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篇
致《文学旬刊》
…………
我很希望《文学旬刊》能改出周刊，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学刊物只有
《小说月报》、《创造》、《文学旬刊》三种。《创造》是季刊，每三 个月出版一次，时间太久了，并且还不能如期出版。《小说月报》要一 月才出版一次。《文学旬刊》虽然十天出一次，但每次只有一小张，登 了几篇文章就没有余地了，所以每回要目预告要登的文章总不能照样登 出。若改出周刊每月要多出一张（有时还多两张），要好多了。并且于
《学灯》也无什么损失。想来总能实行的。
近来《礼拜六》、《半月》、《快活》、《游戏世界》等等杂志很 发达，不能算是好现象。但是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黑暗 到了极点，所以这种东西才能受人欢迎。西谛君说得好：“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工作……乃在于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积极的把他们的那种 旧眼光变换过。”
有一些人说中国现代的“新小说”（指《小说月报》等杂志所登的 创作品）不容易懂，所以一般没有高深学识的人看不懂这些才去看《礼 拜六》等杂志。其实《小说月报》的创作只要读的时候稍稍用点心，就 看懂了。无奈一些中国人总恨时间多，只是找消遣的事做，只是游玩、
闲耍，舍不得用一点心，所以才不喜欢看非消遣的小说。我以为现在最 好一面做建设的工作，一面做破坏的工作；双方齐进，那末就可得很大 的效果；将来中国文学便可立足于世界文学之间，并能大放光明。这就 是我的意见。
我很希望你们与我常通信教导我。
西谛君的《悲鸣之鸟》①何等沉痛呵！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 了。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
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 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 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 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我不幸的 乡土哟！”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 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 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 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22 年 9 月 11 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李芾甘。
① 《悲鸣之鸟》：发表于 1922 年 5 月 1 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① 这是一首叫做《断头台上》的歌子的第一句，这首歌在旧俄时代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流行过，据说是旧俄 政治犯米拉科夫所作。
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 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
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 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 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
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 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
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童年
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我不知道我的前途。
然而像一个做坟墓的工人那样，我已经埋葬了许多许多的东西了。
在江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了我的童年。
童年不是黄金时代，它是萌芽的时期，在那时候绿叶正从一棵生命 树上生长出来。那些伴着春来到人间的嫩绿的新叶，我爱它，看见它们 一天天地发育成长，我就想到那茂盛繁荣的将来。
我自己就是这样地长成了，从一个小孩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青年；也 许还要到将来的某某样的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头儿；或者说不定我明天 就不得不把生命交还给创造者。但是这一层我自己不知道，别的人也不 知道。
然而在这一棵生命树上，新绿的树叶并不曾到茂盛繁荣的时期就纷 纷飘落在地上了。我把它们堆在一起，我埋葬了它们，在江的彼岸，在 山的那边。从那时到现在我并没有淌过一滴眼泪。有人说或者我是把眼 泪淌在肚里了，这我却不知道。可是在我的生涯里就永不会有那茂盛繁 荣的前途了。
从那时候起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孤零零的一个身子，向着那大 海走去，向着那人间的海洋走去。许多年来我不曾有一次回过头去看江 的彼岸，山的那边，我埋葬童年的地方。我说我已经把它忘掉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安慰，一股火烧着我的干枯的心。我像一 个强硬汉子那样划着一只独木的小舟，游遍了人间的海，风浪并不曾淹 没了我。
是在寒冷的冬夜，暴风打击着我的脸，巨浪颠簸着我的独木舟，我 的疲倦的身子，我的疼痛的手不能够支持了。
把船泊在一个巨大的岩石的脚下，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我抬头向 天空看，我看见天边现出光芒。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在江的彼岸，山 的那边，这时候正放射着光芒。
在那光芒中我看见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书那样，它一页一页地，
翻开，每一篇书页上都印着一个曾经被我爱过的面庞，但是它们都已经 腐烂在坟墓里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3 年 3 月 1 日《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如今它们在我的眼前活起来。每一个面庞给我一个微笑，嘴里唤了 一声我做小孩时被人唤着的名字，于是许多活泼的人在我四周出现了，
他们包围着我，给我一些温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变做了一个小孩，
回到那广阔的大厦里，那美丽的花园里，听母亲底叮咛的嘱咐，伴着哥 哥姊姊们游戏，那时候我爱着人，而我也被人爱着。
每天晚上在我们临睡之前母亲总要把我和另一个哥哥唤到她面前，
叫我们摊开她亲手给我们抄写的《白香词谱》，选了一首词给我们讲解，
教我们诵读。过后我们就阖了书听她讲故事，听她叙说种种的事情。每 晚，每晚都是这样。她仔细地给我们解说，直到我们完全了解她的意思。
她教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以后应该怎样忠实地去生活，去爱人，去帮助人，
因为在世间有着那么多的人是需要着爱，需要着帮助的。她把话说得如 此美丽。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 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够在仆婢们的诚挚 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仆婢们把她当作他们底亲人一般地敬爱。在寒冷 的冬夜里这爱也曾温暖了那些被幸福遗弃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只手拖进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的呼唤挽不住 她。从此每天晚上我和那个哥哥就不再诵读《白香词谱》了。我们常常 含了眼泪地问自己：我们将来是否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像母亲所希 望的那样。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一对大眼睛充满了爱怜的眼光看着我，它 们是十分明澈的，就像两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幼稚的心。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许多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睁开又在我的面前闭上了。我埋葬了一些人 和一些事情，我又埋葬了我的全个童年。我辞别了山，母亲就伴着父亲 长睡在山■里；我跨过了江，我的故乡就在江的彼岸。我又越过了更高 的山，跨过了更大的海，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说我已经忘掉了一 切。
但是如今那一对明灯似的眼睛又在我的心里显现了。越过了山，跨 过了江，它们来到我这里，和从前，它们离开我时没有两样，是一般地 明澈，照亮了我的心。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我如今长大成人了。
两只明灯似的眼睛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上，不管这心已经不再是那幼 稚的心了。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依旧是一股火烧着我的 心，那心上显现了旧的印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这是 我的母亲亲手刻印的。只有这寥寥的几个字。那上面并没有“幸福”，
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骗我，因为她是唯一爱 我的人。
在这不眠的寒冷的冬夜，在巨大的岩石脚下，那两盏明灯又带了它 们不灭的光芒显现了，它们照亮了我的心。我的心上面并不曾刻印着“幸 福”，“休息”和“光荣”。这岩石脚下并不是我休息的地方。母亲是 不会骗我的，我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重新拿起 桨，划起独木的小舟，再向着广阔的人间的海洋驶去，那两盏明灯悬挂 在船头照耀着我的航路。我回过头望，我看不见岩石。海浪已经淹没了
它。
没有眼泪，没有笑，没有诉苦，没有悔恨，我紧紧地握着桨，向那 海的中心划去。我不怕暴风巨浪颠覆我的独木小舟，我只是默默望着船 头的两盏明灯。
１９３２ 年
“新年的梦想”
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 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 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 些传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 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在一篇小 说里我曾写过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像这样古老 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寻不出第二个来。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多少活力存 在着，所以我们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们如果得不着新 生，就会灭亡，灭亡而让位给他人。那黎明的将来是一定会到来的，我 的理想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梦。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中国民族会得不 着新生。想到将来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会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而我们 却在灭亡途中挣扎，终于逃不掉那悲惨的命运，这情形真可以使人痛心。
为全人类的未来计，也许我们应该灭亡。但一想到我们这许多年的苦痛 的经验，而且就我们中国人的地位来说，我们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 的。……”
“我要努力奋斗，即使奋斗结果，我们依旧不免于灭亡，我们也应 该奋斗。即使我们前面就立着坟墓，但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 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里面也充 满了痛苦。为了惧怕灭亡的命运，为了惧怕痛苦而去选取别的道路，求 暂时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
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我的中年的悲哀
我拣了这题目下笔时，不禁万感交集。我和文学发生关系，时间不 算不久，可是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这只怪自己既无天才，又乏修养，且 少一番虚心研究的功夫。
当初父母要我习医，又要我研究工业，我却违命选了文学这门学问 钻研。我并非没有济世救人的雄心，怎奈过于看重那一点年轻人的热情，
以为干燥深奥的学理、实验室内的工作皆会拘束青年的灵魂，阻碍其自 由发展。其实这种见解全是错误。再说对于文学，我又何尝下过钻研功 夫？文学理论、美学原理等等基本研究，不但我未入门，便是诸位欧美 游学归来的堂堂教授也未见得便懂了点皮毛。大学四年中西洋文学系的 训练，使我至今还不很清楚文学究竟为何物。我从未得过一个明确的观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3 年 1 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系该刊“新年的梦想”专栏之元旦征文。原 无标题。
① 本篇原收入 1934 年 7 月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署名黄树辉。
念。如今我又在中学里靦然为人师了。我也许会再贻误一些更年轻的人 像那般教授贻误我一样的吧。每逢清夜自思，我只感到良心的痛悔。
我自小喜读小说，常与书中人共衷共喜，甚且将书中人物与实生活 中之人物相混，我可以说自小就生活于小说中。我也读诗词，尤喜背诵 诗词中的佳句。长大我学诗，后又学写小说。诗稿我秘藏着，怕给人看。
如今连诗情也为生活之洪炉熔化得一干二净。小说倒发表过好几篇，大 都在日报副刊上，仿佛不曾引起人注意。
起初我立下了近乎大胆的志愿想凭着些微的热情，在文学园地中做 一名园丁，培植几棵奇花异卉。在文学中追求我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 壁。我咬紧牙关在艰苦中奋斗了几年，头上的白发一天天增加，而青年 时期的理想也跟着一个个落了。
人到中年，心情衰老了。中年人的悲哀又在虫蚀我的血肉。这种又 浅淡又痛切的悲哀隐约在我的小说中流露。我的思想渐渐枯窘，笔也渐 渐迟钝，只是我不甘寂寞，故未搁笔，每年也还要勉强写两三篇文章。
自己深知，我的小说不为人注意，很合公道。我因为谨守明哲保身的遗 训，故不敢抓住时代的洪流描写。我未失恋，亦未打过某一位女人的主 意，故不会写爱情小说。我未进过舞场，又未曾到轮盘赌窟巡礼，故不 明白都会主义。我生性愚蠢，既不知宇宙之大，又不知苍蝇之微，故不 懂幽默。要之登龙乏术，投机无力。我所写的不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的 悲哀而已。我仿佛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堡垒，妄想用来抵御时代的洪流。
可是在洪流的冲击中我的堡垒禁不住动摇了。……
我究竟往何处去呢？……
图书馆
我在《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叫北平图书馆出来说话了。有人说北平 图书馆是衙门，（譬如从里面拿东西出来要去找里面什么要人求一张“放 行”的条子。里面办事人对读者的态度就和官僚对百姓的一样。我的一 个朋友有一次生起气来，几乎要把那位杂志部的职员揍一顿，北平《世 界日报》去年正二月内曾刊载好些攻击北平图书馆的文章。）想不到这 一次居然没有摆出衙门的架子，真是难得的事情。北平图书馆的声辩，
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声辩”，因为它所声辩的就只是关于左拉、霭理斯、
加本特诸人的重要著作这一点（其实许多更重要的人的书那里也没有），
但就是这一点我也不承认我说过什么错误的话。去年春天三个月里我差 不多每天都去图书馆翻那“目录屉”里的卡片，虽然这是一年前的事情 了，但我的记忆决不会骗我。我在那“目录屉”里面的确找不着上述那 三个人的重要著作。譬如左拉的我只看见一本德文的《巴勒加医生》和 英文的一本什么，加本特、霭理斯的著作也有二三本。也许图书馆就把 这当作他们的重要著作也未可知。然而我虽不懂用一千八百块钱买来的
《金瓶梅》的价值，（关于这一千八百元，图书馆自然又有理由声辩，
因为账上只开着一千元，另外影印了一百部出卖，抽了八百元的版税来 补足。）我却也知道什么是左拉的重要著作和霭理斯的“性心理”的价 值。加本特的书我也有过几本。法文书据说由邵可侣介绍买了好些，但 结果“目录屉”里找不着一本。一说是没有找着一个懂法文的人去编目，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5 年 4 月 20 日《漫画生活》第八期。
但一个教授却说，他曾接到过一本法文目录，真相如何我也不能明白。
但直到我离北平为止，“目录屉”里没有法文书目的事我却可以断言的。
现在北平图书馆居然开列出什么表来了，可惜《文学》编者不曾把 这表披露给我们看，所以我不知表上是什么东西。假如这表上居然开满 了那三个人的著作时，那么，这不是欺骗，就是临时添置的。如果后者 是事实的话，我的文章倒有了效果了。
北平图书馆没有的书还多着呢！五四时代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
《新潮》之类，那里就只有残缺的几本。假如良友公司编《新文学大系》
只到那里去找材料，结果什么也编不出来。我再说一句：北平图书馆只 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对于中国的青年它完全没有用。因为在这艰 苦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中国青年要读的书决不是《金瓶梅词话》一类的东 西。
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但是我也知道图书馆不是衙门，不是古迹，
不是古董商店，不是养老院。一个图书馆纵然拥有价值一百数十万元的 宫殿式的房屋（然而里面的大阅览室却只能容二百人）和价值数万元的 大门（参见《水星》一卷六期），收藏着价值一千八百元的《金瓶梅词 话》和这类似的所谓善本书，养活着几十位名流学者以至杂役听差，这 个图书馆依旧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忘记了读者大众。图书馆离了读者而 存在，这是中国所独有的事实了。这些话自然不是专门对北平图书馆说 的。
现在东方图书馆要恢复了。对于这图书馆我的确充满着感激的念 头，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 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了一切的便利，使 我时时都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我希望复兴后的东方 图书馆更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要求，给中国图书馆立一个好的榜样，我 们要拥护它。至于花了我们父兄的血汗建筑起来的宫殿——北平图书馆 呢？我再没有话可说了。
写作生活的回顾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乘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中 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 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贡献出我的一切……
２ 月 １９ 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老旅馆的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 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价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 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 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的闹声。正对 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 遮住了阳光，使我的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显得更忧郁、更阴
① 本篇系据《写作的生活》（1932 年 12 月 9 日作）一文改作，曾先后收入 1936 年 2 月开明书店版《巴金 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及《巴金文集》第七卷，现移作《谈自己的创作》附录。
暗了。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
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 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 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地拿破旧的书本 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我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 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ｃａｉｓｅ①附设的夜校补习 法文。白天就留在旅馆里让破旧的书本蚕食我的年轻的生命。我在屋子 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 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 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我这个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 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失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 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我慢慢儿站起来 走到窗前，伸出头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店，那里也 是冷静的，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的心又被一阵难堪的 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夜校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
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那一股不能熄 灭的火焰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的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 一个幻境。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的 铜像的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 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 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 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的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怎样的 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 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的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 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 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 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 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 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 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渐渐地我的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 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 时从 Ｅ．Ｇ．，Ｍ．Ｎｅｔｔｌａｕ 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
我便把我的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功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 ８ 月 ２３ 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
里说到的“先生”）和他的同伴被烧死在美国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里的 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
① AllianceFranccaise：法文协会。
的人的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 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
第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的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 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 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 著作来。我甚至熟读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１９２８ 年）的夏季，是在玛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我 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适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 们都是我的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安静而和平。每天 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 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
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挟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在树林中散步归来，回 到学校里，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
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 完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 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他的被传统观念束 缚着的心却永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
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第十三 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的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 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的爱情里的悲欢也 曾引起我的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的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 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
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 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 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的脑里却出现了小说中的境界。
一些人在我的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 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 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 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
《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 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 我的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 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我的两个哥哥 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 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 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 作回国的准备了。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的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
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直到 １９２８ 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才 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小说被采用了。
那朋友违反了我的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的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 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 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白纸 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１９２９ 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的工作又使 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诸位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 的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
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的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 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个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
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 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 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
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 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任》、
《不幸的人》、《亡命》、《爱的摧残》等九篇。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 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留 着我的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
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 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的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 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 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的 背影在一个旅馆的大门里消失的时候，我的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 着，我的心是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我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 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的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 命家的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 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 想起了刚才分别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 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 动得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的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 们的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 下面的巴黎，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的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
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为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为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 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开了巴黎，我就再没 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 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 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
她，我祝福她，我愿意把那小说献给她①。
翻过来就是 １９３１ 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 几乎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 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
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 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
好像我的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在一个空敞的 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 窗户，还有那张开始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 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 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 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
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
的第一部），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
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为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新的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 多的小说。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上海的炮声响了。２ 月 ５ 日我带着短篇小说《海的梦》
的七页原稿从南京赶回上海，只来得及看见闸北的火光。于是继续了将 近一个月的痛苦生活。后来在 ３ 月 ２ 日的夜晚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
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徬徨、绝望的呼吁以后，我一个人走过冷清清的马路，
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面诅咒，这时候我睁起 眼睛做了一个梦。我决定把那个未完的短篇改写成中篇小说。
这其间我曾经几次怀着屈辱的、悲痛的、愤怒的心情去看那个在日 军统治下的故居，去搬运我的被劫后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次枪刺几乎到了我的身上，但我终于把这一切忍受下去了。每天傍 晚我带了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那里，在似乎是平静的空气中继续写我的
《海的梦》。
写完《海的梦》，我便到南方去旅行，看见一个疯狂的少女的脸上 的秋天的微笑，在那里起了写《春天里的秋天》的心思，回来后就以一 个星期的功夫写完了它。过后又写了《砂丁》，那材料是一个朋友供给 我的，他到那地方去过。他对我谈起那里的种种详细情形，鼓舞我写下 它来。那小说里也浸透了我的血和泪，贯穿着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那 绝望的云雾并不曾掩没了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
夏天来了。我的房间里热得跟蒸笼里差不多。我的心像炭一般燃烧 起来，我的身子快要被蒸得不能够动弹了。在这时候我却枯坐在窗前，
动也不动一下，而且差不多屏绝了饮食，只是拚命喝着冰水来熄灭我心 里的火焰。同时我忘掉一切地把头俯在那张破旧的书桌上，专心重写我 的长篇小说《新生》。去年我已经写好了它，但是原稿跟着小说月服社 在闸北的大火中化成了灰烬。这次花了两个星期的功夫我把它重写了出 来，证明我的精力并不是敌人的炸弹所能够毁灭的。这其间我还写了收
① 1939 年我在一份法国报上读到她死在西班牙的消息。
在《电椅》里面的几个短篇。我以为我会得到一些休息了，然而朋友又 来催促我写长篇小说《雨》的续稿。直到写完了它，我才开始我那渴望 了许久的北方的旅行。在青岛一个朋友的山中的宿舍里我写了《电椅》
中的《爱》。一到北平，和一个患肺病的朋友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听 了他每夜每夜的咳嗽声，我开始写了我的《灵魂的呼号》（《电椅・代 序》），到了天津才写完了它。
北方旅行归来，我开始写作后来收在《将军》里的一些短篇。同时 在冻僵手指的寒冷的冬天夜晚我陆续写了我的描写煤矿生活的中篇《萌 芽》。写完了它，我又去广东、福建旅行，写了一些短篇和一本《旅途 随笔》。
写《萌芽》用力并不多，是正月初动手五月初完毕的。中间分了十 一次，每次执笔还不到一天，写成一章便送到一家周报去发表。全部刊 完后我曾把它校改一次。
《萌芽》里面没有什么空泛的想象，我确实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 分的生活经验。我 １９３１ 年冬天曾在一个煤山上作过客人，在那里受过一 个星期的客气的款待。我又有着充分的自由，可以随意地看，随意地听，
而且随意地和一个机工在窑里埋了两个多钟头。就在这窑里一个多月前 曾发生过一次爆炸，死掉十五个人。因此曾有人劝阻我下窑，但我终于 冒险地下去了。我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用意，连找小说材料的心思也没有。
说句实话，我只是在体验生活，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所以直到两年以 后我才利用这个题材写了小说。后来又把它修改一次，并改题作《雪》
在美国三藩市出版。
从温暖的南方我马上又去寒冷的北国，这是 １９３３ 年年底的事。在那 里，在友情的鼓舞下，我完成了我的第四个短篇集《将军》。并且开始 写了《沉默》中的所谓“历史小说”，用“王文慧”这个笔名陆续发表 在《文学》上面。
同时我还写完了《电》。这篇小说是在一个极舒适的环境里写成的。
一个朋友让我住在他寄寓的花园里面，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使我 从容地完成了《爱情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应该感谢他。
从北平回到上海，我编好第五个短篇集《沉默》和杂文集《生之忏 悔》，写了我的第六个短篇集《沉落》，就动身到日本去了。那里的生 活使我写成了散文集《点滴》，和《神・鬼・人》，这是我的第七个短 篇集。
这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大概了。
这种生活完全不是愉快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面混合了我的血和 泪，这并不是一句假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 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道路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道路是相同 的。我的生活里充满了种种的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的。爱与憎的冲突，
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 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
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光明，这就是我许多年来在暗 夜里所呼叫的目标，它带来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同时惨痛的，
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打我。在任何时候我都只有向前走的 一条路。
在《灵魂的呼号》里面，我曾经写过如下的诉苦的话：
在一年半的短促时间里我写了十部长短篇小说，我这样不吝惜我的精力和健康，我 甚至慷慨地舍弃我日后几年的生活来换这八十多万字。我每写完一部书，总要抚摩自己的 膀子，我明知道这部书又吞食了我一些血和肉，我明知道它会使我更近一步逼近坟墓，但 我也不能没有一点悲戚。我默默地望着面前写成的稿子，想到过去和现在有一些像我这样 的年轻人怎样过着充实的生活的事情，我的眼睛就有些润湿了。但我并没有哭，我却把眼 睛掉开去看别的东西，直到我的眼睛干了，我才以另一种心情来重读我的稿子。……
我的生活是很可悲的。我也跟一般人一样需要休息，需要快乐，需要活动。在这样轻 的年纪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头俯在书桌上，让纸笔做了自己的伴侣，这完全不是愉快的 事情。不知道有若干次在不眠的夜里我睁起疲倦的眼睛，用了最后的努力在纸上工作，在 我的周围是一个睡眠的世界，那时候我真羡慕那些能够放心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人啊！
我常常想：难道我的生命就应该这样零碎地消耗吗？……
然而我并不曾有过一个时候失掉我的信仰，所以我永远像一个硬汉 似地忍受了这一切，我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号。虽然我的小说里有时 候竟因此含有深的忧郁性，但这忧郁性也并不曾掩蔽了那一线光明。我 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跟一切斗争。……我个人的痛苦，
那是不要紧的。整个人类的光明的未来在我前面闪耀的时候，我个人的 痛苦算得什么？
我是不会屈服的。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
而那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 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 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 的最大的敌人。我永远忠实地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片刻的妥协。
也许将来有一个时候我的这支笔会停止了活动，但这决不是如某一 些人所说，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写下去了。固然人说生命是短促 的，艺术是长久的。然而我却始终相信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
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舍弃文学生活，而没有一 点留恋。这一点我相信我的读者一定能够了解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我的几个先生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 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 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相信你能够看见它们。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创刊 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 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 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 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 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9 月 25 日《中流》第一卷第二期。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
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 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 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 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①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
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 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 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 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 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 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 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 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 你读我的《家》读了一个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 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 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 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
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卒地把它结束了 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 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 这样的”。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 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
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 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 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 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 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
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 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
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 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 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①但是母 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
①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① 《家》里面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话，还是从大哥给我的信里摘录下来的，“她又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们家 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我。……爹以过班知县的身份进京引见去了。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 时爹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爷爷时常发气，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妈心里非常难过。……
她每接到爹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
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 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 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
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 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 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 全性格的根柢。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种习惯）和仆 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 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 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 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 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渐地 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 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 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 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 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 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 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 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
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 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
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 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
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
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 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 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 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 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
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 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 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 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 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 星似地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 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 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的智力的 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 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 现在不把他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 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 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 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 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 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 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
说“劳动是神圣的事”①。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
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 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 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 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 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 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 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
《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 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 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 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 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 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 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 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 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 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 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
（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 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 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罢。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 诉了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爱尔克的灯光①
① 他很喜欢当时一个流行的标语：“人的道德为劳动与互助：唯劳动乃能生活，唯互助乃能进化。”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41 年 4 月 19 日《新蜀报・蜀道》。
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
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 友。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认 识我自己。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 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 山。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
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 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八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 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
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会认识十 八年前的年轻人。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于是大门内亮起了灯光。灯光并 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我只得失望地走了。我向着 来时的路回去。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掉转头，再看那个建筑物。依 旧是阴暗中一线微光。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 上打碎了一般，我痛苦地在心里叫起来。在这条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 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应该是姐姐爱尔 克点的灯罢。她用这灯光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每夜每夜灯光亮在 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最后她带着失 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然是清静的。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 个欧洲的古传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书本在我心 上留下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个城市、这条街的时候，我 也曾有一个姐姐，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跟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
我相信自己的诺言。那时我的姐姐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嫁 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这应该是一个“意外”。但 是这“意外”却毫无怜悯地打击了年轻的心。我离家不过一年半光景，
就接到了姐姐的死讯。我的哥哥用了颤抖的哭诉的笔叙说一个善良女性 的悲惨的结局，还说起她死后受到的冷落的待遇。从此那个作过她丈夫 的所谓温良的人改变了，他往一条丧失人性的路走去。他想往上爬，结 果却不停地向下面落，终于到了用鸦片烟延续生命的地步。对于姐姐，
她生前我没有好好地爱过她，死后也不曾做过一样纪念她的事。她寂寞 地活着，寂寞地死去。死带走了她的一切，这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的旧 式女子的命运。
我在外面一直跑了十八年。我从没有向人谈过我的姐姐。只有偶尔 在梦里我看见了爱尔克的灯光。一年前在上海我常常睁起眼睛做梦。我 望着远远的在窗前发亮的灯，我面前横着一片大海，灯光在呼唤我，我 恨不得腋下生出翅膀，即刻飞到那边去。沉重的梦压住我的心灵，我好 像在跟许多无形的魔手挣扎。我望着那灯光，路是那么远，我又没有翅 膀。我只有一个渴望：飞！飞！那些熬煎着心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梦魇！
但是我终于出来了。我越过那堆积着像山一样的十八年的长岁月，
回到了生我养我而且让我刻印了无数儿时回忆的地方。我走了很多的
路。
十八年，似乎一切全变了，又似乎都没有改变。死了许多人，毁了 许多家。许多可爱的生命葬入黄土。接着又有许多新的人继续扮演不必 要的悲剧。浪费，浪费，还是那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精力，感 情，财富，甚至欢笑和眼泪。我去的时候是这样，回来时看见的还是一 样的情形。关在这个小圈子里，我禁不住几次问我自己：难道这十八年 全是白费？难道在这许多年中间所改变的就只是装束和名词？我痛苦地 搓自己的手，不敢给一个回答。
在这个我永不能忘记的城市里，我度过了五十个傍晚。我花费了自 己不少的眼泪和欢笑，也消耗了别人不少的眼泪和欢笑。我匆匆地来，
也将匆匆地去。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的心似乎想在那里寻觅什么。但是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
我不会像我的一个姑母或者嫂嫂，设法进到那所已经易了几个主人的公 馆，对着园中的花树垂泪，慨叹着一个家族的盛衰。摘吃自己栽种的树 上的苦果，这是一个人的本分。我没有跟着那些人走一条路，我当然在 这里找不到自己的脚迹。几次走过这个地方，我所看见的还只是那四个 字：“长宜子孙。”
“长宜子孙”这四个字的年龄比我的不知大了多少。这也该是我祖 父留下的东西罢。最近在家里我还读到他的遗嘱。他用空空两手造就了 一份家业。到临死还周到地为儿孙安排了舒适的生活。他叮嘱后人保留 着他修建的房屋和他辛苦地搜集起来的书画。但是儿孙们回答他的还是 同样的字：分和卖。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聪明的老人还不明白一个浅 显的道理：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 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 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 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长宜子孙”，我恨不能削去这四个字！①许多可爱的年轻生命被摧 残了，许多有为的年轻心灵被囚禁了。许多人在这个小圈子里面憔悴地 挨着日子。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爱 尔克的灯光不会把我引到这里来的。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
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
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 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我高兴地来，痛苦地去。汽车离站时我心里的确充满了留恋。但是 清晨的微风，路上的尘土，马达的叫吼，车轮的滚动，和广大田野里一 片盛开的菜子花，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离愁。我不顾同行者的劝告，把头 伸到车窗外面，去呼吸广大天幕下的新鲜空气。我很高兴，自己又一次 离开了狭小的家，走向广大的世界中去！
忽然在前面田野里一片绿的蚕豆和黄的菜花中间，我仿佛又看见了 一线光，一个亮，这还是我常常看见的灯光。这不会是爱尔克的灯里照
① 1956 年 12 月我终于走进了这个“公馆”。“长宜子孙”四个字果然跟着“照壁”一起消失了。（1959 年注）
出来的，我那个可怜的姐姐已经死去了。这一定是我的心灵的灯，它永 远给我指示我应该走的路。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在重庆 日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
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②为着追求光和热，人 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 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 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 灰。
７ 月 １２ 日 再访巴黎
一个半月没有记下我的“随想”，只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 到法国去访问了将近三个星期。在巴黎我遇见不少人，他们要我谈印象，
谈观感。时间太短了，走马看花，匆匆一瞥，实在谈不出什么。朋友们 说，你五十多年前在巴黎住过几个月，拿过去同现在比较，你觉得变化 大不大。我不好推脱，便信口回答：“巴黎比以前更大了，更繁华了，
更美丽了。”这种说法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的确喜欢巴黎的那些 名胜古迹，那些出色的塑像和纪念碑。它们似乎都保存了下来。偏偏五 十多年前有一个时期我朝夕瞻仰的卢骚的铜像不见了，现在换上了另一 座石像。是同样的卢骚，但在我眼前像座上的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拿 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而是一位书不离手的哲人，他给包围在 数不清的汽车的中间。这里成了停车场，我通过并排停放的汽车的空隙，
走到像前。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
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 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 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可是当 时我见惯的铜像已经给德国纳粹党徒毁掉了，石像还是战后由法国人民 重新塑立的。法国朋友在等候我，我也不能像五十二年前那样伫立了。
先贤祠前面的景象变了，巴黎变了，我也变了。我来到这里，不再感到 寂寞、痛苦了。
我在像前只立了片刻。难道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追求了吗？不，
不！我回到旅馆，大清早人静的时候，我想得很多。我老是在想四十六 年前问过自己的那句话：“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开花？”这个问题 使我苦恼，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
① 本篇及以下《月》、《星》二篇，最初同时发表于 1942 年《宇宙风》第一二三期。总题为《梦痕》。
② 中国神话：“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旸谷，渴死。”（见《山海经》）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79 年 6 月 4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 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否则我怎样向读者交代？我怎样向下一代 人交代？
一连三个大清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结束访问的日期越近，我越是 无法摆脱它。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我说过，这次来法访问我 个人还有一个打算：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 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 到的教育。我在《随想录》第十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在我瞻仰卢骚 石像的第二天中午，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欢迎 会，有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我的文章，就是《随 想录》第十篇里讲到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我 的面朗诵，可能有点紧张，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而且每一句话我 都听得懂。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我听着，我十分激 动。我明白了，这是对我的警告，也是对我的要求。第一次从法国回来，
我写了五十年（不过得扣除被“四人帮”夺去的十年），写了十几部中 长篇小说；第二次从法国回来，怎么办？至少也得写上五年……十年，
也得写出两三部中长篇小说啊！
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清晨，在罗曼・罗兰和海明威住过的拉丁区巴黎 地纳尔旅馆的七层楼上，我打开通阳台的落地窗门，凉凉的空气迎面扑 来，我用留恋的眼光看巴黎的天空，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就要走了。但 是我不会空着手回去。我好像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我比在五十年前更 有信心。我有这样多的朋友，我有这样多的读者。我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我想起了四十六年前的一句话：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
《旅途随笔》）
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 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５ 月 ２２ 日 我与开明
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 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
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 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
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 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
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
①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 1986 年 5 月 13 至 17 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
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
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 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 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 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
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 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 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小说的原稿曾经被《小说月报》
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 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 在那里印了出来。这小说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
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 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 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
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 翻译过一篇爱玛・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 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 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小说《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
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罗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 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 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 １９２８ 年 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 １９２１ 年在成 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 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托 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
《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 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 是我的小说下一年才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 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
“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１９２９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 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
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
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 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小说和李石曾的旧译 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抗夫 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
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 １９０５ 年俄 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１９０７ 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 便是小说《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１９２８ 年年初我译完《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