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貢獻這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1~
－傅斯年，〈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
~他公開宣稱，他相信台大最後有一天應由台灣人來管理，
而他這個信念成為他的基本政策。2~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檢視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朝向「市場化」、「多元化」的方向前進，固然因 應世界潮流、因應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競爭以及符合現代化管理理念。
然則，對於大學角色之定位、大學理念之探討實則更為重要。易言之，一所 大學之轉型發展與大學主事者主觀的辦學理念具有密切且深遠之關係。又高 等教育之發展亦無法與客觀的歷史脈絡與當時社會結構脫節。正如美國高等 教育學者 C. Kerr 所主張：高等教育在回應教授學術界的願望時，它還必須 回應外部社會及世界的不斷變化環境。高等教育的歷史，很多是由內部邏輯 和外部壓力的對抗譜寫的。3因之，高等教育的探討是不能迴避歷史的。準 此，於目前討論台灣高等教育之走向時，實有必要對台灣高等教育之設置與 精神進行爬梳研究，並從主客觀因素彰顯辦學者理念與大學發展之間的互動 關係。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史中，傅斯年可謂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本研 究欲分析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與其在台灣大學實際作為，並探討兩者間可
1傅斯年，〈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傅斯年全集•第六冊》（台北：聯經，1980 年），
頁 231。
2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5 年），頁 86。
3C. Kerr 著，王承緒譯，《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21 世紀的問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5。
能的互動關係。此為研究動機一。
其次，從動態的觀點分析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歷程。事實上，傅 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深受歐陸大學理念之影響，他曾從歐洲近代大學發展 中，提出大學的三個要素，傅斯年提及：
歐洲的近代大學可以說有三種要素。一是中世紀學院的質素，形成 它的建置、賦予它某些遺訓，造成他自成風氣的習慣，並給予它自 負。二是所謂「開明時代的學術」，令算學、醫學等科目進入大學中，
與舊有人文社會學科相互激盪，歐洲大學才成名符其實的學府。三 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大學學術化，使大學之中出現了研究所、工 作室及附隸于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本獎金。4
由上可看出幾項端倪，其一是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深受歐陸大學發展影響。
再者，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十分看重「大學自主」與「學術鑽研」。於此 本研究從傅斯年青年留學英德時期探討他初期的學思歷程。復次，再從傅氏 作為一位知識份子對當時社會環境之批判，及救亡圖存的觀念中探討時高等 教育思想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矛盾與融合，且與蔡元培於北大時期的主 張、作為做一對比，試圖爬疏出共同的治校原則。5進而透過主持台灣大學 前的中山文學院與北大代理校長兩次實際經驗，探討從實務中不斷修正而來 的高等教育思想。此外，藉由傅斯年對教育相關問題之批判，及早期處理學 潮的經驗，於針砭教育、論戰中一定程度反映他形成教育思想的動態歷程、
修正或消長；而從參與五四運動到處理學生運動，傅斯年對學生與外在社會 互動的見解，也多少出現轉向。這樣的轉向是否對日後處理台大四六事件有
4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2。
5從《顧頡剛年譜》中，顧頡剛也道出：傅斯年往來的是當時的一群新知識份子。他們共同認為當 時中國首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學術社會」。而在這個學術社會中，不但要創建中國向來極缺乏的 自然科學，……這是把中國昔日的學術範圍和治學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換過的；這是知識上思想 上的一種徹底的改革。（參見：顧潮，《顧頡剛年譜》，（台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頁 169~170。）因此從中可知傅斯年與當時新知識份子，如胡適與蔡元培應對中國知識界、及對 教育之批判應有共同的思維圖像。
所影響，亦是本研究之旨趣之一。
最後，再從社會結構面的因素探討，傅斯年對社會的觀感如何影響他對 高等教育之主張。傅斯年曾經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因爲參與社 會活動，迫使他走出書齋，瞭解社會和認識社會，在瞭解和認識社會的過程 中，他深感民衆既是社會的主體，卻又因爲文化素質太差而難以承擔強國的 歷史責任。傅斯年認爲：當時的中國民衆由於長期受專制政權統治，缺乏社 會責任心，他曾沈痛地說：「我以爲中國人的無責任心，真要算達到極點了。
6」而由於文化素質太低，無法進行正常的社會生活，沒有能力擔負建設國 家，促使國家強盛的責任。他指出：「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有何社會 真義可說。若干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桎梏行爲，宰割心性，
以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從領略。猶之犬羊，於己身生死地位、
意義，茫然無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7」民衆落後愚昧到如此程度，又如 何能擔負起救國的責任呢？要救國，必須喚起民衆，而如何喚起民衆，自然 最主要的途徑是用教育改造國民性，提高國民的基本素質。由此可見，傅斯 年頗希望透過教育來提升整體國民素質與國家之競爭力，就這個面向而言對 其高等教育思想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傅斯年治理台大期間，面對台 灣終戰後的社會結構，台灣人民對祖國想像的幻滅、經濟膨脹、官員腐敗，
國民黨的去日本化以及要求台大收容寄讀生等背景之下，這些現實結構的困 境，多少使傅斯年的教育理想落實到教育現實中，產生一修落或修正。研究 教育思想史，也不能忽視內部思想與外部結構間的交互作用。
簡言之，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形成歷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不斷循環 的動態過程；是一個理念學思與實務工作相互校正的過程，而妥善地爬梳整 理與解釋其中的發展過程，以求正確理解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此為研究
6傅斯年，〈中國狗和中國人〉，《傅斯年全集˙第五冊》，頁 48。
7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 350。
動機二。8
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於 1928 年 4 月，初時僅設文政學部 與理農學部，校址位於台北市富田町台北高等農林學校之內；1931 年 3 月，
第一屆帝大學生畢業，其後四、五年間完成大部分校舍的建築；1936 年 1 月，增設醫學部於台北市東門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內，是年 4 月取消台北醫 專，另外成立醫學專門部附屬於醫學部內；1937 年 4 月，將原台北醫院改 為帝大醫學部的附屬醫院；1939 年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1 年 4 月，台 北帝大附設預科成立，位於士林芝山巖山麓；1943 年 3 月，增設南方人文 研究所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是年 4 月將理農學部分為理學部與農學部，
而農林專門部則與帝大分離，遷至台中，改為台中高等農業學校，同年 5 月 增設工學部。9因此；直到終戰前夕，台北帝大設有文政、理學、醫學、農 學、工學等部，並附設有醫學專門部及大學預科，另外包括三個研究所。10 終戰之後，國府教育部設台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任羅宗洛為特派 員，派至台灣輔助接收教育諸事宜。1945 年 11 月 15 日，羅氏偕同陸志鴻 等七人赴校接收，改台北帝國大學為「國立台北大學」（筆者按：台灣大學 即以 11 月 15 日接收日，作為校慶日），直到 1946 年 1 月初才正式稱為「國 立台灣大學」。11接收之後，在首任校長羅宗洛的主持下，依中華民國學制，
將「學部」改為「學院」，文政學部分設置文學院與法學院，並將預科改設
8關於傅斯年的學思歷程，王汎森於〈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藉由爬梳整 理傅斯年檔案來試圖回答傅斯年思想歷程中的一些問題，最後解釋了為什麼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 知識份子，始終與蔣介石政權保持一定的關係？原因在於從書信生活交往網絡中不難發現，於生 活上傅斯年與傾向自由主義思想的國民政府技術官僚政治生活圈的往來，也一定程度影響傅斯年 的作為。換言之，筆者也肯定思想史與生活史有某種程度的「重疊交集」，只可惜王汎森並未從傅 檔中特別討論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於此本研究欲從生活史與思想史的相互影響與重疊交集中 重新了解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參見：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 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 年），頁 489~516。）
9國立台灣大學主編，《國立台灣大學概況》（台北：台灣大學，1947 年 4 月），頁 1。
10國立台灣大學主編，《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台北：台灣大學，1947 年 4 月），頁 3。
11楊彥彬，〈林茂生與台大文學院接收初探〉，《台北帝國大學研究研討會論文集》（台北：，1990 年），頁 8。
大學先修班，醫學專門部則改為醫學專修科。12羅氏後來因學校經費問題於 1946 年 5 月離職，台大校務則由臨時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負責維持；131946 年 8 月，陸志鴻繼任校長職（1946.8~1948.5），校務委員會乃告結束。陸氏 任內，於 1947 年 1 月將省立法商學院(原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併入台大法學 院，其間二二八事件爆發，台大教授林茂生，杜聰明等人與部分學生涉入此 事件。1948 年 6 月教育部改派莊長恭接任校長，任期七個月(1948.6~1949.1)；
時值國府內戰失利，遷台避難已成定局，教部遂於 1949 年 1 月改派傅斯年
（1949.1~1950.12）抵台接任莊氏之職。14
旋上任的傅斯年校長表示：從「帝大到台大，在大學精神的變革上意義 重大，係脫離大學的政治性與工具性，而回歸其學術性與自尊性。」15這樣 的宣示代表著要去除日治時期台北帝大的國家性與工具性。並且傅氏進一步 認為：「台大是學術性大學，其關懷對象應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16因此 從中可見傅斯年所欲去除的是日本式的工具性與國家性，然則「去日本化」
之後，於課程設計、師資聘任、人才培育等方面，傅斯年究竟帶領台灣大學 走向「中國化」？「台灣化」？亦或「世界化」？並且如何推動台灣大學的 轉型？為台灣大學留下哪些遺產？亦是本研究之旨趣，此為動機三。
再者，本研究依循上述生活史與思想史是否有交集之思考，進一步交錯 分析傅斯年的政治態度、人際交往以及回應當時台灣動盪的社會，對其高等 教育思想與大學辦學實際作為之間的拉鋸、徘徊與可能的落差，藉此整全地 探討傅斯年大學理念與作為，此為動機四。
最後，綜合所論提出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與對台灣大學轉型影響之歷史
12國立台灣大學主編，《國立台灣大學概況》（台北：台灣大學，1947 年 4 月），頁 1。
13同上註，頁 4。
14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台灣大學現況〉，《台灣文獻˙26 卷》（台中：，1975 年），頁 239~240。
15傅斯年，〈國立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227。
16同上註，頁 230~231。
評價。進行歷史人物的論斷與從中進一步找尋其教育蘊涵並非一件容易之 事。引發這樣的研究動機，主要是因為林玉体於《哈佛大學史》序中提及：
近年來，台灣各地學校編校史的風氣漸開，也有不少校史付梓，但幾乎 所有校史都是一筆流水帳，少有意義的敘述，其中論及校長之更迭，所 費文字及相片最多……校史鮮少評斷其作風、觀念、及骨氣，這種校史，
非但不能作為有價值的史料，更缺乏「教育」蘊涵。」17
林玉体之見解與胡適評論中國較缺乏生動可讀、可歌可泣的傳記有類似的看 法，胡適提及：
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人物往往只靠一些乾燥枯 窘的碑版文字或史家列傳流傳下來；很少的傳記材料是可信的，可讀的 以很少了；至於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18
易言之，傳記之寫作並非僅僅詳實爬梳記載傳主一生的思想與事業，更進一 步需進行動態發展的觀察以及與時代結構、精神的相互為證，方能較為正確 地論斷其歷史評價。上述之主張，便促使本研究欲進一步對傅校長進行評價 並試圖找尋歷久彌新之大學教育之主張。
對於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與於台大的實際作為，須置於當時的社會脈絡 下進行評價，一方面較能理解在回應社會結構時內部思想的動態發展；另方 面就實際作為上之影響，本研究欲從歷史「縱軸」與「橫軸」來加以討論。
就歷史縱軸而言，往前追溯日治晚期台北帝大之境況，以及稍往後涉及傅斯 年之後台灣大學之發展，從台灣大學於時間推演的轉型變化來討論傅斯年對 台灣大學中之影響。就歷史橫軸而言，試圖透過與中外名校長之對比，如曾 任北大校長，開啟北大學術自由精神的蔡元培，及同一時期世界一流大學哈
17林玉体，《哈佛大學史》（台北：高等教育，2002 年），頁 1。
18胡適，《胡適論學近著》（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頁 513~514。
佛大學校長－J. B. Conant 交互討論。19從中建構一位大學校長應有的理想圖 像，或應有的行為準則。進而發揮「以史為鑑」探討其中蘊含的教育意義，
評析目前台灣高等教育發展中「市場化」與「卓越化」之爭議，試圖提出大 學應如何真正追求卓越？應重視哪些大學本質與精神？此為本研究之動機 五。
依據上述所闡明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問題意識主要有以下數端：
一、首先探討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本研 究主要分為：青年留學英德時期、早期對教育學術價值之批判與接掌台 大之前兩次主持高等教育行政工作之經驗，探討傅氏高等教育思想形成 的動態歷程。
二、復次綜論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之主要基調，及對大學「學術自主」之主張。
三、再者，從「師資聘任」、「課程規劃」、「四六事件」及「台大醫院改制」
等制度擬定、事件角色，分析傅斯年於治理台大中高等教育思想之轉 變，甚至是理念與現實的落差；其中蘊藏的權力糾葛，以及對台灣大學 轉型發展之影響，並進一步評價之。
四、進一步從「微觀角度」分析，傅斯年與學生之生活互動、對學生之期許、
要求，並保障台籍師生出國留學之理念與作為。
五、最後，總結傅斯年對終戰初期台灣大學轉型之影響與歷史評價。並試圖 對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提出相關建言。
為能清楚陳述研究思維，以下架構圖表示之：
19林玉体寫及哈佛大學第二十四任校長時，提及：1945 年以後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期哈佛大學校 長 J.B.Conant 與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皆以大學校長的遠見眼光關心中小學教育的發展。（參見，
林玉体，《哈佛大學史》，頁 277。）個人認為這樣有趣的對比應可以更加深入研究，並從中發掘 一位大學校長治校所展現的重要教育意義。
◎本研究架構圖－
圖 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史料運用
一、主要研究範圍
（一）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形成歷程方面：
主要從青年留學時期（1920 年代）到任台灣大學校長時期（1950 年代）， 一則分析隨歲月增長而展現不同階段的教育思想；另則分析思想觀念與歷史 社會之互動情形。
（二）主掌台灣大學時期：
從傅斯年接任台灣大學校長（1949 年 1 月 20 日）至傅斯年以腦溢血病 逝於台灣省議會會議場（1950 年 12 月 20 日）。
（三）傅斯年教育思想與主掌台灣大學之歷史評價
往前追溯至台北帝國大學晚期，往後論及傅斯年對台大之影響，從時間
探討:理想與現實之斷裂與符合 （動盪中的堅持與妥協）
1.生命史、政治態度 2.對當時教育之批判 3.實際行政工作之歷練 4.面對台灣當時的社會結構
－1.大學學術自主之追求 －2.大學師資聘任原則 －3.大學課程規劃與學術研究
－4.對學生運動之態度 －5.愛惜人才、與學生互動
影響
傅斯年
高等教育思想 落實
主掌台灣大學
（轉型與遺產）
自 由 主 義
民 族 主 義
的縱軸討論傅斯年對台灣大學帶來什麼樣的轉變，留下什麼樣的遺產；由橫 軸方面透過北大校長蔡元培及幾乎同一時期的哈佛大學校長 J.B.Conant 進行 思想上的對比。
二、史料運用
（一）傅斯年檔案：
《傅斯年先生檔案》(以下簡稱《傅檔》)原係傅斯年先生遺孀俞大綵夫 人珍藏，傅先生之姪、前台大教授傅樂成先生生前曾構想利用這批資料撰寫
《傅斯年傳》，不幸齎志而歿。1985 年 1 月，傅斯年先生家屬決定將這批珍 貴的資料捐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以原員工互助會結餘基金 回饋。《傅檔》自此入藏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
《傅檔》入藏後，即據入所原樣分別編號，原件五大箱，第一箱 1716 號，第二箱 1011 號，第三箱 1518 號，第四箱 626 號，第五箱 110 號。基本 上一號一件，其中亦因函裝或套封裝者，故亦有一號多件者，初步估計，全 部文件達 5300 件左右。《傅檔》涵括的資料頗為繁雜，以傅先生的遺稿、及 其與各方友朋的往還書信佔最大宗，此外並包括照片、剪報、傅先生的個人 用品遺件等。目前《傅檔》的文字資料部分已全數影印編冊，陳列於傅斯年 圖書館傅斯年先生紀念室，以便學界查閱，其原件與非文字資料部分另行收 藏於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
「傅斯年檔案」一共有五個皮箱，內容從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品物到醫院 診斷書、催稿信、帳單、給學生的試題，品類相當繁多。
（二）傅斯年全集
本研究主要採用聯經出版社所印行的《傅斯年全集》，因此版本涵蓋了 41 年由國立台灣大學所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和 56 年由文星書店所印行
的《傅斯年選集》，並蒐集散見的書、序、短評等共九篇。20相較其他版本是 目前最為精審完善的編校。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有些見於其他與傅斯年交往 的知識份子，其書信往來間上可發現傅斯年之文章，如：傅斯年所寫的〈致 胡適信〉，並未收入《傅斯年全集》而是載於《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本研 究再輔以傅斯年師生的交往人際中，從他人的描述來側面了解傅斯年的生平 與教育思想之形成。
（三）《國立臺灣大學校刊》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 23 期，1949 年 1 月 20 日。∼第 101 期（1951 年 1 月 8 日。
（四）報紙時論（1949 年 1 月~1950 年 12 月）
1.中央日報 2.中華日報 3.公論報 4 台灣.新生報 5.獨立評論 6.新潮
第三節 相關研究成果探討
台灣學術界研究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大多以期刊論文方式進行討論，較少 專著討論其教育思想。而碩博士論文專門研究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則是徐剛於 1981 年所完成的《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學術事業》。此論文主要完整 概括地、通論地運用「傅斯年年譜」及相關資料將傅斯年一生的生平、教育 思想與相關教育活動作一介紹，而關於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僅佔其中 一章，而於台灣大學的實際作為與具體影響則以一節作為討論。由此可見，
對於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相關研究仍然缺乏。而徐剛論文中關於台灣大學 時期的主要結論是：傅氏建立了嚴格的新生入學考試制度，……加強基礎課 程，使學生入門的路子不錯；他延聘優良師資，照顧學生生活，建造教室、
增置設備，位學生安排了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他極力培植台灣人材，不僅
20俞大綵，〈序〉，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一冊》，頁 1。
為台灣儲才，也安定台灣的人心，……傅氏主持台大，時間雖甚短，但他對 於台大，實有「奠基」之功。21
徐氏的論文主要從「入學制度」、「師資課程」、「教室設備」、「照顧學生 生活」及「提振學術風氣」來說明傅斯年對台灣大學的貢獻，而論證有「奠 基」之功。此研究雖通論式地介紹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然對於歷史定位與貢 獻則可在進一步從多方面加以討論；多方面論證何以有奠基之功。並從傅氏 的高等教育思想討論於台灣大學經營中落實多少，是否符合？是否斷裂？
進言之，因徐剛的論文於民國 70 年完成，或因行文寫作時並未解嚴、
或因「傅檔」並未完整公開，故而對當時傅斯年主掌台灣大學時重要的「四 六事件」幾乎未提及，實為可惜也使得對傅斯年的歷史評價未必能夠完整。
此外，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實與他對整體教育問題的看法有所關聯，
因之傅斯年的教育改革主張亦有助於理解其高等教育思想。而黃俊傑〈傅斯 年論教育改革－原則、策略及其啟示〉一文主要以傅斯年 1950 年（逝世當 年）2 月份所寫的〈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為討論主軸。黃俊傑此文有論有 據，其中評析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中相當強調大學的學術研究角色，而較不 重視大學的推廣或服務功能。並且歸結岀兩項傅斯年教育觀蘊涵的啟示，一 是「均衡原則」；二是「本土取向」。22然進一步評析傅氏較少在教育領域與 非教育領域的互動脈絡中，討論教育改革問題，因之黃俊傑從中提出了「建 立學生的主體性」以作為補充。23黃俊傑此文雖對傅斯年教育改革思想進行 評述，然仍有幾處值得討論：一是僅以〈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一文作為討 論主軸，似乎較缺乏其他實務或相關文章之佐證。二是黃俊傑文章中似乎欲 從「時代背景與個人特質」來討論傅斯年教育改革思想的激發，但仍無法清
21徐剛，《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學術事業》（台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頁 174。
22黃俊傑，〈傅斯年論教育改革－原則、策略及其啟示〉，收入《台大歷史學報》，第 20 期，1996 年 11 月，頁 94~97。
23同上註，頁 97~99。須說明的是傅斯年於此所謂的「本土」係指中國而非台灣。
晰可見「社會結構－個人思想」兩者之間緊密結合之關係，易言之仍無法從 中論證當時傅氏所處的台灣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背景，是否影響到傅斯 年對教育改革之看法，此方面應可再深入探討之。最後，關於黃俊傑所補充 的「建立學生的主體性」觀點，傅斯年在歷經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與「台 大四六事件」從「參與主導者」到「安撫營救者」，事實上傅斯年對學生運 動與學生角色，定有相當程度之見解而非完全付之闕如。舉例言之，於台大 四六事件中國民黨政府欲實行聯保制度，以確保所謂的思想純正。傅斯年對 此舉公開發表文章進行反擊，在文章中強調：
假如我對於這樣的舉動妥協了，我念這幾十年書的工夫也就完了，還談 教育嗎？我不能承認臺灣大學的無罪學生有罪，有辜的學生爲無辜，此 之爲公平。不能承認任何人有特權，此之謂公平。……寧可我受誣枉。
我既爲校長，不能坐視我的學生受誣枉。24
準此上述，從台大四六事件中或許多少可進一步細查傅斯年對於高等教育中 學生的角色與主體性之相關主張，以整全了解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
另外，張光甫的「傅斯年教育思想初探」一文從人生的態度、道德教育、
大學的理想與實際及教育改革與施行等四方面分扼要地介紹傅斯年的教育 思想。25張氏此文主要有幾項啟發：1.不以時間脈絡流水帳式地介紹傅斯年 的思想，而是加以分類整理《傅斯年全集》中的內容。2.特別點岀了傅斯年 對大學學術研究之重視，然傅氏卻對大學中設置「教育科系」有所偏見與簡 化教育學術，認為教育係為中小學之事。3.張光甫文末提出應從傅斯年對中 國社會背景之觀察，來探索期教育思想，這樣的主張也給本研究一些啟發。
然尚有一些問題於此文並未討論，如：相對於思想方面，此文或因侷限於題 目，並未對傅斯年於教育制度面的實際作為進行討論，例如傅氏如何處理台
24傅斯年，〈幾個教育理想〉，，《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 76。
25張光甫，〈傅斯年教育思想初探〉，收入《教育論叢》（高雄：復文出版社，1999），頁 325~354。
大四六事件。且也尚未從傅斯年對當時台灣社會之觀察入手，討論如何影響 傅斯年對教育之看法。此外，對傅斯年之歷史評價也未能明確，這些也將是 本研究及將努力之目標。最後，王汎森（Wang Fan-sen）2000 年的西文著作”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此書雖非主要討論傅斯年的教 育思想與教育活動，但其中大量運用「傅斯年檔案」重新提供了五四運動時 期傅斯年的生平思想與精神理念，此書也提及傅斯年與顧頡剛、陳布雷、胡 適等人的交往情形，從中論證傅氏與國民黨之人際網絡及政治態度，此書之 詳盡與深入辯證，可謂是「傅斯年研究」的里程碑。
而中國大陸方面的研究，主要因傅斯年的政治立場傾向國民黨政府，並 隨國民政府來台，是故「譽滿天下、謗滿天下」的傅斯年於中國大陸 50 年 代之後，對其生平與思想便較少討論，甚至於 1950 年 12 月傅斯年逝世，消 息於隔年 1 月傳至中國大陸也並未、也不敢引發探討。26論及傅斯年教育思 想主要有山東聊城師範學院教授馬亮寬所撰的《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此書 較為通論性地介紹傅斯年之生平與求學歷程，可以說截至目前為止談論傅斯 年教育思想較為完整的著作，然可惜之處有二：一是對於傅斯年教育思想之 評價並未能從整全的面向論述；關於大陸方面對傅斯年之評價容下文詳述；
二是對於台灣大學之治校理念與實際作為也未能深入。另外，馬亮寬所作的
〈略論傅思年的教育思想（上）（下）〉，此文雖屬較為通論性地介紹，並未 針對傅氏的高等教育思想進行探究。然馬亮寬卻也分析了傅斯年教育思想形 成的幾項因素，這些因素對本研究也有所啟發。馬亮寬認為傅斯年以教育學 術事業作為自己終生獻身的領域，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因素影響：其一是「時 代文化的影響」、其二「社會現實的啟示」、其三「老一代科學教育救國論者
26由傅斯年的北大學生鄧廣銘提及 1951 年的情況，可知中國大陸當時對傅斯年冷處理的態度，鄧 廣銘記載：到 1951 年 1 月內，我聞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後，顧不得我應與他劃清界線的大道 理，不禁在家中失聲慟哭起來。……而我卻沒有敢寫追悼傅先生的文字。（參見鄧廣銘，〈懷念我 的恩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台大歷史學報》，第 20 期，1996 年 11 月，頁 1~18。）
的影響」，文章中說明了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對傅斯年之影響。其四「家 庭的影響」等因素。27這樣的分析的確有助於了解傅斯年教育思想形成的動 態歷程，然於因素面向上若能擴及日後的教育實務工作對其思想之修正，則 更能一窺歷程之究竟。再者，影響思想形成的解釋力與確切証據仍有待加 強。馬亮寬文末認為傅斯年無論教育的實踐還是教育理論建樹，與同時期的 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遜色，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就其教育思想的 基本內容來看，傅斯年與蔡元培、胡適、黃炎培、張柏苓等大體上是一致的，
在反傳統教育，建立新的教育體系和確立新內容方面有貢獻，並且都是教 育、科學救國的實踐者，都注重教育的目的……但相對來說，傅斯年的教育 思想和主張在某些方面更加激進，但整體上不如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更具 有開創性和影響力。其二，傅斯年雖然主張教育機會均等，但不像魯迅、陶 行知、楊賢江等教育家那樣為民眾教育而畢生奮鬥，努力使教育向全社會開 放，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也沒有這些平民教育家影響深遠。其三，傅斯年雖然 一生沒有離開教育，正當他對教育深入研究和系統總結時，不幸猝然去世，
從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論研究成果沒有問世，這不僅使後人深感遺憾，也 從整體上影響了他教育思想的價值。28
馬亮寬的評論尚有幾處可議與補充：第一，馬亮寬認為傅斯年整體上不 如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更具有開創性和影響力，這樣的對比尚不知其評斷 的基準何在？有多少強度的解釋力可說明傅斯年較不具開創性？第二，關於 教育機會均等之真諦，陳奎憙從英美的晚近發展與 1966 年美國國會發表的
《柯爾曼報告書》（Coleman Report）來說明教育機會均等的真義不外兩個基 本觀念：第一、每個人具有相等機會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這種教育是共同性、
27馬亮寬，〈略論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上）〉，收入《大陸雜誌》，第 94 卷第 2 期，1997 年 2 月，頁 42~43。
28馬亮寬，〈略論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下）〉，收入《大陸雜誌》，第 94 卷第 3 期，1997 年 3 月，頁 21。
強迫性的教育，可稱為國民教育。第二、人人具有相等機會接受符合期能力 發展的教育，這種教育氏分化的教育，其本意含有適應個性發展的意義，也 可稱為人才教育。29而馬亮寬所舉的平民教育運動，30應主要突顯傅斯年較 少談及教育如何普及、或真正從事普及教育的活動。矛盾的是在馬亮寬、李 泉與岳玉璽所著的《傅斯年：大氣磅礡的一代學人》一書中，又指出傅斯年 提出教育改革的另一條基本原則是教育大眾化，並提出傅斯年另一方面要修 正「中國傳統文明忽視大眾的傾向」，中國教育的基礎在鄉間，廣大農村是 教育最基礎的一環。31在這裡，馬亮寬又認為傅斯年是注重鄉村教育的。
事實上，檢視傅斯年教育主張是否具「教育機會均等」色彩，可從教育 機會均等的理念與實際作為兩方面加以分析之。若從實際作為討論面向，然 對於長期於高等教育學術機構服務的傅斯年而言，又因高等教育本質上在卓 越與均等的兩端便較傾向卓越，因之這樣的評論是否公允？則可進一步討論 之。而從理念面向討論，則可進一步從其相關著作主張中進一步討論。
最後，大抵上筆者同意馬亮寬最後一個評價認為傅斯年十分可惜地並未 將其教育思想與理論的研究成果作整體的呈現，如此的確影響他教育思想的 價值，然則這樣的評價筆者認為應進一歩考慮其具體的教育實踐，將理論體 系與實踐活動一併考慮，如此論斷其教育價值方能一探全貌。
29陳奎憙，《教育社會學導論》（台北：師大書苑，2001），頁 69~72。
30平民教育運動在 1930 和 1940 年代的中國是相當興盛的，尤其在政治局勢相當不穩的年代，如何 以有限的經費和人材來推展教育，本來即有相當的困難度，至於如何發展影響數量龐大的平民教 育，就更具挑戰性。更產生了幾位推行平民教育相當有力的代表性人物，如晏陽初、梁漱溟、陶 行知和黃炎培等。陶行知認為平民教育運動，實際上是平民讀書運動，其組織形式有平民學校、
平民讀書處與平民問字處等三種。1923 年 6 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陽初等人在上海組織中華平民 教育促進會籌備會，後於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進會，並於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推展全國 性的平民教育。1923 年秋，陶氏創辦安徽公學。然而在推展過程中，卻到處碰壁，最後，陶氏體 認到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在於農民和鄉村教育的問題，其後才將方向改變，轉而推展鄉村教育，
並創辦曉莊學校。陶行知認為平民教育不但能喚醒人民，挽回國家，而且還能改良社會，所以他 樍極地加入推行的行列，結果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參見：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論〉，收錄於董 寶良主編，《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頁 145-155。與自簡溎勤，〈陶 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5，1987 年 5 月，頁 125-158），頁 134。）
31馬亮寬、李泉與岳玉璽著，《傅斯年：大氣磅礡的一代學人》（河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頁 339~341。
關於戰後初期台灣大學發展之研究，歐素瑛 2006 年的《傳承與創新：
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主要依據其博士論文撰寫而成，
此研究依時間序列論述接收初期台灣大學於「歷任校長」、「師資結構」、「學 生來源」等轉變，進一步從「歷史學」、「考古人類學」、「醫學」、「農學」及
「藥理學」探討戰後台灣大學學術系譜之連續和斷裂。其結論認為醫、農、
理、工學院之相關研究屬於醫學、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項目，較不受意識型 態左右，因此變動不大；而文、法學院之人文學科研究則在「中國化」、「去 日本化」政策下，轉為以中國研究為主，教學與學術研究與戰前明顯不同。
32此論文中主要著眼於制度與學術研究的轉變，指出戰後台灣大學於有限經 費、設備缺乏、資師斷裂的情況下仍能維持一定的水準。歐素瑛指出戰後台 大大抵上符合「中國化」、「去日本化」之政策趨勢。33此博士論文完整、詳 盡地討論戰後台灣大學於「制度」、「研究」的發展，是研究戰後台灣大學發 展不可不參閱的論文。然論述中並未集中討論傅斯年的教育理念與治校理念 之轉向，於制度的改變中總是伴隨著權力結構的運作，與背後潛藏意識型態 之左右。本研究主要以傅斯年為主軸，進行人物思想與制度結構的交互作 用，並希望屢析制度轉折過程中、理想落實於現實結構的挫折中，一窺傅斯 年教育思想之變與不變，因之，本論文主要以人物思想為主，並且論及人物 於制度、事件上的角色。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國內外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大致上有一定的成 果與輪廓，這對於本研究提供一些基礎的認識與啟發。然則，上述研究或因 檔案未公開、或因政治立場或因以有限篇幅進行初探，都使這些研究有以下 幾個面向的缺憾。一是未能深入探討傅斯年教育思想形成的動態過程，以及
32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台北：台灣古籍，2006 年），
頁 426~427。
33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 文，2004 年），頁 364~365。
未能注意思想觀念與時代背景的互動情形；二是傅斯年主掌台灣大學的實際 作為描寫較少，且大多謹引用傅斯年全集中的記載，特別對於「四六事件」
之探討可說是十分缺乏。三是較為整全的研究如王汎森於傅斯年研究上的碩 果，或歐素瑛對戰後台灣大學詳盡的梳理，皆提供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與作 為豐富的基礎，可惜兩者均為針對傅斯年的大學理念進行討論與評價。四是 對於傅斯年於教育、於歷史方面之評價，大都太過化約與簡略。歌頌者大多 論及貢獻厥偉，但卻缺乏以高等教育哲學剖析傅氏教育思想之深意，或提出 較為有利的證據說明其偉大；詆毀者大多以政治立場來指出教育思想中的瑕 疵、缺憾，一般而言，大陸學者研究傅斯年或因傅氏的政治活動傾向、或因 傅氏重史料輕史觀、或因敵視共產黨等原因，大陸學者於文末往往認為上述 觀點都在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中留下陰影，並認為應加以批判。34研究教育思 想本應有述有論、有褒有貶，批判是需要的，但若用政治正確路線於其教育 思想中冠以「陰影」，又不能明確指出陰影所在，就研究角度言之實無必要。
因之，本研究主要致力於彌補上述三分面之不足，易言之本研究於分析傅斯 年教育思想形成過程時，除隨時間推移也進一部考慮到歷史結構問題。此外 傅斯年主掌台大的實際作為，也加入其處理四六事件之探討。最後，試圖以 高等教育哲學以及時間縱軸與橫軸等方面分析傅斯年於教育上的定位與價 值。
第四節 論文結構
本研究除第一章緒論動機與最後一章結論建議之外，內容正文共分為三 章。架構安排如下。第一章說明研究目的與架構，並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討 論。第二章主要從動態的觀點隨時間推移分析每一階段的傅斯年之經歷，並
34同註 31，頁 350。
詮釋這樣的經歷對其高等教育思想之形成有何影響，並且嘗試加以分期。主 要從五四運動之後留學英德對高等教育的初步認識開始探討，這樣的留學經 驗不僅開拓知識上的視野，並且考察了外國高等學府的實際作為，使得日後 傅斯年傾心於歐陸的高等等教育制度。進而，藉由當時傅斯年對「教育學的 學術價值」之批評，從教育論戰中了解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動態歷 程。第二章最後論及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北大代理校長兩階段的傅斯年於 高等教育上的實際作為，並論證傅氏處理昆明學潮之立場態度，並說明這樣 的磨練，使傅斯年無論於思想上、於經驗上漸趨成熟與定型進而可能影響於 台大的理念與作為。換言之，傅斯年在接掌台大之前應該是高等教育思想最 為完整、最有一己之見與最能表現他爐火純青的治校觀念與手腕。準此，第 二章中主要從傅斯年的生命史呈顯其高等教育思想形成之歷程。
第三章首先從「教育目的」、「能力導向的教育措施」、「教育機會均等的 理想」、「學制與課程規劃」、「教育中相對與均衡的問題」及「國家於教育上 的責任」等面探討傅斯年教育思想中的幾個基本元素。復次，從對傳統高等 教育之批判、師資聘任、招生、大學自主管理及重建學術風氣，析論傅斯年 於大學「學術自主」之追求。進而深入探討其所規劃的台大師資聘任之原則，
並且剖析課程制度設計上，傅斯年從日治時期遺留的「講座制」轉向美國「學 分制」之相關因素。從中探究傅斯年回應現實社會結構下的轉變。
第四章主要焦點至於「學風發展」、「台大醫院之改制」及「愛護台灣人 才」等面向，其中討論到以往研究最為缺乏的「台大四六事件」以及傅斯年 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展現在動盪時代中的堅持與妥協。並分析四六事件之 影響及傅氏所遺留的無形精神。而傅斯年於四六事件中的角色也反映出他在 民主自由與民族思維兩軸線之間的折衷與徘徊，易言之本研究在此節主要處 理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作為中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消長情形。再者，第 二節主要探討台大醫院之改革，其中蘊含哪些意識型態？具有何種權力糾
葛？傅斯年與杜聰明的互動關係為何？並進行討論與翻案。最後，從微觀取 向剖析傅斯年愛護台灣人才，以及與學生互動的情形，其中也指出當時台大 校園文化逐漸去日本化之情形。
最後一章結論與建議，除總結本論文之重要見解，說明傅斯年治理台大 的「變」與「不變」之外，並對傅斯年台大時期的高等教育理念與實務進行 歷史評價，論述其對台大轉型之影響。並藉由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哈佛大學 校長 J. B. Conant 之對比，試圖提出大學校長治校應有之規準。本研究最後 更希冀透過這樣的研究，能對國內目前面臨困境的高等教育轉型提出相關建 議，重建學術自由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