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學面臨之挑戰與發展機會及對國 內高等教育發展之啟示
摘 要
本文探討邇來大學所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機會。首先透過文獻資料之 蒐集，探討當前大學所面臨之內、外在環境的挑戰，外在環境變化來自全球 化下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知識經濟、科技發達與創新、市場化的衝擊、回 應社會與對教育品質及績效責任的要求、政府角色的轉變等；內在環境變化 則出現了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充與學習生態的改變、大學角色的轉變、專業管 理人員的出現及教師聘任方式的改變，以及自籌財源的壓力與財務結構的轉 變等。針對這些挑戰本研究提出大學可能的發展機會：彰顯高等教育的產業 性、財源開發多元化與化零為整的資源分配、把握時機發展自我定位與市場 區隔、成為區域經濟的推動者，以及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滿足異質化的顧客 需求等，最後則從組織發展的角度提出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之啟示。
關鍵詞：大學、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發展、挑戰與機會 陳素琴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電子郵件:deutschland@msa.ccjh.ptc.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offers analysis to the present issues that challenge universities due to the changes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ose which come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lud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n account of the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econom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rketization, responses to the education 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Meanwhile,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conditions, role of university, managers and employment of faculty, pressure from raising funds and changing financial structure are the main changes from internal.
Some opportunities are proposed afterward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at can help universities to be more adaptive and competitive,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higher education productivity, diversified resources and allocation, position and segmentation, as promoter of regional economy, supplier of various services to satisfy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customers. It ends with a sketch of the main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u-Chin Che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Univers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aiwan
Author's E-mail:deutschland@msa.ccjh.ptc.edu.tw
壹、緒論
大 學 是 一 個 不 斷 隨 著 環 境 改 變 以 進 行 動 態 調 整 的 機 構 （ 張 媛 甯 ， 2006； Meira, Soares, & Amaral, 1999），易言之，從社會演化的觀點，為了 適應環境並發揮功能，大學的本質並非一成不變 許士軍，2005），因此，
面對社會環境的改變與經濟多元的發展，大學的性質與功能必須有所調整
（蓋浙生，2006）。自中世紀以來，大學的主要使命在於為知識而知識，透 過教學活動而傳遞、延續知識，是屬於靜態的、注重人文陶冶的博雅教育。
然而，十九世紀中期後，國家開始介入大學運作，除提供公立大學研究經費 外，也主導大學體制的調整，使大學在教學之外更注重學術研究活動，成為
「洪堡德模式」（Humboldtian model）之研究型大學，而此則形成了第一次 學術革命，至此，大學的主要使命在於教學與研究。
而大學服務功能的確立則以威斯康辛理念（Wisconsin idea）為代 表，1862年美國國會通過之「莫瑞爾法案」（Morill Act），透過聯邦政 府土地售出所得之資金開辦強調農業與機械課程的捐地學院（land-grant colleges），強調實用性課程的授與，而威斯康辛大學也透過建立以服務全 州民眾為主的教育推廣活動及課程，將大學資源予以分享，發揮大學服務功 能。這樣的發展再次挑戰了傳統大學的理念，也確立了大學具備社會服務 之功能，成為大學的第三個使命（Third mission），也形成了第二次學術革 命，奠定了大學的發展面向。
1980年代後，為實現教育機會均等之理念與回應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需 求與渴望，大學在數量上不斷的擴充，高等教育從菁英型走向大眾型，龐 大與昂貴的教育成本形成政府的財政負荷，也成為大學在財源籌措與學校經 營上關注的課題（蓋浙生，2006）。值此之際，復又受到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新公共管理等思潮的影響，政府不但逐漸減少對大學之經費挹 注，也責求大學之績效表現，因而期望透過組織再造運動及對效率與競爭力 的重視，逐漸解除對大學的各項管制，並將市場機制與自由競爭引進大學之 經營管理，迫使大學除了能自行另覓財源外，亦期許大學能透過各種創新性 作為來積極回應市場之需求而達到經濟、效率與效能 （Econom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3E ），並在教育市場中找到定位而進行區隔，從而提昇其競 爭力。因此，在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與需求的提昇，以及大學教育本質的改 變，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源以求生存與發展，不但促使大學與外界各種領域間 的關係日趨緊密，並仰賴各種資源來彌補經費之不足外，傳統的經營管理 模式已不足於應付所需而必須有所轉型，大學與市場運作法則結合後，管 理思維亦需隨之更新，透過企業經營理念之採用而使大學朝向企業化發展
（湯堯，2005；楊靜子，2004；蓋浙生，2006；張媛甯，2006；Clark, 1998;
2000; 2004; Slaughter & Leslie, 1997; Sporn, 1999; Vaira, 2004）則是當前大學 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與方向。
在上述的發展背景下，究竟為當前大學帶來哪些挑戰？而這些挑戰又 將為大學帶來哪些可能的機會而非造成危機呢？以及，從這些挑戰與機會來 看，又可為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帶來哪些啟示呢？這些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方向。准此，本文之內容架構為：透過文獻探討，首先分別從大學的內、外 在環境來分析當前大學所面臨之挑戰，並據此提出大學可能的發展機會，最 後則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的啟示。
貳、大學面臨之外在環境挑戰
大 學 治 理 必 須 將 大 學 置 於 社 會 大 環 境 中 來 審 視 和 運 作 （ 黃 政 傑 ， 2008），而不是脫離現實狀況。然而，有關大學所面臨之外在環境變化之 因素為何，學者分析的角度各有不同，有從全球化與國際化、教育市場化、
資源的提供、制度結構面的改變，及學生來源異質化等面向來觀察（李曉 康、陳英泰，2002；姜麗娟，2003；湯堯，2005；楊靜子，2004；蓋浙生，
2004；蓋浙生、劉秀曦，2005；莊勝義，2007；戴曉霞，2001；Clark, 2000;
De Zilwa, 2005; Hussey & Smith, 2010; Kogan, Moses, & El-Khawas, 1994;
Rhoades & Slaughter, 2004; Schapper & Mayson, 2004; Slaughter & Leslie, 1997;
Sporn, 1999）。因此，本文將綜合整理學者之看法，並將各方家之觀點整合 為以下六點來說明當前大學所面臨之外在環境挑戰：
一、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
全球化的時空壓縮特性使得各國處於同一場域，也開啟了國際間的競 爭，並對大學校院的生存發展造成壓力。無論是教育市場的開放、師生的流 動、學術排名與產出等，在在加速推動大學的改革，甚至在全球資金自由流 動的情況下，大學與企業間不受地理條件之限制，不但建立起夥伴關係而投 入更多經費來支持合作計畫，也使得一些混成組織（hybrid）的出現並周旋 於大學與企業間，例如育成中心（incubator）、結合基礎與應用研究的技術 移轉辦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大學衍生公司（spin-off）或新創 公司（start-up firms）等。
除此之外，面對國際間對大學排名的關切，國內亦編列相當數額之經 費並透過計畫之執行，期望除了提昇大學的學術水平外，亦能增加在國際 間的能見度，建立起在國際上的聲望與地位，例如，2004年教育部推動的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以及2005年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 中心計畫」；而在其他地區，如歐盟國家也紛紛透過如Erasmus Mundus計畫 而與第三國家（third country）建立起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鄰近的日本也 推出「21世紀COE計畫」，透過集中經費而補助少數有機會具備世界競爭力 之大學；另外，韓國受到1997年金融風暴的衝擊，深感厚植國力與競爭力之 重要，推動「Brain Korea 21 （BK21）」，這些計畫同樣都是透過「選擇」
與「集中」的方式補助少數大學而積極改善教育品質（楊武勳，2008；陳素 琴，2008，2010a；戴曉霞，2006），以求得在全球教育市場中能佔有一席 之地。
從上述各國在面對全球化激烈之競爭環境所提擬之各項方案計畫可 知，國家的發展不能再侷限於區域性的競爭，而透過高等教育來培育高級人 力以提昇國家競爭力則是各國高等教育政策發展方向趨於一致性的現象之 一。
二、知識經濟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之後，無形資產—「知識」逐漸取代
有形資產而成為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使得知識與技術的創新成為競爭力 的關鍵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知識的創新成為組織生存的關鍵，而大 學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Kristensen, 1999）。Zaharia與Gibert（2005）認 為，大學面臨的新挑戰主要來自知識經濟與社會的興起，新知識的生產必須 依賴教育與訓練，並透過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來傳遞而應用於新的企業流程或服務，而大學則扮演整合 教育、研究與創新三者的角色。因此，處於知識經濟時代的學校經營理念必 須是突破傳統，且能展現具體績效的創新理念，而藉由策略聯盟的合作方 式，可促使資金、師資與課程教材等，得以透過交流而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
（張明輝，2001）。
不過，在中等教育階段，其實並未充分的提供畢業生具備職場所需之 知識與技能（Clark, 2000），而高中學歷在需要大量高級人力的科技時代已 逐漸不夠用，且知識的半衰期縮短，造成對文憑的需求增加，因此必須經常 接受教育，特別是高級專業知識部分，因而使得大學成為知識更新、產出與 研發工作的重要據點，除了是培育高級人力的搖籃，也是推動國家科技發展 與經濟成長的力量來源。
事實上，大學第三個使命的概念涵蓋越來越多對大學的要求，凡是非 屬於教學與研究之範圍的都囊括在內，但也讓第三個使命的概念更為抽象，
且往往在國家政策文件中的界定模糊，但卻要求大學要以一種更可見的角 色（more visible role）去利用知識來刺激並導引社會、文化與經濟的發展
（Göransson, Maharajh, & Schmoch, 2009）。但無論如何，知識原本即為大 學的重要資產與優勢，因此，在知識經濟的時空條件下，確實為大學自我強 項的發揮提供一個順水推舟的機會與舞台。
三、科技發達與創新
互動式通訊網絡的擴展與電腦軟硬體的升級與普遍，使得科技的取得 更便利，而應用範圍也更加寬廣。因此在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下，不但學習 平台的建置更為普遍，學習方式也較之以往更具彈性，使得知識的成長與傳 遞更為迅速，但也迫使大學回歸到基礎任務，去思考如何讓知識的成長與傳
播朝向國際化發展。當前虛擬大學（virtual university）的出現、遠距教育課 程的提供、國際性的研究計畫、行政資訊系統的革新等，都是拜資訊科技之 發達與便利而得（Sporn, 1999）。除此之外，新的學術領域與專業知識不斷 出現，知識分化的情形更為繁複，學術產出也因著國際競爭而提昇，這些都 加重了大學各層級的工作量而必須透過更有效率的方式來達成。因此，大學 在教學、研究與管理上已無法脫離對科技設施的依賴而忽視其重要性。
四、市場化的衝擊
傳統上大學被認為是文化機構，獨立而不受外界環境干擾，用以創造 與傳授知識而完成對社會的責任，而國家的角色在於保障大學在文化、科學 及知識的探求。然而，1980年代後新右派思潮興起，由於大學未能配合市場 競爭及達成促進社會經濟之發展，使得大學教育的功能受到關切（李曉康、
陳英泰，2002）。此時，市場機制被引入大學之中，並逐漸成為二十一世紀 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趨勢（郭為藩，2004），改變了大學在社會上的功能與 定位。
市場對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之影響最明顯的就是越來越多商業性投資。
從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開始，資本（capital）的投入被應用到大學的實務之 中，透過標準化的課程、教學與評量將學術工作加以分工而達到生產力與效 率（Schapper & Mayson, 2004），重新塑造高等教育的發展，而因著泰勒化 的作為，近來大學亦透過相關策略計畫、組織再造、全面品質管理等，使得 高等教育結構的發展逐漸與商業靠攏（Berman, 1998）。
不過有學者（Clark, 2004）認為，市場並不具備主導力量（steering force），而是一個被制約的互動場所（conditioning arena of interaction），
主導力量存在於有目的的組織（purposive organizations）如何去利用這個場 所，亦即市場。換句話說，如果以Clark（1983）所提出之協調三角形（The Triangle of Coordination）來看，市場其實是被政府或大學創造出來的，尤其 是政府，擁有相當程度的主導權，而其真正的目的，與其說是促進市場之運 作，倒不如說是以市場為工具而達到其政策目標。這樣的說法事實上也得到 學者的驗證。李曉康與陳英泰（2002）就以新加坡之大學為例，發現市場競
爭機制其實是由政府製造出來的，目的在於藉著競爭來提高效率並切合社會 需求，也成為政府用以改革大學教育的工具。
准此而言，在高等教育市場裡，政府或大學事實上是有更大的力量去 引導市場的走向與發展；換句話說，大學實際上就已經在市場裡運作，並且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雖然力量或許不及政府，但可以說已經從過去受限 於文化機構的包袱而扮演隱晦不明的角色，轉而光明正大地透過市場機制來 運作，甚至以市場為外衣，將其市場化的運作正當合理化。
不過，高等教育的私人產品性質高，回歸市場機制亦屬合理，但僅形 成准市場（quasi-market），是不完全競爭。無論公、私立大學，即便是非 營利性質，為了有效經營，仍須有合理的成本與收益，但這方面卻難以計 量，且必須在符合大眾需求與提昇績效間取得平衡，因此難以完全市場化
（湯堯、成群豪，2003）。不過，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許多學者對於市場 化可能迫使大學傾向功利主義而戕害大學的理念，對大學的使命任務有所擔 憂，但或許如同趙婷婷（2002）所提出的，大學必須區別市場化是「市場目 標」，抑或是「市場手段」。當前者取代大學自身的責任與使命時，則不免 受到責難與批評；反之，若認為大學市場化是一種市場手段時，提高辦學效 益與適應社會能力則是主要的目的。因此，在談論市場化對大學之衝擊前，
確實有必要先去釐清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係與差異，才不會陷入學術價值與 市場價值間的衝突與矛盾。
五、回應社會與對教育品質及績效責任的要求
社會大眾對大學是有期待的，因此大學被要求對社會的需求做出適當 的回應，包括促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更有效率的組織與管理、更多的教 育提供及技術開發與移轉等。不過，Göransson等人（2009）認為，這些要 求不但來自各方，且要求的範圍更以倍數的方式不斷擴增，然而，無論是 已開發或未開發國家，大學的回應能力是不足的。即使有回應，根據Boys 等人、Silver與Brennan的研究，大學的回應程度不但因著學科的不同而有差 別，甚至和工作的專業程度有關（引自Kogan et al., 1994）。因此，面對社 會的壓力與期盼，該如何且及時因應是大學所面臨的挑戰。
此外，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後，大學教育的品質成為下一波被關心的議 題，在1990年代後期，社會大眾甚至開始質疑高等教育的表現（陳伯璋、宋 玫玫，2004），只重視成本投入而不重視產出效果，造成成本增加而效率不 高（蓋浙生，2002），尤其當學費高漲後，學費與品質間是否具有等值或超 值的關係常被討論，而這些聲音也逐漸影響大學的經營與治理，雖然大學是 非營利性質，但越來越多政治力的介入與壓力，使得大學被要求提供經營績 效，拿出辦學成果來對納稅人交代。
李曉康（2002）、蓋浙生與劉秀曦（2005）亦認為，從新管理與管理 主義之論點來看，大學一方面應以3E原則而有效運用公共資源，以最少的 投入來完成更多的成果（do more with less）；另一方面，大學需制訂工作 承諾、目標與計畫，強化組織對外在環境之回應力，並加強對社會的績效責 任，這些將促使高等教育重新定義其品質，也更強調其管理文化。
六、政府角色的轉變
如同王麗雲（1999）所強調的，對於教育現象的分析都無法忽略國 家的角色。因此，在莫家豪與戴曉霞（2002）及Mok（2007）的研究中即 指出，東亞國家發展成功的因素在於政府積極的角色，透過國家力量與政 策引導，更能有效防止市場失靈，尤其可從1997年之亞洲金融危機看出，
透過國家的干預而促使市場能更健康地發展，因此國家扮演一種發展性
（developmental）的角色。
這樣的現象在高等教育領域裡也可以觀察到。近二十年來，政府對大 學的管理發生了有趣的變化，而這樣的情形，無論是在東、西方國家，都 朝向一種趨同性的方向而發展。以往，政府是透過制訂嚴密的法規與中央 統籌的經費分配機制來管理大學，是屬於「政府控制模式」（state control model），然而，在經歷新自由主義與新公共管理等思潮的興起，政府不再 直接插手干預大學的運作，透過對法令的鬆綁而逐漸減少對大學的管制，讓 大學在經費、人事與課程等方面有更多的自主與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
但同時也透過外部的稽核與評鑑來責求大學的教育品質（Sporn, 1999），
成為「政府監督模式」（state supervise model）。然無論如何，政府仍舊
管理大學，只不過管理的面向與方式與先前有所差異。因此就如同陳麗珠
（2001）所認為的，在校務運作上，即便大學擁有彈性自主的空間，使各校 之行政不致僵化、缺乏變通，但大學仍舊受到政府的監督與管理。可見政府 在高等教育上的角色從未缺席，往往透過如校務評鑑或教育品質控管等方式 而進行一種發展性的介入（developmental intervention）。換言之，政府在高 等教育的角色從未消失或缺席，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參、大學面臨之內在環境挑戰
來自大學內部的變數是衝擊大學在經營管理模式上無法被忽略且直接 的重要力量，以當前大學面臨的內在環境變數觀之，可從高等教育規模的擴 充與學習生態的改變、大學角色的轉變、專業管理人員的出現及教師聘任方 式的改變，以及自籌財源的壓力與財務結構的轉變四方面來探討。以下分述 之：
一、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充與學習生態的改變
隨著對教育機會均等的要求，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大學不但在規模 上不斷擴充，甚至在學校數量或學生人數上也都以倍數方式成長，而此也間 接影響大學內部組織的擴大或人員的聘用等，對大學的治理產生衝擊，尤其 在終生學習（lifelong learning）與持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的趨勢 下，對知識的渴望殷切，生源的異質化使大學在教學上必須投注更多心力去 開發課程，特別是與職場有關的實用技能，因而使得所有與教學有直接或間 接相關的事務或人員的異動都將牽動大學內部組織的改變。因此，這樣的內 部環境改變使得大學理念產生變化，因為大學是教學機構，當學習人口在質 與量上發生變化時，將導致教學的功能更被強化。
另外，當高等教育從菁英化走向大眾化與普及化之際，也改變社會大 眾對大學的期望。在菁英教育裡，大學是培育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菁英份 子，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種特權（privilege）；在大眾化的教育型態中，大學 雖然還是培育菁英，但更強調技能的傳授；而在普及化的教育裡，則用以培
育後工業時代中，為因應職業多元化所需的大量人力，接受教育已經成為一 種權利（right），而非特權（Clark, 2000）；再者，為了反應私人對教育的 需求及面對社會壓力（Woodhall, 1992），以及訴求教育機會均等，政府因 而逐漸放鬆對大學數量的管制。然而，當大學的數量不斷擴增之際，學習人 口在數量上也呈現飛奔成長之態，此時令人擔憂的是，大學資源的投入卻遠 不及系所與學生增加的速度，造成教育品質低落（黃政傑，2008）。除此 之外，學生的背景漸趨複雜多元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Clark, 2000; Hussey&
Smith, 2010; Kristensen, 1999），例如種族、年齡與性別等。因此，面對多 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之盛行與學生特質異質化（diversity）之現 象，除了政府必須擬定合宜的政策外，大學在課程、教學與修業規定等，勢 必將因學生背景的差異化而應有更積極與彈性的作法。
除此之外，學習型態也因應學生人口結構異質化而有不同的發展，例 如對終生學習與持續教育的需求日增，也有針對職場需求而量身訂做的專業 化教育課程（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ogrammes），或者透過網際網路而進 行遠距教育（distance education）的虛擬大學（virtual university）等（Clark, 1998; García, 2001; Guri-Rosenblit, 2001; Sporn, 1999）。這些新型態的學習模 式衝擊到原本單純以正規學生（regular students）為學習族群的大學校園，
因此在教學內容的廣度與深度方面則必有所要求。
二、大學角色的轉變
大學一直以來都是深具影響力的功能性機構（functional institutions），
而知識更是大學處於後工業時代最重要的資源（Scott, 1993）。從歷史發展 的趨勢來觀察，大學不再只是純粹進行教學的場域，十九世紀後的第一次及 第二次學術革命後使得大學不但成為研究機構，更須肩負起推動社會經濟發 展的服務任務，因為即便是全球知名學府，亦都位處某一地，其發展與當地 的社會文化經濟等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連，無法被抹滅忽視，也因此 大學對於當地的經濟發展負有責任。經歷了這些變革後，教學、研究與服務 成為當前對大學所應具備之功能的基本圖像，透過功能上的發揮而使大學在 知識上的開發與傳遞有更多的影響力。
然而，儘管大學處於知識經濟時代中有其重要性，但此重要性並不 足以保證大學的繁榮，面對新世紀的來臨與挑戰，為回應社會期望與需 求，大學必須對其角色的改變有所知覺，以便能夠迅速地回應（Kogan et al., 1994），因此提昇大學組織設計的多樣性有其必要（王如哲，2002；
Fincher, 1993），亦即，雖然大學是屬於非營利教育機構，但受到政府公共 經費挹注的減少，以及社會對大學績效與品質的要求等，以往在教學、研究 與服務上較為被動、被養護的角色已影響大學的競爭力而必須思考其存續問 題，迫使大學紛紛轉變成積極、主動的資源開發者與利用者的角色，使其在 教學、研究與服務功能上的潛能不斷被發掘與強化，並在轉變的過程中逐漸 摸索出適合其發展的方向，以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獲得生存與發展。
三、專業管理人員的出現及教師聘任方式的改變
當大學的規模越趨龐大之際，以往多以學術人員兼任行政工作的情 形已無法承受更多的業務量，而業務的分化與專業化程度亦隨之提高。
Slaughter與Leslie（1997）檢視美、加、英、澳四個國家之公立大學在學術 研究生態上的變遷，發現在1980年代後，學術研究大量趨向市場化，而為因 應越趨複雜與繁重的校務，許多行政業務需要更多的專業管理人員來處理，
形成管理的專業化，透過專業的管理人員，以企業經營的方式，全職地處理 大學複雜的各項業務。因此，大學內已不再僅是行政官僚與學術專業並存的 局面，專業管理人的進駐衝擊到大學原有的生態環境與思維模式，而傳統大 學之以學術為主的理念似乎與實際狀況產生落差而有必要加以檢視與演繹。
除此之外，在人事方面尚有教師聘任的問題，因為大學基於財務、效 率與組織彈性之考量，益加仰賴兼任教師或減少長聘路線（tenured track）
教師的人數，尤其是兼任教師（Rhoades & Slaughter, 2004），而這可能造成 對學術的專業投入不足（Altbach, 2004），一旦人數過多，將對大學治理的 內容與組織結構產生影響，例如兼任教師或另有專職，或在多所學校兼課，
因而往往無心力去參與兼職大學的治理，即使有意願，有些大學也未必同 意，造成兼任教師的聲音無法表達、權益被忽略（陳伯璋、宋玫玫，2004）
從人事方面來看大學近年來的發展發現，專業管理人員的出現與聘任
教師方式的改變使得大學因成員在質與量上產生變化，大學在教學、研究與 服務之功能是否能被平衡或真正地發揮則有賴進一步的觀察。
四、自籌財源的壓力與財務結構的轉變
經 濟 條 件 的 改 變 在 全 球 各 地 似 乎 已 成 為 影 響 大 學 發 展 的 首 要 因 素
（Sporn, 1999）。1980年代後，由於凱因斯主義所主張之國家干預與福利國 家之政策對於失業與貧窮的惡化束手無策，在面對停滯性膨脹、財政危機與 政策失敗等危機，國家角色受到挑戰與嚴厲的審視（戴曉霞，2001）。此 時，許多歐美國家正經歷一場以「自由市場經濟」（free-market economy）
及政府「鬆綁」（deregulation）為名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改革行動，透 過「自主」（autonomy）與「權力下放」（devolution）而對個人權力進行 干預（周祝瑛，2005）。在新自由主義的導引下，政府透過減少稅收、減少 政府支出與控制貨幣供給等措施來抑制通貨膨脹，並透過簡化行政與推動地 方分權，期使政府成為「小而能政府」（戴曉霞，2001）。
經過凱因斯主義時代的蟄伏，市場的力量則再度興起，凡是與市場 運作有關的法則此時紛紛成為各國政府部門進行改革的依據，例如私有 化（privatization）、自由選擇（free choice）、鬆綁、競爭、管理主義、
回應（responsiveness）、公平（equity）、效率與效能（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等等，而高等教育領域亦無可避 免地受到這些來自外界環境的衝擊，迫使大學不得不踏上改革的途徑以求生 存發展。
以歐洲國家來看，例如法、德、英、奧，在1980年代時，儘管政府對 大學的經費投資仍是成長的，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則不得不減少公共支出來 因應，不過此時許多大學校院雖處於憂患，但仍能保有先見之明，因此已逐 步著手發展長期策略來因應，努力所得的是開拓出新的經費管道，尤其是來 自非公共（non-public）部門的資源（Clark, 1998; Sporn, 1999）。
事實上，由於政府對大學挹注的經費大幅縮減，使得大學必須自行籌 措財源，甚至政府亦鼓勵大學主動去開闢多元化的財源渠徑，將市場機制引 進大學，期望透過競爭而讓大學的經營更具效率與效益。為了更有效地取得
各方資源，大學也不再固守著象牙塔，透過與外界機構的合作，將大學在教 學、研究與服務上的功能發揮極致，並從中取得收益，而這樣的轉變雖然使 得大學在財務結構上產生變化，有更多自主權，但卻也使得大學逐漸往市場 靠攏，使某些領域的學術社群開始產生質變，商業利益與學術價值同處天秤 的二端。
肆、大學的可能機會
教育的措施與作為並非一成不變，必須隨著內外在環境變遷的需要而 持續且不斷積極地調整，才能符合時宜。因此，教育進行改革事實上具備了
「教育事實的趨迫性」與「政治的象徵性」二個特性。前者係指教育的措施 與作為為了因應內外在環境變遷的需要，不得不採取的改善與變革；而後者 則指教育改革被用來當作有理想、有作為及能追求進步的象徵，藉以獲取社 會大眾的肯定和認同，以維護權力的合法地位（黃宗顯，2002）；而黃政傑
（2008）指出，大學在治理過程中，雖然會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但若加以 抗拒或不理睬，則將因主體性的僵化而缺乏應變能力。因此，面對不斷挑戰 大學生存發展的內外在環境因素，大學應積極回應，將危機化為轉機，並透 過自我提昇而成為具備適應力（adaptability）的組織。
針對上文所提及之挑戰，以下擬提出五項大學可能的發展機會，包 括：彰顯高等教育的產業性、財源開發多元化與化零為整的資源分配、把握 時機發展自我定位與市場區隔、成為區域經濟的推動者，以及提供多樣化的 服務以滿足異質化的顧客需求等，藉此來思考大學可藉由哪些力量來幫助自 己面對並解決上述之內外在環境的變數，從而提昇自我之能量而更具競爭 力。
一、彰顯高等教育的產業性
產 業 可 分 為 三 級 ： 凡 直 接 取 自 天 然 資 源 且 直 接 滿 足 人 類 生 活 之 基 本 需 求 ， 並 提 供 原 料 給 其 他 產 業 者 ， 則 為 「 第 一 級 產 業 」 （p r i m a r y industries），如農、林、漁、牧、礦等；而將第一級產業之原料再進行 加工者，例如製造業、土木建築業等稱為「第二級產業」（secondary
industries）；而從有形財富之生產活動中取得無形財富者，例如商業、金融 業、交通運輸業、教育、科學、衛生等具服務性質之行業則稱為「第三級產 業」（tertiary industries），由此可見教育歸屬於可獲得無形財富之最高層級 產業。另外，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服 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 GATS）之規範，教 育被納入服務業。就此而論，無論何種產業，其活動過程是以創造經濟利益 為基本原則，故而追求利潤是基本目標。因此，當高等教育成為一種產業 時，即便原有的公共角色仍存在，但將因性質的改變而在提供服務時產生新 的思維與作法；換句話說，高等教育原先所具有之公共財的特性在受到市場 化與商品化的衝擊後，已逐漸轉而具有私人產品之特徵，並使得知識的屬性 與教育的目標逐漸以市場運作法則為依據。
Brennan與Teichler （2008）指出，高等教育之所以會成為研究焦點，有 部分即是來自知識經濟中，高等教育在經濟發展上所展現之重要性。當高等 教育具有可貿易（tradable）的性質被開發後，復又在全球化經貿自由流通 的情況下，可以想見高等教育服務之發展將受到更多的關注與投入。因此，
戴曉霞（2001）認為，全球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其中之一則為高等教育的 產業性受到重視，包括將高等教育本身視為一種產業，以及高等教育對產 業發展的貢獻。當高等教育被視為一種產業時，所有大學可提供之產品，包 括教學、研究與服務，都可以從中取得利益，例如有形的收益，像學雜費、
推廣教育、建教合作、場地租用，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或 者是無形的聲望、地位與社會影響力等之提昇；而高等教育對產業發展的貢 獻，最明顯而直接的方式即是透過產學合作的關係而進行研究合作、知識與 技術移轉、顧問諮詢、人力訓練或設置科學園區、育成中心等，透過產學合 作關係而提供產業發展所需之人力，也可為大學提供了創新之氛圍。
除此之外，在經濟市場裡，由於教育是可貿易的服務，學生付費接受 教育，視自己為顧客或消費者，因此大學在教學方面則必須以顧客為導向而 設計課程內容，並對學生的提問與需求有所回應，尤其是自行付費的國際學 生，其對於學習有更多協商權力，甚至對地主國（host country）的經濟影響 力亦不容小覷。這些改變不但使得教育成為一種新興產業，也使教育市場成
為國際競爭的場閾，因此，即便高等教育有其不完全競爭之特性，但隨著知 識產業化之趨勢，高等教育所提供之產品也具備了商業性而走向商品化，自 然順勢往市場發展，甚至大學還透過行銷活動與各種管道來進行學生的招募 工作，以求在全球教育市場裡佔有一席之地，凡此，皆顯示出高等教育出現 了商業性經營模式。
二、財源開發多元化與化零為整的資源分配
大學應如何增進其財力呢？Clark （1998）在研究大學轉型路徑時發 現，大學需要有自主的財源來協助其創新轉型。Clark將大學經費來源劃分 為三部分：第一來自「政府的經費」，第二來自「研究合約或競爭而得的經 費及補助」，第三來自「企業、地方政府及慈善機構的經費、學雜費收入、
校友捐贈及大學透過提供服務所賺取的收入等」，而這三種財源的比例高低 則又依據各國政府與大學的政策及條件等而有所差異。
Woodhall（1992）指出，當高等教育面臨高漲的財政壓力時，大學將被 要求採取更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的方式以尋求新財源。從Clark的研 究中得知，在政府經費逐日縮減之際，各校在第二及第三個財源所得之比例 日益攀升，而此情形除了影響大學的自主外，經費取得方式的改變確實影響 著個案研究中五所歐洲大學的轉型。而以台灣為例，目前大學校院之數量多 達一百六十餘所，除面臨國內競爭外，也有來自國際高等教育機構的威脅，
因此，大學必須更積極於開拓經費中的第二及第三個財源，做好多元化財源 之擴展，以求能透過在經濟面向的整合而取得差異性的競爭地位，例如：積 極建置產學新關係、募款、投資收入等，藉此擴展經費觸角，提高大學經費 使用上的自主權（陳素琴，2010b）。當自籌財源的機會增加了，也顯示大 學更貼近大眾所需，因此有學者認為市場力量促使大學更具效率與平民化，
也積極幫助經濟成長（楊振富譯，2004）。
不過，一旦資源多了、來源廣了，所必須面臨的是如何有效統籌、應 用與配置，除了確實達到物盡其用外，更須藉此而達成大學的任務。可惜的 是，大學校園內常上演資源爭奪戰，為了維持各系所單位間的公平性，資源 往往被分散至各處，在齊頭式的平等原則下，各系所皆有獎，但卻也使得資
源的應用缺乏整體性，甚且，有些系所單位對資源並未有緊急需求性，造成 浪費，若管理與維護不當，則效益降低，因此將全校的資源整合管理有其必 要性（黃政傑，2008），透過整合組織所擁有之資源、運作流程及其價值主 張，適時加以調整資源或流程的運作方式，以促進大學創新經營目標之達成
（陳素琴，2009），使分散於各單位系所的資源確實被整合起來，並將之用 於刀口上，以確實改善並提昇大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上的品質。
三、把握時機發展自我定位與市場區隔
受到內外在的壓力，大學必須在愈趨整合、競爭與全球化的世界裡重 新自我定位，抓住變革的最佳時機、找到可發展的場域與方向，走出學術象 牙塔而與社會有更密切與深層的互動。
當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之後，以台灣而言，大學的數量多，復因少子 化的衝擊及政府公共經費縮減，大學面臨了生存競爭，出現招生人數不足，
或在系所評鑑之結果不彰而缺乏競爭力，而社會各界亦紛紛指責高等教育 機構之發展缺乏特色（陳麗珠，2001），因此大學有必要在選擇轉型之際，
重新思考自身條件與發展方向，找到自己永續發展的差異性卓越要素後，
進行教育市場的自我定位與功能區隔，透過行銷策略，建立具有自我特色
（capacity to diversify）之教育內容，以求在激烈競爭中取得勝出機會（陳 素琴，2008，2010b）。以目前台灣的情形為例，透過校務基金之設置，使 大學預算之編列與執行具有較大的自主性與彈性、切合社會脈動，形成學校 自己的特色（陳麗珠，2001）。
此外，學者亦建議大學可發展的新模式諸如：政府—大學—產業之三 螺旋模式（triple helix）、成為創業型或專門大學、營造卓越環境，或者選 擇成為發展性大學（developmental universities） （Göransson et al., 2009），
而這些建議方向也提點出大學選擇以科技為導向而更貼近企業之方向，以達 成大學第三個使命的其中一種選擇。因此，透過定位與功能之區隔，大學才 有機會在眾多機構裡脫穎而出，取得競爭優勢。
四、成為區域經濟的推動者
大學是傳遞、創造知識的主要場所，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裡，擁有知 識就有機會掌握優勢地位，因此，透過知識的創新將有機會為大學帶來更多 的可能性。當大學經歷了第二次學術革命後，已經漸漸從學術象牙塔走出 來，甚至許多人為大學是服務站的理念而倡導，而這樣的理念除了為大學帶 來財富與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服務而使大學的特殊知識能對社會有所貢 獻，而非成為政治或其他團體的附屬品（金耀基，1983），而無論是哪一所 大學，即便是全球知名學府，亦都位處某一地，其發展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經 濟等背景有著密切的關連，無法被抹滅忽視，也因此大學對於當地的經濟發 展負有責任。
Yokoyama（2006）指出，大學的創業活動有部分其實是和區域經濟 有關，以為地方進行前瞻性的規劃，為地方的基礎建設與環境等提供支援
（Stanković, 2006），而高等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平台，透過大學提 供之知識、技術與高階專業等人員態度之養成，使高等教育與職業之間的連 結更加緊密，以對經濟發展有所貢獻（Woodhall, 1992），因此，大學可透 過在知識上的優勢，透過與地方組織或產業特性結合而刺激當地的發展，為 當地帶來經濟收益，例如與當地中小企業的合作、提供諮詢服務、設置科學 園區等，大學在地方上的角色可以更多元，而其重要性也將大為提昇。不 過，除了提高在服務上的廣度外，亦需注意深度的開墾，使之成為區域經濟 的推動者，這是以知識為優勢的大學能夠擁有，甚至應該把握的機會。
五、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滿足異質化顧客需求
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受教人口在數量上不斷成長，而在型態上也呈 現多樣化，無論性別、年齡或族群等特性，入學機會（accessibility）已大幅 提昇，而又如兼職學生（part-time students）數量的提昇，或者，甚至有些 國家大多數的學生是成人，這些新的顧客群對於持續教育或與工作相關的課 程需求更為殷切（Kogan et al., 1994）。此外，當高等教育客源異質化程度 越高，教育提供的方式與內容就應更具彈性，例如透過科技的發達與創新而
提供非正規學生更彈性的學習環境與方式。
不過，大學不應只關注於學生市場的開拓，其餘如政府，雖然是經費 的主要贊助者，但有也可能成為大學的重要顧客，因為以往大學被視為是幫 助政府達成社會與經濟目的的角色，但現在則更加期待大學能對政府政策議 題有所回應（Kogan et al., 1994）。另外，大學與產業之間息息相關，諸如 職場族群、專業人員與研發人力等，以及一些民間機構、慈善團體等亦是大 學可開發之方向，這些族群不容忽視。就台灣的情形來看，即便有七成的研 發能量是蘊藏於大學校院（劉啟順、隋廷勳，2006），但大學教育在發揮 經濟服務的功能上，卻存在人力育成與人力市場適配性的問題（王宗坤，
2009），換句話說，這樣的情形不但顯現出產業在研發能力上的不足與對研 發人力的渴求、大學在研發人力培育上的角色、重要性與優勢地位外，更重 要的問題是產學之間在人力需求上已出現相當大的落差。因此，大學可透過 提供職場所需之教育訓練外，亦可從產業發展脈動進行課程的更新與調整。
綜合上述，在面臨內外在環境變化之際，大學應仔細檢視現有教育市 場之缺口而檢討當前的行政或教學等措施是否有可以再加以改善與調整，或 者可以推動哪些新的措施，以滿足不同需求的顧客。
伍、結論與啟示
本文檢視當前大學所面臨之挑戰，以及從這些挑戰中可以獲得哪些可 能的機會。根據上文之討論，以下總結說明研究結論，並據此提出對台灣高 等教育發展的啟示。
一、結論
在面對全球化下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知識經濟、科技發達與創新、
市場化的衝擊、回應社會對教育品質及績效責任的要求、政府角色的轉變等 外在環境變數，以及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充與學習生態的改變、大學角色的轉 變、專業管理人員的出現及教師聘任方式的改變、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挹注 減少等內在環境變數，這些雖然衝擊著大學的生存與發展，或許是危機，但
卻也有可能被化為轉機，因此，本文提出大學可能的機會，從彰顯高等教育 的產業性著手，倚藉著大學在知識上的優勢而去開發多元化的財源渠徑，把 握發展的時機而作自我定位與市場區隔，並以大學整體為考量，將各單位所 覓得的資源做統籌，透過「選擇」與「集中」的原則作資源的適當配置，針 對不同的學習者型態與需求而提供適切的教育產品，並能迅速而及時地回應 社會需求，而更重要的是成為區域經濟的發動者，促進社會經濟之成長而達 成大學的第三個使命。換言之，大學應摒棄被養護的心態，確實地正視現實 環境對大學的要求以建構前瞻性的發展藍圖，並透過創新思考與主動積極之 作為，應用價值鏈演進之動態調整觀點來創造不同階段的創新，使大學成為 發展性組織，更具備適應能力與回應能力，努力於進行自我定位，克服效率 不彰等弊病，而在逆境中看到曙光、扭轉劣勢，重新賦予大學更多的價值。
二、啟示
面對大學可能的發展機會，國內高等教育之發展是否能夠掌握時機而 重新思考大學究竟可以為自己以及社會大眾帶來哪些利益？針對上述相關之 探討，本文擬從「組織發展」的觀點出發，提出二點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之 啟示：
（一）大學對變革應有更強烈的自發性
環 境 的 劣 勢 對 大 學 而 言 確 實 是 個 衝 擊 與 危 機 ， 但 在 面 對 大 學 之 死
（death）與大學重生（rebirth）的抉擇時，大學則更應展現出其適應環境的 能力而將危機化為轉機，透過組織變革以進行組織再生，不過這樣的改變需 要來自大學組織內部的深切自省所帶出來一股強烈自發性的力量才得以持 久，才會對大學的發展方向有更前瞻性視野與宏觀的規劃，使大學進行轉 型、獲得重生，並持之以恆而形成組織風氣與習慣，否則若僅限於以解決眼 前的問題為標的，或者是為了應付政府政策的要求而進行變革，則僅能治標 不治本，陷入眼前短視的成果，無法為大學的發展帶來長期而持續的力量與 優勢的建立，就如同Clark（1998）所言，唯有大學願意去改變時，政府才 有可能成為助力，否則大學僅只是政策下的棋子而枉費對自主的追求。因 此，以國內大學校院為例，無論是一般大學校院或科技校院，在發展上的同
質性偏高，無法彰顯出發展特色，更遑論擁有優勢，因此，要如何在激烈的 教育市場中取得差異性卓越要素需要的是更多的自我省思與躍進，確實檢討 當前面臨的挑戰與機會，而不是在同質中只求得平安與保險的作法，這並非 大學永續發展的作為。
（二）大學應有創新作為與執行力
大學欲透過變革而為組織帶來新契機，則必有不同於傳統的創新思維 與作法，且更應該有魄力去行動與執行變革計畫，而不是一昧地去模仿他人 的作法。大學的機會分散在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缺口，因此，大 學應該更積極擴展並嘗試找尋可能的機會，畢竟未開發的領域或作法並不表 示會失敗，而他人成功的經驗也不能保證自己會成功，不同的大學有其特殊 的背景脈絡條件，唯有規劃出適合自己特色的創新作法才有機會提昇大學的 競爭力而取得競爭優勢。以國內大學招生問題為例，由於大學數量膨脹與少 子化的問題，學生來源明顯降低，儘管最低錄取分數受人詬病，成為人人有 大學可讀的情況，但某些校院系所招生不足之情形屢屢出現，儘管最後各校 仍透過其他方式再進行招生，甚或投入重金挖掘學生等，但這並非是解決招 生不足的長遠方法，更遑論有創新思維，因此，大學要思考的不是只為了解 決眼前所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而是應該回頭檢視造成招生不足的實際影響 因素，並加以正視問題的嚴重程度與持續性，繼而提出創新的解決方式，真 正落實變革的執行力，這才是治本的方式，例如改變招生方式，將重點放在 非傳統學生這一塊，進行如推廣教育、職業訓練或社區服務等，跳脫原有的 招生思維，或許在執行後發現是另一個藍海。
大學面臨的是一個越趨複雜且不確定的年代，面對環境的「變」，或 許大學也可以「不變」來因應，但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大學並不是一個不變 的機構，只是在反應的速度與時間點上的適切性問題，因此，大學終將會有 所「變」來因應環境的「變」。在分析了大學所面對內外環境之挑戰與可能 之機會後，啟發本文從組織發展的角度出發來思考國內高等教育之發展，期 待國內大學願意去起頭（to get started），對現況有更多變革的自發性、創 新作為與執行力，並讓這些變革不斷持續下去而為永恆動能的動力（Clark, 2004），真正為國內高等教育帶來更多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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