業活動中最為特出 的現象是經商份子極為複雜，而屠酤列肆的活動又顯現出不同性質。除了平民 經商營生，東晉以來屯封山澤的北來士族或當地豪族，已經加入農產販售、礦 冶及製瓷產業以及運輸業等， 133 南朝時期，前文提及沈慶之廣開田園之業， 134 孔顗二弟由外地還都即趁便經營販運，135 而如宋豫章王子尚等諸皇子更是開 店設邸、甚至兼營高利貸， 136 梁時臨川王蕭宏更要求以田宅邸店做為抵押，
逾期未還則奪其田宅。137 這其中參與者除了士族、土豪，更加上劉宋以來素 族天子的宗室以及寒庶出身的佐國功臣。 138 這麼普遍經商的風氣，絕對不同 於平民謀生的行為，當然也早已打破公侯卿士不與民爭利的清貴地位，139 更 重要的是結合劉宋以來士 庶在政治權位上的此消彼長，高門大族恥於聚斂、
詩書傳家的風範逐漸失去主導力量，140 公廷擬於市井的屠酤風氣勃然發展。
也就因此，並無法完全由建康居長江沿岸樞紐或作為都城的地理位置來完全說 明這個城市的商業文明，而應該從「市井化」已經成為一種門第淡薄、士族虛
131《南齊書》，卷 38〈賀琛〉傳，頁 549。
132 參見劉淑芬，〈六朝建康的經濟基礎〉，收入《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 81-102。
133 參見劉淑芬，〈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收入《六朝的城市與社會》，頁 210-238。
134 同註 107。
135 同註 19。
136《宋書》，卷 82，〈沈懷文〉傳載沈懷文以「列肆販賣，古人所非」上言宋孝武帝，頁 2104。
137《南史》，卷 51〈梁宗室〉蕭宏傳，頁 1279。
138 許輝主編《六朝經濟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對六朝貴族、官僚普遍經商有更多 人物例證，頁 359-364。
139 郭祖深曾上書梁武帝談到朝政弊端，其中有「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
見《南史》，卷 70〈循吏〉附郭祖深傳，頁 1721。
140 蘇紹興認為：「西晉以來，玄風彌扇，士族競事隱遁，恥談積聚，以博清譽」，見《兩晉南朝 的士族》，頁 54。因此本文暫時將南朝宮廷中也存在的好古、清儉、談詩論義的風氣歸為與市 井化相對的士族遺風，屬於兩晉流傳下來的另一種宮廷文化的面向。
位之後新出的文化性格、生活品味，才能完整解釋為什麼連皇宮內院都要模擬 市集而享受屠酤之樂。如前述，齊東昏侯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又「開渠立 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因此當時百姓歌曰：
閱武堂， 141 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142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生動描述由宮廷越界向市井那種突破階級身分、言行 規範所帶來的解脫快感；然而當整個屠酤行為是在窮奇極麗的芳樂苑（前稱閱 武堂）中進行，這些解脫、突破並不是下放為平民文化，反而是建構特權的象 徵論述。
模擬市井屠估成為一種權位階級論述，其實可以遠溯漢末靈帝「作列肆於 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鬥。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的事例， 143 然而東晉以來，結合江南的民風俗謠，奢華府苑中列肆屠酤之樂再加上妖冶淫 放的吳俗聲歌，更完備了南朝宮廷「市井化」的系列表現。換言之，宮廷市井 化的事例也許出現在不同歷史時期，但是這個文化現象在南朝獨特的社會空間 中會表現得比較豐富顯著。例如東晉中晚期司馬道子、謝石的例子，《金樓 子》記載：
司馬道子於府第內築土山，穿池沼，樹竹木，用功數十百萬。又使宮人為酒 肆，酤賣於水側，道子與親幸乘船就其家，飲宴若在市肆，以為笑樂。 144
「飲宴若在市肆」就如同東昏侯於苑中立肆屠肉，是為了享受市井喧鬧諧戲而 無所拘束的樂趣。史載司馬道子曾在東府置酒，宴集朝士，其中謝安弟謝石也 在受邀之列：
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
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 145
141 時改為芳樂苑，窮奇極麗，見《南史》，卷 5〈齊本紀〉東昏侯，頁 154。
142《南史》，卷 5〈齊本紀〉東昏侯，頁 155。
143《後漢書》，卷 8〈孝靈帝紀〉，頁 346。
144 梁元帝，《金樓子》（知不足齋叢書本），卷 3，頁 21 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468 冊（臺 北：藝文印書館，1965-1970）。
145《晉書》，卷84〈王恭〉，頁 2184。
所謂「委巷之歌」即江南吳聲， 146 過江以來朝中權貴逐漸親近吳聲，謝石的 例子正說明被視為「妖而浮」147 的吳聲歌曲已成為權貴階級間廣泛流行的娛 樂。但更重要的是吳歌流行於上層階級的現象不能單獨看待， 148 謝石吟唱吳 歌配合司馬道子於東府立肆酤賣，可以說是進一步完整了模擬市井的文化象 徵。謝石曾與謝玄大破苻堅，功在邦國，但也因為聚斂無度、貨黷京師而取譏 當世，所謂「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 桐」， 149 明顯類同於司馬道子的奢僭靡麗，委巷之歌當然也就如同屠酤之樂 已成為權貴娛樂方式之一。而吳聲歌曲本產生於巫風盛行的南方，通過歌舞自 然表現祭祀儀節中的縱放與熱烈，所謂「妖而浮」真切傳達出民間歌舞迎神所 瀰漫的的褻慢狂歡的性質，150 正與東府「若在市肆」的吆喝喧鬧、隨便暱近 相互應和，而共同建構了特定階級的娛樂體系（systems of pleasure）。
從這個角度重新看待當時產生於建康的吳聲歌曲，151 以及後來也盛行於 京畿的西曲， 152 除了以往研究者最常注意的產生時代、地域性、創作本事之 外，153 也許可以比較全面考察現在僅存文本（text）資料的吳歌、西曲在整 個社會環境（social context）裡與其他成份互動下所扮演的角色。《宋書》〈樂
146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中以《北堂書鈔》引《晉中興書•太 原王錄》所載此事，「委巷之歌」正作「吳歌」，頁 13。
147《世說新語》，〈言語〉篇第 104 則載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頁 123。
148 如王運熙自述〈研究樂府詩的一些情況和體會〉中，提到閱讀《晉書》、《宋書》、《南史》等史 籍後，發現不少記載：「表明六朝的貴族上層階級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喜歡聽吳聲、西曲這類 通俗樂曲」，這對於理解吳聲西曲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藝術特色大有幫助，（見《樂府詩述論》頁 507）；他也注意到江左帝王、官僚多為寒素出身，而統治者對商酤生涯極為愛好等現象（見
《樂府詩述論》頁 18）。但是對於宮廷文化如何藉助模擬市井而建構新出的政治話語與權力論 述，則未進一步申論。
149 引自《晉書》，卷 91〈范弘之〉傳中范弘之議謝石諡號，頁 2362。
150 詳參李豐楙，〈六朝樂府與仙道傳說〉，《古典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第一集，1979 年 12 月，頁 67-96。
151 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44 曰：「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
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頁 640。
152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中認為要說西曲產生於西方，僅能就開頭言，西曲中多商人歌，而商 人多在荊、揚間經商，因此西曲後來也和吳歌一樣流行於京畿了。頁 23-27。
153 參見《樂府詩述論》中如〈吳聲歌曲的產生時代〉、〈吳聲西曲的產生地域〉、〈略談樂府詩的曲 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吳聲西曲中的揚州〉等。
志〉記載「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殿庭」， 154 雜舞與 吳聲、西曲同屬清商樂，雜舞透過宋孝武施於殿庭，可以推想原屬民間的吳 聲、西曲已經在廟堂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 155 這是僅僅就樂府文學的發展 所作的解釋，然而如前所引述，宋孝武曾因王導後人王僧達犯忤凌人而加以構 陷，同時自即位以來「士庶雜選」，不拘門第，朝中能臣巢尚之、佞倖如戴明 寶、戴法興，還有以才學知名的東海鮑照皆出身寒微。156 史載孝武帝好為文 章，自謂無人能及，「（鮑）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 157 表面上看來是 鮑照刻意寫得鄙俗累贅，以滿足帝王的自滿自大，然而關於語文的粗鄙，究竟 是對比出彼此的優劣或根本是取悅帝王的語言策略，可能還有深入探討的餘 地。宋孝武帝其實不討厭粗鄙，甚至還以粗言鄙字狎侮群臣而自得其樂：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 齴，…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 踣，以為歡笑。158
這就如同前廢帝以「豬王」戲謔明帝一樣，都是南朝宮廷「市井化」的現象之 一，因此鮑照寫得鄙俗也可能是為了趨附布衣出身的帝王的喜好。鍾嶸《詩 品》載其從祖鍾憲所謂「大明（宋孝武）、泰始（宋明帝）中，鮑、休美文，
殊以動俗」， 159 休、鮑比論，容或猶有爭議， 160 然而在高下評比之外，鮑照 與惠休的詩作在模擬世俗淫豔的江南民歌上，倒是趨於一致。
《宋書》稱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鍾嶸以為惠休「淫靡」， 161 宋顏延 之則每每鄙薄惠休這種綺豔詩作，謂人曰：
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162
154《宋書》，卷 19〈樂志〉，頁 552。
155 參考《樂府詩述論》頁 14。
156 蕭子顯說「（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南齊書》〈倖臣〉傳前 言，頁 972。
157《宋書》，卷 51〈宗室〉臨川王義慶傳附鮑照，頁 1480。
158《宋書》，卷 76〈王玄謨〉傳，頁 1975。
159 引自陳延傑，《詩品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1 臺八版），頁 38。
160 像鍾嶸就認為時人惠休匹之鮑照，「恐商周矣」，見前註，頁 37。
161 見陳延傑，《詩品注》頁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