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哲
學博士,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 教授、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主任,曾任職於華南師範大學哲學研 究所,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所長,並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
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思想史、比 較宗教學及中國哲學史,代表著作有
《禪學發微──以問題為中心的禪思想 史研究》、《禪史鉤沉:以問題為中 心的思想史論述》、《中國禪學研究 入門》以及譯著《修剪菩提樹──「批 判佛教」的風暴》。
龔 雋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一四‧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其中一項重要的弘法方式即是﹁以教育培養人
才﹂。對於佛光山幾十年所創辦的各類教育事業及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還有許多值得去研究
的課題。這裡我想從近代人間佛教史的發展,特別是太虛大師所引領的佛教教育理想為例,
來觀察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實際上,如果我們對近代太虛為代表的中國人間佛教運動有一定瞭解的話,不難發現,
太虛時代所宣導的許多人間佛教理念在當時還只是一個理想,而到了現代台灣人間佛教事業
的蓬勃發展中,大都成為了現實。從當年太虛辛苦創辦各類佛教教育事業,到現在佛光山所
完成的教育偉績,可以說,人間佛教的佛教教育從單一的傳統性佛學院,已經發展成為多元
的,具有現代大學意義的佛學教育體系。
受到近代以來現代性觀念的影響,以太虛為中心的人間佛教運動不僅努力在佛教內部進
行各項制度的改革,以期革除佛教界的舊制陋習,為近代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氣,而且還希
望通過辦學教育的方式來提升僧人與信眾的素質。為此,太虛對傳統經院式的佛教教育進行
了一些改革,而試圖逐步融入到現代性的國家教育體制之中。最近我們所發現的一九三○—四○ 年代教育部檔案中,有不少涉及太虛關於佛教教育的內容,這些新的材料提供了很多不
為人知的,如太虛在佛教教育方面的努力及其所受到的挫敗。
太虛在佛教教育的事業上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從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學院設立到
一九三○ 年之前。此時期內,在武漢、上海、北京等地,太虛斷斷續續地主導過眾多佛教社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團,如佛學院、正信會、居士林等,它們的性質是佛教﹁修— 學﹂團體,也參與各類社會活動。 第二期從一九三○ 年太虛入川講經、建議設立漢藏教理院︵一九三二年八月正式開學,簡稱
漢院︶到一九三七年。這個時期,太虛在佛教教育中開始關注蒙藏問題。第三期從一九三八
年國府西遷重慶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太虛推請法尊出任漢院院長。這個時期,太虛所引領的縉
雲山漢院不僅成為了國府要員的彙聚之地,而且還成為國家宗教活動、︵有關宗教的︶外事
活動等的重要場所之一。此時的漢院,太虛賦予其重任。其一,跳出四川一省的範圍,參與
國家的﹁邊教行政﹂、﹁輔助抗建﹂、﹁參與籌邊國策﹂。其二、從事藏傳佛教經典的翻譯。
其三、以漢院作為基點和樣板,籌備﹁世界佛教學苑﹂或者國際性的﹁佛教大學﹂,從而建
立起從小學到大學、研究院、僧師範的佛教教育系統。其四、嘗試為佛教教育取得﹁國立﹂
的名號,乃至納入國家教育系統。其五、理論的集成與系統化:該院的內部組織、外部人際
關聯以及各種實踐,均被作為典範而精簡為﹁人生佛教﹂的綱領。
這些可以說是太虛在佛教教育實踐方面所作的工作與努力,雖然他在當時獲得許多國府
高官們的支持,但因為與社會知識菁英為代表的教育部之間存在許多理念上的衝突,實際太
虛的教育成效並非如他所願,他的教育設想也多半停留在理想的狀態。
太虛佛教教育理想及實際效果,他在一九三七年就作過比較明確的陳述。太虛在︽三十
年來之中國佛教︾一文中,敘述和評價了民國以來以﹁佛﹂為中心的社團史、辦學史,以及
佛教︵國際︶關係史。在這篇文章中,對於僧侶居士的辦學,太虛給予了綜述、定位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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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佛教教育分為由居士主導和僧人主導兩類。居士主導的有﹁祗桓精舍﹂,僧人或者各地
僧教育會主導的,在命名上有﹁僧師範學堂﹂、﹁普通僧學堂﹂、﹁華嚴大學﹂、﹁觀宗學
舍﹂、﹁觀宗寺弘法研究社﹂、﹁天台宗學院﹂、以及﹁天台之國清寺研究社﹂等等。前者,
太虛說﹁祗桓精舍雖居士所設,而就學者比丘為多,故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後者,對於
某些比較重要僧團的辦學,太虛評價其﹁成為一學派﹂。較之以上這些院、堂、學、舍、社,
太虛對其本人所主導的僧教育評價最高。他說:
至民國十一,筆者在武昌以李開侁等之援助,設立佛學院,遂於僧教育開一新局面。不
惟影響於青年僧甚大,且於學術、文化及政治、社會各方面,均有相當影響。迄今演續為世
界佛學苑圖書館及研究院,則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屬分設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漢藏教理
院。其仿設者,若常惺於廈門之閩南佛學院均有以上各學院之學僧參預施教,然各學院
迄今未能有一系統之學制,而世界佛學苑亦尚無使佛學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遺憾!
太虛所主導的人間佛教運動在教育理想方面大多無法實現,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如近代
民國教育部為代表的知識菁英階層對現代性教育的理解中,有排除宗教的想法。教育部為代
表的知識菁英團體,正是在世俗法的精神下,將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闡道﹂與﹁牧民﹂的責
任交於世俗大學與研究院來完成,而對於具有強烈宗教性的社團組織在知識上的合法性有著
高度的懷疑。內政部與教育部的﹁行政計畫﹂是﹁厲行僧道職業化﹂,需要﹁再增加職業教
育課程、訓練僧尼謀生技能、改良其生活、使漸變為生產份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教育部擋,全宗號
5 , 案卷號02208 ,0006 ︶這一切資訊,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一方面,教
育部對漢僧之﹁私人辦學機關﹂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謀求通過技能教育來使那些在傳統上
受供養的僧道融入到現代社會。這樣的﹁融入﹂,是在律法條件下,在現代國家理念中,使
得﹁僧道﹂在社會秩序上、在生存能力和知識上等同於﹁民﹂。
於是,關於佛教的研究與教育職能,便不再像傳統那樣由出家僧團或具有信仰傾向的居
士團體來承擔重任,而是交由現代知識與理性為理念的﹁國立﹂大學或研究院來負責。近代
民國教育部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布局即是其一、大學哲學系設立佛教哲學和佛教史的科目,
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湯用彤、熊十力等人。其二、邀請喜饒嘉措等藏傳佛教領袖到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等五所大學講學,但因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
而停止。其三、在南京、西康等地設立與蒙藏有關的中小學、培養人才。其四、在蒙藏等地
設立教育系統內的中小學,主要教授現代知識和謀生技能。其五、由蒙藏委員會主導,派遣
人員入藏從學。其六、中研院史語所也對佛教學術有所涉及,主要是陳垣對敦煌文獻的整理,
以及陳寅恪個人的研究。這些教育顯然都不是太虛意義上的﹁僧教育﹂;而更應該被看作是
與佛教、佛學有關的國家教育,其關鍵字是知識、民族、政治與公民教育,它要剝離的恰恰
是佛教或者佛學中所隱藏的﹁主義﹂、﹁宗教﹂、﹁宗教派系﹂、﹁意識形態﹂等。對太虛
佛教教育來說,後者才是重要的。
當近代社會將傳統上﹁闡道﹂、﹁牧民﹂的權力歸於教育部,由教育部來統籌規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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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牧民﹂的教育權力以﹁天下為公﹂的名義被收歸到具有現代知識訓練的知識分子菁英
當中,他們參考西方國家而制定國家教育的層級體系和測評標準。︵教育部檔案中有好些卷
宗是在討論歐美日本諸國的教育體制、課程標準等問題,以此為參照而設立適合國情的教育
體系和標準。︶由是,太虛傳法實踐、教團組織、僧伽教育,至少在﹁法﹂的絕對性和命令
中被革去了﹁出世間﹂的﹁命﹂,被賦予了﹁世間﹂性;同時也在政策和制度上被排除於國
家教育系統之外。
另外一方面,由於近代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絕大部分﹁私人講學機關﹂或﹁宗教團體
辦學﹂也確實因品質︵關於品質問題,對比漢院師資、課表和入學程度、畢業程度即可知曉。
比如,太虛擬辦的﹁康藏班﹂,入學水準被規定為﹁相當小學程度為合格﹂。︵見檔案
5 ︵2 ︶
—01001 ,0020 ︶。再如,在請免兵役的案例中,太虛坦露了漢院的實際水準:入學水準在﹁初 中以上資格﹂,﹁其實質自等於專科以上學校﹂。︵見檔案五-14808 ,34 ︶和性質不合而
無法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就性質而言,﹁宗教團體辦學﹂早已被定性為﹁或為捐資設學以造
就人才,或為聚合徒眾以研究傳習其教義﹂。太虛領導的僧人與居士團體雖然在口號方面主
張﹁契機﹂地去接引近代知識文明,而在實際的佛學教育及研究方面,卻顯得比較傳統與保
守。即是說,當太虛期許他的佛教教育能夠比肩甚至涵蓋國家教育系統的時候,卻在僧教育
的程度︵無論是課程標準、師資水準,還是學生入學程度、畢業水準︶上完全無法達到教育
部所規定的、同級學制的最低水準。在政治、律法、教育與知識等方面的現代化進程中,社
會對傳統宗教的身分和地位的刷新與再配置。這樣的進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系統性、可量
化、現代理性與現代知識;而對於太虛所宣導的佛教教育,如果從其師資和課程來定性定量
分析,那麼,幾可肯定,這樣的僧教育形態,幾乎完全尚未從傳統的講經中蛻變出來。
從太虛佛教教育的理想與籌畫的事業來看,他試圖開創性地接納現代知識與價值觀念來
改革傳統佛教舊習,讓人間佛教能夠調適性地融入與接續現代文明的洪流,而他對現代知識
的理解及對傳統教義教制的留戀不捨,又使他經常糾纏於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之中,無法作出
清晰的分判與抉擇。這也使得他在佛教教育方面腹背受敵,一面在教內為保守派所攻擊,而
無法取得更多教內支援,又與代表現代知識菁英的教育部之間無法取得深度的信任。他的佛
教教育一直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中徘徊不前。
有趣的是,太虛人間佛教的教育事業在近代所碰到的糾結,卻經過了現代台灣人間佛教
運動的努力而獲得了許多突破,他的教育理念也大都在台灣人間佛教所進行的教育實踐中得
以實現。從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所取得的佛教教育方面的成就來看,太虛大師在佛教教育
上所期望的制度化、大學化、世界化等理想都已經基本落實。
佛光山的佛教教育體系根據社會人群的不同需要而大致分為僧伽教育、社會教育及信眾
教育等多種層次體系。在僧伽教育方面,星雲大師初創佛光山時即重視到佛學教育的重要,
而設立佛學院,培養四眾人才。大師對於佛學院的要求不僅沿習傳統的講經學統,還因應時
──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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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脈動融入現代化思想,在學制方面把經論教理、寺院行政與外文佛學結合起來。佛光山目
前已經建立了十六所培養僧伽的佛教學院,其中包括了在亞洲、美洲、澳洲等地建立的佛教
學院,實現了佛教學院的世界化。
為了提升信眾居士對於佛學的理解,佛光山於世界各大分院也建立了都市佛學院,所設
立的課程也與一般佛學院相同,把解行融一,以便世界各地在家信眾可以進修佛學。此外,
還結合在台灣各分院興辦社區大學,深耕社會教育責任,針對佛學研修、社會服務智慧等不
同專業進行授課。社區大學學員在台灣已經超過八千多人。其社會大學的宗旨把傳播佛教與
人文知識,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結合,使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道場均成為一種具有文化
與教育性質的場所。
而在社會教育方面,佛光山的佛教教育事業,可以說把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佛教教育理
念發揮到極致。從創辦幼稚園、國中、高中,到多所大學的成立,體系與系統化了佛化教育。
特別是佛教大學的創立,把佛教教育融入到現代知識系統之中去進行研究、教學與弘傳,在
台灣的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及在海外的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天大學、菲律賓光明大學等,
都設有佛教學研究的系科。雖然各校側重研究與教學的重心不同,但都力圖把傳統佛教的學
問與現代知識、生活與價值等進行融和會通。佛光大學系統所成立的佛教研修學院,則以現
代佛教學的研究、教學與傳統佛教修行體系相結合,做到學修並重。這一具有東方佛教學性
質的大學佛教教育方式,在漢語世界首次進入了政府教育部的認可系統,並正式納入到教育
部的體制內。太虛時代僧界辦學與政府、社會及知識菁英之間的緊張關係,在佛光山的大學
系統中已經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融和。佛教教育在教界、政府教育管理部門及社會之間取得了
一種較為良性的平衡與互動。而於二○ 一一年佛光在海內外四所大學一體化的建制,所謂
﹁佛光四校一體大學系統﹂的完成,更成為台灣第一所跨國際的大學聯合系統。佛光山的佛
教教育真正實現了太虛理想中的大學化、體制化與國際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二○ 一二年,以發揚佛陀教法、闡揭人間佛教思想為宗旨,期建立人間
佛教思想體系,培養佛教學術人才,推動各項弘法為中心的﹁人間佛教研究院﹂的成立,可
以看成佛光山有關佛教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性標誌。當人間佛教運動本身成為一個為現代學
界所研究的對象時,意味著其典範時代的即將來臨。
──從近代太虛的佛教教育理想到佛光山的教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