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與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吳展良
摘要： 朱熹看重知識的學術模式如何產生？此模式與理學素重實踐的傳統之關 係如何？其學術中實踐與知識孰先孰後？孰為究竟第一義？這些問題一直是 有關程朱陸王乃至宋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關鍵議題。本文分三階段仔細研究 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試圖對這些問題有所釐清。研究發現朱熹很早便立志 學聖人，以追求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為其人生目標。其天性雖頗具知識性的 長才，然而其所學從來不止於書本。在家庭與師長的影響下，其學既重視隨 時的實踐體驗，又指向嚴於出處進退，以性命相見的終極踐履。他十五、六 歲之後，因學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開始參禪。禪學主張當下即是，不立文字。 朱熹所學又為主張破除一切知見的「看話禪」，重點完全在實踐上。然而細 讀有關文字，卻不難發現朱熹早年的禪學仍大有談玄說妙之處。在此期間， 他仍頗用力於讀書與學聖賢，然而受到禪學的影響深重，用心偏於向內尋求 一貫之道。朱熹二十四歲開始任官後，受到實際政務的歷練及李侗的影響， 重新致力於經典與二程學統之研習，由是而回歸儒學。他最後所開出的成聖 道路，主張必須徹底窮究與效法聖人的一言一行，並學習聖人明白天下一切 事理且付諸實踐的本領，以達到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在實踐與知識上都對 自己做了最高的要求，因此打破了兩者之間易有的矛盾。盡精微而致廣大， 日後終於大成其學。綜觀朱熹早期三階段的發展，可知他的知識傾向相當強 發表於《為了文化與歷史──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年 12 月）烈，然而其目標卻一直指向實踐，學習方法上也一向重視實踐，因此實踐才 是他為學的第一義。他所接受的理學乃至禪學傳統所追求的知識乃是做人處 事的知識。此種的知識，源於人生實踐也勢必回歸人生實踐，因而不僅以實 踐為目標，在學習知識過程中，也必須時時透過實踐來體察所得的知識是否 正確。雖然如此，青年朱熹曲折的學習經歷，卻又讓他深深感到為了實踐成 聖的目標，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媒介與指南。學者若不一一明辨各種具體事物 的道理，很容易各以其所得之道為是，是故必須追求聖人境界的真知識才能 避免一己的限制。對朱熹而言，此種真知識源於人人本有的虛靈不昧之心， 反映實相，而有其客觀獨立的價值。實踐與知識，並非真正二分，不僅互相 融入，亦指向最高的統一。 關鍵字：實踐、知識、朱熹、學術取向、理學、儒學、禪學、聖人、道、 朱松、李侗。
一、 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儒家傳統重視實踐，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至於孔子，所代表的主要是 一個實踐的傳統。1五經的內涵，若論其原始，則為先代「聖王」得位行道之 跡，是對於成就盛德大業者的實踐紀錄。2知識在儒學的傳統中雖然非常重要， 然而其地位似乎次於或至少不能獨立於實踐。純知識的探索既非儒學的出發 點，亦非其終極目的。《論語》所記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以及「久矣， 1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相承的說法雖成於宋代，然而儒者好言堯舜禹湯等聖王，其事實起 於先秦而非後世。以傳統觀念言之，詩書所載亦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創之業及所垂之統。孔 子雖不得位，不在聖王之列而僅以其言行傳世，為儒家始祖。然而孔子所志在於一新周世，一 生汲汲於行道，其個人所學又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最高境界，則其學術似仍以「實 踐」為依歸。 2 此說雖出於清人章實齋，然其淵源甚古，《文史通義》論之已詳。漢人所謂復古更化，獨尊儒 術，所尊亦在三代之制，而非儒家思想。其所謂經，皆古先聖王所垂之言行法制，而非理論或 知識。吾不復夢見周公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已明顯表現出這個意涵。 不僅儒學，佛家的佛、菩薩，以及道家的真人、至人，亦莫不從其實踐的成 績來衡量其造境。而知識在道、佛兩家的傳統中，更處於次要的地位。宋代 理學家繼承了儒家乃至佛、道兩家的傳統，亦首重實踐與體驗。北宋理學大 宗師，如周敦頤、程顥，均不著書，只寫了少量文章。張載、邵雍、程頤雖 有著述，份量也不多，且多偏於易學一類，以講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為目 的。到了南宋，一般理學家也很少寫書，唯獨朱熹是個例外。他一生著述宏 富，古今罕有其比。所以我們首先要問，朱熹的學術是如何從這個傳統中間 變化出來的？亦即朱熹這樣一個看似「重知識」的思想或行為模式，是如何 產生的，它與儒學以及理學重「實踐」的傳統之關係究竟如何？ 學術史及思想史學界長期認為陸王之學以實踐為宗綱，而朱熹之學則強調 知識性的探索。甚至認為朱熹企圖用對於所謂客觀、外在知識的認識，來指 導其人生社會一切的實踐。3朱熹學術思想中實踐與知識之關係如何？孰先孰 後？孰為究竟第一義？一直是有關朱熹、程朱陸王，乃至宋明思想史研究的 關鍵議題。對此學界長期傾向於採用陸王重實踐，朱熹則偏重知識或兼重知 識與實踐的簡單說法。然而若深究其實情，則絕不如此簡單。實踐與知識在 朱熹的學識思想中不僅複雜相涵，而且是一個與其具體生命經歷不可分，並 反映出其人生與學思之多樣面向的歷程性與整體性問題。不深入研究朱熹的 成學歷程，將無法明白實踐與知識在朱熹學術中的具體關係。 另外，儒學大傳統雖以德行、實踐為先，文事、知識為後。然而有關德行 與實踐的知識，自孔子以降，在儒學傳統中卻有非常高的地位。朱熹所開出 看似重知識的學術取向其究竟關懷為何？其所研習的知識是否為了實踐而存 在，還是具有客觀獨立的地位？這也是研究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所不能不面 對的根本性問題。儒學與理學傳統，本來偏向實踐，既有前述「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的經典說法，又有德行之知與聞見之知的基本分野，而少見獨立 3 此為馮友蘭及牟宗三先生一系的說法，詳見下文。
構成且綿延發展的知識體系。所謂聖賢，均以做人處事的實際情況為標準， 而非徒見於文字言論。前輩理學大師，均致力於成聖成賢，著書不多。朱熹 建立新傳統並啟發了無數後學，其所創造的求知途徑的性質與意義，亦有待 深入探索。限於主題與篇幅，本文對此問題雖然不能充分處理，卻可提供不 少重要的線索。4 不僅如此，關於實踐與知識的探索，既是研究宋明乃至中國學術思想史的 核心問題，也是當代學術界所關心的一個基本議題。實驗主義與詮釋學這兩 大當代顯學，都對知識與實踐（Praxis）之間難以分離的關係，提出深入的探
討。5當代的思想界大師如Richard Rorty，Michel Foucault，Maurice
Merleau-Ponty﹐乃至新馬克斯主義，現象學，後現代主義者對於傳統知識的 觀點、純粹知性的限制、實踐的重要性及實踐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難以分離 之關係，亦不斷提出論說。是以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在當代學術及思想界， 亦有相當的重要性，可作為進一步比較研究的基礎。 要探討前述所謂「重知識」的轉折，以及朱熹思想中實踐與知識的關係， 最好的方法，應為對於朱熹成學的過程作一深入的探究。朱熹中年以前的學 術發展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他的父親與其父親的摯友都崇尚理學，所以朱熹 自幼在理學與儒學的傳統中長大。然而他十五六歲時從儒學與理學的傳統轉 而醉心於禪學，開始進入一個參禪修道而兼治理學的階段。到了二十四、五 之後，才從禪學轉而致力鑽研經典，由是而回歸儒學。最後則是在三十七歲 之後參究「中和問題」幾達三年，終於大成其學。其中最早期的三階段，其 4若一切以實踐為核心，則知識最終也是為了實踐而存在，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可離實踐而獨 立研討做人處事的知識。此種以實踐為依歸的知識是否仍有其所謂客觀的價值，仍有待深入分 析。若言客觀性，則其客觀性的基礎為何？所謂可靠的知識之標準為何？也必須明確有所指示。 然而此問題牽涉太廣，根據朱熹的成學過程，本文雖能提出初步的看法，卻無法徹底處理，而 有待於他日。 5
參見：Robert Hollinger,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實已經決定了朱熹學術的基本方向與大致內涵，而且均直接聯繫到朱熹對於 知識與實踐的不同態度，而成為我們研究此課題的絕佳場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僅注意朱熹本人的言論，也注意影響其學術方向的 各種要素。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與家庭及師長有極密切的關係。其父朱松 於亂世之中謹守出處進退的分寸，大節凜然。他服膺二程學，並曾從學於二 程再傳弟子羅從彥。其父親的好友如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翬、胡憲、李延 平等人，及他們所往來的方外之士，則是影響了朱熹一生學術方向的師長。 因此本文在探討朱熹這早期學術時，特別注重其家庭暨師長的立身處世以及 學術取向。這些人的學術一直深受二程學脈與禪學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時， 當然必須注意程學與禪學在南宋的發展與遭遇。另外，要研究朱熹早期學思 的轉變，當然不能忽略他在這些時期身份的自我認定、從事的工作，所擔任 的官守、家庭的狀況，以及整體政治與社會的情形。因為這些事物，在在與 他對於實踐與知識的態度相關。本文希望融合這些要素，從而對於朱熹早年 的學術取向，有一個更完整的理解。
二、 研究史的回顧
要認識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首先必須細究其具體的發展歷程。此具體歷 程，至今仍可詳細考察。除朱熹文集、語類中大量文獻，時人來往書信及當 時有關記載可供參考外，古人如李方子、王懋竑、夏炘對朱熹成學的過程， 已多所考訂，惜多偏於中、晚期。近人錢穆先生所著《朱子新學案》中〈朱 熹從遊延平始末─附朱熹早年自述語〉、〈朱熹論禪學上下〉、〈朱熹論未 發與已發〉、〈朱熹論涵養與省察〉諸篇，對於朱熹早期的學術思想，首先 加以考論。其中於朱熹從遊延平前後學術發展之曲折往復，考釋尤詳。惟於 其參禪修道及其二十四歲之前之發展，雖有所論列，卻仍屬簡略。然該書於 朱熹在早期所下之功夫及所窮研之義理，常有深切之說明，非常值得吾人重視。另外，當代學者束景南先生以畢生之力所著之《朱熹年譜長編》，收羅 宏富，於朱熹一生學術思想著述之進程，及其家庭、師長、交友、出處及相 關事情莫不詳考，極便於學者研究朱熹學術思想之發展。而其所著《朱子大 傳》一書，企圖對朱熹之一生作一綜合陳述，亦深具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近人牟宗三先生所撰《心體與性體》一書，有部分章節探討了 朱熹成學與參究中和的過程。對朱熹之學思有其哲學化的解釋，然考據不甚 精詳。其後劉述先先生所撰〈朱熹參悟中和問題所經歷的曲折〉一文，義理 多採牟先生，考據則多採錢先生，企圖為一綜合的說法。另外蔣義斌所著〈朱 熹排佛與參悟中和的經過〉，則注意到朱熹之早年所習之禪學與其參悟中和 問題之關係。以上作品對於朱熹學術轉變之過程雖頗有發明，彼此之看法卻 不免時相衝突。關於許多書信與文字寫作時間的考訂，也因作者對於朱熹思 想、義理之認識而有所不同。其中有許多的問題，必須釐清。尤其重要的是， 前人之研究雖頗有成績，卻未曾特就「實踐與知識」這一課題作辨析。是以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過程與問題特別加以深入的考訂及研究。 此外，有關朱熹學術取向的基本特質之論述亦不少。錢穆先生的鉅著《朱 子新學案》雖然不曾直接提出「實踐與知識」這種現代化的問題，卻不斷在 其文字中，表達了朱熹在實踐與知識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成就，以及兩者 密切的關係。另外，余英時先生的大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大力批評了不 少當代學者將理學變成了一種哲學或純知識探究的觀點，並有力地指出朱熹 所學絕不只是純知識的探索，而終生有其政治社會實踐上的興趣乃至投入。 該書主要就朱熹的政治與社會實踐立論，與本研究偏就朱熹的學術發展與取 向之研究有所不同。然本文之旨趣與研究方法，實有學步余先生之處。 另外，直接析論朱子學術取向中所呈現的「實踐性與知識性」的，有以下 作品：後藤俊瑞，《朱熹の實踐哲學》（東京：目黑書店，1937）；後藤俊 瑞，〈朱熹の倫理思想——續朱熹の實踐哲學〉（西宮：後藤俊瑞博士遺稿 刊行會，1964）；荒木見悟，〈朱熹の實踐論〉，《日本中國學會報》第1期
（1950，東京）。其中前台北帝大教授後藤俊瑞的作品，大力發揮中國哲學 與朱熹學術中理論實為實踐之從屬一義，甚有見地。然而如此立論，似不免 對於朱熹之實踐與理論的複雜及具體關係，及其實踐不能沒有理論與知識支 持之事實，未能發明。而且該書分本體論、生成論、意識論全面分析朱熹「實 踐哲學」的哲學結構與內涵，純屬哲學分析，與本文的取徑大為不同。荒木 見悟〈朱熹の實踐論〉一文的重點，則在於解析朱熹關於人生實踐的各種思 想。雖頗有可取，亦未能將此問題放在朱熹「真實的人生過程」中加以研究。 這些作品原作的時間都超過了半世紀，且未曾如本文針對朱熹學術思想的真 實生命歷程立說，所以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此問題。 另外如馮友蘭先生的研究，則認為朱熹的學術混淆了知識與實踐應有的關 係。馮友蘭認為朱熹的格物思想：將增進「客觀上各個具體事物的知識」與 提高「主觀上的精神境界」混為一事，使「『明明德』不是從自己本身做起， 而是從外物做起了。」並認為朱熹對於「窮物理」與「窮人理」之間「的關 係認識不夠全面」。這使得「他（朱熹）的意思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 在實踐上也有行不通的地方。」6然而，據筆者的研究，反而可能是馮先生從 一開始沒弄清楚朱熹所窮的之理為何。對於朱熹而言，格物所得之理，本來 就是屬於人的「處物之理」，或曰事物對於人所呈現出的性質，以及人如何 處理具這樣性質的事物之道理。在這個意義上，實踐與知識，主體與客體， 內與外有交融的關係。7不能簡單地用自笛卡爾、培根、康德以降，心物二分， 主客體對立，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二分的現代認識觀加以抹煞。 牟宗三先生對於朱熹的認識觀則持有類似且更進一步的懷疑。牟先生用所 謂「外在知識」與「道德主體」，或「外延的真理」與「內容的真理」的區 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北京：人民，1985），168-172。 7 參見拙著，〈朱子的認識方式及其現代詮釋〉，《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7），頁 161-194；〈朱子世界觀體系的基本特質〉《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8 期(台北， 2008)，頁 135-167 以及〈聖人之書與天理的普遍性：論朱子的經典詮釋之前提假設〉，《臺大歷 史學報》第 33 期（台北，2004），頁 71-95。
分，來析論中國哲學根本特性，並判分理學各家的高下得失。8他從康德式「外 界知識」與「道德主體」二分的前提出發，認定朱熹的道問學之路不行。9他 根本上認為朱熹所有的學思屬於靠知識來逼近義理的「橫攝體系」，與真正 從性體與道體流出，實踐性的「縱貫體系」有本質上的區分與無法跨越的鴻 溝。10然而牟先生這種說法，過度受到心與物、知識與實踐、主與客對立的西 方認識論與世界觀的影響，從而誤解了程朱陸王的對立，也未必有當於朱熹 學之實。對於朱熹早年為學的過程，亦缺乏相應的理解。11另外當代名家如劉 述先、陳來關於朱熹學的看法，頗受馮、牟兩先生說法的影響，也認為朱熹 學偏重客觀知識，而不屬於實踐性的縱貫體系。12凡此說法，似乎都未能就朱 子學術及生命歷程中實踐與知識具體而密切的關係加以分析，所以不免都落 入了簡單的二分法。
三、 第一階段：指向實踐的知識：讀書學聖人（約
十至十六歲）
朱熹早期的學思歷程可分為三階段：一、儒家教育（10至16歲）二、參禪 修道（16至24、25歲）三、由釋歸儒（25歲之後）。每一階段各有其特色， 而其中各階段的轉捩時期又最值得注意。朱熹對於自己第一階段的學思歷 程，曾說過下面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8此分法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1983)， 15-16, 20-43，又見於《心體與性 體》(台北：正中，1981)，卷 1，38-41, 44-51, 卷 3, 48-49, 352-353, 476-483。 9 《中國哲學十九講》，15。 10 參見《心體與性體》卷 3, 48-49, 352-353, 476-483 11 牟宗三先生分析朱子參見延平一事，注意力完全在於思想內部的問題，而未曾析論讀經典與 日用實踐對於朱子學思所發生的整體影響及其意義所在。至於朱子參見延平之前的讀經與學思 歷程，更是簡單帶過。牟先生書中亦曾仔細分析朱子對於四書乃至其他經典的義理之解讀，然 而著重點在於建構朱子三十七歲以前的「義理系統之型態」。其所謂「橫的靜攝系統」是否能得 朱子學之真固然有待進一步研討，然而該書所重在於朱子的思想體系與型態，與本文的重點顯 然不同。（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冊三，頁 1-70）至於本文所涉及的各種義理問題，筆者所見 實與牟先生亦有根本性之不同，在此難以具論。 12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第一章。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道絕徑塞，卒未能通。13 換言之，他最早求學，是以讀書求知為主。所讀的書，又以《易經》、《論 語》、《孟子》為中心。其目的在於研究與認識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道理， 而其內心最深的嚮往，則在於契合聖人的風範。這種學習的方式，雖明顯以 書冊知識為主，然而其背後實有一實踐的嚮往。其讀書的目的在於認識聖人 與效法聖人，而非我們現代「為知識而知識」的態度。以下本文將分析他的 家世、師承以及他在這一階段的成長過程，以認識這種求學方式的成因與意 涵。 朱熹生長的家庭相當困乏，大環境又十分險惡，而他父親朱松卻在困頓中 依然堅持士人的操守，將平生所學付諸實踐，這對朱熹的學術性格，有決定 性的影響。北宋末年，他的父親朱松因為受命擔任福建政和縣的縣尉，舉家 離開江西婺源老家遷至政和。南宋初，天下大亂，朱松調任尤溪縣縣尉等官 職，不久遭遇金兵南下，流離失所，於建炎四年逃回尤溪，借住於鄭氏寓所， 隨即又遭寇難。朱熹於同年誕生於此，可說是在戰亂流離中出生。朱松「抱 負經奇」，雖有心致力於挽救國家危亡，卻因個性耿直，又不善於推銷自己， 仕宦的路途相當不順利，長期任小官卑職，一家人生活頗為清貧。14紹興六年 朱熹七歲，祖父過世，「朱松守喪，盡室饑寒，朱熹長兄、二兄約在此時夭 亡」，可見其家庭狀況之惡劣。15隔年朱松受到御史胡世將等人的推薦，奉召 入對中興大計，除秘書省校書郎，景況轉佳。翌年，卻又因積極反對和議， 不得於當道，乃於紹興十年退職奉祠。退職後，他以教學及課子為務，而於 13 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收入《佛法金湯編》（明萬曆二十八年釋如惺刻本），卷 15，〈朱熹〉， 頁 1；《歷朝釋氏資鑑》(北京：九洲圖書，2000)，卷 11。按；此文不見於《文集》，然全文所敘 之事歷歷如繪，且時日情況均與當時相符，當非偽作。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該書以下簡稱《長編》。），頁 103-104、154。或有疑是否可以據 此文以析論朱熹早年為學之過程，尚請詳閱下文大量之有關證據。 14 朱熹，〈朱松行狀〉：「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 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算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 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陸)》，《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97，頁 4507。 該書以下簡稱《文集》。 15《長編》，頁 39。
紹興十三年過世。當時朱熹時年僅十四，家無恆產，只好將他托孤給友人。16 朱松在國家一片危亂之中始終堅持士大夫的操守，有為有守，不計個人得失， 實在令人敬佩。這種性格及其所伴隨而來的艱苦生活方式，對於朱熹的一生， 有決定性的影響。 朱熹不僅受到朱松人格實踐的影響，還傳承了具有卓越內涵與精神的家 學。朱松係「同太學上舍」出身，「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 皆聖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於致知誠意之學。」17二程之 學在元佑之後便受壓制，徽宗一朝更嚴厲禁止傳習伊川之學；北宋將亡，程 學終於解禁，然而十年之後又因牴啎當朝而被禁。18朱松在國亡之後接觸到程 學，其所講究的「致知誠意」之學，使他捐棄苟且的舊習，「祓除其心」， 真心誠意面對時代的問題，認清事事物物之所當為而全力以赴。他受到了主 戰大臣張浚的賞識，更使他不計個人的得失，積極任事。張浚於紹興七年因 淮西兵變之事罷相，高宗轉而傾向和議。紹興八年，秦檜任宰相，力主和議， 朱松結合同志，不顧個人的安危向朝廷堅決抗爭。19這些抗爭最後終於導致他 的去職。可見他所學「致知誠意」的二程學，絕非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 以性命相見，使他直接與當政發生激烈衝突的學問。 朱松不僅致力於理學，也用心於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他自道「中更憂 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 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開，淵源之渟滀，波瀾之變態， 固已得其一二矣。」20此所謂文學，亦絕非吟風弄月的美文，而是以六經諸史 16 參閱《長編》，卷上，頁 60-73。 17 朱松，《韋齋集》（四庫叢刊續編景明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翻印，1981），卷 7，〈上趙丞 相劄〉，頁 57。 18 李心傳，《道命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卷 3，頁 94：「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 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19 朱松先在紹興七年八月上書宰相論淮西事，九月又再上書高宗論不可撤戍。至紹興八年，秦 檜主和議，時朱松任職史館，與館臣胡珵、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共同上書反對議和。 朱熹〈朱松行狀〉曾記此事：「遂決屈己和戎之議矣。……於是眾心共怒，軍士至汹汹欲為變， 夜或揭通衢，指檜為虜諜，都人汹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 成於胡公之手。」（《文集(陸)》，頁 4512-4513） 20 朱松，《韋齋集》，卷 9，〈上謝參政書〉，頁 74。
為根基，有關經世、做人與政教大端的文章。21朱熹自幼好文章，懂得欣賞六 經及當代巨公之文，與其家學自然有關。這種文學的內容，與作者的人格風 度及精神氣魄不可分，也是一種通向實踐的知識。另外，朱松雖然不得志於 朝廷，卻以其詩聞名於世。傅自得的〈韋齋集序〉說：「故吏部員外郎韋齋 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 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 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22可見朱松的詩，講究直接表現作者的性靈、 人格與精神。另外，他曾經教朱熹學詩之法：「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賾六 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 律其度。」23這是教他要認識學術文化與道理的本原，觀古今事變與天地之造 化，並學習前人作詩的法度，才能寫出美好而動人的詩篇。這種學詩的方法， 與人格及性靈的陶養不可分，並從一開始便企圖與真實的文化、歷史與造化 結合。此種內涵極其豐富的「文學」知識，雖然包含了個人的想像，卻依然 指向真實世界與生命實踐。 朱熹幼年所學的對象，還包括與他父親往來的大儒。這些人給他的影響， 似乎都與其人格及道德力量有密切的關係。他九歲時陪侍父親，見到大儒尹 焞，並得到尹焞的《論語解》。《文集》中記道：「熹嘗於眾中望見其道德 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24顯示朱熹直接受到他人格與學問的影響。尹焞乃 程頤的弟子，曾因朝廷「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立志自此不復應舉。北宋 亡國，他冒死拒絕劉豫聘任而南奔。紹興八年，朝廷擬議和，他上書高宗與 秦丞相，痛陳大義，力反和議。然而書上不報，於是他於九年辭去禮部侍郎 兼侍講之職。宋史說他：「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 21 行狀中述其早年讀書之事亦可與起相發明。參見朱熹，〈朱松行狀〉，《文集(陸)》，卷 97，頁 4506-4507。 22 傅自得，〈韋齋集序〉，收入朱松，《韋齋集》書首，頁 1-2。 23 朱松，《韋齋集》，卷 9，〈上趙漕書〉，頁 68。 24《文集(肆)》，卷 55，〈答王德修〉，頁 2631。(參見：《長編》，頁 50)
力行若焞者蓋鮮 」。25尹焞以持守涵養最親切而篤實聞於世，於出處進退絲 毫不苟，置個人死生及得失於度外，是一個受到舉世尊敬的篤行君子。另外， 朱熹於九至十一歲時又親聞乃至親見韓世忠、胡寅、胡銓、都中正派人士與 其父及其館職同僚上書反對和議並因而去國之事。韓世忠是當時婦孺皆知的 抗金名將，最先上疏抗爭，從而引發朝中正人紛紛上書。禮部侍郎胡寅為理 學大家胡安國的長子，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曾與秦檜爭論和議於朝堂。年 幼的朱熹曾親見之，很受其感召。26胡銓則是當時抗議最激烈的士大夫。他上 書請斬主和派秦檜、王倫、孫近三奸臣，並請停止「和議」、北上抗金。其 奏章慷慨激烈、正氣凜然，因而名震天下。27朱松及其同僚則在胡銓遭受放逐 且”永不敘用”的處分後，竟立即上書，繼續痛斥乞和，可見其忠義果敢。朱 松一生所交遊，多為這一輩慷慨激烈，見義勇為的君子。朱熹少年時之所學 與所浸潤，亦由此可見。 朱熹的老師們，亦頗具積極實踐的精神。朱熹年十四，朱松卒。病危時， 「手書以家事託劉子羽，命朱熹稟學於武夷三先生：胡憲、劉勉之、劉子翬。」 28劉子羽是抗金名將。建炎初曾受知于張浚，在川陝一帶主持軍務，智勇雙全。 他堅決與金人抗戰，屢次冒死建立奇功，一生作為可歌可泣，最後因不附秦 檜而罷去。29朱松將家事託付給這樣的人，朱熹所受的教育與薰陶可想而知。 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都是學習程學的隱君子。胡憲乃胡安國子，「平 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他致力於二程所傳的聖學，以「克己」為本，生 25《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83)，卷 428，〈尹焞傳〉，頁 12738。 26 《語類》，卷 101。參見《朱子大傳》，頁 17-18。 27 按：《長編》頁 55 認為朱熹十歲時或親見胡銓，恐不確。《文集(伍)》，〈跋高彥先家諸帖〉所 謂：「熹猶及見紹興中年姦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為烈也。……季士又以此軸 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游，當日相隨去國者。三復其言，益以慨歎。」（卷 82， 頁 3897）所謂「及見」當指親聞此事，而不必然是親見「李（彌遜）、曾（開）、二胡（詮、珵）」 諸人。 28《長編》，卷上，頁 72-73。 29《宋史．劉子羽傳》，卷 370，頁 11504-11508。
平不苟出，有隱士的操守。他曾任建州教授，以「為己之學」教諸生，「聞 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 翕然悅服。」30是個言行一致的理學先生。劉勉之為太學生時，丞相蔡京禁元 祐之學與程學，他竟然私自求得其書，深夜鈔寫誦讀。後來亦因奸人當政， 拒絕科舉，「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紹興年間， 朝廷特召詣闕，秦檜不讓他見高宗，他「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是一個 為了堅守原則，而放棄一生榮華的人。31劉子翬與劉子羽為兄弟。他們的父親 劉韐於靖康間奉使金營，拒絕金人誘降，竟自縊而死。劉子羽扶柩歸鄉，發 誓與金人不共戴天，成為抗金名將。子翬則為父親廬墓三年。他體弱多病， 築室於故鄉屏山下，宣講程學、論說道義。雖然隱居，卻無時不憂國，而充 分表現在他的詩篇中，頗為時人所重，有詩史之稱。朱熹九歲時初見劉勉之， 十一歲初見劉子翬，更早則於六歲初見延平李侗，他們個個都是慷慨忠義之 人。32這些後來影響他一生的老師，都是他幼年時便認識的父親好友，其影響 自然極為深沈。朱松平日所來往的都是這輩忠義恬退之士，臨終之托孤，更 可見他的懷抱。這些老師給予朱熹的教育，當然不會只是書本上的知識，而 是指向生命實踐的學問。 朱熹本人的氣質，頗具知識性與思想性的傾向：《朱子語類》記載： 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 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 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池本作「天外」，夔孫錄作「四邊」是何物。33 五、六歲時便為了思考宇宙之究竟的問題到幾乎生病，可見朱熹對於解釋「世 界」有極強的興趣，一定要追求一種徹底的理解。這種基本性格與他日後致 30《宋史．胡憲傳》，卷 459，頁 13463-13464。 31《宋史．劉勉之傳》，卷 459，頁 13462-13463。 32《長編》，卷上，頁 37、53、62。 33 朱熹，《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 年；該書以下簡稱《語類》），卷 94，〈周子之 書‧太極圖〉，頁 3774-3775。
力於萬事萬物之原理的研討，應有一定的關係。然而朱熹早年的學術取向， 畢竟受到前述家庭與師長的影響最大。他在這些賢豪之士中長大，自幼便有 不凡的志向。朱熹十歲時在臨安讀《四書》，便慨然發憤上進。34 同年已「自 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35他自己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 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36朱熹大弟子黃榦所 撰的〈朱熹行狀〉，則記載他「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37 對年輕的朱熹而言，「聖人」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偉大標準，而所謂「喜不可 言」、「厲志聖賢之學」則表示他對於這做人的最高境界，有發自內心的熱 切嚮往。學聖人這個想法，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知性的目標，而是一個實踐的 目標。他雖然是從長輩中聞見這個目標的意義，並非親證，然而在當時已有 不少感受。他說：「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38「這物事」三字雖未說明，當指聖賢 的大道而言。可見他很早便對聖人之道的美好處，有切身的感受。「銖累寸 積」，則表現出他累積的為學功夫，這與陸象山頗為不同。 朱熹早年除了一般士大夫子弟所受經、史、文章、詩賦的教育外，特別繼 承了二程理學的傳統。他說他早年「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 而未得其處。」39為己之學，正是理學家教人的最要法門。他九歲時鈔誦尹焞 的《論語解》。十一歲至十四歲，在父親的親自督導下，致力於四書與左氏 春秋等經書的研讀，並直接受到了二程與楊時一脈理學的教育。40然而在十四 34《語類》卷 121，頁 4671：「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 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 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裏是如何著，是 如何做工夫。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其年份考訂 參見《長編》，頁 59) 35 王懋竑，《朱子年譜》(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2。 36《語類》，卷 104，頁 4151。此條為包揚於癸卯年以後所錄，時朱子年逾五十四。 37 [宋]黃榦，《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6，〈文公朱先 生行狀〉，頁 405。 38《語類》，卷 104，頁 4167。 39《文集(貳)》，卷 38，〈答江元適〉，頁 1700。 40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22-26, 28。
歲時，才透過劉勉之、劉子翬的教授，正式開始讀二程與張載的著作。兩先 生特別以張載《西銘》教朱熹，這是理學家教學者立志的大傳統。41他十五歲 時勤攻《四書》，「讀呂大臨《中庸解》與《孟子》「自暴自棄」章，警厲 奮發，作〈不自棄文〉」。42同年讀《周禮》，以為此書係從聖人廣大心中流 出。43十六歲時，在朝廷禁程學中，潛研二程理學。44朱熹的理學雖然得自家 學，然而正式學理學，則是從學於三先生之後。前述立志「學聖人」，也在 十四、五歲這個時候。這與古人「易子而教」的傳統可能有關係，然而更重 要的是，朱熹是在父親過世之後，才更加發心學聖人及鑽研理學。在失怙的 心情中所讀的書以及所立的志，不免有一種補償的作用。朱熹二十歲所作〈壽 母生朝〉詩中寫道：「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人間榮耀豈 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45可見他於父親過世後，深感人生無常，家中又無 所依傍，只能全心讀書，並寄託此心於對「道義」的追求上。事實上，朱熹 從十歲之後便致力於經書，這種看似偏向「知識」性的追求，背後其實有著 巨大的實踐力量。孔子、孟子與朱熹都是孤兒，卻都提出了對於「道義」的 永恆追求，這其中應包含孤兒奮力重建「世界秩序與意義」的意志吧。然而， 朱熹在這個時期，卻也開始走向參禪問道的路，我們在下一節對此將有進一 步的分說。 綜論朱熹第一階段的為學，他雖然十歲便知力學以上達，十四五歲便確然 有志於學聖人，然而此時所謂的學聖人或「道義」，其實是以所聞見於長者 的風範，或所得之於書冊者為主。聞見想像者多，實得者寡，仍然是以「知 識」為主。雖然如此，他周圍的長輩都是認真實踐儒家道德的賢豪之士，這 也使他所得乃至所求的知識，絕不僅限於書本文字，而是直接指向實踐的知 41《長編》，卷上，頁 81-82。 42《長編》，卷上，頁 85。 43《語類》卷 33，頁 1362：「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參見《長 編》，頁 97)。 44《長編》，卷上，頁 99。 45 《文集(壹)》，卷 2，頁 297-298。(參見《長編》，頁 84)
識。朱熹早年循著儒者為學的舊門徑──讀書明道理為學。他好學、好問、 好思想，對於書中的根本義理，頗有所見，知識性的傾向很重，這可能是他 的一個基本傾向。然而，朱熹很早便透過家學繼承了理學「認真實踐」及「為 己之學」的「新傳統」，對於如何實得於己非常用心。也因為如此，他發現 聖人不易學，書中的義理並未實得，從而埋下第二階段參禪修道的契機。朱 熹積極學聖人與參禪學道似與父親的過世有相當的關係。父親在世時，環境 縱然艱難，世界總是安穩的。然而父親的去世，讓他必須從一個超越於現實 的源頭去尋求生命的支撐點。這種追求，在開始時不可避免的帶有相當的知 識性與想像性，而非純然立基於真實具體的生活之中。這一點與陸象山一路 在其原生家庭中學習歷練非常不同。朱陸異同，與雙方家庭及成長背景的巨 大差異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很早便表現出大為不同的學術經歷與取向。46 46象山為學甚為平順，頗有一直超悟的氣慨。依其所言，似乎年十三、四便已大悟，而後主要在 大家庭中培養鍛鍊，由此一路上達，自信有得於大道。（參見〈年譜〉，《陸九淵集》[北京:中華,1980]， p482-483，485。）大抵象山的成長環境較安定，家庭完整和樂，儒家之道對其而言本屬天經地 義、自然而然。其所存在的世界完整穩固，內心深處易覺安定，少有所疑。從此穩固的心理基 礎出發，較容易自覺我心合於天地之心，此道合於宇宙之道，而不假他求。朱子的家庭流離困 頓，父親十幾歲便去世，師長亦往往退隱好佛，因此他的生長環境充滿不安定的因素。儒家的 世界，對他而言並非如此確定而完整，不如象山那般自然而然。他必須用自己的力量，融入天 地間一切事物，重新確立世界的秩序與意義。因此朱子的求學歷程較為曲折，疑惑思辨既多且 深，而且比較需要透過經典與聖人來設定標的，從而安定其趨向並擴大其視域。朱子學術重知 識性，與此家庭與成長背景當有密切的關係。孔子年輕時亦曲折，故四十而不惑，而象山十三 歲似已不惑。孔、孟、朱子、范仲淹、歐陽修等心量極廣大並企圖徹底重建世界的秩序與意義 之人皆早年失怙，此現象在中國學術與文化史上應具有重大意義，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二階段：務求實得於心：參禪修道與鑽研理學（十
五、六至二十五歲）
朱熹父親的過世，於其學術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他一方面開始正式 讀二程與張載的書，一方面逐漸走上參禪問道的路。這是他研習心性之學的 關鍵階段，其學習與追求的性質，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朱熹在父親過世後半 年，與母親遷至潭溪過著寄居劉氏的生活。劉家對朱熹很好，不僅讓他與自 家子弟一同讀書求學，還供他房舍田產，使他無後顧之憂。47然而朱熹在心情 上還是頗感戚苦，如前所引，他說自己：「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 荒。……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48父親去世翌年，他寫信給原 本生活在一起，如今窮困不得志的三叔，訴說投靠異姓、寄人籬下的辛酸。49 這段時間的朱熹，生活主要以讀書為中心，精神上卻開始一段新的追求。知 識與想像已經不再能滿足他。他需要一種「實得於心」，感動其全生命的實 踐經驗。 朱熹寄居劉家，進入劉子翬所主持的劉氏家塾讀書，受業於武夷三先生。 50其中影響他最深的首先是屏山先生劉子翬，其次是籍溪先生胡憲。他們平日 雖然給予朱熹正統的儒學教育，可是各自在精神上，卻帶有其他的嚮往。劉 子翬本人儒、釋兼修。他雖然很有忠君愛國的熱忱，身體卻一直多病，難免 喜靜厭動，作清靜無為之想。朱熹的〈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寫道：「[屏山] 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 47 《長編》，頁 73-81。 48 《文集(壹)》，卷 2，頁 297-298。 49 《長編》，頁 84。 50 是即後來的屏山書院。由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先生主教。《長編》，頁 76-77。道在是矣。」明白說出他以佛老的清靜寂滅為至道。51另外，朱熹在論述自家 師承與傳授時說道：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 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 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 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52 可見二人均好佛老，而劉子翬所得尤深。子翬所作之《聖傳論》，企圖調和 儒佛，其中心思想與其說是儒學，不如說是佛學。所重在「了生死」之苦， 而非儒學傳統的倫理、家庭與生命。53朱熹在潭溪隨著他們讀書，不免深受這 種儒佛不二，乃至陽儒陰釋學說的影響。他自幼仰慕聖人，喪父之後的孤苦 心情，更使他有心追求真正的聖人境界。劉子翬以身心親證的學說，便引領 他走入習禪的道路。朱熹說：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 道絕徑塞，卒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 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54 可知朱熹雖然立志學聖人，可是只從讀書入手，終究不得其門而入，於是改 而參禪，尋求開悟與親證。這裡所說的「下從長者，問所當務」，應當就是 請問劉子翬、胡憲、劉勉之等人。其中劉子翬固然以清淨寂滅為道，而胡憲、 劉勉之二人亦好禪學。三人雖同有忠義之慨，又同為儒家意義上的隱君子， 卻也都深好佛老，甚至可說是陽儒陰釋的理學家。55朱熹自幼讀聖賢書，又跟 隨這群師長學理學與儒學，而他們教他求道的核心奧秘竟是尋求「開悟」。 51《文集(伍)》，卷 90，〈屏山先生劉公墓表〉，頁 4169。 52 《語類》，卷 104，頁 4164。 53 《語類》載：「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 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 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 來，說許多話耳。」（《語類》，卷 96，頁 3932）。然而此書在當時仍被認為是道學之傳。所謂「何 若再乞申誡師儒黜伊川之學，張載《正蒙》、劉子翬《聖傳論》均在被禁之列」（《長編》，頁 95-96）。 可見理學與禪學在當時密切而往往難分的關係。 54 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佛法金湯編》卷 15、《歷朝釋氏資鑑》卷 11。 55束景南，《朱子大傳》，49-72；《長編》，87-93, 105；。
也就是說，一旦面對終極性的實踐要求時，諸先生都認為必須透過開悟式的 心性之學才能得道。由此更可見，對於武夷三先生及年輕的朱熹而言，理學 乃至禪學的核心，都是實踐性而非知識性的。 學聖人固然一直是朱熹的中心嚮往，然而完美的儒家聖人畢竟都存在於書 本與歷史之中。現實中的儒者，在身、家、國、天下的各種需求及責任中奮 鬥，不免遭遇種種問題，於是往往轉向看來灑脫無礙的方外高士請益。這並 不表示他們放棄了儒者的基本身份，卻表現出真實世界中儒學與佛老的一種 關係。這類情況，在宋代本極為普遍，而南宋初年更有一種士大夫階層普遍 參禪，忠義之士也往往好佛的一個特殊現象。宋代政治內部有許多結構性的 問題，一向難以改變。慶曆變法固然失敗，熙豐變法更帶來不斷的政爭，而 北宋王朝就在黨爭中亡國。南渡後制度上的問題依然，且國家為求苟和，不 惜打擊忠義之士，使人心極為苦悶。加以歲貢於異族，橫徵稅賦，百姓受難。 「包容政治」之下冗員太多，彼此牽制。種種的問題，不免讓人尋求宗教的 安慰，佛、道兩教大行，也就不足為奇了。禪學因與儒學近，更成為富有自 覺與道德意識的宋代士大夫之首選。當時士人普遍參禪，正反映他們內在的 苦悶或無出路。而朝廷也一向喜歡利用佛、道的信仰來安定人心，對兩者採 取扶植的政策。56 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朱熹雖然出身於儒學家庭，師承道 學先生，讀的是五經四書，而自幼所聞所學卻深受佛老之說的浸染。朱熹的 祖父朱森，晚年以「究心佛典度日」。他的父親朱松雖然大節凜然，卻也頗 好佛老，「一生同納子緇流、羽客道士廣交」。57另外，朱熹的母親與外家全 家皆篤信佛教，其最親近的三叔朱槔雖有大志，卻也以釋老之態度處世。58至 於朱熹所從學的三先生傳授給朱熹的，則根本是儒釋道合流的學說。這些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實踐的固然是儒家及理學的道理，但骨子裏又往往不脫禪 56 以上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台北：臺灣商務，1980），頁 391-452。杜繼文、魏道儒 《中國禪宗史》（南京：江蘇古籍，1993），頁 378-9。郭朋《宋元佛教》（福州：福建人民，1985）， 頁 1-2。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87）。 57束景南，《朱子大傳》，頁 26。 58束景南，《朱子大傳》，頁 27。
學。朱熹自幼嚮慕聖人，喪父之痛使他更加全心追求最高的道義與人生境界。 他的個性徹底而認真，不容許任何含混不清。既然要學聖人，就必須徹底到 達與道同體的境界。這種實踐性的最高要求，逼使他走上尋求開悟的道路。 朱熹學禪，主要是跟從道謙禪師及其師父大慧宗杲。59這段時間長達十 年，又恰是他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十年，值得我們仔細研究。大慧宗杲乃南 宋極受朝廷、士大夫與僧界推崇的一代禪宗大師。他深感前代文字禪與默照 禪的流弊，於是開創了看話禪一門，同時主張儒佛「名異體同」，企圖融儒 入釋，在禪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宗杲曾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 與忠義士大夫等。」60 他因應和反對和議的張九成而遭論列，並被削落僧籍且 流放至衡州。宗杲與主戰派張浚、張九成等士大夫交往甚深。61 劉子羽曾從大 慧宗杲學看話禪，修習有得，納為法嗣。62劉子翬雖師從天童正覺學默照禪， 亦曾受大慧提點。63對於年少的朱熹而言，宗杲乃是太師傅兼宗師級的人物。 道謙禪師則因少年失怙，欲報親恩而出家，其發心處便不失儒家的核心關 懷。64他本為崇安五夫里人，於宗杲門下開悟後，歸崇安仙州山隱居。他不僅 與劉子翬、胡憲過從甚密，也與劉子羽、劉勉之、乃至張浚、呂本中等人交 往甚深。65對於年輕的朱熹而言，道遷既是鄉賢，又是與他師長輩往來密切的 朋友。朱熹年十五、六時在劉子翬處初見道謙禪師，由此開始他研習佛老十 59 關於朱熹參禪學佛的過程，自來頗多隱諱不明不處。今人束景南先生對其有詳細的考證，所 得遠過前人，以下所述，大抵均本其考索所得。 6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4，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3)， 第 47 冊，頁 912 下。 61 以上參見：林義正，〈儒理與禪法的合流：以大慧宗杲思想為中心的考察〉，《佛學研究中心學 報》，第四期，1999 年 07。 62 參見：明棟，〈朱熹的佛教因緣〉，《法音》第 09 期(總 133 期)，1995。 63 《語類》載：「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卻云：『彥沖修行卻不 會禪，寶學會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卷 126, 頁 4856）；又 見《長編》，頁 89-90、97。 64 《補續高僧傳‧道謙傳》云：「早失恃怙，歎曰：『為人子者不及甘旨之養，當從浮屠氏學出 世法，以報罔極。』遂落髮。」參見：（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卍字續藏本，收入《續修 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子部宗教類，第 1283 冊），卷 11，頁 162。(參見《長 編》，頁 88)。 65 參見束景南，〈道遷考〉，《長編》，頁 88-95。
餘年的生涯。66年輕的朱熹對於道遷甚為崇敬，也深受其啟發。道遷所居的仙 洲密庵離朱熹所居的五夫里潭溪僅七里，朱熹經常往返求法，甚至曾寄居其 中。67朱熹年十七，道謙應劉子羽之邀出山，於五夫里建開善寺，於是他更常 向道謙問禪學佛。這段時間，他還常去劉勉之住處附近的竹原山，向勉之的 道友暨道遷的同門宗元禪師問禪。68朱熹年十八，道謙因得謗離開開善寺，往 衡陽跟隨宗杲，朱熹也因而於此時開始寄書宗杲問禪。69他同年應鄉舉，隨身 竟只帶了一本大慧宗杲語錄。70次年赴臨安省試，亦以道遷禪說應答而中舉。 71可見他當時已經是一個徹底服膺宗杲徑山禪法的道謙弟子。朱熹中舉後，依 然繼續隨從道遷禪師習禪。紹興二十一年，朱熹年二十二，授泉州同安縣主 簿，待次，建齋室名「牧齋」，讀經自牧，卻兼有師事道遷之意。72所作《牧 齋淨稿》，處處皆見習禪修道的氣味。從紹興十四、五年一直到紹興二十二 年道謙卒，朱熹一直師事道謙，之後又繼續向大慧宗杲學禪，直到紹興二十 六年，才真正轉而折向李侗之理學。這段時間可稱為朱熹的習禪暨「主悟」 時期。73 66 《語類》卷 104，頁 4165-4166：「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 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此僧即為 道遷，參見《長編》，頁 87-88。 67 束景南，〈朱熹與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收入《佛學新論》，頁 179-180。《長 編》，頁 94-95。亦見《朱子語類》，卷 104。 68 《長編》，頁 103-104。 69 《長編》，頁 107。 70 尤焴〈題大慧語錄〉記曰：「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 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慧語錄一帙爾。 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取足者也。」《佛祖歷代通載》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卷 30，頁 4。 71 《語類》載：「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某遂 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 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語類》，卷 104，頁 4166。 72 按：易謙卦象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關於牧齋一名之意含，詳見《長編》，頁 147。 73 根據束景南先生的研究，朱熹師事道謙與宗杲的時期，可分三個階段：一、紹興 14-21 年， 朱熹居崇安五夫里，於密庵寄齋粥，學禪於開善寺。二、紹興 21-23 年，於 21 年闢牧齋，讀諸 子百氏之書、學佛、學禪、學道。三、紹興 23-25 年，23 年赴同安，耽佛與覺醒。26 年拜李侗 為師。（參見：束景南，〈朱熹與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及《長編》相關年份
由上述可知，禪學與佛家之於朱熹，絕非一種抽象的學問或知見，而首先 是他最親近的師長、父執、親人團體的生命要素，其次則是他年少時期所師 事之出世高人的全生命體驗。這兩群人之間的關係又非常密切。前者為所謂 的儒者或理學家，後者為所謂的禪師。然對於年輕的朱熹而言，他們都是他 成長過程中極為親近而影響了他一生的人。這兩群人的共通點，在於求道， 也在於認真實踐自己所相信的道理。這對朱熹的學術性格，當有決定性的影 響。 朱熹所學的禪學，屬於宗杲門下的看話禪，講究一切放下，直見本心。朱 熹對於自己學禪的過程，有一段極關鍵的記載： 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 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 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我亦感師，恨不速證。 74 丙寅年，朱熹年十七。道遷來五夫里拱辰山下建寺。而所謂「決定不是」， 乃道遷所謂：「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 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若不絕，決定不悟。」75正是要破除一切言語知見暨 思量執著，以見得本心本性。他從此一心習禪，追求心靈的直接證悟，而不 再辛辛苦苦地透過文字或知識求道。《語類》載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 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 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76 這段話十分生動，將朱熹當時透過劉子翬與道遷學禪的過程，記錄得十分清 楚。其關鍵便是「昭昭靈靈底」的心。若認得並體現得此「昭昭靈靈底」心 記載。）按：朱熹始見道遷之年蓋為紹興 14 年或 15 年。道遷卒於紹興 22 年。之後數年，朱子 仍從宗杲學佛。 74 同註 11。 75 釋曉瑩，《羅湖野錄》（民國景明寶顏堂秘笈本），卷 3，頁 2；《長編》，頁 103。 76 《語類》，卷 104，頁 4165-4166。
就是會禪。道遷與宗杲的看話禪主張：「別無功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 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捷徑功夫。」77《居士分灯錄》卷下云： 熹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 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遷答曰：『…… 然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 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78 朱熹自己後來則說：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 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 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 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79 可見看話禪的方法就是教學者全心守住一句無從思量的話。因為一心在此無 從理會也無從攀援之處，如果用力夠深，久而久之，所有舊日積累的知見以 及攀援的心念都將散去，於是本心的光明發露，可以展現出各種的能力與智 慧。這種教法的目標，在於破除我們有生乃至無始以來所有的積習、知識與 業障，與打坐時持守一念以破除一切繫念有所類似。然而此方法不擇地或擇 時均可修行，又可破除宋代流行的文字禪的積弊，是為其方便殊勝之處。80朱 熹所學的這種禪法，是他這段時期修學的主軸，對於他自幼愛好思量、讀書 與知識的性格，恰好有對治之功。 朱熹學禪的結果，在其最早期的詩文中，有充分的表露。他十九歲時 寫道：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81 77 釋曉瑩，《羅湖野錄》，卷 3，頁 22；《長編》，頁 103。 78 《長編》，頁 94-95。 79 《語類》，卷 126，頁 4854。 80 破除文字禪的積弊參見龔雋，〈宋代文字禪的語言世界〉，《禪史勾沈》（北京：三聯，2006）。 81〈武林〉，《文集(壹)》，卷 10，頁 557。
「只我無心可愁得」，其中的「無心」，很值得注意。看話禪講求一切放下， 無心體可得，亦不逐外境而生心。82朱熹此詩，表現出他對看話禪的實踐與追 求。同年他又作「……八方妙門能測度，個中獨露祖師機。」83，可見一心向 禪。另外，他二十歲時說自己「熹邇來隱跡杜門，釋塵芬於講頌之餘，行簡 易於禮法之外，長安日近，高臥惟堅，政學慌慌，無足為門下道者。」84所謂 「高臥惟堅，政學慌慌」，顯然是嚮慕清靜隱居的人生，而不甚措意於學問 與政事。另外朱熹《文集》卷一收有《牧齋淨稿》，收入他二十二到二十六 歲所作的詩，其中幾乎處處可見參禪修道的意思，很表現出他這一時期的真 實心境。85 朱熹於這段時間，很愛遊訪名山，徜徉於天地自然之中。又愛探 訪世外高人，以求至道之所在。他二十二歲作詩： 謝公種藥地，……一掇召冲氣，三掇散沈疴。先生澹無事，端居味天和。…… 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為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山園，芝述 緣高岡。瘖矓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藥園翁，何以起膏盲？86 表露自己願從藥寮居士謝伋問道的心，出世的意味甚濃。謝伋是謝良佐的從 孫，其父参知政事謝克家曾彈劾秦檜。秦檜復相之後，父子一同隱居黃岩， 為時人所敬仰。謝伋於父卒後，種藥為生，深好佛學，兼修丹道以求長生久 視。87朱熹此時的自我認同雖然還是儒者，但是雅好佛道之意，躍然紙上。他 於同年又作：「遐瞻思莫窮，端居心自超。覽物思無託，即事且逍遙。…… 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理，貧悴非所歎。」88一詩。表現出一種 超然物外，不落思想言詮，安於此道，與時逍遙的意態。所重顯然在生活中 82參見：束景南，〈朱熹與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頁 180。 83〈訪昂山支公故址〉，收入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頁 4。 84〈與彥修少府帖〉，《朱熹佚文輯考》，頁 7。 85 據朱熹《文集》所記，《文集》卷 1，自〈題謝少卿藥園二首〉一詩至卷終，皆為朱熹手編， 謂之《牧齋淨稿》。而據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牧齋淨稿》所收錄的詩文從〈題謝少卿藥 園二首〉到〈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是朱熹 22～26 歲（紹興 21～25 年）間所做。與束景南 所說，《牧齋淨稿》是朱熹於紹興二十六年在同安官餘時所編一說相合。 86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文集(壹)》卷 1，頁 226。 87 《長編》，頁 145。 88 〈晨起對雨二首〉，《文集(壹)》卷 1，頁 229。
的道德實踐，而非知識。另外，他二十三歲時所作的詩，亦經常表現出類似 的意趣：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了此無為法， 身心同晏如。89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沖漠。寂寂悶林園，心空境無作。……浩然與誰期？ 放情遺所託。90 晨起踏僧閣，徙倚望平郊。……暫釋川途念，憩此煙雲巢。聊欲托僧宇， 遂晏結蓬茅。91 窮幽鮮外慕，殖志在丘園。即此竟無得，空恨歲時遷。川陸緜半載，煩 燠當歸緣。92 這一年，也可以說是他參禪的高峰。道遷禪師雖然已於前一年去世，但朱熹 依然愛好一種佛道化的人生。此時他尚未就任同安主簿，生活悠閒。詩中所 說的「超然與道俱。……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以及「心空境無作。…… 浩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都表明了他所「追求」，或說一種什麼都不追 求的自然空靈、與物俱化的境界。在這種生活裏，讀書與知識實在並不重要， 雖然無事時可以「聊披釋氏書」，然而不如「憩此煙雲巢」，「遂晏結蓬茅」。 可是我們此處也應特別注意朱熹用了好幾次「暫釋」，「遣」、「聊欲」、 「聊披」、「空恨」等字眼，表示他實際的人生與其理想的境界仍頗有距離。 「塵累」與世務對他而言，看來仍明顯是個問題。看話禪一切放下的理想， 在他身上並未付諸實踐。他只是愛好並追求那種無所住也無所礙的境界而 已。93 年輕的朱熹雖然十分用力於參禪，卻並未由禪而開悟。二十三歲那一年， 在熱烈參禪的同時，他開始積極修習道教。該年正月，他前往武夷山沖祐觀 參加道士的「焚修」。作詩曰： 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 89 〈久雨齋居誦經〉，《文集(壹)》，卷 1，頁 231。 90 〈杜門〉，《文集(壹)》，卷 1，頁 232。 91 〈晨登雲際閣〉，《文集(壹)》，卷 1，頁 232。 92 〈倒水坑作〉，《文集(壹)》，卷 1，頁 234。 93 按：束景南先生對該年之詩作往往解為「習禪有成」，「證道」之言。恐不然。參見《長編》， 頁 151-152。
誓當屏。94 又曰： 齋心啟真秘，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躊躇野水際，頻將 塵慮忘。95 由「塵緣誓當屏」及「頻將塵慮忘」兩句，可知朱熹當時一意滌除妄心俗念， 希望自己能達到無礙無染的真仙之境。既說「不眠」，又屢說「塵緣」、「塵 慮」，可見朱熹自認並未得道，而盼望藉由齋心焚修這類道教的方式，獲得 真正的超脫。96四月他出訪道遷，近二閱月始歸。中間作詩多首，既見其求道 之忱，亦見其仍有不足之慨。97回來之後，他寫道： 抱痾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即此窮日夕，寧為外務牽！……望山懷釋侶， 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98 既曰「趣幽禪」而懷道遷，又云「仙經」，可見他所志已不限於佛學。同年 秋，朱熹沈迷於道書，曾作〈讀道書六首〉，滿紙修道尋仙之意，願學長生 不死飛昇之術，以脫除「塵網」之羈絆。99九月道遷卒，朱熹以文祭之。該年 冬天，朱熹「齋居修道，作焚修室，擬步虛辭，仿道士步虛焚修。」100全面 而熱烈地修練道教，並作〈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曰： 歸命仰璇極，寥陽太帝居。翛翛列羽幢，八景騰飛輿。願傾無極光，回駕 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彼浮黎都。101 希望透過闢室焚修，頌步虛辭以禮敬諸仙，從而得道。所謂焚修，是指焚香 修道，借所焚之香煙以達於天庭。所謂步虛辭，則是齋醮時的唱詞，內容是 94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文集(壹)》，卷 1，頁 230。 95 同上。 96 參見《長編》，頁 149-150。按：束景南先生以此為自修有得，赴沖祐觀「證道」之旅。恐非。 97 參見《長編》，頁 151-152。 98〈夏日二首〉，《文集(壹)》，卷 1，頁 234-235。 99 如曰：「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形忘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 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至樂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靈芝 不可得，歲月逐江流。……仰首鸞鶴期，白雲但悠悠。」、「……東華綠髮翁，授我不死方。願 言秦脩學，接景三玄鄉。」、「……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笙碧天杪。」、「…… 聊乘白玉鸞，上與九霄期。激烈玉蕭聲，夭矯餐霞姿。」、「……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 均見〈讀道書作六首〉，《文集(壹)》，卷 1，頁 236。 100 《長編》，頁 154。 101 《文集(壹)》，卷 1，頁 239。
對於神仙的讚頌和祈禱。其旋律「宛如眾仙緲，步行虛空，故稱步虛聲」。102 朱熹齋居而仿效道士修鍊一至於此，既可見其求道的熱誠。也可見他之前參 禪究竟未能開悟，於是轉而求仙道。所求的方式則為讀道書、訪道士高人與 齋居焚修。而後兩者的重要性，顯然重於前者。同年冬，他的〈寄題咸清精 舍清暉堂〉寫道： 欲將身世遺，況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 絕塵紛。103 次年春〈誦經〉則曰： 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 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仗此息諸緣。104 前詩欲忘言而乘化以往，後詩則言藉晨昏讀道書以去塵累，對知識與語言的 態度似乎有些矛盾。105然而這兩者不免同為學道必經的門徑。朱熹屢言「絕 塵紛」、「厭塵累」、「息諸緣」，可見他修道的核心目標仍然是在於去盡 塵染，以躋於至道。然而從其反覆言此，亦可知他仍未能證道。二十四歲這 一年，他依然積極地讀道書與焚修，作了多首修道、詠道的詩，並曾再次過 訪沖祐觀。106然而他對於修道的知識與理想，卻未能透過實踐而證成。他在 這一年中，開始仕宦的生涯，擔任同安縣的主簿，公務漸忙。自此逐漸轉而 修習以儒學為主的學問。 朱熹在這一段時間當中，雖然以參禪修道為其核心追求，然而他並未忽視 對於儒學尤其是理學的研尋。劉子翬、胡憲等人固然仍以正統儒學與聖賢之 道教之，他自己也從未放棄儒者的身份。如前所述，他從劉子翬以及道遷、 102 劉宋劉敬叔《異苑》：「陳思王游山，忽聞空里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為神仙 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見《異苑》（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歷代筆 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五，「梵唱」條，頁 641。 103 《文集(壹)》，卷 1，頁 240。 104 《文集(壹)》，卷 1，頁 240-241。 105 忘言子指黃銖，亦有自比之意。見《長編》，頁 155。 106 例如：「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仟。未諧物外期，已絕區中緣。」「晨興香火罷，入室批仙經。 玄默豈非尚，素餐空自驚。起與塵事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歸來 應念塵中客，寄與玄芝手自封。」〈寄山中舊知七首〉，《文集(壹)》，卷 1，頁 243-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