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紀實與改寫──日治時期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創作與出版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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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

民歌的紀實與改寫—日治時期梁啟超

〈臺灣竹枝詞〉的創作與出版新論

翁聖峰

^

摘　要

梁啟超（1873-1929）於1911年遊臺考察，有詩作89首，詞作12首，風格或內容上受到他自身詩界革命觀念的影響。梁啟超、夏曾佑與譚嗣同等人曾在清代戊戌變法前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嘗試創作。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雖然籠罩於日本殖民體制之下，但對大清帝國發生的詩界革命亦有所認識，詩界革命要角黃遵憲，其〈山歌〉的內容與語言均具民歌風格，梁啟超曾參照臺灣山歌，

作〈臺灣竹枝詞〉10首，手法和語調與黃遵憲詩作相近，頗有民歌之風。李獻璋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將梁啟超的〈臺灣竹枝詞〉列於「附錄」，顯然不認為全是民歌之作。梁啟超手稿版本的〈臺灣竹枝詞〉，特別標示是在讚岐丸舟中的

「戲筆」，非即席的採風之作。本文透過梁啟超手稿、《臺灣詩薈》、上海中華書局通行版本的〈臺灣竹枝詞〉，分析版本的刊載及其創作觀念，進而探討其內涵與意義。

關鍵詞：梁啟超、竹枝詞、林獻堂、民間文學、詩界革命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singhong.blogspot.tw/ ，[email protected] 。

** 本論文為國科會研究案「日治時期臺灣竹枝詞之研究」的部份成果，計畫編號：100-2410-H-152-009-，撰寫過程承兼任助理葉衽榤襄助，特此致謝。

*** 感謝兩位匿名審查人的寶貴意見，裨益於本論文的修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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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版本刊載三、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版本比較四、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文體與寄寓五、結語

一、前言

竹枝詞為具備七言絕句格式，內容卻飽含俚俗文化與風土人情的傳統詩。

¹

文人竹枝詞的萌芽源自中國唐代的白居易、劉禹錫等人的唱和之作，白劉兩人的文學創作本有通俗平易的特色，使竹枝詞初形成時即有通俗的本質。清代臺灣的竹枝詞發展，包括郁永河、施瓊芳、陳肇興、許南英、丘逢甲等均有創作。

²

日治時期，包括吳德功、賴和、林朝崧、李騰獄與梁啟超等均曾創作竹枝詞。1957 年賴尚益的《悶紅墨屑》有千首竹枝詞，是目前所見收錄竹枝詞數量最多的個人文學集。以臺灣傳統詩史的角度來看，竹枝詞不僅在數量上具有一定的比例份量，並且由於具風土元素的本質，記錄著時代與社會的變遷。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即從報章當中擷取了臺灣山歌的部份句子，經由改寫，創作為竹枝詞。同時，這10首〈臺灣竹枝詞〉具有梁啟超本身的心境，及其對臺灣的情感。

梁啟超（1873-1929）

³

曾於1911年3月24日由日本出發遊臺考察，3月28日登陸，4月11日離臺，在為期十幾日的旋風式行程中，臺灣本地的知識份子與梁啟超進行大量的資訊與理念交換。然而操廣東話的梁啟超，與臺灣文人進行對談時，所使用的並非口語化的臺語，而是書面「漢文」。此時臺灣文人使用的漢文也並非式純粹的傳統漢文，而是已經經過日本殖民政府「轉化」過的「殖民地漢文」。

⁴

殖民地漢文具有日本漢字的基礎，同時又與臺灣原先使用的漢字習慣相互

1 陳香，〈竹枝詞在臺灣的流變〉，《臺灣竹枝詞選集》（臺北：臺灣商務，1983年），頁280。

2 翁聖峰《清代竹枝詞之研究》則認為「清代臺灣作者對異地他鄉的意義不同於唐人甚大。」翁聖峰，《清代竹枝詞之研究》（臺北：文津出版社，1996年），頁19。

3 梁啟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中國廣東省新會縣人。下河邊半五郎編有《飲冰室文集類編》（日本東京：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1902年）。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飲冰室合集》（全四十冊）（中國上海：中華書局，1922年）。許俊雅編校有《梁啟超遊臺作品校釋》（臺灣臺北：

鼎文書局出版，2007年）。夏曉虹編校有《〈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中國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年）。目前流傳最廣為1936年上海中華書出版的《飲冰室合集》。1902年至1937年之間，約有四十多種梁啟超不同的文集出現，李國俊稱目前可稽的梁啟超作品約1100萬字，見吳松等編，〈點校前言〉

《飲冰室文集點校》（中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年）。

4 詳見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

《臺灣史研究》15卷4期（臺北：中研院臺史所，2008年12月），頁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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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產生日治時期稍具變化的漢文。「漢字」具有一種想像共同體特質，特別在文化上尤其如此。

⁵

梁啟超與臺灣文人共同使用漢字意見時，雙方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熟悉感。梁啟超所主張的詩界革命，於書面上盡量使用民間口語的用法，使文學打破舊有的規範，最為重要的是在精神層面進行革命。同一時期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臺灣的「漢字」剛好在「精神」層面產生重要的變化，無論是中國以白話文運動啟蒙大眾、日本利用漢字接受西學，或是臺灣一方面承受日本漢字的影響，一方面產生傳統文學與臺灣話文的兩條路線，漢字圈都在精神上「革命」，梁啟超「詩界革命」背景於此。

⁶

在以詩界革命為理念的前提下，〈臺灣竹枝詞〉的完成更為有趣

⁷

，除了在內容上具有「變異」的情況外，也與國家社會的興衰、口語白話與文言等諸議題有所關聯，以往在梁啟超遊臺的相關研究中，其對臺灣傳統文人的影響常為核心議題。

⁸

儘管梁啟超對當時臺灣文壇的影響究竟多深多廣難以估量，但能確知梁啟超與臺灣有所互動。梁啟超與臺灣的互動並非是單向的，除了梁啟超的思想對臺灣有所影響外，臺灣也影響了梁啟超的若干創作，如梁啟超〈臺灣竹枝詞〉即受到臺灣民歌的薰染，部分內容來自臺灣山歌，

有些甚至「直用原句」。

臺灣目前關於梁啟超的研究與文獻整理，專書部分以許俊雅《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

⁹

、《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信》

¹⁰

較為全面，前者收錄並校對梁啟超遊臺灣所寫下的相關詩文，包括了〈臺灣竹枝詞〉，後者收錄梁啟超與臺灣重要文

5 指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於《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 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所提出因印刷術興起而形成的「想像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概念。安德森認為：「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類語言宿命的多樣性者三者的結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而自其基本型態觀之，這種新的共同體實已為現代民族之登場預先搭好了舞臺」。吳叡人譯，班納迪克．安德森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北：

時報出版，1999年4月26日），頁55。

6 「革命」一詞原先來自於日語的用法，被梁啟超所吸收應用。梁啟超於1899年12月25日《清議報》第三十五號的〈汗漫記〉（後易名為〈夏威夷遊記〉）提出「詩界革命」。

7 由於梁啟超身兼詩人與政治家的雙重身分，因此對於文學有更高層次的期許。例如「詩界革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書寫，「文學革命」則是利用「俗語文體」進行創作。梁啟超曾在〈夏威夷遊記〉中提到：「余自先世數百年，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讀，不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餘生九年，乃始遊他縣；生十七年，乃始遊他省，猶了了然無大志，夢夢然不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不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大勢力所簸蕩所衝擊所驅遣，乃使我不得不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不得不為世界人也。」（梁啟超，〈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第七冊，專集之二十二（中國北京：中華書局，

1989年），頁185。）由這段話可知梁啟超本身即是革命的象徵，其文學革命、詩界革命為振興民族的方式之一。〈臺灣竹枝詞〉採用臺灣民歌影射中國與臺灣的關係，基本上實踐了「俗語文體」、「舊風格含新意境」的創作理念。又「現行本《飲冰室詩話》，凡有一百七十四章，其中有關『詩界革命』即有五十四章，

佔詩話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飲冰室詩話》中梁氏所論的詩人共一百十六人，而其中梁氏最重視者無疑是黃遵憲，黃氏不僅出現於詩話中次數最多，梁氏也認為他最能鎔鑄新理想於舊風俗。」魏仲佑，《黃遵憲與清末詩界革命》（臺北：國立編譯館，1994年），頁254、267、318。

8 謝小韞主持、蕭明治紀錄，〈「梁啟超遊臺百年紀念」座談會紀錄〉，多位學者的發言即重新反省梁啟超研究與臺灣民族運動的關係，收錄於《臺北文獻直字》176期（臺北：臺北市文獻會，2011年6月），頁1-46。

9 許俊雅編校，《梁啟超遊臺作品校釋》（臺北：國立編譯館，2007年）。

10 許俊雅編注，《梁啟超與林獻堂往來書札》（臺北：萬卷樓，20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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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林獻堂之間的書信，並有影像檔案。期刊文章部分共計有421筆

¹¹

，其中12筆與臺灣直接相關，分別是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

¹²

、鄭淑蓮〈梁啟超之遊臺與林獻堂（1907-1911）〉

¹³

、陳徵毅〈梁啟超旅臺始末〉

¹⁴

、謝小韞主持之〈「梁啟超遊臺百年紀念」座談會紀錄〉、顧敏耀〈創作空間與文學地景──萊園．櫟社．梁啟超〉

¹⁵

、張良澤講〈臺湾文学における梁啟超と呉新栄──日本統治下のある中国知識人と臺湾知識人の臺湾新旧文学に対する影響〉

¹⁶

、謝金蓉〈百年前的臺灣旅客：梁啟超與林獻堂〉

¹⁷

、藍偵瑜〈梁啟超訪臺對傳統文人的影響之考察──以林痴仙為分析對象〉

¹⁸

、謝秋萍〈梁啟超與霧峰林家三傑林癡仙、

林幼春、林獻堂的臺灣情誼〉

¹⁹

、林蔾〈梁啟超屐印臺灣〉

²⁰

、刁抱石〈梁啟超與臺灣及其他〉

²¹

、陳應龍〈梁任公遊臺灣感慨賦詩〉

²²

、羅秀美〈「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梁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

²³

等。當中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較早，內容與材料也較為全面而完整；較近的是謝小韞主持的〈「梁啟超遊臺百年紀念」座談會紀錄〉，補充新觀點與資訊。在學位論文部分共計有36筆

²⁴

，其中1筆與臺灣直接相關，為張佩瑜〈梁啟超遊臺詩文與臺灣民族運動〉

²⁵

。張佩瑜提出梁啟超與林獻堂的兩次會面中，梁啟超提示以溫和務實的方式對抗日人，並籌款辦報，而其遊臺作品呈現日人在臺殖民情況，也激勵臺灣傳統詩人。張佩瑜認為梁啟超離臺後，仍與林獻堂有書信往返，顯示對臺灣知識

11 以目前臺灣的刊載為主，統計截止日期為2012年12月17日。

12 黃得時，〈梁任公遊臺考〉，《臺灣文獻》，第16卷第3期（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65 年9月），頁1-68。

13 鄭淑蓮，〈梁啟超之遊臺與林獻堂（1907-1911)〉，《弘光學報》，30期（臺中：弘光技術學院，1997年10 月），頁161-175。

14 陳徵毅，〈梁啟超旅臺始末〉，《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8期（臺北：國家圖書館，2012年2月），頁34- 39。

15 顧敏耀，〈創作空間與文學地景—萊園．櫟社．梁啟超〉，《臺灣文學評論》，11卷1期（臺南：真理大學臺灣文學資料館，2011年1月），頁44-56。

16 張良澤講，〈臺湾文学における梁啟超と呉新栄—日本統治下のある中国知識人と臺湾知識人の臺湾新旧文学に対する影響〉，《臺灣文學評論》，8卷3期（臺南：真理大學臺灣文學資料館，2008年7月），頁 200-212。

17 謝金蓉，〈百年前的臺灣旅客—梁啟超與林獻堂〉，《思想》，2（臺北：聯經公司，2006年6月），頁 209-223。

18 藍偵瑜，〈梁啟超訪臺對傳統文人的影響之考察—以林痴仙為分析對象〉，《島語》，3期（高雄：春暉，2003年），頁54-65。

19 謝秋萍，〈梁啟超與霧峰林家三傑林癡仙、林幼春、林獻堂的臺灣情誼〉，《臺灣文學觀察雜誌》，8期，

（臺北：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社，2003年9月）頁28-37。

20 林蔾，〈梁啟超屐印臺灣〉，《廣東文獻季刊》，8期3卷（臺北：臺北廣東同鄉會，2008年9月），頁42- 43。

21 刁抱石，〈梁啟超與臺灣及其他〉，《暢流》，62卷6期（臺北：暢流出版社，1980年11月），頁5-7。

22 陳應龍，〈梁任公遊臺灣感慨賦詩〉，《書和人》，577期（臺北：國語日報，1987年，9月），頁1-2。

23 羅秀美，〈破碎山河誰料得，艱難兄弟自相親─梁啟超遊臺詩的家國情懷〉，《元培學報》，7期（新竹：元培科技大學，2000年12月），頁207-217。

24 以目前臺灣的研究為範圍，統計截止日期為2012年12月17日。

25 張佩瑜，〈梁啟超遊臺詩文與臺灣民族運動〉，桃園：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200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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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的影響力。

²⁶

從上述這些積累的研究看來，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顯然並未在梁啟超研究中有顯著的位置。

²⁷

本文以〈臺灣竹枝詞〉在臺灣的出版與刊載為基礎，分析該組詩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有何意義，在臺灣文學史上又代表何種角色？並回歸到詩作的內容，探討其創作價值及其與臺灣的互動關係。

二、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版本刊載

梁啟超〈臺灣竹枝詞〉於日治時期曾在《臺灣詩薈》、《臺灣民報》、

《三六九小報》、《臺灣民間文學集》等書報刊的出現，戰後則有《臺北文物》、《臺灣文獻》、《臺灣詩錄》、《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等出版物刊載。從版本與刊載的情況，可以約略了解〈臺灣竹枝詞〉在日治文學場域的流佈情況。「版本」一詞原先指同一本古典文學書籍在不同時間出版時，由於印刷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對於版本的研究通常會關注不同版本的特殊之處與規律現象，現當代文學則會因為「再版」的情況而產生現代文學的版本學。印刷術的興起與大盛造就了版本學的濫觴，也開拓了知識傳播的坦途。印刷術與出版同時也可以是一種思想傳播的利器，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觀點，從文化內涵的質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可以理解民族主義的源起。由於與資本主義的相映，因此印刷術被歐洲的普羅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主義政權所吸納，最後更導致亞洲與非洲殖民地以民族主義來抗爭帝國主義的數百年歷史進程。

²⁸

由安德森的觀點來推測，梁啟超〈臺灣竹枝詞〉在日治時期的出版與刊載，對漢文化圈的交流與民族意識可能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²⁹

日治時期梁啟超〈臺灣竹枝詞〉陸續刊載於1925年的《臺灣詩薈》、1929年的《臺灣民報》、1931年的《三六九小報》、1936年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其潛在因素值得探究

³⁰

。

26 不過，謝小韞主持的〈「梁啟超遊臺百年紀念」座談會紀錄〉，頁43，許雪姬提到：「梁啟超來臺並非沒有影響，只是在臺灣民族運動上，他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像的大。」

27 中國研究者亦有梁啟超至臺的詩歌研究，如白少帆，〈海桑吟—梁啟超辛亥臺灣之旅〉，《百年潮》，

2001年第4期，頁77-78。朱雙一，〈梁啟超臺灣之行對殖民現代性的觀察和認知—兼及對臺灣文學的影響〉，《臺灣研究集刊》，2009年第2期（總104期），頁82-90。不過，白少帆、朱雙一未論及梁啟超的

〈臺灣竹枝詞〉之作。

28 吳叡人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頁 49-78。

29 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梁啟超訪臺以漢字與臺人交流，〈臺灣竹枝詞〉內容利用相戀男女無法相見的情景影射中國與臺灣的處境，加上梁啟超提出臺人自保的建議，可能更鼓舞了臺灣文人的文化運動。

30 連雅堂主編，《臺灣詩薈》，18期，1925年6月15日。《臺灣民報》，243號8版，1929年1月13日。《三六九小報》，78號4版，1931年5月29日。李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臺北：臺灣新文學社，1936年）。這是目前看到的出版，因出版的散佚，或許實際刊載的次數更多，如《臺灣新聞》幾都已散佚，《臺南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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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詩薈》刊載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部分詩作下的「首兩句直用原文」等字樣，《三六九小報》刊載署名新會梁啟超任公的〈臺灣竹枝詞〉，與

《臺灣詩薈》相仿，也呈現部分詩作下的「首兩句直用原文」等字樣，《三六九小報》則將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放在「古香零拾」的專欄位置。《臺灣民間文學集》刊載〈臺灣竹枝詞〉，但卻註明為「梁啟超輯」，並放在民歌的附錄部分。連橫在〈詩薈餘墨〉稱「詩薈者，集眾人之詩而刊之，仍以紹介於眾人，不佞僅任其勞，而臺灣之文學賴以振興，於臺灣之文化不無小補。」

³¹

從收錄的本質來看，是屬於傳統的古典文學；《三六九小報》雖然亦以刊載漢詩、文、小說為主，但本質上則是傳統文人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刊載，風格較為大眾。

³²

《臺灣民報》新舊文學兼收，〈臺灣竹枝詞〉雅俗風格兼具，亦符合其出版取向。收錄〈臺灣竹枝詞〉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則是體現出文人觀念下的民間文學。

〈臺灣竹枝詞〉被歸在《臺灣民間文學集》「附錄」，原因可能是〈臺灣竹枝詞〉已經梁啟超的潤飾改造而成為傳統文學的體式。〈臺灣竹枝詞〉受到臺灣傳統文人的重視，並且被刊載於具有古典風格、大眾風格與民間風格的刊物書籍。

綜上所述，〈臺灣竹枝詞〉具有雅文學、俗文學、民間文學、古典文學等多元特色。對於日治時期的傳統知識分子而言，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能夠在不同屬性的刊物刊載，原因之一是這組竹枝詞在類型上適合於各種刊物。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臺灣竹枝詞〉在思想上提供傳統知識分子一種想像，這個想像或許與

〈臺灣竹枝詞〉的作者梁啟超具有中國名人身分有關，同時也與梁啟超藉由這組竹枝詞傳達的情感密不可分。

然而梁啟超的〈臺灣竹枝詞〉在《臺灣詩薈》、《臺灣民報》、《三六九小報》、《臺灣民間文學集》的內文並不一致，其版本可分為兩類，《臺灣詩薈》、《三六九小報》為一類，《臺灣民報》、《臺灣民間文學集》一類。1965 年黃得時發表的〈梁任公遊臺考〉採用中華書局的版本，曾稱《臺灣詩薈》不知採自何種版本。《臺灣民報》版的〈臺灣竹枝詞〉之末並標示了「錄自重編飲冰室」，《臺灣民間文學集》未標示版本，但註明為「梁啟超輯」，內容與《臺灣民報》版相同，同樣採自「重編飲冰室」版本，所謂的「重編飲冰室」即《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1926年上海中華書局的版本，梁啟超的侄子梁廷燦所整理，

〈序〉中稱：「叔父所為文，坊間所裒輯者，大抵以意增刪，深恐閱者未得叔父

約剩三分之一，許多文獻可能因散佚而不見於出版史。

31 連橫，《雅堂文集》，《連雅堂先生全集》卷4（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2年），頁285。

32 雖然《三六九小報》在風格上傾向大眾，但刊物由連雅堂、趙雲石等擔任編輯，趙雅福擔任發行人，又是

「南社」、「春鶯吟社」、「桐侶吟社」等傳統文人社群共同組成，因此仍屬傳統文學的陣營。

(7)

之意，因取原稿重編。……編既竟，叔父命述其緣起。」

³³

這是梁啟超生前最後出版的文集，是經梁啟超認可的。

無論是梁啟超生前最後出版的《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梁啟超逝世後，由其友人編輯，留傳最廣的1936年《飲冰室合集》，或是距離1911年〈臺灣竹枝詞〉創作，時間上較接近的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全集》，其內容是一致的

³⁴

，與《臺灣詩薈》、《三六九小報》的〈臺灣竹枝詞〉版本內容不同，但與《三六九小報》、《臺灣民間文學集》的內文一致。

目前梁啟超遊臺作品的整理，以許俊雅編校的《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彙整諸多版本，復加許俊雅編注的《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最為完整，對梁啟超遊臺作品的研究貢獻甚大。如1911年4月梁啟超在讚岐丸舟中的〈臺灣竹枝詞〉

手稿版即收錄於《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該書的「書信編校」將手稿版本異於中華書局「通行版」的〈臺灣竹枝詞•序〉整理出來，有助於理解〈臺灣竹枝詞〉最早是「從報章中見臺灣山歌」而作的，不似「通行版」所謂的「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譯其辭意。」此序強調〈臺灣竹枝詞〉為親身的見聞所作，手稿版、通行版兩個版本的空間場景差異甚大。

不過，《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可能是因「手稿版」〈臺灣竹枝詞〉

的字體過小而一時疏忽，梁啟超手稿版的內文及自註其實頗多地方與「通行版」

不同，《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並未標注出來，多數僅援引「通行版」的內容，倘若未細究〈臺灣竹枝詞〉的手稿，即無法比對出這諸多的差異。復加《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雖已運用諸多不同版本，惟仍未將差異甚大的「手稿版」包含進去，使得「手稿版」的研究更形迫切，而且經筆者的比對，梁啟超「手稿版」、《臺灣詩薈》版、通行版〈臺灣竹枝詞〉三個版本其實是頗有關係的，非常值得比較、分析。

〈臺灣竹枝詞〉在《梁啟超遊臺作品校釋》的編校，仿陳漢光《臺灣詩錄》

之例

³⁵

，採通行版為本，再加注《臺灣詩薈》版本的異文。底下則以梁啟超手稿版〈臺灣竹枝詞〉為本（縮小影本見底下「梁啟超手稿版〈臺灣竹枝詞〉」全文之後的「圖一 1911年梁啟超〈臺灣竹枝詞〉手稿」），再加注與《臺灣詩薈》

版（縮小影本見「圖二 1925年《臺灣詩薈》版本〈臺灣竹枝詞〉」）、通行版

（縮小影本見「圖三 1926年《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版本〈臺灣竹枝詞〉」）

33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 794‧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年）。

34 惟一差本是1916年版的「今生『彀』受相思苦」，在1926年、1936年版改為較常用的字體「今生『夠』受相思苦」。

35 陳漢光編，《臺灣詩錄》（下）（臺中：臺灣省文獻會，1984年再版），頁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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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同

³⁶

，將更有助於釐清〈臺灣竹枝詞〉內容的變易軌跡。

（^手稿版本）臺灣竹枝詞梁啟超

從報章中見臺灣山歌若干首，雖勞人思婦之所為作，偶一諷詠，若不勝〈谷風〉、〈小弁〉之怨者，乃譜之為竹枝詞，為遺黎寫憂云爾。

³⁷

郎家在

³⁸

在三重埔

³⁹

，妾家在在白石湖。路頭相望無幾步，郎試回頭見妾無？

（原文為親見在在三重埔，親妹在在白石湖，親見於所歡，親妹自謂也，郎歡為見此方言，言不了解，看此下片郎字原文以見字也，在在為言我在。）

⁴⁰

韭菜花開心一枝，花正黃時葉正肥。願郎摘花連葉摘，到死心頭肯不

⁴¹

離。

（首句，直用原文。）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⁴²

。樹頭結

⁴³

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全島所至皆生相思樹。）

⁴⁴

手跨

⁴⁵

柴刀入柴山，柴心未斷做柴攀。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離樹何時還。

（首二句，直用原文。）

郎捶大鼓妾打鑼，稽首西天

^{4 6}

媽祖婆。今生彀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

⁴⁷

（臺人迷信天上聖母，亦稱為媽祖婆，於三月二十二日為聖母誕，全島祭賽若狂，男女攜手○洪，敬事○迎神。）

⁴⁸

綠陰陰處打檳榔，蘸得蒟醬持

⁴⁹

勸郎。願郎到口莫嫌澀，箇中甘美郎細嘗。

36 上海中華書局1916年版不分卷《飲冰室全集》，共48冊，當中的〈臺灣竹枝詞〉與1926年《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版本內容相同，惟國家圖書館善本書室的上海中華書局1916年《飲冰室全集》，不提供複印，故此處使用1926年的版本。

37 上海中華書局「通行版」、《臺灣詩薈》版本〈臺灣竹枝詞•序〉：「晚涼步墟落，輒聞男女相從而歌，譯其辭意，惻惻然若不勝〈谷風〉、〈小弁〉之怨者。乃掇拾成什，為遺黎寫哀云爾。」手稿本〈臺灣竹枝詞〉原作品未加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

38 本首一、二句的「在在」字，「通行版」作「住在」，但「手稿版」、《臺灣詩薈》版均作「在在」，《臺灣詩錄》依「通行版」的文字，稱「在在」第一個「在」為誤寫。

39 通行版作「浦」，《臺灣詩薈》版作「埔」，手稿版字跡的部首不清，參梁啟超其他手稿「土」與「水」的筆法，此字較似「埔」，梁啟超其他手稿「水」部的筆法都寫做三點水，未見略為二點，「埔」常見於臺灣地名，但在中國較罕見，故被易誤認為「浦」，或是「浦」更接近於中國讀者的閱讀習慣，故通行本呈現的是「浦」字。

40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的詩末自註均為：「首二句，直用原文」，手稿版較詳細，自註多達56字。

41 通行版、《臺灣詩薈》版作「不肯」。

42 此句手稿版、通行版作「思郎恨郎郎不知」，《臺灣詩薈》版作「情葉情根深似伊」。

43 手稿版、通行版作「結」，《臺灣詩薈》版作「能」。

44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作「全島所至植相思樹」。

45 手稿版、《臺灣詩薈》版作「跨」，通行版作「握」。

46 手稿版作「西天」，《臺灣詩薈》版、通行版作「天西」。

47 手稿版與通行版均作「乞取他生無折磨」。《臺灣詩薈》版作「還乞相思來世多」。

48 《臺灣詩薈》版的自註為：「臺人所謂天上聖母者，亦稱媽祖婆。」通行版的自註：「臺人最迷信，所謂天上聖母者，亦稱為媽祖婆，謂其神來自福建，每歲三月迎賽若狂。」手稿版的「○」表示字體尚待辨識。

49 手稿版、《臺灣詩薈》版作「持」，通行版作「待」。

(9)

（臺人是鄉檳榔，婦女嗜之尤能。）

⁵⁰

芋

⁵¹

芒花開直勝筆，梧桐揃尾西照日。郎如霧裏花迷龍

⁵²

，妾似風前葉蕭瑟

⁵³

。（首二句，直用原文，芋芒不詳何花，或言蒲葵也。）

⁵⁴

教郎早來郎恰晚，教郎大步郎寬寬。滿擬待郎十年好，五年未滿愁心肝。

（四句皆用原文，竄易數字。

⁵⁵

）

蕉葉長大難遮陽，蔗花雖好不禁霜。蕉肥蔗老有人食，欲寄郎行愁路長。

（首句直用原文）

⁵⁶

郎行贈妾猩猩木，妾贈郎行胡

⁵⁷

蝶蘭。猩紅血淚有時盡，蝶翅低垂那得乾。

（猩猩木、胡蝶蘭皆臺灣異產）

⁵⁸

讚岐丸舟中梁啟超戲筆

⁵⁹

圖一 1911年梁啟超〈臺灣竹枝詞〉手稿

50 此12字自註，均未出現於《臺灣詩薈》版、通行版。

51 《臺灣詩薈》版誤為「芉」字。不過「芉」芒花可能較符合臺灣的「芒花」實物，「芋」芒花可能是梁啟超的誤筆，其自註才會寫到：「芋芒不詳何花」。

52 手稿版「花迷龍」，《臺灣詩薈》版、通行版作「向陽花」。

53 手稿版「葉蕭瑟」，《臺灣詩薈》版、通行版作「出頭葉」。

54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的自註僅7字：「首二句，直用原文。」

55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的自註：「全首皆用原文，竄易數字。」

56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的自註：「首句用原文」。

57 《臺灣詩薈》版、通行版作「蝴」。

58 此自註未見於《臺灣詩薈》版、通行版。

59 「讚岐丸舟中、梁啟超戲筆」為手稿版僅有，《臺灣詩薈》版、通行版均無。

(10)

圖二 1925年《臺灣詩薈》版本〈臺灣竹枝詞〉

圖三 1926年《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版本〈臺灣竹枝詞〉

(11)

三、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版本比較

以上梁啟超「手稿版」〈臺灣竹枝詞〉的內容參考自《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但該文獻墨色較淡，字跡較小，頗多文字無法辨識，復參照林佩蓉〈作家筆下的人事與景物（一）〉

⁶⁰

所附的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手稿照片，此照片較之《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來的小，但墨色較深，有些文字更易於辨識，並藉助放大鏡逐字比對而得，但仍有2個文字的字體尚待考究。

梁啟超手稿版〈臺灣竹枝詞〉係隨著〈湯明水致林獻堂函一〉所寄出的，這封寄給林獻堂的信中提到：「公並寄舟中所作竹枝詞如干首，乞詧納。」

⁶¹

更證明了手稿版〈臺灣竹枝詞〉是最早的版本，通行版是後來修改過的版本。底下先列出「梁啟超〈臺灣竹枝詞〉手稿版、《臺灣詩薈》版、通行版差異表」，表中的「粗體文字」代表在三個版本內容有差異之處，後面將再比較分析其差異。

差異處手稿版《臺灣詩薈》版通行版

序 從報章中見臺灣山歌若 干首，雖勞人思婦之所 為作，偶一諷詠，若不 勝〈谷風〉、〈小弁〉

之怨者，乃譜之為竹枝 詞，為遺黎寫憂云爾。

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 相從而歌，譯其辭意，

惻惻然若不勝谷風、小 弁之怨者，乃掇拾成 什，為遺黎寫哀云爾。

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 相從而歌，譯其辭意，

惻惻然若不勝谷風、小 弁之怨者，乃掇拾成 什，為遺黎寫哀云爾。

第一首郎家在在三重埔 妾家在在白石湖

郎家在在三重浦 妾家在在白石湖

郎家住在三重埔 妾家住在白石湖 第一首

註

原文為親見在在三重 埔，親妹在在白石湖，

親見於所歡，親妹自謂 也，郎歡為見此方言，

言不了解，看此下片郎 字原文以見字也，在在 為言我在。

首二句直用原文 首二句直用原文

第二首到死心頭不肯離 到死心頭肯不離 到死心頭肯不離 第三首思郎恨郎郎不知 情葉情根深似伊 思郎恨郎郎不知 第三首

註

全島所至皆生相思樹 全島所至植相思樹 全島所至植相思樹 第四首手跨柴刀入柴山

蘸得蒟醬持勸郎

手跨柴刀入柴山 蘸得蒟醬持勸郎

手握柴刀入柴山 蘸得蒟醬待勸郎 第五首稽首西天媽祖婆 稽首天西媽祖婆 稽首天西媽祖婆 第五首乞取他生無折磨 還乞相思來世多 乞取他生無折磨

60 林佩蓉，〈作家筆下的人事與景物（一）〉，《臺灣文學館通訊》，34期（2012年3月），頁108。

61 許俊雅編，《梁啟超與林獻堂往來書札》，「書信編校」頁32，此信為1911年4月17日所寄的。信中的

「公」係指梁啟超。

(12)

差異處手稿版《臺灣詩薈》版通行版第五首

註

臺人迷信天上聖母，亦 稱為媽祖婆，於三月 二十二日為聖母誕，全 島祭賽若狂，男女攜手

○洪，敬事○迎神。

臺人所謂天上聖母者，

亦稱媽祖婆。

臺人最迷信，所謂天上 聖母者，亦稱為媽祖 婆，謂其神來自福建，

每歲三月迎賽若狂。

第六首註

臺人是鄉檳榔，婦女嗜 之尤能。

（無）（無）

第七首芋芒花開直勝筆 芊芒花開直勝筆 芋芒花開直勝筆 第七首郎如霧裏花迷龍

妾似風前葉蕭瑟

郎如霧裏向陽花 妾似風前出頭葉

郎如霧裏向陽花 妾似風前出頭葉 第七首

註

首二句，直用原文，芋 芒不詳何花，或言蒲葵 也。

首二句，直用原文。首二句，直用原文。

第八首註

四句皆用原文，竄易數 字。

全首皆用原文，竄易數 字。

第九首註

首句直用原文 首句用原文首句用原文 第十首妾贈郎行胡蝶蘭 妾贈郎行蝴蝶蘭 妾贈郎行蝴蝶蘭 第十首

註

猩猩木、胡蝶蘭皆臺灣 異產

（無）（無）

署名 讚岐丸舟中 梁啟超戲筆

（無）（無）

由上表可知，手稿版〈臺灣竹枝詞〉與通行版除了〈序〉所述的撰寫空間場景的不同之外，內文差異亦大。以往《臺灣詩薈》版本的「郎家在在三重埔」、

「妾家在在白石湖」，自《臺灣詩錄》以來都直接將「在在」訂正為「住在」，

並認為是錯誤之筆，但參之手稿版即是寫為「在在」，而且梁啟超還在自註說明：「在在為言我在」，可見《臺灣詩薈》的「在在」不僅是有所根據，而且是與手稿的內容相同。由梁啟超的自註，可知「在在」為當時臺灣山歌的方言用詞。自註又稱此詩的前二句原為「親見在在三重埔，親妹在在白石湖。」經梁啟超修改為「郎家在在三重埔，妾家在在白石湖。」《臺灣詩薈》版本、通行版

〈臺灣竹枝詞〉第一首的自註均為「首二句，直用原文。」但由手稿版來看，第一首「首二句」的「郎家在在三重埔，妾家在在白石湖。」其實是修改自：「親見在在三重埔，親妹在在白石湖。」並非「直用原文」。由〈臺灣竹枝詞〉第一首之例來看，《臺灣詩薈》版本的「在在」保留了手稿版的原文，但自註的內容則與通行版相同，僅有「首二句，直用原文」，手稿版較詳細，自註多達56字，

《臺灣詩薈》版本似是由手稿版過渡到通行版的中介版本，兼容了手稿版與通行

(13)

版的部份內容。

⁶²

〈臺灣竹枝詞〉第一首「首二句」的詩句原是修訂之筆，通行版卻強調是

「直用原文」，用意在彰顯詩歌的庶民性，不過，卻與事實不吻合，可見文學的書寫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這與〈臺灣竹枝詞〉的手稿版〈序〉的改易一樣，

同樣是文學手法，為了更吸引讀者，將在讚岐丸舟中閱讀報章的臺灣山歌，改易為：「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譯其辭意。」更有臨場感的效果，不過，因梁啟超聽不懂臺灣人的語言，若未看到手稿版過渡到通行版的差異，可能一直打繞在推敲梁啟超既然聽不懂臺灣人的語言，那如何去聽民歌，譯寫成〈臺灣竹枝詞〉的假問題上。

手稿版的「手『跨』柴刀入柴山」、「蘸得蒟醬『持』勸郎」詩句與《臺灣詩薈》版本的相同，在通行版分別改為「手『握』柴刀入柴山」、「蘸得蒟醬

『待』勸郎」，可見《臺灣詩薈》版本是有根據，而且手稿版、《臺灣詩薈》這兩句「跨」柴刀、「持」勸郎的風格更有動作性、更為直率，改為「握」柴刀較接近一般用詞，「待」勸郎用語則較含蓄、細膩，手稿版、《臺灣詩薈》版的

「手『跨』柴刀入柴山」、「蘸得蒟醬『持』勸郎」，更彰顯了民歌的特色。

至於《臺灣詩薈》版與通行版相同，與手稿版不同的詩例，如「到死心頭

『不肯』離」，手稿版的「到死心頭『肯不』離」，詩句為疑問用詞，韻味較遠，「肯不」離的用語較直率，語氣更強；《臺灣詩薈》與通行版均作「稽首

『天西』媽祖婆」，「天西」的語句較有新意、變化，手稿版「西天」為一般用語，較為普通；《臺灣詩薈》版與通行版均作「郎如霧裏『向陽花』」，與下句的「妾似風前出頭葉」正反、對比書寫，手稿版「郎如霧裏『花迷龍』」與下句屬同性質書寫，兩種意境不同；手稿版「妾似風前『葉蕭瑟』」，《臺灣詩薈》版、通行版作「出頭葉」，手稿版的「葉蕭瑟」與上句的「花迷龍」相對，

《臺灣詩薈》版、通行版的「出頭葉」則與上句的「向陽花」相對；至於手稿版作「妾贈郎行『胡』蝶蘭」，《臺灣詩薈》與通行版均作「妾贈郎行『蝴』蝶

蘭」，則是改為大眾的習慣用字。

至於手稿版與通行版相同的詩句，卻與《臺灣詩薈》的詩例差異較大的有兩處，手稿版與通行版均作：「思郎恨郎郎不知」，此句較白描、直率，表現女子對男子感情表現的不滿，《臺灣詩薈》改為「情葉情根深似伊」，單向表現女子

62 手稿版〈臺灣竹枝詞〉重複上字時，以打兩點表示之，《臺灣詩薈》版以日文的「々」表示，非常特別的是

「教郎大步郎寬寬」一句手稿版未以打兩點表示，直接寫出「寬寬」兩字，《臺灣詩薈》版亦依其寫法，直接使用「寬寬」兩字，未使用「々」表示，這種緊密的因襲方式，並不見於其後《三六九小報》的〈臺灣竹枝詞〉刊印中，《三六九小報》全部以「々」的方式刊印。

(14)

用情的專一，用詞較含蓄。另外，手稿版與通行版均作「乞取他生無折磨」，較為白描、直述；《臺灣詩薈》版作「還乞相思來世多」，對比前句「今生彀受相思苦」，用情更長，不過，既然「今生彀受相思苦」，「還乞相思來世多」，有點違逆人情。

三個版本的自註，除了手稿版的第一首與《臺灣詩薈》、通行版的重大差異，另外差異頗大的是手稿版的自註：「臺人迷信天上聖母，亦稱為媽祖婆，於三月二十二日為聖母誕，全島祭賽若狂，男女攜手○洪，敬事○迎神。」所述較為詳細，《臺灣詩薈》版的自註：「臺人所謂天上聖母者，亦稱媽祖婆。」較為友善，轉為客觀描寫，迷信的批判用詞被刪去，這種樣式的自註應較能被臺人所接受，通行版的自註：「臺人最迷信，所謂天上聖母者，亦稱為媽祖婆，謂其神來自福建，每歲三月迎賽若狂。」批判力道最強，使用了「最」迷信的用詞，手稿版僅稱「臺人迷信」，無「最」字。

其他自註：「臺人是鄉檳榔，婦女嗜之尤能。」「芋芒不詳何花，或言蒲葵也。」「猩猩木、胡蝶蘭皆臺灣異產」，這三處僅見於手稿版，不見於《臺灣詩薈》與通行版，可見自註方面，手稿版最為詳細，通行版可能為求雅緻，簡化了自註的細節，《臺灣詩薈》版本可能為求臺灣人的接受度將迷信的批判全部刪除了。

四、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文體與寄寓

前面比較了〈臺灣竹枝詞〉在手稿版、《臺灣詩薈》版與通行版的差異，至於這差異的緣由為何？是何人所改易？手稿版是1911年梁啟超託湯明水寄給林獻堂，讚岐丸舟中所作，整體而言用字較為質僕，更接近民歌的樣式，自註的交待也較為詳細，通行版在1916年、1926年、1936年由上海中華書局所出版，內容都一致，且1926年版由梁啟超侄子梁廷燦所編纂，這可能代表梁啟超返回中國的創作觀，批判迷信，反對民眾過度沉迷於傳統的習俗，故藉由大力批判臺灣的媽祖信仰「最迷信」，閱讀者應設定為當時的中國讀者，〈臺灣竹枝詞〉自註「迎賽若狂」的說法，正符合了臺灣民間「三月瘋媽祖」的盛況，但就知識分子來說，

更重要的目標可能是濟弱扶傾、強國富民，而非將重心放在傳統信仰上，故藉由

〈臺灣竹枝詞〉的自註批判臺灣的媽祖信仰，警省中國的讀者。

通行版的刪定者為梁啟超本人？或是如《海桑吟》的其他作品是經趙堯生

(15)

所改易的？目前並無法確定，《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信》僅列出《海桑吟》的第一頁，〈臺灣竹枝詞〉並未在其中，查索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文物典藏系統」

⁶³

，可查到梁啟超2頁《海桑吟》的詩作經趙堯生所刪定，可惜〈臺灣竹枝詞〉同樣未包括在內。至於《臺灣詩薈》版本是經何人所修訂？1965年黃得時的論文〈梁任公遊臺考〉已提到無法考證，目前尚無新事證出現，同樣無法確定

《臺灣詩薈》版的〈臺灣竹枝詞〉為人所改易，如依梁廷燦《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序例》所言：「叔父所為文，坊間所裒輯者，大抵以意增刪。」則經他人所改易不無可能，當然，由梁啟超自行改易的可能性亦不能完全排除。

由於所根據版本的不同，可能造成詮釋與理解上的差異。〈臺灣竹枝詞〉

的刊載與創作形成，除了代表梁啟超對臺灣文學的影響外，也一定程度表現臺灣文人的文學觀念。例如，黃得時〈梁任公遊臺考〉認為〈臺灣竹枝詞〉是民間文學的一部分，並且是男女間對唱的戀歌：「任公不但擅長詩詞，而且對於民間文學也相當關心。他在臺期間，曾採譯民間男女演唱之戀歌，作成『臺灣竹枝詞』

十二首，有序。」

⁶⁴

而詩壇小卒的〈梁啟超臺北雜詠拾遺〉則說「任公之竹枝詞，乃由『相褒歌』點綴成章者，二十年前

⁶⁵

，此種歌辭，風靡全島，尤以茶山為盛」

⁶⁶

，而李獻璋所編著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將〈臺灣竹枝詞〉放置於「附錄」，表示李獻璋認為該組詩並未完全具有民間文學的原貌。〈臺灣竹枝詞〉保留民間文學的部份元素，但各家卻有著戀歌、相褒歌與文人潤飾後的民歌等不同定位，倘若當時能看到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手稿，對於其內容及性質的來龍去脈可能更易於掌握。

〈臺灣竹枝詞〉手稿版、通行版除了創作空間場景差異甚大之外，手稿版

〈序〉：「從報章中見臺灣山歌若干首，雖勞人思婦之所為作，偶一諷詠，若不勝〈谷風〉

⁶⁷

、〈小弁〉

⁶⁸

之怨者，乃譜之為竹枝詞，為遺民寫憂云爾。」通行版〈臺灣竹枝詞〉的〈序〉：「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譯其辭意，惻

63 檢索國立臺灣文學館「文學文物典藏系統」《海桑吟》的文獻（http://xdcm.nmtl.gov.tw:8080/NmtlFront/

index.jsp ，2012年12月18日瀏覽）。

64 黃得時，〈梁任公遊臺考〉，頁38。

65 詩壇小卒〈梁啟超臺北雜詠拾遺〉發表於1956年，因此其所言的「二十年前」為1936年左右，也就是吳濁流發表〈讀貴誌感對漢詩之管見〉一文前後。

66 詩壇小卒，〈梁啟超臺北雜詠拾遺〉，《臺北文物》，4卷4期（臺北：臺北市文獻會，1956年2月1日），頁 26。

67 〈谷風〉為《詩經》之詩：「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不宜有怒。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行道遲遲，中心有違。……」見朱熹集註，《詩經集註》（臺北：大孚書局，2001年），頁 17-18。朱熹註解：「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

68 〈小弁〉為《詩經》之詩：「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不榖，我獨於罹。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雲如之何。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見朱熹集註，《詩經集註》，頁17- 18。朱熹註解：「舊說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16)

惻然若不勝〈谷風〉、〈小弁〉之怨者。乃掇拾成什，為遺黎寫哀云爾。」

⁶⁹

兩個版本的〈序〉說明〈臺灣竹枝詞〉創作是從「臺灣山歌」、「男女相從」的民歌所擷取而成，而且這種臺灣山歌可能是情歌，表達男女之情，這與李獻璋所編

《臺灣民間文學集》的男女情歌，1928年謝雲聲編《臺灣情歌集》200首相近，

或是更早，1909年8月、12月的《新學叢誌》，在梁啟超來臺灣之前一年多的作品，有「臺謳」5首，《新學叢誌》1卷1號即有情歌：「一人隔在一所在，天翻地覆無人知，思卜大山移落海，將伊的厝搬過來。」

⁷⁰

表現男女分隔兩地的哀怨情思及內心期待。而《新學叢誌》〈序〉與梁啟超〈臺灣竹枝詞〉〈序〉相同，

都同樣以《詩經•國風》相比喻，顯現這些民歌與經典的相關性，可見雅俗的意義是流動的，民間作品經過文人的採風，紀錄寫定下來，同樣具有神聖的重要性，如同古代《詩經》國風採自各地方的精神。

至於男女情歌如何被轉化成〈谷風〉、〈小弁〉的家國哀怨之歌？〈臺灣竹枝詞〉的情歌，藉由「韭菜」、「相思樹」、「檳榔」、「芋芒」、「蕉葉」、

「蔗花」、「猩猩木」、「蝴蝶蘭」等植物「睹物起興」，與「心」、「情」、

「甘苦」、「相思」、「血淚」、「愁心肝」等情愫相連結，男女的喜怒哀樂之情，與國家興衰的情懷對象雖然不同，經直述、比喻或聯想等手法，由男女情感連結到國家社會之情，符合自《詩經》以來賦比興的文學傳統。梁啟超因在大清帝國變法失敗，流落日本，落魄心情，復加遊臺後見到彷彿大清帝國遺民的臺灣文人而感傷，這也反應在梁啟超詩句「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的深情感受。

梁啟超一方面在舟中以「戲筆」改寫臺灣山歌為〈臺灣竹枝詞〉，賦予「遺黎寫憂」的寄寓，到了通行版除了保留了「若〈谷風〉、〈小弁〉之怨者」，

〈序〉中的「若」字反映了比喻、聯想的「比興」之情，而且通行版將手稿本的

「遺黎寫『憂』」，改易為「遺黎寫『哀』」，由「憂」轉為「哀」，雖然僅是一字之別，但傷心、難過之情更為沉重，更為符合梁啟超1911年的失意、落魄情懷。或許亦可視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政局的長期紛亂，為臺灣遺民傷懷，1929 年梁啟超逝世之前哀世情懷的某種心理投射。

69 許俊雅編校，梁啟超著，《梁啟超遊臺作品校釋》，頁107。

70 謝雲聲編，《臺灣情歌集》，國立中山大學民俗叢書，1928年，東方書局1969年複刻。1909年8月、12月，

《新學叢誌》1卷1號、3號，德木正風編輯，新學研究會發行。

(17)

五、結語

梁啟超在〈遊臺灣書牘第六信〉稱：「此行乃得詩九十八首，得詞十二首，真可謂玩物喪志，抑亦勞者思歌，人之情。擬輯之題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寫一通也。」

⁷¹

不過，梁啟超可能過於忙碌，目前並無《海桑吟》的定本傳世，梁啟超遊臺灣詩作的數量各版本亦不統一。不過，由於梁啟超拋開手邊其他事情，1911年短暫停留臺灣，面對故國之地，再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順遂，遊臺灣之行反而成就了詩歌的重要創作，也是其詩歌的代表作。梁啟超與臺灣的互動並非是單向的，除了思想對臺灣有所影響外

⁷²

，臺灣也影響了梁啟超的若干創作，如〈臺灣竹枝詞〉即受到臺灣民歌的薰染。

由梁啟超手稿版〈臺灣竹枝詞〉，可知是在讚岐丸舟中「從報章中見臺灣山歌」的「戲筆」之作，不是親身的見聞採風，不似「通行版」所謂的「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譯其辭意。」可見，手稿版、通行版兩個版本創作的空間場景差異甚大。〈臺灣竹枝詞〉第一首「首二句」的詩句：「郎家在在三重埔，妾家在在白石湖。」原是修訂自臺灣山歌：「親見在在三重埔，親妹在在白石湖。」通行版強調是「直用原文」，用意在彰顯詩歌的庶民性，卻與事實不吻合，可知文學的書寫為求藝術性，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實，須注意紀實與改寫的差異性。

風格或內容上受到他自身詩界革命觀念的影響，梁啟超、夏曾佑與譚嗣同等人曾在清代戊戌變法前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雖然籠罩於日本殖民體制之下，但對大清帝國發生的詩界革命亦有所認識

⁷³

，詩界革命要角黃遵憲，其〈山歌〉的內容與語言均具民歌風格，梁啟超參照臺灣山歌，

作〈臺灣竹枝詞〉10首，手法和語調與黃遵憲詩作相近，保留民間文學的部份元素，頗有民歌之風，這是與梁啟超的其他相關臺灣作品書寫對象的不同之處，梁啟超臺灣詩作多數是與臺灣遺民的唱和，或是對臺灣歷史、時勢、制度的詠懷，

71 許俊雅，《梁啟超遊臺作品校釋》，頁163。

72 例如，梁啟超過逝，林獻堂在1929年1月21日的日記特別寫下：「臺日報紙載梁任公先生於十九日逝去聞之驚愕非常不勝為之哀惜」（原文未標點），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年），頁27。又如，新舊文學論爭時，陳逢源還曾特別稱讚梁啟超詩歌〈斗六吏〉：

「梁任公臨臺的時，曾做一首『斗六吏』老實是不可多得的臺灣詩吏吧了。」陳逢源，〈對於臺灣舊詩壇投下一巨大的炸彈（下）〉，《南音》，1卷3號，1932年2月。

73 「《臺灣詩薈》記載連雅堂曾批判臺灣傳統詩界擊鉢吟之風，主張詩界當革命，分別刊在《臺南新報》及

《臺灣新聞》。……由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可知《臺灣詩薈》所言的詩界革命論發生在明治三十九年

（1906）十月二十二日前後，這還引起賴雨若的緊張，特別寄詩給連雅堂—〈讀臺南新報詩界魚雁有感詠寄連劍花〉，同意連雅堂詩界革新議，但認為用詞過激，故引起陳滄玉反駁，後紛爭停息，甚為高興，可見在新舊文學激烈論爭之前，舊文人為回映時代變化亦自我反省，以革新自期。」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論爭新探》（臺北：國立編譯館主編，五南圖書印，2007年），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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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竹枝詞〉10首則別有一番風味，〈臺灣竹枝詞〉〈序〉以《詩經•國風》

相比喻，彰顯臺灣山歌與經典的相關性與神聖性，可見雅俗意義的流動。

本文透過梁啟超手稿、《臺灣詩薈》、上海中華書局通行版本的〈臺灣竹枝詞〉，詳細比對、分析版本的刊載及其創作觀念，進而探討其內涵與意義，這個研究視角是以往的研究者尚未處理過的，對於臺灣文學史、梁啟超其人、或是梁啟超的文學創作的研究應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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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anl Taiwan Library

Record and rewrite of folk song

— Liang Chi-Chao's Taiwan-chu-chi-tzu publishing and content research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eng, Sheng-feng

Abstract

Liang Chi-Chao(梁啟超) came to Taiwan in 1911 and created eighty-nine poems and twelve verses using Taiwan as a theme. During the Qing Period, Liang Chi-Chao, Xia Zeng- You(夏曾佑) and Tan Si-Tong(譚嗣同) advocated traditional poetic revolution. Although Taiwan was under Japanese rule, Taiwanese writers recognize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aiwanese writers like Huang Tsun-Hsien’ , whose ‘’Moutain song(山歌)’’

has a folk song style, was accepted by Taiwanese literary men. Liang Chi-Chao also had a similar creative work named ‘’ Taiwan-Chu-Chi-Tzu(〈臺灣竹枝詞〉)’’ that had the style of folk song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manuscripts with other versions and found that the

‘’Taiwan-Chu-Chi-Tzu’’ version of the manuscript was the earliest. The analyses, content and meaning of the’’ Taiwan-Chu-Chi-Tzu’’ are also given.

Keywords: Liang Chi-Chao, chu-chi-tzu, Lin Hsien-Tang,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al poetic revolution

民歌的紀實與改寫──日治時期梁啟超〈臺灣竹枝詞〉的創作與出版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