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策理《政治與般若》評介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書名暫譯為《政治與般若：〈仁王經〉

與中國佛教的產生》) 是歐策理（Charles D. Orzech）的重要著作。

歐策理是國際知名的東亞佛教研究者，於密教研究尤有建樹。本書 中，歐策理首先建立起深具哲學思辨意義的理論框架，繼而在此框 架下，將產生於中國本土的《仁王經》放入複雜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中進行深入討論，嘗試還原中古中國政教關係的重要面向。此書曾 獲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美 國 宗 教 學 會）1999 年“Best First Book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最佳宗教史論著獎）”。《政 治與般若》出版後，海外學界對之頗為重視，早有多篇書評見刊。¹ 然一者漢語學界對此書依舊有些陌生；二者此書內容複雜，公認難

1  如 Curtis Dean Smith, “Reviewed Work(s):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1, no. 2 (Apr.-Jun., 2001), pp. 325;

Richard K. Payne, “Reviewed 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8, no. 4 (Dec., 2000), pp. 918-921; James A. Benn, “Reviewed Work(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 4 (Nov., 1999), pp. 115-116; Wendi Adamek,

“Reviewed Work(s),”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 41, no. 3 (Feb., 2002), pp. 291-294.

歐策理《政治與般若》評介

白照傑 上海社會科學院

《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二卷·第二期 (2019): 第 244-256 頁

於理解；三者既有的西文述評多較簡略，個別評述亦頗失公允。²故 值此書中譯完成之際，³特撰評述一篇，望持中肯之論以為此書導讀。

《政治與般若》主體內容分為上、中、下三編。前有鳴謝、拼 字法和翻譯說明、導論，後又有與中篇相呼應的四個附錄。此外，

書末還附有數字術語詞彙表、中日詞彙英文語標、參考文獻、索引。

與一般的佛教史研究相比，本書的思辨性味道極為突出，這一 點在開篇的“拼字法（orthography）”等問題說明中就表現的非常 明顯。其間作者指出，本書對中文佛教詞彙的英譯並不完全強行追 溯或比附某個南亞梵文或巴利文詞語，而是盡量保持這個詞語的漢 語發音。以此方式，強調這些術語的中國語境，揭示中國佛教創造 性的一面，避免使讀者誤以為中文佛教術語均具有某個直接的南亞 語源頭。《導論》（Introduction）由歐策理的個人故事引出，講述 他在香港獲贈《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始末。這部原本出自 上海某寺院、刻於1871 年的經書的跋文，在多年之後與作者有關般 若經的思考貫通起來——“般若經”對超越的追求與跋文中對世俗 福報的期盼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張力。實際上，《仁王經》對現 世利益的訴求遠超那本刻經跋文的希冀。佛教仁王傳統在東亞佛教

（尤其密教）信仰中佔據重要地位，傳承千年的《仁王經》則是東 亞佛教政教關係的“總綱領”，經書中將般若智慧與護國利益放在 同等高度對待。於是，影響面極廣的《仁王經》構成了對今人的解 釋學挑戰——超越或鄙棄此世與征服和珍視此世，如何能夠同時完

2 如 Steven Collins, “Reviewed Work(s):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79, no. 4 (Oct., 1999), pp. 698-700. 此書評言語刻薄，評價極 端，於學理罕有建樹。若非兒戲之作，則恐意氣在胸。

3  本書已由筆者譯出，裴長春校改，即將出版。

成？這真的只是佛教為求得現實生存，而被迫做出的妥協？這一問 題，在佛教的義理和歷史中，是否已獲得“圓融”地解答？韋伯（Max Weber）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表面上互相排斥、實際上卻可 互補的兩種政教關係理論模式為作者提供了某種啟發。韋伯的理論 指出，宗教的歷史是在克里斯馬經驗與政治 - 社會訴求之間的往復 運動；德里達的意見則是，沒有“本源”，一切都是“蹤跡（traces）”。

具體到佛教方面而言，歐策理認為，首先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以“原 始印度佛教”作為佛教“本源”或“原型”的觀念，現實中的佛教 是不斷變化的宗教體系；其次要注意到變化中的佛教會不時地對根 本理論問題提出新的解釋，這些解釋會在超越性和現實性之間不斷 取擇協調，試圖給出消解兩極闡釋的觀點。因此，儘管“原始的南 亞佛教”在般若與現世之間製造出天塹，但此後其他地區的佛教徒 卻總能在二者之間建立起座座橋樑——《仁王經》就是中國佛教徒 創造出的一條溝通途徑。

帶著《導論》中突出的問題意識，接著來看上編。此書上編《宇 宙論、權威與超越性政治》（Cosmology,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cendence）由兩章組成，歐策理於此試圖建構起一套特殊的 分析框架。就全書而言，上編的內容是後文的理論基點。較之《導 論》，上編的理路性有增無減，與後文之關係亦不免令人踟躕疑 惑。在歐策理的理論中，《導論》所呈現的問題從根本而言源自於 對宇宙或世界的不同認識。因此，對問題的解答必須深入宇宙論的 分析。上編中的兩章內容即因此而發。首先來看第一章《定位權威：

宇宙論與復合系統》（Locating Authority: Cosmology and Complex Systems）。在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佛教“真際（bhūtakotī）”

觀念所表現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宇宙論模式。作為“邊界”的“真際”，

同時刻畫出真實全體和真實全體之外的世界——“不一不二”的宇 宙。這一宇宙論最明顯表現之一，就是涅槃與輪迴之間“不一不二”

的複雜關係。然而，輪迴與涅槃的不一不二關係，使對宇宙到底是 一個連續體還是不連續體的理解產生分歧，而對宇宙是否是連續體 的理解又直接影響到對修行之道和此世價值的判斷。於是，“涅槃 之地”（涅槃之人的歸處）成為焦點問題——涅槃之人去往何方？

還在這個宇宙（則宇宙是連續的）？抵達與此世無關的另一個世界

（則宇宙是不連續的）？為便於對宗教宇宙論進行更好的解析，歐 策理嘗試以類型學方式建立起宗教宇宙論的四種基本模型。此模型 表現為十字坐標系的形式，縱橫兩條坐標軸分別是“連續—不連續

（Continuous-Discontinuous）”和“個別—位置（Personal-Positional）”，

兩兩組合形成四種極端的宇宙論模式：連續—個別；連續—位置；

不連續—個別；不連續—位置。連續與不連續的意涵不難理解；“個 別”的意涵主要指個體擁有的特質，個體的意義和宗教成就蘊藏於 個人的本質之中；“位置”則更強調個體的價值要訴之於其在宇宙 或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接受每一種宇宙論的思考者，都需要提出某 種對策以消解現實中常見的生命存續變化、神靈與此世關係等觀念 與所接受的宇宙論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這段論述過於抽象，作者 於是試圖舉例說明。歐策理舉出明代“大禮儀之爭”的例子，指出 明世宗（1507-1567 在位）與大臣的分歧，可歸結於“個別”（私；

血緣）和“位置”（公；皇統）的宇宙論認識差異。作者的舉例，

意在彰顯“位置”和“個別”的宇宙論觀念差異，能夠產生激烈矛盾，

對實踐造成巨大影響。回到佛教思想中，類似的觀念挑戰同樣存在，

個人的宗教成就及修行之路與宇宙論之間的關係令人絞盡腦汁：個 人是否原本就懷有成佛的種子？個人的修行是否是在宇宙結構中漸

進的攀昇？如果宇宙是連續的，那麼“超越此世”本身就會成為一 個大大的悖論。但如果宇宙是不連續的，在這個世界的“攀昇”如 何能達到最終對這個世界的“超越”？歐策理在第二章中試圖集中 對佛教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展開討論，而在第一章末尾他已指出，佛 教徒對宇宙論的選擇和詮釋具有主動權，他們並不需嚴格遵守前述 宇宙論模式中的任何一種，而是創造性地發展出某種“復合的超理 性循環宇宙論”。在這一宇宙論系統中，宇宙既是連續的，但同時 內部又存在各種各樣的斷裂，個人獲得不同層次的超越也因此成為 可能。於是，儘管般若學確實是“超越性智慧”，但佛教徒卻可以 使現世利益轉化為般若經的一個關注點——佛教宇宙論的複雜性和 解釋學上的多元性，使這一“違背理性的轉變”成為現實，作為“般 若經”而關注“護國”這樣現世政治利益的《仁王經》在此理論中 收穫其合理性。

第二章《佛教中的世界、修行之路和權威》（World, Path, and Authority in Buddhism）延續著第一章的思考，但主題上有所收斂，

將問題聚焦於佛教。佛教對宇宙論、修道之路、統治權威及彼此關 係有多種解讀，各種解讀之間並不完全“圓融無礙”，但其間某些 解讀方式意圖突破“凡—聖”等二元對立模式。對這些佛教理論的 重視和重新討論，當有助深化東亞古代政教關係的認識。這一章中，

歐策理從涅槃之所在展開討論，以此為突破口，探索佛教宇宙論的 特殊內涵。作者指出，《仁王經》將修行的次第或境界與對此世的 統治權力對應起來。在這個對應系統中，涅槃者位於最高點，擁有 最高統治權，但涅槃同時也是對此世的超越。因此，涅槃同時呈現 出連續的和不連續的宇宙，使對立的兩面得以共存。而對如何抵達 涅槃（或者說對修行之路）的描述，則暗含著對個人是否原本具有

某種本質（個人的宇宙論）、以及如何在菩薩道次第中不斷攀昇（結 構的或位置的宇宙論）等問題的理解。歐策理在佛教宇宙論修行次 第與統治權的對應關係中，發現了明顯的“君權”意象。他認為對 此意象的使用並不是一種寓言或對現實的迎合，而是佛教內在的真 實理想，由此成為使佛教徒同時完成征服此世和超越此世的工具和 方法。歐策理繼而舉佛教輪圍山宇宙模式為例，強調由中心輪圍山 和無量輪圍山組成的世界景觀，可以依據具體的語境而表現連續的 或不連續的宇宙。接著，與第一章建立宗教宇宙論模型類似，歐策 理著手建立一個佛教宇宙論的十字坐標系。這次的兩條坐標軸分別 是“色—法（Rupic-Dharmic）”和“連續—不連續”，由此亦形成 四種極端的宇宙論模型。“色”的宇宙強調的是個體本質、受因果 束縛、暫時的、有次第的、連續的世界；“法”的宇宙所表現的則 是結構的、永恆的、覺悟的、佛眼中的世界。作者認為，五世紀出 現的《仁王經》主要是圍繞“連續的色的宇宙論”與“不連續的色 的宇宙論”之間的關係建構起一套鏈接凡—聖的教說。佛教宇宙論 中強調色（或個體的本質）和強調法（或個體的位置）的兩種思想 傾向，並非在《仁王經》中才凸顯出來，龍樹等先賢對二諦的討論 實際也在處理相關問題。色的宇宙論和法的宇宙論之間的關係也早 已得到佛教徒的關注，二者之間常常通過一個中介環節得以鏈接，

亦如可以視作法身與化身中介的報身。因此，佛教的宇宙論在大多 數情況下並沒有過分地強調“本質主義”，而總是複雜而微妙地將 色和法的要素糅合起來。由此理論而引導出的各種觀念，則表現為 世間悉地與出世間悉地、佛的三身說與雙身（對應二諦）說等理論 的探討。總體來看，上編充滿理論性的討論“所圖非小”，文中建 立起的宇宙論模式和理論範式，所涉及的問題遠遠超出了《仁王經》

或佛教的適用範圍，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具體到本書主題《仁王經》

上，前兩章的討論實際是將這部特殊的經書納入複雜的佛教哲學的 框架內進行討論，揭示此經在般若與護國兩種訴求的表面悖反之下，

隱藏著合乎大乘佛教邏輯的理論旨趣。《仁王經》由此在佛教哲學 發展史的脈絡中獲得相應位置，成為哲學史或思想史中的一環。

上編對宇宙論等哲學問題的討論成為全書其餘部分新的理 論 起 點， 從 中 編《〈 仁 王 般 若 經〉 與 護 國 佛 教 的 產 生》（The  Transcendent Wisdom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and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Protection Buddhism）開始，歐策理將筆鋒完全轉向《仁王 經》，對之做以更具歷史學意味的討論。因此儘管中編裡仍不時出 現有關宇宙論的理論闡釋，但較之上編要容易理解得多。第四章名 為《仁王的譜係》（The Genealogy of Humane Kings），實際在討論 中古佛教徒如何為《仁王經》比附譯者、構建權威的譯經譜係，從 而使這部經書獲得“正典”身份的過程。《仁王經》中出現的種種 跡象都表明這是一部出身於五世紀中國北方的經書，而並不是對某 部南亞梵文佛典的中文翻譯。這些“疑偽經”跡象包括特殊的佛教 觀念（以忍和種性次第搭建的奇異菩薩道、不合正統的三諦說、特 殊的末法時間敘述等）、對異譯經書實際具有共同源頭的無知以及 對五世紀北魏社會情況的提及等多個方面，歐策理在本章中對這些 跡象進行分析，並在附錄二“《仁王經》的中國起源”（Appendix B.

The Chinese Provenance of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裡，再次 對之進行集中討論。《仁王經》欲要成為影響廣泛的佛經，首先就 要解決正典身份上的問題，這是這部經書在“接收史”上必須邁出 的重要一步。正如歐策理指出的那樣，《仁王經》自稱“七佛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我今說般若波羅蜜，無二無別”，其實就是對自身

正典性的宣示。但這一“王婆賣瓜”式的自吹自擂並不能消除人們 心中的疑惑，梁武帝（502-549 在位）對這部經書的置而不用就是 一個典型的例證。然而，作者通過對《出三藏記集》、《眾經目錄》、

《歷代三寶記》等佛教目錄的考察，發現降至隋代《仁王經》的正 典身份獲得廣泛認可。歐策理認為，《仁王經》正典身份的最終確立，

與同時興起的天臺宗、尤其智者大師（538-597）關係密切；而這部 經書在唐代再次獲得顯赫地位，則歸因於不空（705-774）等人領導 的密教的功勞。本章中，歐策理對五世紀本《仁王經》和八世紀不 空“重譯”本《仁王經》的差異進行對比，展示二者不同的“教派”

特徵。對二者差異的強調，復又見於下編英譯《仁王經》的註解以 及附錄一“《仁王經》五世紀本與八世紀本的主要差異”（Appendix A, Major Variants from the Fifth-Century Scripture [T 245]）中。正是由於

《仁王經》的成書和接受過程擁有長達數百年的、較為清晰的歷史 脈絡，所以在歐策理的眼中下，這本經書早已不再是個別作者的作品，

而是歷經幾個世紀不斷累積的宗教和政治運動的產物。

第四章和第五、六章分別就五世紀本和八世紀本《仁王經》的 問題展開討論，將第三章初步展示出的歷史現象進一步具體化。首 先來看第四章《末法與中國佛教的產生》（The End of the Teaching and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歐策理在此章中首先提出一 組概念的對應問題，即“忍—仁”。通過對詞源的追溯，作者指出“仁”

代表著儒家的政治理念，而“忍”則代表著佛教的王權立場，《仁王經》

對發音相同的“仁”和“忍”的結合和貫通，背後含有溝通儒佛或 佛教中國化的理論傾向。《仁王經》對“末法”的關注和對滅法、

沙門統等五世紀北方現實的態度，使歐策理將這部經書的寫作背景 安置在北魏恢復佛教之後的一段時間內（477 年稍後）。五世紀本《仁

王經》對這次佛教復興表達了不滿，其認為曇曜等人的沙門統制度，

使僧人成為王者的侍從，使“菩薩（僧）”失卻了與“王者”對等 的崇高地位。換言之，這部《仁王經》對佛教與朝廷的結合並不拒 絕，它所拒絕的只是朝廷對佛教的控制，嚮往的則是以“仁王”為 代表的更符合佛教理想的政教關係模式。然而，《仁王經》的訴求 顯然沒有立即獲得回應，“疑經”的身份成為判定其教義合理性的 巨大障礙。正如第三章所述，天臺智者大師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

智顗非常推崇《仁王經》，曾專門開講這部經書，並將此經對空、假、

中“三諦”的論說作為自己三諦學說的經典依據。由於智顗等天臺 宗僧人與隋朝統治者的交好，這個宗派的主張經由朝廷認可成為權 威話語，《仁王經》的正典地位最終隨著天臺佛教運動的高漲而獲 得保障。

第五章和第六章轉向八世紀本《仁王經》的討論。第五章《密 教轉向》（Esoteric Turns）著重討論八世紀本《仁王經》的創作背 景，以及這部經書的密教經典化歷程。隋代滅亡之後的一段時間裡，

五世紀本《仁王經》的政治功能遭到埋沒，不空等密教僧人的“重 譯”使這部經書得到重生。八世紀本《仁王經》由不空在弟子良 賁、飛錫、圓照等人的協助下，於765 到 766 年間“譯出”。然而，

正如歐策理在前面章節指出的那樣，《仁王經》本身是一部中國經 書，並無梵本源頭，所謂“重譯”顯然只能是“重新製作”的藉口。

與對五世紀本《仁王經》的處理方式類似，歐策理將這部“新譯”

《仁王經》放置在特殊的歷史和宗教背景下進行觀察。此章中，作 者對唐代密教的簡史、安史之亂等社會情況進行分析，指出唐代宗

（762-779 在位）在危險的政治處境中與密教僧人不空的互動，擁 有很強的政治意圖。不空以密教法力對李唐朝廷的支持在有關《仁

王經》及密教仁王儀式的活動上得到集中反映。與五世紀本不同，

不空新造的《仁王經》中充斥著密教意味，這一點在經書最後新出 現的長篇陀羅尼以及經中對菩薩道次第的描述上便可見一斑。有關 不空的菩薩道次第，又可參見附錄三“八世紀版《仁王經》中的修 行之路”（Appendix C, The Path in the Eighth-Century Scripture）。

歐策理繼而對不空仁王儀式的結構進行分析，指出儘管相關儀式非 常複雜，但儀式本身由若干模板組成。對之進行模板化處理後，儀 式的整體結構和不同程式的意圖便會變得明朗。有關不空仁王儀式 的模板問題，則可集中參考附錄四“不空教義的模塊次序”（Appendix D, Boilerplate Sequences in Pu-k’ung’s Teachings）。第六章《明王：

密教實踐和密教政體中的〈仁王經〉》（The Lords of Light: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Esoteric Practice and Esoteric Polity）繼 續前一章的討論。歐策理指出，不空新創作的《仁王經》廣泛地利 用了中國傳統聖王觀念、河圖洛書、太乙信仰等要素，如將阿字五 輪與五行等系統的配對便是明顯的密教與中國傳統的糅合。本章中，

作者對仁王儀式進行更詳細的討論。儘管有關唐代仁王儀式的材料 並不齊備，但歐策理認為密教儀式具有很高的穩定性，因此稍晚的 仁王儀式文獻依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早期儀式的基本樣貌。於 是，作者嘗試綜合中文儀軌和日本方面的相關儀式材料，重構唐代 仁王儀式的基本框架。接下來，歐策理將注意力轉向一部關鍵性文 獻《上表製集》的討論。這部文獻由不空的弟子圓照所編纂，收錄 了不空等密教僧人與唐代皇帝之間的通信等資料，是研究中唐密教 的重要材料。歐策理嘗試對此書特殊的編排體例進行解讀，認為《上 表製集》中對現任皇帝德宗（779-805 在位）與密教阿阇梨互動的 完全缺失，與前文密教僧人與皇帝的互動形成鮮明對比。這一對比

是圓照的刻意創造，所要表達的無疑就是密教與朝廷的緊密結合可 以產生出理想政體，國家由此太平昌盛；而德宗時期大唐朝廷的種 種災難都根源於皇帝放棄了與密教阿阇梨的友好互動。概言之，《上 表製集》不是一部簡單的“文集”，而是密教政體及“護國 - 覺悟”

雙重訴求的聖傳典範。憑藉不空、圓照等人的努力，密教化的《仁 王經》同樣獲得正典地位，並伴隨密教在東亞的傳播，取得中國之 外的統治者的重視，大大改變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政教關係模式。

作為中國佛教偉大創造的《仁王經》，由此對整個東亞國家產生巨 大影響。

本書下編是對不空等人製造出的《仁王經》的翻譯。這份譯本 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八世紀《仁王經》英譯本。歐策理的英譯語言流暢，

通俗易讀，對經文的理解和翻譯儘管並不盡善盡美（如 P265 中將“密 雲”譯為“secret cloud”等），但也並無太多嚴重的誤解。這份英 譯除給出經文翻譯外，還附有不少注釋，對經文理解具有一定幫助。

譯文在一些時候“還原”了中文所對應的梵文詞彙，更是將八世紀 本《仁王經》最後的陀羅尼譯成了梵文發音，可見作者於翻譯一途 用心良苦。然而，正如作者在第二部分所述，《仁王經》並無梵文“原 本”，八世紀《仁王經》末尾的陀羅尼是不空等人的創造。這段陀 羅尼必然有其依據（而非模仿密咒的亂寫），僅將之還原為梵文發 音對一般讀者而言缺少意義，如果能將此陀羅尼的意義解釋清楚，

或許將更有價值。儘管如此，整體而言，歐策理對八世紀《仁王經》

的英譯，對於東、西方學者都有一定價值。作為中國讀者，從這份 英譯本身也可看到西方學者理解中文文獻的個中細節，其中既有非 常準確之處，也存在各種意想不到的誤解。

有關附錄部分，在對中編的介紹中已提及。此外，全書最後所

附的“數字術語詞彙表”、“中日詞彙英文語標”等對於全書的閱讀 和理解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書中出現的大量“名相”對一般知識 人而言都太過陌生，“數字術語詞彙表”等部分所提供的簡要詞彙 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閱讀時的緊張感。書中提及中、日文 術語時，往往只給出韋氏拼音，而沒有直接給出中、日文原文，這 一點常常對讀者的閱讀感受造成嚴重傷害。此時，“中日詞彙英文 語標”的價值便得以凸顯。然而，令人感到遺憾和無奈的是，這個 語標表所收詞彙不全，書中部分拼音的中、日文對應詞仍需讀者自 己想辦法去求索。⁴有關參考文獻、索引部分，此不贅述。

任何學術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事實上，學術研究的樂趣就 在於“真理”的局限性和階段性——這一點令學術的不斷前進成為 可能。在《政治與般若》這部極端複雜而奧妙精微的著作中，歐策 理展現出哲學與歷史學理論結合時所能達到的研究高度，其橫跨整 個東亞的觀察視野及對天臺、密教、中古佛教史等領域的嫻熟把握 同樣令人折服讚歎！然而，筆者個人認為，書中實際還存在一些或 大或小的問題可以繼續商榷。如對原始文獻的明顯誤解或引文錯誤 便時有出現，除前述“密雲”外，頁2 所引張九成文字出自《孟子傳》，

而非原書所謂的Commentar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hung-yung chieh；《中庸解》）；書中註腳裡的 Chang Wu-chi 其實應該是長孫 無忌；將“為國行道”翻譯為“establish the state as a field of merit”

也不確切；等。除此類細節問題外，有關本書的結構和理論或許也 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如歐策理對《仁王經》中“仁 - 忍”、“國 - 果”

（護國、護佛果）的對應關係的闡釋，將基礎建立在兩組漢字發音

4  此書中譯本中，此類問題已獲解決。中譯裡，英文語標均直接恢復為中、日文字。

的對應關係上，但古人是否就這兩組相同的發音產生興趣進而糅合 佛教和儒家學說，則缺少直接證據可以證實。作者對此問題的論證，

顯然還不太穩健。上編極端複雜的宇宙論討論，與中編對《仁王經》

的具體分析之間也給人“頭大身小”的感受。實際上，對中編所涉 及問題的討論並不需要如此複雜的哲學鋪墊，上編的過度鋪陳反而 可能對《仁王經》問題的理解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如果作者能 夠就佛教宇宙論的多重價值和多層意涵另寫一部專著，而不是將之 作為《仁王經》研究的哲學預設，或許效果將會更好。

儘管存在以上問題，但瑕不掩瑜，這部著作依舊是非常優秀的 佛教史專著。此書的理論較為複雜，所論問題頗為專業，閱讀門檻 較高。歐策理在書中不斷地嘗試建立起一套圍繞宇宙論展開的政教 關係分析模式，使得這部著作呈現出某種“範式意義”。作為政教 關係研究的一個典範，這部著作不僅值得中國佛教史領域人士閱讀，

同樣也值得道教等其他宗教研究領域學者細細品味。書中三昧，如 人飲水，還需讀者親嘗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