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本章首先就第二、三、四章的東埔地區抗爭運動歷程及 Tumpu Daingaz 抗爭 行動者的抵抗策略，逐一說明；接著，第二節則討論研究發現與文獻之間的關係；
第三節則以研究者的反思，檢討研究者參與觀察的程度與資料取得過程；最後，
就本研究寫作的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Tumpu Daingaz 在地草根組織發展的時空脈絡，乃至 makavas 的實踐與轉 變，筆者藉由文獻爬梳、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分析一個布農族郡社 群部落的抵抗空間性（resistance spatiality），從而論述異質行動者競合的族群運 動，同時，其與獨特地方社會文化脈絡扣連或再生新文化的內涵意義。
一、草根組織的轉型、結合「外圍」行動者
第二章東埔地區在地社群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東埔草根運動或是民族主義 雛型，在早期國家中央的力量與地方政治氣氛，杜絕反對運動認同，禁止任何政 治活動、當地住民的母語，以及特定文化實踐。在這種氛圍下，反抗往往採取地 下形式的文化活動型態，但在八Ｏ年代東埔青年會的模式卻是透過當局意想不到 的結社形式－體育性活動，其一方面透過地方部落的非正式關係與人際網絡試圖 凝聚共同體意識，捍衛特定文化實踐與民族認同，另一方面修補傳統社會權力結 構與現代政治治理下的溝痕。到了九Ｏ年代東埔青年會，無法隱忍溫泉與土地喪 失主導權而反撲，正面迎擊公部門與原住民從政菁英的共犯結構，並接軌整個原 住民自覺運動，最終依舊因地方開發勢力結合政經關係而解構該反抗能量。當反 抗能量竄流而轉入 Tumpu Daingaz，卻面臨傳統社會長者的權力維繫的挑戰而發 生「集體行動」困境。即便如此，與「外圍」行動者接合的社會網絡創造東埔文 化工作室或促進會在組織工作的抵抗運動空間，卻因為組織工作長期培力的緩 慢，漸漸地面臨同時並行的「基進」原住民族運動的壓力，兩股同樣是部落組織 工作，細緻而言，卻是不同層次、性質的運動實踐方式，在雜揉於 Tumpu Daingaz 空間交匯、接觸、撞擊而再生新的抗爭形式與文化。
二、傳統領域宣稱平撫部落內的政經矛盾
第三章我們討論抵抗運動的領域實踐中，我們發現領域的宣稱創造協商空間的
平台，但是過程中，大多依賴行動者具體實踐策略與外圍行動者的政治遊說而建 更，因此，Tumpu Daingaz 原本被劃出國家公園範圍，解決暫時性生存危機感，
因抵抗的選擇，促使社會行動者與抗爭團體進入產生，抗爭能量形成抵抗空間同 時轉變被壓迫空間的性質。而國家公園界線的拉扯更是除了反應權力結構的空間 性，也透露國家行政區劃對於忽略多元文化族群而套上國家任務需要的空間分 派。當抗爭竄流在此一空間，不僅刺激同時騰出更多時間與空間，讓族人思考劃 出與不劃出、個人或集體性之外的另類選擇，轉而訴求傳統領域的宣稱。
傳統領域論述在確保部落的整體性的脈絡下，卻平撫 Tumpu Daingaz 部落內 的貧富關係。協商過程中在地族群訴諸長久居住、使用的生活實踐與事實宣稱，
挪移出更多時間與空間，除了讓族人思考劃出與不劃出之外的另類選擇，要求由 我們(Bunun)來管理，「不是我們要劃出，是國家公園離開我們的傳統領域」，突 顯誰是主人的傳統領域論述。其中族人訴求傳統領域以保護部落，限制私下買賣 土地，也是限制平地人進入部落，維繫部落運作的主導權，以及重新連結家－建 地－耕地－獵場（日治的要存置林野、中華民國的國有林） ，保存文化體系之功 能與意義，更使得部落內部族人，不致因為資本市場進入而產生社會階層分化加 深。另一方面，因「傳統領域」訴求與族群身分產生極大的連結，藉由原本與部 落關係脫落的傳統領域（獵場、祖居地） ，轉換成恢復或強化部落內部家－建地
－耕地的連結，並維繫部落的文化織理，發展出新一套因應社會可能瓦解的新生 文化形式，正是「傳統領域」維繫整體性概念的意涵與重要性。
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轉向端倪
第五章我們討論原住民族運動在台灣的民族主義建構過程，異質行動者的意 識型態、政經利益的操作過程，影響原運的發展與轉向脈絡。發現原住民族部落 工作隊創造另類的文化政治形式，不僅在原鄉地區與基督長老教會正面迎擊，試 圖取代其長期為原住民族代言角色。同時，在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抗 衡中，以原住民族自治的戰鬥方式，對抗福佬沙文主義，訴求原住民族自治。八 Ｏ年代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黨外團體的支持或協助密切相關。黨外團體認為台灣 的原住民族，血緣及文化有其獨特性，透過運動方式逐漸凝聚「泛台灣原住民族」
的族群意識與認同，作為對抗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之動員基礎。至兩千年 政黨輪替後，台灣原住民族成為國家領導人建構新台灣人內涵的重要夥伴，甚至 提出「國與國關係」，惟此企圖正由左翼色彩的部落工作隊結合國會議員的政治 資源與其媒體能見度，抵抗新台灣人的國族運動（圖十六） 。
該運動操作的原住民族問題的解決似乎取決於階級鬥爭，一個民族從另一個
民族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但是，內部問題未必就同時解決了，貧富、階級間的對
立仍舊存在，甚至有其布農族父系社會的權力特質。這類問題可能無法完全消 除，仍是得由原住民族自主地帶領族人反抗，如此，被壓迫、受歧視的現象才能 改善，被剝奪、漠視的權益才得回復。原住民族必須要衡量本身的力量和利益，
不受外人煽動左右，否則可能引發族群滅亡的危機。事實上，原住民族本身必須 覺醒，主動參與族群命運的塑造，在這一點上，原住民族知識份子特別應該扮演 積極主導的角色。
圖十六 本研究發現
四、布農人的「抗爭人觀」
從 Tumpu Daingaz 行動者的參與或是青年會的組成，我們連結到黃應貴研究 東埔社的人觀，他認為東埔社布農人，人觀具體表現在生活當中最明顯的特色，
便是「經由其實際的活動過程，來解決或超越他們社會文化中各種二元對立的概 念（1999：425）」，一方面認為布農人強調父系繼嗣原則和與生俱來的階序性秩 序、集體向心力，另一方面，強調個人透過後天的成就所獲得的成就，以及人與 人平等但又競爭的關係，兩者經過實際的實踐過程均能得到妥協與解決（黃應 貴，1992：23）。看似平靜、穩定的平權社會之描述，但是面對抗爭－掌握權力 者與行動者的衝突，卻未見於黃應貴研究的東埔社。黃應貴（1998：180）理解
國家機器與政策
在地組織
外圍組織 傳統
社會 的 權力 者 某 些教 會 的長 老
組織工作者 週邊族群
利益團體
原住民立法委員
漢族（台灣人）民族主義
中國人國族主義
東埔社與國家公園的關係，從布農人的人觀中、Hanitu 能力強弱分析，「強者不 只要照顧弱者，雙方的交換過程更是建立在其相對的能力上，能力高者必須以較 高的絕對數量來與能力低者只需以較低量來交換才算公平。」黃應貴依此觀點更 進一步認為對於布農人而言「只有以多元社會所強調分辨不同能力的群體而給予 不同的保障，才能到達公民社會所強調的 「平等」 」 。由此，我們發現 Tumpu Daingaz 抗爭行動者認知與國家公園的關係，不單是以能力來界定彼此之間的施予關係，
而是以在地住民的自決意識重新界定原住民族與國家公園的主客體關係。筆者認
為一方面是這論述套用變遷社會的侷限，另一方面，也代表人觀論述詮釋抗爭運
動的不足。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文獻回顧
以下將針對本土抗爭運動的經驗，與既有理論進行對話，分別就下列三點分 析討論之。
一、台灣原住民族運動
誠如，施政鋒（2002）所言「當滅族為道德上所不許可、而驅逐出境不可行 之下，如何吸納、收編原住民成為統治者的要務，特別是面對原住民的軍事、政 治或是文化抗爭之際，外來力量可以操弄部落（族群）間原本的衝突，這不僅會 破壞原住民內部的政治生態平衡，崩解泛原住民運動的團結，也左右原住民與外 來者的關係如何定位。」牽動整個原住民運動的轉向，除了因為台灣人的新國族 運動引發不同族群的相對剝奪感而拉攏原住民族進行反制運動，更因長期結構性 問題導致部落或族人的反抗。透過 Tumpu Daingaz 抗爭歷程，我們也發現原住民 族運動的轉向端倪。在政黨輪替之後，原本傾向支持民進黨的 T7 道出轉變的因 素， 「過去是跟我們是同一條線，過去黨綱對原住民有保障，結果一執政就偏了」 ， 點出新夥伴關係落實上的斷裂，不單是長老教會對於 Tumpu Daingaz 抗爭行動者
（與 KG 合作）的不支持態度，同時，支持東埔地區的財團業者也是執政黨，這 樣的斷裂來自地方政治社會與中央進步性政策背離的期望落差。也創造部落工作 隊在此滋長與操作原住民運動議題的能動，呈現原運轉向的端倪。
二、領域與領域性的論述
Sack(1986)發現領域性的強調，可能易於遮蔽真實行動者，於是我們對行動
者及其行動的最終之關注，將會被轉移與抹拭。傳統領域的訴求正如同族人的領
域性反射，呈現「傳統領域」說法經常由從事原運的抗爭團體俯拾即是，就東埔
抗爭運動歷程及組織成立的脈絡，其被召喚的過程是先由空間壓力促使被支配者
的反撲，接著因政治、經濟、文化氛圍而操弄。如同 Storey 認為領域不能被視為
自然存在的實體，她們是人類的創造，於是，人們的領域行為不是與生俱有的傾
向，而是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氛圍的生產(2001：173)。值得一提，當我們
強調人群活動的領域性或是領域行為是反映權力關係，其中不同族群使用空間的
文化差異與土地制度的獨特性，反映在領域的界定範圍與領域性的意涵，換言
之，傳統領域的權力宣稱乃是基於在地社群的社會文化脈絡方得以有效性。
三、抵抗空間的論述
如何能回答抵抗地理學(1997)企求能對於「抵抗是如何被理解、可辨識的抵 抗行動之地理表現是如何?地理學如何使得特定形式的抵抗成為可能?以及抵抗 如何使另一種空間成為可能?」我們從 Pile 認為藉由抵抗在不同空間尺度被生產 之面向，認為這些權力關係所生產的空間，應被想像成「不完全的、流動的、可 能打破的、不一致的與模糊的」 ，於是「使得抵抗得以穿梭其間」 ，換言之「抵抗 就在由威權／支配所掌控的空間之裏運作，而非將自己侷限於壓迫與剝削的絕望 空間內(1997：13)」 。就以 Tumpu Daingaz 抗爭運動中獲得某種國家公園與族人相 處的方式。抗爭運動讓 Tumpu Daingaz 族人在壓迫空間，創造彈性與相對自由的 空間，也因此讓部落族人獲得較寬廣的思考空間與更多資訊，重新看待部落與部 落、部落在台灣國土復育氣氛下的生存方式。如 Pile(1997：3)所言的「另類的空 間性（alternative spatialities）」指透過反抗行動者嘗試佔領、利用與創造有別於 壓迫與剝削者所定義的空間。Tumpu Daingaz 族人透過民族尋根之旅、部落教室、
部落地圖、生態護溪，將原本政治性的在地抵抗策略，藉由文化、教育、生態的 方式，以自己族群歷史與文化的軌跡，認定自己的空間、歷史，同時，再次確認 Tumpu Daingaz 抗爭運動的抵抗空間，界定屬於 Tumpu Daingaz 布農族人的抵抗。
本研究透過論述東埔抗爭行動者與「外圍」行動者的結合，建構一抵抗空間。
Soja(1989)指出因社會建構的差異所擠向邊緣、邊陲者，彼此策略性結盟，無何 者具有優先性，也不否定彼此的差異；且不企圖製造一個新的霸權中心，而是各 個邊緣的多中心聯盟，永遠遊走在邊緣進行抵抗。正如九Ｏ年代後期，東埔文化 工作室與社運團體、從事原運團體依議題而結盟，創造具有能量的雜揉運動；但 在這過程中，一個族群所需要的運動，被依附於階級、勞動運動或是不同意識形 態的運動，換言之，族群運動的主體性往往是架構於不同議題之間，呈現模糊的 主體面貌。或許傳統領域的權力空間之宣稱，多少能彰顯其族群抗爭的主體與身 分認同，使得抵抗得以可能，但也可能在彼此策略結盟過程，即使是邊緣出發，
但因為參與者的操作議題能力差異，使得各個團體擁有的資源與政治能量的不
一，不再是彼此為中心，更可能成為別人的「外圍」團體。
第三節 研究者的省思
將從筆者進入田野前的身分與策略，進入田野之後如何與研究對象發展「關 係」做一交代與反省。
（一）進入田野與研究者的位置
筆者參與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地名調查的助理工作，彷彿獲得看待世界的另一 副眼鏡。原住民族原有地名因不同殖民政權的更替，疊壓鋪設著各自的想像與期 待，如今，不論是地名調查或傳統領域工作的進行，恢復既有地名將有助於拼湊 社會文化脈絡，同時，在地社群推動溪流保育的經營管理，不單領域宣稱的實踐，
亦是一種解殖（de-colonialization）的行動。惟落實在現實世界當中，卻可能因 既得利益者而顯得複雜與困難。
就以筆者涉入 Tumpu Daingaz 沙里仙林道的擴寬事件而言，從<部落烽火報>
第三十一期呈現斗大標題： 『游院長，您敢辦這個案子嗎？』知得 Tumpu Daingaz
「傳統領域遭到破壞」 。當時筆者以「關心的學生」姿態，進入 Tumpu Daingaz。
當天，筆者帶著複雜的心情走入部落
1。在東埔部落教室分兩批進行會勘，一是 樂樂谷溫泉、另一是沙里仙林道，筆者取得族人同意
2進入現場。過程中，真實 地看見族人、KG 的國會助理 M1 與新中橫車隊人士、養鱒場員工的言語衝突。
回到部落的路上，部落族人 T2 拍拍我的肩膀，並問說：『你還好嗎？』。筆者與 族人在勘查沙里仙養鱒場
3私自設立大型攔水壩，筆者使用相機拍照該設施時，
遭到該場員工操台語口音斥責： 「年輕人你在照什麼啦！」筆者頓時不知所措，
族人則為我緩頰，說： 「只是照相阿！」並將我帶開。從族人訴說該養鱒場的『事 蹟』 、筆者親身遭受工作人員的言語壓迫，以及其與會勘的河川局官員的互動，
筆者感受這家養鱒場的『後台雄厚』 。緊接著 2 月 16 日筆者跟隨部落族人與 M1 於原民會陳情「沙里仙林道」的違法施工，抗議現場一幅幅白底黑字又交錯顯目 紅字的布條： 「東埔一鄰反對劃出國家公園、請尊重在地原住民部落意見」 、 「發 展養鱒一人得利破壞生態環境、全民遭殃。嚴懲開山闢路破壞河流兇手」 、 「在地 意見反對劃出國家公園揪出破壞環境的兇手」...等以文字針對單一對象 A2，同
1 筆者在前往會勘的前一天才剛從台東搭火車回到台北，才得知隔天(2004.02.14)要會勘，於是決 定坐著夜車從台北搭晚上 11 點多平快車到二水，轉集集線到水里，搭乘六點的公車上東埔，一 路上，筆者心情堅定卻帶著些許陌生害怕的心情。
2 當時筆者跟該促進會理事長事先有信件的交流，因此，在分隊伍前往會勘時，T6 姐對我說：
阿凱你就跟著我們去沙里仙林道好了。也是因為會勘，筆者才知道 Tumpu Daingaz 位於國家公園 範圍內，沙里仙林道的土地管理單位為台大實驗林區。
3 該養鱒場與在地族人及部落工作隊先前有長期的對抗背景（從民國 87 年開始陳情），而這此擴 寬的沙里仙林道，其正巧位於該場入口處。當時，筆者跟著部落族人與部落工作隊一同前往視察 被截流攔水、排放魚屍體及糞便的沙里仙溪。
時，前往內政部營建署抗議、反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提案「將東埔一鄰全部劃 出國家公園範圍」 ，以及 3 月 10 日立法院內政與民族委員會會勘沙里仙林道與沙 里仙溪。上述的部落會勘或都會街頭的抗爭，筆者看到部落族人『基進』 （radical）
的一面，看見與感受著部落族人抵抗著什麼的壓力，筆者也漸漸說得上來。
林道會勘之後，來自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 T6 的郵件：『阿凱，謝謝你這麼 關心我們，上回寫了一封短短的信給潘老師：「潘老師，謝謝您來關心我們，多 希望台灣有智慧的人能都關心我們所居住的土地，守護著（如果沒有短視近利的 這些人，就用不著這些多餘的工作了。） 」道出了這幾年我心理的憂心及憤怒，
人永遠是無法滿足的(對大自然無止盡的索取)，當我們說出守護部落的心聲時，
又會被大社會說成是不知進步的一群人。再次謝謝你。』
4二、三月份的三次抗爭活動結束之際，族人都會告訴筆者有空上山來玩，讓 筆者看到另一面的族人及其生活。筆者一方面想看到部落現實的生活步調，也希 望能被族人認識與接納，因此，在四月中旬前往 Tumpu Daingaz，正好當天促進 會幹部們正忙碌地著部落教室旁的石版壁，筆者下意識地跟著一起勞動。過程 中，T6 說： 『阿凱，別以為我們的生活只有抗議喔！我們還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這番話倒是填充筆者原先不熟悉的族人真實生活。當晚，筆者跟著 T3 到 Takulan
（東埔村的第三鄰）做工程時，T3 說促進會打算協助 Takulan 做硬體的規劃與修 繕想法，於是筆者便向 T3 提出暑假在促進會做志工一事。事實上，筆者提出擔 任志工要求之前，曾與 T3 談及對於研究者的看法與感受，T3 說之前某位研究者，
並未對部落有回饋。究竟族人認為的回饋該是什麼，筆者並未追問，這樣的回應，
卻也如筆者自己在進入田野之前，不斷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尤其筆者進 入東埔之後，更是煩惱。當晚，在該鄰鄰長家中，鄰長夫人得知我的研究者身分，
便提醒筆者「你也要學我們 bunun 的話阿!不是只有國語!」
因此，筆者在參與過程中，便試圖找尋機會與位置，希望自己「不是挖掘資 料，做完後拍拍屁股就離開」的研究生。原先筆者在 2004 年暑假擔任東埔布農 文化促進會的志工一事，因七月份相繼而來的颱風災情而延宕，直到七月底才進 入 Tumpu Daingaz
5。上山之後，湊巧的機緣讓筆者獲得另一個新身分與位置。7 月 25 日晚上，筆者正好與 T7、T12，以及 T17 等族人的正在烤肉之際，T17 提 及這次由財團法人南投縣博幼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下文簡稱博幼）舉辦的
「2004 年信義鄉原鄉部落夏日學校課輔活動」 ，因颱風相繼而來，加上新聞媒體 報導土石流的災情，使得原本遇上山擔任課輔老師的志工紛紛卻步，因此，這次 活動缺少幾位志工協助，當時，筆者心想希望對部落有些付出的心態而願意擔任
4 此段話為 T6 當時（2004.2.23）寄給筆者的 E-Mail 內容。
5 促進會正在建構「部落 e 樂園」網頁，理事長 T6 委託筆者繪製地圖，於是，在平地的日子，
製作促進會託筆者繪製的部落民宿地圖與交通圖。
6
。實際上，約一個月與部落孩子認識與相處，看見他們的家庭與部落，甚至是 浮現原住民族與大環境關係的輪廓。與其說「博幼課輔老師」教導部落孩子功課，
幫助分數進步，不如說是，一位「大哥哥」支持、陪伴孩子的某一段人生。
有時候在田野調查期間，筆者本身研究者身分的困惱，也發生在促進會幹部 向族人介紹筆者之際。九至十二月的部落生活，好幾次，筆者跟著促進會幹部一 同務農或勞動，每當，遇到其他族人，促進會幹部在介紹筆者時候，我觀察發現 大多時候他們的語氣會先稍作停頓，然後再介紹我的身分，有的幹部會以研究生 的諧音－「菸酒生」向族人介紹，或是以「大學生」來介紹筆者。記得筆者面對 比較大的心理衝突是筆者跟著 T3 遇到其他部落族人，T3 便與對方介紹我是師大 學生，對方便以直言說： 『你是要來研究喔！？』當時，族人與筆者竟有默契的 說『沒有啦！』筆者隨後提到自己曾在暑假擔任博幼的老師，而與那位族人有說 有笑。事實上，筆者當下的反應直覺是違反「研究倫理」－未告知那位族人，自 己的研究者身分，這樣的隱瞞的確是應被責難的，卻也發現自己身份的困境與轉 機。
（二）研究者自身位置的反思
本研究視角場景由街頭抗爭的激情演出，回歸部落族人生活脈絡探討，從中 理解族人對於國家機器代理者、部落內部壓迫「異」見的傳統特質，以及族人如 何學習抗爭這一件事情，由部落抗爭行動者持續性的工作（kula-kula），認識抗 爭的學習過程乃是需要他者與自我意志上的支援與堅定，過程中，整個台灣原住 民運動的刺激，更帶起知識份子或是教會牧師，主動教育新一代年輕人、思考自 己部落或土地流失的議題。
研究者進入 Tumpu Daingaz 的人文關懷，希望了解一個部落在使用傳統領域 過程中，受到外力的破壞之後，筆者如何「協助」他們，得以使該議題被關注與 支持，但是，筆者發現東埔地區長期政經關係良好，這是一個研究者無法撼動的 結構。然而回到自己能夠在部落做些什麼事情，就從自己的教育背景出發，擔任 課輔老師、促進會志工或是在部落附近國中的實習老師，這些研究位置確實讓筆 者得到族人的尊重與肯定。族人常常說： 『你要來教我們的孩子喔？！那你要很 辛苦喔！我們的孩子不好教耶！』我就會回答： 『當然阿，原住民的孩子當然要 給他不同的照顧阿，況且，我不只是來教孩子，我也要學布農的文化與語言。』
初始，筆者的「研究者」身分，歷經幾個月之後，增添促進會志工與博幼老 師兩個新身分，卻也讓筆者站在兩個不同位置與角色，認識部落及其族人，以及
6 筆者原本要在促進會擔任志工，於是，告知促進會朋友筆者的想法，得到同意與支持，得以專 心當課輔老師。
被認識。志工的身分是在 Tumpu Daingaz，而博幼老師除了接觸 Tumpu Daingaz，
亦有 Ilausan、和社（同富） 、望鄉、新鄉、羅娜、豐丘等部落的孩子，不同位置 給筆者增加新的視野機會，也因此接觸到不同地域的部落與族人。這兩個身分與 實踐過程，研究者本身皆須反省與再認識
7，更清楚知道角色愈多，責任便愈能 感受。於是，擔任博幼老師之後
8，筆者心中浮現另一個身分－實習老師
9。就筆 者之於 Tumpu Daingaz 有約一年的認識，即使相處不全然是整整一年，卻因為與 當地的人事物的逐漸接觸，產生某些化學變化，正如筆者希望自己對於人的興趣 與關懷作為從事教育工作，也是學習不同族群文化與教育工作的機會。更希望以 另一種方式告訴族人－我還會在的，這份願望仍是基於一位研究者希望得到資料 而與研究對象之間建構的情感，卻因為參與的質與量增加，而使得雙方的關係不 限於資料的挖掘與提供，多了些人情味。不可避免，研究者的反身性來自於研究 者與研究對象互動、相互支持的認識過程。本研究的田調資料的豐富與可信度，
來自筆者與族人共同認識與共同生活勞動的關係成果。值得一提，由於抗爭運動 仍持續進行，在不影響其既有合作關係或是共同利益關係之上，給予 Tumpu Daingaz 族人及運動的建議。
回到一個研究者論述的位置、或是研究立場上，這種立場似乎得抽離而進行 客觀的陳述，然後，研究者與族人共同生活的「近」距離以及研究上「遠」的要 求，或許衝突與矛盾，但是，卻讓筆者能夠在實踐者的「近」 、研究者的「遠」
之間，接近 Tumpu Daingaz 族人及運動，其人與土地、空間的深層情感，以及如 何看待自己與外來者的關係，這是「距離」帶給研究者兼實踐者的收穫與認識。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題目＜Tumpu Daingaz：一個台灣原住民族的抵抗空間＞，事實上，
試圖勾勒一個部落抗爭的脈絡，在此同時，便涉及族群（ethnic group）現象或族 群想像甚至族群衝突，本研究避免不了面對這些議題，畢竟，不論族群所強調的 歷史淵源與當代社會的差異甚大，本研究試圖在社會和諧的基本脈絡下，更企求
「社會公平與公義」，解釋族群現象、認識處於不同社會位置與權力結構中異質 行動者，以及對於抗爭這個現象的認識上釐清，而不在於做道德或價值觀念的判 準。就整個研究的過程限制與後續建議如下：
7 筆者寫了一篇擔任夏日學校老師的心得，取名＜你看見的是天使的影子還是背影？＞請見附錄 五。
8 夏日學校結業後，博幼基金會曾舉辦志工分享的餐會，當時該基金會的執行長周淑禎女士曾說 一句話：『現在我們只是陪伴他一個月，但，要陪十年才能看得到結果。』這句話使得筆者濫情 地默許一個在原鄉實習的願（2004.8.20 埔里啄木鳥餐廳）。
9 筆者大學時期就讀教育系，畢業之後有所謂的大五教育實習，但由於筆者直接就讀研究所，因 此，沒有直接實習，爾後研究所畢業才要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