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易》之道德認識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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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周易》之道德認識論

《周易》展現了陰陽變化的創生道理，給予天地萬物存在之形上根源。尤有進者，此道理且透過古代卜筮方法所揭示人的道德法則，提供人在道德作為上的依據和準則，從卦爻辭中，人們可知如何審視時勢而適當地作為與修養，恰如其分地行事、做應該做的事情，以致能「趨吉避凶」、成就生命價值。故本章將接續道德形上意義，進而探討《周易》之道德認識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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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闡明其道德判斷標準何在、人要如何認識這準則、以及人如何修練才能「從心所欲不逾矩」。

第一節《周易》吉凶價值之判斷準則

壹、《周易》為卜筮決疑之書

《周易》是一部卜筮之書，原始的功用就是為上古時依託信仰的人們判斷未來的吉凶、指示可依循的道路（陳宜均，1997：10），《左傳》桓公十一年有言：

「卜以決疑，不疑何卜」（左丘明（周）傳、杜預（晉）注、陸德明（唐）音義、

孔穎達（唐）疏，1983：Vol.143 155），換言之，卜筮的目的是要解決人們的疑惑，即卜筮的功能在於解答疑問，同時，這表示上古的人們敬畏此天地變化的未知力量，將之當作主宰自然和社會的神衹，而汲汲於探求「天意」，戒慎恐懼地遵從天神的指示，故《周易‧大有》上九爻辭曰：「自天祐之，吉無不利」（王弼

（魏）、韓康伯（晉），1999：49），《禮記‧祭義》亦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立以為《易》。易抱龜南面，天子卷冕北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

示不敢專，以尊天也。」（孫希旦，清／1990：1233-1234）表現出聖人據陰陽天地變化創作《周易》，而天子尚且敬畏天之易道，於行事前還須請示天意。

「筮」與「卜」是上古人們決嫌疑、問吉凶兩種主要的方式，「卜」要看甲、

骨的兆象，「筮」要算蓍策的數目（戴璉璋，1989：15），故《左傳》云：「龜，

象也；筮，數也。」（左丘明（周）傳、杜預（晉）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Vol.143 296）占筮所使用的蓍策不如甲骨那樣可作紀錄，

古人往往卜筮並行，有時會把占筮所得之數字刻於甲骨上，目前所發現的筮卦全為數字的組合（戴璉璋，1989：16-17）。上古筮法可能經過多次改革，最重要的

7本章所探究的，是闡釋《周易》的道德認識論，即其 “moral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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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把筮數歸納成奇偶兩類，而後來便發展為全以「－」、「^」兩種符號表示之，

數字簡化為奇偶符號也使卦的數量減少到容易掌握之程度，同時人們在奇偶符號卦中便能分析出八個單卦，作為重卦之構成符號（戴璉璋，1989：19-21）。

《周易》的占卜方法是「筮」，孔穎達云：「用蓍以求數，得數以定爻，累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辭，則蓍為爻卦之本，爻卦為蓍之末」（王弼（魏）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Vol.7 311），這是說利用蓍草進行數的演變，進而求得爻的形象和卦象，爻和卦都有其爻辭與卦辭，爻辭及卦辭分別是對爻象和卦象的解釋，而古人占卜時筮得一卦，便查閱《周易》的卦爻辭，按其內容以推測所問事情的吉或凶（朱伯崑（主編），1993：6）。

《周易》的卦爻辭就是源於占卜的「筮辭」，但這些筮辭並非一人所創作，

是經由長期積累的結果，大都是掌管卜筮的占人、筮人或卜人於不同時期記錄下來加以整理的（朱伯崑（主編），1993：7）。也就是說，專司卜筮的專官，在長久主持這樣的事務之後，必會累積一些占驗的事實，若將這些結果加以統計排比，則可以歸納出一些判斷吉凶的規則或範例，而在每次占卜之後，就可以依這些規例加以說解，如此不斷地加以歸納整理，便逐漸將不同的卦象與某些事類聯結，並分別代表不同事類的卦名。如此，《周易》作為占卜用書之前，其吉凶的判斷，未必有可以確切解釋的道理，更多的可能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規律，然而，

當其初始的界定一旦形成，爾後的人們即能依此界定作邏輯的推演，產生若干可以依循的通則（陳宜均，1997：11）。

承上所述，《周易》的卦爻辭便是占卜的事實與其結果徵驗的紀錄，經過整理和歸納，得出一大致的占驗形象，並且，與各項卦爻辭聯繫而成的，可作為人們行事作為的依據。換言之，八卦中的卦象象徵某物，以及八卦相重結合所成六十四卦分別所象徵之某事某物，開始時應是只憑藉類似的聯想來判定，然經多次的卜筮之後，便可共同約定以何卦專門象徵何類之事物，而此八卦相重結合所成六十四卦，則分別可象徵某物與某物結合所成某一類之事物，同時，同種類的事物具有同種類之道理（唐君毅，1986：138）。今所見《周易》的卦爻辭便是依據種種共同約定而作的若干解釋，紀錄成書，提供後人在占卜時能依類依理，以觀其所象，推斷吉凶悔吝的情形與進退行止合宜之行為（唐君毅，1986：139）。

另一方面，唐君毅（1986：142）還認為：

此《易》之為書，亦只為一無意義，而無思無為之書。此時任何卦爻，皆可能為我所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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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吾人此時之心知無思無為，亦即如虛涵、虛載此一天地萬物之全體，而範圍之。

此時在無思無為之世界中之天地萬物，與此易之為書、及吾人之心，即皆同在一即然不動之境。然當卦爻既定，則易之為書，顯出其彖象之辭，亦顯出其辭所象之天地萬物中若干類之物，……若干之事，而我即可由此若干之物象、事象以定吉凶，而知我若干進退行止之道，亦降至於有若干之思與為之境。是即可稱為易之為書之「感而遂通」，亦我心之「感而遂通」。……即見一切天地萬物，皆由寂而感，由無形而有形，由形而上，

而形而下。……人將此易之為書作卜筮之用時，……人心之能由「寂然」而「感通」，

與天地萬物之能由「寂然」而「感通」，……。

這段引言是說明《周易》本為涵括天地、無所思慮之書，然人於占筮之後，藉由筮得之卦象爻象，而能與天地相應感通，透過卦爻辭所表現的天理法則，人們能明白行為的準繩，故《周易‧繫辭傳上》第十一章即曰：「神以知來，知以藏往」

（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14）。卜筮的目的，實就在於人們本著知道過往的事物，以觀天地萬物，而更求未來行事之方向與其吉凶，也就是說人本於藏往之知和知來之神，同時觀察天地萬物之運作，感應且體悟變化莫測之易道，

而人能有此神明之知，因此，學易、玩易之人藉由一卦一爻的「象」與「辭」，

了解其意涵，便可知進退之道，以進德修業成為有德之君子（唐君毅，1986b：

146）。

然而，《周易》雖是卜筮之書，但其許多內容顯示人們對於把握自己的命運開始有信心，上古的人們以為個人的命運還是要依靠天的保佑，吉凶禍福仍與天的意志有關聯，但卻也非完全被動地順從於天或者絕對地不可更動，從《周易》

卦爻辭可知，其之吉凶斷定增加了人為的因素，而事實上卦爻辭多表現出有關修己、待人和處事的原則，故即使占筮不吉利、不完滿，亦可透過占筮者的努力而化險為夷（朱伯崑（主編），1993：17、21）。

貳、《周易》卦爻之變化原理與吉凶之判斷

《周易》其卦爻辭判斷吉凶的來源，是藉由卦象與爻象顯示天地事物變化運

行的道理（林文欽，2002：66）。《周易‧繫辭傳下》第六章云：「夫易，彰往而

察來，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類也

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行，以明失得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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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26），此段是說《周易》彰顯往昔的變化以表明覺察未來的事態，並顯示微小的徵候且闡明深刻的道理。作《易》之人在聯繫卦爻之象與辭之時周密思考，解釋卦爻使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物象明確，其言詞周正且義理完備，卦爻辭所稱之物象之名雖小，但比類譬喻的事物卻十分廣泛，意旨深遠且文采斐然，言語曲折卻切中事理，運用典故明顯、具體，蘊含之哲理則是相當深奧（黃壽祺、張善文，2001：591）。

《周易》藉由卦爻揭示陰陽變化的道理，幫助人們行事有所依據，使人們明白事物之吉凶得失。《周易‧繫辭傳上》第二章又說：「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吝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六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4），聖人觀察物象以創造卦形，在卦爻之下附加聯繫上解釋義理的文辭，並以陽爻、陰爻之剛德、柔德顯示陰陽變化運行（黃壽祺、張善文，2001：532）。吉、凶、悔、吝是《周易》的主要占辭，吉、凶表示處事或得或失，悔、吝則為處事不完滿而有憂患意念的象徵。天地陰陽運行和卦爻的剛柔變化，就和人事的進退以及晝夜的交替相類似。在卦中六爻，初、二兩爻即為地道，三、四兩爻表示人道，五、上兩爻代表天道，所以六爻的變化就是體現天、

地、人的道理（黃壽祺、張善文，2001：532）。

此外，《周易‧繫辭傳上》第八章還提到：「聖人有以見天下之賾，而擬諸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見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行其典禮，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不可惡也，言天下之至動而不可亂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10），此闡釋聖人體會天地幽深難現的道理，將其比擬為具體的容貌形象，適當地用以象徵事物的意義，這就是

「象」，聖人見天地萬物運行不息而觀察到其變動規律，利於施行典章、法制、

禮節、儀式，於是將此規則撰成吉凶判斷的文辭並繫於卦爻之下以資參考，此判斷事物之吉凶便稱為「爻」（黃壽祺、張善文，2001：546）。如此，提示了天地幽深的道理，人不可鄙惡輕視之，亦闡明了天地相當紛繁複雜的變化，人不可背離違逆之。因此，由上述可知《周易》是藉由天地自然陰陽之盈虛變化進行比擬，

闡明人事生活的憂慮、進退、得失，以卦象系統涵蓋人們處事吉凶的道理，再藉由占筮活動將人社會生活行事的吉凶觀念以卦爻符號表現出來（林文欽，2002：

67）。

承上所述，《周易》藉由卦爻象表示天地萬物變化之法則，以闡明正當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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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人事作為之道理，六十四卦中實包含卦、爻、辭三部分，聖人以卦爻之象顯示且代表天道之變化和意義，後又以卦爻辭將其中之內涵解釋得更加清晰，並判斷吉凶的價值。而卦有卦的象、爻有爻的象，卦與爻的實質均為「象」，「象」的目的是表意，「象」亦為表意的方法，學「易」、用「易」的人便根據辭來瞭解「象」，

根據「象」以瞭解意，故《周易》的本質就是用「象」表達意義、思想及義理（呂紹綱，2005：9）。

除了上兩段〈繫辭傳〉對「象」說明外，《周易‧繫辭傳上》第十一章又有言：「一闔一闢謂之變，往來不窮謂之通；見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15），「易有四象，所以示也」（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216），一闔一闢的動作即為變化，來往變化沒有窮盡便是通達，而將這些變化顯現且表示出來，就是「象」，同時，《周易》的老陽、老陰、少陽、少陰四種「象」，是用以顯示與表徵變化之徵兆（郭建勳，1996：522、524），此外，《周易‧繫辭傳下》第三章還說：「是故，易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22），《周易正義》云：「但前章皆取象以製器，以是之故，

易卦者寫萬物之形象」（王弼（魏）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

1983：Vol.7 556），此清楚說明了《周易》的內涵本質就是象徵，而象徵即為描摹體像具體的事物與現象，以表明和顯現其中的道理及意義（郭建勳，1996：

537）。因此，「象」是《周易》傳達陰陽天地萬物變動化育、生生不息之意涵所運用的媒介，聖人藉由「象」明示天道，而人透過卦爻之「象」而能認識體會太極之理。

另一方面，王弼在《周易略例‧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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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詳細地解釋「意」（天道義蘊）、

「象」（象徵方法）、「言」（卦辭和爻辭）三者的關係：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若象，盡象莫若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故立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

義苟在健，何必馬乎？類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

8 《周易略例》為王弼所撰，用以解說《周易》之體例，共有〈明彖〉、〈明爻通變〉、〈明卦適變通爻〉、〈明象〉、〈辯位〉、〈略例下〉與〈卦略〉七篇，並由唐人邢璹注釋，然本著作是附於《周易王韓注》之書後，且四庫全書版亦是附於《周易注疏》一書之後，在此特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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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乾乃為馬？……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見矣。（引自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62）

事物變化的象徵是為了表達意義，此象徵透過言辭而將內涵說明清楚；「象」能涵蓋包羅天地萬物道理法則之義蘊，「言」則可以傳達「象」所描摹體像的天道運行與萬物本質。言辭是用來解釋「象」所描繪的萬物本質及天道運行，所以依據「言」可體會和領悟「象」；「象」是用來表現和顯示天道內涵，因此掌握「象」

可以認識與瞭解天理內涵。天道內涵以象徵方法表現窮盡，所象徵的天地萬物本質藉由言辭更加清晰地展現出來，是故「言」為闡明「象」的方法，認識和掌握了「象」所含蘊的現象及意義，便不要拘束在「言」上，「象」涵蓋包羅天地萬物的本質意涵，瞭解及體悟了「意」之後，就不要拘泥於「象」上。「象」以表現「意」，所保存的「象」實為其象徵的「意」，「言」以闡明「象」，但所體現的

「言」實為其所欲說解的「象」。因此，確立「象」是用以涵蓋、表現與傳達、

描摹天地萬物變動化育之生生仁道，若掌握此天道仁理，就不必拘泥限制在「象」

上面。然而，若其意涵為剛健，又何必拘限在以具體的馬來象徵！若其本質是柔順，也不須僅限於具體的牛來象徵表示之。

因此，唐君毅（1986：345）即認為人由「言」掌握「象」而得「意」之後，

必須知道其表達的主要內涵，而此主要內涵亦可由其他不同的「象」顯示之，乾健坤順是意義、作用也是本質，馬、牛則為其象徵，但是能象徵乾健坤順意義的事物，則不限於馬、牛。故質言之，「象」的本原在「意」，但表達一「意」可用多種類之「象」，《周易》卦爻所象徵的，乃為具體的事物，而「意」的指向表現在具體的事物，因此，所要著重的是掌握具體事物蘊含的意義，瞭解此意義之後，

便可以其他適合的「象」來展現其意，人觀察具體變易之現象，進而提升到意義的世界，同時將其展現顯示於卦象和爻象上，六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表達一意義，故人讀《周易》以瞭解「易」之內涵道理，則不能不透過「象」與其「言」

來「認識」以及「掌握」「易」之內涵道理（唐君毅，1986：346-347）。

至於表達思想與義理為何不直接以言辭而要用「象」的原因，呂紹綱（2005：

9、10）則以為除了因為《周易》原為卜筮之書，目的在於「神道設教」，必須具

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方能使人衷心地信仰之外，主要的還是《周易》所要表達的思

想實具有極大的抽象性，也就有最大的靈活與適應之性質，要展現最大最多的人

事時變，是故，必須以「象」來體現之，乃能靈活且廣泛地表示即涵蓋一切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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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事。承上所言，《周易》原是卜筮之書，其用以推測吉凶的依據即為「卦象」，

而卦象有形象、採取象徵的方法表意，它是一種特殊的符號，既非文字也非數字，

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具備突出的象徵意義（朱伯崑（主編），1993：22；劉瀚平，

1997：43）。此外，亦可以說卦象之所以成為卦象，為了預測與斷定吉凶，用象徵的方法和系統以反映與占筮相關的認識，雖然八卦、六十四卦本為卜筮之用，

但起初不一定象徵某事物，「卦」所象徵的意義是歷代後人逐漸加諸上去的，並且，象徵的意義若多一些，便有利於用易之人觸類旁通、靈活運用（朱伯崑（主編），1993：23）。

人事之吉凶悔吝的判斷來自「卦」與「爻」。八卦象徵著不同的「物」，而八卦相重合為六十四卦則表示一物與一物相交而成為某事實情（唐君毅，1986：

157），即六十四卦之每卦各表示某一事態、現象之特定背景，而其中可產生變化發展的規律（黃壽祺、張善文，2001：41）。《周易》依據陰陽剛柔的動靜關係，

解釋萬事萬物的變化，「時間」便是陰陽動靜影響的歷程形式，此外，人與環境之互動，須因運勢處境不同調整行事以作適當的配合，審時度勢，隨處境而盡事理之時宜，以趨吉避凶，此即依「卦爻時」而處事（曾春海，2003：47-48）。

六十四卦每卦由六爻組成，「─」象「奇」、「陽」、「剛」等意義或德性，為陽爻；「- -」象「偶」、「陰」、「柔」等意義或德性，為陰爻（譚德貴，2005：9）。

每卦中的六爻，可代表一卦所象之事下的六件事，此六事依先後之序表示從一事逐漸發展至一事的時間秩序，在先後事情之發展次序，每一爻便在整個背景情勢的發展中有其序位，稱「爻位」（唐君毅，1986：158）。爻位是指爻在卦中的位置，由下而上依序排列而稱為初、二、三、四、五、上，爻位的升降也象徵著事物的發展，每一爻位代表事物發展的一個階段，同時每個爻位有其自己的特性，

而人之行事須依循順應其特性與情勢，方能趨吉避凶（戴璉璋，1989：80）。黃壽祺、張善文（2001：42）便歸納六級爻位的基本特點為：「初位象徵事物發端萌芽，主於潛藏勿用；二位象徵事物嶄露頭角，主於適當進取；三位象徵功業小成，主於慎行防凶；四位象徵事物新進高層，主於警懼審時；五位象徵事物圓滿成功，主於處盛戒盈；上位象徵事物發展終盡，主於窮極必反。」《周易略例‧

辯位》又云：「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引自王弼（魏）、韓康伯

（晉），1999：265），邢璹注曰：「各守其位，應之以序」（引自王弼（魏）、韓康

伯（晉），1999：266），此便明白指出「爻位」表示人事發展的進程、階段、關

係與次序，其均有其一定的道理和意義，故人在行事作為上須瞭解並順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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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方能有所發揮。

進言之，卦爻都是講天地之事物，也都是以陰陽為表徵，陰陽爻是構成六十四卦的基本元素，然而，「卦」主要從靜態的角度觀察，反映事物之象與其情勢，

「爻」主要以動態的角度探討，著重於反映陰陽之運作與事物之變化（譚德貴，

2005：9）。故王弼在《周易略例‧明卦適變通爻》中有言：「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57）。卦是時，爻是在卦時中的變化，卦之時為大、爻之時為小，卦代表整體的、大的、相對不變的背景情勢，爻則表示當中不斷變化的、小的階段（譚德貴，2005：9）。

《周易‧繫辭傳下》第一章云：「吉凶悔吝者，生乎動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19），《周易》所講之吉凶悔吝發生於陰陽變化、剛柔相推之「動」，即根據「易道」之運作，而人行事守持正道便得吉祥，人們都是要趨吉避凶的（金景芳、呂紹綱，2005：572-573）。如《周易‧

繫辭傳下》第十二章所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見矣。變動以利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惡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吝生，情偽相感而利害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32），八卦與卦爻辭以不同形式闡述義理，前者是形象象徵的方式，後者為擬取事物具體情態的方式，六爻剛柔推移、交錯居位，顯示天地陰陽變化之道理，得此理則吉，失此理則凶（黃壽祺、張善文，2001：608）。易道之變在於趨利避害，故六爻變動適當與否，用利或不利來表示，至於吉凶的結果，是依據卦爻辭所擬物象情態推移之道理而決定，人之行事乘此情態順此道理便是吉，違此情態逆此道理即為凶，此外，陰陽的相應或矛盾亦產生吉凶的情境，並且，陰陽兩爻或親比、或相應的情況和時機若取捨不當，便會產生人事的悔恨或憾惜，同時，陰陽剛柔象的真誠相感就有利，

虛偽相親便有害（黃壽祺、張善文，2001：608）。故《周易》的吉凶觀念是依據天地陰陽運行的道理，透過卦爻之「象」與「辭」展示予人。

《周易》六十四卦乃代表人生六十四種不同之情況，其中有順遂與困難的變化，所以每卦中有不同的斷語以評斷吉凶得失，其中吉、凶、悔、吝、無咎是五種主要的斷語（李煥明，1984b：16）。《周易‧繫辭傳上》第二章云：「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4），《周易‧繫辭傳上》

第三章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5），

楊萬里亦有言：「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不盡善之謂失」（楊萬里，宋／1983：

Vol.14 719），《周易折中》引趙玉泉之言：「吉即順理而得之象也，凶即逆理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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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也」（李光地等，清／1983a：Vol.38 375），因此可知，這是以人事得失解釋吉凶，以得言吉、以失言凶，而所謂得失，乃順「易道」行事為得，違悖「易道」作為便是失，成功為吉、失敗為失，完滿為吉、不完滿為失（李煥明，1984b：

17）。

關於悔、吝之意，《周易‧繫辭傳上》第二章云：「悔吝者，憂虞之象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4），《周易‧繫辭傳上》第三章云：「悔吝者，

言乎其小疵也」、「憂悔吝者存乎介」（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5），

朱熹云：

吉凶悔吝之象，吉凶是兩頭，悔吝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吝自吉而趨凶。（黎靖德（編），宋／1983：Vol.701 542）

悔吝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吝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

只是以其未便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了，便有進善之理，悔便到无咎。

吝者喑鳴說不出，心下不足，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疪，然小疵畢竟是小過。（黎靖德（編），宋／1983：Vol.701 544-545）

由上所述可知，悔與吝相對而言，兩者介於吉凶之間，吉凶是得失，悔吝則是小問題、小過錯，悔與吝之不同在於「悔」有悔改補過的意思，發展的前途是吉，

「吝」為不知道悔改補過，其發展將會是凶（呂紹綱（主編），2001：21）。也就是說，「悔」是懊悔，「吝」為惋惜，兩者均為憂慮且有小的過錯，然而，「悔」

表示有了過錯之後心中憂慮不安而想要補過向善，「吝」則是犯了過錯卻沒有加以彌補改過，所以悔趨向吉而吝趨向凶（李煥明，1984b：17）。

至於「無咎」，咎為災害，輕於凶而重於悔吝，是指原先有所過錯，後來由於其悔改補過便沒有過錯了，無咎當是從「有悔」發展而來（呂紹綱（主編），

2001：21）。《周易‧繫辭傳上》第三章云：「無咎者，善補過也」（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205），張載（宋／1983a：Vol.8 731）云：「凡言無咎者，

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朱震（宋／1983：

Vol.11 226）亦有言：「無咎者，本實有咎，善補過而至於無咎」又「無咎則悔可知」，因此，咎為過失，無咎是善補過之意，也就是行事發現過錯，予以補救，

便沒有差錯，屬於悔和吉之間（李煥明，1984b：17）。

《周易》藉由「卦」與「爻」所呈顯的吉凶得失觀，其中是有一些具體規則

(10)

可循的。首先就卦爻時位而論，承上所述，陰陽剛柔之動靜變化即為時間進程，

人應懂得與時偕行，人之行事若能依循、掌握和利用卦象所示的情態、背景和時勢，適當地作為，便是遵從且持守了「易」道，便能獲得吉祥；然若不能，則難以獲得吉祥。高懷民（1988：315）還認為「時」的變動為一大的流行，「位」的變化無窮複雜，但「時」與「位」相因相成，「位」可視為「時」橫切面的呈現，

兩者又表現於一體，此外，「時」的影響力非常大，人若違時行事，時間稍縱即逝，因此很難挽救的。又者，《周易》從太極、兩儀、四象至八卦，八卦相重為六十四卦，六十四卦當中又分作三百八十四爻，這都代表天地萬有在時空中變化演進的進程或系統，卦爻辭與〈易傳〉便根據此時空秩序或運行系統有所闡釋，

從而啟示人認知、順應、掌握「時空」，以進德修業、成就生命（黃慶萱，1995a：

6）

⁹

。故程頤（宋／1987：1）云：「易，變易也，隨時變易以從道也」。

承上所述，如《周易‧革》：「革：巳日乃孚，元亨利貞，悔亡」（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153），《周易‧彖傳‧革》：「革，水火相息，二女同居，其志不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文明以說，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王弼

（魏）、韓康伯（晉），1999：153-154）革卦象爭著變革之時，在亟需轉變的時候推行變革，徹底地轉變，並且能取信於人，行事者的前景就非常地亨通，且利於守持正道以消亡悔恨之事，彖傳更是進一步說明卦象水火相長即是相互變化改革，在這樣需要興起變革的情勢下，若能把握此時推行革新之事，同時誠信於人，

則能成功，如同天地變化方能導致四時運行，亦如湯武革命是順應天時與民意的。顧炎武（1613-1682）進言之曰：「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易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巳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更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顧炎武，

明／1983：Vol.858 412），以及孔穎達亦解釋此道理云：

天地之道，隂陽升降，溫暑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次眀人革也，夏桀殷紂，凶狂无度，天既震怒，人亦叛亡；殷湯周武，

聰眀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嗚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惡俗，故曰湯

9 黃慶萱教授在此〈《周易》位觀初探〉一文中，還從《周易》的「位」觀討論人生德業，共提及「配合自然，尤重人倫」、「多方設想，不宜執一」、「素位而行，立場正確」、「睦鄰合群，比應得宜」、「來往進退，慮定而動」、「窮理盡性，以至於命」六項道德意涵，在此提出以供參闡。

(11)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易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襌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益，故取相變甚者，以眀人革也。（王弼（魏）注、

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Vol.7 472）

事物毀壞、破舊、發展窮盡了，就需要變革，變革的目的在於「新」（金景芳、

呂紹綱，2005：382），窮則變、變則通，革新之後才能繼續發展、生生不息。然而，變革並非輕而易舉，改變人們習以為常之事要取得人的理解和信服，同時，

革有時間問題，非憑人的意志隨意而為，不到革的時候不能革，到了革的時候則不能不革，所以必須因時審勢而行事，並且堅持正道，最後方可以成功（金景芳、

呂紹綱，2005：382-384）。

又如《周易‧豫》六二爻辭：「介于石，不終日，貞吉」（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53），《周易‧象傳‧豫》六二：「不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53），王弼曰：「處豫之時，得位履中，安夫貞正，

不求茍豫者也。順不茍從，豫不違中，是以上交不諂，下交不瀆，明禍福之所生，

故不茍説，辯必然之理，故不改其操，介如石焉，不終日明矣」（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53），豫卦象徵安逸和樂，但是六二耿介如石，守持正道，處在豫樂之中卻沒有耽溺其中，能見機而作為，迅速擺脫豫怠的情況，斷然不疑地行事（金景芳、呂紹綱，2005：157、160）。如上王弼之注，人若在豫樂的時候，

能了解歡樂必須適當，能堅持正道而不過於逸樂，且猶如深知「生於憂患、死於安樂」的道理，便可以趨吉避凶。

然而，如《周易‧節》九二爻辭所云：「九二：不出門庭，凶」（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187），《周易‧象傳‧節》九二：「不出門庭，失時極也」

（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87），以及來知德（明／1983：Vol.32 317）

有言：「極，至也。言失時之至，惜之也。初與二小象皆一意，惟觀時之通塞而已。初時之塞矣，故不出戸庭，无咎。二時之通矣，故不出門庭，凶。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節象徵節制、節止或慎守的情勢，適當地節制可以獲致亨通，

但九二處中正是應當有所作為，卻能有為而不為，失去適當行事的時機，必然為凶（金景芳、呂紹綱，2005：470）。如來知德所說，當通達之時，仍節制不出，

違背時機而不能有所做為，便有凶險，故於可行事之時就要有所行動，才能獲得吉祥。

其次，專就「爻位」之吉凶觀念而言，《周易‧繫辭傳上》第三章有言：「爻

(12)

者，言乎變者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05），《周易‧繫辭傳下》

第三章亦有言：「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

222），「爻」是象徵陰陽之剛柔相推變化，即天地萬物之運動。而剛柔之爻的德性變動分別地排布在六爻的爻位上，並由於時位和事況的不同，便會影響或產生行事之吉凶得失的結果（曾春海，2003：42），故《周易‧繫辭傳下》第十二章云：「剛柔雜居，而吉凶可見矣」（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32）。

在《周易》的筮法與象徵中，卦中爻位為初、三、五是陽位，二、四、上是陰位，凡陰居陽位、陽居陰位，則皆稱作「失位」或說「不正」，如此則多危殆凶險，但仍須視其時位狀況而定（徐芹庭，1982：8）。也就是說，卦爻所處的位置代表事物所處之情境，而卦爻的剛柔性能，即為事物所展現的德性，若剛柔表現適合於其背景情境，即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便是得位或當位，然若陰爻居陽位、陽爻居陰位，便表示其剛柔性質不適合於當下之情境態勢，是失位或不當位，質言之，得位多吉，失位多凶（戴璉璋，1989：94、95）。

故承上所述，如《周易‧渙》九五爻辭：「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85），《周易‧象傳‧渙》九五：「王居無咎，正位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85），朱熹（宋／1999：216）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令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渙就是離、就是散，渙卦的卦義即為在天下渙散的時候，如何治渙的問題，九五爻陽居陽位，並居於中位，居中持正，恰似能夠發革舊布新之大號令，以解決天下離散大難的天子諸侯（金景芳、呂紹綱，2005：461、463），也就是說，在離散之時，此爻之剛健德行適合居於五爻位的天子尊位，能夠收聚民心，如此行事必無咎害。

然而，《周易‧履》六三爻辭曰：「眇能視，跛能履，履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37），《周易‧象傳‧履》六三：

「眇能視，不足以有明也。跛能履，不足以與行也。咥人之凶，位不當也。武人

為于大君，志剛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37），《周易正義》云：「人

欲自為於大君，以六三之微，欲行九五之志，頑愚之甚」（王弼（魏）注、陸德

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Vol.7 359），履就是禮，代表人們立身

處世的原則，六三以陰居陽位，不中不正，若以此為行動準則必出問題！跛腳無

法走得中正且直行，但還能行走，眼睛將近視盲，卻還勉強看得見，無視於自己

的弱點而恣意行事、剛愎自用，這樣走在老虎旁一定會被咬，故為凶，但是此才

(13)

能弱、意志強的武夫，如果在足智多謀的君子王者領導下，若許便是可取的（金景芳、呂紹綱，2005：110、114）。因此，在其位若沒有應具備的德行才能，執意孤行，便會造成凶險的結果。

此外，一卦之二爻居於內卦──或下卦──之中，五爻居於外卦──或上卦

──之中，這是以「中」取象，象徵此二爻之「中行」（徐芹庭，1982：10），凡論及中道之爻皆是居於中位，故所謂中道其實是指「中」而言（呂紹綱（主編），

2001：32）。也就是說《周易》以二、五爻比擬中道，居此位者即是持中道而行，

而由於「易道」崇尚「中道」，尤其重視時中，故居於此爻多為吉祥的情形（胡自逢，2000：364）。所謂「得中」就表示剛柔能有最恰當的作為，即使情勢未必適合（戴璉璋，1989：95）！

承上所言，例如《周易‧訟》九五：「訟，元吉」（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26），《周易‧象傳‧訟》九五：「訟，元吉，以中正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6），王弼注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不過，正則不邪，剛无所溺，公无所偏，故訟元吉」（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6），「訟」為與人爭辯是非而待人裁決的情形，「爭訟」是迫不得已才為之，但「易道」並不鼓勵人們爭訟，而希望人們息訟（金景芳、呂紹綱，

2005：83）。此九五爻居上卦之中位，並陽居陽位當位得正，有君子明斷曲直之象（黃壽祺、張善文，2001：70），君子雖在爭訟的情況，然而能毋所偏私、論斷公正，這便是相當吉祥的（金景芳、呂紹綱，2005：88）。

再者，如上所說，卦中每一爻位表示事物發展的某一階段，並且每個爻位有其自己的特性，若行事者之德行能符合六爻位置所要求的特性，根據事情態勢適當地行事，則能趨吉避凶，例如《周易‧謙》初六爻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吉」（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50），《周易‧象傳‧謙》初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50），王弼云：「處謙之下，

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渉大難，物无害也」（王弼（魏）、韓康伯

（晉），1999：50），謙象徵保持謙虛，初爻處在一卦的最下位，代表事物發端明芽，剛剛開始且實力尚未厚實，主「潛藏勿用」，而謙卦初六陰柔謙遜，虛懷若谷不與人爭先，以謙卑之道自我修養，厚植解決大困難的德行和實力，如此方是吉祥（金景芳、呂紹綱，2005：148；黃壽祺、張善文，2001：139）。

但是，若如《周易‧旅》之上九：

(14)

上九：鳥焚其巢，旅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易，凶。（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

177）

象曰：以旅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易，終莫之聞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

177）

王注：居高危而以為宅，巢之謂也。客旅得上位，故先笑也，以旅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不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後號咷。（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177）

《周易折中》：上九，喪其至順之德，此所以凶也。徐氏幾曰：旅貴柔順中正，三陽爻皆失之，而最亢者上九也。（李光地等，清／1983a：Vol.38 217）

旅象徵行旅，卦辭告訴我們，在這情境之時，保持柔順、謙遜且謹慎小心可以導致行事亨通（黃壽祺、張善文，2001：461）。在旅之時，以謙下、柔和、得中為佳，又上位象徵事物發展終盡，需注意窮極必反，此上九爻處在高亢危殆之地，

有鳥巢之象，又在離卦，離象火，所以說「鳥焚其巢」，其初以在他人之上而自喜，最後卻因巢被焚毀而悲傷，此外，「牛」表示柔順之物，上九爻喪失柔順的德性，處在高亢之位而過於剛強，不合此境所要求的柔順之德，所以造成了凶險的結果（金景芳、呂紹綱，2005：445）。

再者，關於「爻」的吉凶判斷尚有「承、乘、比、應」的規律。《周易略例‧

明卦適變通爻》：「承乘者，逆順之象也」、「辨逆順者，存乎承乘」（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258），在《周易》的取象方式，兩爻相鄰，陰陽相異，居上者對於居下者是「乘」，居下者對於居上者是「承」，又《周易》以陽剛乘陰柔、

陰柔承陽剛為順，反之則為逆（呂紹綱（主編），2001：359）。因此，「易道」是陽健柔順，陽居上、陰在下稱「承」，為正，多吉；反之，陽在下、陰居上稱「乘」，

不為正，多凶（高懷民，1988：308）。

承上所述，如《周易‧中孚》六四爻辭：「月幾望，馬匹亡，無咎」（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91），《周易‧象傳‧中孚》六四：「馬匹亡，絕類上也」

（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91），朱熹（宋／1999：222）有言：「六四

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

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中孚代表誠信之意，六四爻柔

順居正，上承九五，猶如陰柔之德充盛卻不盈滿，誠信專一於服事五爻，與初九

割絕（黃壽祺、張善文，2001：500），即六四不僅陰居陰位得正，上承九五近於

(15)

君王，並由於「孚」表示專一誠信，且在《周易》中，若遇到六四上承九五則與初九之相應則不論，故系絕初九的相應，而得到九五的信任，所以便沒有咎害（金景芳、呂紹綱，2005：476-477）。

然而，如《周易‧解》六三爻辭：「負且乘，致寇至，貞吝」（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125），《周易‧象傳‧解》六三：「負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25），王弼云：「處非其位，履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宼之來也，自已所致」（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25），解為舒解險難的情態，

無事宜靜不宜動，有事宜速不宜遲，有困難卻不行動便不能脫離困境（金景芳、

呂紹綱，2005：318）。但六三爻陰柔不當位，乘凌九二陽剛而上攀九四，猶如小人竊據高位，所以《周易》以負重乘車招致強盜為喻，表明其居於非分之位，不能長久（黃壽祺、張善文，2001：331），換句話說，六三陰柔小人居君子陽剛之位，即像小人乘坐君子才能乘坐的車，背負重物在車上，必招致盜寇覬覦搶奪小人不該得的東西，咎由自取，又能怨誰（金景芳、呂紹綱，2005：320）！

另一方面，「比」者亦是討論相鄰之爻的吉凶（徐芹庭，1982：10），此即論及逐位相比連之爻，如四與五比，五為四的比爻，三與四比，四為三的比爻，《周易》取比義的以四比五最多，同時，必須一陰一陽相比才能取比義，若陽剛比陽剛、陰柔比陰柔便沒有親比之「相求相得」之情況（呂紹綱（主編），2001：360）。

如《周易‧小畜》六四爻辭：「有孚，血去惕出，無咎」（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34），《周易‧象傳‧小畜》六四：「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34），項安世有言：「以陰畜陽，以小包大，能無憂乎？獨恃與五有孚，故能離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於咎。臣之畜君，必信而後濟，非與上合志不可爲也」（李光地等，清／1983a：Vol.38 75），小畜是人與人有親比關係後，產生畜養聚集的情勢，而六四處在近於君主的位置，以陰畜陽、以小畜大、下畜上，有危懼之險，其想免於傷害和憂懼，必須心懷誠信取得對方的理解、

信任與合作（金景芳、呂紹綱，2005：103、107）。此六四爻柔順得位，上承九五之剛中有信，陰遇陽相應親比得類，意志相合，因此可以脫離惕懼危險，沒有咎害（黃壽祺、張善文，2001：93）。

然而，《周易‧鼎》九四爻辭有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王弼

（魏）、韓康伯（晉），1999：158），《周易‧象傳‧鼎》九四：「覆公餗，信如何

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58），王弼曰：「九四處上體之下，上有

(16)

所承，而又應初，下有所施，既承且施，非已所堪，故曰鼎折足。鼎足既折，則覆公餗也，渥霑濡之貎也。既覆公餗，體則渥霑也，施之於人，知小而謀大，力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災及其身也，故曰其形渥凶」（王弼（魏）、韓康伯

（晉），1999：158-159），鼎象徵鼎器，又象徵著建設新事物（金景芳、呂紹綱，

2005：390），但是九四爻失位也不居中，又上承六五、下應初六，既承上又施予下，德行不足而處在尊位，便難以荷重，不自量力，鼎器於是翻覆，造成凶險的情形（黃壽祺、張善文，2001：418）。最後，在爻位變化取象的吉凶判斷尚有「應」。

「應」表示同位或比鄰位的爻有感應關係，彼此陰陽剛柔相異則相應，相同則敵應，應則多為吉，敵應則多不吉（戴璉璋，1989：96）。

《周易》六十四卦由八卦兩兩相重而成，凡處下卦三爻與處上卦三爻皆兩兩交感對應，即初與四相應、二與五相應、三與六相應，對應之兩爻是一陰一陽則交感有應，若同是陰爻或陽爻便不能交感而是無應（黃壽祺、張善文，2001：44）。王弼在《周易略例‧明卦適變通爻》中有言：「夫應者，同志之象也」、「觀變動者，存乎應」（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58），邢璹分別注曰：「得應則志同相和」、「爻有變動，在乎應，有應而動，動則不失，若謙之九三，勞謙，君子有終吉之例」（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259、260），這是說「應」代表志同道合，而「應」蘊含陰陽相應與其變化，相應才能變動。戴璉璋（1989：

97）以為「應」是有相互引發配合，或相輔相成之意，剛柔感應落在事物上，即表示事物的剛柔性質表現為健動創生與順承含容之功能時，會互相激發且彼此相配合，相輔相成。高懷民（1988：340）還認為，「應」的情況落在人身上，並不只限於陰陽，也是人與他人心性感通的聯繫，因此在人事中，有時人行事不得「時」

和「位」，因有強「應」可以成功，有時雖得「時」、「位」，卻孤立缺乏相「應」

而終歸失敗。

「應」之例即如《周易‧臨》九二爻辭：「咸臨，吉無不利」（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61），《周易‧象傳‧臨》九二：「咸臨，吉無不利；未順命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61），而程頤（宋／1987：175）云：「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六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見信任，得行其志，所臨吉而无不利也。……九二與五感應以臨下，盖以剛徳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

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不利。五順體而二説體，又隂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説順也」，臨表示由上視下、以尊臨卑之臨察的時態，此九二爻剛中得正，

並且與居於君位的六五相應，即兩者意志相合，九二且取信於六五之君，感應於

(17)

尊者施行臨察，故能獲得吉祥（金景芳、呂紹綱，2005：178；黃壽祺、張善文，

2001：168）。

然而，如《周易‧歸妹》九四爻辭：「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170），《周易‧象傳‧歸妹》九四：「愆期之志，有待而行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70），《周易本義通釋》：「本義云：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女不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六三相反。通曰：六三九四皆失位无應，……四雖无應不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女德者四剛健，在女則為賢」（胡炳文，元／1983：Vol.24 439），歸妹象徵歸之妹，有嫁娶之意，反映古代女子婚嫁的侄娣制度，此九四爻不當位且沒有相應之爻，是以過時未嫁，有所等待，即女子超延佳期，遲遲未嫁，但是其以剛處柔位，故為賢德之女子，遲遲未嫁表示不願隨意就嫁，靜待好的時機與好的人（金景芳、呂紹綱，2005：424、425、428；黃壽祺、張善文，2001：449）。

然而因為無應，故無法時當佳期而嫁。故由此可知，以爻位而言，行事者的德行和才能若適合於當下情勢的要求，並堅守中道，便可以趨吉避凶、保持自身。

總之，從客觀層次而言，《周易》即是以卦、爻、辭、象使人認識在宇宙時空下人事的是非對錯，由此人可以懂得如何判斷適當適切的作為。

叁、「吉凶由人」觀與其道德意義

《禮記‧曲禮》曾說明卜筮是人們用以求得做事行為的準繩：「卜筮者，……

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孫希旦，清／1990：94），上古的聖人教人占筮，

僅是教一種方法使人們行事作為有所依據（朱伯崑（主編），1993：58）。《周易》

為一卜筮之書，藉由筮得之卦爻象與積累而成的卦爻辭，人們便從這些「象」和

「辭」以判斷事情的吉凶，但說要有些什麼道理，也僅是些經驗法則而已，如朱熹所說：

所以說易只是卜筮書者，此類可見。易只是說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更無他說。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說許多道理？……易乃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說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之類，乃說出道理來。（黎靖德（編），宋／1983：Vol.701 336、333）

(18)

然而，《周易》中「傳」的解釋和說明將「經」的吉凶義理闡明出來，文言、彖、

象和繫辭等傳文便把卦爻辭如何是吉、如何是凶加以闡述表明。朱熹以為《周易》

中「傳」將「經」帶到義理的層面，如乾坤兩卦即是闡釋天地創生之道理與人的相關德行，又如需卦所言，其意義在於雖可能有危險的處境，表面上看來並非吉利，但占者若能戒慎恐懼、等待時機、依循天道，便可逢凶化吉：

文蔚曰：「易本意只是為占筮。」曰：「便是如此。易當來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卻是推說做義理上去，觀乾坤二卦便可見。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若不是占筮，如何說『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泥，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

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泥，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不敗也。』孔子雖說推明義理，這般所在，又變例推明占筮之意。『需于泥，災在外』，占得此象，雖若不吉，然能敬慎則不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不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不能不敗矣。」（黎靖德（編），宋／1983：Vol.701 335）

這是說明了《周易》實質上就占筮之法發揮教誨的功能和道理，換句話說，《周易》卦爻的象和辭給予人明確的吉凶判斷，卦爻好則吉，卦爻不好則凶。但「傳」

的作者卻透過「經」的卜筮方法告訴人們吉凶之所以然，闡述「經」中吉凶的原理，更進一步地還表示了若筮得之卦爻是好的，並且占者的德行與卦爻辭所說相配，則為吉祥，倘若筮得之卦爻雖好，占者的德行不足與卦爻辭所說的相當，便是凶。反之，若筮得之卦爻雖凶，占者的德行超越此卦爻所述，則能逢凶化吉，

例如需卦所云便是要求占筮者敬畏謹慎、思患待時，這也就是所謂聖人的教誨。

又如朱熹所言：

猶是就人占處說，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利於正耳。及孔子繫易，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利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易矣。到得孔子，盡是說道理。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理，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不好則凶。若卦爻大好而己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己德不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己德足以勝之，

則雖凶猶吉，反覆都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理。如云：『需于泥，致寇至。』此卦爻本自不好，而象卻曰：『自我致寇，敬慎不敗也。』蓋卦爻雖不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

則亦不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不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理也。」（黎靖德（編），宋／1983：Vol.701 336）

(19)

因此，人們判斷事情的吉凶，不僅根據卦爻象，而且根據卦爻辭，以及對卦爻辭的解釋，尤有進者，還須根據「吉凶由人」之說（劉瀚平，1997：107）。此說便是認為《周易》雖然能推測未來的變化，但是人事的吉凶到底還是取決人的行為，特別是人的道德品質，而按此說法，人事的吉凶就和人的道德品質是聯繫在一起的（朱伯崑，1991a：32、33）！

「吉凶由人」是春秋時期以來占筮方法中重德思想的發展，如上朱熹所說的

「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理」，判斷吉凶之依據不僅有卦爻辭，還有卦爻辭以外的許多解說，這些就卦爻辭所發揮的道理，就是教人懂得什麼是吉凶，而經過這些解釋，凶可以變吉、吉亦可以變凶，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決定吉凶的並非卦爻的「象」或「辭」，而是占筮者自己的德行（劉瀚平，1997：108）。

承上所言，《左傳》與《國語》中可見許多筮例，例如《左傳》襄公九年有言：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易》曰：『隨，元、亨、利、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利，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禮，利物足以合義，

貞固足以幹事。然，故不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亂。固在下位，而有不仁，不可謂元。不靖國家，不可謂亨。作而害身，不可謂利。棄位而姣，不可謂貞。

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豈隨也哉？我則取惡，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左丘明（周）傳、杜預（晉）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

Vol.144 41-43）

據《左傳》記載，魯宣公死後魯成公繼位，成公之母（宣公之妻）穆姜與魯君之兄大夫叔孫橋私通，並密謀推翻成公，加害兩公子，而後失敗，穆姜占得一卦，

得艮之隨，史官說是隨，即是出走，趕快逃離，穆姜卻認為隨卦講得是元、亨、

利、貞四種德行，表示做人要合於禮義，但我干涉朝政、密謀作亂且與人私通，

今占得隨卦是指具備四德方能無咎，我什麼德行也無，是逃不出去的！穆姜後來果然被遷往東宮，直到魯襄公九年去世（程石泉，1989：28；朱伯崑（主編），

1993：59）。

其次，又如《左傳》昭公十二年云：

(20)

南蒯之將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不然，必敗。

外彊內溫，忠也；和以率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

元，善之長也。中不忠，不得其色；下不共，不得其飾；事不善，不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率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易》，不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參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左丘明（周）傳、杜預（晉）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

Vol.144 358-360）

這段是說魯國大夫季平子的費邑宰南蒯打算叛亂，事先筮了一卦，結果為遇到坤卦，第五爻由陰變陽便成比卦，南蒯在占筮後，便引用「黃裳元吉」，認為叛變這件事是大吉的，然而，子服惠伯卻不以為然，他認為易書只能用來占問符合道德的事，不能用來占問壞事，也就是說只有在「忠」、「信」、「恭」、「善」的前提下，筮得此卦此爻，才能獲得大吉的結果，否則筮法是不會靈驗的（戴華萱，無日期）。「黃裳」為坤六五之象，「黃」是地色，也是中央之色，坤為地，六五居中故為黃，裳為下服，又有芾佩掩蓋在外，而坤卑五中和它的顏色相似，故為裳，

由此表現出內在、原有的美，而「元吉」為六五之占，「元吉」是本來就是大吉大利的意思（戴華萱，無日期）。於是，子服惠伯據此說明占筮者的心中如果沒有忠的美德，就承當不起黃的美色，如果占者為人臣，不具有恭順卑下的美德，

那就當不起裳的美飾，若占者為不善之事，那就違背了以元為善的含義。所以子服惠伯認為只有忠、信、美三美具備，才有資格占筮，但南蒯無忠信之德，故其筮雖吉，舉事必敗（戴華萱，無日期）。

又者，再如《左傳》僖公十五年之例：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不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也；女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不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離，亦離之震。為雷為火，為嬴敗姬。車說其輹，火焚其旗，不利行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

寇張之弧。姪其從姑，六年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年其死於高梁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若從史蘇之占，吾不及此夫!」韓簡侍，曰：「龜，象也；筮，數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數。先君之敗德，及可數乎？史蘇是占，勿從何

(21)

益？」（左丘明（周）傳、杜預（晉）注、陸德明（唐）音義、孔穎達（唐）疏，1983：

Vol.143 294-296）

此段是說晉獻公將其女伯姬嫁到秦國，史蘇占筮說不吉，因士割羊而沒有血，表示是死羊；女提著筐子而沒有裝東西，也就是空筐，空筐、死羊除了無法祭祀外，

也象徵著沒有收穫，並且，上六爻之婦空筐無實，也暗示她不能生兒育女，這對丈夫來說，和沒有娶妻沒什麼兩樣，因此，這象徵雖嫁女於秦，仍無法加強兩國的邦交，反而秦國多有責言，晉國無法應付，史蘇又推斷，「歸妹」是嫁女的意思，「睽」是乖違隔離的意思，由歸妹變為睽，象徵兩國由婚姻關係走入絕交，

這對邦交一點幫助都沒有（戴華萱，無日期）。再從卦象觀之，歸妹為兌下震上，

睽為兌下離上，從歸妹變為睽，也就是歸妹外卦的震變為睽外卦的離，其內卦未變，從《周易‧說卦傳》可知震為雷，離為火，兌為澤，外卦代表問卦者的對方，

因此，秦為雷、為火，都是嬴姓的秦國擊敗姬姓晉國的象徵，不僅如此，還以為兌下震上的歸妹卦有車脫其輹之象，兌下離上的睽卦有火焚毀旗物之象，故作戰必敗（戴華萱，無日期；朱伯崑（主編），1993：70）。又說「姪其從姑」，因爻辭中的歸妹指的是女子初嫁，睽孤是離家的孤子，由此推測伯姬與晉惠公是姑與姪的關係，「姪其從姑」在這裡指的是子圉質於秦，而後來會逃歸回國，即若干年後，晉惠公在與秦國的征戰中被俘虜，韓簡便評論道先君的德行敗壞，與占筮何干？不聽從史蘇的占筮，也影響不了晉惠公作為俘虜的命運（戴華萱，無日期；

朱伯崑（主編），1993：70）。

從上面的例子可知，在決定個人行止時，卜筮只是許多考驗中的一項，此項考驗是在占筮者「定志」後將卜筮之所得之提示當作參考，而從於卜筮固然正確，

但仍要根據「君子內省不疚無惡於志」，即占筮者自我反看自我的德行有多少，

作為最後決策之準繩，也就是依據所謂的「自知之明」（程石泉，1989：22）。

進言之，人們已將決定吉凶的權力掌握於自己，和儒家盡人事的思維相同，

故人們只要努力修為自我之德行，便可逢凶化吉、遇險為夷（朱伯崑（主編），

1993：59）。如太史公云：「王者決定諸疑，參以卜筮，斷以蓍龜，……或以為聖王遭事無不定決疑，無不見其設稽神求問之道者，……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精神也」（司馬遷，漢／1991：1322），卜筮之用，不過求心之所安、

問心無愧而已（程石泉，1989：27）。

(22)

第二節《周易》道德判斷的內涵──「時中」之道

壹、《周易》之「時」義

程頤（宋／1987：1）在〈易傳序〉中有言：「易，變易也，隨時變易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理，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易之道蘊藏事物的生機創化，顯示變動的規則，比擬萬物運行的情態，探究天地創化的道理，探求人物的德行與本質，並以卦爻之象展現意義，

卦爻辭解釋變化的蘊義，如此顯現變通之理用來趨吉避凶、保持自身且造福人群。在上一章討論「陰陽乾坤之變化」時已提到《周易》是蘊含天地萬物變易的道理。《周易》的卦與爻象徵表明適當之行事與時態之變化，「時」就是運作的歷程、變動的秩序，「易道」實要求人們能依循時變而成就日新，凡事須衡量且審視時態，隨著時程變化行事（林文欽，1990：19）。

所以，宇宙萬物不斷變化，故應把握時機，行事應遵循時程、辨明時勢，及時作為，如《周易‧文言傳‧乾》云：「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王弼（魏）、

韓康伯（晉），1999：5），「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神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8），有德之人修養自身的德行，以求在任何情勢時態之下都能適當地作為，

而有君德君位的大人，了解天地運行不息的道理，其行事都能順應並符合天地萬物變易的法則與時序，從心所欲不逾越時序份際（金景芳、呂紹綱，2005：34）。

這都表示人們須體察時變，當潛藏則潛藏、當一展長才則進取，審視時間變化以警惕自身的作為，並配合時間進展的秩序思考應當的行為，以達《周易‧彖傳‧

艮》所說之「時止則止，時行則行，動靜不失其時，其道光明」（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63），即時態要求或適合止則止、時態要求或適合行則行，

如此「時中」之境界（金景芳、呂紹綱，2005：407）。

聖人觀察天象地理，比類萬物的情態，欲使人們的作為符合天地運行之理，

順時而行，而「時」在人的生命過程中代表人事生活的變動，若依循天地變易則適時，也就能趨吉避凶，但違逆其變易則逆時，便有凶險；在《周易》中，其時間的強度全凝聚於現在，人能藉由過去的經驗所歸納之法則了解事物變化，審視衡量當下的情況，預測未來的人事吉凶，作為現在行為的方向和準繩，以求至善

（高凌霞，1978：21）。

(23)

此外，《周易》之「時」的基礎在於「生生之理」，乾元是天地萬物創生的根據，坤元順承乾元之創生，涵養萬物予之以形，並使其落實存在，人居天地之中，

承天地之性，人之精神能統攝天地萬物，建構種種價值體系，在宇宙萬物生生不息、變動不居的過程，發展自己的生命意義，同時亦成就萬物的實現，故人的作為由於依「時」或逆「時」而產生一套價值秩序，此價值秩序最後能帶領人走向天人合德的至善境界（高凌霞，1978：22）。

另一方面，「易道」所顯示「時」的天地萬物之變動是有一個秩序可言，如

《周易‧彖傳‧復》有言：「反復其道，七日來復，天行也」（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75），《周易‧彖傳‧豐》亦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神乎？」（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

172），以及《周易‧彖傳‧革》：「天地革而四時成」（王弼（魏）、韓康伯（晉），

1999：153），天行是指天地陰陽變易運動的規律而言，陰消陽息、陰降陽升、陰極陽反，陽剛消退到了極點則必又復返，並且，就是天地陰陽的相推更替，而產生了春夏秋冬四時的交互運轉，日月的變化亦然，日正當中便要西斜，月亮盈滿便要缺食，天地變化有其規則，依著時間的進程興衰起落，展現「物極必反」近似循環的秩序（金景芳、呂紹綱，2005：213、384、434）。

進言之，承上所言，時序的循環不已，顯示出《周易》之「時」另一個特質，

即恆久於天地之道，如《周易‧彖傳‧恆》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見矣」

（王弼（魏）、韓康伯（晉），1999：100），順而動，事物合於規律地運作是長久之道，天地之道就是恆久不已，但恆並非不動不變，而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隨時變易、與時偕行方為恆久之道，日月和四時都因變化而能久能成，人事亦然，堅持恆久之天地常道，有秩序的社會方能化育而成，同時，觀察此天地恆久變易之道，則可以了解天地萬物變化的本質（金景芳、呂紹綱，2005：270-271）。此即是說《周易》之「時」指向永恆，宇宙的流轉無常是依循時序的變化而進展，

第三章 《周易》之道德認識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