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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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學東來時，以神學為主業的傳教士孜孜不倦的引介科學知識，除了炫耀精巧的玩具，他們認為值得推銷的科學是什麼？清朝年代在江南軍械局任職的人，急急忙忙的翻譯西學教科書，憑藉的又是什麼標準呢？讀慣了四書五經的讀者，

真的是把這些零亂的知識當成經典嗎？或者，他們是「貨船崇拜」歷史中偶然出現的熱情，是對社會地位轉換的期待？土著讀書，困窘的是看不見知識生成的軌跡，只能依靠貨船帶來新智能，只能依靠無止盡而自謙的向外學習。

讓讀書土著困窘的疑惑有可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哲學問題，它就只是「讀這些書做什麼？」而已。這個煩人的問題也不算是土著的專利，自古以來它就糾纏著唸書、識字的人。中國古人最文縐縐的問法是：「讀聖賢書，所學何事？」。雖然「讀聖賢書」好像已經把問題範圍縮小了一些，事實上它的困難度一樣高深。在台灣的現代人，從小就要應付不曾間斷的大考、小考，讀過了充滿歐美現代意識的國文、英文、歷史、地理、物理、數學、化學、生物，當中的學問哪些算是聖賢書談的學問呢？就算是在大考、小考中過關斬將，由高等教育畢了業，我承認我自己仍然看不清楚我到底讀了哪些聖賢書。對於「讀書做什麼？」北宋張載（橫渠先生）說得非常高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的字句冠冕堂皇、無懈可擊。只是這麼冠冕堂皇的話所惹出的疑惑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心是什麼？誰的命呢？絕學有那些？開哪一類的太平？讀書人如果真有張載所吹牛的那般本事，怎麼還會有江山替換？怎麼會高樓起之後，又撒手讓他樓塌了？為什麼讀書識字不能就只是好玩的讀書識字，非得要讓人恓恓惶惶？非得要肩擔重任不可？引介西

學的傳教士以神職為最終目的，可以不被讀書做什麼這種命題困擾。並列在他們自家的基礎教育系統裡的信仰、神學或是哲學，有些辦法繞過這種小問題。只是在五四運動的年代，西學東來，多數只是半邊學問，學學德先生、學學賽先生。土著讀書，腦袋裡想的只是船堅炮利。也許同時兼學東、西文明的人可以大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對於只讀自然科學的我並沒那麼容易回應這個小問題。從小一面倒的科學教育之後，讓我知道細緻的基因控制方式、識得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可能也知道山川文物、星辰運行等等雞毛蒜皮的道理，但是，在我的專業知識領域和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開太平有什麼關係呢？依憑殘缺的知識而硬要說：我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聽起來讓人自覺荒謬。這種五四運動的老問題問了上百年，不解決它，只是丟在角落，就會不時的探出頭來讓人迷惑。有趣的是：荒謬幾乎是所有作為的本質。學問割裂成分科之學，人只能在知能不足的狀態下決定、說高論，而讓荒謬變得理所當然。土著讀了些書，而強要有作為，必然會碰到這種尷尬。

在大學裡，「為往聖繼絕學」還有另外一層尷尬，它指涉課堂上所談論的學問的內容。誰說的話才算是絕學呢？承襲希臘人的文化傳統對於

「學問」的心態並沒那麼神聖，所謂的「學問」只要說得合情合理就可以了。西方傳統的自然科學圈子，真是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發揮得淋漓盡致。人人爭先說自己的意見，偶爾衝過了頭，還會弄到胡言作假的程度。荷蘭布商雷文霍克（₁₆₃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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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透過簡陋的顯微鏡看到個奇妙的微小世界，

迫不及待的趕快寫成報告到處炫耀，還認為那是他作為知識份子的責任，實際上他那些無聊的報

土著讀書

成大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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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巡禮合力寫校史

榕園記事發現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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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生活

校長的話主編的話

不亦快哉，他放膽隨便哭鬧注定要被腰斬。到了胡適之，大張旗鼓的學范仲淹的《靈烏賦》「寧鳴而生、不默而死」，到底除了新文學之外，在學術上他說得最大聲的還是杜威（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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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的實用主義與教育哲學，他自創的新道理，聲勢不壯。胡適傾向注重學術、思想背後的方法、態度、和精神，而不是實際的知識瑣碎細節。這種「化約論傾向」的態度跟現代的自然科學所差不遠，只是與當年在中國的學術習慣不合，讓他差一點進不了北京大學教書。他新到北大時，北大學生顧頡剛與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看看要不要將他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幸好傅斯年對胡適的評價是：「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不知道傅斯年憑什麼說：「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對與不對是人的選擇，它需要有充分的論述。此外，他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聽起來真的有點勉強而彆扭。傅斯年大概不知道雷文霍克、維薩留斯、林奈這些年輕人書也讀得不多。傅斯年的話只是反應出在這個老文化所及的疆界裡，多讀別人的書才是王道，用自己的大腦說的話不會算是絕學。雖然如此，借用別人的絕學是個安全而有利的取巧。學問的內容縱使有錯，自己也不必擔當。絕學是聖人說的、是神啟的。它的本質跟江湖術士自珍的家傳秘方一樣，密不可宣、宣而不可討論。如果自己已經自覺繼承了絕學，就可以不必再聽同行的見解。這種神啟而獨佔的學問表現在學術研討會上，最明顯的特徵是那些重量級的人物在講完自己的研究文章之後就會走人，留下來聽別人的「知識」、並且接受挑戰、

參與討論的人不算多。不願意跟別人討論而要傳聖人的絕學，金聖嘆必定要再一次的嘆息。

土著而讀書，心得是：如果不用自己的腦袋，

不管是停留在那一個文化裡，讀書的土著只能等待知識慢慢老熟，只能等待聖賢偶然流過的輕舟。

土著冷眼讀書，光是努力的背誦與學習，疑惑不會變少，很可能落得大汗淋漓、神形枯槁。

告也真的受人傳頌到今天。生命科學的傳統在文藝復興之後，自然界的實證經驗取代了「往聖絕學」。比利時人維薩留斯（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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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以人為解剖素材，建立現代醫學中解剖學的典範。他的解剖學從來就不必考慮是否符合古希臘醫學家蓋倫的解釋。瑞典自然學者林奈（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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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早在1735

年，就發表《植物種誌》，採用雙名法，以拉丁文來為生物命名，其中第一個屬名為名詞，第二個是種名為形容詞。當年他才₂₈歲，而他那種人為分類體系和二名制命名法竟然一直延用至今。回顧

1900年之後，諾貝爾生理暨醫學獎得主的科學發現，大多在₄₀歲之前就完成了。顯然，生命科學這門學問中的「絕學」，雖然有些繁瑣的細節，但是要掌握這種認知模型及生成知識的功夫，絕對不需要花上數十年。它不需要讓人窮經皓首，不需要非常高深的理論基礎，年紀輕輕就可能成為大學問家了。大家習慣說自己的話，偶爾也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懷疑別人之餘，不會認為別人的話才是

「往聖絕學」。當然，反身的懷疑推到極致，自己的話也不必然是唯一的「往聖絕學」。面對懷疑論者的習性，聽聽別人的話，多多討論倒是個不可避免的解藥。

張載所彰顯的「為往聖繼絕學」應該不是林奈、維薩留斯、以及其後諾貝爾獎得主所傳述的學問。在中國的老文化中，最標準的老師是孔丘。

他可以刪詩書、訂春秋、稱讚周公，可是孔子只停留在述而不作的層面，不講自己的話，留待徒眾不斷的猜測聖人的宮牆之美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

另一個典型是李耳，神來一筆，欲言又止的只留下五千言，神祕的騎牛出關而去，讓人無從當面質疑。後來的人，有樣學樣，說玄奇、說高明，把不語當成是一種絕妙的姿勢。孟子好辯多話，但是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可能原本是個很安靜的人，會說那麼多話是被迫的。幾千年下來，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語，多半是由詞藻撐著的空殼子。金聖嘆只說到瑣碎的讀虯髯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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