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客家研究，2017 年 5 月 第8 期，頁 22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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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林正慧，2015，《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羅烈師*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們很難接受所謂文化共性形成即可認定客家民系形成的說 法，在文化共性形成的階段之後，必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 意識覺醒期，之後才可確定客家方言人群之形成。（林正慧 2015：34；重點為筆者所加） 「臺灣客家之形成」作為討論對象始於羅烈師（2006），其母題啟 發自王甫昌（2003），之後研究者在不同地域續有成果（李文良 2011； 施添福 2013、2014a、2014b；陳麗華 2015 等），而林正慧（2015）《臺 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以下簡稱林書）可謂總其成。 林書全書共六章，除緒論與結論章外，採貫時性寫法，先後逐章討 論清代、日治至戰後的臺灣人群現象，另外在此之前則先專章在華南釐 清客家之形塑過程。關於臺灣客家之形塑，林書非常精確地於結論表示： 清至日治時期，在國家粵籍、廣東人、粵族的治理框架之下， 臺灣客方言人群應是以客人自居，所對應的他者也一直是較居 多數的閩南方言人群。在這兩個歷史階段當中，臺灣客方言人 * E-mail: [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17 年 4 月 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9, 2017 Accepted Date: April 13, 2017群的認同仍屬單純的方言認同，少有自覺性的族群建構行為。 戰後……本省客家迎來華南已有的中原客家論述……又添加中 華民族主義的色彩，是臺灣客家第一次有族群建構傾向的形 塑，訴求的是中原與中華；而至 1980 年代末期臺灣客家第二 次來第二次有族群建構傾向的形塑，訴求已轉為臺灣的在地經 驗。（林正慧 2015：505-506；重點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林書主張臺灣客家之形塑發生於戰後，而這臺灣客家就 是中原客家也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但真正的在地經驗的「臺灣客 家」之形塑則是1980 年代末期才展開的。羅烈師主張清代的粵人到客 人就是族群現象；王甫昌則認為臺灣族群的想像在1980 年代末才展開； 換言之，在羅烈師與王甫昌之間，林正慧站在中間而偏近王甫昌。而這 其間的差異，對於羅烈師而言，所謂「單純的方言認同」是什麼？對於 王甫昌而言，並非立基於以社會運動向國家爭取族群權益的行動，可以 稱之為族群建構嗎？前者是傳統面向，後者是當代面向，以下先討論傳 統，次及當代。 關於清代與日治的粵人與客人論述，林正慧視之為「單純的方言認 同」，而其看法應該就是討論華南客家型塑時所提及的「文化共性」。 所謂文化共性即指共同的祖源、方言、生聚地、及文化內涵等；文化共 性之形成的階段之後，必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意識覺醒期，之後才可 確定客家方言人群之形成；在華南，此一族群意識之覺醒發生於晚清珠 江三角洲等客家與廣府人群遭遇的「邊緣客域」；並於1930 年代，完 成由邊緣客域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再由中心客區向外散至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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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離散客家之過程（林正慧 2015：24、34、125）。林正慧視清代人群 界限為「單純的方言認同」係經過歷史學細膩的推敲，並非夸夸而談。 以「客人」（ke-lang）作為方言人群之稱謂應是清初以來持續存在於臺 灣的民間社會，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即以「客民」自居， 表達自己是跨省的同方言人群；乾隆年間有「客人」與「犵狫」的對稱； 道光年間北路粵人以「淡屬客人」自稱；咸豐年間「鶴佬」一詞已被刻 印在碑記之上；而西方人士所紀述資料也顯示，他們所認知的Hakka 是 當時在臺灣被稱為「ke-lang」的一群人（林正慧 2015：198）。至於日 本時代，林正慧置焦點於1905 年以後歷次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從其 調查方法中，確認統計數字表達的是方言人群的屬性；也因此比較日治 時代與清代臺灣漢人的分類界線很明顯的一直是方言（林正慧 2015： 382）。換言之，林正慧在討論華南客家意識尚未覺醒前人群的文化共 性，對照於臺灣，則這文化共性指的是客方言。 從族群理論的角度討論，由林正慧對臺灣客家族群現象之出現晚至 戰後及當代以及對於「前族群階段」的文化共性局限在語言認同的這兩 項主張，吾人或可稱之為「有歷史深度的情境論」；其中在文化共性（語 言）的部份是延續的，而特定歷史情境的人群遭遇引發族群建構行動則 是斷裂的；同時，不同歷史階段與地域的族群建構，會有累積或傳播的 現象。其歷史深度的一面，也就是延續性的一面異於王甫昌；但是對於 族群建構之情境性（或工具性），則接近王甫昌，說明如下。 王甫昌（2003）認為族群不是一個具有一些共同的血緣或語言文化 等本質性特質的團體，族群團體其實是被人們的族群想像所界定出來 的。族群的特性包含：以「共同來源」區分我群與他群的一種群體認同；
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弱勢者認知與他群之間存在差異，而且感知 我群受到不平等待遇，必須集體行動才能爭取我群權益；而族群的位階 與規模介於國家（民族）與家族之間；族群是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為 的是與其他族群平等相處。這種族群認同是現代的產物，其具體族群分 類類屬隨時間而有差異，其族群意識係社會運動所創造的，而且受到國 家與公民概念所啟發，至於族群認同的功能則是提供了個人社會歸屬感 以及對抗族群歧視的憑藉。簡言之，王甫昌所勾勒的是一幅同時性畫 面，弱勢族群做為行動者（重點為筆者所加），感知自身身份在人群階 序上的不平等，乃以社會運動為手段，爭取我群權益，而這一行動本身 促成了族群團體的形成。這樣的族群觀自然視族群為爭取權益的工具， 即使牽涉到社會歸屬感，依前思路，此一歸屬感的本質仍是爭取權益的 工具。 相對於此，在林正慧的族群圖像裡，行動者似乎是國家（重點為筆 者所加），而客家族群則是被建構者，或許也因為如此，林正慧不用客 家主體性較高的「形成」，而用相對被動的「形塑」（被形塑）。關於 臺灣客家形塑的力量，林正慧認為有三，即國家、外來影響與人群自我 認同，第三項即前述方言認同，外來影響即華南客家論述，而引入此論 述者即國家，因此，國家幾乎是形塑臺灣客家最大的力量；同時，這一 力量充滿著工具性：「若言大陸時期的客家是用於在被污名化的環境中， 凝聚我族認同及向其他族群證明自己的歷史身份，戰後以來的客家是國 家與外省族群藉以拉攏本省客家之媒介，則1970 年代客屬總會的成立， 又再一次凸顯客家的工具性」（林正慧 2015：502）。尚有進者，中原 客家論述與世界客屬總會的成立反而造成了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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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隱形化，終於演成還我母語運動以及隨後而來的「新个客家人」臺 灣客家論述的形成（林正慧 2015：480）。換言之，林正慧發現臺灣戰 後客家意識之覺醒，從而形塑了臺灣客家，始終籠罩在國家的陰影下。 由此觀之，林正慧與王甫昌的距離比想像中遠了不少，這一距離不妨看 成是歷史學家對社會學家理論的修正。 在根基（原生）論與工具（情境）論族群理論光譜的兩端，林正慧 明確地表達予以綰合的企圖（林正慧 2015：505），而其方法正是從清 代到戰後的臺灣客家歷史追索。本書在史料考察所表現的細膩程度，令 人尊敬。不辭瑣碎，舉幾例如下： 例一，從粵人認同到客人認同係羅烈師（2006）所不及縝密者，同 時，二者究竟是省籍認同或方言群認同，羅烈師亦未精確辨明。林正慧 依據康熙以下數份史料，拈出客人認同應係客方言認同；同時也歸納出 清代粵人認同越近晚清越傾向於客方言認同。這種趨勢特別表現在清代 閩籍客家（例如汀州）與粵籍福老（例如潮州）省籍與方言界線交錯下 的認同可能之討論（林正慧2015：199-251）；在日本時代則細查「鄉 貫調查與戶口調查的差異」，再次說明面對戶籍身份註記時，「閩籍 客人與粵籍福老的為難」（林正慧2015：371-382），從而證實日人於 1905 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已確認以廣東（粵）稱呼客人，亦即表面上 是省籍註記，實際上卻是方言標記。 又例，戰後臺人習慣的「客人」用語，受到國府遷臺所帶來的「客 家」稱呼影響而改變，這一點林正慧從書籍、報刊、尤其是前人幾本日 記中，清楚地看到轉折痕跡（林正慧2015：391-396），甚具說服力。 又例，一般常用說法，認為羅香林的客家論述戰後影響臺灣甚深，
然而，羅香林自身與臺灣淵源不深，其學說如何進入臺灣？林正慧爬梳 苗栗《中原雜誌》等相關刊物內容，羅香林學說係謝樹新等粵東人士所 引入（林正慧2015：426-441）。換言之，中原論述也可以視為係與羅 香林在同一客家論述背景下的人群，引入臺灣，而非全然直接來自羅香 林的著作。 然而本評論認為，對於細節史料的掌握並非歷史學對於族群研究的 真正貢獻，真正的核心是歷史本身，而這又同時涉及文化。何以見得？ 關於華南客家之形塑，林正慧所提出邊緣客域與中心客區的觀點，應該 是受到了F. Barth（1996）邊界（Boundry）論與王明珂（1997）「華夏 邊緣」觀念的啟發，因此特別重視族群行動者的主觀族群意識。值得注 意的是，她又主張「文化共性」，亦即對族群行動者行為之客觀指標的 重視。那麼，這族群形成前的文化共性的內涵與本質是什麼？又是在何 種過程形成的？它以何種面貌影響族群論述？對於這相互關聯的系列問 題，人類學研究者評介了幾位重要的族群研究者，建議「強調被研究者 觀點、重視歷史面向在人類學的重點性、以整體觀解讀社會現象、不排 除使用文化概念等前提下，接納認知科學的理論與概念，絕對有助於人 類學的研究，族群方面的研究亦然（黃宣衛2010：188）。 從這個理路，也就是社會心理或社會認知思索，華南中心客區的文 化共性或許不全然是客觀文化特徵的結叢，也可能是某種主觀心態。落 實到臺灣客家史思索，例如六堆出堆史之類的歷史，清代六堆客人是如 何思考的？相同地，林爽文與戴潮春民變歷史對竹塹地區客人是否／如 何產生義民思維？這些激烈的人群互動歷史，真的可以化約為「單純的 方言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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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臺灣客家作為族群研究的重要個案，林正慧有歷史深度的工 具論以之提出了綰合根基論與情境論的可能；不過這華山應該還會召喚 更多人類學、社會學與歷史學學者，前來論劍。
參考書目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 李 文 良，2011，《 清 代 南 臺 灣 的 移 墾 與「 客 家 」 社 會（1680 ~ 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施添福，2013，〈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 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1-56。 ______，2014a，〈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 客家」 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1-114。 ______，2014b，〈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 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3：1-110。 陳麗華，2015，《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宣衛，2010，〈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評介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 《臺灣人類學刊》，8(2)：113-136。 羅烈師，2006，《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