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
第一章 山雨欲来
我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于 ６０ 年代切首次相识，其时 他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已有几年之久。他已离职，确切地说是“ 让” 他离职 的。他同妻子加琳娜和小女儿住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
因为我当时年纪很轻，觉得他已经相当老了。因而他的活泼好动、精力 充沛，他那种感情迸发和为正义事业一往无前地投入战斗的能力就愈发使我 感到惊讶。
他的住处摆满了书籍、手稿、杂志、文件。这些东西放在书架上、桌子 上、椅子上，或者堆放在地板上。
斯涅戈夫在那个时期研究的是我国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尖锐问题，他干着 今天称之为消灭“ 空白点” 的工作。二十二大已经开过，斯大林的尸体已经 移出陵墓，但没敢挪得太远，就在近旁的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了。这种两重 性随处可见。全国刚刚开始对我国历史上的斯大林时期有所认识，“ 个人崇 拜” 这个词组念起来还有些拗口。
几年前，还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词组呢。为了对 ３０ 年代的事件进行初步分 析而成立波斯佩洛克那个专案组时，父亲第一次说出
“ 个人崇拜” 这几个字。自然就开始查找经典作家原著中有没有什么切 中时弊的论述，而且当然是找到了相应的语录。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地点在别墅。给父亲送来一个装文件的公文包，
他从中取出一个薄薄的银灰色文件夹，里面是经典作家的语录。父亲让我给 他朗读马克思关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及不能容许个人崇拜的思想。
我从标题开始读：
“ 卡尔・马克思论个人文化。”
当时对这个错误①嘲笑了一番，可要是仔细想想，这个印刷错误就没有什 么可笑的了：因为要想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是需要许多年的时间的。
当时斯涅戈夫的话就使我惊讶不已，他论证说，并不存在斯大林的个别 错误和谬见，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那罪恶政策的结果。这些骇人听闻的现象 发生在 ３０ 年代并非偶然。斯涅戈夫说，其根源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革命 事件中。斯涅戈夫不但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条，而且抨击 了整个被奉为经典的历史。
斯涅戈夫撰写了几篇历史方面的文章，其中论及斯大林对列宁 １９１７ 年夏 天出庭问题的立场，也论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悲剧性的擅自行动——那是 １９２０ 年战争中红军在波兰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要是在今天，这些材料就会 归类存放起来。可在当时它们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斯大林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不让这些研究材料问世。站在斯涅戈夫对立面 紧紧抱成一团的，是以我们的主要思想象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 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列昂尼德・费多
罗维奇・伊利切夫为首的一些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是他们写了被斯涅 戈夫批得体无完肤的“ 历史” ，斯涅戈夫指责他们在伪造历史。
斯涅戈夫在同保守分子的斗争中只能指望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支持，他
① 俄文中“ 崇拜” （к у л ь т ）与“ 文化” （к у л ь т у р а ）词形相近。（本书脚注除注明出处者 外，均为译者所加。）
对这两人的正直毫不怀疑。通过正式途径见到高层领导人很困难，他又信不 过赫鲁晓夫的那些助手，至于在赫鲁晓夫班子中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弗拉基米 尔・谢苗诺维奇・列别节夫，他干脆认为那是苏斯洛夫的人，隐蔽的斯大林 主义分子。
斯涅戈夫通过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找到了我。
谢尔戈论职业是历史学者，同斯涅戈夫见过几次面，并把他的文章转交给米 高扬，但事情毫无进展。
有一天，谢尔戈建议我去斯涅戈夫家，并答应让我见识一下此人所拥有 的关于斯大林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材料。我当然是欣然从命了。
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消瘦、十分敏捷的人，目光犀利而严峻。
他看上去年岁不小了，但浓密的黑发只是微微有些斑白。主人请我们进他的 书房，茶端上来了。斯涅戈夫一下子给我们讲了大量关于斯大林及其方法、
关于当代斯大林主义分子的信息。他反复强调一点：斯大林主义并未摧垮，
二十大仅仅是个开端，前面有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等待着我们的不仅仅 是胜利。斯涅戈夫也谈了自己的身世。他（当时叫阿廖沙）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年 轻小伙子。命运使他东奔西走。他就是在那几年起先见到米高扬，后来又在 乌克兰见到默默无闻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当时在斯涅戈夫手下工作。后来的 生活使他们各分东西。父亲青云直上。斯涅戈夫的升迁则慢多了。
１９３７ 年来临了。当时任州委书记的斯涅戈夫受到迫害，他受尽了地狱般 审讯的种种磨难，却一个人也没有供出来。最后被判
了 ２５ 年徒刑，他便从赫鲁晓夫的生活中、也从米高扬的生活中消失了。
沦陷期间，法西斯分子把他的母亲当成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母亲活活烧 死。而斯涅戈夫却作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间谍关在劳改营里受苦受难。战争 结束了，然而这对他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
１９５３ 年到了… …
斯大林 ３ 月去世，贝利亚一心夺权。斯涅戈夫跟贝利亚十分熟悉。苏维 埃政权建立之初，他俩曾在外高加索共过事。后来也曾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 历。但他俩从未亲近过：两人彼此都没有好感。斯涅戈夫了解贝利亚的许多 情况，其中包括贝利亚认为最好不去回忆的事情。他也知道贝利亚内战时期 替木沙瓦特分子干事的经历，并记得此人在格鲁吉亚飞黄腾达的血腥历史，
没有忘记“ 历史学家” 贝利亚那本完全颠倒外高加索革命历史的书。
斯涅戈夫尽管掌握这类情况，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１９５３ 年贝利亚被捕。准备进行审讯，侦查机关四处寻找证人。证人已几 乎绝迹。能够讲出犯人过去情况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才想起了斯涅戈夫。在劳改营里找到了他，火速送到莫斯科。受害 者与刽子手在法庭上又见面了… …
审判结束。贝利亚被处决了。
然而原告方面的证人后来的遭遇却很不寻常。新任苏联总检察长是斯涅 戈夫过去的好友罗曼・安德列耶维奇・鲁坚科。囚犯斯涅戈夫被押送到检察 院，两人相见了。
鲁坚科在谈话中老是避重就轻，不过末了他目光闪烁地问斯涅戈夫，他 可以替斯涅戈夫做点什么。
据斯涅戈夫说，他听了此话只是惊讶地抬起了头。
于是鲁坚科便向他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斯涅戈夫已被判刑，谁也 没有取消这一判决。他还得回劳改营服刑。最后鲁坚科向斯涅戈夫提出在释 放前替他保存笔记。
斯涅戈夫一时竟目瞪口呆… …
他交出了自己的笔记，鲁坚科把笔记藏进自己私人的保险柜。
囚犯斯涅戈夫的日记就这样在总检察长的保险柜里放了两年多。
他本人呢… … 去继续服刑。他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差点被刑事犯杀 死。时间仿佛停顿了。监狱外传来的消息很少，真想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释放他们呢？难道仍然是一切照旧吗？
终于盼来了 １９５６ 年。２ 月，举行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父亲决定请在 斯大林大清洗后幸存下来的老共产党员作为来宾参加大会。助手向他呈阅名 单时，父亲突然想起了斯涅戈夫。谁也不敢告诉他斯涅戈夫还在继续服 １９３７ 年所判的刑。
下面赶快四处寻找。于是从监狱里把缺衣少食、胡子拉茬的阿列克谢・弗 拉基米罗维奇直接送到莫斯科。当下把囚衣换成质地上乘的西服，发给一张 进克里姆林宫的邀请券。至于尚未服满的刑期，当然再没有人想起了… …
大会闭幕后，父亲一直注视着斯涅戈夫①。在打破旧体制的过程中，他对 象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或者奥丽加・格里戈里耶芙娜・沙 图诺夫斯卡娅这样的人寄予厚望。他需要有志同道合者。
沙图诺夫斯卡娅出狱后被派往党的监察委员会搞平反工作，
斯涅戈夫则被派往内务部当“ 政委” ，然而保守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 们终于以体面的借口精简掉了斯涅戈夫所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 因年龄和 健康的原因” “ 光荣退休” 。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喝着茶。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讲得愈 来愈起劲，愈来愈激动。不断地回忆、论证和解释着。
他要我们相信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只有根小一批年轻的 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对手可比这多得多，这些人在经历了二十大引起 的休克后已经清醒过来，只待伺机反扑。
斯涅戈夫说苏斯洛夫和他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的敌人。用他的话 说，正是这些人在阻挠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他们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批判 斯大林方法的尝试，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犯下的罪行。任何新事物、进步事物 的一点点萌芽，都让这些阅历“ 丰富” 的“ 园丁” 们那颇有经验的双手拔得 一干二净。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尝试被无情地中断。
斯涅戈夫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表示不满，责怪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自由主 义，行动迟缓。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父亲是“ 不务正业” 。
斯涅戈夫说：“ 他干吗要去管工业和农业上的各种问题？一个人又不可 能包办一切。应该干的不是种玉米，而是同主要的敌人，即斯大林主义及其 在我们心脏中——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深深扎根的追随者进行斗争，不然 的话，旧体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里必须有一个正直的原则性强
① 实际上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在父亲亲自过问下，从监禁地回到莫斯科的时间要早得多。
他们在克里姆林宫里相见，斯涅戈夫还积极参加了为无辜判罪者恢复名誉的艰巨工作。他未必会忘记自己 被释放的日期。很可能是他觉得这样来叙述往事更富有戏剧性。我没有纠正他叙述中的不确切之处。——
作者
的人，一个能够进行整顿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要赋予他特殊的权力。
“ 如果能在中央委员会获胜，那么往后的前进步伐就会加快，并可保证 不定回头路。赫鲁晓夫身边能够让机关来个大换班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 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为任何创举设置障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 罗维奇只相信米高扬一个人。他认为赫鲁晓夫就应该让米高扬来对中央机关 进行清洗。”
斯涅戈夫请我向父亲转交一封要求接见并有重要问题相告的信。我有些 犹豫。从前也有人拿着类似的申诉信来找我。我转交给父亲时，他必定要剋 我一顿，并且说这类申诉信应当交到中央
办公厅，那儿知道该怎么处理。
无论怎么犹豫，我毕竟还是同意了：斯涅戈夫又不是一般的告状者，他 是在为共同的事业感到焦虑。
我从那天起就同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交上了朋友，每次见面，斯 涅戈夫都介绍一则又一则详情，并且援引事实，说明赫鲁晓夫本人、更重要 的是他奉行的政策正在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反对。
过了一段时间。信写好了。我找了个机会把信交给父亲，并且简要他讲 了讲我所知道的情况。他不知为什么对来自老同志的消息并不感到特别高 兴，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句斯涅戈夫的极端主义，信也不拆就往口袋里一 塞。父亲不久接见了斯涅戈夫，但当我问起谈话后有何感想时他却不大耐烦，
他说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许多事情夸大了，许多问题他根本不明白。
也许斯涅戈夫的话里有正确的成分吧，但照父亲看来，他得出的结论根本不 对，言过其实，至于那些担心嘛，更是毫无根据。
父亲不愿把谈话继续下去，此后我们再未涉及这个问题。
我去找斯涅戈夫。他感到绝望，火冒三丈。据他说，父亲什么也不明白，
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斯涅戈夫给他介绍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情况以及背 着他进行的阴谋活动。希望他理智和警惕，提醒他注意所面临的斯大林主义 卷土重来的危险，父亲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还说斯涅戈夫想象力太丰富，所 以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
赫鲁晓夫对他说，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 事业的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彻底忠 于思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怀疑他们热衷于党代表大 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不要算旧帐，那样会引起新的暴力仇 恨浪潮——这就是父亲对斯涅戈夫呼吁进行侦查和惩办刽子手的反应。
至于斯涅戈夫要说服他把日常的经济工作交给专家去做、自己专管党的 政策的根本问题，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还说没有比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更 重要的问题了，而且他认为解决这些日常问题就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同 意把米高扬调到中央来，借口是各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事儿。
“ 他简直是个睁眼瞎。” 斯涅戈夫末了说。
谈话不欢而散。在见父亲之前，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已经见过米 高扬，可在那里也是一无所获。总之，她感到绝望。
我不知不觉也受了斯涅戈夫情绪的感染：我感到必须采取措施，防患于 未然。我开始为我们的国家（不必隐瞒，也为我自己）提心吊胆起来，觉得 周围全是一帮阴谋家。
走出斯涅戈夫的家就一切都变了。生活照常进行，而且很美好，这是年
轻人所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周围都是一些可爱而友好的面孔，善良而诚实 的笑容，同那满是书籍文件的住宅里作出的预言丝毫吻合不上。我去斯涅戈 夫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再说在见过父亲后他也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了。现在 我对他的斗争已经帮不了什么忙。我很快就把所担心的事情置诸脑后… … 与 此同时，生活仍在继续。１９６４ 年新年即将来临。这一年对父亲说来具有纪念 意义：他即将满 ７０ 周岁，同时，担任党和国家最高职务也将近 １０ 周年。
为庆贺新年，在刚刚竣工的克里姆林会议宫顶层的大厅里举行了招待 会。凡是曾经去过会议宫的人都很了解这个大厅：每到休息时间大家都争先 恐后地直奔设在那里的小吃部。
最近几年，在这个大厅里而不在家中与家人一起迎新年，已成为父亲的 惯例。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主席团委员和党中央负责干部、最高苏维埃和部 长会议工作人员、军事将领、先进生产者、作家、导演、演员、诗人、剧作 家、画家、飞机和火箭设计师、外交官。
大厅角落的高处竖着一棵五彩缤纷的大枞树。招待会搞得豪华气派，人 们频频举杯，舞兴甚浓。客人们到了后半夜才纷纷回家与亲人一起“ 继续欢 度” 除夕之夜。
有些人喜欢这个新办法：可以在这里结识新朋友，进行有趣的谈话，建 立必要的联系。有些人却不以为然：新年是家庭的喜庆活动。话虽这么说，
倒是人人都去，一个不落。
父亲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个殷勤的主人。这一年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尼古 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１９５７ 年那次中央全会后他又当了几天部长 会议主席，然而当“ 反党集团” 成员分别派往遥远的城市时，他的退职就已 经定好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等人陆续退休并返 回莫斯科来。布尔加宁也回来了。他孑然一身。老朋友中很少有人敢跟他来 往。
父亲想见他，于是就给这位下台总理发出了参加新年招待会的请柬。
我相信父亲的动机决不是想见一见吃了败仗的对手，七十将至，他愈来 愈多地想起年轻时代，怀念故旧。他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系密切：赫鲁 晓夫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布尔加宁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他俩同住在格拉 诺夫斯基大街上一幢楼房的五层，门对门。甚至在那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 沉闷时期，他俩也常常避过旁人的耳目到对方家中小坐，呷两口茶或是来上 一杯白兰地… …
在那次难忘的新年晚会上，父亲热情地迎接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而人拥抱，同从前一样，并且… … 分手了，这次是永远地分别。
晚会结束了，枞树上的彩灯熄灭，音乐止息，父亲又投入日常的紧张工 作。情况远非尽如人意。必须找到出路，找到那条唯一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启动经济机制的“ 线索” 。然而事情千头万绪，纷乱如麻，问题一大堆… …
父亲明白（当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旧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
单纯指靠工人阶级的热情、“ 赶超美国” 的口号都已经毫无效果，也不可能 有效果。他拼命探索一种能够保证经济机制在无需上面反复敲打的情况下顺 利运行的经济模式。却仍然没有实际结果。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离开 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就一事无成。
每个新的步骤不仅碰到各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暗地里的反对，而且要克 服自己内心的反抗。市场、竞争、利润可都是早在 ２０ 年代就批得体无完肤的，
当时宣称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能够跨越这道障碍呢？… … 但是又不能原地踏步，需要找出“ 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 的办法。
较为生疏的新思想传播起来十分困难。父亲支持哈尔科夫的经济学家利 别尔曼，赞成胡坚科任场长的哈萨克国营农场所进行的试验。当时他脑子里 形成了经济改革的轮廓，甚至作出了主要的原则性决定。这次他一反常态，
并不急于求成，他想反复验证那些给未来经济奠定基础的原则。因为一旦犯 错误，没有时间去纠正了，这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也注意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同铁托的多次谈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 象。他仔细地了解南斯拉夫朋友的经验，却下不了决心在我们国家推广。思 想家们异口同声地一再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纯，资本主义味道甚浓。人 们对他说，南斯拉夫道路就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想。
父亲试图在我们今天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结构范围内探寻把国民经济 从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拯救出来的办法。这个体制的逻辑就是要求在各个级 别、各个环节对生产进行干预，要求不仅对每个工厂或农庄，而且对每个车 间、生产队、车床进行严密的监视。
为了使这个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把州党委和区党委分成工业党委 和农业党委。
用行政命令办法抓经济，其实质就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中，直到区一级 机关中，都应当是一些事无巨细亲自处理的人。这样一来，机关里的专家愈 来愈多，而工作却干得愈来愈糟。结果是机关变得十分臃肿。
父亲所陈述的意图很简单：国民经济变得异常复杂，州委或区委书记、
他的班子已经不可能既是工业专家，又是农业专家。就是说应当成立起两个 平行的机关。总之，同克雷洛夫那篇著名寓言里说的一样：只消把坐位换一 换，就一切都上轨道了。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根本不应干预经济事务的思想，当时尚未成熟。说实 话，压根儿没往这儿想过。
我听父亲讲过这些想法。看来它们早已在酝酿之中了。那年夏天，他在 离利瓦季亚不远的克里木新别墅里休养。用白砂石砌成的房屋里凉爽宜人，
可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海滨浴场的帆布凉篷下度过的，很少呆在室 内。他在海边看邮件，同来访者交谈，其中有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有住在附 近疗养院的客人——设计师、学者、作家。凉篷下就装有政府专线电话。父 亲往往就在这里、在比海滩稍高处搭建的一间木结构小棚屋中过夜。
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在父亲这儿作客，好象还有波利扬 斯基。他们在邻近的别墅里休养，照父亲的说法是来“ 串门儿” 的。大家分 别坐在海边的藤椅上。从容地谈论国是。然后下海游泳。顺便说说，父亲游 泳不行，要借助一个很象自行车胎的红色橡胶救生圈。关于把州委一分为二 的谈话早在水中就开始了，上岸后，父亲继续讲自己的想法。最后他不作声 了。大家马上异口同声地对他表示热烈支持。“ 主意很不错。得马上贯彻，”
——这是我当时的印象。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显得特别兴奋。
我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这个计划，不过按照老规矩，我不敢参与长辈的 谈话。他们更了解实际情况。我要是不同意，那就说明我的想法不对。
不久，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对党的机关进行改组，而且这个想法开始付诸 实施了。然而希望注定无法兑现：经济并未好转，新出现的双重领导反而加 重了混乱。此外，改组的结果使机关又膨胀了。这个决定引起各级党和经济
领导人极大的不满。这是父亲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改组。但正确的解决办法始 终没有找到… …
是啊，事情不顺利，于是父亲亲自去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他下工厂，去 田间，哪儿也不想落下，什么都要亲自过问，却总是顾此失彼。
尽管如此，这几年还是许多方面都有起色：住宅建设铺开了，开垦了荒 地，垦荒明显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开始发展重化工。
外交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十大提出的关于防止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的论点宣布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也使无限膨胀的军队得以缩减，并进而发展到裁军。
苏美军事力量保持均势问题的解决，也对缓和起了促进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国领导人始终生活在恶梦中：美国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 对苏联进行核打击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复。如今导弹一出现，两个大国都处在 平等的地位。结果是开辟了裁减兵力的可能性。苏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几乎裁 减了一半。父亲提出的任务是争取再多裁一些，以便腾出人力和资金来发展 国民经济。服现役的年限缩短了。年轻人返回家园，经济得到了一批生力军。
这些步骤引起了将军们的不满，他们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和特权。他 们不愿意就此罢休。但是父亲坚定不移。他摸透了军界人士的脾气，却不打 算跟着这些不大高明的军国主义者的指挥
棒转。他认为将来只应保持相互遏制的最低限度兵力，而且父亲迫不及 待地要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导弹热正是方兴未艾，而他已经十分认真地提 出了让许多导弹工厂转产民用品的问题。
新的作法使同美国开始裁减核武器谈判成为可能。禁止在大气层、宇宙 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的签订是一大成绩。对父亲的最后一个推动力是 在新地岛进行的超级氢弹爆炸。它的极其有害的后果被欧洲许多国家、尤其 是北欧诸国记录下来。很清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到了应当考虑如何 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时候。
国内生活也有重大起色。二十大所开始的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过 程必然转变为我国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民主化。起草新宪法的问题提 出来了。事情进展缓慢，很不顺利，但毕竟在进展中。
父亲异常操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的继承，如何建立不让权力集中在一 个人手里、更不许滥用权力的社会保证与国家保证。关键问题之一是劳动人 民代表的选举。父亲建议取消只提一个候选人的现行制度，同时提几个候选 人，以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出一名最好的；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代表对选民 的实实在在的依从关系。
为了证明现行选举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他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女作 家万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娅①为例，父亲高度评价她的创作和社会活 动。她经常来我们家作客。亲密的关系从战争时期保持至今。１９３９ 年，万达・利 沃芙娜这位资产阶级波兰著名国务活动家的女儿投奔已经收复的利沃夫，把 自己的命运同我国永远地联结在一起。战争期间，她同丈夫、著名剧作家亚 历山大・考涅楚克①一起经常下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弧形地带
① 万・利・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波兰、苏联作家。作品有《水上歌声》（1940—1951）、《虹》
（1942）等。
① 亚・叶・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国务活动家。作品有《前线》（1942）、《在第
见过父亲。然而作为代表她… … 什么也没做过。而且最令人注意的是，乌克 兰当局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每次选举都把她放到一个离上次选区远一些 的新选区去。那里的选民对于她这个代表还不了解… …
“ 哪有这么办事的！” 父亲表示愤慨。“ 这叫什么代表！随便塞个人来 就让你选！”
然而他未能改变漏洞百出的选举制度。没有时间了。
在起草新宪法的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确定这样一种苏维埃工作程序，使 之能够切切实实地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生活进行监督的问题。提出了使之具 有更大权威和充分权力的任务。新宪法的一种文本中曾经考虑到使苏维埃向 按照西方国家议会惯例不间断地工作过渡的可能性问题。
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 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把担任领导工作的任期缩短到两至 三届的思想已经成熟。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适用于党务工作人员 的这样的决定。现在只需把决定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家机关并在新宪法中作 出明文规定。可是一下子就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任满两届后的工作人员 上哪儿去？他能够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应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直接以美国为榜样。他在两次访问这个国家之后，尽 管没有完全抛开“ 敌人的形象” ，毕竟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大洋彼岸的经验 和试用这些经验了。诚然，他在公开场合从未讲过可以借鉴国家结构体系中 的优点。只是在自己人中间偶尔
很谨慎地提及。
但是，如果说父亲的其他许多新措施，不管是否赞成，机关毕竟都贯彻 了，虽然有时也不满地嘟囔两句，那么这一次他可捅了马蜂窝。区级以上的 领导层一片恐慌。岂止是出现了一批不满者，简直是形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 渴望采取积极行动的反对派。
取消机关工作人员的斯大林赋予的许多特权，这一措施无异于火上浇 油。在这方面，二十大以后马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取消所谓的“ 红包” ，即 定期给一定级别的官员发放的免税的补助金。不过秘密报告引起的恐惧使官 僚们一时麻木了，看来，因此“ 减薪” 才没有引起多大的痛苦。大家实在是 吓坏了，对夜间抓人记忆犹新，所以才没有勇气来进行抵制。
不过休克很快过去了，机关明白如今谁也不会有被处决、被捕或者被流 放的危险了。官僚们愈来愈有把握地感到自己是决定性力量、局势的主宰者。
接二连三的提议都是光打雷不下雨。关于取消内部供应商店和削减专用小车 的建议本应由中央专门任命的小组来起草和执行。该小组组长最初是当时任 中央第二书记的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里钦科。小组开过会，讨论 过，建议过，推翻过和明确过，却… … 什么也没有决定。
父亲着急，一再催促。人们要他相信，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拿出一些 文件给他看。他暂时放心了，于是一切又依然如故。
基里钦科下台后，又换了几位组长，最后，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以后，小组即 不复存在。父亲得以办成的唯一一件事，是稍稍缩小了专用小车的停车场。
当然，通过取消特权来确立社会公正更多地具有道义性质，因为经济问 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它。满足对商品的需求只有通过生产数量充足和质地优
聂伯河上空》（1960）、《怀念在心》（1969）等。1959 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
良的商品才能做到，而不能靠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些决定使那些有可能失去特权的人怀恨在心。而且相当重
要的是，这里不仅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妻子。这一切在赫鲁晓夫倒 台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精简国家机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部里精简下来的官员调到国 营农场、委员会和其他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新单位。可想而知，这些措施也 丝毫不会增加官僚们对父亲的好感。今天，对于父亲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之 间的不平常关系议论甚多。显然，对这个现象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只是 斗胆提出几点看法。
二十大的结果使社会生活、文学和艺术急剧地活跃起来。新的名字、新 的作品纷纷涌现。人们开始大声谈论昨天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权威” 摇 摇欲坠。这时才发现政权本身并未作好接受变化的准备。事态的发展令它感 到突然：如此“ 老实” 听话的创作知识分子居然失去控制，拒绝听从习以为 常的上头的吆喝。这一新现象使许多人感到惊恐，而惊恐则产生了对策。
父亲从未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他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专家，象在 农业、工业或者建筑业方面一样。官方的思想界由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把持 着。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对立的双方都来找父亲告状：作家寄来被书刊检查 机关否定的作品，而“ 思想家们” 只要“ 缰绳” 稍一放松，就异口同声地危 言耸听，说什么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从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以绞刑架和 动枪杆结束的。只要“ 缰绳” 一放松，我国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种警 告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没有经济作后盾的扩大政治自由，很容易造成难以 预料的后果。父亲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没有下决心 迈出打算实行的那一步。下野之前的最后那几年因为他同作家、诗人、画家、
音乐家发生过激烈冲突而蒙上一层阴影。他同那些实质上同他站在一个营垒 的人展开了斗争，这特别令人遗憾。
其实，应当说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有人对父亲作
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让他相信资产阶级思想的“ 传染源” 已经毒化 了我国创作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 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我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众所周 知，只要放松警惕，“ 资产阶级思想” 就会无孔不入。
有人精心选择好时机，挑动赫鲁晓夫去发表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使他 同那些昨天还是他的最热烈的支持者的人闹翻。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 营。
除了这一切不幸之外，又加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麻烦。欧洲的风暴 刚刚止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又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策源 地。这次是同中国发生分歧。对于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的对抗的起因和后果进 行分析，那是专家们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独自承 担了冲突的全部责任。有人以为这并非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而是两国 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一意孤行的表现，有人则是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
为了彻底明白这种看法怎样站不住脚，是需要许多年时间的。
问题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年近七十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父亲回家时疲 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走上两圈，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 出五颜六色的厚厚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那份工作。他就在这里、在饭厅 的桌前阅读，或者到二楼的卧室里去。尽管家里有书房，他却从来没有利用
过。通常都要工作到深夜。早上九点钟，他总是已经端坐在办公室里。
由于无休止地阅读，眼睛疼痛，他愈来愈多地请助手或者我们这些做孩 子的给他大声朗读。那些年，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给父亲规定了缩短的工 作日，额外增加了两星期的休假。决定成了一纸空文，工作不仅占去整个工 作日，而且占去了全部业余时间。额外的假期他倒是利用了：若是到皮聪达、
克里米亚或是比亚沃维扎密林区去该有多好，哪怕稍微脱离一下老一套生活 方式。父亲在那儿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带根本性的问题。他当下就把自己的结论和 建议以致中央的报告的形式写出来。父亲经常利用休养中的空闲时间开会，
或者同学者和设计师谈话。我还记得许多人在皮聪达开会讨论航空业、导弹 制造业、化工的发展道路的情形。
父亲十分清楚他的精力已经耗尽，而且即将来临的 ７０ 寿辰也标志着一定 的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和执拗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愈来愈多地想到退 休。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说着玩儿，有时则挺认真。
他在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谈话时也提到这个问题。
“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 机会。” 据我的记忆，这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典型说法。他说这话时笑容满 面，而周围的人都打着哈哈，把他的话当玩笑。
但是他在这一年，同青年会见时第一次公开说起退休的事儿。他的讲话 刊登在各家报纸上。这番话里隐含着重要的意图吗？我想，父亲确实打算退 下来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即将临近的第二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把那当成自 己最后的界线。
他的话在家里不会引起异议，工作上的同事却激烈地表示反对了。
“ 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气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 年轻人充沛！” 人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我认为很难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老是有新 的想法，新的计划。他想把这些东西一一付诸实施之后再退。
然而无论关于退休的想法有多么认真，父亲对自己的接班人却时时刻刻 牵挂着。权力继承问题在最近这几年一直困扰着他。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 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找到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
精力充沛一些。
他终于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此人愈来愈 受到父亲的信任，尽管免不了发生冲突和尖锐的争吵。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科兹洛夫患了重病——中风。在他稍稍恢复知 觉，从医院里回到别墅时，父亲曾去看望他。那是个星期天，父亲象往常一 样把我带上。从前科兹洛夫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两家彼此都很熟悉。
科兹洛夫的别墅离得不远，刚过乌斯宾斯基就到了。汽车经过千篇一律 的绿色院门，停在正门门口。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的妻 子，还有其他人。我们进了屋。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睡的床放在房间中央，
这是为了便于护士走到病人跟前。靠墙的小桌上放着药品、消毒器和针管。
科兹洛夫半躺着，身下掖着枕头，脸色苍白，略带黄色。我们进去时他 认出了父亲，试图挪动身子、张口讲话，但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叫人看 了心里难受。父亲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设法让他振作起来，按照自己的方 式打趣说，科兹洛夫在休息，装病。该康复起来去上班了。
我们道别之后来到隔壁的房间。医生们都在这里。他们向我们说明，弗 罗拉・罗曼诺维奇没有生命危险了，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
“ 能工作吗？” 父亲问道。
医生的判决是一致的：绝对不行，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 发作，导致死亡。
科兹洛夫是指靠不上了… …
父亲记住了医生关于神经紧张可能置病人于死地的警告。因此在下一次 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谈到科兹洛夫的命运时，父亲建议尽管弗罗尔・罗曼诺 维奇有病，还是让他留任主席团委员。没有人表示反对。但是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以后又修改了这一决定，让科兹洛夫退休。医生的话真灵验。他经不起这个 折腾，不久就去世了。
科兹洛夫这一病不起，使父亲面临着更加尖锐的问题，现在不光牵涉到 今后谁来接班，而且还有眼下中央第二书记的人选问题。
答案一直没有找到。无人可以商量。于是这些令人苦恼的疑虑、一吐为 快的内心需要，大概就成了我有幸深入到极其神圣的政治家“ 厨房” 、成为 父亲深思熟虑的见证人的来由吧。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容易着迷的人，这种类型的人都喜欢十分高兴地同 任何人详细讨论自己所热衷的某种想法。家里我们碰上了一大堆有关用于住 宅的预制板制造的术语，我们很了解装配式钢筋混凝土和整体式钢筋混凝土 的优缺点，我们知道转炉炼钢比马丁炉炼钢强多少倍，不仅懂得玉米的栽培 特点，还懂得谷子、小麦、蔬菜，葡萄，水果等的栽培特点，我们为可以用 塑料代替金属而欣喜若狂，我们注视着水翼船的进展，还了解其他许多情况。
因为我参与了国防工作，父亲还同我讨论有关飞机、导弹、坦克的问题。
但他同我们说话时从不涉及人事问题。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禁谈的 话题。甚至在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当时矛盾已经以剑拔弩张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和以 后的中央全会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只能从间接的征兆猜测究竟出了什 么事。消息是从别处得来的。至于说向父亲提问题，那根本不可能，答案早 就知道，说法也是老一套：
“ 别多管闲事，别添乱了。”
所以，当我问起科兹洛夫①的事，父亲突然说起他闷在心里的疑虑时，我 简直目瞪口呆了。
那是 １９６３ 年深秋在别墅里的事情。晚上我们出去走走。我们在路灯的灯 光下沿着从院门到住处的柏油路散步，父亲冷不丁他说起了主席团内部的情 况。据我记忆所及，他对科兹洛夫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甚感惋惜。用他的话来 说，他对弗罗尔・罗曼诺维奇期望甚殷：此人在地方上干过，曾独当一面处 理过问题，对经济了若指掌。父亲认为没有谁可以代替，而他自己又已到了 考虑退休的时候了。精力不如先前，也应该给年轻人让路了。“ 我拉套拉到 二十三大就告老退休，” 这是他当时的话。接下来他说自己老了，其余的主 席团委员都是到了退休年龄的老爷爷。年轻人几乎没有。父亲是 ４５ 岁那年当 上政治局委员的。这是干大事的最佳年龄：精力充沛，来日方长。人到了 ６０ 岁就不想将来的事情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
① 弗・罗・科兹洛夫（1908—196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 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S7—1964 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他为接替科兹洛夫的人选绞尽了脑汁。因为又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 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人。很想找个年轻一点的人。起 初父亲对谢列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看来是最佳人选：年纪轻，经过共青团 工作的锻炼，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诚然，对经济工作知之甚少。为此建 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丰富 的革命传统。经过这样的锻炼后即可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他认为把中央书记的官僚 交椅换成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的职位是降职。
“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 父亲叹息道。“ 也许这倒是件好 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熟手，
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就当官僚当下去了。不了解生 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的一位。”
记得父亲当时不作声了，沉思起来，后来才又继续谈论可能接替科兹洛 夫的人。其中谈到波德戈尔内。尼古拉・维克托罗维
奇・波德戈尔内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既懂经济，又能与人共事。在乌克 兰有很好的表现。他经验丰富，但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始终处理不好 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总之，照父亲的意见，他也不适合担任此职。
说到这里，他谈到勃列日涅夫，说此人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
但父亲认为，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 左右。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的鼻子走。战前他被任命为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时，当地俏皮话专家送了他一个绰号，叫
“ 芭蕾舞女演员” 。意思是谁想怎么摆弄他都可以。而这个岗位上却需要有 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体想把他引上邪路的人。科兹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不，
可见勃列日涅夫也不行。
父亲不作声了。这次谈话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我们又在通往住处的那条 柏油路上徘徊良久，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看来，父亲在脑子里反复掂量着 可出任中央第二书记的几个人选。
我却因这一意外的开诚布公感到抑郁。我当时想，既然父亲不得不就这 些问题跟我讲心里话，那就可见他有多么苦恼和孤独了。从前不曾有过这种 情况。从前这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谈到人事这个禁谈的题目。父亲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类 话题上来。他的这些心里话我自然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尽管父亲没有提醒 过我，我并不需要类似的提醒。
这样，当我得知仍然打算让勃列日涅夫当中央第二书记时，我的惊讶就 不难想象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不过我也没有向父亲提出什么问 题… …我本人对列昂尼德・伊里奇①倒满有好感。他脸上老是挂着友善的笑容。
一张口就是一段趣闻。我对他酷爱多米诺骨牌倒是
觉得有点奇怪：这种癖好同我心目中的国务活动家形象太不协调了。
然而勃列日涅夫本人好象一点也不为这种可以引以为荣的推荐感到高 兴。他不大情愿，但是又只得服从。
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是… … 默默无闻。这是在分支机构很多
① 指勃列日涅夫。
的党的机体内部的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 队里的工作和… … 对失败负责。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性格、他天生的爱好更 适于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体面的职务。这儿的一切他都很喜 欢：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早宴、午宴、晚宴、看戏。
授勋、颁奖也很惬意。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受奖者的讲 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 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他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喜欢在报纸、
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
必须作出许许多多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很难预料的后果的决定。这一切勃 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有意见，但是别说拒绝，连表示不满的话都张 不开口。他只是对给予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了。这是最后一次根据赫鲁晓 夫的提议召开的全会。中心议题又是农业。父亲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国家摆 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不能说他没有探索过能够发挥生产者的主动精神、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 经济新方法。这些问题曾在会议和报刊上讨论过，也搞过试验。不过可惜他 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求冶金、机械制造、化工和农艺方面的具体方案上 了，而且这些方案必须象魔杖一挥似地解决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全会上，由农业部长Π ． Π ． 沃洛夫钦科作报告。曾几何时，
这位农场场长官运亨通，竟一跃而为部长。他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的发 言一炮打响，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某些建议。
父亲便抓住不放。父亲认为我们在农业上的挫折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严重 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他以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 以使情况有个根本的改变。
沃洛夫钦科就这样当上了农业部长。然而奇迹并未出现。此刻他正在作 报告，题目就很花哨：《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 广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看 来，连题目都是面面俱到的… …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 员、农业专家、学者。实际上这已不是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父亲采取了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作法，在会上详细讨论某些经济 问题。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机关干部认为，这样一来降低了全会的威 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 谋反” 的想法。
父亲那种力求亲自深入考虑问题、弄清事情本质的愿望给他的工作作风 打上了明显的烙印。有时这种作风带来积极的效果。他的干预对工作推动很 大，例如火箭制造业就是如此。不过往往也有适得其反的意外之事，例如李 森科的事情。
关于我父亲生涯中这一并不光彩的篇章，我只想讲讲我亲眼所见的情 况。
５０ 年代初，我对李森科和遗传学问题的了解，只限于中学课本和科普书
上的内容：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①把那些唯心主义伪学者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些人不去解决我国农业的重大问题，却
“ 摆弄” 什么果蝇。现在我们则走的是米丘林的正确道路。当然，这一 切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当年我对这类问题兴趣不大。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我在《真理报》看到两则用大号字排印的短消息大为吃惊，
它们刊登在不常登短讯的第二版右上角。
第一则消息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洛巴诺夫同志调任他职，免去 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由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凯维 奇接任该职。这位副主席原来专管农业工作。
稍稍靠下是另外一则消息。我全文照引如下：
“ 苏联部长会议消息。苏联部长会议同意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 科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任命帕维罗・帕甫洛维奇・洛巴诺夫同志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消息到此为止。并无调任其他职务和别的字样。这样的行文别说是 ５０ 年代，就是今天也隐含着完全失去一切地位的意思。
消息没有放在最后一版的右下角，却放在不寻常的位置，还有铅字的大 小，这些都说明赋予消息一定的意义，说明这不是职务变动，而是政策的改 变。我感到愕然，等父亲下班刚进家门，我就赶快问他是怎么回事。说话的 细节我自然已不记得了，不过他答复的大致意思是说，李森科卷入不好的事 情（当时“ 镇压” 一词还不通用），对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已有许多学者表示 异议。因此“ 上边” 决定对他的无限权力加以限制。应当由较为客观的人来 当指挥。李森科嘛，就让他干工作，在学术争论中去证明自己的正确好了。
父亲对于李森科和遗传学家之间争论的实质不甚了了，我想，他不大思考这 个问题。
应当说，当时父亲和我的心目中“ 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 的旧框框 是牢牢地扣在了“ 遗传学” 这个字眼上的。在我看
来，那简直就是骂人话。
李森科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并不屈服。他在等待时机，拼命加强自己的 地位，在中央委员会和农业部招兵买马，拉支持者。他干起这事来十分在行。
父亲的农业助手安德列・斯捷潘诺维奇・舍夫钦科及后来成为中央书记的瓦 西里・伊万诺维奇・波利亚科夫都让他“ 拉了过去” ，成了他的热烈支持者，
而且一有合适机会，他们就替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说好话。
众所周知，父亲认为解决粮食和种子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推广玉米。我不 打算涉及“ 玉米问题” ，我只是想说，任何一项好创举只要毫无节制，就会 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败坏明智的想法的声誉，有时甚至无法挽回。今天，
任何为玉米辩护的论据已经对非本行的读者不起作用。众所周知，玉米的王 国在美国。美国人喜欢种植玉米，也善于种植。父亲知道这个情况，派了一 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代表团远涉重洋去开开窍，学习先进经验。他们返国后 向父亲详细汇报了所了解到的一切情况，其中也谈到杂交种子产量最高。当 时就下令火速到美国采购杂交种子并在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平行研究。
李森科那伙人坐不住了。因为杂交玉米的成功就是一条对他们的对手有
① 指李森科。
利的论据。他们决定小心地来摸一摸赫鲁晓夫的底。
“ 我对你们的理论争论不感兴趣，” 父亲回答说，“ 杂交种子在美国取 得了好收成。这些种子也可以为我们服务，至于理论嘛，让学者们去研究好 了。”仗打败了，但李森科不肯投降。他在等待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 了。
列宁格勒州苏维埃主席斯米尔诺夫本人是农艺师出身，他访问奥地利归 来。当时的出国旅行还很稀罕，父亲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访问印象、新技术和
“ 世界上的新奇事儿” 。斯米尔诺夫十分着迷地介绍说，奥地利人的秧苗是 连同一立方土以及腐殖质与泥炭
的混合物一起栽种的。这个过程可以实行机械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主要的是秧苗不会遭受病虫害，产量也提高了。
父亲以他所特有的热情开始在我国“ 推动” 来自外国的主张。这场运动 正搞得轰轰烈烈，不知是舍夫钦科还是波利亚科夫找他来了。那是个星期天，
见面地点在别墅，他们经常来看看父亲栽种的东西，顺便也办自己的事情。
在田间讨论着各种问题时，客人仿佛是不经意地向父亲诉苦说，简直把我们 的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给忘了。魏斯曼和摩尔根分子压得他抬不起头，妨 碍他的工作。他们自己什么也提不出来，却拿这位对农业实践贡献甚多的真 正学者出气。他们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自己的东西，只承认外国来的东西。那 些泥炭腐殖质营养钵就是最新的例子，大家都对它赞不绝口，承认它很起作 用，可前两天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来了，讲了好多有趣的事情。他对如何 提高产量和如何提高产乳量都有很好的建议。
顺便说说，他带来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牢骚满腹。原来他几年前就建议 在蔬菜种植中推广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他找过好多单位。到处碰壁。还取笑 他。可同样的想法从国外一来，大家全都当宝贝。我们看不起自己的科学家。
我们全都拼命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屁股后面跑。老是大家一窝蜂地都搞果 蝇，至于如何提高产量、让老百姓吃饱，他们并不操心。
客人从公文包里取出那篇文章的单行本，交给父亲。上面确确实实谈的 是泥炭腐殖质营养钵，从照片上看这些营养钵同奥地利的一模一样。缺口打 开了。父亲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关于我们崇洋媚外和必须支持苏联科学家的 话，并且当下吩咐给李森科提供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保证他不会 受到不公正的攻击。
“ 争论归争论，” 他最后说，“ 但是大家都应该有进行工作的条件。”
要的就是这个。余下来就是技术问题了。吹嘘合意的指示和
阻挠不合口味的最坚决的指示，机关干起这种事情来可说是得心应手。
李森科不是立即，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所失去的地位。他给中央写报告，保证 快出成果，他又成了各次会议上的职业演说家。他在党中央农业部的支持者 们善于掩盖失误。可只要这位冒险主义者有一句话得到证实，那就受到没完 没了的吹捧。一有了成绩就争先恐后地向父亲报告。至于表示怀疑的声音，
那根本听不见，更不用说批评的话了。
对李森科一伙有利的时机很快就出现了。事情很小，可它生动地说明，
任何小事只要好好“ 加工” 和善于“ 呈送” ，它可能具有怎样的心理效果。
两位院士——齐钦①和李森科，开始争论谁的小麦产量高。父亲一贯对育 种工作有兴趣，他对新品种的主要数据倒背如流，十分高兴地视察种子试验 站，认识许多育种专家——小麦、向日葵、马铃薯新品种的发明人。他对此 事也兴趣甚浓，甚至把两位院士请到别墅来作客。
争论双方都援引了大量论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是谁非无法分清。于 是父亲决定略施小计，建议来个竞赛。离我们的别墅不远，在莫斯科河对岸 有一块地。父亲主动找农庄主席谈判，让对方把土地拨给两位竞争者种一季 庄稼，由父亲作保。每个人种自己的那一半，运用自认为必需的农业技术，
让收成来说明谁是谁非。就这么定下来了。把地翻耕了，施了肥，播上种。
每到休假日，只要天气暖和，父亲就当划手，我们坐在小船上。父亲喜欢这 样划船游玩。从我家别墅所在的乌索夫到试验田所在地伊利英斯科耶并不 远：路程需要 ４０ 分钟左右。父亲的小船后面，远远地跟着卫兵的船，卫队长 坐在船头，警惕地注视着周
围的动静。值班的卫兵保持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因为父亲不让他们靠近，
有点粗鲁地叫他们回到原处：
“ 你们紧跟着我转悠干吗？是用鼻子嗅吗？离得远点吧，呼吸呼吸新鲜 空气。”
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登上左岸。李森科或者齐钦照例已在田间等候。
附近的小丘上是莫斯科州党委的疗养院“ 伊利英斯科耶” 。莫斯科州党组织 的领导人在这里度过休假日。父亲 １９４９ 年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后，习惯在游玩 时到疗养院去，在那儿拉上一帮人，大家一起在田间边走边讨论工作，或是 就象父亲所说的那样“ 取笑逗乐” 。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仍然没有丢掉这个 习惯。总之，参观试验田的人有时很多。自然，大家都关心究竟谁胜谁负。起 初从种种迹象看来齐钦领先：他那半边的庄稼长得又厚又绿。可这时李森科 夺得了心理上的胜利。一个星期天，父亲照例来到田间，他给李森科来了个 激将法：
“ 齐钦的小麦可长得好一些。”
李森科默不作声地在小麦地里走着，开始在自己这半边，然后又到对手 那边。他连根拔起几株小麦，仔细看了看，表示不能同意。他声称他会取得 原来保证的收成，齐钦则将一无所获，因为麦苗营养过剩，就是说，不会结 籽。秋天，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于是李森科在父亲的心目中威信大增。
当然，这只是我所记得的一些片段，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片段：事实上，
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时李森科可以对自己的敌方下手了。不时可以听到关于唯心主义的魏 斯曼分子压制学者的抱怨。愈来愈坚决地强调指出李森科的成绩和资产阶级 伪科学的毫无成果。于是父亲投入战斗，去捍卫“ 真正” 的学者。李森科便 重新成了具有无限权力的人。
应当说，随着父亲对李森科的正确性的信念日益加强，我却正好相反，
日益对此产生怀疑了。学术性刊物上东一篇西一篇的
文章描述了遗传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遗传信息载体——基因的实
① 尼・瓦・齐钦（1898—1980）苏联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有农 作物远缘杂交方面的著作。
验结果。我感到困惑不解：既然这一理论引用了纯属物质的对象，怎么会被 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呢？
我曾几次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个话题。但时机错过了，他已对李森科确信 不疑，不需要我的论据了。不仅不需要我的论据。库尔恰托夫①、拉夫连季耶 夫②、卡皮察③三位院士和其他人都试图说服他。然而这些努力均未奏效。一 方面，“ 农业专家们” 一致拥护李森科，并保证快出成果。他们已经看见过，
亲手摸过并请赫鲁晓夫本人看过这些成果。照父亲看来，与他们针锋相对的 是农业的门外汉：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不愿考虑这些人的论据。
记得有一次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招待会，正好同拉夫连季耶夫院士站在 一起。当时我已经明白了谁的意见对，谁是在撒谎。我已经毫不怀疑。我可 说是一心投入战斗。我既知道拉夫连季耶夫的观点，也知道父亲对他有多么 敬重。他俩早在基辅就认识，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成立后，父亲对拉 夫连季耶夫更是倍加赞赏。我认定自己找到了同盟者，于是谈话中为了抛砖 引玉，泛泛地提到真正遗传学如何正确，李森科的观点又是如何错误。反应 出乎我的意料，拉夫连季耶夫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成了拨弄是非的人，他喃 喃他说：
“ 我已经不管这事了。”
说完就走开了。
我象遭了雷击似地呆立不动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读到生物学家饶 勒斯・梅德韦杰夫的书，该书记述了（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李森科如何 发迹和生物科学如何被断送的全部经过。这本用打字机打印的书至今还保存 在我的小图书馆的书架上。我读完全书后，不禁毛骨悚然。我决定无论如何 也要让父亲擦亮眼睛，认清真相，使他兔受羞辱。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整理 论据，寻找无可辩驳的理由，等待合适的时机。我有几次都是用仿佛无可争 议的前提开始谈话的：
“ 你干吗往里掺和？让学者们自己去研究吧，况且已经得出的结果证明 基因确实存在，已经有人看见基因了。”
可是毫无效果。父亲阴沉着脸，大为光火，“ 顶撞” 我说：
“ 你是个工程师，这方面一窍不通。别人一怂恿，你就跟个八哥似地人 云亦云。那些专家，懂行的人，说法可正好相反。”
他的论据中也有自己的逻辑，因此我更感到难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无 法理解他。他在其他科技领域都赞成竞赛的精神。设计师们提出各自的方案，
互不相让，只有最终结果才能说明他们的正确与否。可父亲在这方面不知为 什么坚定不移，他最后一条驳不倒的论据就是指责对方是唯心主义，以及关 于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渗透的说法。
① 伊・瓦・库尔恰托夫（1902/03—1960）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能科技工 作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欧洲第一座核反应堆（1946），制造了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1949）、世界第一颗热核 炸弹（1953），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 站（1954）。
② 米・亚・拉夫连季耶夫（1900—1980）苏联数学家、力学家。苏联科学院 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第一任 院长。在函数论、微分方程论、连续介质力学和应用物 理方面创立了新的流派。
③ 彼・列・卡皮察（1894—）苏联物理学家，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物理学奠 基人之一。苏联科学院物理问 题研究所组建者和第一任所长。发现液态氮的超流动性 （1938）。研制出利用涡轮冷气发动机使气体液化 的方法。
他经常要碰到去中央反映问题的学者。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必须由他最 后决定支持某一方并且拨出不少财力物力来实施某个方案。他最讨厌盲目地 作决定，通常都是在学者中找一个其客观态度完全信得过的人。他最怕成为 某些人达到一种目的、即使是纯科学目的的工具。他在学者中间物色了很久。
最终选中了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
他们最初的密切交往始于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访问英国期间。尤其是 在往返途中的巡洋舰上接触最多。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身上，学者的知识同国务活动家的睿智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同原子能的军用及和平利用有关的问题，
而且还有似乎同他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哲学、生物学、宇宙学。
当时，１９５６ 年，他在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鲁埃尔发表的关于和平利用 原子能的可能性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第一次谈到苏联所进行的研 究。从前这些材料可是绝对保密的。
院士那一脸又宽又密的黑色胡须同样引起英国人的注意。在那我们两国 刚刚重新开始接近的遥远年代，大胡子被认为是俄国人形象中必不可少的象 征物。除了布尔加宁蓄着“ 教授” 的山羊胡子外，代表团成员全都把脸剃得 光光的。却来了这么一个大胡子。整个访问期间，只要库尔恰托夫在大街上 一出现，后面就跟着一大群人。
回国后，父亲同库尔恰托夫过从甚密。他们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见面。库 尔恰托夫还不止一次地到我们的别墅来。原来，两人想到一起去了。伊戈尔・瓦 西里耶维奇为科学发展的前途甚感焦虑，他那充满活力的天性需要有更大的 用武之地。库尔恰托夫有一次到我们的别墅来时，抱怨说父亲不得不更多地 过问科学上的问题和作出重要的决定。可为此就需要有高深的学问，而且不 仅是专业知识。他说，必须深入了解学者们的后台工作，他当下毛遂自荐愿 当父亲的科学顾问。看来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反复思索、十分成 熟的想法。
父亲不喜欢人家强加于他。尤其不喜欢缠磨。我原以为他会很有礼貌地 拒绝。但是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看来是在考虑答案，
然后他说，库尔恰托夫说到了点子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而且 不止一次地想到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照父亲的说法，有两个因素使他望 而却步：库尔恰托
夫就是我国的全部原子能计划，而这件事情可丝毫马虎不得。除此而外，
伊戈尔・瓦西里那维奇是个学者、院士，而顾问则是官员的角色。
“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 库尔恰托夫当时反驳说，“ 而且我建议把顾 问当成社会工作。” 他微微一笑，“ 不要报酬，我仍然在原单位上班。”
这番话正中父亲的下怀。当时就作出决定。讲好了等伊戈尔・瓦西耶维 奇稍事休息之后就走马上任。
遗憾的是，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库尔恰托夫休息之后再没有回来。他 猝然去世。人们打电话到别墅向父亲报告了噩耗。他吩咐在红场上举行葬礼。
放下听筒后，他若有所思他说：
“ 多好的一个人。可惜还没有一起共过事。我对他可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啊… … ”
在这类事情上，想象是靠不住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实现，
李森科就会十分困难，很可能就无法继续把父亲愚弄下去了。可现在他是畅
通无阻。我和姐姐拉达①不知有多少次试图让父亲了解真相，却屡屡因他不理 解而碰壁。
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 １９６４ 年夏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温暖的夜晚，
我们坐在面朝莫斯科河的凉台上。父亲在一张藤制小桌上铺开白天没来得及 看的文件。他看上去很累。周围坐着拉达、我和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 朱别伊，大家各忙各的。象这样大家坐在一起是习以为常的了。父亲突然丢 开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没头没脑地迸出一句，说的是李森科的成就和反科 学的唯心主义者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的诡计。
我们弄不清他说这话究竟何所指，却又不能不答话。拉达和
我便小心翼翼地论证说，遗传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其中没有丝毫的 唯心主义。李森科所谓基因谁也没有见过的说法是很荒唐的。原子也是谁也 没见过，原子弹可确实存在。这个论据在我看来是驳不倒的。阿列克赛・伊 万诺维奇也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这次谈话把父亲惹恼了。尽管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训斥或者骂过人，连嗓 门都没有提高过，那天却动怒了，他高声重复着自己的老一套：说我们让坏 人利用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我们不了解情况，只晓得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最后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声称不能容忍家里有人给外人当传声筒，我们要 是坚持下去，那就不要让他看见。总之是大吵大闹了一场。大家玩没有玩成，
又生气又难受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拉达跟丈夫回家去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呢？原来父亲快下班时，来了一帮农业“ 专家” 。他们 牢骚满腹，埋怨“ 唯心主义者” 不让“ 真正的” 学者，特别是特罗菲姆・杰 尼索维奇生活和工作。他们没有忘记点我们的名。说拉达和谢尔盖也在跟着 帮腔，当然不会有什么恶意，不过是欠考虑罢了… …
近来父亲身边有人专挑他特别劳累的时候，诽谤那些要把国家引入歧途 的唯心主义“ 蜕化变质分子” 。这些滑头并非毫无根据地指望引起父亲的恼 怒和激烈反应，他们好趁机会煽风点火。遗憾的是这一招往往奏效。刚才提 到的那一次，父亲已是疲惫不堪，无法立即作出反应，所以只是默默地把话 听完，心绪不佳地乘车回家。整个晚上这一切在心中郁积起来、沸腾起来。
最终发泄到我们身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不提昨天的事。父亲看来是 为自己的不能自制感到羞愧，但特洛菲姆・杰尼尔维奇的目的却达到了。我 们让父亲参加关于遗传学的谈话的努力从此中断了许久，而十月之后，讨论 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此后几年我再没有同父亲提起过李森科，我是不想给他增加不快，因为 现在他的观点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尽管如此，看来
他还是不肯根本改变观点。有时客人向他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他 诚然没有特别冲动，不再骂“ 魏斯曼一摩尔根分子” 了，却替李森科辩解，
认为这是个为我国农业贡献颇多的实际工作者。
… … 我还是回过头来谈 １９６４ 年的二月全会吧。除了农业部长的报告外，
还听取了许多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副报告。父亲也在全会上讲了话。这 是最后一次了。
许多当年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则保持沉默，不过如果把以某
① 拉达・尼基季奇娜；阿朱别伊是我的亲姐姐，学的是生物专业，现任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副主编。
同记者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结婚。——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