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認知技能屬於社會心理變項之一，Segal（2008）指出，進行非認知技能的研 究必須先釐清不同因素對該變項的影響，但因現今非認知技能研究領域正在發展中，
多數實證研究僅針對個人特徵（如家庭社經地位、性別、族群）進行較多的描述性研 究而非解釋性研究，引此本文針對較多討論的因素進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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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為最常受到討論的因素，主要的 原因是教育社會學家企圖了解社會階層化對教育的影響，從1960 年代起始，Blau 和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模型」（The Blau and Duncan model），研究模式帶動風 潮後，後續研究則循該模式找尋各種於社經地位和教育成就間的中介因素。
有關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影響非認知技能的論述，Bowles 和 Gintis（1976）指出，
經濟生活反映在社會活動之中，不同生產層級（hierarchical levels）的社會關係，被 反映在相對應的家庭生活，同時間，家庭透過再製將下一代整合於經濟制度中所需的 意識形態。
因此，Bowles 和 Gintis 引用 Melvin Kohn 於 1964 年以 3,100 位男性樣本為例，
研究發現工作地位較高的父親偏好子女有體諒、好奇心、負責的表現；而地位較低的 父親則偏好禮貌、整潔、誠實與服從的表現。Melvin Kohn 更進一步指出，以工作結 構來預測養育孩童的價值觀，超越職業聲望和教育水準等其他有關地位的因素。
顯見，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個人的自我概念、個人抱負、自我表現風格、階級 忠誠以及說話、穿著與人際行為等非認知技能有所影響，雖然這樣的個人特質並非至 成人期間仍固定不變，但對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穩定性，足以說明家庭社經地位 對於代間（intergenerational）地位傳遞的重要性（Bowles & Gintis, 1976）。
至於家庭社經地位影響非認知技能的實徵研究中，Lareau（2003）、Cheadle（2008）
以及Covay 和 Carbonaro（2010）認為孩童的家庭社經地位越高，對孩童的資源上挹 注越高和行為管教上則為越嚴格，有助於其非認知技能的發展，因此表示家庭社經濟 地位影響非認知技能，尤其是越高的社經地位孩童在家庭環境中擁有較多的經驗和互 動，有利發展非認知技能和學習能力。
然而，Farkas、Grobe、Sheehan 和 Shuan（1990）研究發現，以 1986 年至 1987 年對486 位七年級和八年級的都市中學生，低收入的家庭對學生「請假缺席」非負面
影響；另外，對低收入的西班牙裔學生來說，「工作態度」與「服裝儀容」也為正面 影響，顯見不是所有的非認知技能都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
上述Farkas 等人的研究與 Entwisle 等人（2005）主張有相似之處，即非認知技 能可以減輕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就的限制，且主張非認知技能可以獨立於家庭社經 地位。不過本研究者認為，Entwisle 等人將學生的性情（temperament）視為非認知技 能，相較於其他實徵研究不僅限縮非認知技能的概念，也過於獨斷非認知技能與家庭 社經地位因素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對於該研究結果則有待保留。
從上述實徵研究發現，目前學界對於家庭社經地位是否對於非認知技能有所影響 以及影響程度有所爭議，因此研究者認為後續有待分析的議題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對 於哪些的非認知技能的影響為正向或是負向，以及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影響非認知技能 的成因，是否如同Bowles 和 Gintis（1976）所言，因為經濟與社會角色之間產生社 會關係的再製，進而了解階級符應社會分工所影響的行為。此外，本研究也認為若能 探討這些關係則可以更細緻了解到各階級家長對於養育小孩實際行為的差異，同時觀 察到代間地位傳遞不同特質的情況與社會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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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mann、DiPrete 和 McDaniel（2008）指出，由於性別角色受到社會化的影響，
進而教導出女性應符合規範和善解人意的行為，同時也使女性的非認知能力較男性較 佳。另外，女性在教育領域中的表現已不亞於男性，甚至部份實證研究也出現有超越 男性表現說法，其中就包含學習成就與行為影響其在學校教育的成功，而Buchmann 等人所提及的學生行為，即是有關非認知技能的內涵。
不過本研究者認為上述的說法，仍要思考性別差異下影響哪一類型的非認知技能，
斷不可全然相信女性的非認知技能均高於男性的說法。當諸多研究普遍表示男性在紀 律的非認知技能表現上不如女性的同時，是否代表男性有彈性的態度？例如
Rosenbaum（2001）研究發現翹課行為雖然會造成低學習成就，但對個人的收入卻是 正向影響，而Rosenbaum 解釋翹課者可能是具備較高的想像能力或首創精神
（initiative），符合雇主要的行為而有較高的薪資。引此，性別不同所影響的非認知技 能的仍須釐清哪類型的非認知技能，如此才可避免顧此失彼的分析。
在性別因素影響非認知技能的實證研究中，Posner 和 Deborah Lowe Vandell（1999）
表示女性較男性多「學習取向」行為，同時女性傾向「結構化的行動」（structured activity），而男性則希望擁有更自在的行動空間。
Jocob（2002）發現高中女生在正向的非認知技能（國中的學習正面評價和有做 功課）平均數高過男性，標準差也低於男性。而負面的非認知技能（負面的品行和國 小留級重修）平均數則是男性高於女性，標準差也高於女性。而不同性別的非認知技 能預測大學入學影響力有不同，女性在正向非認知行為上影響高過男性；反之，負向 的非認技能則是男性影響高過女性。
Cornwell、Mustard 和 Van Parys（2013）表示，幼稚園和國小一、三和五年級女 學生的非認知技能均高於男學生，而且年級越高非認知技能的影響則為越大，該研究 指出女生較男生能表現出教師認可的學習態度，同時教師則獎賞女生表現出這些非認 知技能。
總的來說，諸多實徵研究指出青春期的女性在學校相較於男性會更加努力，也較 少搗亂的（disruptive）行為，另一方面，女性在非認知技能上也較男性多留心自己、
組織化行為（organizational skills）、自我訓練、領導素養（quality）、關心學校等行為
（Coneus, Laucht, & Reuß, 2012; Downey & Vogt Yuan, 2005; Farkas, Grobe, Sheehan, &
Shuan, 1990; Jocob, 2002; Rosenbaum, 2001; Silverman, 2003）。
既然不同性別影響不同的非認知技能，而Buchmann 等人（2008）也指出，社會 學家要透過與心理學、生物學和基因學等跨學科的方式來了解不同性別在認知與非認 知技能的差異，而本研究正符合針對不同性別因素對非認知技能的影響，如此不僅跨 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分析，也了解不同性別因素在其中的影響。
反觀我國，研究者則好奇屬於華人社會的台灣，重男輕女的現象是否造成男性被 要求具備良好的非認知技能而與國外研究不同，而這些俗稱良好的非認知技能是屬於 Posner 和 Deborah Lowe Vandell 所言「結構化的行動」（structured activity）即擁有常 規的非認知行為還是有其他類型的非認知技能，則有待我國後續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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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zúa（2008）指出，族群在社會行為差異的研究面向已受到重視而研究，非認 知技能也屬於社會行為的研究面向，也有諸多研究已針對白人和其他族群之間非認知 技能的差異進行探究。
不過族群在非認知技能的差異很容易成為社會爭議的課題，誠如譚光鼎（2010）
所言，族群與階級兩者關係密切，研究者難以找出單一因素的影響究竟為何；另外，
即便是單一族群之內的情況也很複雜，語言流利、文化背景、族群關係、社經地位和 性別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影響，其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很難釐清。因此，研究者在 分析該議題，要特別注意族群因素和其他因素交互作用下所影響非認知技能。
在族群因素影響非認知技能的實證研究中，Farkas 等人（1990）以 1986 年至 1987 年對城市抽測486 位七年級和八年級的中學生，研究發現少數族群學生相較白人學生，
「缺課狀況」亞裔和非裔學生低於白人，而西班牙裔則高於白人；「工作態度」方面 亞裔學生高於白人，而非裔和西班牙裔則低於白人；「搗亂班級」亞裔學生低於白人，
而非裔和西班牙裔則高於白人；「服裝儀容」則亞裔、非裔學生和西班牙裔則高於白 人。
Harris 和 Robinson（2007）分析 7,311 位 8 到 12 年級的白人、非裔和亞裔學生在 國中非認知技能的行為上包含六個行為測量，三個負向的行為即「搗亂」、「做錯事」
和「問題製造者」與三個正向行為包含「準時做功課」、「努力求好成績」和「專注」。
該研究發現，白人在負向行為中「做錯事」與「問題製造者」的平均數高於非裔和亞
裔學生，非裔孩童則在「搗亂」上平均數高於白人和亞裔學生；反之，亞裔學生在三 個正向行為均高於白人和非裔學生。
Segal（2008）發現，八年級男生的非認知技能變項由教師評量學生的教室品行 中，在有顯著的變項中非裔孩童相較於白人孩童有較多的「班級搗亂」、「不做功課」、
「漫不經心」和「遲到」表現，西班牙裔的孩童較白人孩童則有較多的「遲到」表現，
若控制教師的種族和性別之後，有達顯著的變項則均無改變。
當上述實證研究中，證實不同的族群對非認知技能的影響確實有所不同時，我們 應該問的是，當不同族群影響非認知技能後，有哪些族群需要特定的非認知技能，如 同Urzúa（2008）和 Segal（2008）研究指出，有色族群若有良好的非認知技能表現，
對未來升學和就業上有極佳的幫助，間接也減緩白人和少數族群在學習成究和收入間 差異。如此表示，當少數族群擁有良好的非認知技能，能協助個人突破族群結構的框 架，獲得更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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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家庭社經地位、性別和族群三個因素對非認知技能有影響外，尚有研究
除了上述家庭社經地位、性別和族群三個因素對非認知技能有影響外，尚有研究