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新聞事業緣起及其他

美國公共新聞事業緣起及其他

2004-3-6 14:32:34 中國新聞研究中心 ：唐 思

作者：唐思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專業2003 級研究生 地址：北京中關村大街59 號

郵編：100872

對於1990 年代初在美國國內興起的公共新聞事業 ，我國無論是學界還是 業界都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作為針對美國國內新聞傳播大環境的相應變化而作 出的積極反應，公共新聞事業與傳統新聞事業有很大差別，在美國國內也產生了 巨大的影響。同樣，這一種新型新聞操作手法和新聞事業對於我國新聞發展也有 著較大的借鑒作用。例如，長期以來，純客觀的表現方式歷來為我國新聞學者和 業者所詬病；而事實上完全客觀的操作手法也不存在，或者說無法在現實當中獲 得存在的位置。公共新聞事業提倡新聞從業者深入社會，將自己的工作與社會的 發展結合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同我國新聞事業力圖實現的社會作用是大體一致 的。給予上述考慮，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對美國公共新聞事業作出一番細緻的研究。

作為一篇探討美國公共新聞事業緣起的文章，我們無法牽涉太多東西。但是 不可否認，有必要首先將公共新聞事業做一番簡要的介紹。公共新聞事業通常被 認為是新時期新聞業者根據新聞環境的變化而採取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的主旨 在於發展同其服務的社會或者社區建設性關係（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3）。其總體目標在於協助新聞媒體“與他們的社區進行再聯 繫以鼓勵公民參與討論，這樣的討論能夠促使某些問題得到解決。”

（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3）

在公共新聞事業當中，新聞業者不但被認為是通常意義上的社會觀察者，同 時也是參與者與建設者。公共新聞事業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對於傳統新聞事業的 核心理念也是一種衝擊。後者強調“客觀性”和“公正性”，或者一種批判的責 任。這種理念將新聞業者同報導物件嚴格地區分開來。而公共新聞事業強調參與性 以及能夠促使問題的解決。這種目的性在一些人看來是顛覆了傳統新聞事業的上 述觀念的。正如傑伊•羅森 認為的那樣，傳統新聞學認為業者與物件的區分是合 理的，而公共新聞事業則認為聯繫是正確的（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5）。在公共新聞事業的從業人員看來，公眾的想法是他們應 當首先關注的，同時正是這些想法驅使他們參與新聞報導。因此，從1830 年代 就同廉價報紙一同誕生的“客觀性”不再成為統制公共新聞事業的核心理念了

（Eksterowicz & Roberts，2000，4）。公共新聞事業的批評者認為其修正客

觀性理念的做法不可取，因為如果新聞業者介入報導物件或者傳播物件的想法之 中就會喪失公信力。

但是，批評者可能忽略了一個事實。公共新聞事業正是新聞業者在新聞傳媒 公信力喪失的情況之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作出的一種舉動。總的來說，人們對 於公共新聞事業持肯定的態度。唐•H•寇里甘 曾經稱公共新聞事業為新聞業的

“福音”（Corrigan，1999，Passim）。但是爭論依然存在，那麼探討一下公 共新聞事業的緣起對於我們更深地理解它應該具有良好的作用。

一、公共新聞事業的始祖——“黑幕揭發運動”

公共新聞事業是對於現代傳統新聞事業的偏離。但是追溯其根源可將20 世紀 初的美國“黑幕揭發運動”作為其鼻祖。在當時那場推動美國社會變革的新聞運 動當中，新聞業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幾十年裏，美國力圖通過大規模工業化來解決社 會變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彼時，移民潮以及內陸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長引起了嚴重 的社會危機。貧窮、文盲、童工、健康問題以及同家庭有關的各種衝突引起了改革 者的注意。從經濟上講，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事實引起了要求經濟平等 的變革；政治上，改革者強調民主參與，包括婦女選舉權和公眾教育。在這場磅 礴的“改革時代”（Progressive Era）中，新聞業界的客觀標準適時地建立起 來。而“黑幕揭發運動”就是建立在客觀性基礎之上的。

不可否認，“黑幕揭發運動”在美國新聞傳播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埃 默里兄弟在《美國新聞史》中將其排在了“人民的鬥士”的行列裏。（邁克爾•埃 默里和愛德溫•埃默里，2001，259）“黑幕揭發運動”是由《麥克盧爾》

（McClure’s Magazine）掀起的。從 1902 年末開始，《麥克盧爾》開始連載編 輯部成員艾達•M•塔貝爾 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 Standard Oil）。

塔貝爾以翔實確鑿的證據報導了這家公司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把競爭對手擠垮的行 為，這使得洛克菲勒公司在後來多年中處於被動地位。而林肯•斯蒂芬斯 也在

《麥克盧爾》發表其題為《城市的恥辱》（Shame of the Cities）的連載文章，揭 露了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費城、芝加哥、紐約和其他城市政府的腐 敗。雷•斯坦納德•貝克 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注童工和黑人 經濟地位的文章。可以這麼說，“黑幕揭發運動”就是從《麥克盧爾》發表的這三 組重要的系列文章開始的。（邁克爾•埃默里和愛德溫•埃默

里，2001，259）1905 年以後，“黑幕揭發運動”的旗幟轉移到了《柯里爾》

手中。它發表了撒母耳•霍普金斯•亞當斯（Samuel Hopkins Adams）有關 專賣藥製造業內幕的文章。這些文章取名為《美國大騙局》，揭露許多聲稱“包治 百病”的流行藥品是假的，並且證明其中有些還含有有毒成分。除了《麥克盧爾》

和《柯里爾》以外，《世界主義者》、《人人雜誌》（Everbody’s）、《皮爾遜》

（Pearson’s）、《美國雜誌》（American Magazine）等雜誌也是“黑幕揭發

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

大概在1910 年代中期，“黑幕揭發運動”衰落下去了。首要的原因是由於 經濟問題。類似《麥克盧爾》的雜誌必須承受有關調查報導的巨大支出。如果期望 這些支出完全靠發行來彌補顯然不現實，於是必須依賴廣告。而“黑幕揭發運動

”中的媒體已經在揭醜活動中大大得罪了廣告主。同時，產業界也成立了對外公 共關係組織來對抗“黑幕揭發運動”的揭露性調查活動。

很明顯，“黑幕揭發運動”不同于傳統的新聞活動。“黑幕揭發的新聞業者 更樂於採用披露和揭示的方式來震撼並教育讀者，同時勸說他們採取相關行動。

”（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5）客觀地講，“黑幕揭發運動”其 目的在於促進政府及其他政治力量的改革。同時，“黑幕揭發運動”還力圖教化 公眾並通過公眾的參與來影響社會和政治改革。如同現在的公共新聞工作者一 樣，“黑幕揭發運動”當中的新聞業者也時刻關注著他們報導的社區，並且通過 自己的新聞活動來影響社區的發展。大多數人生活在這些社區裏面。他們通過社區 裏面的各種管道獲知資訊。因此“黑幕揭發運動”中的新聞媒體在很大程度上發 揮了其社會責任，幫助受眾瞭解到了他們應該瞭解到的資訊，確保了受眾知情權 的實現。而上述理念也是公共新聞事業提倡的。另外，二者均力圖通過“批評性自 省”（Critical Introspection，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6）來揭 露社會問題。

但是“黑幕揭發運動”和公共新聞事業仍然存在差別。前者通過“暴露式的 調查新聞”來促進改革；而後者則批評主流新聞媒體過分關注調查報導。公共新 聞事業力圖幫助社區自己找到解決方法，而不僅僅將問題暴露在大眾面前。這可 以說是對“黑幕揭發運動”的一個提高。在報導方式上，“黑幕揭發運動”和公 共新聞事業也存在明顯的差別。相對而言，前者偏離傳統新聞事業操作手法的程 度並不高，他們還是採用客觀報導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新聞報導。黑幕揭發者採 取的是一種旁觀者的態度。而公共新聞事業業者相信參與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優 良方法。究其二者的影響，由於公共新聞事業興起的時間並不長，因此其深刻的 意義還沒有完全地顯示出來；而“黑幕揭發運動”不同，它已經在美國新聞發展 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但是公共新聞事業的鼓吹者相信，他們支持的事業也能 夠像“黑幕揭發運動”那樣名垂青史的。

二、公共新聞事業的興起

從1960 年代開始，政治候選人和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就發生了微妙的變 化。二者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就不斷增強。1960 年尼克森和甘迺迪在電視上的競選 辯論開啟了這種相互依賴的進程。數以百萬計選民通過這場辯論來比較兩位候選 人。在隨後幾年，競選活動中的媒體利用更加頻繁。

到了1980 年代，這已經成為了引起大多數人注意的現象。正如唐•波納菲 德 描述的那樣，“最近政治領域裏的一些新變革，包括政黨影響力的減弱、聯邦 競選籌款體系的變化等現象已經毫無疑問地加重了候選人對於新聞媒體的依賴。

”（Bonafede，1980，561）

政治候選人不僅在競選期間依賴媒體，而且在執政後也會對媒體有所依靠。

這使得媒體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不再單純。一次研究表明人們普遍認為這種關 係將引起政治事件的瑣碎化（Trivialization of Political Issues）和民主進程的 偏離（A Warping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實際上過去三十年間，美國 的政治選舉，尤其是總統競選利用“自由”和“盡責”的媒體控制到達潛在選民 的訊息方面已經越來越成熟（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9）。競選團 隊如今有更多的資金來來用多種媒體；而在以前，競選者在媒體上發佈訊息以後 並不能立即獲得確定的回饋資訊。

儘管 1992 年的總統大選中候選人看起來更加獨立，但是他們對於地方性媒體 的利用大大高於以前。他們認為通過地方性媒體能夠使自己的聲音更接近選民，

並且還能營造出一種親民的形象。另外，兩位候選人更加頻繁地出現在各種新聞 談話節目當中，例如“拉裏•金現場”（Larry King Live）和拉什•林白的廣 播熱線節目。競選顧問們認識到公眾對於這種模式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而這種 模式也使得候選人能夠對公眾和新聞業者反映的問題有所瞭解和接觸。但是這種 模式的興起在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大眾對於傳統的競選新聞報導模式興趣的喪失。

上述諸多變化也使得記者的新聞報導工作更加複雜。新聞業者在見證媒體與 大眾的分離。大眾認為依賴於政治力量的新聞媒體或者說被政治力量依賴的新聞 媒體已經不值得信任。因此，新聞報導中有關政治的內容已經不再獲得受眾的青 睞。受眾一直認為，新聞媒體應當而且必須採取長期以來被其本身強調的客觀的 態度，但是他們卻發現新聞媒體和政治力量卻越走越近。在這種情況下，“客觀 性”和“公正性”已經無法作為新聞媒體招攬受眾的法寶了。

新的傳播環境迫使學者和業者來思考一條解決之路。從1990 年到 1992 年，科特林基金會（Kettering Foundation）資助了一系列有關記者職業狀態 及如何才能加強與不斷慎重的公眾的聯繫的話題的研討。這一系列探討直接導致 了公共新聞事業的興起。其他組織，如奈特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波因 特傳媒研究院（the Poynter Institute of Media Studies）以及美利堅新聞學 院（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都參與了推動公共新聞事業出現的進程

（Rosen，1994，370-374）。

開始掀起公共新聞事業的是堪薩斯州的《威奇塔雄鷹》（Wichita Eagle）雜 誌。在小大衛斯•梅裏特 的領導之下，《威奇塔雄鷹》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其目的 在於利用報紙資源來發現公眾對於新聞事件的議程設置，以便更好地提供報導並 提高公眾在政治事件上的參與熱情。在這場試驗中，有大約500 名公民被問及有 關其對政治事件的關心程度等方面的問題。然後該雜誌將這些結果與政治候選人 在1990-1992 年競選當中作出的承諾作出對比。另外，《威奇塔雄鷹》還勸說其 讀者參與選舉並採取各種措施提升選民的選舉效果。

另外《夏洛特觀察者報》（Charlotte Observer）同波因特傳媒研究院以及 WSOC 電視臺合作，讓公眾對其認為最重要的事務進行投票。然後，對公眾的投

票結果進行分析，並把這項研究長久地堅持了下去。讓人感到鼓舞的是，在 1992 年大選中，觀察者報得出的結論與選舉活動中選民的關注事件大體上是一 致的。

在華盛頓州的斯波凱恩，《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資助了公民關注 點研究小組同選民的討論，公眾的一些想法得到了編輯部的採納；在華盛頓州的 奧林匹亞，《奧林匹亞人》（Olympian）發表了有關“縣城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新商機以及產業發展和生活品質”的報導（Stein，1994，15），實際上，《奧 林匹亞人》加入了“瑟斯頓縣城地區發展委員會”（Thurst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uncil）並且負責了調查縣城需求的計畫；《聖保羅先鋒 報》（St.Paul Pioneer Press）開始了名為“更安全的城市”的計畫，他們資助 了資深記者理查•秦深入聖保羅犯罪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弗羅格城”進行採訪並 發表了他的觀察報導。秦寫道：“我們並不是呆在辦公室，通過電話採訪我們熟 悉的新聞管道寫出這些報導的。……除非我們到那裏去進行採訪，那麼類似‘弗 羅格城’的地方僅僅是我們驅車回家或者到其他地方採訪時擋風玻璃外一閃而過 的景象而已。“（Chin，1996，2）

其他有關公共新聞事業的嘗試包括WPEG 電臺和 WBAV 電臺名為“接回我 們的鄰居/卡羅來納犯罪解決方案計畫”，《達拉哈西民主黨人》（Tallahassee Democrat）、WCTV、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和佛羅里達 A & M 大學資助的“公眾 議程”計畫等（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4）。

皮尤慈善信託委員會（Pew Charitable Trusts）1994 年 10 月在華盛頓特 區建立了皮尤公共新聞事業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這一中 心的建立緩解了公共新聞事業研究部門的資金問題。其更大的意義在於它使公共 新聞事業成為了主流新聞事業的一個分支，這表明公共新聞事業已經獲得了主流 新聞界的承認，因此可以看作是公共新聞事業發展史的一個轉捩點。

此後，美國最大的公共新聞傳媒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ational Public Radio, NPR）和公共廣播網（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PBS）也加 入到公共新聞事業當中。NPR 於 1994 年進行了“NPR 選舉計畫”，用以確定公 眾關心的選舉事件；1996 年大選，PBS 進行了“PBS 民主計畫”，旨在提供“

有用的提示以及細節化的資訊以幫助選民分析競選活動”

（http://www.pbs.org/democrocy/programs/）。

公共新聞事業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部分美國新聞媒體的面貌。公眾至 少從參與公共新聞事業的新聞媒體身上能夠發現大眾傳媒仍然是“社會公器”，

而大眾媒體通過這種方式也拉近了與公眾本已疏遠的關係。另外，公共新聞事業 也擴展到美國以外，在日本甚至非洲一些國家都出現了公共新聞事業的支持者。

由於公共新聞事業發展的時間並不長，因此其廣泛影響也沒有立即表現出來。其 重大意義也將隨著其發展不斷揭示出來。

三、公共新聞事業興起的緣由

如果不瞭解美國近幾十年的劇烈變化就無法理解公共新聞事業的興起

（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5）。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是美國社會、政治、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革的時代。州際高速公路 的修建、電視的普及、汽車數量的增加大大改變了美國的面貌。另外，民權運動、

婦女運動和環境運動此起彼伏，再加上反戰運動，也引起了美國國內局勢的變 化。在國際層面上來看，各國經濟之間的互相依賴改變了各國關係，最終導致了 冷戰的結束（Kehone and Nye，1970，passim；

Brown，1974，passim；Nye，1992，83-96；Rosecrance，1992，64- 82）。

從國內來看，水門事件引起了美國政治體系的大動盪，各個特殊利益集團及 其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獲得了更多的自治 權，政黨的作用進一步減弱（Lowi，1969，passim；

McClesky，1989，introduction）。

國內外種種變化交匯到一起，引起了美國公眾對於社會制度樂觀看法的消失

（Lipset and Schneider，1987，passim）以及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

（Corrigan，1999，6）。美國公眾開始厭惡政治，E•J•迪昂尼 認為，如果說 他們對於政治沒有憤怒，至少也是失去了耐心的（Corrigan，1999，8）。這對 於新聞事業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公眾消極態度會使得他們對於新聞媒體 的不信任感得到增強，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裏，他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新聞 界和腐敗的政治界是一丘之貉；另一方面，公眾對於制度方面的反感也使得他們 對於新聞傳播內容越來越排斥，新聞傳播就陷入一種尷尬的局面當中。新聞界對 於這種趨勢無法扭轉。因此不得不重新考慮新聞界和公眾的關係。對此，新聞界採 取了一些相關的措施來加以改變，即利用調查報導的方式，將精力放在揭露公共 醜聞方面，尤其是追蹤政治競選中的金錢交易（Drew，1983，passim）。

公眾社會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二十世紀後期，城市化運動更加深入，公眾之間 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二戰以前，美國社會鄰里之間關係是 非常緊密的；而二戰後隨著居住條件和社會階層的新變化，鄰里之間的關係逐漸 鬆弛了（我國目前也在經歷這種變化）。更多的人將自己禁錮在自己的小環境裏 面而拒絕參與外部社區活動和交流。根據公共新聞事業從業者們的調查，這種趨 勢在近幾年更加明顯，公眾與公共生活越來越分離，這也帶來了公眾對於政府和 媒體信任度的降低（Corrigan，1999，7）。美國參加大選的相對選民人數大致 已經比戰前減少了50%以上。這也不利於新聞媒體的工作，因為媒體很大一部分 報導內容就是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公眾不再對政治生活感興趣，那麼新聞媒體 就失去了大部分與公眾生活相關的話題（Corrigan，1999，8）。

公眾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熱情的降低直接引起了他們對於新聞報導興趣的 減弱。據一份1995 年的研究成果顯示，只有 45%的美國人每天讀報，而在 1965 年，這項數字是 71%（Corrigan，1999，11）。

新聞界對於公眾參與熱情的減弱和自身公信力的降低感到異常擔憂。而羅森

認為，正是這種擔憂直接導致了公共新聞事業運動（Rosen，1994，371- 372）。新聞業者害怕失去讀者。他們注意到了公眾與新聞界溝壑的加深。他們清 楚人們對於政治不滿情緒的加深。這些看法使得部分新聞工作者希望進行一些新 的試驗並對現代新聞事業的一些基本理念進行改變。

公共新聞事業的興起同時還跟技術和經濟上的變革有關。若干技術上的進步 推動了新聞資訊傳播方式的發展。衛星技術增強了電視新聞的時效性；新的技術 使得即使是很小的地方新聞媒體也能採制大量新聞；成熟的電腦輔助圖像技術同 樣將新聞的播發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種技術的進步也帶來了新聞媒體之間的競爭。例如有線電視技術的發展引 起了一股有線電視熱，24 小時有線新聞頻道 CNN 的成立就使得新聞媒體的競爭 更加激烈。而殘酷的競爭又引起了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併，新聞業不斷進行重組。這 種情況在報業更加明顯。面對這種情況，一些報紙又開始走煽情新聞的道路，而 另一些則選擇了能夠改善“社會公共生活”的道路（Fouhy，1994，260- 261）。後者正視美國社會變化帶來的種種問題，力圖通過公共新聞這種新的方 式重新喚起公眾的熱情。可以這麼說，公共新聞事業的出現可以解釋成是環境因 素造成的結果（Eksterowicz & Roberts，2000，17）。

一些偶然因素也推動了公共新聞事業。根據菲力浦•梅耶教授說法 ，除上述 各種原因以外，奈特-裏德報系的詹姆斯•巴騰（James Batten） 在推進公共 新聞事業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他為加強新聞界和社會之間的聯繫作出了大量工 作，而且也推動了一些有關公共新聞事業慈善性質的研究基金會的建立。

另外，戰後在西方國家盛行的社會責任理論是推動公共新聞事業興起的理論 因素。社會責任理論認為，新聞媒體不是完全自由的，它肩負有重大的社會責任。

媒體不僅僅是傳播資訊的管道，更是社會利益的維護者和公眾安全的保護者。

媒體進行資訊傳播其最高的標準在於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非自身經濟利益 的獲取。在一定意義上，傳統新聞事業同社會責任理論的個別理念有衝突，而公 共新聞事業的參與性和公共性與社會責任理論則相吻合。公共新聞事業的目的正 在於參與社會事務來維護公眾利益，換句話說，就是履行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理論在西方國家獲得了大部分新聞業者的承認，因此很難否認公共新聞 事業業者沒有受到該理論的強烈影響。

在此，我們不妨對公共新聞事業興起的原因做一個總結。其原因大致包括：

（一） 公眾對於政治興趣的喪失

（二） 公眾社會生活品質的下降

（三） 公眾對於新聞界不信任感的增強

（四） 技術進步及其引起的新聞媒體生存環境的改善，即競爭的激烈

（五） 戰後西方社會責任理論的影響

四、結 論

公共新聞事業和傳統新聞事業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之處不僅僅

表現在二者批評性的視角方面。他們都有較長的歷史淵源和自身的理念。傳統新聞 事業有關客觀性、置身事外和公正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便士報時期。這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對於政黨對報業控制的一種反擊（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7）。獨立的資訊來源和獨立的調查在針對控制的鬥爭中顯得 十分必要。因此在這一時期，傳統新聞事業的基本理念得到了確立。

公共新聞事業也是對政治變革作出的一種反應。其根源可以回溯到“改革時 代”。公共新聞事業強調公民的行動和從不同來源獲知的資訊。更重要的是，公共 新聞事業認為只有公眾的參與才能加強美國業已鞏固的代議制政府體制。一句 話，它是一場民主化和需要大眾共同參與的運動。

從其發展歷程以及和傳統新聞事業的比較來看，公共新聞事業同傳統新聞事業之 間是可以融合的（Eksterowicz and Roberts，2000，18），至少可以說二者 是可以互補的。這也是公共新聞事業業者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完全客觀的新聞手法 是無法作到的，但是公共新聞事業對事件的參與也不一定是最佳的解決方式。只 有將客觀性與參與性結合起來，新聞事業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最基本的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1. Brown, Seyom. 1974. New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Washio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2. Corrigan, Don H. 1999,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America: Evangelists in the Newsroom.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3. Eksterowicz, Anthony J., and Robert N. Roberts, eds. 2000. Public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

4. 邁克爾•埃默里和愛德溫•埃默里，展江譯，《美國新聞史》，北京：新華出 版社，2001

5. 威爾伯•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