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瀏覽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的事蹟及散文時，常留意作品於時代氛圍下所表現 的人文關懷；同時，也思考今日閱讀這些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本，究竟還存在著何種 意義？文化評論家薩依德論述國際局勢的發展，以及文化與權力複雜面向時，企盼 世人重新思索人文主義精神的當代意義。他認為：「對於扭曲歷史的非人性作法與 不公不義，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直到今日，人文學
（humanities）的研究依舊深具意義與價值。人文主義的傳統是以人的經驗為中心，
以人的尊嚴為價值根源，並以重視思想等層面為主要特色，強調透過教育，喚醒對人 類生活可能前景的認識，以及培養人性意識。人文主義者關心的議題，多具普世價 值，亦是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所思考的主題。這些作家眼見殖民地民眾所受到歧視 與壓迫的狀況，再加上對文化啟蒙的深切期許，多以寫作表達喚起民眾重視人性尊 嚴，並投入參與啟蒙的文化運動。而其散文書寫，也抒發他們的所思所感，保存了對 於那時代人文關懷的記錄。
回顧探討日治時期醫生作家的論文，已有許多研究成果，這些從各層面探討其 人其文的論述，多有助於臺灣文學與文化學術成果的積累。然而，日治時期醫生作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 年）闡言人文主義，意謂著嘗試解開心靈打造的枷 鎖，讓心靈為了反省的理解與真誠的告白，進行歷史與理性的思考。進而言之，人文主義是由一種 社群意識維繫，與其他的詮釋者、社會以及年代聲氣相通。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閻 紀宇譯，〈後九一一的省思：為《東方主義》二十五週年版作〉，《東方主義》西元 2003 年新版序（臺 北：立緒文化，2004 年 3 月，二版），頁 1-16。
亞倫．布洛克（Alan…Bullock），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臺北：究竟出版社，2000 年 11 月
），頁 260-264。英文 humanism,…humanitarianism 都是從拉丁文 humanus（人的、仁愛的）、humanutas…
（人、人道、人情、教養、教育），或 humaniora（古代文化之研究）等字轉化而成，一般譯為人本主義、
人道主義或人文主義。洪鐮德，《人文思想與現代社會》（台北：揚智文化公司，1997 年 9 月），頁 8。
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的散文書寫 策略
林淑慧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家的散文，包括小品文、序跋、日記、書信以及議論文等所透露的多元面向，仍有一 些學術空白。散文作家的語言特質、修辭習慣，都跟他的思考模式息息相關；意象的 塑造、描寫的習慣及敘述的方式，均同時反映了作者的品味；而結構的組合，亦可析 出作家觀物的態度與文化意識。散文是「有我」的藝術，作家所選擇描寫的類型，與 時空背景及心理情境有關。本文以日治時期為時間範疇的斷限，此期雖有多位醫生 作家，但其作品大多完成於戰後，如吳新榮的作品，風格特殊而多元，故將擬另文探 討。本文先擇取出生代相近，又同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醫生－蔣渭水（西元 1891-1931）與賴和（西元1894-1943）為探討對象。
蔣渭水，宜蘭人。西元1915年自醫學校畢業後，回宜蘭醫院服務，後於台北大 稻埕開設大安醫院。西元1921年催生「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後曾因治警事件而入 獄。西元1927年參與「臺灣民眾黨」的籌備成立，後又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主 導民眾黨傾向工農階級路線。
較蔣渭水晚三年出生的賴和，彰化人，筆名懶雲。西元1914年台北醫學校畢業 後，西元1917年於彰化開設賴和醫院。除了西元1918年到西元1919年至廈門鼓浪嶼博 愛醫院外，一生都於彰化善心濟人，故地方父老尊稱為「和仔仙」。他亦兩度遭受政 治牢獄之災，曾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理事，主編《臺灣民報》學藝欄，在臺灣新文學運 動初期栽培作家。文學創作兼括漢詩文及新文學，小說、新詩、散文等作品多具寫實 與抗議精神，為臺灣新文學萌芽期樹立典範。本文擬以人文關懷為論述主題，分析散 文如何呈現探討人性尊嚴的題材，作品中又表達出作家診斷殖民教育有哪些影響，批 判殖民社會有哪些不公不義的現象，並且在散文中如何闡釋文化抵抗的意義，期望透 過釐清這些問題意識，以詮釋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散文中的人文關懷主題的書寫策 略。…
貳、宣揚人權思想及人性尊嚴的理念
若遠溯人文思想的歷史脈絡，即發現古希臘強調人的尊嚴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
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月），頁 252-275。
張炎憲，〈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蔣渭水〉，收錄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自立晚 報設文化出版部，1987 年）。黃煌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傳》（台北：前衛出版社，1976 年
）。
王詩琅，〈賴懶雲論〉，《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 年）。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3 年）。
觀點，與人文主義者的中心信念密切相關。回顧日治時期臺灣，受制於臺灣總督府 的專制統治，所制定的法律含有對殖民地的歧視。臺灣民眾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權 利，於殖民統治下是無法獲得基本保障的。從西元1895年日軍抵台後，各地武裝抵抗 活動風起雲湧；日治初期，多次游擊性武裝抗日遭受軍方鎮壓，造成臺灣民眾慘烈的 傷亡，這也使得臺灣民眾認識到武裝抗日運動的侷限，新生的知識份子於是思索從事 以爭取政治權利為首要目標的近代式民族運動。人權與人性尊嚴的關懷，是人文思想 的核心議題，西元1920年代薈萃眾多知識份子的醫學校學生，對人權思想的議題有所 思考。以下即就蔣渭水、賴和的散文為例，分析作家如何呈現人性尊嚴的題材。…
一、蔣渭水「監獄散文」的人權思想
探索人性尊嚴的意義，是人文思想的核心特色，蔣渭水「監獄散文」對此議題多 有詮釋。經過二回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受挫，許多運動參與者認為需積極進行政治結 社。西元1923，年向台北申請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卻遭臺灣總督田健治郎 的禁止。後來蔣渭水等人又趁赴日遞交臺灣議會請願書之際，向早稻田警察署提出申 請而獲准。臺灣總督府對此會在東京獲准成立相當憤怒，於是在12月16日，以「違反 總督禁止命令」為名，搜查、傳訊、扣押臺灣全島的會員，此即臺灣史上所稱的「治 警事件」。從法庭辯論中顯示，林幼春、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士，因政治思想與行動 而受到殖民地法律的判裁。西元1924年，第一審判決無罪，檢察官不服而上訴。10月 第二審，13名被判有罪的被告隨後提出上訴，西元1925年2月上訴駁回，7人因而入獄 服刑。0蔣渭水遭拘留於台北監獄64天，又於此事件判刑後第二次入獄，在監獄度過了
希臘哲學家對自由的概念與人文主義息息相關，「自由」的英文”liberal”這個字，源於拉丁字根”
liber”，其涵意為「自由的」（free），隱含有民主的實質精神，與自由創造之意，是尊重個人的人格，
使人人均有發展潛能的機會，而過著自由民（free）的生活方式。裘學賢，《人文主義哲學及其在教 育上的意義》（高雄：復文圖書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127-149。
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台灣文獻》25 卷 3 期（1974 年 9 月），頁 57-59。
8 8 年日軍登陸到十月為止的五個月期間，被日軍所殺害的死亡人數約有一萬餘人。川崎三郎：《日 清戰史》第七卷（東京：博文館，8 年），頁 8。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 院），頁 80。
〈臺灣議會請願委員會〉，《台灣民報》第一卷一號（1923 年 4 月 15 日），頁 17。葉榮鐘，《台灣民族 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71 年 1 月），頁 201-280。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總督府警察沿 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東京：龍溪書舍，1973 年，台灣史料保存會復刻本）， 頁 360-361。
0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之法庭辯論經過〉（一），《台灣文獻》17 卷 1 期（1966 年 3 月），頁 81-84。
80天。他的〈入獄日記〉、〈入獄感想〉及〈獄中隨筆〉等散文，可說開啟了臺灣人 權文學、監獄報導文學的新頁。
發表於西元1924年3月21日《臺灣民報》上的〈送王君入監獄序〉，是蔣渭水仿韓 愈〈送李愿歸盤谷序〉的行文架構，但內容意旨卻呈現迥然不同的風貌。蔣渭水藉朋 友王敏川（西元1887-1942）因治警事件而遭扣押之事，一方面以反諷的修辭，讚揚監 獄安適的環境及入獄服刑的樂趣；另一方面，在字裡行間透露對逢迎附勢者的不屑，
並將他們與王敏川等有志之士作一強烈對比。這篇文章不從王君為何入獄，或治警 事件的不合理處著手描寫，反而誇飾獄中生活是「嗟獄之樂兮，樂且無憂」，以突顯 反諷效果。蔣渭水藉由傳統古文句法與形式，暗中讚揚王敏川等人心志不凡，並呈現 蔣渭水的人性尊嚴理念。另一篇〈入獄感想〉則批判監獄對未決囚的不人道處：「如 每朝對囚人施行裸體檢驗，在冬寒的時候大有妨害衛生，又且是一種人權蹂躪，到底 有什麼必要來施這殘酷的檢查法呢？……夜間就寢，徹宵監視，與日間無異，睡眠中 常聽見獄吏的敲門聲、喝罵聲，至有打被干涉人的，受虧連我們也被睡眠妨害。……
這種周到嚴密、無微不至的監視法，用在這蟻子都難逃的鐵窗堅牢內，有什麼必要 呢？」此文生動鋪陳監獄的種種懲罰方式，並且提及監獄內需設生殖的機關以及治 外法權等概念。監獄基於「剝奪自由」的形式，是在法律體系中剝奪自由以改造人的 機構。它對人施展一種幾乎絕對的權力，具有壓迫和懲罰的內在機制，是一種專制規 訓；並且常施以隔離的方法，使人陷入孤獨而生反省。這篇〈入獄感想〉刊登於《臺 灣民報》西元1924年4月21日（第2卷第7號），呈現蔣渭水批判監獄制度不合人權之 處。
蔣渭水在〈獄中日記〉提到：他在醫校時曾想要退學，到日本早稻田去唸政治 學；但這次入獄，使他有機會飽讀政治、經濟方面的書，彷彿自己已從稻政治科畢 業。第一次入獄，他閱讀了《社會學原論》等社會科學的書，這也使他日後演講的內 容，從醫藥衛生、婦女保健等議題，轉而到政經層面的思考。西元1924年，在獄中的
〈快入來辭〉為仿作陶淵明〈歸去來兮〉的形式，但內容卻呈現另一種意境。文中所
此文《臺灣民報》原預備刊登在 2 卷 5 號，但因未合於總督府檢查制度的要求而遭刪。《臺灣民報》2 卷 6 號的《編輯餘話》提到：「最後〈送王君入獄序〉一文，不知當局何故，看做不穩刪去，遂成為 斷頭斷腳不具的東西。」
蔣渭水〈入獄感想〉有一段生動的描繪收錄於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二版上冊（
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84。
言「己自以身為奴役」、「覺今是而昨非（入即是、不入即非）」，即是呈現身為 殖民地民眾遭受奴役的處境，今日入獄則是反抗的結果；而以前不抵抗不入獄，則相 對呈現出過往的怠惰。另一篇〈獄中隨筆〉提到，蔣渭水在獄裡因食物的缺乏，常夢 到自己在大快朵頤後食物變成幻影，這使他在獄中領悟「精神分析學」的特色。又獄 吏在他第二次入獄時告知：「這此不比未決時代的自由，須要默默謹慎，不得寫稿作 文。」便將他的筆墨都奪去。通常在監獄中，政府可以剝奪人的自由和犯人的時間；
可以在連續的歲月裡管制起床、睡覺、活動和休息的時間、吃飯的次數和時間、食品 的質量和份額、言語的使用，甚至干涉思想。這些監獄施加徹底教化的壓力，在蔣渭 水的監獄散文中，透露許多親身經歷與實際訊息。
黃得時在〈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曾提到，有關蔣渭水散文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綜觀蔣渭水散文，乃以象徵的手法，透露反殖民意識。如〈獄中日記〉提到：「以這 等身的獄房，當做廣大的梁山泊，來往的人，雖很多，還是綽綽有餘裕。」即是藉由 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梁山泊的事蹟，暗喻「官逼民反」的情境，以及許多人士反抗 的緣由。在12月31日歲末的〈入獄日記〉中又寫道：「夜來和奈先生談論佛國革命當 時的狀況，我即大憤慨當時雷王朝的專制、貴族僧侶的橫暴，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
忽然電燈消滅，變做黑暗世界，竟像佛國當時的社會狀態了。」所謂「佛國」即指 法國。從談論法國大革命時空情境時憤慨激昂的情景，透露出作者義憤填膺的人格特 質。而將現實生活中一片漆黑的「黑暗世界」，比喻為法國大革命的社會狀態，也象 徵著作者自己當時所處的特殊時代環境。
二、賴和監獄散文的人性感受
賴和於西元1919年返台後，由於受到中國五四新思想的刺激，以及世界新思潮的 啟發，了解到人性尊嚴的珍貴，認為這世上不該有種族歧視與階級壓迫的情況發生，
故藉文學作品批判殖民者的壓迫行為。賴和於西元1923年12月16日，亦曾因治警事件
蔣渭水，〈快入來辭〉，《蔣渭水全集》下冊，頁 725。
蔣渭水，〈獄中隨筆〉，《蔣渭水全集》下冊，頁 415-424。
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提到：「關於散文方面，在這個時期，使人不能忘記的是故蔣渭水氏的
〈入獄日記〉，這是社會運動家在日人壓迫下如何過著獄中生活的報告文學，其描寫雖然只限於身邊雜 事，極其平淡無奇，可是字裡行間，卻包藏著一顆不撓不屈、如火如荼的反日意識。像這種作品，實 在是不可多得的。」《臺北文物》第 3 卷 3 期（1954 年 12 月），頁 26-33。
蔣渭水，〈獄中日記〉，《蔣渭水全集》下冊，頁 375。
蔣渭水，〈入獄日記〉，《蔣渭水全集》下冊，頁 376。
而入獄，他在〈隨筆〉一文中回憶入獄的遭遇與感受：「這一日是我初曉得法的威 嚴？公正？的一日」反諷的修飾，蘊含了作者內心的無奈。日治時期監獄制度是以現 代監禁規訓的方式，限制人自由的懲罰手段。賴和經過此次入獄，更令他覺悟到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的差異問題。
第二次入獄則是在西元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當天被捕，因日本憲警當局長期 不予審問，使一向充滿抵抗精神的賴和，在獄中也不禁顯露驚恐的心情。他在〈獄中 日記〉提到有關殖民地處境的問題：「向來的不滿不平，在我也只是直覺得只有模糊 的概念，沒有具體的考究，所以一時也說不出。且資本主義的榨取，差別待遇，也經 彼先說過。」0日治初期已有多位知識份子提出「資本主義」、「差別待遇」等問題，
賴和也因閱讀以及參加社會活動而激起他思考人性尊嚴的議題。所謂「懲罰」是一種 複雜的社會功能，也是一種政治策略，而監獄更是權力的工具和載體。賴和於西元 1941年所寫的〈獄中日記〉，處處流露出知識份子的真性情，如在身體狀況不適下，
再加上家計的沉重負擔，以及對家人的掛念，而對自己過去行為加以辯解，並產生頹 喪的心情。他以抒情隨筆的手法，挖掘自己在獄中內心的細膩感受，呈現晚年悲傷的 心境。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曾坦然道出情緒：「父母的憂愁，妻子的不安，家業的破 滅，苦楚悽涼一齊溯上心來，真使我要發狂。」當他託人問何時可出釋時，卻得到含 糊其辭的答案，後又因「釋放既不知何日，這無聊的時光，要怎樣去排遣，真使我憂 傷。」作者在句末語辭以「狂」、「望」、「傷」等字作為韻尾，使得這形式自由的 散文，亦具聲韻諧和的美感，也使讀者感受到這股憂傷之情。
8 賴和，〈隨筆〉，《賴和全集》（二），頁 261。
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在分析監獄的內在複雜構成時寫道：「監獄這個司法機構中最隱 晦的區域是這樣一種地方，在它那裡，懲罰權力不再敢公開顯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組建一個客體現 實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懲罰將做為治療而公開運作，判決將被納入知識的話語中。」他在《規訓與懲 罰》一書論述現代心靈與新的審判權力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並探討現行的科學與法律綜合體的歷史 系譜。傅柯（Michel…Foucault），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and…
Punish---The…Birth…of…Prison）（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 年 12 月），頁 231-255。
0 賴和，〈獄中日記〉，《賴和全集》（三），頁 43。
傅柯以為：「那種權力是施加於被監視、和改造的人、瘋人、家庭和學校中的孩子、殖民地人民、以 及被機器所束縛、工餘時間也受監視的人。它不是生而有罪並可以被懲罰的，而是生於懲罰、監視與 壓制手段。」傅柯（Michel…Foucaul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1-29。
林瑞明，〈賴和〈獄中日記〉及其晚年情境〉，《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 化，1993 年），頁 279。
賴和，〈獄中日記〉，《賴和全集》（三），頁 29-30。
參、診斷殖民教育的影響及其因應策略
二十世紀人文主義哲學的重心，關注於個體自我實現的人性本質，並關懷知識 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關係，主張以「人」和「人類文化」為中心的世界觀。若將這理念 應用於教育領域，其意義在於尊重作為一個人的人格與尊嚴，把人當作完整的個體看 待，並使人的潛能充分發揮，而更能表現出人的價值。然而，回顧西元1919年1月，
由總督府公佈實施的「臺灣教育令」總則卻提到：「以育成忠良國民為本義。」殖民 統治者以此作為掌控課程規劃的原則，並以培養順民為教育的終極目標。西元1922年2 月，新修改的教育令對臺灣學生而言，無論在初等教育或高等學校的入學比率皆是不 利的，與此令所標榜一視同仁的口號極為不符。可見總督府依舊掌控臺灣教育行政 權，並將其納入官僚體系，以達成殖民同化的功能性目標。在蔣渭水與賴和散文中，
常可見他們探討教育本質的議題，並且對於殖民教育的影響多具憂患意識。這些批判 殖民體制的種族差別問題，也是觸發臺灣醫師投入抵抗殖民運動的因素之一。
一、蔣渭水散文的教育理念
醫生作家在觀察殖民地教育的種種現象後，如何表達他的所思所感？又採取何種 書寫策略，以呈現診斷的結果及因應的原則？蔣渭水在〈五個年中的我〉提到：「我 的政治煩悶的魔病，是自醫學校時代，便發生起來的了。」他曾在校內毆打日人而被 禁足兩星期，並結合國語學校及總督府農事試驗場的學生，在艋舺的金和盛酒館舉行 學生大會；或於和尚洲水湳庄舉行柑園會議，抨擊日本對台的政策。他畢業後，曾 省思自己執業的這幾年中，酒肉朋友雖有，但知交卻有限，也少有參與社會活動的機
早自羅馬人文主義學者即探討人文學科的價值，認為教育目的在於性情陶冶與人性的發揮，期望培養 有教養的文化人。從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文學者創作了各種風格的作品，以為藝術是人的自我表現，
並以文明與文化為核心，致力於保護文化遺產。他們質疑神性的權威，從而肯定人的價值，維護人的 尊嚴，形成以人為中心的哲學意識。到了十九世紀的人文學則將經驗與哲學結合，強調個人理性的詮 釋層面，並重視主體性。
據林茂生的研究：西元 1926 年在臺日籍學齡男生接受初等教育率為 98.28%，女生也高達 98.11%；反 觀台灣學齡男生則為 43.34%，女生只有 13.11%，可見日臺入學的比率懸殊。林茂生著，林詠梅譯，《 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其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台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2002 年 12 月）頁 223-242。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84。
在臺北醫校時代，他不僅五年的學業總平均名列第二名，課餘又從事多項活動。且在學時代即善用商 業場所與商業活動，作為提供合法的掩護和聚會的方便。黃煌雄，《蔣渭水傳―臺灣的先知先覺者》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6-18。
會。但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歸臺以後，他與朋友相議需組織一個團體，以培養執 行「握著世界平和」使命的臺灣人才。他認為臺灣人當時有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 的。在〈五個年中的我〉一文中又提到：「我診斷得臺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 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 法。」且直言臺灣文化協會就是專門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後來他為成立臺灣文化協 會而奔走，並與眾人共推選林獻堂（西元1881-1956）為總理，蔣渭水則為專任理事。
蔣渭水〈臨床講義〉一文，其副標題為〈對名叫臺灣的患者的診斷〉，即是將
「臺灣」比喻為待醫治的病人。此篇寫於西元1921年11月30日的散文，就敘事觀點 而言，作者用心良苦的書寫策略是以醫生的身分，在診斷書中呈現追溯病人過往的病 因，並診斷現在的病況；文末又為病人開出未來服用的處方。雖然這篇文章受限於當 時的思潮，多以漢移民的角度觀察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樣態，較忽略這塊土地上住民 多元族群的面貌。但若就結構布局而言，此文先呈現患者的基本資料，並詳細問診，
再以臨床診斷書的形式，記錄診斷的原因、經過、預診及療法，最後又開以處方，呈 現條理清晰、層次井然的結構效果。此外，就時空的設計而言，作者將時間的脈絡從 過去到現在，並延展到未來。而人物描寫方面，也具體地從患者的頭部、手腳、腹部 等外貌的描寫，進而觀察其行為特徵、動作反應，並批判患者內在思想的空虛，心理 精神的狀態，因而診斷患者是「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知識營養不良症」。這 種將患者形象化的書寫策略，透露出作者欲藉此文針砭臺灣人與世界文化接觸的貧 乏，以突顯普及現代知識的必要。他在篇末所開特殊的處方箋，包括：「受正規學校 教育、要補習教育、進幼兒園、設圖書館、讀報社」等項，且都開出「極量」的藥 方。此文不僅蘊含社會醫學的專業素養，並透顯其教育理念的廣度。從體制內的學校 教育，到廣義的社會教育；從學齡前的基礎教育，延伸到終身教育，顯現他對於多元 教育資源的拓展的識見。從紮根做起的教育理念，就是他所謂的「根治療法」；而讀 報社或圖書館的設立，更是接觸世界文化、拓展視野的途徑之一。這種注重實質、不 求速成的方式，具有啟蒙民眾的人文思想，至今仍值得我們再三深思。
在〈急宜撤廢取締學術講習會的惡法〉一文中，蔣渭水更具體批判殖民地的教育
8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87。
〈臨床講義〉刊登在《文協會報》第 號，但因觸犯總督府忌諱，不久即遭到禁刊。《蔣渭水全集》
上冊，頁 3-5。
政策，如：當時學齡兒童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就學率，而中學的就學人數，竟不及在 台日人子弟的半數。雖然有心人士不忍坐視島內文盲而企圖設校，但卻遭到種種限制 與束縛。他更抨擊「取締學術講習會的規則」，是「臺灣惡政的證據，臺灣文化的恥 辱」；且嚴辭批判總督府的愚民政策，呼籲當局撤除這「齷齪的規則」，使民間可以 自由開設各種講習會，以圖臺灣文化的發達。0他向來以為大眾如果沒有在知識上歷經 啟蒙的激發，那麼任何的政治活動就不可能獲得廣大的回應。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多企 盼透過人文思想的洗禮，引起民眾個體的自覺，並影響社會大眾的集體意識，蔣渭水 即以此篇議論文的方式，採取直陳論辯的書寫策略，層層遞進、據理力爭，並列舉數 據，以增強說服的效果。在西元1924年1月1日《臺灣民報》第2卷1號〈希望島人教員 的猛省〉一文中，蔣渭水呼籲教員同胞要有自覺，盡自己的力量開拓使命，則外在的 阻礙不容易侵入。並著力批判缺乏自助的氣魄，容易受人牽引箝制；沉迷日久，則會 陷入難以自拔而萎靡或意氣消沉等現象。蔣渭水不僅終身具有這種抵抗意識，更是當 時知識份子中實踐力最高的。
二、賴和散文的殖民地教育批判
對於殖民地教育造成臺灣學子被馴化的現象，賴和在〈無聊的回憶〉一文中，則 藉著將送兒子入學的機會，表達他回憶學校生活後的省思。他以身為父親的視角，在 乍看之下漫無結構的散文中，透露他的教育理念，及隱藏對殖民政策的批判。若細觀 此文的組織佈局，將發現作者意識流動的軌跡多有脈絡可循。如首段標題「送兒子到 學校去」點明寫作此文的背景，並提出「讀書的目的」等教育哲學上的議題。全文也 環繞在鋪敘種種事件與感受中，嘗試尋求對這問題的詮釋。其次，又以第一人稱視角 表達幼童對新式學校教育與書房教育的體驗。作者回顧年少時到入學前的恐懼心情，
原本因多元化的課程而漸感新鮮歡喜；但後來卻需上一些「沒有趣味，使人厭倦」的 修身課程。如今環視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教科書，常可見殖民政府欲藉教化來形塑
「少國民」的教化目的。賴和又藉由幼童對「竹々先生」的感受，一方面批判書房
0 蔣渭水，〈急宜撤廢取締學術講習會的惡法〉，《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84。
蔣渭水，〈希望島人教員的猛省〉，《臺灣民報》2 卷 1 號（1924 年 1 月 1 日），《蔣渭水全集》上 冊，頁 7-9。
賴和，〈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二），頁 232。
有關日治時期教科書的分析，可參見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 析》（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頁 50-53。
教育採取嚴厲的方式，以及不合教育原理之處；此外，更記錄在日本老師的鞭打下，
「感不到教誨的情味，所以憤恨的空氣，漲滿在我們一級個個的腦中。」後來因學生 的罷課事件，情況稍有改變。賴和又在文中記載著：「當時的臺灣人先生，很多抱著 不平，嘗說一樣的勞力，得不到人家半分的報酬。所以我也曾傷心過，為何不做日本 人來出世。」此話道出許多殖民地人民曾對認同產生迷惘的困境。有關臺灣人對自我 認同的思考，若從後殖民研究看來，也是一種「自我認識的過程」(process… of… self- apprehension)的開始。賴和又在此文中提到：「學會日本話，在當時比較的皆得有 好處。」這些話語呈現殖民地語言與現實生活的問題。帝國主義的壓抑，其中一個最 主要的特色，便是對語言的控制。帝國化的教育制度，把都會語言的「標準」版本，
設置為典範正統，其他的語言皆被邊緣化。
賴和在此文中接著書寫統治者不鼓勵臺灣人參加入學試驗，並限制臺人入學名 額，呈現殖民教育本質的真面目。他對教育名額限制的批判，即隱含了呈現殖民利 益真相的書寫策略。如他以反諷的手法說道：「我不曉得其餘不能進上級學校的畢業 生，是怎樣傷心，這是如何不幸的事！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 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裏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 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併論的喲。」此句涵蓋豐富的意涵，不只是對教育制度的評 論，更隱含賴和看清日本殖民的現代化運動，是一個龐大的霸權論述。殖民政府在臺 灣的現代化政策，並不是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故知識份子以啟蒙運動來喚醒民 眾抵抗日本人推動現代化的意圖。尤其日本人將接觸現代化觀念的優先性轉化為優越 性，更使許多臺灣人以為日本性（Japaneseness）等同於現代性。這種知識論上的錯 亂，也使得一些臺灣人發生文化認同的動搖。
當賴和在此文分別指出學校與書房教育的經驗後，又提到自己對子女的教育充 滿憂心，他在文中寫道：「況且比較純正的舊學者，全是守分安命的人，干犯法規 的事，他們是絕不敢為。現時若不得到官廳的許可，隨便把所學的教人，會同盜賊一
後 殖 民（post-colonial） 一 詞 為 殖 民 行 動（colonization） 開 始 到 今 日， 所 有 被 帝 國 化 過 程（
imperial…process）影響的文化。比爾．阿希克洛夫特（Bill…Ashcroft）等著，劉自荃譯，《逆寫帝 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8 年），頁 1-8。
賴和，〈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二），頁 242。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6 月），頁 48。
樣，受到法的制裁。」當教師對於教育的目標、教材的選擇或教法，不能掌握自主權 時，很難培養出具有批判思考的學生。就因為這緣故，所以賴和也不能把子女送至書 房受教育，並暗批傳統教育的不合時宜。他感受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整體限制，及影 響臺灣學子價值觀的程度。他曾描寫自己畢業後在路上碰到警察，還是不自覺地向他 問好，但對方「那做官的尊嚴，不可侵犯的態度，厭煩似的不回答的回答，使我內心 感到諂媚的羞恥。」簡短的一段敘事，呈現從剛開始還改不了受教育影響的習性，到 自己逐漸覺悟的過程。篇末他尖銳地批判道：「所謂教育的恩惠，那是什麼？是不是 一等國民的誇耀就胚胎在學校裡？絕對服從的品行是受自教育？」殖民者對於課程的 設計、教科書與教法的干涉，多少影響到學生價值觀的塑造。在這篇回憶錄中，作者 在絮絮叨叨的敘事裡，將焦點匯聚在對人文教育議題的思考上。另一篇〈高木友枝先 生〉的散文中，賴和又提到：「向來我們大家都以為是浴在一視同仁的皇恩之下，不 感到有何等的差別，經過後藤的一番訓誡，才會自省，就中也就多少生出議論。」0 這種自我省悟，呈現當年知識份子聆聽殖民者的霸權論述後，才漸漸醒覺在「他者」
（the… other）的眼中，自己與殖民者是處在截然不同的位置。此文還提到校長高木友 枝所言：「那是退學生，未受到我完全的教化，那纔會那樣。」賴和接著寫道：「我 此時感到『纔會那樣』的一句，另有一點餘味。」他在此文中刻畫了殖民教育者的形 象，藉由他者的話語，以含蓄的表現手法，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並呈顯散文書寫策 略的張力。
賴和在西元1931年底《臺灣新民報》的〈紀念一個值得紀念的朋友〉中，則是刻 劃一位具有主體意識的青年形象。又藉由一個塾師與秀才的對話，呈現另一層面的教 育省思。塾師過往都是以「在社會為模範青年，在家庭為善良子姪。」為教育目標，
現在他纔發現有另外像那一種人物的必要。塾師受到社會上的稱許，卻自言：「所以 這一誤，不知要遺害多少人！」並告訴秀才，雖然一般所謂的「模範青年，善良子 姪」，如今在他看來「那只是駕車的馬，拖犁的牛，規規矩矩不敢跨出遵行的路痕一 步。」這種深刻的主體意識，並非每位知識份子皆能自覺而領悟，故能增加對比的力
賴和，〈無聊的回憶〉，《賴和全集》（二），頁 248。
8 同註 37，頁 246。
同註 37，頁 247。
0 賴和，〈高木友枝先生〉，《賴和全集》（二），頁 288。
同註 40，頁 289。
賴和，〈紀念一個值得紀念的朋友〉，《賴和全集》（二），頁 265-271。
道。所以賴和藉由塾師直批秀才「頭腦冬烘」的一段生動形容，隱喻社會上有些即使 受過教育的人，卻仍然沉陷於封建思考的可悲。同時，也由塾師的自我省悟中，隱含 教師的社會責任，並呈現啟蒙教育不可忽視性的意涵。
肆、闡釋反殖民及文化抵抗的意義
西元1920年代的知識份子從事以啟蒙思想和爭取近代式政治權利的運動，多受到 世界各國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以及日本大正時代民主言論、西元1919年朝鮮三一獨 立運動的刺激。西元1921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成員林獻堂等人自日本歸臺後，
蔣渭水在眾人的簇擁下，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這些非武裝抗日，主要透過近代 社團所提倡的文化啟蒙、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等，以動員群眾對殖民政權構成壓力。
如今從日治時期醫生作家的散文中，常呈現身為殖民者的悲哀感受；並呈現作者批判 殖民社會的不公不義現象後，也實際參與文化抵抗的運動。以下即由報刊雜誌及文化 團體兩方面來論述：
一、著重報刊雜誌的反殖民功能
西元1923年4月15日《臺灣》雜誌改組成《臺灣民報》之始，臺灣支局即設於蔣渭 水家中。他主張停刊日文的臺灣雜誌，並用全力去經營民報，因而被稱為是民報的褓 母。蔣渭水為民報的主筆之一，在眾人的奮鬥下，民報在發行總量、社內辦事職員的 名額，及發刊的間隔，都有明顯的改變。而臺灣文化協會為達到啟蒙的效果，在初 期以設置讀報社與舉辦各種講習會為主，講習會的內容包羅萬象，治警事件後更擴大 成全台巡迴各地文化演講。蔣渭水的演講文稿，也顯現其文化抵抗的策略。他又於西 元1925年元旦《臺灣民報》專欄中，以「晨鐘暮鼓」作為象徵，希望將這聲音傳送各 處。作者以喚醒民眾為使命感，具體勾勒臺灣的地理範圍，將在地的認同轉而為動 力。他以誇飾的修辭，在這新年將晨鐘暮鼓移到臺灣第一高峰玉山的頂端，表達他盼 望能藉由《臺灣民報》啟蒙民智，並加深臺灣人凝聚力的效果。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年 10 月），頁 5-11。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87-88。
蔣渭水寫道：「北至富貴角，南至鵝鸞鼻，西至澎湖島，東至紅頭嶼，四向八方的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
都從睡夢中一時就驚覺醒起來！……都要提出精神來盡做臺灣人一份子的任務。」蔣渭水，〈晨鐘暮鼓
〉，《蔣渭水全集》上，頁 71-73。
大量印刷的報紙有助於想像社群的產生，凝聚共同體的歸屬感。有關日治時期 報刊媒體的評論，賴和在〈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眾的進行曲〉記錄了臺灣報 刊雜誌的發展。他將《臺灣青年》的誕生，形容為「恰似由臺灣上空，投下了一個炸 彈，把還在沉迷的民眾叫醒起來。」又提到這些論述，使知識份子在這不平等的現實 社會裡，受到新思潮影響，而發生了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和治警事件。他認為當時民眾 所缺乏的已經不是訴苦的哀韻，所要求的是能夠促進他們的行進的歌曲，而民報正是
「唯一的言論機關」，負載了歷史的使命。賴和又說道：「報紙須受到許多纔能發 行，經過了檢查使得發賣，等到展開於讀者的眼前，所謂純的被支配者的言論，不是 一片烏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對於日刊的發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 點可以期待的，就是當事諸君的妙筆，要使所發表的能夠通過檢查，而又不至於全 部抹殺我們的意志。」這正是賴和期望藉由民報的論述，以發揮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效果。臺灣人自己辦報紙，擁有發聲的空間，且具反殖民的色彩，在臺灣 發展出啟蒙運動、現代化和知識體制化，並影響女性主義和人權運動。賴和曾主編臺 灣民報的文藝欄，不僅提攜許多後進，並將文化抵抗意識化為具體的行動表現。
賴和又將許多取材自民間的東西納入文學作品中，這種藉由文學與臺灣社會史 的關聯，突顯與殖民者迥異的臺灣民間文化的特殊性。他以為先民遺留下來的許多傳 說、故事、歌謠，就如同世界各國的民間文學一般，是珍貴的文化資產。諸如「鴨母 王、林道乾、鄭國姓南北征的傳說」，即是具有臺灣人文意象的民間文學。賴和曾親 自邀請民間的遊吟詩人到家中吟唱，並花費半天功夫速記歌詞。這篇連載於西元1936 年9月《臺灣新文學》第1卷第8期的〈辛丑一歌詩〉，以鄉村百姓的角度理解戴案的始 末，蘊含傳說、軼事，並增加不同於官方的詮釋，而重現此歷史事件。日治時期臺灣 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投入民間文化的採集、保存或推廣，以作為抵抗日本中心論，同時
班迪亞克．安德遜 (Benedict… Anderson) 提到透過印刷資本主義，在閱讀的同時性與及時性過程中，
設定大家同屬一個社群，透過想像與形構共同的生活和行為規範，產生歸屬感與同胞愛，以達成鞏 固民族國家既有體制的目的。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New…York：Verso,1991 年），頁 22-36。
賴和，〈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眾的進行曲〉，《賴和全集》（二），頁 254-257。
8 賴和，〈《台灣民間文學集》序〉，《賴和全集》（三），頁 256-257。
〈辛丑一歌詩〉與〈新編戴萬生作反歌〉皆為民間立場的資料，與菁英階層的書寫相比較，顯現對歷 史事件的認知方式多有差異。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發展與文化變遷》（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7 月），頁 163-165。
也是對臺灣在地文化認同與探尋的表現。0… 二、參與文化團體的抵抗論述
因臺灣文化協會傾向社會主義的會員，認為初期所採取的體制內抗爭，已難以協 助解決無產階級所面臨的生存問題，於是文協內部意見日漸分歧。西元1927年（昭和2 年）1月，以連溫卿為首的左翼勢力掌握文化協會的主導權後，蔣渭水等人退出協會。
蔣渭水另籌組「臺灣民眾黨」，並擔任該黨的中常委、財務部主任。他深知資本主義 的掠奪性格，並以為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與勞工階級運動相關，若要對抗以資本主義 為假面的帝國體制，就有必要結合勞工大眾，累積政治運動的實力。但蔣渭水不樂見 抵抗運動分裂，文協分裂前曾以「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的議論文，提出各派應 互助合作的理念。文協分裂後，他又於〈解放運動的派別〉一文中，提醒臺灣人注意 總督府分化政策：「尤其是文協改組以來，御用報紙便大吹離間的言論，凡是鬥士，
豈可不戒乎哉？」他期盼急進派者應避免腳不踏實地而想一躍登天；穩健派者亦不可 效牛步遲遲而想坐待救主。又希望無論何派，都要瞭解臺灣人所處的地位，而能互相 援助，互相發揮其特色，積極向解放運動途上前進。蔣渭水更領導臺灣民眾黨強烈抨 擊西元1930年春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吸食特許政策，並於西元1931年1月向國際聯盟抗告 日本使用毒瓦斯殺害臺灣霧社原住民，這些議論都是具體的文化抵抗的記錄。
賴和對臺灣文化協會改組後，各個不同理念派別應攜手合作的期許，以形象化的 手法呈現〈前進〉的主題。〈前進〉原發表在《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此報是在臺 灣文化協會於西元1927年分裂而左傾之後的機關刊物。這篇散文充滿時代感，在表現 手法上極富藝術性。此文運用了幾種意象來表現，並與篇章結構相呼應。從首段描繪
「暗黑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 幾百層的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位曾有過駭人的黑暗。」即是以絕黑的視覺意象，
0 金關丈夫、楊雲萍曾對《民俗台灣》發行旨趣各自表述其觀點，見於〈本誌發刊の趣意書を繞る論爭 の始末〉（上、下） 卷 2、3 號（1941 年（昭和十六年）8、9 月），頁 42-45；39-41。
蔣渭水在〈解放運動的派別〉提到：「他們把解放運動的陣營分做急進與穩健、理想與現實的對立，
使被壓迫者的陣營紛亂，這種離間的手段，是最有效力的。近來我們台灣的官憲，也曉得提起這種手 段來了。」《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106-107。
〈台灣民眾黨代表訪問國際聯盟阿片調查委員〉、〈台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抗告日本使用毒瓦斯毒殺台 灣霧社同胞案〉，《蔣渭水全集》上冊，頁 272-274。
許達然，〈日據時期臺灣散文〉，「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1994 年 11 月），頁 33。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
2004 年），頁 328-329。
呈現黑暗場景與那時代的臺灣社會氣氛，隱喻在殖民地社會下受到壓迫的感受。接著 以孤兒意象形容時代的棄兒般的感受：「有倆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形容臺 灣人的處境。最後以前進的動態意象，這正是賴和心中的企盼，期許臺灣文化協會的 成員，能夠摒除歧見，「依然步伐整齊地前進，互相提攜走向前去。」呈現對反殖民 運動的鼓舞。並以視覺、聽覺與觸覺意象，想像樂聲在旁陪伴他倆長行的生動形容，
雖然文末寫出「光明已在前頭」，但「眩眼一縷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再恢復到 前一樣的暗黑，而且有漸次濃厚的預示。」面對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後許多未可知的情 境，處在殖民地的臺灣知識份子心情沉重黯淡，但不絕望停滯。就散文的韻律感來 看，賴和在這篇文章中，有時也以簡短的句式造成明快的節奏。
賴和曾思考受壓迫者應採取何種態度面對強權？是消極妥協？或者積極抵抗？在
〈隨筆〉一文中，他提到與朋友相約祭悼吳清波（西元1878-1928）的墓地時，見東畔 另一特異墓碑，細讀碑文後，「便被哀傷所侵襲」。這種感受，流露出他對於臺灣人 壓抑自我、並屈服於現實的性格的批判。他以為沉默噤聲的態度，或是不能以具體的 行動表現抗議精神，都是消極懦弱的，這種信念也是反殖民意識與文化抵抗的背後動 力。賴和此篇寫於西元1931年的新年，同時也檢視自己在治警事件後較疏於參與社會 運動，但文中卻顯現出對人性尊嚴的重視未嘗稍減。此外，賴和藉由對沉溺聲色、趨 炎附勢者的批判，企盼知識份子能抵抗權力的誘惑，且能以關懷弱勢的立場，傾聽民 眾的聲音。
伍、結論
就日治時期臺灣的思想界而言，賴和雖不是啟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他在忙碌的 醫生本業中，也不可能終日活躍於政治運動。然而，在文學層面而言，他卻投入了相
如：「前進！盲目地前進！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 攜，為著前進而前進。」賴和，〈前進〉，《賴和全集》（二），頁 250。
如：「當樂聲低緩幽抑的時，宛然行於清麗的山徑，聽到泉聲和松籟的奏彈；到激昂緊張起來，又恍 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濤怒波所顛簸。」賴和，〈前進〉，《賴和全集》（二），頁 250-251。
他的批判理念為：「覺得我們島人，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橫者的凌虐，總不忍摒棄這弱 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牠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點牢騷，就已滿足；一般的人士，
不能借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裡咒詛，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賴和，
〈隨筆〉，《賴和全集》（二），頁 260-261。
賴和批判時下一些人的作為：「不是身耽聲色，即便心迷利慾，把趨附認作識時務，把賣節當作達權 變。」賴和，〈應社招集趣意書〉，《賴和全集》（三），頁 109。
當多的心力，不僅在《臺灣民報》文藝欄任編輯時，提拔無數作家後進；更以實際的 創作，呼應他的文學理念。從漢詩、小說、散文、新詩等各類文體，到思想意涵、結 構佈局、意象運用、語言修辭等文學表現手法，都有可觀的成就。這些具有特色的書 寫策略，在臺灣文學史上自具有其時代意義。至於熱衷政治文化活動的蔣渭水，雖然 文學創作的篇數有限，但從林獻堂寫於西元1931年11月20日的〈蔣渭水遺集敘〉一文 中，可窺見蔣渭水文章的個人特色。蔣渭水幾篇仿古文的作品，多能以巧思蘊新意。
而其散文作品則多以振筆直敘的方式，宣洩內心澎湃激昂的情感；有時則採「意在言 外」的書寫策略，達到諷刺批判的效果。
散文涵蓋的範圍廣，也是最實用的文類，並且是易於透露作者人格與思想的文 類。要解讀散文的思維結構，最好能透過作者的歷史背景去理解；若能解讀系列散文 的思維結構，則可進一步掌握作者整個人格及思想的全貌。當指導學生賞析散文時，
除了提供資訊與知識，啟發學生的鑑賞視野之外；也應教導學生如何批判性閱讀，將 文學放入歷史文化脈絡，以理解這些作品是如何產生。如此可使學生認識到寫作牽涉 一系列的選擇，是由理解、資訊與知識構成的網絡的一部份，並且是由作者與社會互 動而形成的文學作品。
人文思想的特點包括以人的經驗為中心、以人的尊嚴為價值根源，並主張思想不 能孤立於社會和歷史背景來形成或理解。本論文著眼於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散文作 品多呈顯其人文思想特色，故以人文關懷為探討主題，並從宣揚人權思想及人性尊嚴 的理念，診斷殖民教育的影響及其因應策略，闡釋反殖民及文化抵抗的意義等層面，
分別論析蔣渭水與賴和散文的書寫策略。期望能詮釋主角或作者、敘述者有意識的表 現，或未意識到的隙縫。至於文本閱讀的方式，則以讀者感同身受，且主觀地進入文 本的生命之中，並從其時代與作者的角度來關照與理解散文作品。藉由作品的爬梳及 歷史脈絡的對話，期望能增進對臺灣文學與文化關聯的理解；同時以主體性的詮釋，
8 林獻堂評論道：「概為真切語，其行文則慷慨淋漓，信筆直書，不求合法而自成篇段。雖其間不無柄 鑿之處，要皆一時有感於中，觸機即發，不遑檢點者焉；然此亦足藉知其思想之過程，無傷大旨。閱者，
要當原其心而略其跡，探求於隱微之中，領會於語言之外，則得之矣。」蔣渭水，《蔣渭水全集》下冊，
頁 753。
林瑞明曾建議將蔣渭水〈臨床講義〉、賴和的〈前進〉，以及這兩位作家的〈入獄日記〉、〈獄中日記〉
編入教材，讓這一代的青少年能及早思考臺灣的處境，並從先賢的典範中，習得立身之道。林瑞明，
〈感慨悲歌皆為鯤島―蔣渭水與台灣文學〉，收錄於《蔣渭水逝世六十週年紀念暨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要》（高雄：高雄縣政府，1991 年），頁 47。
加深對這塊土地的情感，並思索在歷史情境中人物的應世之道。從歷史經驗中得知：
有意從事文化傳承，並非單憑樂觀的心態或個人的勇氣，而是需要以堅忍不拔的態度 來面對種種挫折。身為醫生與知識份子，擔負著特殊的知識與道德責任；而他們的散 文作品也呈現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作家對於時代的權力、社會結構，與生命關懷之間關 係的探討成果。蔣渭水與賴和的散文，不僅流露出人文思想可貴之處，從作家終極關 懷的實踐，更蘊含了值得我們持續探討的典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