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兩岸關係新願景
初 國 華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摘 要
上世紀 90 年代蘇聯瓦解，終結兩極體系的意識形態對壘，既開啟後冷 戰時代也加速現代化的全球互依與互存。冷戰結束與兩極體系瓦解，使各國 莫不致力於重建新的國際政經秩序，或調整自身定位以便在新世紀獲得有利 態勢。基於後冷戰的國際權力變遷與全球化的轉型特性，本文提出五個面向 的新型兩岸關係：一、走向管理性的兩岸關係；二、走向協商代替對立的兩 岸關係；三、走向政治為經濟服務的兩岸關係；四、走向跨岸意識的兩岸關 係；五、走向非國家權力形式的兩岸關係。 關鍵詞：兩岸關係、全球化、轉型論、敵我意識 * * *壹、前 言
上世紀 90 年代蘇聯瓦解既終結兩極體系意識形態對壘，也使國際體系變遷與全球 政治經濟轉型加速現代化的全球互依與互存，這使國際社會形成密切結構體與高度的 利害相依泝，人類文明與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也進入新的里程。面對此新情勢，則作為國 際關係行為者的國家角色，該如何面對新世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挑戰？應是各 國所關心的議題。 其次，中國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就開始成為崛起中的大國沴，此時也是全 球化的蓬勃進程。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裡，東西方各國或學界更關注強大與自信的中國 註 泝 翁明賢，「兩岸關係中的軍事安全」，石之瑜編，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台北：新台 灣人基金會，2003 年），頁 169；宋學文，「小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周世雄編，兩岸政治外交 總體檢（台北縣：河洛圖書，1998 年），頁 137。 註 沴 「中國崛起」無疑是冷戰結束後，高度不確定的世局中，引人注意且使人困惑的巨大現象。請閱閻學 通，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37。怎樣對待它的鄰居，以及其鄰邦如何反應中國影響的擴大沊？總之，一旦中國恢復歷史 地位為區域性或世界性強權，則各國要如何因應才能有利勝於傷害？就台灣而言，與 中國的潛在衝突又該如何管理，以消弭台海戰雲於無形或是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沝？另方 面，台灣該如何評估與看待中國近鄰的崛起？基本上，這都應從現代性（modernity） 沀與全球化的觀點與角度，方可尋得最佳決策選項以符合理性（rationality）的最大國 家利益。事實上，全球化思維是應割捨過去的舊思維與框架，並重新認識中國與重建 新的兩岸關係泞，且兩岸在「政冷經熱」與「冷和」對峙下，台灣問題總是亞洲的衝突 來源之一泀，這都強化台灣應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的重要性。 基本上，21 世紀初的人類文明或世界各國正處於深度的歷史變動期洰。尤其，當 中 國 崛 起 為 大 國 時 ， 這 對 兩 岸 關 係 甚 至 國 際 權 力 結 構 的 影 響 都 甚 巨 大泍。 杭 廷 頓 （Samuel Huntington）指出，在全球化新時代，各國莫不致力於重建國際的政治經濟 新秩序，欲以取得新世紀的有利態勢泇。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各國關係往往「合則兩 利，分則兩害」。是以，台海雙方有必要在既有的困局與僵化基礎，尋索創意與新思維 以產生新的政策與行動，來共創全球化的新兩岸關係。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兩岸關 係處於政冷經熱格局。然而，面對 21 世紀的全球化現象與人類文明趨勢，兩岸可否走 出過去的困境與面向未來的全球性？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 長期以來，兩岸關係在台灣就是意識形態很強的領域，再加上民主化台灣的多元 色彩，使兩岸關係的主張難有一元化共識。但本文擬依理性途徑作推論以及略帶規範 式的論述風格作研究。實際上，規範途徑是在研究與探索何謂是好的（what is good） 以及該如何作（What should do）沰等面向，前者是願景（vision）式內涵而後者則是達
註 沊 Michael Leifer,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Copingwith Vulnerability, ” in Robert S. Ross ed., East Asia in Transition：Toward a New Regional Order（Armonk, NY: M. S. Sharpe, 1995）, p. 24.
註 沝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 203. 註 沀 「現代性」最早是發生於西方的，也即是歐洲的傳統性社會經由科技、政治、文化心理等各層面的轉 變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有學者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新文明以及理性的成長。金耀基，「東亞現代 性的意義與模型」，中國時報，1991 年 2 月 14 日，第 2 版。 註 泞 台海兩岸官方正式使用「兩岸關係」這名詞是 90 年代初的事，此名詞的普遍化，也反應兩岸關係研究 議題的催生。楊開煌，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年），頁 2。 註 泀 李明，「十七大前後推動中共東北亞政策的軟權力」，東亞研究，第 38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
頁 227；Donald S. Zagoria, “ The Taiwan Challenge,” Asia Society, March 31, 2004, http://www.asiasociety. org/speeches/zagoria04.htm. 其次，台海被一些國際觀察家視為東亞地區三大衝突引爆點最可能發生戰 爭的一個。林文程，「美中台關係與台海安全」，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31 期（2005 年），頁 54。 註 洰 黃東煬譯，Martin Shaw 著，「歷史社會學與全球轉型」，收錄於 Ronen Palan 編，全球政治經濟學：
當代的理論（台北縣：韋伯，2006 年），頁 335。
註 泍 徐淑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對國家自主性之影響」，北市教大社教學報，第 5 期（2006 年），頁 58。 註 泇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33, no. 1（January/February
1991）, p. 6.
到願景的途徑。基本上，本文兩岸關係新願景產生的動機與驅使力，主要是對政冷經 熱格局所導致「台海衝突論」與「台海戰爭論」的反應（reaction）與反省。如果政冷 經熱格局、台海衝突論或台海戰爭論是「悲觀式」兩岸關係政策或思維的產物，則兩 岸關係新願景應屬「樂觀式」的平衡式思考。畢竟，不論多元的意識形態領域或政策 考量，若能對悲觀思維有個平衡觀點，應屬必要的理性思考。然而，此樂觀思維主要 奠基於兩個客觀基礎，即全球化現象與國際社會的結構性泹。其次，理性思考是需「雜 於利害」的正反式或多方觀點探索，因此在樂觀觀點之下，作其他方面的評估也是必 要的。 在研究學理上，本文指出兩岸關係新願景的歷史性建構或轉變契機，是奠基於全 球化「轉型學派」（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的變遷與轉型觀點泏，本文擬依兩岸關係 轉變的新契機或歷史的「機遇期」而提出五項新願景，並指陳其間順序與關係，以為 逐步走向新願景的實踐。
貳、新世紀的全球化現象
全球化是 21 世紀人類社會的明確特徵泩，這表現在資本、技術以及勞動，將超越 註 泹 其實，全球化現象的深層意義即隱然含有國際社會的結構性，其特色為國際社會不完全是「無政府狀 態」的「叢林法則」場域，而是具有某程度的互依與互存性。就兩岸關係而言，不論國際體制或「國 際因素」或區域間權力均衡，甚至全球化的經貿互依性，都將對兩岸關係產生某程度的制約與平衡角 色。 註 泏 目前西方學術界就全球化的定義、作用和功能已出現四個主要學派：（1）新左派（Neo-Left）：主要 人物如 S. Amin, A. Callinicos 和 S. Gill，他們以為全球化等於新帝國主義，今日的全球化代表反動的 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兩極分化，而國家和政府已淪為國 際壟斷資本的代理人。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 Zed Press, 1997）, pp. 30~44;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London: Bookmarks, 1994）；（2）新自由 派（neo-Liberals）：主要代表人物是 K. Ohmae 和 W. Grieder 其認為，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象徵，全 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 合，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都將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relative advantage）。因此，全球化是人類進 步的先驅，它促使全球市場及全球競爭的出現。K.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London: Collins, 1990）; W.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7）；（3）轉型學派（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代表人物是 Anthony Giddens 其認為， 身處新世紀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 「轉型學派」似乎力圖將「新左派」與「新自由派」的對立引向調和與中庸。洪朝輝，「全球化：跨 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8 期（2000 年 8 月），頁 74；（4）懷疑學派（sceptical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 P. Hirst 和 G. Thompson，這與上述三大派別不同，「懷疑派」認為甚囂塵上的 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思（myth）和天方夜譚。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註 泩 Tony Schirato and Jen Webb,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2003）, p. 1.主權與民族國家界限而自由流通，從而造成區域性或世界性經濟互賴的增強泑。全球化 本質是不同的跨國過程或國內結構，允許經濟性、政治性或文化性與意識形態，從一 個國家或地區穿透到另個國家或地區炔。全球化互動是知識、資金、人員以及其他有形 與無形項目，在跨國界的交流與移動，這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組織（NGO）在內炘。事 實上，人、觀念或人群組合的組織在跨領域或跨地域的大量移動與交流，遲早都將導 致國家或個人在彼此對待的方式上，產生革命性變革與轉型（transformation）。因此， 全球社會已產生自身動能，這將超乎國際系統而存在。亦即，超乎主權國家或商業世 界的定義與操作層次。然而，全球社會、主權國家或商業世界是有可能成為互補性組 織，透過合作雙贏共同尋求人類問題的解決與改善炅。總之，全球化現象帶來人類文明 的深刻變動與舊有關係轉型的歷史契機。 全球化轉型學派的 Anthony Giddens 認為，目前的全球化是史無前例的，而跨國界 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調整，全球化正在產生強大的轉型力量，這將促使 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產生遽變與轉型炓。基本上，轉型學派的主要論點是全 球化將推動世界範圍內的社會轉型，也是區域間關係和集體行為的重組，因此國家及 其職能不會消亡，而是伴隨全球化過程而轉型與重組炆。嚴格說，當今的全球化是後冷 戰的發展軌跡與現象，冷戰權力結構的瓦解與世界潮流發展已導致廣泛性的全球意識 炄。然而，在這過程中，國家角色將更鑲嵌於全球架構與區域治理炑之中，國家職能也 將面臨全球化而轉型或變遷。因此，全球化之下的兩岸關係，在相當程度上，台北與 北京並不會因全球化而弱化雙邊的自主性與職能。但在全球化之下，將來兩岸將會面 臨越來越多的國與國、跨洲、跨領域的連結。就台灣而言，兩岸關係發展也將因國家 角色的轉型與重組而形成一些機會與限制炖。其實，兩岸新關係其目的與願景，即在極 大化此機會而極小化此限制。 全球化不但造成全球範圍政經關係的轉型與重組，且兩岸在此脈絡與影響下，也 將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產生相應性或連鎖反應式的轉型與重組。此種轉型與 重組主要衝擊兩個層面，一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各自國內層面的全球深化過程與融合， 註 泑 關向光，「把握全球化機遇是化解台海僵局的唯一出路」，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關長研究室， 2000年 11 月 25 日，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gramsci/Globalization.htm。
註 炔 James H. 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New York: Boulder, 1997）, p. 3. 註 炘 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0. 註 炅 Ibid., pp. 202~203.
註 炓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J. A. Schol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of Social Change（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 炆 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頁 74。 註 炄 同前註，頁 157~160。
註 炑 David Held ed., A Globalizing World?Culture, Economics, Politics, 2nd ed.（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 2004）, p. 163.
註 炖 包宗和，「邁向 21 世紀後國際權力關係之可能演變與台灣對外關係」，發表於淡江大學國際關係研討 座談會（淡水：淡江大學主辦，2000 年 8 月 14 日），頁 237。
另一是兩岸關係應隨全球化而作相應的轉型與變遷。然而，本文主要在探討後者及其 應然（should be）走向，此即兩岸關係由之前的「敵對型」，應該走向全球化的新關 係；由政冷經熱格局應該走向兩岸關係的新格局。基本上，轉型學派的全球化觀點， 不認為全球化是民族國家的終結，而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過程，世界正遭遇重大轉型與 廣泛變遷，不但經濟也包括政治、社會與文化炂。轉型學派認為全球化過程使轉型更形 具體化，也使社會組織關係產生轉移，以達成系統性的關係網絡。這是人類組織的轉 型形式並加深遠端事件（distant events）的影響力，使地方性發展能產生「遠端影響」 或「全球效果」。在這意義上，介於國內事務與全球事務的疆界將變的更加模糊。然 而，全球化也不能簡單的意謂是社會關係或社會活動的轉移或改變。轉型學派指出這 應是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等權力的「再組織」與「再結構」。因此，全球化可被理 解為人類社會組織的變遷或轉型炚，此種變遷與轉型意味舊有關係或舊有型式的揚棄， 且伴隨新型關係或模式的蘊釀、建立與滋長。 本文採全球化轉型學派論點來觀察新世紀的兩岸關係與互動。事實上，全球化的 兩岸關係應是新型的轉型關係炃。因此，此種轉型關係即是從舊有的兩岸思維與政策走 向新型的兩岸關係與願景，進而導致政經秩序的解構與重組。本質上，轉型亦即轉變 或調整。在生物學意義中，轉型是指物種間的變異，這是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和質 變，社會科學則藉以說明一個傳統型式向現代化典範（modern paradigm）的轉換與更 新。因此，轉型含有變異與進化的雙重意涵，這是指汰舊換新、去劣擇優、由簡到 繁。因此，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是對舊型典範的修正、改革、轉 向或取代牪。全球化的外在環境與潮流已推動世界範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轉型與變 遷，處此全球化結構下的兩岸關係自然會受到相應的影響與衝擊，這是一種「刺激與 反應」的巴洛甫（Pavlov）模式。就系統論而言，全球化既對兩岸關係產生新的「輸 入」與影響，則兩岸關係也將產生新的「輸出」。事實上，本文研究即在嘗試對此「輸
註 炂 David Marsh, Nicola J. Smith and Nicola Hothi,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ate,”in Colin Hay, 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 eds., The State: Theories and Issue（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173. 註 炚 Jonathan Perraton, “The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 Jonathan Michie ed., The Handbook of
Globalisation（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 2003）, pp. 38~40.
註 炃 此種轉型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岸關係思維與政策上的轉型。初國華，「國共對峙模式 VS 全球戰略模 式：從辜汪會談到兩岸關係研究的理論建構」，2006 年 7 月 27 日，未出版。該文指出，大陸時期的 國共近代史研究應適用「國共對峙模式」，而未來的兩岸關係應以「全球戰略模式」作觀察與詮釋， 兩者不僅存在時空變遷、總體規模與人文差異，且在思維形態、政策主張或個人行動模式上，都受到 相應的影響與變革遺緒。事實上，此種「轉型關係」也應重視兩岸間「以小搏大」或「以小事大以 智」的現實。初國華，「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兩岸談：辜汪會談個案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第 2 章；初國華，「台灣型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學會 2008 年 會 集 刊 （2007 年），頁 1~9；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註 牪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2008 年 6 月）， 頁 101~102。
出」作願景式的推理與論述。面對 21 世紀的兩岸關係，相對於過去「對立型與敵意 型」的兩岸關係或意識，台灣似應有新的思維與作法，此種轉型與適應變遷的新作 法，應使兩岸關係走向管理的兩岸關係、協商代替對立的兩岸關係、政治為經濟服務 的兩岸關係、跨岸意識的兩岸關係、非國家權力型的兩岸關係等等，其特點為全球化 的兩岸關係應以非零和（non-zero game）競爭關係取代零和（zero game）競爭；以多 元結構的複雜性與共生性，取代二元結構的對立性與排斥性。然而，要達到全球化兩 岸關係新願景，使其具有具體性、操作性與實踐性，則應從兩岸關係新思維作為改變 與轉型的起點。
參、兩岸關係思維新模式
由於兩岸長期對峙與台灣數十年的反共政策，使兩岸政府與人民容易慣性式的流 於雙人零和賽局（two-persons zero-sum game）的思考窠臼與情結（emotion）。亦即， 若對中國大陸有利（gain）將會是台灣的損失與不利；若是對台灣有利就將造成中國損 失。反之，若中國有損失則台灣會表現出竊喜；而台灣若有損失，中國也會理直氣壯 視為罪有應得。基本上，此種長期存在兩岸的對立性集體思維，經常反映在雙方的政 治、宣傳與社會輿論層面。這也導致兩岸公、私領域逐漸形成慢性的集體記憶與沉 澱，這是具有冷戰型的對立思維與衝突性的潛在傾向。然而，全球化浪潮與人類行為 的變遷與演進，將帶來更多的情勢轉型與挑戰。因此，面對當今的全球化，台灣應在 觀念與意識上，走出「雙人零和對局」舊模式的思維窠臼與政策困境。基本上，敵對 式的兩岸關係思維，主要表現在雙方的思考模式差異，亦即「敵、友對立式」的思考 模式狖。 自 1949 年 10 月以來，兩岸在相互「醜化教育」與敵對意識影響下，不論政府公 權力或民間輿論，當台海雙方在思考或回應對方的措施與政策時，往往從「敵我式」 的二元對立作考量，這是將「敵我意識」放在情緒脈絡的衡量與選擇，且敵我意識經 常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與範圍，使「二元對立」意識成為影響兩岸關係演變的主 導變數（dominant variable）。因此，兩岸當局總是難以將對方的政策宣示與提議視為 善意與友好。縱使是中共的明顯善意，但在台灣則被解讀為「統戰伎倆」，而懷疑與揣 測中共政策背後的動機、居心或可能的陷阱；相反的，大陸方面則往往駁斥西方國家 或台灣的提議為「和平演變」，是帶有「糖衣毒藥」的資產階級顛覆思想。換言之，兩 岸總是先以敵意或對立為假定，再尋此脈絡解讀對方的提議或政策，這將造成以對方 潛在或可能的敵意或不良動機，當作我方應自我防禦或反擊的理由與藉口。因而，兩 註 狖 黃鴻博，「一個中國定義與兩岸關係之辯證發展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 6 期（2002 年 6 月），頁 48。
岸都將對方的政策解讀成陰謀包裝或欺騙伎倆，使任何提議或政策善意都不可能被接 受和討論狋。因此也就無法達成任何有效的兩岸政策產出或理性的關係改善。因為，台 海雙方對對方都沒有信心、信任與話語交集的基礎，其結果必然是兩岸關係惡化或僵 局的持續，這是違反全球化國際潮流與現代性的國際社會行為模式。 兩岸的對立思維慣性與政治衝突的冷戰遺跡，造成兩岸的「不信任結構」狘，使彼 此扭曲對方的提議或善意為統戰或陰謀，以及懷疑對方的政策動機，造成兩岸公權力 互動如江澤民所說「老死不相往來」。在溝通不良與敵對意識累積之下，兩岸的對立與 政治僵局也就揮之不去。基本上，兩岸關係新模式應有助於兩岸間的逐漸累積信心與 善意，以建立全球化的新互動方式或新關係。其次，中共目前將「台灣問題」視為中 國大陸全球外交事務的一環；相對的，台灣也應調整舊有的冷戰型敵對思維，放棄兩 岸關係「雙人零和賽局」窠臼，走出「國共對峙」的內戰遺緒以及「妖魔化中國」心 態，重建 21 世紀以全球化為基礎的新兩岸關係或政策基調。基本上，兩岸在政治上有 其歷史癥結與包袱，這是既定的「歷史成本」與負擔，但兩岸在經濟或其他層面，卻 越來越突破政治藩籬而共生共榮，並互融於全球化體系與結構，這或許是全球資本主 義市場邏輯的必然趨勢與運作結果。事實上，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已使冷戰時代，種 種的對立關係或思維形同瓦解，並面臨轉型的壓力與動力狉。基於後冷戰的國際權力結 構變遷與全球化轉型特性，以下茲提出五面向的新型兩岸關係與願景，以為全球化因 應與願景的實踐之道。
一、走向管理性的兩岸關係
事實上，兩岸關係並未因冷戰結束而趨緩和。相反的，從 1995 年 6 月「康乃爾事 件」後，兩岸關係就已緊張而箭拔弩張、「文攻武嚇」時起彼伏。因此，兩岸關係也被 視為東亞間最危險的議題，這導致台海成為東亞區域除北韓之外，另一個潛在的衝突 點。Terrill 指出，在東亞地區，冷戰情勢仍凍結著台灣海峽狜。Callahan 則強調，面對 台海的潛在衝突性，兩岸有必要「面對面」接觸，以探討未來的可能走向與彼此的對 待之道。然而，兩岸如何走出內戰陰影？如何結束敵對狀態？則建立新而友善的平等 互動模式，應是全球化新世紀的雙贏願景（win-win vision）狒，但要達到這目標則有賴 註 狋 同前註。 註 狘 1993 年「辜汪會談」能舉行則「一中各表」是兩岸間互信與對話基礎。但自 1994 年起，台灣不再談 「一個中國」，1999 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更使兩岸兩會協商畫上句點。且 2002 年的「一邊一 國」言論，讓兩岸關係正式跌到谷底，此時兩岸關係已形成一種整體性的「不信任」結構。張亞中， 「兩岸的不信任結構」，中國時報，2004 年 4 月 24 日，第 6 版。 註 狉 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台北：生智，2001 年），頁 131。 註 狜 Ross Terrill, “Beijing vs. Taipei,” The National’s Foremost Weekly, August 23, 1999, p. 4.註 狒 William 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p. 296.
兩岸的「危機預防」與「衝突管理」，以使兩岸關係走向管理性狔、規劃性與可預防 性。 經過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激化，兩岸關係在中國已提升至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 而可影響中國能否和平崛起，以及大陸政局能否穩定與鞏固。另方面，就台灣而言， 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生存與發展都有決定性影響。目前，中共第四代「胡溫體制」已不 同前朝世代的領導人，他們較年輕、務實與技術能力取向，而非經歷國共內戰與意識 形態鬥爭，因此他們似乎也較勇於接受經濟性與政治性挑戰狚。面對全球化的兩岸機會 與挑戰，雙方政府實應逐步走向以管理性的預防思維與措施來重建未來的雙邊新關 係。 基本上，兩岸政冷經熱格局與兩岸的潛在衝突性，主要是雙方公權力扭曲互動的 結果與產物。台海緊張關係需雙邊政府作政策性管理與危機預防，以避免類似九六年 飛彈危機或其他類似事件再發生。運用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或使用其他 政策工具達到管理性的政策目標，應可提升與保障台海和平。基本上，管理兩岸關係 至少可有兩種方法，例如將潛在的爭議極小化以及控制誤判與誤解的升高，這些努力 與作法都可成為兩岸關係預防性與管理性的內涵狌。其次，例如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的 「協議累積模式」狑或「高層互訪」玤也都是走向管理型兩岸關係玡的具體作法。尤 註 狔 管理性的兩岸關係脫胎於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概念，預防外交強調外交而非軍事行動 以防止國際衝突發生或擴大，其目的在讓國際社會能及時預防危機，而達到早期預警之目的。林建 良 ， 「 預 防 外 交 與 區 域 安 全 研 討 會 」 ， 台 灣 大 地 文 教 基 金 會 會 刊 ， 第 10 期 （ 2000 年 ） ， http://taiwantt.org.tw/books/book10/new_page_39.htm。基本上，預防外交概念主要以聯合國秘書長蓋里 （Boutros Boutros-Ghali）於 1992 年的「和平議程」為基礎，它透過一系列的預防措施，確保潛伏的 爭端不會爆發成衝突，或避免衝突的升高與擴散。「東協區域論壇積極推動預防外交」，中華歐亞基 金會，1999 年 9 月 10 日，http://www.fics.org.tw/issues/subject1.asp?sn=1443。
註 狚 Randall G. Schriver, “The Effects and Consequences of an Emerging China,”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March 19, 2003,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3/18879.htm.
註 狌 Brantly Womack,“Asymmetry Theory and China’s Concept of Multipolar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35, no.1（May 2004）, p. 362. 註 狑 自兩岸交流創立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制度性互動後，兩會原先預計循「協議累積」模式，從「一個個協 議簽訂」來規範兩岸在各方面的交流與發展。基本上，協議簽訂的累積將是兩岸關係的良性基礎與管 理。黃嘉樹，兩岸談判研究（北京：九州，2003 年），頁 37；「協議累積模式蛻變兩岸關係」，聯合 報，1993 年 4 月 26 日，第 3 版。 註 玤 2006 年，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共胡錦濤舉行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來管理雙邊立即的緊張與長期間的擴大關 係 ， 這 工 作 是 認 知 到 中 國 存 在 的 事 實 （ China’s reality ） ， 這 是 看 到 中 國 實 際 的 存 在 而 不 是 意 象 （imagine）中的存在。Henry M. Paulson,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S.-Chinese T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5（October 2008）, p. 60.
註 玡 以中美關係的管理性為例，Paulson 於 2008 年指出，新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個挑戰將面臨如何反應中國 崛起為世界強權。有些人建議中國將是一個威脅，故要反制和抑制。有人以為中國的成長是機會，華 府應透過交往（engagement）來管理（manage）這崛起的強權。Paulson 認為只有交往是唯一達到成功 的路徑。Henry M. Paulson, “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 Strengthening U.S.-Chinese Ties,” p. 59.
其，「五一七聲明」中的兩岸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t-Building Measures, CBMs），更 是預防外交與台海和平的有效手段。
二、走向協商代替對立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需以「協商格局」取代「對立格局」，且此協商格局需長期化與制度化方 有實效。然而，在台灣是有將近三成的選民結構反對或質疑兩岸關係的協商格局。然 而，就中國大陸的全球化過程而言，1978 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具有全球化邏輯的玭， 江澤民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多置於全球化框架玦。中共學者指出，全球化是不因主觀意 識而轉移的客觀事實，也是不可扭轉的歷史潮流玢，這是中共學者對全球化的互依性已 體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發展經濟而快速 融入全球化潮流，伴隨中國的經濟成長使其綜合國力不斷增加，這顯示中共不但已接 受全球化，並已嚐到全球化的利益與好處玠。如今，中國已深深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國 際經貿體系並成為世貿（WTO）會員國。目前，中國已是「世界工廠」且其外匯存底 世界第一，換言之，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時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因全球化過 程所帶來的穿透與衝擊玬。此種客觀情勢與外在環境的轉型與變遷動力，將是兩岸關係 由「對立格局」走向「協商格局」的客觀基礎。因為，馬克思（Marx）曾預言，當經 濟基礎改變將相應改變上層的政治基礎或其他結構。因此，當中國的經建有成之後， 其上層的政治、社會與意識形態基礎也都有隨之變遷與轉型的空間與能動性，這應是 兩岸關係以「協商格局」取代「對立格局」的有利時機與歷史機遇。 在全球化系絡下，國際政治或區域關係的安全議題已被大量的經貿議題所取代， 而降低重要性與急迫性。各國政府的績效產出或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主要是 經 濟 成 長 與 民 生 富 裕 。 因 此 ， 兩 岸 的 政 冷 經 熱 格 局 與 昔 日 的 安 全 困 境 （ security dilemma）或軍事衝突，已相當程度被經貿熱絡與兩岸交流所沖淡或取代。另方面，當 前中共的對外政策議題尚包括：大規模武器擴散、武器科技管制以及非傳統的安全威 脅，如難民危機、環境惡化、人口過剩、種族與宗教問題、恐怖主義、毒品販賣、非 法移民、能源短缺與傳染病擴散等等玝，這其中有些也是兩岸交流中的共同遭遇與難註 玭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 142.
註 玦 Jiang Zemin,“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Renmin Ribao, July 7, 1998, http://www. chinadaily.com.cn/highlights/party16/news/1118full.htm.
註 玢 王輝，「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我國面臨的問題與對策選擇」，江漢論壇（北京），第 231 期（1999 年），頁 67~68。
註 玠 朱蓓蕾，「全球化與中共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 6 期（2003 年 6 月），頁 89、97。
註 玬 James H. 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New York: Boulder Press, 1997）, p. 3. 註 玝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 122.
題。多年來，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幅度變廣與問題加增，交流衍生問題需優先解 決的有：因婚姻、繼承、學歷所引起的文書查證；因信件往返查證或補償；因投資設 廠的保障與便利；因旅遊的人身安全保障；因海上走私猖獗、漁事糾紛、偷渡客來台 或共同防制犯罪等等瓝。其次在「辜汪會談共同協議」中，兩岸提出的議題亦有：兩岸 知識產權保護、兩岸的法院聯繫與互助、雙方促進青少年或新聞與科技交流、青少年 才藝競賽互訪、邀請新聞媒體或記者互訪、科技人員互訪、交換科技研究出版物、探 討科技名詞統一、產品規格標準化、共同促進電腦及其它產業科技交流等等瓨。另外， 近來行政院陸委會已擬定一批準備與大陸進行商談的議題包括：（一）投資與貿易：大 陸台商投資保障、人民幣在台兌換、兩岸金融監理、避免雙重課稅、貨品直接進出 口、智慧財產權保護等；（二）司法議題：兩岸刑事和民事司法協助、兩岸商業糾紛仲 裁、漁事糾紛仲裁等；（三）三通與觀光：兩岸貨運便捷化與台商包機直航、兩岸海運 直航、兩岸空運直航、大陸居民赴台觀光旅遊等；（四）其他議題：偷渡犯遣返、兩岸 共同打擊跨境犯罪、防制及處理海上垃圾、大陸漁工赴台協議、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 制、建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等甿。可見，兩岸關係已累積相當多議題領域與待解決 的問題。因此，全球化潮流的兩岸關係由對立意識與敵對格局，走向協商格局是理性 的選擇（rational choice）與國家利益之所在。 基 於 協 商 精 神 的 求 同 存 異 （ agree to disagree ） 代 替 對 立 與 衝 突 。 澳 洲 學 者 Klintworth 以為，兩岸問題的終極解決須台海雙方更多的互信與讓步畀，這是具有協商 精神的。其次，2002 年 2 月，江澤民指出，我們支持世界多樣化、贊成國際關係民主 化以及發展模式多元化。各國有不同的文化與社會系統，各國應彼此尊重各自不同的 發展路線，各國應逐步尋求共同立場與擱置差異甾。就理論與實務而言，不同制度或不 同體制與發展路線之間的「對話」，是需經過協商的轉化與磨合過程。在西方學理上， 協商精神被稱為「百分之五十的解決方案」，這是世界多樣化與發展模式多元化的共存 與共榮。因此，台灣應意識到並善用自身有利籌碼，方能在兩岸日漸頻繁的互動中取 得優勢，並應將有利籌碼與政策工具與協商模式彼此強化，以產生相輔相成的良性循 環或加乘與互補效果疌。 註 瓝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我們對辜汪會談的看法（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3 年 5 月），頁 4。 註 瓨 「辜汪會談共同協議中的協談事項」，文匯報（香港），1993 年 4 月 30 日，第 2 版。 註 甿 富 權 ， 「 兩 岸 觀 察 」 ， 華 澳 日 報 （ 香 港 ） ， 2004 年 10 月 23 日 ， http://www.waou.com.mo/see/ 2004/10/20041023d.htm。
註 畀 Gary Klintworth, “China and Taiwan-from Flashpoint to Redefining One China,”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Research Paper, http://www.aph.gov.au/LIBRARY/Pubs/rp/2000-01/01RP15.htm.
註 甾 Jiang Zemin,“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daily News, November 8, 2002, http://www.chinadaily. com.cn/highlights/party16/news/1118full.htm.
三、走向政治為經濟服務的兩岸關係
在全球網絡中，各種政治經濟關係的互賴日益強化疘。全球化代表全球資本主義的 營運變遷，這是政治與經濟在空間的轉型皯。同時，中國加入 WTO 代表中共已承諾將 經濟改革進一步對世界與全球開放盳。事實上，當今中國政治的合法性並不基於民主也 不基於共產的意識形態，而主要基於施政的經濟表現盱，並且中國將於 2010 年與東協 （ ASEAN ） 形 成 自 由 貿 易 區 （ FTA ）， 大 陸 也 與 香 港 簽 訂 更 緊 密 的 經 濟 伙 伴 協 定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及與南韓和日本尋求成為自由貿易夥 伴。由於中國的經濟繁榮變的愈來愈與跨國的貿易伙伴緊密關連。因此，中共對亞太 區域與世界的和平穩定有較大的利害相關盰。在經濟領域，中國已深深涉入全球化過 程，這除有助於較大範圍與程度上的全球互依或兩岸互依，且較大的國際經濟整合也 使中國享受經濟成長果實，例如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前幾大的經濟體也被譽為區域經 濟成長火車頭。在兩岸層面上，兩岸的經貿互賴已是國際經濟與產業分工的一環盵，兩 岸經貿互賴的持續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是不依主觀意識而轉移的客觀現實矸。只有持續 的兩岸經貿互賴，並使兩岸的政治關係為此目的服務，則兩岸關係才可能因正面動機 的強化而步上良性循環的發展與互動，此良性發展也可能形成兩岸雙贏或區域間的 「三贏」效果。 江澤民在 1998 年 3 月曾說，全球化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沒有人能轉動與 改變它。當時江澤民與朱鎔基甚至不顧國內反對而加入 WTO，這反應當今中共領導人 的政治合法性奠基於施政的經濟表現矼。在國內治理方面，中國領導人利用經濟全球化 效應，影響與促進政治穩定所欲達成的目標與方向。中共似乎相信，如果適當的掌握 與因應則經濟全球化將使中國更有權力、更有力量矹。Gerald 指出，今日中國已走向 「後馬克思主義」情境，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融入世界經濟體制，使過去的「鐵幕 中國」與「極權中國」已演進的更趨「市場共產主義」或「市場社會主義」的國際體 系成員矻。是以，目前中國大陸所進行「後共產主義」的經濟轉型，將有助中國大陸政 註 疘 同前註，頁 105。註 皯 Eleonore Kofman and Gillian Youngs ed.,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A Cassell Imprint, 1996）, p. 4.
註 盳 Randall G. Schriver, op. cit.
註 盱 Henry Hyde, “Chinese Resurgence,” Hearing of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May 10, 2006, http://www.ait.org.tw/en/news/currentissues/060510-ChinaResurgence.asp#top.
註 盰 Randall G. Schriver, op. cit.
註 盵 龍永樞主編，海峽兩岸經貿合作關係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 年），頁 41。 註 矸 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頁 121。
註 矼 Tony Saich,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China,”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U.S.: Brookings Press, 2000）, p. 215.
註 矹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 132, 144.
註 矻 Segal Gerald, Buzan Barry and Foot Rosemary,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4）, p. 46.
治體制演變成較自由的資本發達社會矺。這都顛覆傳統意義上，政治與經濟間的政策優 先性與次序性，從而造成全球化時代，政治為經濟服務的政策趨勢與走向。亦即在全 球化潮流下，經濟議題凌駕傳統的軍事與政治議題。 當中國聚焦於經濟建設與體制轉型，這反應國家長期的權力基礎與安全議題主要 決定於創造財富的能力。因此，經濟全球化使中國富強，但要達成這目標只有增加中 國與其他國家的互依與互賴矷。前外長唐家璇宣稱，今日世界是互依的世界，其間的經 濟運作是逐漸全球化，因此各國須採開放政策以追求經濟成長祂。2002 年 5 月，胡錦 濤出訪馬來西亞也強調，國際經濟競爭將使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增強礿。2002 年 4 月， 唐家璇於東協區域論壇（ARF）指出，經濟因素越來越成為維持亞太安全的重要因素 秅。另外，2002 年 7 月的上海合作組織（SCO），江澤民提到安全合作與經貿合作是相 互補充與促進的穸。在傳統上，安全合作是政治議題而經貿合作是經濟問題，但在全球 化時代，政治與經濟的互補性與共趨性（cooperative）已難避免，且世界各國的政策目 標與趨勢，往往是政治為經濟服務的趨勢與政策前景。基本上，權力政治在處理當今 的許多政策議題已不如從前有效穻，國家的權力基礎確實較過去任何時期都更依賴經濟 因素的支撐與成長竻。 事實上，政治為經濟服務的思維或政策應屬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範疇 籵。雖然，台灣擔心兩岸經貿正常化可能會遭受中國大陸「以民逼官」、「以商圍政」而
註 矺 Randall G. Schriver, op. cit.
註 矷 Jiang Zemin,“Address to the 21st Century Forum,” Xinhua Daily, August 28, 1998, p. 3.
註 祂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 125.
註 礿 “Hu Jintao Speaks at Malaysia Meeting on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Xinhua Daily , April 24, 2002, p. 4. 註 秅 Thomas G. Moor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 141.
註 穸 Jiang Zemin,“Amplify the Shanghai Spirit and Promote World Peace,” Xinhua Daily, June 7, 2002, p. 3. 註 穻 Ju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 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2. 註 竻 Tony Saich, op. cit., p. 208.
註 籵 經濟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蕭全政，「何謂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第 35 期（2003 年），頁 15；經濟學家林布朗（Charles Lindblom）指出，世界所有的政治體系中，很多的政治都是經濟，大部 分的經濟也都是政治。加爾布萊特（John Galbraith）則說，若捨棄政治，一般而言單純的經濟並不存 在。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則稱，世上並沒有純粹經濟問題這種東西存在。洪鐮德，當代政治經 濟學（台北：揚智，1999 年），頁 24；事實上，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政經發展的問題。曾怡仁，「從政 治經濟學到國際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第 35 期（2002 年），頁 171；基本上，政治經濟學在理解 政治與經濟的「外溢效果」及從事科際整合的研究態度。袁鶴齡，「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兩岸關係之研 究」，中興大學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1999 年），頁 86；Robert Gilpin 則強調，國家機關和市場的 互動與和平共存便形成政治經濟學。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在現象層面上，政治與經濟雖是兩個實體，但 其相互關係，政治與經濟是彼此牽連與互動的。亦即，經濟行為通常會被當作達到政治目的之手段； 而政治行為也常被用來達到獲取經濟目的之手段。結果，經濟與政治行為最終只不過是用來汲取資源 （如權力與利益）的兩種並行而不悖的方式與手段。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 五南，2000 年），頁 5~7。
使本身的政經情勢受制於大陸；而大陸當局似乎亦有以經貿作為籌碼的企圖。因此， 台海雙方皆認為政治與經濟議題有連結的必要性，即在經貿議題上有必要考量其政治 後果，這是一種經貿實力必然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思維糽。事實上，這應屬 80 年代， 中共改革開放的初期思維。然而，中共在融入全球化過程，國際社會賦予中國的「大 國義務」與利害關係的角色期待，都使中共的任何恣意性與非理性作為，將付出重大 或災難性的「政經成本」而顯得不償失。其次，兩岸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政治僵局 與關係緊張，是主權爭議與政治定位紛爭。然而，政治之目的是為國家與人民創造繁 榮與福祇的工具。因此，擱置政治主權爭議與糾紛，改以公權力促進兩岸的民生經濟 以共創雙贏互利，才是全球化時代兩岸的共存與共榮之道。趨勢專家約翰‧奈思比 （John Naisbitt）也說，要融入世界，如果經濟對了，其他事情也會跟著來耵。
四、走向跨岸意識的兩岸關係
自 1987 年 11 月，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兩岸的密切交流雖逐漸加溫，但也同時 形成「政治面雖分離對峙但社會與經濟面卻緊密連結」的現象肏。自 1992 年起，大陸 已成為台灣的最大投資對象。目前，中國大陸是台灣對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台資」 一向是中國大陸吸收外資的主要來源，且兩岸經貿關係一向密切肮。中國自 90 年代起 已逐漸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其中，台商投資對大陸的經濟成長與經濟體制轉型 具有巨大貢獻與催化作用。事實上，兩岸除經貿往來之外，台灣自 1987 年解除動員戡 亂條款後，往返大陸探親與觀光的人數遽增，加上近來兩岸的學術交流頻繁、校際結 盟、短期交換學生或申請赴大陸求學者有增無減，在在從各領域或社會階層拓寬兩岸 註 糽 袁鶴齡，「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兩岸關係之研究」，頁 100。 註 耵 約翰‧奈思比，「馬上任是亞洲新紀元的開始」，遠見雜誌，2008 年 6 月號，http://tw.news.yahoo. com/marticle/url/d/a/080606/20/10php.html?type=new&pg。註 肏 You-tien Hsing,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ry Naughton ed., The China Circle: 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95）; David Shambaugh ed., Greater China: The Next Superpower?（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耿曙、林瑞華，「兩岸經濟整合 的政治影響：分析兩岸整合的理論架構」，發表於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 主辦，2004年4月 30 日），頁 5。 註 肮 2007 年以來，兩岸貿易保持兩位數成長。依中國大陸商務部統計，2006 年 1-11 月份，兩岸貿易總額 為 981.4 億美元，超過上年全年貿易總額，年增長 19.6%。按此速度，全年兩岸貿易總額將突破 1000 億美元大關。其中，大陸對台出口 189.1 億美元，大陸從台進口 792.2 億美元。依台灣有關部門統計， 2006 年 1-8 月，台灣對大陸出口額為 404.9 億美元，年增長 16.3%；從大陸進口額為 159 億美元，增 長 22.9%；貿易總額 564.2 億美元，年增長 16.3%。同期，台灣對大陸出口市場比重為 28%，進口市場 比重為 11.7%。如果將香港與大陸作為一個整體，則 2006 年 1-11 月，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額為 813億美元，年增長約 20%；從大陸進口 243.4 億美元，對大陸貿易順差達 569.6 億美元。其中，台灣 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比重近 41%，顯示台灣出口市場繼續向大陸傾斜。「2006－2007 年兩岸經貿：台 商對大陸投資增長趨緩」，中國網，2007 年 1 月 4 日，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7-01/04/content_7605720.htm。
交流的層面與深度。因此，台海雙邊雖官方互不往來但兩岸在觀光、學術、婚姻與文 化交流等非官方的民間互動是展現蓬勃的能動性與生機肣。 事實上，兩岸交流在 WTO 國際規範與雙方不得不繼續開放的情況下，就出現一個 新領域，此即兩岸民間屬性的「兩岸族群」。這是政冷經熱格局下的必然結果與現象， 這是指遊走於兩岸的新族群，是一群為各自的事業、學業或婚姻而奮鬥的人群。另有 一種相關意義的兩岸族群，是那些依附與服務在兩岸族群的相關企業，而從事工作與 生活的台灣「在地人」，他們雖身在台灣卻也是廣義的兩岸族群。再加上其他為兩岸族 群服務的相關行業與人士，則隨兩岸經貿的持續熱絡，這些逐漸龐大的人口都可稱為 「跨岸新族群」。就某層面而言，跨岸新族群從台灣探親政策後就已浮現，只是數量逐 年增加而已。基本上，兩岸關係好壞與他們的生活、生存與生計都密切相關。因此， 這可能形成新的「跨岸意識」或「跨岸認同」。跨岸新族群的跨岸經驗、跨岸認知或跨 岸理解，都可能促使兩岸關係出現新型的互動或新模式肸。在政冷經熱格局下，兩岸的 政治關係是一種僵局，但民間或企業交流與互動卻熱絡，這是兩岸政經分離發展的吊 詭現象。事實上，不論跨岸經驗、跨岸認知或跨岸理解都是全球化空間壓縮之下，其 對兩岸華人的主觀意識或認知領域所帶來的影響與投射。 就文化層面而言，東亞大多數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非現代性的原創者，而是在西方 船堅砲利與典章制度壓力下，逐漸發展與適應出來的。然而，當地在固有的文化素質 與熏陶下，西方的現代性並未受到極端排斥或反感，反而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 分。是以，若將此現象類比至台海雙方，則兩岸民間社會所具有的能動性與主體性， 或許是無所用心的歷史偶然或也可能是因抱著「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而創造出模 糊性與原創性的跨岸經驗。然而，兩岸的民間社會卻逐步形成相互倚賴、相輔相成的 既共生又並存的生存模式肵。這種民間模式與互動方式，將是兩岸關係的鮮明印記也是 全球化時代，兩岸關係新趨勢的「旁系」或分支。 美國學者也對民間性質的兩岸關係給予高度肯定。Hyde 指出，國際社會應鼓勵台 灣民眾尊重與認知全球體系的結構性。在全球化之下，使得一般的國際關係（inter-states）相對上變的較不重要，而私人部門則提升自身的重要性與國際事務機會參與。 其實，這對台灣素來訴求參與國際空間而言，是個難得的「黃金機會」與另類選擇， 或者是個不錯的切入點與介面平台肭。
五、走向非國家權力形式的兩岸關係
全球化有助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全球化時代讓全球關係成為重要的關注與主題。 因此，兩岸關係定位也應走出兩岸間「雙人競局」（two-persons game）的封閉空間， 並融入與適應「地球村」的世界窄化與空間壓縮。事實上，領土疆界與空間距離變得 註 肣 耿曙、林瑞華，「兩岸經濟整合的政治影響：分析兩岸整合的理論架構」，頁 5。 註 肸 楊開煌，「兩岸關係中的主權爭議」，石之瑜編，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頁 85。 註 肵 林端，「兩岸關係中的人倫關係」，石之瑜編，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頁 299。 註 肭 Henry Hyde, op.cit.越來越不重要，全球經濟正逐漸取代以國家為範圍的經濟活動，這變化與轉型也展現 在科技、文化、社會等面向，是以全球化影響是挑戰主權概念與國家權力的舠。 事實上，兩岸關係處於全球化環境與潮流，則傳統的兩岸公權力對立與僵局，應 重新思考另種形式的化解之道，而走向「非國家權力形式」的兩岸關係。相對於主權 國家的角色弱化，全球化為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ctors）創造更多的生存與發展空 間進而促成全球化的深度及廣度。另外，跨國公司（MNC）及非政府組織的興起正挑 戰傳統民族國家作為權力主體的分析架構。其次，聯合國及歐盟等國際組織或「超國 家組織」似乎也隨全球化的深化而提升重要性。非政府組織在現實中已演繹出近 50 種 的不同稱謂如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獨立部門、慈善部門、志願者 部門、草根組織等等芠。聯合國非常重視 NGO 的作用與功能，如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 條規定，其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採適當辦法，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有關本理事會 職權範圍內的事件。另外，國際非政府組織自 1972 年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聯 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後，逐步形成在聯合國各組織開會的同時、同地召開相同主題的非 政府組織論壇的慣例。這標誌著除國家政府得作為行為主體之外，還形成非政府的行 為主體，即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人權、人道主義援助、環境 保護、和平與安全事務中，非政府組織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1992 年聯合國環境 與發展大會通過「21 世紀議程」，其中第 27 章即提出要加強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並要 求各國政府和各政府間的國家組織與各國的非政府組織，應建立社會型的伙伴關係或 對話關係，使非政府組織能發揮獨立與有效負責的作用苀。 國際社會新行動者如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國際媒體、非政府組織等，都挾全球 化帶來的力量與影響，挑戰國家所擁有的獨佔優勢。蓬勃發展的非國家行動者在國際 議題的提出與解決，不論在決策的輸入、過程或產出，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目 前，世界上的國際組織共有 50,343 個，其中 87%（43,958 個）屬於非政府組織而政府 間組織僅佔 13%（6,415 個）。雖然，這些非政府組織沒有正式的決策權力，但其影響 卻隨處可見。事實上，非政府組織類型眾多，關心的議題也多元，其影響決策的能力 雖各有不同，但其企圖影響國內及國際社會卻是一致的。因此，全球化之下的非政府 組織勢必影響台海兩岸各自的「國內層面」，同時也可能影響兩岸互動。這將帶給台灣 新的切入點來建構全球化時代的兩岸關係。此外，除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國際社 會另個新的重要行為者是跨國公司。當今世界，有超過六萬家跨國公司聘雇超過四千 萬的各國工作人員芫，可見其影響國際層面及兩岸事務，實在不容小視。 全球化對主權的最大衝擊是創造其他的國際行為者，使其在運作與概念上具有存 在意義。事實上，在權力行使與影響上，跨國公司（如麥當勞）、非政府組織（如國際
註 舠 Anthony Giddens, “Globalization: An Irresistible Force, ”Daily Yomiuri, June 7, 1999, http://www.globalpolicy. org/globaliz/define/irresfrc.htm.
註 芠 方邦鑒，「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現狀、存在問題與發展出路」，非政府組織研究（北京），2007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ice8000.org:81/china/ngo/default.htm。
註 苀 同前註。 註 芫 同前註。
紅十字會）等，它們的權力基礎主要源於其所能發揮的軟性權力（soft power）芚。這 些軟性力量穿透領土疆界影響國內及國際政治的能力，有時比傳統軍事力量更具效能 與效率。如果將權力定義為「影響政策結果以及左右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能力」，則全 球化不僅改變國與國之間的權力關係，更將部分權力轉移到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非 政府組織等。因此，國際間非政府組織與事務的勃興，可能為兩岸公權力僵局創造出 有利的迴旋空間以及政策的緩衝地帶，也可能是兩岸未來另一個新型的互動平台。
肆、願景圖譜、序向與評估
一、願景的圖譜與序向
上述五項兩岸關係新願景是以協商型兩岸關係為基礎，其間則具有功能性、相輔 性與內在的互動性（如圖 1）。 圖 1 新兩岸願景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基本上，圖 1 也可視作 Pavlov 式「刺激與反應」芘的間接結果（如圖 2）。因為， 若當全球化有特殊時空條件的新刺激或輸入，故也應帶來兩岸之間新願景的反應與輸 出，或者全球化現象將為兩岸關係新願景奠定滋生沃土。基本上，圖 1 的內在動力與 過程是全球化的歷史特殊性與機遇性，其演進則鋪陳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與進步性。 事實上，兩岸關係五願景的本質與意義，是對應傳統上「敵對型」與「封閉型」兩岸 註 芚 根據 Joseph Nye 的界定，硬性權力指的是強制力而軟性權力則是指硬性權力所無的吸引力。 註 芘 巴洛甫（Pavlov）式的刺激與反應模式是，A 刺激必然產生 A 反應的一對一函數關係。然而，在圖 2 中，全球化刺激產生兩岸關係五願景的「應然」反應或論述，是有一個轉換機制的層次的聯綴現象， 故稱為間接結果。此轉型機制也對應「系統論」中，輸入項與輸出項之間的「處理過程」。其次，兩 岸關係五項願景是全球化的產出趨勢，因此其必然「回饋」全球化的利害與共特性，以及強化全球化 的相依邏輯。 協 商 型 兩 岸 關 係 管 理 型 兩 岸 關 係 政 治 為 經 濟 服 務 的 兩岸關係 跨岸意識的兩岸關係 非 國 家 權 力 形 式 的兩岸關係意識的相反型對照物（counterpart）。然而，未來兩岸關係磨合與互動過程，雖然傳統 的敵對意識有被逐漸揚棄的趨勢與傾向，但若遽謂兩岸關係將馬上進入新願景的繁榮 期，可能也違反歷史進化的演進性或歷史理性的必然過程。畢竟，歷史事件或兩岸關 係的進化是按「正、反、合」式的不斷演進而具有客觀規律性。因此，不論是敵對型 兩岸意識或未來的新願景，都只是兩岸關係光譜（spectrum）的極端（pole）或基本形 態。因此，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磨合過程，必是既有揚棄也有整合的過程，而人類 的主觀意識（包括兩岸領導人的政治利益、人民的政策偏好甚或國際因素的規範等 等）則主導這發展過程的結果與方向。 圖 2 全球化轉型與兩岸關係新願景 全球化現象 關係轉型 兩岸關係五項願景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在圖 1 中，以協商型兩岸關係為啟動點，祈於達到管理型的兩岸關係，這是兩岸 關係新願景的關鍵，若能達到這基礎則容易走向政治為經濟服務的兩岸關係，則其溢 出效果（spill-over）也易於擴大跨岸意識的兩岸關係，與非國家權力形式的兩岸關 係。這是最有利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與兩岸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其次，全球化之下 兩岸的傳統議題或新興的恐怖主義或能源短缺與傳染病擴散等等，都可能也應該透過 上述五項願景的架構加以解決。這也即政府與民間協力的「公私夥伴」解決模式。因 此，從前的對峙型兩岸關係是凍結台海雙邊公權力與民間的潛在力量與能動性。若能 借由開啟兩岸新願景或新關係而釋放兩岸之間公、私部門的潛力與主觀能動性，或將 是有效解決兩岸問題的理性預期。
二、願景評估
事實上，新願景實現的前提與條件是全球化脈絡與兩岸的互信建立。基本上，全 球化是啟動兩岸關係新願景的內在動力，此即兩岸新關係歷史機遇的意涵。其次，兩 岸關係新願景之所以傾向樂觀的觀點與預期，主要是對現實世界的平衡式反應與反 省，即對台灣長期以來政冷經熱格局與「對立型與敵意型」兩岸意識的扞拮。雖然， 台灣新政府已調整兩岸關係，但還只是開始暖身且具有長期制度化的不確定性，這應 不妨礙兩岸關係的遠景式論述。但此樂觀面向主要奠基於兩個基礎，一是全球化轉型 學派的變遷觀點，另一是國際社會的現實潮流，後者主要分兩大部分，其一是美國與 日本等民主大國雖與中共有內在矛盾，但對中共仍採「擴大交往」政策；其次，不論 南韓或東南亞國家都已改變對中共的傳統印象，而與中共交往並擴大雙邊關係，這是 全球化現象的思維與行動。雖然，考慮兩岸新局不應只是一廂情願或存在過度的樂觀 想法芛，且全球化不是國家間單純的融入或互依的增加。就某層面而言，中共處心積慮 註 芛 高輝，「如何開展兩岸關係新局」，交流，第 100 期（2008 年），頁 29。對台灣進行杯葛或惡性競爭，因此台灣是處於特殊的全球化環境與發展空間芵。是以， 未來的兩岸關係既是機會也是風險。就風險而言，中國崛起的「霸權疑懼」已非台灣 特有的問題，而是區域性甚或是全球的關切。其實，台灣的「疑懼成本」或「恐共心 理」已分攤至區域間甚至世界範疇。然而，不論東南亞國家的強勁經濟成長、「東協加 三」或台灣「邊緣化」的疑慮與現象。一方面，外界並不因台灣的遲緩腳步而減緩其 與中國的互融，或中國的加速融入全球化過程；另方面，全球化的互依與國際權力的 系統制約性，已能制衡中共霸權的「恣意」或不理性行為傾向，這從中共提出「和平 崛起」或「和平發展」的意圖（intend）與論述，除反應中共領導人的決策風格之外， 似乎也反證國際社會結構的制衡影響以及國際體制的有效規約。 事實上，兩岸新關係或願景的建立與改善是以兩岸協商為基礎。雖然，2008 年兩 岸「兩會」已恢復協商，但這只是一個起點與歷史機遇的開端。至於，能否建立互信 以鞏固長久型與制度性的協商基礎，以及台灣內部可能的反彈將對兩岸協商有多大衝 擊等等？仍有待未來的進一步發展與觀察。基本上，不論五項新願景或兩岸協商，都 是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的。然而，大陸會「吃掉」台灣嗎？中國會併吞台灣嗎？這是部 分台灣政治人物或民眾的疑慮，也是兩岸關係機會與風險評估的核心。基本上，不論 兩岸新關係或新願景皆奠基於舊有思維的揚棄與轉化，此即雙人零和的思維窠臼或對 舊有政策模式的轉型。因此，不論兩岸關係新願景或新關係都要融入或鑲嵌於全球化 潮流，與新型國際權力結構的歷史脈絡，方有其意義與存在可能。尤其，兩岸關係已 不能完全由兩岸本身作解讀，它幾乎不能與國際因素劃清界線芧。因此，不論是「東南 亞國協」或「美日安保」或崛起的印度甚或其他的亞洲相關國家，都可能成為兩岸衝 突的「緩衝劑」或「風險屏障」。這是有全球互依的利害相關性與國際結構的牽連性， 例如 1996 年台海危機，美國的兩艘航母進駐台海就是例證，或更早的 1954 與 1958 年 台海危機也都受到國際因素的維和與限制。 另方面，在理性評估與廣角思考上，仍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其一是，若此新願 景不被兩岸之一方所接受，則新願景是否無以為繼；以及中共若仍持續打壓台灣則新 願景又何從型塑？其實，第一個問題涉及「台灣拒絕」或「中共拒絕」。若「台灣拒 絕」則屬「國內政治」影響對外議題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問題，其解決方式 只有兩個，一是儘量取得國內共識，二是依垃圾桶理論（Garbage Can Model）在機會 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開啟時，由國內主流的政治勢力通過並執行所偏好的政 策或主張。然而在實際上，取得共識與「機會之窗」這兩個方式，可能會以混合併用 的形式而操作與存在。其次，在探討「中共拒絕」上，自 1979 年「告台灣同胞書」， 中國就有意與台灣協商與接洽，這是具有兩岸建構「新願景」的理論意涵屬性。但在 80 年代，台灣是以「三不政策」與敵對意識回應之。另方面，由於兩岸新願景可以帶 給中共和平的周邊環境與政權穩定，則基於理性的國家行為「假定」，中共應會在「全 註 芵 包宗和，「邁向 21 世紀後國際權力關係之可能演變與台灣對外關係」，頁 238。 註 芧 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8 期（2001 年 8 月），頁 1~2。
球戰略」架構下作出有效回應，例如 2008 年 7 月，兩岸兩會在北京簽署協議就是「中 共拒絕」的反證。其次，至於中共「打壓」，其實基於不同觀點將會有不同的詮釋與反 應。例如 2003 年，前外交部長章孝嚴與大陸主管兩岸事務高層就「春節包機案」蹉商 過程所獲的經驗顯示，如果要解決涉及兩岸的任何公共議題，若能成功迴避「一中爭 議」則無不可迎刃而解芮；又如 1993 年「辜汪會談」平等協商與「一中各表」的順利 簽署協議，台灣方面可謂是將中共可能的打壓阻力，化為「台灣經驗」的助力，或也 可視為是轉換兩岸危機與限制而成為機會與發展，這是「以小事大以智」的現實操 作。事實上，相對小國的台灣總是應以「裡子」重於「面子」，以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重於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為考量。另方面，中共打壓能在台灣延燒成公共 議題，以及對照 2008 年兩岸兩會的快速通過協議，似乎也反證台灣過去「政冷經熱」 大陸政策與思維的錯誤，以及兩岸政治僵局的產生源由。
伍、結 論
兩岸關係發展在許多方面都與全球化特性有所相似（如空間壓縮與相依共榮等 等）。回顧兩岸關係雖然波折，但崛起的中國卻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既定事實與客觀存 在。事實上，兩岸的過去或未來既是危機也是機遇的過程。如果，此過程能合作並著 眼於大目標的共同利益則可以是一個進步的過程，若此過程最終能成功必是「多贏局 面」而非零和狀況。因此，該如何朝雙贏目標改變自己？改掉不合潮流、不利生存、 不利雙贏的思維習慣與政策盲點。其實，不僅是自我強大，還應是與他方尋求合作與 共同進步芼。基本上，當國家提出政策與回應環境挑戰的過程，其本身是具有政策學習 能力的。面對全球化的兩岸關係，台灣應重新檢視不合時宜的觀點與政策，並從「政 策學習」與「國家角色再調整」觀點，汲取全球化新世紀的觀念、思潮與政策方向以 走出兩岸關係的困境芞。 當國際體系進入全球化時代是有變遷也有延續的，國家間為確保安全則權力平衡 的結構考量仍將持續。但此同時，國際的交往會更密切且全球緊迫問題也需國際的通 力合作。因此，既競爭又合作的相互依存，將是 21 世紀全球化的國際體系特性也應是 兩岸新關係的特質芺。另方面，自上世紀 90 年代，伴隨兩岸關係的「台海戰爭論」，這 註 芮 章孝嚴，春來燕歸：揭露 2003 春節包機始末（台北：時周，2004 年）。 註 芼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宋國誠編，21 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2 年），頁 111。 註 芞 宋國誠，「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適」，宋國誠編，21 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頁 4。 註 芺 宋學文，「小國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周世雄編，兩岸政治外交總體檢（台北縣：河洛圖書，1998 年），頁 127。是以戰爭作為達成政策目標的考量，其結果往往難以預料且代價昂貴芴。因此在全球化 趨勢下，軍事武力不應再是唯一與有效的政策工具或選項，在處理日趨增加的貿易磨 擦與解決全球緊迫問題，以往較不被重視的經濟與文化資源，可能在全球化互依下， 反而在國際上會有更重要的角色與空間。尤其，在特定議題系絡中，經濟與文化等因 素往往可外溢（spill-over）其效果與影響而成為權力的可能來源芨。 基本上，本文五項願景的實現利基（facility）主要奠基於台海雙方的某種客觀基 礎。就中國大陸而言，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經濟生產力國家戰略，到「擱 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國家行為對外方針，這是呼應與連繫於中共所一向主張的兩岸 關係正常化；另方面，就台灣而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務實協商精神是自 90 年代以來，與中共協商談判的一貫態度。因此，就某種層面而言，這是兩岸的交集地 帶與「異中之同」處。其次，不論是傳統型的兩岸關係敵對意識或未來的新願景，該 二基本模式或理念類型，都會以理性形式存在於兩岸互動歷史結構的某個時空中。因 此，總結兩岸關係的互動，確是這兩種「正、反」力量的辯證結合與螺旋的發展過 程，而國家理性或人民理性的存在，將引導此發展方向與結果趨於最大的集體利得 （payoff）或國家利益。雖然，此集體利得總是參雜部分的歧異性偏好，但在全球化歷 史趨勢下，走向和平總比走向衝突或僵局似乎更趨於理性的選擇。 * * * （收件：97 年 5 月 6 日，第 1 次複審：97 年 6 月 19 日，第 2 次複審：97 年 7 月 21 日，第 3 次複審：97 年 9 月 12日，第 1 次修正：97 年 7 月 2 日，第 2 次修正：97 年 9 月 3 日，第 3 次修正：97 年 9 月 22 日， 第 4 次修正：97 年 10 月 14 日，接受：97 年 10 月 16 日）
註 芴 世界已不再認定戰爭是達成維護國家利益、生存與發展的唯一手段。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Defending Taiwan: The Future Vision of Taiwan’s Defence Policy and Military Strategy（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 4.
New Vision of China-Taiwan Rel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Gwo-hua Chu
Assistant Professor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In nineties of last century, the collapse of USSR terminated Bi-polar system confrontation, and opened up the post-Cold War era, which accelerated th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 end of Cold War urges other state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political-economic relations, and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with an aim to gain advantages in new era.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change in post-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ve characters of globaliz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five types of new vision for China-Taiwan relation: 1. manageable relation 2. negotiable relation（instead of confrontation）3. relation of economic-oriented politics 4. cross-strait consciousness relation. 5. non-state relation.
Keywords: China-Taiwan relation; globalization;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 confrontational 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