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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曾於2010年6月3日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挑戰與回應』：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宣讀。感謝會議評論人鄭政誠教授與二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與改正。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 ＊
陳凱雯 ＊＊
摘 要
有關近代日本殖民地神社的相關研究，特別強調國家神道如何對日本軍事主 義的高漲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但早期神社的創立並非皆為從上到下的過程，許多 後來被列為有格社的神社，大多為民間創設後，才在1930年代經由昇格運動成為鄉 社或縣社。此外，研究既以日本的殖民統治作為出發點，對於當時不具官方身份的 在臺日人角色亦少有著墨。本文以基隆神社為中心，試圖藉由探討當時基隆日人的 宗教信仰、興建神社的理由、興建神社所面臨的問題、改名為基隆神社的原因、神 社的相關祭典活動，及其推展昇格運動的過程，並借此作為觀察當時臺、日人與官 方力量在宗教場域中的互動關係。基隆神社最早以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為名，是由基 隆日人中的有力者共同發起、捐款建造，並建址於公共空間。在其興建與昇格的過 程中可以發現，經費不足一直是威脅神社發展最嚴重的問題。而改名為基隆神社，
使其具有地域守護神的性質向全基隆市民募捐，便成為變通方法之一。在這段時間 中，官方角色的重要性反倒比不上非官方身份的在臺日人。可說在昇格之前，基隆 神社所反映出來的民間力量顯然遠較戰爭時期更具主動性。
關鍵詞：基隆神社（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基隆公益社、在臺日人、昇格運動
壹、前 言
貳、基隆日人及其信仰
參、從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到基隆神社 肆、基隆神社的祭典與活動
伍、神社昇格運動 陸、結語
壹、 前言
有關近代日本神社的相關研究中，特別強調國家神道如何對日本軍事主義的 高漲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其中關於國家神道如何建立，以及日本本土與海外神社 創建的研究頗多。臺灣是日本擴張的第一個殖民地，官方對建立神社與宣傳國家神 道思想不遺餘力，以臺灣殖民時期的神社作為研究主題的臺日學者也不少。只是這 些研究大都聚焦於神社在國家體制下所扮演的角色，或論述臺灣人民如何在皇民化 時期受到國家神道的宰制，其討論的對象也集中在幾個主要的國幣神社，如臺灣神 社、臺中神社、開山神社等。1雖然可以看出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透過神道與神社機 制緊箍臺灣人民的企圖心，但神社的創立並非皆為從上到下的過程，許多後來被列 為有格社的神社，都是早期民間創設後，才在1930年代經由昇格運動成為鄉社或縣 社。若單從國家的角度來研究神社，而忽略了地方社會的主動性，其成果也必將有 所侷限，只能顯露出部份的特定面向。
此外，這些研究既以日本的殖民統治作為出發點，對於當時不具官方身份的 在臺日人角色亦少有著墨。唯創建於日治初期的臺灣各地神社、社寺，大多出現在 日人集居的市街裡，本文討論的基隆神社即為一例。這些神社主要是由來臺的日商 們所主導肇建。他們之所以倡議設立神社，除附和國家神道的意識形態外，更重要
1 有關日本神社與神道的重要研究有：村上重良，《國家神道》（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Helen Hardacre著，李明峻譯，《1868-1988神道與國家：日本政府與神道的關係》（臺北：金禾出版社，
1995）；近藤喜博，《海外神社の史的研究》（東京：大空社，1996）。而以臺灣的神社為研究對象的 有：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 治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臺北：自立晚報，1992）。除了以國家神道角度之研究外，近來也有以空間或建 築視角研究臺灣的神社，如：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8）；陳鸞鳳，《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07）。
的是滿足自己在臺舉行各種婚喪喜慶儀式，以及離鄉背井者祈求平安的需要。2只 是隨著日本統治臺灣的時間漸久，日人來臺者漸多，尤其在日治後期，國家神道色 彩與軍國主義相互增強，神社的角色與重要性也產生了相當大的質變與增強。儘管 如此，我們仍不能忽視在官方推動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之前，許多在臺日人的集居 地附近早已出現了許多私人創設的無格社；3也不能因為後期神社被賦予的特殊意 義，而抹煞了日治前期的在臺日人如何藉由神社這個宗教場域與官方及本地社會發 生互動。
本文選擇研究的基隆神社，其前身基隆金刀比羅神社是日治初期，由民間募 集資金所創設的無格社之一。其於1912年舉行鎮座式，旋即於1915年改名為基隆神 社。其等級雖遠不及劍潭山(今圓山)的臺灣神社，但對於在基日人來說，卻是重要 的精神象徵，無論是停泊在基隆港內的軍艦軍官，或重要的日人紳商團體，都必定 要上山參拜。加上其地處港側的山丘上，可遠眺基隆內港與市街，成為當地的風景 名勝與重要地標。1921年至1924年，基隆神社曾與慶安宮等廟宇舉辦聯合遶境，也 曾透過地方輿論長期推動昇格，終於在1936年昇格為縣社。由此可知，基隆神社與 地方社會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可作為研究日治時期官方、地方如何透過宗教場域 互動的切入點之一。
由於相關資料繁雜，本文將以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為主軸，探討當時基隆 日人的宗教信仰、興建神社的理由、興建神社所面臨的問題、改名為基隆神社的原 因、神社的相關祭典活動，及其推展昇格運動的過程，以作為初步研究基隆神社的 發端。在資料運用上，因基隆神社設立設立，在基日人又多，故《臺灣日日新報》
對其例祭、大祭等活動，以及歷次的修建改築都有詳細的報導；此外，筆者亦參照 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基隆神社誌》等其他各方面的相關記載。希望在傳 統論述之外，能夠透過基隆神社之例，稍稍呈現出在臺神社的其他不同面向。
2 據《基隆神社誌》記載，當初建立基隆神社（原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的理由，其中之一為基隆日人若要舉 行產兒、婚禮、祝賀等各項傳統在神社舉行的儀式時，得前往臺北的神社，必須花費相當的時間與金錢，
基隆神社建立後，許多婦幼老弱參詣神社較為方便。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 社，1934），頁23。
3 根據陳鸞鳳的調查，臺灣無社格的神社或社祠於1926-1935年成長快速，多集中在都市或日本移民村。這 些神社多由民間自立，在1934年提倡「一街庄一神社」之政策後，這些無社格的社祠有些被列格，但多半 因境內已存在有社格之神社而遭合併廢除。參見陳鸞鳳，《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頁119- 120。
貳、基隆日人及其信仰
1895年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士紳組成「臺灣民主國」抵抗日人接收，並在全 台分別守禦，其中基隆及沿海地區被視為重要防區。5月樺山資紀總督統領陸海軍 聯合攻臺，在基隆東北角澳底登陸，守軍不戰而潰，日軍順利攻陷；6月3日北白川 宮能久親王親率日軍進攻基隆，順利進入市街，6日樺山總督下令以基隆為陸海軍 根據地，並借稅關設置總督府民政局的臨時行政機關。4因此，基隆是日本最早設 立行政單位的地區，也是當時日軍鎮壓臺灣抗日勢力的軍事基地。隨日軍而來的佛 教、神道教的佈教人員，也開始從事對在台日人、日軍的傳教活動，展開在台的布 教事業。5
隨著政局穩定，基隆的日人逐漸增多，此與基隆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性有 關。1895年9月樺山總督即對基隆築港建設向日本參謀總長提出建議，1896年開始 基隆港灣調查，接著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時提出基隆築港、鋪設縱貫鐵路與開鑿 公路為公債事業三大建設，1901年開始基隆築港事業。可知基隆港成為日臺之間重 要的溝通橋樑，在殖民統治者的眼中相形重要。故在日治時期，基隆的日人數量一 直佔有相當比例，根據1905年《明治三十六年基隆郵便電信統計書》中的統計，此 時基隆的人口有約2萬人，日人即佔3,785人，約佔18％。到了第二期築港工程完成 後，基隆港貿易量大增，此時日人更迅速的增加，至1930年的國勢調查統計，基隆 已是僅次於臺北成為日人最多的第二大都市，共計18,541人，佔當時基隆總人口的 24.7％。這些日人除了是職業軍人外，較多的是從事築港的官吏，以及到基隆港貿 易的商人，亦有在礦區工作的工人。6
如同臺北日人多居住在城內，基隆日人也有集中地點居住的情形。古時基隆港 南岸舊稱大基隆，為清代以來臺人主要居住的舊市街；日治時期日人移入基隆則多 集中在基隆港東岸地區，即哨船頭、義重橋街以及鼻仔頭街，稱為「小基隆」。此 區域因配合基隆築港，多為重新填埋土地之新生地，殖民政府正好可規劃做為日人 移居之區域，故小基隆的居民多為日人，鼻仔頭甚至高達82.99%，幾乎純為日人 區。7隨後於1910年代基隆進行的市區改正，也是以小基隆區域為優先實施區，並
4 陳凱雯，〈從漁村到商港―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的形成〉，《兩岸發展史研究》，創刊號（2006.09），
頁270。
5 〈實行教布教使〉，《臺灣日日新報》， 1896.06.17，第3版。
6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頁102-103。
7 基隆郵便電信局編，《明治三十六年基隆郵便電信局統計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頁12- 13；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頁107-108。
規劃較大道路、街廓以及設立公共機關，日人陸續在小基隆區域以及田寮港區域擴 張，分隔大小基隆的田寮港(河)，形成基隆臺、日人的地理分界。8（參看圖1）
圖1：日治時期基隆市街分布圖
資料來源：底圖為〈基隆市街圖〉，1935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印製，南天出版社重印。
這些離鄉背井、跨海來基隆經營航海貿易、擔任機關官吏、或是從事礦工等職 業的日人，他們也將原鄉的各種宗教信仰移植來臺。根據1902年的調查，日治初期 在基隆設立的佈教所有佛教的真宗本派、淨土宗、曹洞宗，以及神道御嶽教。而這 些佈教所一開始多佔借臺灣傳統廟宇作為據點，例如真宗本派即以龍王廟為佈教場 地，最後原地加以改建；淨土宗與曹洞宗分別借用城隍廟、水仙宮，而後才移地重 建。這些佈教所最後皆設立在日人集中區域內――小基隆的義重橋與哨船頭街。9 茲將日治初期基隆日人布教所設立內容列表如表1。
表1：1902年基隆的日本宗教布教所
名稱 教派 建立時間 所在地 建立者
真宗本派本願寺布教場 真宗本派 1896.09.17 義重橋街 高橋行信 淨土宗基隆布教所 淨土宗 1897.01.25 哨船頭街 松本治道
8 雖然田寮河可作為日治時期基隆臺人與日人的居住分界，但是在石牌（靠近義重橋）、罾子寮和牛稠港等 地（火車站與西岸碼頭區域），仍有臺日人混居的情形，日人比例亦不少。
9 〈神社各派布教所明治三十五年三月現在調〉，《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2.03.01，第4681冊，第12 號。
名稱 教派 建立時間 所在地 建立者 曹洞宗本會基隆布教所 曹洞宗 1987.08.05 哨船頭街 鈴木勇宗 稻荷教會 神道御嶽教 1902.01.25 義崇橋街 島田義廉 資 料 來 源 ： 〈 神 社 各 派 布 教 所 明 治 三 十 五 年 三 月 現 在 調 〉 ， 《 臺 灣 總 督 府 公 文 類 纂 》 ，
1902.03.01，第4681冊，第12號。
表1所列的佈教所是以登記有案的日本佛教、神道教宗派為主，但是除了制度 化宗教外，基隆也有許多日人新建私人社祠作為信仰中心。事實上，神社信仰在明 治維新之後被納入國家神道體系之下，國家除了建造新神社外，並將傳統神社分為 有格社與無格社等階級，有格社多有國家或地方政府支持其財政維持，具有一定規 模，而無格社雖名為神社，但其意義與國家納入的神社不同，多由私人設立，規 模較小，一般研究為避免混淆而稱其為「社祠」。10茲將明治時代神社分級列表如 下：
表2：明治維新後日本神社社格表
官社 諸社
無格社
官幣社 國幣社
大社 中社 小社 大社 中社 小社 府社 縣社 鄉社 皇室尊崇的神社由神祇
官祭祀
地 方 行 政 區 的 崇 敬 中 心，由地方首長祭祀
地方政府管理，內務省 給予制度上及經營底線 的保障
官 方 介 入配置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大柘，《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49-61頁。
在臺灣神社建立11與總督府尚未頒布社或遙拜所的相關法令前，12基隆日人就因 信仰需要而設立了許多社祠，例如1898年報導在大基隆市街從事料理店的日人，因
10 關於神社的位階與性質請參看Helen Hardacre著，李明峻譯，《1868-1988神道與國家：日本政府與神道的 關係》，頁111-114；陳鸞鳳，《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頁137-138。另外有關明治維新後 的國家神道發展，國家除了整編神社的政策外，更確立以官社為國家財政支援的主要神社，並以宮中祭祀 為統一神社的祭典方式，許多祭典是明治維新以後所創制，全是以天皇為核心，如新嘗祭。還有健全神社 的氏子制度以管轄民眾的戶籍與信仰、取消傳統的神官世襲制度改由國家任命等，逐步將大小神社納為國 家神道系統內。請參看張大柘，《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第一章的討論。
11 除了開山神社，第一個由國家出資建造的是1901年的「臺灣神社」，被視為是臺灣興建日本國家神道系統 之神社的開始。
12 總督府於1900年頒布府令第47號〈社寺、教務所、說教所建立廢合規則〉，開始規定神社設立、廢除合併 相關規則，1923年又頒布府令第56號〈縣社以下神社ノ創立、移轉、廢止、合併等ニ関スル規則〉，成為 神社法令的主要依據。但這些法令都不及民間設立的無格社，故在1923年亦頒布府令第57號〈社、遙拜 所ニ関スル件〉，規範社祠的規模與管理。參考陳鸞鳳，《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頁95- 106；《臺灣總督府府報》，1900.06.26，第540號，頁28-29、《府報》，1923..06.23，第2974號，頁66- 72。
平日要舉行吉凶慶弔的儀式、祈求市街繁榮以及追求個人幸福，相繼向民眾募集籌 建稻荷神社的資金。13這些被記者稱為「下等料理店」的日人商家，最後在田寮港 的遊廓區（風化區）建立稻荷神社。此神社曾在1908年因老舊而為再次募捐改建，
1913年落成，定名為末廣稻荷神社。但也因神社設立在遊廓，故祭拜者多是從是遊 廓相關行業的日人，如商家、藝妓、娼妓等，如1913年神社改建落成時，所舉行的 慶典活動多是由遊廓料理店的著名藝妓表演。14
除了位在田寮港的稻荷神社外，許多商家也多會在店內設置神棚供奉日本傳 統神祇，並且定期舉辦祭典，報導上常出現的有料理店日本亭、依姬館的稻荷祭、
仙洞的辨財天大祭等。15這些神社與祭祀有個共通點，多為商家祈求商機或與求 財有關，且地點多在店家或室內，規模都不大，若要作為「產土型神社(社域守護 神)」16，似乎都難登大雅之堂。故在《基隆神社誌》裡記載，當初日人之所以提倡 建立神社，乃因當時基隆一個神社都沒有，17可見上述這些民間私立的神棚或在遊 廓裏的稻荷神社，是無法被所謂官紳階級所認同。這也是日後基隆神社的前身——
金刀比羅神社出現的主因。
參、從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到基隆神社
基隆金刀比羅神社也屬民間設立的神社，於前述的神社不同的是，基隆金刀比 羅神社倡建者多為基隆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並且因其建設的規模較大，神社境地涉 及到臺北廳的公園預定地，需正式向所屬機關借地申請建造。為何會從金刀比羅神 社會改變成基隆神社，以下就從金刀比羅神社本社的由來開始談起。
13 〈稻荷を祭らんとす〉，《臺灣日日新報》，1898.08.10，第3版。
14 〈基隆遊廓の稻荷〉，《臺灣日日新報》，1908.03.18，第5版；〈基隆末廣稻荷遷座式〉，《臺灣日日新 報》，1913.08.24，第7版。
15 相關新聞如：〈基隆日本亭の稻荷祭〉，《臺灣日日新報》，1913.03.17，第5版；〈基隆辨財天大祭〉，
《臺灣日日新報》，1913.05.08，第7版；〈基隆末吉稻荷祭〉，《臺灣日日新報》，1917.06.09，第3版。
根據陳鸞鳳的研究，基隆的神社還有基隆天滿宮社、惠美須社、鼻子頭社，皆屬民間社祠。陳鸞鳳，《日 治時期台灣地區神社的空間特性》，頁121。
16 依照日本傳統神社的機能可分為「產土型神社」與「勸請型神社」，前者以村莊事務為其共同祭祀中心，
祈求村莊的豐收與福祉，與彌生時代以後日本農耕民族的生活有關；後者則是佛教傳入後所設立的新神 社，以祈求個人福祉為主，神社地域外的人也多參拜。但自近代神社納入國家神道之後，尤其是一街庄一 神社的政策徹底實行下，產土型與勸請型神社因被「氏子制度（隸屬於神社的教民）」統合，兩者已無分 別，皆為地域的守護神社。神社本庁教學研究所，《神道のしきたりと心得》（東京：株式會社池田書 店，1990），頁194-196、205-206。
17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1-2。
一、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的建立
金刀比羅神社原位於現今日本九州香川縣，成立年代已不可考，原本稱金毘羅 大権現，祭祀佛教神祇金毘羅（來自梵語Kumbhira之漢譯，日語コンピーラ），為 藥師如來十二神將之一。因其位置位於象頭山上，可俯視瀨戶內海，加上金毘羅亦 有鱷魚神格化的傳說故事，故演變為具有航海守護神的性質，在江戶時代非常受歡 迎。然至明治初年施行神佛分離令政策，將具有佛教色彩的金毘羅改名為金刀比羅 (コトヒラ)神社，並將祭祀主神改為大物主神與崇德天皇，成為國家神道系統下的 神社。18但因金刀比羅神社的航海守護神性質仍然深入人心，故日人要在以港口為 特色的基隆倡建地方神社，金刀比羅神社的分靈是再適合不過。如同媽祖對於渡海 來臺漢人移民的重要性，日人亦希冀金刀比羅神社的分靈能保護常於日臺間從事航 海貿易、漁業的日人。故除了基隆外，高雄(打狗)、蘇澳等港口由日本移民所建立 的地方神社，一開始也是以金刀比羅神社作為分靈。19
在《基隆神社誌》裡記載，1903年即有日本商人明比實平20與建築基隆發電所 技手小松甚太郎倡議建立神社，並由基隆築港所長兼總督府川上浩二郎修改神社建 設藍圖，21但一直至1910年在《臺灣日日新報》才首見基隆日人籌建申請金刀比羅 神社的報導。以下就報導內容與《基隆神社誌》的記載，將其申請建立神社的理由 整理幾點如下：
1. 基隆為臺灣天然良港，勢必成為帝國重要港口，是日本與臺灣重要出入通 道，必需要有神社鎮座讓人民賴以安心立命。建立以殖產航海為守護神的金 刀比羅神社，可以保佑每個進出基隆港的船隻與旅客。
2. 神社所選的預定地是位於市區改正計畫上的公園預定地，可眺望港口與街 區，視野極佳，又遠離喧囂的市街，是適合神社建立的地點。
3. 神社建立後，在基隆日人舉行產兒、婚禮、祝賀、弔喪等儀式，慶祝弔唁就
18 岩井宏實，《暮しの中の神さん仏さん》（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3），頁95-100；川口謙二編，《日 本神祇由來事典》（東京：柏書房株式會社，1994），頁333-334。
19 如高雄神社原名打狗金刀比羅神社，於明治45年2月5日創立，大正9年改稱打狗神社，大正12年稱高雄 神社。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臺灣ニ於ケル神社及宗教》(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1934)，頁3。
20 明比實平(1863-1914)，愛媛縣人，1895年隨日軍來臺，在基隆經營礦業、酒類販賣有成，並跨足水產業，
活躍於日治前期基隆臺北政商界，死後其子明比憲吾改名為明比實平承繼在臺事業。在《新臺灣(御大典 奉祝號)》提到，明比實平以敬神家為己任，獨力周旋勸請金比羅神宮於今基隆神社之地。柳田久太郎，
《新臺灣(御大典奉祝號)》（臺北：新臺灣社，1915），頁39；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 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4。
21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2-3。
不用舟車勞頓至臺北的神社，讓基隆與鄰近地區的人民可以容易參詣。22 至1910年，經由臺灣土地建物會社社長木村泰治的引介，臺北廳城內的礦業家 賀田金三郎、艋舺礦業家荒井泰治、城內建築業者澤井市造一同發起募捐，再與基 隆廳田寮港礦業者佐藤一景、木村久太郎，以及臺北廳的木下新三郎聯名申請神社 建立。23依據1900年府令第47號〈社寺教務所說教所建立廢合規則〉中規定，新建 神社需提出建物並境內的坪數、境內官地民地的區別、維持的方法等件給臺灣總督 府許可。24故在申請文件中，說明神社建地為約35坪，包含本殿、拜殿、社務所，
境內坪數約2000坪；境內有民有地，將來會收購為神社所屬地，維持經費則由籌建 募款中撥三千圓每年的利息以及信眾捐款來維持。但因神社選址位在小基隆義重橋 的小丘上，境內範圍不只有民有地之土地而已，更涉及國有地――臺北廰規劃基隆 公園的預定地。25(參看圖2)因此當申請送到總督府時，總督府要發起人再提出境內 地業主的使用承諾書、維持費等預算計畫書。臺北廳後來雖同意借用，但仍附但書 表示，若官有地需要收回時，土地上的建築必須自費拆除。因與臺北廳借用國有地 的公文往返，使得申請案至隔年2月23日才結案通過。26由此可見，基隆金刀比羅神 社的興建一開始並未被國家或政府大力支持，甚至連補助款都沒有，完全是由民間 籌措創建，唯一贊助的是借用一塊隨時可收回的土地。
1910年11月基隆金刀比羅神社舉行地鎮式（類似破土儀式）開始建造，1911年 中逐漸完成本殿與石階。同年由也是神社發起人之一的澤井市造，遠至香川縣金 刀比羅本社迎取分靈暫置於臺北住所，至本殿落成後，1912年3月才舉行遷座式，
將分靈安置於殿內後再行鎮座式，共歷時一年多。27在信徒代表向總督府所提出的 報告中，記載了當時神社的財產、物品與聯名的信徒代表。聯名的信徒總代共38 人，皆為日人，報告中也記載信徒人員約3,000人，而在先前1910年報導的信徒僅
22 〈金刀比羅神社建造〉，《臺灣日日新報》，1910.06.15，第5版；〈基隆の金刀比羅神社〉，《臺灣日日 新報》，1910.08.11，第5版；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22-23。
23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2；〈基隆の金刀比羅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0.08.11，第5 版。基隆神社誌將澤井市造寫為澤井市藏，應為同一人。澤井市造是乃是日治初期來臺從事土木承包事 業，其澤井組參與過臺灣縱貫鐵道、埤圳、築港等重大工程。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
臺灣雜誌社，1912)，頁110。
24 《臺灣總督府府報》，1900.6.26，第540號，頁28-29。
25 神社所佔的民有地包括久寶寺以及臺灣建物株式會社之土地，在檔案中附上後者負責人木村泰治對土地為 神社用地附上承諾書，但神社建造亦是由其臺灣建物株式會社所負責。〈賀田金三郎外五名金刀比羅神社 建立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1.02.23，第1936冊，第16號。
26 〈賀田金三郎外五名金刀比羅神社建立許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1.02.23，第1936冊，第16 號。
27 〈金刀比羅神社地鎮式〉，《臺灣日日新報》，1910.11.25，第7版；〈基隆金平宮鎮座式〉，《臺灣日日 新報》，1912.03.01，第7版。
500人，28可見在興建的過程中，號召許多日人參與捐款。除基隆街外，這些日人的 居住地還涵蓋了鄰近大沙灣、田寮港、仙洞、三貂堡五丹坑、基隆堡焿仔寮、九份 庄，29這些地方都是日治時期日人聚集的市街、住宅與礦區。由前述可知，基隆金 刀比羅神社在建立之初，完全是由日人提倡、籌資以及參與。《臺灣日日新報》中 也以「內地人的增加與社祠建立」為標題報導當時全台各地設立神社的情形。30這 股由民間建立神社的風潮，或可視為日本移民在臺灣深根的象徵。
圖2：《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所附金刀比羅神社相關圖
資 料 來 源 ： 〈 賀 田 金 三 郎 外 五 名 金 刀 比 羅 神 社 建 立 許 可 〉 ， 《 臺 灣 總 督 府 公 文 類 纂 》 ， 1911.02.23，第1936冊，第16號；〈基隆金刀比羅神社遷座式終了報告(臺北廳)〉，
1912.11.12，第1939冊，第2號。
二、改名基隆神社
就在剛完成鎮座式不久，同年底舉行神社寄附金相談會，會中居然決議要將 神社改名為基隆神社。除了原本祭祀大物主命和崇德天皇外，信徒打算迎臺灣神社 的分靈――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三神和能久親王祭神至基隆神社。31依 照《基隆神社誌》對改名的說法，乃因當時會中邀請臺灣神社社掌山口透宮司演講 神道，內容包含天皇事蹟與北白川宮等故事，激起與會人員討論，決議改稱社號為
28 〈基隆の金刀比羅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0.08.11，第5版。
29 〈基隆金刀比羅神社遷座式終了報告(臺北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2.11.12，第1939冊，第2
號。
30 〈內地人增加と社祠建立〉，《臺灣日日新報》，1911.10.04，第2版。
31 〈基隆神社の創設〉，《臺灣日日新報》，1912.12.13，第7版。
基隆神社，並且迎臺灣神社分靈。32雖然此舉可看作是國家從上而下地藉由改名與 崇祀神祇，來建立殖民地神社的國家神道性質，然而基隆金刀比羅神社正式建立才 不到一年就決定要改名，確實令人匪夷所思。若以日後關於基隆神社的報導來看，
能久親王的確被刻意扶植為基隆神社的最主要神祇，對於基隆神社地位的提昇具有 相當的幫助。然而《臺灣日日新報》在報導中，則直指此次會議決定改名，乃因為
「(神社建築)缺額經費三千餘圓，以基隆神社建築費名義，由基隆居民募集」。33 故基隆神社的改名，表面上雖然有置於國家神道下的濃厚意味，實際上也是為了 彌補經費不足的缺口，希望藉此取得向居民募款的正當性。畢竟「基隆金刀比羅神 社」，其意只是金刀比羅神社位於基隆的分社，但「基隆神社」卻可以光明正大地 以守護地方之神社自居。
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的籌建過程，實乃一邊向政府申請用地，一邊尚與民眾募 捐資金。當時預估籌建經費為一萬圓，七千圓作為建築費與買收民有地經費，三千 圓作為將來神社的維持經費。神社的維持費除了工事剩下的餘款外，並希望由「信 徒約五百名每月捐十元」來支出。34然而當時這些有力者共集資約五千圓，剩下不 足的經費，希冀透過報導積極向基隆地方人士宣傳募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導 一開始都刊登在報紙的日文版面，顯見神社一開始的創建是以日人為主。因神社是 民間設立，並未列入國家的有格社，資金需要自行籌措；加上同時期為了慶祝太子 大婚而由基隆日人所負責建立的基隆公會堂，也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募款興建，35可 想而知神社經費籌措之困難。故在舉行鎮座式時，神社其實只完成本殿主要建築，
但拜殿、社務所、神官宿舍都因經費不足仍未建造，其開銷尚乏銀三千多圓。36故 改名為基隆神社後，從此募款對象從日人擴及至全基隆民眾，而原本只屬於日人信 仰的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名義上轉變為全基隆市街民的基隆神社。而率先響應神社 募捐的臺人，即是在基隆經營礦業發跡的顏雲年，以及擔任基隆街長十餘年的許梓 桑。當時報導刻意刊載在漢文版上，此乃有關基隆的神社第一則漢文新聞，宣導臺 人參與捐款意味濃厚。37
在神社信徒代表向總督府申請神社改名的檔案中，以木村久太郎為信徒總代所
32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2-3。
33 〈議建基隆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2.12.14，第6版。
34 〈基隆の金刀比羅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0.08.11，第五版。
35 公會堂乃以紀念當時仍是太子的大正天皇御婚名義建造，由基隆日人負責籌設，臺人則是負責高砂公園。
參見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公會堂之研究―兼論基隆地方社會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三期
（2007.12），頁75-106。
36 〈基隆神社の創設〉，《臺灣日日新報》，1912.12.13，第7版。
37 〈議建基隆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2.12.14，第6版。
上呈說改名是「地方民協議的結果，一般人民的希望」。事實上，無論是在信徒代 表向總督府申請改名基隆神社的文件中，或是在報導上討論改名基隆神社的決議過 程，都未見臺人聯名或參與討論。最後在改名文件上聯名的神社社掌，同時也是臺 北稻荷神社社掌和田十代治郎，又在文件上修正將祭神加入天照大神，於是四柱大 神增為五柱大神。38此舉乃在民間神社的基礎上添加了不少國家神道的色彩，強調 基隆神社是祭拜的不只是對日本有功的神靈，尚包含了日本天皇的祖靈，更加深了 國家神道對基隆神社的影響性。比起金刀比羅神社因社地問題、維持費問題等拖延 近7個月的申請，總督府同意改名基隆神社的核可具申請日不過短短12天。
1914年4月改稱基隆神社的申請經總督府批准，到同年9月間基隆神社遭遇暴風 雨，拜殿（參看圖3）本殿傾倒破損，故再經修理本殿、重建拜殿，並新建水舍、
神職人員宿舍等工程，至隔年10月才完成，11月舉行臺灣神社分靈鎮座式。39然 而，改了名的基隆神社，但社格仍不屬於縣社。40當時基隆支廳官員雖然在神社事 務與祭典上積極的參與，但在經費的籌措上卻是交給民間社團基隆公益社統籌募款 事宜。即便已經擴大了臺人的募款範圍，但在沒有國家或地方政府的經費補助，只 依靠民間的捐款，修繕與維持費仍是入不敷出。於是日後不斷地在報紙上出現基隆 神社修建以及募捐的報導，也成為日後基隆神社昇格延宕許久的最大問題。
圖3：1914年初完成拜殿的基隆神社（中央為拜殿、右方高處為神殿）
資料來源：〈基隆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14.05.14，第10版。
38 〈基隆神社ト社號改稱ノ件（和田十代治郎、外二名）〉，《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14.04.01，第 2251冊，第18號。
39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3。
40 當時臺灣只有臺灣神社列為官幣大社，此時臺灣被列為縣社的只有開山神社(1897)與臺中神社(1913)。臺灣 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臺灣ニ於ケル神社及宗教》，頁1-4。
肆、基隆神社的祭典與活動
1915年正式改名後的基隆神社，最初仍是與基隆日人關係較深。來往日本、臺 灣兩地的日人，只要經基隆港出入港，幾乎都會至基隆神社參拜，祈禱或感謝平安 著陸。基隆神社一整年的年中行事非常多，並且依照重要性與規模大小分為大祭、
中祭、小祭與恆祭。41在紀元節、祈年祭、天長節、例祭、始政紀念日等節日除了 基隆官民重要士紳參與儀式外，也會動員小、公學校學生、各婦女會、青年團等基 隆市民參與參拜等活動。(參看表3)除了年中行事外，每月的特定日子還有小型祭典 活動。在這些祭典中，最重要的為例祭。基隆神社例祭本與臺灣神社同日(10月28 日)，但據報導因十月已進入基隆雨季，故於1917年改為6月3日舉行，此乃1895年 日軍進攻臺灣，北白川宮進入基隆的首日。42對移居基隆的日人來說，將神社例祭 定為這天，當然具有開拓基隆的重要歷史意義，相反地，對於清帝國遺民的臺人來 說，卻是每年都被喚起的殖民記憶。43
基隆神社大祭活動堪稱為基隆日人最盛大的宗教節日。以1925年的活動為例，
從前一天的例祭宵祭，在港邊施放煙火開啟慶祝活動，6月3日當天一早基隆地方官 員、軍方代表、保正、婦人會等日人團體代表於殿內舉行肅穆的儀式，家家戶戶皆 懸掛日本國旗，停泊港邊的船隻也多加裝飾。隨後在小基隆地區即開始舉辦各種熱 鬧的慶典活動，由重砲兵大隊的軍人身著浴衣抬神轎遶境，並且舉辦變裝遊行比賽 等活動。44有趣的是，這年的變裝遊行是由假扮「生蕃團」獲得第一名，還在報紙 上大幅報導，也在日人慶典中多了些臺灣味。45(參見圖4)
41 此乃根據大正3年(1914)敕令第十號〈官國幣社以下神社祭祀令〉之規定，此令除了統一日本所有神社的 祭典日之外，並能藉由提高與天皇相關的祭典性質加深其重要性。《府報》，1914.02.01，第408號，頁
42 〈基隆神社大祭〉，《臺灣日日新報》，3-4。 1917.05.10，第7版。
43 值得一提的是，昭和年間基隆神社的祭典仍保留金刀比羅神社本社的琴平祭(10月10日)，並未因改名後而 消失，參看表3。
44 〈基隆神社大祭〉，《臺灣日日新報》，1925.06.04，第4版。
45 〈一等に當選した生蕃假裝隊〉，《臺灣日日新報》，1925.06.05，夕刊第2版。
表3：昭和年間基隆神社年中舉行祭典一覽表
祭典名稱 舉行時間 性質 備註
歲旦祭 1月1日 中祭 新年
元始祭 1月3日 中祭 祭祀天照大神、歷代天皇 紀元節祭 2月11日 中祭 神武天皇即位紀念日 祈年祭 2月17日 大祭 祈求五穀豐收之祭 春季皇靈祭遙拜 3月春分 桓例式 皇靈春秋二祭 神武天皇祭遙拜 4月3日 桓例式 神武天皇忌日 天長節祭 4月29日 中祭 昭和天皇誕辰日 例祭宵祭 6月2日 中祭 例祭前晚祭典
例祭 6月3日 大祭 能久親王率日軍進入基隆之日
始政紀念祭 6月17日 中祭 臺灣始政日 大祓 6月30日 桓例式 消災解厄儀式 秋季皇靈祭遙拜 9月秋分 桓例式 皇靈春秋二祭 琴平祭* 10月10日 小祭 金刀比羅神社祭日 神嘗祭 10月17日 小祭 感謝新穀之祭 臺灣祭 10月28日 中祭 臺灣神社例祭 明治節祭 11月3日 中祭 明治天皇忌日 新嘗祭 11月23日 大祭 新穀盡熟供於諸神 大正天皇遙拜 12月25日 桓例式 大正天皇忌日 大祓 12月31日 桓例式 消災解厄儀式
除夜祭 12月31日 小祭 除夕
資料來源：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18；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編，《祝祭日略義》
(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899)。
*琴平日文念法音同金刀比羅(kotohira)，故亦稱為琴平祭。
資 料 來 源 ： 〈 基 隆 神 社 御 祭 典 〉 ， 1917.06.05，第7版。
資 料 來 源 ： 〈 基 隆 神 社 祭 典 〉 ， 1918.06.05，第7版。
資 料 來 源 ： 〈 三 日 基 隆 神 社 祭 典 に 際 し 催 ほ し た 基 隆 有 志 の 奉 納 能 樂 〉 ， 1923.06.09，第4版。
資料來源：〈一等に當選した生蕃假 裝隊〉，1925.06.05，夕 刊第2版。
資 料 來 源 ： 〈 非 常 な 賑 ひ を 見 せ た 基 隆 神 社 祭 典 〉 ， 1928.06.05，夕刊第1版。
資 料 來 源 ： 〈 基 隆 市 商 店 早 廻 り 競 爭〉，1930.06.04，第7 版
圖4：《臺灣日日新報》歷年刊登基隆神社例祭活動照片
基隆神社雖然主要是日人的信仰中心，然而在殖民統治之下，國家神道置於所 有宗教之上，必然會影響基隆臺人的生活。基隆神社設立後，基隆媽祖廟慶安宮的 遶境路線即以參拜之名延伸至基隆神社前，46甚至曾有幾年間基隆傳統廟宇被要求 與基隆神社例祭同一天舉行遶境活動。此肇因于1920年媽祖廟的祭典日(舊曆4月17 日)剛好是基隆神社例祭的前一日(6月2日)，於是集合當時基隆臺人菁英的基隆同風 會，便以提倡節約減少浪費為由，議定街庒內所有大小廟宇往後將祭祀日定在6月 2日，3日與神社一同舉行遶境活動。47於是在6月3日這天，小基隆的日人興高采烈 的慶祝神社例祭，舉辦各種慶典活動，大基隆的臺灣人則以媽祖廟為首舉行熱鬧的 遶境活動，兩方的宗教活動在基隆神社前產生了交會點，然而背後卻是濃厚的政治 意味。這種半強迫的聯合遶境方式只維持了四年(1921-1924)，最後因各廟宇以此舉 與傳統習俗不符，且影響商家買氣為由，劃下了句點。48這或可解釋為臺灣傳統民 間信仰的強韌，又或可說是以深具殖民統治象徵的基隆神社仍無法深植一般臺人心 中。
除了既定的祭日外，作為日人精神象徵的基隆神社，每年4月1日會舉行招魂 祭，祭祀在基隆不幸喪生的警察、軍人以及築港員工因病死亡的日人。而日人的 婚喪喜慶也有了舉行的地點，1916年基隆神社舉行第一次神式結婚，到1933年有7 組、1934年有16組於神社舉行婚禮。49基隆礦業鉅子顏雲年於1923年過世舉行葬禮 時，即首先由「基隆神社之雅樂部伶人，在柩前奏樂，先行神式，次由基隆月眉山 僧侶讀經，各界燒香」。50 隨著日本統治的深入，許多臺人也漸受到國家神道的影 響，與基隆神社產生更多的連結。
46 不只媽祖廟慶安宮，基隆城隍廟、奠濟宮等大廟遶境皆繞至基隆神社前。參見吳蕙芳，〈海港城市的傳統 節慶活動－－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收錄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 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文學院，2010），頁317-352。
47 當時基隆同風會長為許梓桑，同時也是媽祖廟慶安宮、城隍廟的管理人。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 的祭典活動〉，《民俗曲藝》，第147期(2005.03)，頁178-180。
48 商家認為應該多舉行遶境慶典，可以刺激買氣，獲得官方同意。〈基隆迎神協定〉，《臺灣日日新報》，
1925.04.01，夕刊第4版。學者指出，1920年代日本政府對台灣傳統民間信仰不壓制反而大量配合，與官方 為了刺激經濟相關。參見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2分(1993.04)，頁291-336；許雪姬，〈大稻埕霞海城隍廟之研究〉，《臺北文 獻》，直字第102期(1992.12)，頁1-27。
49 〈基隆だより 神式結婚〉，《臺灣日日新報》，1916.02.26，第7版；〈基隆神社收入增加〉，《臺灣日日 新報》，1935.02.27，第8版。
50 〈顏氏火葬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23.02.13，第6版。
伍、神社昇格運動
基隆神社改名之後，由信徒代表於1916年組成「基隆敬神會」，其主要目的是 負責籌辦紀元節、天長節、臺灣始政日等祭典活動，以提倡敬神崇祖、忠君愛國等 思想。51而此時基隆日人也開始醞釀基隆神社列為縣社的昇格運動。1918年負責基 隆神社財源的基隆公益社社長長石坂莊作，邀集基隆支廳長等官民一起為神社經費 事宜招開會議，會中提到基隆神社若要進入縣社的地位，必先要解決神社基本財產 以及維持費兩大問題。並規劃神社境內不動產，包括曹洞宗、建物會社、官有地等 共六千餘坪的土地以無償捐獻作為基本財產；而維持費就由各町總代負責向基隆市 民募捐，一日捐獻一錢，三年就有二萬餘圓捐獻金的初議。52此種想法過於樂觀，
更有藉著昇格名義向基隆市民強要經費之感。
1922年基隆街協議員又為了昇格之議召開協議會，此會議是討論總督府社寺 課對基隆神社昇格條件之回應，若想要基隆神社昇格，需對於神社境內的處理、基 本金五萬圓，以及社殿改築等要項作努力。53於是1924年以神社昇格為目的的「基 隆神社奉贊會」成立，會長即基隆街長，副會長日、臺人各一名，積極向基隆市民 與各團體機關邀集入會以徵收會費，作為神社改築的費用。54不過此一組織似乎沒 有發揮太大的效用，從成立以來至三年間只募集到了五千多圓。1927年重新組織
「基隆神社造營奉贊會」，據《基隆神社志》記載是因神社連年受蟻害，社殿有傾 倒之虞而組成，其會長仍由地方首長基隆市尹擔任，但募款對象不僅只基隆市及基 隆郡的民眾，還包括進出基隆港口、乘坐船舶的人們。55此會成立後，兩個月間向 日人、銀行會社與官衙組織等募款達三萬餘圓，但距離預估金額七萬元仍有大半的 距離，於是就將募款對象鎖定少有捐獻的臺人身上。為此基隆當局邀集幾位信徒代 表，包括臺人許梓桑、顏國年等，希望能藉由戶別訪問來勸捐。56有趣的是，往後 幾年《臺灣日日新報》中幾乎都可見到基隆神社改築募款的新聞，或是預期能在明 年例祭之前完成改築工事，但是因捐款金額一直不如預期，變成延宕多年的懸案。
甚至在1932年透過基隆同風會決議，以基隆市民各戶稅為標準，向各人徵集應負擔
51 〈基隆敬神會認可〉，《臺灣日日新報》，1916.08.12，第2版。除了敬神會之外，大型祭典多由信徒代表 組織臨時委員會籌辦相關事務。
52 〈基隆神社社格〉，《臺灣日日新報》，1918.09.03，第7版。
53 〈基隆神社昇格〉，《臺灣日日新報》，1922.07.15，第7版。
54 〈基隆特訊 奉讚會設定〉，《臺灣日日新報》，1924.02.04，第4版；〈基隆神社奉讚會創立總會〉，《臺 灣日日新報》，1924.04.26，第2版。
55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3、14-17；〈基隆市役所開磋商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06.01，
夕刊4版。
56 〈基隆神社磋商改築工事 將戶別勸誘寄附〉，《臺灣日日新報》，1927.11.25，夕刊4版。
的經費；尚有不足的部份，則由各町以生產額為標準，「公平分攤」。57
不過這樣的決議並沒有被徹底的施行。據《基隆神社誌》說法，1932年6月奉 讚會因募集經費屢受挫折，重建工程無法進行，而將神社營造的事務委由地方政府 基隆市役所處理。58此點或可視為國家對基隆神社深入控制之轉折點。隔年在報導 中仍以「基隆神社造營奉贊會」為名，擬向臺北州申請借用神社基本金一萬圓繼 續進行工事，之後由基隆市費年年返還。臺北州雖同意借用，但是要求返還的經 費，仍需由奉贊會向民間徵集。59終於在國家的補助之下，在原址擴建的基隆神社 至1934年改築完工，而原本以神社改築目的的奉贊會，又改組回「基隆神社奉贊 會」，開始向總督府申請昇格運動。然而為了慶祝神社改築完成，同年大肆舉辦的 例祭與遷座儀式經費竟高達六千餘圓，而這些經費當然又是已被神社捐款煩擾連年 的基隆市民來負擔。60
57 〈基隆神社擴築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28.12.01；〈多年懸案中基隆神社改築工事〉，《臺灣日 日新報》，1930.09.16，夕刊4版；〈基隆神社改築費〉，《臺灣日日新報》，1932.03.18，第8版；〈基隆 兩委會議〉，《臺灣日日新報》，1932.10.01，第8版。
58 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3-4。
59 〈基隆神社工事資金問題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33.08.09，第8版。
60 〈基隆神社遷座大祭〉，《臺灣日日新報》，1934.05.05，夕刊4版。
圖5：1920年代末的基隆神社 資 料 來 源 ： 中 島 新 一 郎 ， 《 基 隆 市 案 內 》
（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
書前頁2。
圖6：1932年基隆神社完工的鳥居 資料來源：〈基隆神社の三鳥居――廿六日
落成奉吿祭を執行〉，《臺灣日 日新報》，1932.02.28，第3版。
圖7：基隆神社改築後的拜殿
資料來源：太田猛，《臺灣大觀》（臺南：臺南新報社，1935），頁165。
1935年與基隆市役所起草請願書，向州廳、總督府提出昇格申請，在總督府報 請內務省後，終於至1936年3月25日公告列為縣社。61歷經近三十年的神社昇格之議 終於落實，期間奉贊會與官民代表為其付出諸多心力，但更不能忽略基隆市郡民眾 連年捐款的「貢獻」。
陸、結語
基隆神社其前身雖然屬於早期民間設立的神社，透過地方有力人士的發起、
共同捐款建造，並且建址於公共空間。當時其他神社如田寮港末廣稻荷神社，雖然 早於1903年就設立，但是其為私人經營，且位在遊廓區，出入複雜，不適合一般日 人前往參拜，舉行慶祝弔唁之儀。故在《基隆神社誌》裡提到為何要建造基隆神社 的初衷，乃是感嘆基隆沒有一間神社。此說法明顯的把一般私人經營的神社排除在 外，不承認其具有社區性的神社規模，並且加強基隆神社創建的歷史意義。而神社 的改名，也具有相當成份塑造其重要性。除了新迎臺灣神社的分靈之外，甚至還加 上最具有日本天皇神性、連臺灣神社都尚未列入祭祀的天照大神，以加強全基隆民 眾皆為神社氏子的意涵。
在神社的興建與昇格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經費來源一直是嚴重的問題。無論
61 〈 基 隆 神 社 信 徒 總 代 會 陳 情 昇 格 等 〉 ，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 ，1935.03.22，夕刊4版；〈府報〉，
1936.04.03，第2650號，頁1。
是開始申請建造、或是已經完成神社建築後，要維持每年接連不斷的祭典活動，需 要極大的經費與人力參與，更何況要達到官方認定縣社規模所需要的預算。即便基 隆的日人人數在全臺都市中已名列前屬，卻仍然在神社興建與昇格的過程中因經費 不足而困擾。而改名為基隆神社，使其成為產土型神社向全基隆市民募捐，成為變 通的方法之一。甚至在日後動用官方的力量，利用各町代表依照戶稅多寡向各戶勸 捐、不足金額由各町分配負責等作法紛紛出籠，卻仍然效果不彰。
臺人原先並沒有參與基隆神社的興建，卻在改名之後被列為捐款的對象。與日 人關係深厚的顏雲年、許梓桑等人，雖然報導上刊登他們對改名「皆極贊成，寄附 亦巨」，但此舉是否為他們的本衷，或許更多成份是受宣傳所用。基隆神社對於臺 人的影響不僅止於募捐而已，臺人的傳統信仰也受到基隆神社的影響，不僅遶境路 線改變，連祭典日期也曾受到更改，大有貶低臺人傳統信仰之意。吊詭的是，日期 更改之意還是由臺人菁英組成的基隆同風會所出面倡議，雖然美其名為倡導節約，
然而若不是被強迫更改，也不會只維持四年就恢復原狀。
官方在基隆神社興建與昇格的過程中的角色更是曖昧。地方政府不論是前期基 隆支廳、基隆街或是改制之後的基隆市役所，皆對於基隆神社祭典、昇格等宣傳推 動不遺餘力，然而在經費方面的幫助卻是少之又少。總督府雖然極欲培養臺人的敬 神與忠君愛國思想，但從本文討論得知，其在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之前，仍舊拘泥 於縣社應具備條件的相關法令規定，要求民間自籌措經費以達標準，並非來者不拒 地大開昇格之門。
基隆神社在興建之初，宗教信仰的成份尚濃厚，一旦配合國家神道，加入昇 格的挑戰賽中，信仰卻也晉升成為主義。對於當時的基隆市郡街民來說，這幾乎是 一場不知何時會停止的遊戲。進入戰爭時期後，基隆神社在國家神道的大力扶植 下，不僅擴張祭典規模、且不論大小活動均強力動員數量眾多的臺日人民參與，甚 至在戰爭末期還意圖向鄰近的基隆顏家募捐土地，以擴展神社境地。這段時期的神 社發展已有許多學者做過相關研究，因此本文不再贅述。根據基隆神社的設立與發 展軌跡可知，神社的發展不僅只有戰爭或皇民化時期的面向，而應有更多角度的關 照與更豐富的內涵，尤其是民間日人的角色，以及交纒於地方社會中的各種權力活 動――不論這是出於基層的自發，或官方的授意，甚至是強迫。可以說在1937年之 前，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前，基隆神社的存在正好提供了一個窗口，以窺視當時的 民間日人、官方與本地社會如何在信仰的場域中發生互動，而此時的民間力量顯然 較後來的戰爭時期更具主動性，並非純粹地處於被動地位。
附錄：基隆神社年表
時間 日本紀年 事 件 1903 明治36年 擬建神社計畫
1910 明治43年 向總督府提出申請建立基隆金刀比羅神社
1911 明治44年 臺北廳同意將公園預定地借用為神社用地，總督府許可設立 1912 明治45年 迎金刀比羅神社分靈，舉行鎮座式，名為基隆金刀比羅神社 1914 大正3年 申請改名基隆神社；拜殿遭風災摧毀
1915 大正4年 迎臺灣神社分靈，正式改名為基隆神社 1917 大正6年 訂6月3日為例祭（日軍入基隆市街首日）
1921 大正10年 基隆同風會主導慶安宮等廟宇遶境與神社大祭聯合舉行 1922 大正11年 組神社奉贊會倡議昇格募款
1925 大正14年 聯合祭典停止
1927 昭和2年 成立神社造營奉贊會募集擴建社殿資金 1931 昭和6年 基隆神社擴建第一期開始
1933 昭和8年 基隆神社擴建第二期開始
1934 昭和9年 基隆神社擴建竣工；改組基隆神社奉贊會推動昇格 1935 昭和10年 向總督府申請昇格
1936 昭和11年 列格縣社
資料來源：整理自歷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基隆神社編，《基隆神社誌》，頁1-4。
Study of Building and Upgrade of Keelung Shinto Shrin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Era
Chen, Kai-wen*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on Shinto shrines during Japanese colonies in contemporary period focus on how Shinto of the country helped promotion of Japanese militarism. However, not all establishment of early Shinto shrines was not from top to bottom. Most of shrine listed as youge shrines later were actually built by public. They were then upgraded into township or county shrines during 1930’s. As the studies aimed at Japanese colonization rule, they failed to put much emphasis on non-official Japanese in Taiwan. This study focuses on Keelung Shinto Shrines in attempt to discuss religious beliefs of Japanese in Keelung then, reasons to build Shinto shrines, issues in building Shinto shrines, reasons to rename as Keelung Shinto Shrine, related ceremonies, and process to promote upgrade.
This will help observe interaction of Taiwanese, Japanese and the officials in the field of religion. Keelung Shinto Shrine was first named Keelung Jindaoluo Shinto Shrine, which was built with donation by powerful Japanese in Keelung in the public space.
Insufficient budget had been a major problem during building and upgrade. As it was renamed Keelung Shinto Shrine, it appealed to entire citizens in Keelung from protection of locality. This was a way of flexibilit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was not as important as non-official Japanese in Taiwan. Before upgrade, private power from Keelung Shinto Shrine was more active than that during the War.
Keywords: Keelung Shinto Shrine (Keelung Kotohira Shinto Shrine), Keelung Public Welfare Society, Keelung Tongfeng Association, Japanese in Taiwan, upgrade movement
*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