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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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

儒家所持有的基本價值取向，帶有著一種入世的精神¹，近人劉師培解釋儒家源流時言：

夫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者，以儒家之大要在於教民，周官冢宰，言儒以道得民。道也者，即儒者教民之具也。以道教民者謂之儒，而總攝儒家之職者則為司徒。說者以司徒為治民之官，豈知司徒之屬，均以治民之官而兼教民之責乎。捨施教而外，固無所謂治民之具也²。由此可知，司徒乃儒者所出身，以教民為治民之本，親民治事以外，不忘化民成俗³。這本是一種走入人群、積極入世的態度，而儒家者流，既由此轉化而成學派，教民之志不廢，則力圖親民治事的機會，面對不圓滿的現實世界，全心投入、不離不棄，透過教化與治事以改造天下。這和佛道遠離塵囂的出世態度截然不同，亦與基督新教肯定現世的天職觀、印度教入世修行追求超脫等宗教因素也不同，純粹是一種希望改善現實世界以達圓滿的思想態度，蘊含著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⁴。

儒家的入世是為求經世，親民治事，化民成俗，從修身而達治國平天下，

藉此以改造現實世界，所以重在實踐，不以空言為尚⁵，因此宋明儒學的復興，

既是以闢斥佛老出世為前提，必然會重視經世這個環節，找回儒家本身的存在價值，避免空談性命修身，而落入佛老二氏。然而，不同於宋代理學家過分強調王霸之別，亦有別於宋儒標榜人格經世或道德經世的態度⁶，明代開始，對於經世的看法逐漸趨向務實，不強求高懸的完美境界，意在解決當下

1 張灝，〈宋明以來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3。

2 劉師培，〈儒家出於司徒之官說〉，《國粹學報》第 33 期，收入於王雲五主持，《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第八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 4187。

3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3 期（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06），頁 28。

4 張灝，〈宋明以來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頁 5。

5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3 期，頁 28。

6 周昌龍，〈良知與經世－－從王龍溪良知經世思想看晚明王學的真貌〉，收入於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99），頁 96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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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使百姓安居樂業、國家富強；像是明代前期與中期的劉定之

（1409-1469）、邱濬（1418-1495）皆強調理財的重要性，認為是聖君賢相之首務，攸關國計民生，不可不知。明代中期的海瑞（1514-1587）則認為富國強兵為聖人的職責所在，不該陋為霸術⁷。張居正（1525-1582）也認為「王霸之辯，義利之間，在心不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指責「後世學術不明，高談無實」，動輒「剽竊仁義，謂之王道」⁸。他們體認到國計民生的問題不能僅用道德仁義去處理，必須要講求方法與步驟，才能看得到實際成效，空談道德仁義，只是虛妄。

主導明代中晚期學術主流的陽明心學，即便後來產生束書不觀，游談無根的末流，其初衷同樣蘊含著關心現實的入世精神。王陽明（1472-1528）的道學革新對於人性的問題作了很大的調整，把程朱思想中嚴格區分世俗與超越世俗的兩個境界，盡力收歸於一，並且主張「知行合一」，針對從「知」入手的程朱之學，特重於「行」，強調與現實、人性結合，從兵農錢穀禮樂等現實生活的實踐中，去完成道德的修養，以免空談道德高調而脫離現實，無法和群眾建立對話，喪失儒家引導人類生活的教化意義。是以王門諸子所講求的經世，不走宋儒人格經世或道德經世的路線，務求德性與事功的平衡⁹，追求學問修身之餘，也要有實際的經世作為，如同陽明弟子王畿（1498-1583）

所言：

儒者之學，務為經世，學不足以經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於天地之間，本不容以退扥。其曰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固儒者經世事也，

然此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領略，要必實有其事矣¹⁰。

即便是被批評為狂禪末流的李贄（1527-1602），也撰文強調兵、食對於百姓生存的重要性，駁斥范仲淹（989-1052）以為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

7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北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 1118-119，

1124。

8 張居正，〈答福巡撫耿楚侗譚王霸之辯〉，《張文忠公集》卷 5，收入於陳子龍、徐孚遠、

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十冊：卷 328（台北：國風出版社，1964），頁 542。

9 有關王學重視經世的討論，請參看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上冊（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 69，71。許淑玲，〈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台北：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06），頁 32。周昌龍，〈良知與經世－－從王龍溪良知經世思想看晚明王學的真貌〉，收入於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頁 966-967。

10 王畿，〈王瑤湖文集序〉，《王龍溪全集》第二冊：卷 13（台北：華文書局，1970），頁 89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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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念¹¹。大抵王門諸子不彈高調，與現實結合才能親近群眾，教化百姓，

透過實際問題的解決才能達成儒家治民的理想。這種貼近群眾需求，走向務實的經世風格，在晚明艱困的局勢中，逐漸明顯。

自明世宗嘉靖（1522-1566）年間以來，應付邊患的軍費增多，大量的財用耗費於日漸無力的國防。神宗（1573-1620）親政之後，貪財好貨、奢侈浪費，為了龐大的軍費與皇帝的貪婪，接二連三地增稅，皇室貴族復又大量兼併土地，導致百姓亡身破家，衛所制度亦遭到破壞，國防無力，而四處搜括民財的礦監與稅使，更加造成民變不斷。賦稅即使不斷增加，國家財政卻仍困窘不已。加上神宗不親視政事長達二十五年，造成朝政廢弛、綱紀大壞，

而仕途壅塞，朝廷缺官不補，導致官場競爭激烈，仕宦之人互結黨援，爭端時起。到了熹宗天啟（1621-1627）年間，黨爭加劇，皇帝與群臣皆置國家大事於不顧，國勢無以挽救，其來有自。等到思宗（1628-1644）繼位之後，國計面臨入不敷出，幾達無法支持的局面，而社會民心早已動盪至極，流寇四起，而至衰亡。從世宗嘉靖到明亡為止，這段期間，除了上面所述之政治、

軍事，以及經濟問題外，在思想上，由於受到八股制義的桎梏，列為官方正統的程朱之學早已支離破碎，為學者但知《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對於經書原文棄之不顧。讀書只為科舉功名，文學之士以古為尚，摹擬漢唐之文，

卻失其神髓，言不及義。王學末流者則走向空談性命之極端，整體社會風氣走向「官輦穀，念頭不在君父上；官封疆，念頭不在百姓上；至於水間林下，

三三兩兩，相與講求性命，切磨德義，念頭不在世道上」¹²。以國計民生為終極關懷的知識分子，面對晚明頹唐的局勢，豈能坐視不管，經世意念再度強化，為了挽救國家所面臨的困境，努力學習有益於現世的學問，不是著書立說，便是奔走呼號，或是留意於科學工藝，上自天文地理，下自國計民生，

無所不包，務求擺脫不切實際的八股教育與空疏學風，逐漸形成了一股實學風潮¹³。

在這股實學風潮下，晚明士人興起編纂經世文錄，廣泛涉及制度層面的政治經濟問題，特別留意於歷史經驗與典籍教訓，以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借鑑，在端正人心之餘，務求能夠解決天下大事¹⁴。但是在百病叢生的明代晚

11 李贄，〈兵食論〉，《焚書》卷 3（台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頁 95。

12 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1（台北：廣文書局，1975），頁 273。

13 王家儉，〈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07：02（台北：漢學研究中心，1989：12），

頁 279-282。

14 周昌龍，〈良知與經世－－從王龍溪良知經世思想看晚明王學的真貌〉，收入於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論文集》，頁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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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光靠少數人的努力，也挽回不了明亡的命運，明代國祚終於結束於流寇之手，接下來的是滿清異族入主中原，明人面臨亡國與異族統治的雙重打擊，

所受到的震撼不可謂不大。抗清失敗後，知識分子不再奢望恢復明朝的統治，

但是這些晚明遺老並不頹廢喪志，痛定思痛的結果，努力檢討明亡的原因，

尋求可以解決的方法，即使明朝政權興復無望，也要為後世提供經驗教訓，

進而提出根本改造的構想，以防患於未來，期待後世可以重建他們心目中的理想國度¹⁵，關懷現世之餘，對未來又多了幾分的期許。

受到流寇亡明以及滿清統治的打擊，晚明遺老反省明代滅亡的成因，深切體認處世當有所貢獻，不該逃避對社會的責任，於是採取實事求是的態度，

努力了解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事務，把希望寄託於將來，提出他們所抱持的理想以及具體的實施方案，呈現出極為強烈的經世意念，形成明末清初轉圜階段的主流思潮，這種認真研究現實困境的經世之學，逐漸取代了性理之學的鑽研，同時替清代學術方向的轉變，預設了跑道¹⁶。在這個階段，較為後世所知悉的學者當屬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王夫之

（1619-1692）三人。三人當中，黃宗羲年紀最長，父親黃尊素（1584-1626）

與老師劉宗周（1578-1645）皆為東林人士，黃尊素冤死於天啟年間的黨爭中，

而劉宗周以身殉國，絕食而亡，黃宗羲從這兩位長者身上，對於晚明政治動亂的體認最為深刻，抗清活動結束後，黃宗羲沉痛寫下《明夷待訪錄》，總結中國歷代亂亡之因，痛斥君主專制之弊，倡言治國之道並且條陳治國之法，

顧炎武致書讚譽，謂此書「讀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弊可以復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¹⁷。錢穆分析黃、顧、王三家的經世理念，

認為黃宗羲對於政治理想的貢獻，較同時代諸遺老更為宏深，著眼於政治上最高原理之發揮，尤盡探本窮源之能事¹⁸，在黃宗羲身後二百多年，《明夷待訪錄》成為清末維新運動者的啟蒙書，像是梁啟超（ 1873-1929）、譚嗣同

（1865-1898）等人，深受此書影響，將之廣泛翻印散佈，以伸張民權意識。

當中國大陸結束十年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後，當地學術界與文化界興起重新研究、評價《明夷待訪錄》之熱潮，期望藉此肅清封建專制主義在中國大陸的

15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一）（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年限不詳），頁 38，

41。

16 山井湧著，盧瑞容譯，〈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史學評論》第 12 期（台北：史學評論社，1986：07），頁 141，151-152，155。

17 顧炎武，〈與黃太沖書〉，《亭林佚文輯補》，收入於《顧亭林詩文集》（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 238。

18 錢穆，《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一），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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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毒和影響¹⁹。國外的學者如小野和子、司徒琳（Lynn A. Struve）、溝口雄三等人，同樣給予黃宗羲極高的評價，認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錄》乃是明末以來東林人士言論思想之集大成者，黃宗羲足堪擔任明清之際主流思想之代言人²⁰。

換言之，在明末清初經世之學達於高潮的階段，黃宗羲的經世思想可作為觀察當時經世言論的切入點，加上黃宗羲學本劉宗周，源出陽明心學，下開清代浙東史學之先聲，相較於顧炎武、王夫之黜明存宋的學問態度²¹，更能顯現出在明清交替之際，對於學術、道德理想以及經世態度方面，承先啟後的過渡色彩，可供吾人了解晚明以來，知識分子對於經世的熱誠與理想為何，是以本文選擇黃宗羲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然則，儒家傳統政治哲學，乃是由兩個部分構成：一部份是關於政治理念的，另一部份則涉及具體的建制和政策。雖然兩者往往都是以觀念的型態呈現，但前者可說是政治原理，而後者則像是濟世之策，以中國固有的說法稱之，就是「經」與「術」或「道」與「術」的分別²²。論者對於黃宗羲的經世思想，著重於政治原理的剖析，關於濟世之「術」的部分，關注較少。

多數學者認為黃宗羲在經濟、國防等實際問題的處理不切實際，沒有其政治思想之獨特，是以牟宗三、錢穆、蕭公權等人獨稱美黃宗羲將儒家政治理念進一步發揚光大，對其在現實制度改革的看法上所給予之評價，皆不如顧炎武、王夫之來得高。

但是經世言論的提出是為了要能夠解決現實困難，達成濟世救民的目的，重點在於「致用」，若對於黃宗羲在國計民生的看法上，僅以不切實際一語帶過，並未討論原因為何，不僅否定了黃宗羲對於經世致用的努力，也難以說明何以黃宗羲能夠擔當得起明清之際主流思想之代言人。再者，「道」與

「術」之間並非可以完全割裂，知識分子的政治理念往往會影響他們面對實際問題的處理態度。同樣的，透過問題的檢討和提出方案，也會左右知識分子對於改革的目標和期許，兩者之間不盡然有輕重的差別，可能互相影響，

也可能呈現落差，對於研究人物思想而言，兩者不當有所偏廢。而且如何洞

19 吳光，〈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傳〉，收入於沈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頁 159。

20 司徒琳（Struve Lynn A.），〈《明夷待訪錄》與《明儒學案》再評價〉，收入於吳光主編，

《黃宗羲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頁 287。

21 梁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清代學術概論》，收入於《梁啟超論清學史二種》（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1985：09），頁 16。

22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台中：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1997：04），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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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時事問題，然後提出解決良方，往往受到個人立場與生活經驗的影響，從這裡更容易看出經世思想家的思想特色。因此光用政治理念去了解黃宗羲的經世思想，恐怕有失片面之嫌。此外，如果我們認同黃宗羲作為明末清初思想代言人的身分，那麼他對於國計民生等現實問題的觀察角度和處理模式，

多少也透露出晚明以來知識分子的部分共識。不管黃宗羲對於實際問題的看法與處理是否切用於當時，研究黃宗羲對於這些問題的意見，適足以幫助我們了解晚明以來的知識分子如何理解民生疾苦，以及面對政治、社會、經濟的動盪與轉變時，如何自處和應對。

因此，本文努力的方向，側重於了解黃宗羲經世之「術」，以黃宗羲的經濟思想作為研究主體。在二十世紀以前，「經濟」一詞，乃是「經國濟世」或是「經世濟民」之簡稱，被儒者奉為身心性命之學，帶著一種主觀立場的志節使命感²³。涵括的內容，泛指一切經世致用之學，除食貨外，還包括禮樂政刑等項目。現代所謂的經濟（Economy），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²⁴，攸關國家財政與民生問題者皆屬之。本文研究的方向，則是採用現代的意涵，

把經濟（Economy）當作經世濟民的一部份來加以討論，視為經世之「術」

的其中一個面向。

明人的經世態度傾向於務實，所以明代談論理財問題，不覺得是功利之事，反而認為是聖君賢相的首務。從明初到明末的士人文集中，不乏談論土地兼併、賦稅徭役、工商活動等攸關國計民生的經濟問題，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風俗轉變，也深為關切。中國大陸學者所編纂的《明實錄類纂‧

經濟史料卷》裡，更多有關臣子勸說皇帝恭儉為國，勿奢華浪費的奏疏。簡言之，明代士人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相當的敏感度，對於經濟問題抱持著高度的關切，尤其是明代晚期國家財政艱困，土地大量兼併加上賦稅不斷，影響到各階層百姓的生存，流離失所、無以為生的群眾集結而成流寇，

最後結束了明室的國祚，這對晚明士人而言是莫大的震撼。流寇首領用「均田免糧」的口號便能號召群眾²⁵，顛覆明朝政權，因此明亡之後，知識分子無不致力鑽研如何解決民生困境以穩定民心，以求長治久安的穩定局面。所以經濟問題的研究與策略的提出，可說是明末清初經世之學的重要內涵，不可不加以注意。而知識分子努力的目標，不只是經濟困境的解決，更加關注

23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3 期，頁 31，35。

2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536。

25 查繼佐，〈李自成〉，《罪惟錄》第五十七冊：傳 31（台北：藝文出版社，1965），頁 21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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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百姓的生存權益，他們深刻體認到若不能了解百姓的現實需求，便會失去民心，也就不可能發揮儒家教民、治民的理想。因此，研究明末清初知識分子的經濟思想，不單只是分析他們採取什麼方法以解決經濟困境，他們所抱持的立場，以及所欲達到的期望，從經濟觀點中更是顯露無遺，這不是光研究政治理念便能看出的。此即何以選擇黃宗羲的經濟思想作為研究主題之因，期望藉由黃宗羲經濟思想之探究，了解明清之際知識分子的現世關懷以及處世立場。

第二節文獻回顧

關於黃宗羲經世思想的研究相當多，清末以及文革後是研究黃宗羲經世思想的兩個重要階段，但是研究的方向多半侷限在黃宗羲的政治理念方面，

然而，黃宗羲的經世思想不只是政治理念的陳述而已，還包括濟世之策的規劃。以黃宗羲備受矚目的經世著作－《明夷待訪錄》為例，全書二十一篇，〈原君〉、〈原臣〉、〈置相〉、〈原法〉、〈學校〉是針對政治理念的發揚，其餘十六篇都是在談論制度改革的問題，若是將這些部分略去不談，無異抹殺黃宗羲關懷現世問題的用心。實際上，黃宗羲對於民生問題的關注，不亞於政治批判的部分，在《明夷待訪錄》裡，〈田制〉與〈財計〉就佔去了六篇，尚不包括其他間接談到經濟問題的篇幅。在其他著作裡，像是《留書》、《孟子師說》

以及《破邪論》，也都有談到土地、賦稅和社會風俗等問題，所以黃宗羲的經濟思想確實有研究的價值在，不僅是得以進一步地了解黃宗羲的經世理念，

更可從中了解明末清初經濟觀點之一隅。

過去談論黃宗羲經濟思想的文字，多半隱身於黃宗羲的傳記和政治思想的研究論著中，或見於經濟思想史、貨幣思想史等專史類的書籍，再來就是從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文章可看到其言論蹤影，因此有關黃宗羲經濟思想的論述，大抵而言是相當零散的，雖然偶有專文介紹，但是因為篇幅所限，不是針對單項議題作探討，便只能通篇介紹而少有討論，或只側重立場分析而忽略方案的內容，缺乏整體貫穿的探討，因此討論者給予的評價有時呈現極大的落差，完全認同者有之，完全否定者亦有之，加上缺乏不同觀點的比較，

難以察看出黃宗羲的思考特色及其中心思考脈絡，因此無法給予客觀適當的評論。再者，討論者以大陸學界居多，部分文章免不了套用馬克思主義史觀，

把西方的歷史發展過程挪用到中國歷史上，用以解讀黃宗羲的經濟思想是否為「進步」、「保守」，或是具有「啟蒙」的價值，忽略客觀的歷史背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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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於以論代史的片面思考。

就黃宗羲經濟思想的討論內容來看，學者們大抵認同黃宗羲經濟思想中的民本關懷，肯定黃宗羲保障民生的用心。然而，有些學者認為黃宗羲主張人性自私自利，便是作為爭取百姓財產所有權與生存利益的思想基礎，但是從人性自私自利的立論中，卻又延伸出來一個缺乏共識的問題：保障哪個群體的私利？

朱義祿認為黃宗羲是站在「市民階層」的立場，他把「市民」指向商人和手工場主，另外還包括小行東的幫工、學徒，以及其他貧民，認為黃宗羲站在市民階層的立場，才能夠提出有別於傳統重義輕利的信條，表達斷義逐利的新價值觀²⁶。潘起造也認為黃宗羲是市民階層的代言人，但是不能擺脫掉自然經濟觀念的影響，仍然想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所以雖是十七世紀中國市民階層的代言人，卻不是自覺的革命者²⁷。趙靖則認為黃宗羲站在市民階層的立場，所以希望農工商皆能有所成長，但是因為市民力量還不夠成熟，

而且為了封建土地利益，必須要討好富民，不奪其田外，還要授田給他們²⁸；胡寄窗認為黃宗羲是站在新興市民階級的立場來發聲，所以主張人人都有獲得土地和財產的平等權利，並且重視商品貨幣關係，而非一味講求重農²⁹。但是譚丕謨則把黃宗羲的看法視為地主階級的自救方案，企圖透過自救的實際行動，來挽回地主階級傾頹的命運，因此其建言是為了鞏固地主政權，

減少農民的對立性，而且主張相對抑制工商，企圖恢復以物易物的自然經濟，

目的是在防止農民離村³⁰。葉世昌持同樣的立場，認為黃宗羲以地主階級的身分，為封建統治者的長遠利益作考量，嚮往以自然經濟佔主導的社會，不能稱為市民階級的代表³¹。葉樹望則指出黃宗羲雖然對於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認識，但沒有跳脫地主階級的思想範疇去談論土地與賦稅的改革，而且把富商大賈和貪官污吏同等視之，仍受重農抑末的影響相當深刻，

無法將之歸為新興市民階級或是農民利益代表³²。鍾祥財也認為黃宗羲敵視

26 朱義祿，《黃宗羲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頁 106。

27 潘起造，〈商品經濟觀念與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浙江學刊》1985 年第 3 期（杭州：

浙江省社會科學院，1985：05），頁 107-108。

28 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487-488。

29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458，461。

30 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收入於上海書店編輯，《民國叢書》第二編第七冊（上海：

上海書店，1990），頁 8，12-13，19-20。

31 葉世昌，〈關於黃宗羲的工商皆本論〉，《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年第 4 期（上海：

復旦學報編輯部，1983：07），頁 109。

32 葉樹望，〈黃宗羲經濟思想簡論〉，《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四期（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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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思想保守，甚至帶有壓抑工商發展的觀念，並且留戀自然經濟，想要鞏固封建社會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秩序³³。

溝口雄三則認為黃宗羲所謂的「民」，指的是地主和工商富民階層，並且認為黃宗羲一切改革的基礎，都以滿足這些富民利益為前提。而奴僕、佃戶、

貧僱農、都市勞動者等無產階級的心聲，是難以和這些富民的聲音相提並論的。保障富民的財產權益，是為了能夠「安富戶以便貧民」，溝口雄三認為黃宗羲扛出自私自利的口號，鬥爭的對象在於皇帝，所以把富民與貧民的對立暫時放到一邊，要求君主承認富民對於鄉村以及城市的主導立場，把富民視為政權基礎來重新整編政治體制³⁴。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站在比較折衷的立場來看，林麗月認為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對於商可以制農皆感到隱憂，所以黃宗羲注意商業發展與貨幣經濟對於全體民生的影響，是擔心白銀流通與商業發展容易造成財富聚於富商和官吏之手，導致商農之勢嚴重失衡，因此仍以照顧大多數的農民利益為前提

35。狄百瑞（W. T. de Bary）則認為黃宗羲對於被壓榨的農民有非常深刻的關切，對於商人抱持著一些同情，看待富人，則帶有一些鄙夷的眼光³⁶。徐定寶則相信黃宗羲顧及的是全民的利益，授田制度意在保障廣大貧苦農民的生存，不奪富民之田則是維護中、小地主的土地私有權益，工商皆本表現了時代思想潮流和市民階層的希望³⁷。小島祐馬卻認為黃宗羲的經濟改革的目標在於消滅貧富不均，不是以哪個群體的利益為目標³⁸。

黃宗羲所關注的對象到底是以哪一個群體為主？農民、市民、富民、地主、工商業者，在學者的討論中，彼此之間其實都有重疊的關係在，沒有辦法做出區分。所以黃宗羲是要保障富民、向富民妥協，或是消滅貧富差異，

也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因為討論者切入的角度不同，同樣影響到判別黃宗羲支持自然經濟還是工商業的立場。任何一種答案都有人支持，造成這樣的

寧波師範學院，1989：10），頁 71，73。

33 鍾祥財，〈明清之際黃宗羲等人的貨幣思想之我見〉，收入於上海市經濟學會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會編，《中國經濟思想史論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 178-180。

34 溝口雄三著，陳耀文譯，《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下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235，240，244-247。

35 林麗月，〈試論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731。

36 狄百瑞撰，朱榮貴譯，〈黃宗羲《明夷待訪錄》之現代意義〉，收入於周博裕主編，《傳統儒學的現代詮釋》（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頁 7。

37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02），頁 314-315，160。

38 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67），頁 211。

(10)

原因，除了部分學者套用階級史觀，無法客觀論述外，多半也因為沒有將黃宗羲的經濟思想作整體串聯來看，所以關注的議題不同，就得出不同的看法。

而且部分討論者基本上認定黃宗羲是為某一群體發言，訴求該族群的自私自利，但是黃宗羲如果否定君王的自私自利，他真的認同維護私利的立場嗎？

用自私自利的人性論去解讀黃宗羲經濟思想的立足點是否妥當，這部分有待商榷。因此，關於上述討論的歧異和質疑，皆有必要再加以研究與釐清。

土地制度方面，論者注意的焦點放在黃宗羲所主張的「不奪民田」與「授田」兩項議題上，基本上學者們有一個共識，認為黃宗羲所主張的授田政策，

是以全國土地來計算分配，不單只有官田而已，如果不奪民田以取得土地，

要達成黃宗羲所設想的授田政策是不可能的，這是黃宗羲土地政策最大的問題，那麼黃宗羲設計這種制度的用意為何呢？就不奪民田的立場來看，朱義祿認為黃宗羲是受到先王崇拜和孟子觀念的影響，站在保護財產私有權的立場發言，堅持土地私有，所以同時反對向私田徵收賦稅³⁹。何隽則認為黃宗羲把社會的總經濟收入當作一個恆數，如果能夠保障耕者有其田以及開放部分土地額度給富民佔有，無形中可以減少中央政府掌控整體資源的部分，藉以修正中央政府職能，防止皇權經濟的擴張⁴⁰。南鐘鎬持類似的看法，認為反對奪田是為了反剝削，避免危害生產力的發展⁴¹。此外，潘起造和胡寄窗則認為黃宗羲主要表達的是產權平等的訴求，認為人人都有獲得土地和保護財產的平等權利，不應當剝奪任何人擁有財富的權利⁴²。

但是若從授田的用意來看，討論者的答案就出現與保障私有權不同的論述。嚴久石、桂興沅都認為黃宗羲的授田政策是主張土地國有，把土地重新分配給群眾，達到平均地權的目標⁴³。葉樹望則認為黃宗羲是要藉土地公有的方式來實行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土地佔有制⁴⁴。趙靖與裴倜持類似的看法，認為黃宗羲是想透過復井田的方式將土地化公為私，欲將當時的屯田制度推廣到全國，可是屯田或井田皆是土地國有制，土地所有權到底在誰手中，

39 朱義祿，《黃宗羲與中國文化》，頁 111-113。

40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頁 24。

41 南鐘鎬，〈黃宗羲的政治思想〉（台北：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刊稿，1991：

01），頁 78。

42 潘起造，〈商品經濟觀念與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浙江學刊》1985 年第 3 期，頁 107。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458。

43 嚴久石，〈《明夷待訪錄》各章引言〉，《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 4 期（寧波：寧波師範學院，1989：10），頁 30。桂興沅，〈論黃宗羲啟蒙主義經濟思想〉，《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 4 期（寧波：寧波師院學報，1989：10），頁 78。

44 葉樹望，〈黃宗羲經濟思想簡論〉，《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四期，頁 67-68。

(11)

兩人都抱持存疑的態度⁴⁵；小島祐馬也認為黃宗羲既想恢復土地公有的井田制度，又想保障富民的土地私有權，但是他認為這種矛盾的思考正顯現了傳統儒家民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夾雜的兩面性⁴⁶。狄百瑞則認為中國百姓沒有西方所謂的「財產權」，只有不被剝削的「自由」，因此認為黃宗羲的構想中，

人民只有使用土地的權力，沒有販賣土地的權力⁴⁷。

此外，胡寄窗、鄒枋、小島祐馬、趙靖、裴倜也抨擊黃宗羲以土地沃度決定田畝大小的方田法不切實際，因為土地的沃度難以維持，也就不易判定，

而且田畝大小不同，也可能造成土地不夠分配的情況⁴⁸。

討論者都注意到黃宗羲把養民視為君主的職責所在，但是焦點多放在黃宗羲不奪民田與授田的矛盾，以及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卻沒有討論何以黃宗羲把君主養民的方法定在授田與方田，以至於產生如此奇特的土地制度，也沒有人質疑百姓是否具有選擇生存方式的權利。如果授田是生養群眾的最佳方法，那麼工商活動的存在，對黃宗羲而言又代表什麼意義，是否能夠列入百姓謀生之道？而黃宗羲整體的土地改革策略，在內容上雖是難以達成，但是論者缺乏觀點的比較，難以評判黃宗羲的土地策略在當時是普遍的意見或是特立獨行的看法，光以能否實現來評價，尚嫌不足。再者，黃宗羲嚴詞批判歷代皇帝的專制與自私，又把群眾的生存繫乎君王一身，認為君主有能力可以授田，又主張民田不可奪，到底黃宗羲如何理解君主與民生的關係，這些部分都值得再做討論。

以賦稅改革來看，討論的焦點在黃宗羲對於加派造成的高稅率以及田賦徵銀的批評。就黃宗羲對於古今稅率的看法而言，狄百瑞認為黃宗羲是以古代政府的開支與稅率為標準，用以審核後代政府的開支，進而批判後代政府的浪費和腐化是開銷擴大的主因，不認為在歷史變遷中，後代政府組織會加以擴大而造成開支的增加⁴⁹。何隽則認為黃宗羲會用古代封建制和當時的郡縣制做比較，是為了表明對於現實政治制度的不滿與否定，所以才會將兩種

45 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866-1867。

（趙靖與裴倜主寫黃宗羲經濟思想的部分）

46 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頁 216。

47 狄百瑞撰，朱榮貴譯，〈黃宗羲《明夷待訪錄》之現代意義〉，收入於周博裕主編，《傳統儒學的現代詮釋》，頁 5。

48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460。鄒枋，〈黃梨洲土地經濟論綱領〉，《中央日報》

1931：05.11（台北：中央研究院人文光碟資料庫），第 9 版。小島祐馬，《中國の社會思想》，

頁 214。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72。

49 W. T. de Bary著，張永堂譯，〈中國的專制政治與儒家理想－十七世紀的一種觀點〉，收入於《中國思想與制度論集》（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249。

(12)

無法類比的政府制度相提並論⁵⁰。但是趙靖與裴倜卻批評黃宗羲是賦稅復古主義，後代賦稅制度的改革，有其客觀必然性，在一定程度上反映社會經濟的變動，而且為了確保國家財政支出不至於落空，「量出制入」的原則本就不可避免，在改革過程加重百姓的負擔，那是封建的落後性和反動性所造成的，

不該歸咎於賦稅制度改革本身，趙靖與裴倜因此認為黃宗羲沒有完全了解兩稅法與一條鞭法⁵¹。鄒枋也認為黃宗羲忽略徵稅的財政要素和政府機關的功能性，一味要求降低稅率，並不可取⁵²。但是胡寄窗卻認為黃宗羲堅持降低稅率的理由不是從人民能否負擔來看，而是從土地是否私有來主張稅率高低。關於這一點，趙靖與裴倜則認為黃宗羲隱約了解到不同的土地所有制應當有不同的徵收稅率，所以對於「上授之田」與「自有之田」提出不同稅率的要求⁵³。

田賦徵銀這方面，討論者認同黃宗羲想要減輕百姓賦稅壓力的心理，但是難以認同黃宗羲所主張的實物稅。鄒枋認為黃宗羲注意到了徵收白銀會造成雙重剝削，作物易錢後，再折換白銀，會導致作物喪失原來的價值，但不茍同黃宗羲為此而消極地取消貨幣稅，改採實物稅⁵⁴。曹國慶與趙靖都認為黃宗羲主張實物稅乃是一種落後的看法，從勞役到實物稅再到貨幣稅，是賦稅方式的進步，不僅和商品經濟成長的趨勢相一致，對於破壞自然經濟和人身依附關係也有重要作用，而且田賦徵銀並不是百姓的苦難，倘若不能消除政府的橫征暴斂，就算徵實也會使農民傾家蕩產⁵⁵。

再者，譚丕模、何隽、狄百瑞有注意到黃宗羲對於軍事支出而提出的兵役改革，認為黃宗羲想藉寓兵於農的方式來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⁵⁶。但是有關兵役與差役的問題，基本上未被列入賦稅制度的討論中，因為黃宗羲在《明夷待訪錄》的〈田制〉篇中，把土地和田賦的問題相提並論，而且強力抨擊一條鞭法造成加派的口實，以及徵銀所造成的不便，即便兵役與差役的問題

50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頁 21-22。

51 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70-1871，1873-1874。

52 鄒枋，〈黃梨洲土地經濟論綱領〉，《中央日報》1931：05.11，第 9 版。

53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459。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75。

54 鄒枋，〈黃梨洲土地經濟論綱領〉，《中央日報》1931：05.11，第 9 版。

55 曹國慶，《曠世大儒－黃宗羲》（石家庄：河北人民出版社，2000），頁 242。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頁 492。

56 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收入於上海書店編輯，《民國叢書》第二編第七冊，頁 18。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頁 29。W. T. de Bary 著，張永堂譯，〈中國的專制政治與儒家理想－十七世紀的一種觀點〉，收入於《中國思想與制度論集》，頁 257。

(13)

在《明夷待訪錄》中都有談到，只因不放在〈田制〉篇中，而且沒有指明與一條鞭法的關係，所以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討論者也就忽略了一條鞭法「丁糧合一」的性質，未將役法的部分納入賦稅問題來討論。除此之外，黃宗羲對於「稅」的用處與定位為何，關係到他對賦稅制度的設計，這些部分的討論都付之闕如，值得再加以探究，以便了解黃宗羲的稅制改革是否合情合理。

黃宗羲在貨幣政策的部分，主張廢除金銀、改行銅錢與紙鈔，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黃宗羲把貨幣視為穩定政治社會秩序的工具，並非僅就經濟層面去處理貨幣問題。

岸本美緒認為黃宗羲把白銀當作是中央剝削地方的工具，所以主張採用搬運、儲藏不便的銅錢，讓政府不易徵收，使貨幣得以留存地方，保護地方經濟的發展⁵⁷。何隽、趙靖與裴倜則認為黃宗羲把金銀的使用與天下安富對立起來，把廢除金銀提升為戰略問題，而非單純救弊。但是何隽認為黃宗羲想要改變通貨混亂的問題，仍有助於近代工商社會的形成與發展，不過趙靖與裴倜卻認為黃宗羲的貨幣改革了無新意，而且背離現實狀態⁵⁸。林麗月則認為十七世紀廢銀的主張，著眼保障大多數的農民，避免造成商農失衡的狀況⁵⁹。

大部分的學者都不認同黃宗羲廢除金銀，鍾祥財認為民貧與弊政，即使不用銀也會存在，他批判黃宗羲廢銀的主張是留戀以穀帛為幣的社會，所以才會反對商業活動的貨幣積累，即使訴求貨幣流通也只是為了因應自然經濟的需要而已，行使紙鈔同樣只是為了財政目的，無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⁶⁰。胡寄窗、蕭清持類似的立場，他們認為黃宗羲主張廢銀的理由難以成立，因為貪婪之心若不消除，任何貨幣都可能成為剝削的工具，而且以銀為稅與以銀為幣兩者是可以分開處理的，不必因為徵銀造成的負面結果，而全面廢除用銀⁶¹。蕭清進一步地認為廢銀是反歷史潮流的主張，宣告中國的經濟思想和貨幣思想開始落後於西方，也顯示當時自然經濟仍佔統治地位，但是社會

57 岸本美緒著，白小兵譯，〈康熙年間的榖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收入於劉俊文主編，《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

頁 516-517。

58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頁 25-26。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84。

59 林麗月，〈試論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頁 731。

60 鍾祥財，〈明清之際黃宗羲等人的貨幣思想之我見〉，收入於上海市經濟學會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會編，《中國經濟思想史論文集》，頁 178-179，182-184，186-187。

61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頁 460-461。

(14)

經濟發展已呈現遲滯的狀態⁶²。葉世昌、潘起造、趙靖也認為廢金銀和黃宗羲工商皆本的主張相矛盾，有利於保持自然經濟，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⁶³。也有學者採取比較折衷的立場來看黃宗羲的貨幣政策，像是徐定寶、葉樹望、桂興沅、方同義、唐宇元、蔡輝龍與沈惠英等人認為黃宗羲受限於自身的生活背景和時代限制，忽略了白銀的正面功能，只看到其負面影響，未思及金銀本身是的客觀，是人們從自身的需求出發，才會對金銀加以利用、

限制和壟斷，企圖以廢除金銀的方式來抑制封建統治者對金銀的壟斷，是一種嚴重錯位的幼稚與空想。但是都肯定黃宗羲主張貨幣統一和流通的用心，

認為有助於工商的發展，而且顧及到城市與農村的貨幣需求不同，對於紙鈔理論的系統提出亦有相當貢獻⁶⁴。而胡寄窗則稱許黃宗羲至少已經明白要解決民生問題，不是光靠勸農便可，還須注意貨幣問題⁶⁵。

此外，陳文章、秦佩珩、黃尚信則完全認同廢除金銀、行使錢鈔可以穩定政治社會安全，有利於民生經濟的發展⁶⁶。貨幣問題是黃宗羲經濟思想中，

經常被討論的一環，除了和田賦徵銀的議題相關外，通常也拿來檢視黃宗羲對於工商的態度如何，然而討論的答案卻是有利和無利於工商者皆有，光從貨幣問題來看是否支持工商活動，不見得周全，單項議題的討論，未必能看出黃宗羲整體的中心思想。而討論者在評價黃宗羲的貨幣主張時，缺乏討論黃宗羲對於貨幣功能的定義，以及貨幣原料來源的認識，難以了解黃宗羲反對田賦徵銀和貨幣改革的基本信念為何，容易流於片面的肯定或否定。徐定寶認為不應當把黃宗羲視為「古代經濟學家」，因為黃宗羲不曾參與過當時重大的經濟實踐活動，他的主張充滿烏扥邦式的空想，僅能代表當時的人本主

62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282，309-310。

63 葉世昌，〈關於黃宗羲的工商皆本論〉，《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年第 4 期，頁 109。

潘起造，〈商品經濟觀念與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浙江學刊》1985 年第 3 期，頁 108。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述要》，頁 493。

64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 319。葉樹望，〈黃宗羲經濟思想簡論〉，《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四期，頁 72-73。桂興沅，〈論黃宗羲啟蒙主義經濟思想〉，《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 4 期，頁 76-77。方同義，〈《明夷待訪錄》的經濟思想述評〉，

收入於吳光主編，《黃宗羲論》，頁 619。唐宇元，〈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的經濟思想〉，《歷史教學》1982 年第 7 期（天津：歷史教學社，1982：07），頁 27。蔡輝龍、沈惠英，〈黃宗羲思想的分析〉，《古今藝文》19：04（彰化：古今藝文雜誌社，1993：08），頁 9。

65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461。

66 陳文章，《黃宗羲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屏東：睿煜出版社，1998），頁 226-227。黃尚信，〈黃梨洲經世之學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論文， 1991：03），頁 136。秦佩珩，〈黃梨洲經濟思想鉤沉〉，《求是學刊》1982 年第 4 期（哈爾濱：黑龍江大學，

1982：08），頁 70-71。

(15)

義精神與社會改革思想⁶⁷。徐定寶的說法頗具說服力，然而若是不把黃宗羲對於問題的理解方式加以釐清，一味的否定或是為其緩頰，仍然無法了解黃宗羲或其同時代人的思考邏輯，也就難以掌握思想的變遷，尤其十七世紀是廢銀論的高峰⁶⁸，到底黃宗羲對於貨幣的認識為何，有必要進一步地探究。

「工商皆本」的觀念是黃宗羲所提出的，也是明末清初經濟思想的研究文章中，經常被使用的觀點，但是討論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學者們，對於這個觀點以及黃宗羲對於工商的態度，卻有著不同的看法。原則上討論者同意黃宗羲的「工商皆本」並非新說，歷史上相似的言論不少，也認為黃宗羲繼承了部分前人的觀點。但是葉世昌認為其內涵太過狹隘，沒有突破前人的觀點，

只是在文字上做出「工商皆本」的結論，而且動輒以「奇技淫巧」來限定民生所需範圍，反而扼殺許多發明創造，有礙生產技術的進步⁶⁹。

然而侯外廬、唐宇元、蔡輝龍與沈惠英對於黃宗羲的工商皆本抱持完全認同的態度，認為黃宗羲把工商活動視為天下安富的手段，所以肯定工商業者的貢獻，進而批判封建貴族的奢侈享樂和不當迷信，藉以追求民富和繁榮，

擺脫封建經濟的束縛，使工商業能夠獨立發展。侯外廬甚且認為黃宗羲為了經濟因素而主張「投巫驅佛」，在思想史上可稱為破天荒的怪說⁷⁰。

此外，何雋認為黃宗羲雖然把工商消費活動視為天下安富的根本，但並非出自於認知晚明江南的新生產方式，而是將手工業與商業活動視為農業補充的活動，認為在傳統自然經濟狀態下，工商也能促進天下安富，故而提出工商皆本的前瞻與要求⁷¹。林朝和與桂興沅認同黃宗羲是站在儒家傳統的立場，為了養民和天下安富的需求而不排斥工商活動，但是他們認為黃宗羲是受到了江南一帶商業甚盛的影響，所以才會注重民生和財用，進而提出工商皆本，意在建立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非墨守農本自然經濟，並認為黃宗羲跳脫前人的部分即在於未把工商視為封建自然經濟的補充，表現出重商的立場⁷²。陳文章與黃尚信則認為黃宗羲的工商皆本不只是在肯定工商的價值，

67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02），頁 313。

68 林麗月，〈試論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頁 729。

69 葉世昌，〈關於黃宗羲的工商皆本論〉，《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 年第 4 期，頁 108-109。

70 侯外廬，《近代中國思想學說史》上冊（上海：生活書店，1947），頁 106。蔡輝龍、沈惠英，〈黃宗羲思想的分析〉，《古今藝文》19：04，頁 8。唐宇元，〈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的經濟思想〉，《歷史教學》1982 年第 7 期，頁 26。

71 何隽，〈論《明夷待訪錄》的經世觀念〉，《中國文化月刊》第 205 期，頁 27-28。

72 林朝和，〈黃梨洲政治哲學之研究〉（台北：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6：06），

(16)

還要藉此觀念杜絕浪費、端正社會風俗，回歸儒家的規範⁷³。

大部分的學者對於黃宗羲正面點出「工商皆本」，拋開工商為末的命題，

都加以肯定，但是卻認為不應給予過高的評價。葉樹望、趙靖與裴倜都認為黃宗羲的工商皆本沒有完全跳脫傳統重農抑末的影響，雖然認為黃宗羲對於正在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一定的了解，卻不認為他有明確的理想或憧憬，提出工商皆本的口號，只是在為這樣的時代動向，做出早期意識型態的準備，因此才會動輒把新的生產關係視為奇技淫巧，並且敵視富商大賈。

但是趙靖與裴倜仍肯定黃宗羲跳脫傳統本末的界定，以是否有利於社會財富的增加作為本末的判別，還給工商和農業相同的地位⁷⁴。不過白砥民卻認為黃宗羲已經擺脫農業經濟思想的羈絆，所以能夠形成農、工、商相互作用的新觀念，只是認為黃宗羲貶抑機坊、倡優、酒肆和富商大賈，使其工商皆本的思想帶有矛盾⁷⁵。馮爾康則認為把正常的工商活動視為本業，其實一直是傳統的觀念，只是不被官方所接受，黃宗羲正面提出工商皆本，是歷代相關言論的昇華，也是對當時工商皆末的官方哲學加以挑戰。但是馮爾康認為黃宗羲對資本主義萌芽還未理解，所以缺乏新的內容，而且一味否定高消費，

忽略高消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刺激工商的發展，因此馮爾康認為黃宗羲主張工商有本有末的觀點，不是徹底的工商皆本⁷⁶。

不管是工商皆本的概念或是黃宗羲對於工商的認知，論者的解讀呈現相當的歧見，由後世的觀點去檢驗古人的看法，勢必會有相當程度的落差性，

畢竟吾等不是古人，難以全面了解古人的思考邏輯。然而論者在探究黃宗羲的工商觀念時，對於黃宗羲如何理解當時的工商、消費活動，以及所欲建構的經濟秩序是什麼，缺乏深入的探究。僅有結論式的說明黃宗羲是否了解或追求資本主義發展，因而衍生出工商皆本的內容，或是直接賦予政治性的功能，指為打擊封建經濟，謀求安富，這樣的論述過於片面，未曾將此看法與黃宗羲其他的經濟觀點加以聯繫，也缺乏觀點的比較與時代發展的分析，難

頁 119。桂興沅，〈論黃宗羲啟蒙主義經濟思想〉，《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 4 期，頁 74-75。

73 陳文章，《黃宗羲內聖外王思想之研究》，頁 228。黃尚信，〈黃梨洲經世之學研究〉，頁 138-139。

74 葉樹望，〈黃宗羲經濟思想簡論〉，《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 年第四期，頁 71。

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四卷，頁 1877，1880-1881。

75 白砥民，〈黃宗羲的思想結構和思想方法探索〉，《寧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 年增刊（寧波：寧波師範學院，1986：09），頁 4-5。

76 馮爾康，〈關於黃宗羲工商“皆本＂思想〉，《清史研究通訊》1986 年第 3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料中心，1986：09），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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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整解讀黃宗羲的用意，也無法給予黃宗羲的看法較為客觀的評論。究竟其進步或保守的原由為何，有必要再加以釐清，才能知道黃宗羲對於不同的經濟活動，到底給予怎樣的期盼。

一種思想的產生，受到思想者本身的立場與外在環境的交互影響，但不論是哪一方面的思想，不可能自絕於思想者其他的觀念。然而就黃宗羲經濟思想的研究成果來看，最大的問題即在於分割探討黃宗羲的經濟思想，沒有作串聯的因果分析，以及相關經濟背景與思想的研究，所得的結論也因研究者的立場或角度，呈現極大的差異性或流於主觀認定。至於黃宗羲的經濟思想能否用以檢視黃宗羲的其他意見、增加對於黃宗羲個人的了解，或是藉以聆聽時代的聲音，這部分的討論甚少，值得再加以著墨；當然，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妥善的回答，是筆者要努力的方向，然而也必須建基在前人之成果上，

才能看得清楚，希冀能夠在學者的研究基礎上，更加深入地了解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內涵，以完成這些未竟之功。

第三節研究方法

本篇論文的研究方向，以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分析為主軸，就其所談論的經濟問題，分別與傳統觀點、明清人物的言論進行比較，藉此了解黃宗羲的論述，與傳統的立場有無分別，或是迎合時代的思想趨勢，還是另闢蹊徑，

有新的發明創見，經由比較分析之後，進一步地探討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內涵與特色，從中觀察黃宗羲的經世理念，以及所欲達成之願景為何。

在資料處理方面，首先是針對黃宗羲的著作，進行文獻閱讀和分析，掌握其經濟思想的主要脈絡。有關黃宗羲的著作收集，主要是以浙江古籍出版社所出之《黃宗羲全集》為基礎，這套書籍自一九八五年至一九九四年陸續出刊，歷經近十年的時間，約二、三十位學者和工作人員投入其中，進行版本校對與標注，是現今關於黃宗羲著作收錄最齊全、內容較為無誤者，因此選用此套書籍，做為探討黃宗羲言論思想的主要資料來源，其中以《明夷待訪錄》為核心，加上其他涉及經世言論的文章為分析項目。

時代背景的部分，設定在黃宗羲所處理的經濟問題，以此為方向來收集資料與閱讀，主要以今人之研究成果為基礎，藉以了解問題的輪廓樣貌，另外從《明史‧食貨志》以及筆記史料當中爬梳，以資了解當時的人如何描述與看待這些經濟問題。

其他人物思想方面，以明清之際的知識分子為主要分析對象，再往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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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先秦的論點，將傳統與當時的意見，分別與黃宗羲的看法做比對，觀察黃宗羲所繼承與突破的言論思想為何，並以此了解時代發展過程中，古今的異同之處。明清人物的相關言論，以個別人物的文集著述作為分析對象，除了個人文錄、奏議、專書外，另外從當時所編撰的文選叢書之中收集，諸如

《乾坤正氣集》、《皇明經世文編》等，這類書籍多半收錄當時士人所關心的時事議題，或備受關注的人物著作，另外像是《清經世文編》，有收集清初人士的意見，這些人與黃宗羲同一時代，亦是資料收集的來源。

而明代以前的觀點，先秦部分，主要以儒家的理念來分析，輔以法家的觀點，資料上以《四書》與個別思想家的語錄著作為參考。漢唐以至於宋代，

針對與黃宗羲所談論的類似問題來比較觀點，同樣除了個人著作之外，亦從專史與通史當中，像是《史記》、《漢書》與《文獻通考》等史書，收集歷史人物對於相關問題的意見，亦包括撰著者本身的看法。除了上述的類別以外，

部分個人的著作，純為資料收集的方便，則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清代以後，乃至於今人所匯整的各類套書中收集⁷⁷。在時間斷限上，黃宗羲所涉及的經濟問題，主要以明代後期的發展為批判對象，但是相關的經世著作完成於明亡之後，清初的環境多少影響其觀察與分析，因此時間點的選擇，雖以萬曆中期到明代滅亡（1590’s-1640’s）為主要的背景年代，但是部分議題仍需繼續延伸到康熙初年（1660’s）的發展。

至於同時代的言論選擇，以明末清初，也就是生存於十七世紀的人物為主要的比較對象，明代前期的觀點，則列為同時代的早期言論。

以研究架構而言，主體可分為三個部分來分析。第一個部分，著重於黃宗羲個人的了解與相關時代背景的分析，首先介紹黃宗羲的家世背景，及其生平經歷，從中了解黃宗羲的為人與性格；再來介紹黃宗羲的治學方向與各類學術著作，並且分析黃宗羲的治學精神與其經世立場的關聯，另就黃宗羲經世著作的寫作歷程與方向作一介紹，包括後世學者對於《明夷待訪錄》的評價看法；最後將黃宗羲所涉及的經濟問題：土地、賦役、貨幣、工商活動與消費行為，分別就當時的背景狀況逐一闡述。

第二個部分為討論的重心所在，將黃宗羲的經濟思想分為養民觀與富民論兩大方向來分析。養民觀的部分，黃宗羲以君主做為民生安定的關鍵，認為君主理當承擔養民的責任，而非剝奪民生以自利，黃宗羲將君主失職的問題指向土地兼併與賦役過重兩個方向，要求土地分配與賦役負擔的合理化，

77 此段文字所談及之著作，與其他未列之史料、研究成果，相關的編著者與出版項目，請見參考書目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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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做為養民的方式。這個部分將討論黃宗羲如何解讀君主的角色與職責，何以將土地與賦役視為民生的關鍵，分析黃宗羲不滿的理由，以及他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富民論的部分，討論項目放在貨幣與工商活動、消費風氣，

黃宗羲認為這些問題足以影響天下安富與社會安定，不只要從制度變革，亦要從民間的經濟行為加以改變，才能避免貧困的發生。黃宗羲對於「富」的定義為何，又要以哪些方式來達到富民的效果，為富民論的討論方向。除了分析黃宗羲的意見外，另外根據傳統的觀點以及同時代的意見作比對，看看黃宗羲的想法，在傳統與創見之間，究竟歸屬於哪個範疇，是否有為特定的族群發言，其意見是否確實可行，以及黃宗羲期待問題解決之後，所欲呈現的結果為何，這些項目皆包含在養民觀與富民論的分析中，藉由這些問題的討論，得以更加了解黃宗羲經濟思想的面貌。

第三個部分，則是從上述的討論中，繼續分析黃宗羲經濟思想的內涵，

藉此探討黃宗羲是以何種信仰理論來組織他的經濟思想，與明代的經世路線做比較，又有何異同之處，由此來了解黃宗羲經濟思想的時代特色，從中認識黃宗羲的思考模式及其侷限性，以及他對自己的認知與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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